一、关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的几点设想（论文文献综述）
赵莹莹[1]（2021）在《城市多民族社区依法治理研究》文中提出
康雯嘉[2]（2021）在《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的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变迁。城市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以及基层善治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改革以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国家在改革调适传统自上而下的纵向“条线”式管理体系的同时,逐渐实现重心下移,向以“街居体系”为中轴,多元主体纵横嵌入的“重层性”治理格局演化。在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命题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弥合国家与社会间结构性张力,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实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和理论旨归。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对C市N区多个街道展开持续深度的田野调查,结合社会学理论话语与实证资料,将伴随新时期街道改革和社区建设而生成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界定为“嵌合式治理”。质言之,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是指在街道主导下,以社区为平台,在“街居复合性主体”（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社区两委）与“多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志愿者、居民等）之间,通过彼此持续密切的嵌入和互动,生成的一种立体交叉、相互形塑的关系构型和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它突破了国家单统的“条线”式治理传统,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以“公+共”为特质的本土新公共性营造。研究发现,将研究视野限囿于社区微观场域,难以解释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运作逻辑。实际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展受到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的深刻形塑,因而本文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视域转向对街居复合结构的整体观照。本文以“嵌合式治理”为研究框架,重点研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命题,并以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嵌合式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维度。本文将“嵌合式治理”的研究置于我国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换与街道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实证方法对嵌合式治理,及其所内含的嵌合关系的建立、嵌合结构与运行机制、嵌合内蕴动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展开整体性研究。其一,嵌合关系的建立研究。从嵌合关系的建立机制上看,街居主体与多元社会力量嵌合关系的构建需要满足多种基本条件,即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研究发现嵌合关系的建立依循不同路径展开,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街道搭建嵌合平台构成了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可见,嵌合关系的建立主要由基层治理行政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所主导,但此并非力图构造国家对社会的吸纳、收编和控制关系,而是以政社互嵌与合作为价值导向的。其实质是在由国家主导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基层社会活力的“复兴”与“再造”。其二,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研究。嵌合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结构关系搭建和行动关系运转的一种机制提炼。本文依托“结构——行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资源,对嵌合治理的场域关系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展开研讨。广泛嵌入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社会力量,与街居主体嵌合而成的治理结构与实践形态存在极其复杂的面向,需要我们针对性辨析。本研究发现,展开于城市基层社会领域的嵌合式治理在结构与行动上是相互形塑、耦合、协变的,政社的关系结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行动选择与进展,政社治理行动不断突破既有限域,拓展出政社嵌合的新式结构。一言以蔽之,嵌合式治理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其三,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研究。以行政权威和资源作为动力机制构造基层治理嵌合结构并展开治理行动,仍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将政党维度带入嵌合治理动力结构中加以分析。党组织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性作用,它能够将基层区域内多元主体和资源激活调动起来,使之参与到服务群众的结构体系当中。在街道改革的背景下,以街道党工委协同社区党委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系统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构型与运行机制,政党的组织嵌入、体制吸纳、政治资源、价值引领成为嵌合治理的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内蕴动力。其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研究。常态的嵌合式治理机制在面临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难以“一键切换”至新式形态并对问题予以妥善破解,因而探寻应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嵌合治理逻辑及其行动是嵌合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新冠疫情爆发与基层抗疫展开的非常时期,街居主体采取应急动员的方式将大量居民吸纳进疫情防控体系,构筑起应急状态下的嵌合治理机制。非常态的嵌合治理不是在原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生长和镶嵌其中的机制创新。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起常态与非常态嵌合治理机制间的关联性和转换方式,形成顺应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常态化嵌合治理机制。文章认为,与行政吸纳、依附合作等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概念不同,以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为旨归的嵌合式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持续互嵌、协动、形塑的过程中“磨合”出更加有助于治理行动开展的政社关系结构,而此结构又将进一步促进治理行动的发展和升级。特别是街居与多元社会力量在彼此嵌入的基础上,耦合而成了一个全新的“治理嵌合体”,其超越了嵌入主体治理权力、资源、功能的简单相加与复合,生产出新的治理和服务功能。质言之,嵌合式治理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方向。但我们仍需注意,嵌合式治理仅是开其端绪,仍处于复杂的调适过程,并呈现出一些局限,如外部社会主体的嵌入,可能造成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街道主导嵌合关系的建立并深度调控嵌合行动,会挤压社会自主运作空间,并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商业性变量的引入存在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的风险;常态性与非常态性嵌合治理机制面临衔接和转换的复杂难题,等。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懈地营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公共性”,并赋予嵌合治理新意涵、演展其新形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曹新安[3]（2020）在《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城市社区党建是中国特色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基层的鲜明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这一指示要求为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指明了方向。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有助于深度实践习近平新时代基层党建思想,有助于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有助于推进城市社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当前看,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在实践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构建规范化的社区党建制度体系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切实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动城市社区治理走向现代化,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社区党建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立足新时代的大背景对中国城市社区党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主要通过六章内容展开论证: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围绕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进行阐述,在文献综述上,以梳理分析国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辩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为主,从选题和观点两个维度进行了一定创新。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概述。通过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这一概念,辨析了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与传统城市基层党建的区别联系,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目标、特点、原则、功能、价值等基本维度。第三章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理论基础。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思想,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基层党建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这些思想中蕴含的理论精华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理论渊源。第四章回溯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轨迹。聚焦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初步萌芽、形成发展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探讨了我国城市社区党建从1949年建国到2019年末共计70年的发展历程,并据这段艰苦历程提炼出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境遇。一方面,阐述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战略机遇,如何把握这些机遇考验着基层党组织的党建能力。另一方面,点明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成为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努力方向。第六章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基本路径。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其一,以大党建思维为牵引,推进理念创新。其二,以优化顶层设计为统领,推进政策创新。其三,以织密组织之网为要务,推进组织设置创新。其四,以夯实基层基础为动力,推进工作方式创新。其五,以深化融合联动为导向,推进工作机制创新。
西安紫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2020）在《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前言党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中央已从顶层设计的政策维度指明了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形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物业服务企业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物业服务企业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充分说明物业服务企业是以市场方式承担社会责任、提供社区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体系完整,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高,
潘博[5]（2020）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等。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起来,以发挥党组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党的基层政权、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是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也是亟待学术界予以系统、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的具体形式,一般呈现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中国的“国家-社会”呈现出“政党-政府-社会”三分的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依托该关系模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核心性的主导作用,以强化国家能力的方式提升着治理绩效;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政党,这一核心的政治价值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契合,能够保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因此,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中国之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契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治理模式,同时也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显着特征和巨大优势。从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审视,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特定形态的政治系统;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可以被视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特定政治功能。政治系统的生存、发展和作用,需要通过获取不断信息、能量来达成;而这要求政治系统不仅需要不断调适、优化自身的结构,也需要持续与外部环境进行良好、有效的互动。鉴于此,城市基层党组织实现“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明确与外部环境展开良好互动的有效途径,即充分结合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并将其融入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以期实现“‘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和“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之间更为精准、有效的衔接。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党的领导发挥自上而下的整合作用、多元主体围绕治理目标展开协同合作和强调治理主体履行自身责任三方面显着特征,这也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相较于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等社会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因为其在强调自上而下的有效整合、以协调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发挥权威性主体的主导作用和对各项治理要素的无缝隙整合等方面,与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和关键特征最为契合,而且该理论的理论内涵最为丰富,所以可以将整体性治理视为最适合描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和阐释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治理理论。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涵和作用机制,可以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归纳为:在“党建引领”的积极作用下,以强化自上而下的有机统合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多中心”倾向,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建设“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推进治理成果的社会共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为归纳和建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奠定了基础。只有将治理逻辑融入到”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才能保证运作逻辑真正契合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境、现实需求和客观规律,使运作逻辑更加具有现实指向性、情境针对性和内容系统性,从而在“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实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充分结合。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而言,这是自身政治功能的发挥,是在城市中的执政行为,也是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实现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归纳为:城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执政行为,将政策目标、治理需求、组织结构和机构职能等要素统一纳入整体性的框架中,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为着力点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治理目标、进而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过程。该运作逻辑为构建强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具体实践路径,奠定了结构性框架、主导性价值观念、治理原则导向和整体思路等学理基础。诚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所明确的,是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和重要导向;但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构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而言是很重要的,这凸显出总结相关实践经验并整合到实践路径之中的重要性。从相关的既有经验审视,我国在单位制时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所呈现的发挥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培育邻里间稳定的熟人关系等经验,可以被适当转化、整合到当前的“党建引领”之中;从近些年“党建引领”的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珠海市“青春党建”等优秀案例中,可以汲取关于“党建引领”优化治理资源获取配置、动员和组织治理参与的优秀经验;而在批判地借鉴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当汲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活动经验,以及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重视公民和社会组织作用等经验。由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党的执政环境变化和社会原子化加剧等一系列变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作用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不仅包括一些党组织自身的问题,亦涵括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中出现的可能弱化“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所有其他问题。通过对相关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当前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部分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等四方面问题,这意味着城市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实践路径来应对来自自身和治理情境的双重挑战。当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提供了问题导向,同时也是强化“党建引领”的良好契机。因此,应当依循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这一框架,以现实问题为问题导向,结合中外相关治理经验,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为依归,从“以党建引领强化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以党建引领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以党建引领强化互信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以党建引领强化多元协同监督、强化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等四个方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虽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政治过程,但从其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符合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契合社会治理发展规律等方面审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党建引领”能够不断从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四个方面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实现党建引领下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目标,并实现“强化党的城市基层政权”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双向互促,从而最终使“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强化“中国之治”的国际话语地位的重要途径。
张何鑫[6]（2020）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场域,基层治理法治化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性标准。至2019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维护国家一半以上人口的基层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使命。在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软法的作用凸显。在国家制定法体系之外,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软法规范在社区治理中彰显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确立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后,软法与治理理论的高度契合促进了软法规范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功能的实现。实践证明,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不仅弥补了硬法的不足,更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化的法律规范依据,充分实现了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城市现代化基层治理。软法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其概念虽未在学界达成共识,但国内外学者已围绕软法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软法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法理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课题。软法与公共治理理论的结合,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验证了软法的作用和实效。因此,基于完善软法理论的呼唤和实践需要,有必要针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现行各类软法规范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构建完备的城市社区治理软法体系,最大化确保软法价值及功能的实现,进而促进城市社区治理法律规范的多元化。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是由居民委员会、居民共同体、社区社会组织等非国家主体通过集体协商制定通过的,采取柔性约束方式规范主体行为且具有实际约束效果的行为规范。软法作为社区治理法律体系中的成员,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保障多元主体的平等地位,实现公民自治的自由。依据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制定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软法分为三类:第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定的软法,其主要内容涉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各专职委员会的职责、社区居民委员会管理服务活动的行为规则等。第二,社区居民共同体制定的软法,这类软法规范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数量较多,常以社区居民公约、业主公约、居民会议决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形式出现。第三,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的软法,如物业公司制定社区物业管理章程、社区物业服务细则等。多元主体制定的社区治理软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软法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提高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能力,保障社区治理中开放性因子的活性参与,促进社区治理中国家法的实施,弥补社区治理中硬法的短板,助力社区新型道德规范的建立,降低社区治理中法律实施成本。软法的这些作用不仅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软法,更应引起我们对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尚存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完善软法体系的重视。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为核心,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托的城市社区治理硬法体系,但这些硬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僵化滞后、实施效果不理想等缺陷。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是居民自治,软法是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理性必然产物,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具有弥补硬法不足的特殊作用和功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定过程和实施过程中。第一,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在制定过程中,存在软法体系不健全、软法制定主体地位不平等、软法制定过程行政化、软法制定原则不明确、软法制定缺乏形式理性等问题。软法制定程序中的困境导致软法先天不足,从而影响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价值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软法制定中存在的问题还会传导于软法实施过程中,减损软法的实施效果。第二,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在实施中,存在软法缺乏实施监督机制,软法实施过程缺乏必要的内部监督和有效的外部监督,从而导致软法实施过程随意性较大;进而,软法实施缺乏必要的追责机制,出现软法实施后的责任落空,无法充分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软法没有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通过深入剖析上述问题可以发现,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长期影响以及软法制定主体自身法律素养的欠缺,现行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多数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未能充分体现社区治理各类主体的意志,软法内容多临摹硬法,造成软法数量激增但缺乏个性,无法具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问题,而软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降低了软法的功能和价值,最终有损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完整功能和体系化。完备的软法体系是城市社区治理软法的刚性硬件,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必须以完善软法制定过程、构建软法实施保障机制为基点,突破现行软法的局限,真正实现软法治理的优势,促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理念在基层社会的应用,允许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软法的出现不仅对硬法的不足之处有所弥补,更会与硬法结合发挥叠加效用,但这必须要求克服软法在制定环节与实施过程中现存的问题,即结合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在社区治理软法制定过程中注重软法体系的健全、维护软法制定主体的平等地位、减少软法制定中的行政因素、明确软法制定原则。与此同时,针对社区治理中软法在实践环节存在的问题,强化软法实施监督机制,健全软法实施的追责机制,建立软法实施的权利救济机制,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各类软法规范,让软法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彰显自身价值和不二功能。
王子宁,尹航,顾漪雯,徐潇云[7]（2020）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社区传播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通过梳理社区、社区传播的诸多代表性文献,结合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状况,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中城市社区传播在城市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同传播机制下不同传播方式、传播工具的使用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作用。通过深度访谈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工作人员,本研究形成了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社区传播的比较完整的事实性认识,进而通过问卷调查综合评估社区传播的各种形式、方式的应用情况以及其在居民心目中的满意度和必要性,并且提出在新媒体时代,除了借助于新媒体工具,传统的横幅标语、广播喇叭等媒介形式,特别能够对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大众传播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并且可以在城市社区的凝聚群众疫情防控共识、提高疫情防控各类措施实施效果中发挥独特作用。
陈纵[8]（2020）在《“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学习、科研、生活、交流的主要场所,它集中体现校园文化、社会发展的前沿特征,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经历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经历了建国后苏联模式的探索和文革时期的发展停滞,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发展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新校区建设井喷,中国的大学校园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近20年,当代中国大学以有目共睹的速度高速发展,极大地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容纳能力。但是近年来,遍地开花的大学城模式,高度扩张的大学校园,也产生了诸多新的问题,日益紧张的城市用地,逐渐压缩的城市空间,抑制着校园空间的对外膨胀,对校园建设既有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建设高潮的逐渐冷静,大学校园的发展进入了以更新为主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理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在何镜堂院士的领导下,实践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大学校园设计,随着实践的深入,何镜堂院士也逐渐形成并发展了名为“两观三性”的建筑与规划设计理论,创造性的把“文化性”、“地域性”、“时代性”理论统一在“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之中。本论文针对我国当代大学校园的新阶段,以“两观三性”理论为视角,立足当代,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策略体系,旨在为我国大学校园的更新、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由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组成,先介绍了论文的背景、对象、目的和意义,然后通过分析我国当代大学校园发展的现状,比较国内外优秀校园更新发展案例,发现我国大学校园发展的主要矛盾,理论结合实践,提出当代我国大学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的现实目标与原则。第二部分引入理论,由第三章构成。通过对“两观三性”理论及其实践的解读,分析并阐述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并基于“两观三性”建筑与规划理论构建校区规划激活、空间更新唤醒、建筑改造更新三个层次设计目标与策略框架体系。第三部分分析问题与理论运用,以“两观三性”规划与建筑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大学规划与建筑更新实践案例,从两个不同层面逐层分析探索适合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第4章分为三个部分,分析当代大学校园规划层级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其中第一部分以城市区域为背景分析当代大学校园与城市联动,面向“校园—城市”整体发展构建校园规划更新、改造设计策略,通过既有校园空间规划的工作与城市整体协调,统筹规划、更新升级,促进校园与城市环境整体融合、动态提升;第二部分,面向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工作机制,并为了校园的可持续生长,搭建不断优化演进的校园交通系统,以及满足校园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环境系统。第三部分以校园组团级别空间为切入点,通过公共空间的改造与景观空间的更新,唤醒校园空间特色和的生态内核,搭建当代大学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策略中向上承接校园服务城市的职能、向下指导建筑单体更新的策略桥梁,形成设计策略从规划层级到建筑层级的转换过渡。第5章以“两观三性”为视角,以“整体观”为基石,构建校园建筑层级的更新改造的基础——校园建筑历史价值和功能价值的整体统一。以“可持续发展观”为视角,构建校园既有建筑更新、改造的可持续改造程序。深入研究、综合运用大学校园内建筑单体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以“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为切入点,通过传承建筑历史价值、功能空间转换、建筑性能提升,创造体现校园地域文脉、满足当代教学科研需求的校园建筑空间。从而实现校园建筑层面“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和“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和谐统一。第四部分为第6章,策略实践,展望未来更新发展趋势。结合笔者所在工作室相关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更新改造设计实践,综合验证前部分提出的分级设计策略,进一步说明“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策略在实际工程中的运用与探索。最后为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以“两观三性”建筑思想理论为视角,并以此为框架发展出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的创新点,以及待完善之处。通过校园规划—建筑的逐级更新,整合不同层级的空间建构,建立适应当代大学教育和科研发展趋势的校园空间更新设计策略,为解决现有校园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未来校园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陈旭[9]（2020）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打造。而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协商制度与实践的发展构成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关注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问题,试图厘清协商民主如何能够更好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协商治理如何更好地在实际的城市社区环境中运作。从实践进程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创新机制、丰富形式、完善制度、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尽管市民论坛、协商议事会、开放空间讨论、网络论坛等创新形式的协商在现实的运作中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实质都是通过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彼此倾听、理性论辩、相互尊重等要素促进政策偏好反思,并最终产出结果意见的一种以话语交换为核心的治理路径。从既有研究来看,现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问题的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理论研究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缺乏在系统剖析协商本身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实践发展与困境出路作出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反思。大多数关于协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某一具体协商事件上,如一次性小组讨论,同一组织或类型议题的一系列讨论。这种研究对剖析一种协商形式是有效的,但也会造成视角的缺失。基于跨学科知识运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文从以下两个层面对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进行新的探讨:一方面,从“结构——过程”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理路进行剖析,作为后续研究的依据与本文分析框架。首先,对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协商”分别作出解释,并通过整合与推导确定本文中的协商意涵,框定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域。其次,以“话语嵌入”和“体系建构”的划分为标准,对两类既往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考察。了解其整体研究脉络、关键研究方向与未来研究趋势,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研究的局限。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分别选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协商体系—能力”框架以及社会学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而构建得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真实互动、广泛话语以及深远影响等方面,分析城市社区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其次,依据初始情境、联结情境与终端情境逻辑,思考城市社区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行内部机理,探索推动协商常态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框架,透视了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中存在的价值认知、情境供给以及行动推进等三方面的悖论,以权力逻辑、自治逻辑、市场逻辑为视角,整合得出了“真治理”还是“假把式”、“主导式”还是“循环式”以及“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等悖论背后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从“演绎——归纳”角度解析城市社区协商治理问题情境,在理论探究协商之可能的基础上提出现实困局的化解之道。主要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所选取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创新样本通过NVivo软件进行质性研究、归纳与研判,从而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面上展示一副描绘社区协商的全景画面。借由案例回顾的问题情境有针对性地探求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价值认知理性培育、情境塑造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可为性。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作逻辑,提出亟需回应与有待升级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策略。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和实践关怀切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问题。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直面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机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路径的探讨,寻求相关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优化思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可操作性参考。尽管没有一种能够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完美模板”,但是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所可能带来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变革,能够为我国城市社区乃至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胡那苏图[10]（2020）在《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协同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社区作为人们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领域,也是汇集社会问题的重要场域。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居民公共意识的培育更显紧迫。在中国社会治理深化历程中,社区治理呈现“管理/服务—建设—治理”实践路径,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一方面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和住房商品化,社区的分化和居民的混住化问题凸显,不得不关注社区的“社区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由于多元主体发育程度相异,存在“内卷化”、“碎片化”困境,明确主体边界、建构协同治理机制是当前社区治理最为紧迫的任务。基于此,本研究以“如何建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问题为驱使,展开了探索性研究。与此同时,本研究选取的是产业地域社会典型的“单位社区”。在“单位制”时期建成的一个个封闭性、集中性生活空间的“单位社区”作为多样化社区类型之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被解构,成为旧城改造、城市扶贫的重要区域。尤其在“典型单位制”东北地区,单位社区治理影响着城市空间建设,也成为振兴东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指标。所以,关注产业地域社会中典型社区的协同治理,不仅有助于微观的单位社区治理实践,而且也对于宏观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界开展了较为成熟和多元化的单位社区研究,但是还缺乏国际之间的比较研究,难以与国外对话。对此,笔者结合在日本的调研研究,梳理和分析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路径和实践,进而弥补现有研究文献的不足,促进人们对日本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认识和了解,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日本在多年的社区治理改革中,通过公共意识的发展,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社区营造等活动,形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使市民自治团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从诉求和对抗发展到合作与协商,促进了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与互动的治理形态。在日本典型的产业地域,丰田市在当地龙头企业“丰田汽车公司”的影响之下,发展成为世界有名的汽车城市。在企业员工聚集的典型社区中,居民在丰富的工作收入、稳定的社区生活、完善的治理网络以及纷繁的社区活动中积累较高的整合性社区社会资本,并在积极与行政组织、邻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和高校等多元主体建构协同关系,促进了“共同体”建构。虽然在经济全球化、少子高龄化等国内外社会环境影响之下,社区中“本地人—外地人”、“本国人—外国人”的混住化加剧社区异质化,增加了社区治理难题。但是,在完善和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和社区协同治理实践中有效避免问题的复杂化,保障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剖析丰田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和实践,了解到日本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提高丰田市政府的自主性,在丰富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以多样类型、多种渠道、多年支持等方式支持着社区治理;日本集团主义文化和社区自治传统为居民的自助、互助提供社会基础,历史悠久的“町内会”（自治区）组织的架构完备也成为居民和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协同关系的平台;日本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背景下提出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活化社会力量的政策为NPO法人、志愿者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合法性,促进了“新公共性”建构。除此之外,典型社区中存有的“地缘”、“业缘”复合关系,企业的正式与非正式参与,高校的智力支持和合作等多种途径,又对社区协同治理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见,社区协同治理有助于协商社区课题、建构社区规则、解决社区问题、形塑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归属感。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经验,为我国社区协同治理和单位社区治理具有几点借鉴意义。首先,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治理政策,剥离社区杂乱无章的行政手续,提供长期有效的社区治理支持,建构平等开放的协同治理网络。其次,居民自治组织和多样化社会组织应该提升自身自治性、专业性,积极参与和建构协同治理平台。最后,单位社区应该结合地域特点,与驻区企业建构协同关系、实现“单位人—非单位人”的双重动员、以及推行“一区一品”项目等,继而创新社区治理。
二、关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的几点设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的几点设想（论文提纲范文）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1.1 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宏观转向 |
| 1.1.2 论域及框架锚定 |
| 1.1.3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 |
| 1.2.2 街道改革相关问题研究 |
| 1.2.3 嵌入与互嵌的相关问题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的反思与进路 |
|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理论视角 |
| 1.3.1 “嵌合”概念和理论的追索 |
| 1.3.2 “嵌合式治理”的界定 |
| 1.3.3 理论比较视野中的“嵌合式治理”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街道办事处制度变迁 |
| 2.1 单位制时期:主辅并行的条线式治理结构 |
| 2.1.1 主线:国家——单位——个人 |
| 2.1.2 辅线:国家——街居——个人 |
| 2.1.3 主辅并行式条线结构的制度后果 |
| 2.2 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末:街居治理条线核心化 |
| 2.2.1 “主线”的弱化 |
| 2.2.2 “辅线”的核心化 |
| 2.2.3 城市基层治理“辅线核心化”的实质与限度 |
| 2.3 新时期街道改革主要模式与分析 |
| 2.3.1 撤销街道办的初步尝试及其评价 |
| 2.3.2 治理重心下移与街道服务管理多重改革探索 |
| 2.3.3 治理视域下街道改革的总体趋向 |
| 2.4 C市N区的街道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
| 2.4.1 C市N区街道改革的地域性变量及其制约 |
| 2.4.2 嵌合式治理:C市N区街道改革主导面向 |
| 第3章 基层治理嵌合关系的建立 |
| 3.1 嵌合关系建立的条件 |
| 3.1.1 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 |
| 3.1.2 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 |
| 3.1.3 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 |
| 3.1.4 非对等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 |
| 3.2 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 |
| 3.2.1 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 |
| 3.2.2 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 |
| 3.2.3 街道搭建嵌合平台 |
| 3.3 嵌合关系建立的实证分析 |
| 3.3.1 嵌合关系的载体铺设 |
| 3.3.2 委托枢纽型组织联结嵌合关系 |
| 3.3.3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中的嵌合关系 |
| 3.3.4 建立“治理嵌合体”争取上级政府资源 |
| 3.4 嵌合关系建立的逻辑及其限制 |
| 3.4.1 面向“治理共同体”的嵌合结构功能 |
| 3.4.2 嵌合关系建立的社区“被动化”及其吊诡 |
| 3.4.3 非竞争性购买关系的建立及其变异 |
| 第4章 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 |
| 4.1 嵌合治理的“结构——行动”范式 |
| 4.1.1 “结构——行动”理论分析视角 |
| 4.1.2 “结构——行动”范式的嵌合治理研究适用性 |
| 4.2 治理嵌合体构塑及其行动的实证展开 |
| 4.2.1 案例呈现与治理嵌合体的构塑 |
| 4.2.2 社区服务的三重空间嵌合 |
| 4.2.3 常态服务与项目制叠加的嵌合行动 |
| 4.2.4 疫情防控与线上服务转移 |
| 4.3 嵌合治理结构与行动的分析讨论 |
| 4.3.1 治理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形塑与良性互构 |
| 4.3.2 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 |
| 4.3.3 商业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 |
| 4.3.4 街道主导下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 |
| 第5章 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 |
| 5.1 嵌合治理的动力结构分析 |
| 5.1.1 国家——社会的复合动力结构及其局限 |
| 5.1.2 以“政党维度”分析嵌合治理动力结构 |
| 5.2 以政党力量为内核的嵌合治理动力 |
| 5.2.1 典型单位制转型与社区衰败 |
| 5.2.2 街道行政主导的旧城改造及其限度 |
| 5.2.3 以政党资源为内蕴动力的嵌合治理 |
| 5.3 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思索 |
| 5.3.1 街居党组织促动嵌合治理的何以可能 |
| 5.3.2 以街道作为嵌合治理运作单位的恰切性 |
| 5.3.3 党建引领嵌合治理的长效机制问题 |
| 第6章 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 |
| 6.1 社会动员的理论谱系与中国动员传统 |
| 6.1.1 社会动员理论回溯及其界定 |
| 6.1.2 我国社会动员传统与应急动员 |
| 6.2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动员式嵌合机制 |
| 6.2.1 社区网格化治理逻辑与局限 |
| 6.2.2 社区网格的非常态治理与联动 |
| 6.2.3 应急动员式嵌合治理的实质与超越 |
| 6.3 街道主导性应急动员的限度与进路 |
| 6.3.1 应急动员倒逼行政力强化 |
| 6.3.2 基层“政绩竞赛”与嵌合悬浮化 |
| 6.3.3 超越网格联动机制的全能化迷思 |
| 6.3.4 应急动员的嵌合治理向常态化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7.1 嵌合式治理与基层社会“新公共性”营造 |
| 7.2 社会互构论视域下的嵌合式治理及其评价 |
| 7.2.1 嵌合式治理的多维性与联通性 |
| 7.2.2 基层社会治理的街道定位与功能再探讨 |
| 7.2.3 对嵌合式治理双向性与非均衡性的体认 |
| 7.3 城市基层社会走向“善治”的路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概述 |
| 2.1 基本概念辨析 |
| 2.1.1 中国城市基层党建的定义及内涵 |
| 2.1.2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定义及内涵 |
| 2.1.3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与传统城市基层党建的区别联系 |
| 2.2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基本维度 |
| 2.2.1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目标 |
| 2.2.2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特点 |
| 2.2.3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原则 |
| 2.2.4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功能 |
| 2.2.5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意义 |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理论基础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基层党建思想 |
| 3.1.2 列宁基层党建思想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思想 |
| 3.2.1 毛泽东思想中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2.2 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3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3.1 古巴共产党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3.2 越南共产党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3.3 朝鲜劳动党的基层党建思想 |
| 3.3.4 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基层党建思想 |
| 第4章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发展 |
| 4.1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轨迹 |
| 4.1.1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初步开展阶段 |
| 4.1.2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发展形成阶段 |
| 4.1.3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纵深推进阶段 |
| 4.2 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基本经验 |
| 4.2.1 坚持问题导向 |
| 4.2.2 走实群众路线 |
| 4.2.3 突出党员引领 |
| 4.2.4 建强人才队伍 |
| 4.2.5 抓好制度建设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战略机遇 |
| 5.1.1 新型城镇化引发基层党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新变化 |
| 5.1.2 城市社会新结构带来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的新挑战 |
| 5.1.3 城市基层治理矛盾为城市基层党建发展确立新坐标 |
| 5.1.4 互联网科学技术为城市基层党建网格化提供新契机 |
| 5.2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主要困境 |
| 5.2.1 组织建设乏力,党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 |
| 5.2.2 大党建格局打造乏力,联建机制未形成 |
| 5.2.3 党建人才配备乏力,综合素质有待升级 |
| 5.2.4 党建软硬件建设乏力,物质保障不到位 |
| 5.2.5 制度机制供给乏力,党建责任追惩不严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的优化路径 |
| 6.1 以大党建思维为牵引,推进理念创新 |
| 6.1.1 加大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 |
| 6.1.2 加强学习培训,转变思想观念 |
| 6.1.3 注重示范带动,搞好典型引路 |
| 6.2 以优化顶层设计为统领,推进政策创新 |
| 6.2.1 着眼合力提升,厘定强化主体责任 |
| 6.2.2 着眼有人干事,创新干部选留政策 |
| 6.2.3 着眼有钱办事,健全经费保障政策 |
| 6.2.4 着眼有室议事,加大党建设施配套 |
| 6.3 以织密组织之网为要务,推进组织设置创新 |
| 6.3.1 革新组织设置,健全组织体系 |
| 6.3.2 聚焦强基固本,抓实支部建设 |
| 6.3.3 增强组织功能,筑牢战斗堡垒 |
| 6.4 以夯实基层基础为动力,推进工作方式创新 |
| 6.4.1 更新运行机制 |
| 6.4.2 构建新型载体 |
| 6.4.3 运用前沿技术 |
| 6.5 以深化融合联动为导向,推进工作机制创新 |
| 6.5.1 创新融入融合载体 |
| 6.5.2 完善联建共建机制 |
| 6.5.3 统合区域党建资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章项目的研究背景、现状及意义 |
| 1.1研究背景及现状 |
| 1.2研究意义 |
| 1.2.1理论意义 |
| 1.2.2现实意义 |
| 第二章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综述 |
| 2.2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 |
| 2.3小结 |
| 第三章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适应性分析 |
| 3.1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1物业服务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积极促进因素 |
| 3.1.2社区的人文环境与物业服务企业的理性行为 |
| 3.1.3和谐社会、和谐社区需要和谐舆论 |
| 3.1.4社区治理与“两个一百年” |
| 3.2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适应性 |
| 3.3从疫情防控看物业服务企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再定位 |
| 3.3.1物业管理行业对疫情的积极应对 |
| 3.3.2物业服务企业服务内容变化 |
| 3.3.3物业服务企业在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
| 3.3.4建议 |
| 第四章典型城市社区治理案例模式评析及经验借鉴 |
| 4.1老旧社区改造“五方联动”案例 |
| 4.1.1案例介绍 |
| 4.1.2案例分析 |
| 4.1.3启示 |
| 4.2物业管理收费模式创新案例 |
| 4.2.1案例介绍 |
| 4.2.2案例分析 |
| 4.2.2.1矛盾分析 |
| 4.2.2.2“信托制”优势 |
| 4.4.3启示 |
| 4.3.1案例介绍 |
| 4.3.2案例分析 |
| 4.3.3启示 |
| 4.4国外典型国家经验及借鉴 |
| 4.4.1新加坡社区治理模式 |
| 4.4.2日本社区治理模式 |
| 4.4.3国外经验启示和借鉴 |
| 第五章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路径设计 |
| 5.1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路径提出 |
| 5.1.1党组织领导发挥“龙头”作用 |
| 5.1.2基层行政主体发挥指导监督作用 |
| 5.1.3各方联动、多位一体治理机制 |
| 5.1.4社区治理路径的提出 |
| 5.2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路径描述 |
| 5.2.1各级党组织 |
| 5.2.2基层行政主体 |
| 5.2.3居委会 |
| 5.2.4物业服务企业 |
| 5.2.5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
| 5.2.6非营利组织 |
| 5.3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路径实施构想 |
| 5.3.1物业服务企业的角色 |
| 5.3.2物业服务企业与居民、业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 |
| 5.3.3物业服务企业与其他社区主体 |
| 5.3.4物业企业营利能力的保证 |
| 5.3.5物业服务企业与无业委会社区的居民沟通方法 |
| 第六章建议 |
| 6.1政府角度 |
| 6.2企业角度 |
| 6.3物业协会角度 |
| 6.4公众角度 |
| 结语 |
（5）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基层社会中党的建设相关研究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四)对既有研究的评析与总结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党建引领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功能理论 |
| (二)国家治理理论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党建引领”是城市基层党组织重要的政治功能 |
| (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逻辑 |
| 第二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机理 |
| 一、“政党-政府-社会”模式下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一)不同的现代国家衍生路径:党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前提 |
| (二)“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 |
| (三)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历程中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治理历程 |
| (二)坚持党的领导: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的成功关键 |
| 三、依据“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达成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
| (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与治理价值的内在契合 |
| 第三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协调逻辑:打破治理主体间的协同障碍 |
| (一)以对治理资源的吸收、整合与调配能力来协调治理资源配置 |
| (二)以“刚性”+“软性”相结合的协调方式强化协调能力 |
| (三)以主流治理文化潜移默化地协调个体行为和主体间关系 |
| 二、整合逻辑:推动治理要素形成有机整体 |
| (一)整合目标:型塑政社互嵌的一体化结构 |
| (二)整合形式:发挥“元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 |
| 三、信任逻辑:为主体间合作提供社会资本支持 |
| (一)以执政合法性补强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信任存量 |
| (二)以政治信任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的社会信任水平 |
| 四、责任逻辑: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履责保障 |
| (一)以问责机制嵌入推动基层党组织履责的内在逻辑 |
| (二)以问责机制嵌入推进“党建引领”的关键着力点 |
| 第四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借鉴的相关经验 |
| 一、“后单位”时代对单位制经验的汲取和转化 |
| (一)充分发挥社会中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 |
| (二)邻里间形成了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 |
| (三)对单位制经验的借鉴 |
| 二、国内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 |
| (一)以“党建引领”协调资源获取和配置的案例 |
| (二)以“党建引领”组织和动员治理参与的案例 |
| 三、对国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相关经验的理论借鉴 |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借鉴 |
| (二)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相关举措的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
| (一)部分场域的信息壁垒导致主体间的协同阻碍 |
| (二)部分社会主体的认知偏差导致协同阻碍 |
| (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导致协同阻碍 |
| 二、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 |
| (一)政府机构“条块分割”导致政府治理要素的离散化 |
| (二)权责不对等导致城市社区组织统合能力弱化 |
| (三)中产阶层的治理参与意愿和水平依然偏低 |
| 三、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 |
| (一)一些居民对基层政府和“过度行政化”社区缺乏信任 |
| (二)一些居民对治理活动中的其他社会成员缺乏信任 |
| 四、一些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 |
| (一)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形式主义问题 |
| (二)少数代理方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 |
| 第六章 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水平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信息的共享与协同 |
| (二)以党建引领强化社会认知的调适与型塑 |
| (三)以党建引领推进利益关系的协调和优化 |
| 二、强化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对科层制行政体制的有机整合 |
| (二)以党建引领推动对城市治理空间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党建引领推动对中产阶层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培育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升信任存量和增量 |
| (一)以强化情感纽带和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政治信任 |
| (二)以型塑诚信文化和强化居民接触培育社会信任 |
| 四、以强化多元协同监督、提升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 |
| (一)型构针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监督体系 |
| (二)以科学问责决策和用好问责结果强化问责实效 |
| (三)培育政府和行政化社区内的责任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软法的研究综述 |
| 1.2.2 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综述 |
| 1.2.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研究法 |
| 1.3.3 跨学科研究法 |
| 1.3.4 实证研究法 |
| 1.4 论文的逻辑思路 |
| 1.5 研究的难点、拟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难点 |
| 1.5.2 拟创新之处 |
| 1.5.3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软法的法律属性解析 |
| 2.1 软法概念的界定 |
| 2.1.1 软法定义的争议 |
| 2.1.2 软法拓宽了法律的概念范畴 |
| 2.1.3 本文对软法的界定 |
| 2.2 软法内涵阐释 |
| 2.2.1 软法是柔性约束的行为规范 |
| 2.2.2 软法是合意制定的成文规范 |
| 2.2.3 软法是偏重权利保障的规范 |
| 2.2.4 软法是内容具有正当性的规范 |
| 2.3 软法的特征 |
| 2.3.1 软法反映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意志 |
| 2.3.2 软法提供主体可选择的行为模式 |
| 2.3.3 软法适用非国家强制的约束方式 |
| 2.4 软法与其他规范的界分 |
| 2.4.1 软法与道德 |
| 2.4.2 软法与习惯、习惯法 |
| 2.4.3 软法与政策 |
| 2.4.4 软法与国家法 |
| 第3章 城市社区治理与软法的耦合 |
| 3.1 治理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功能整合 |
| 3.1.1 城市社区功能的错位和缺失 |
| 3.1.2 治理理念下城市社区功能的定位 |
| 3.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优势 |
| 3.2.1 社区治理软法与其他社会自治型软法的区别 |
| 3.2.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与农村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异同 |
| 3.2.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独特优势 |
| 3.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功能 |
| 3.3.1 提高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自治能力 |
| 3.3.2 保障城市社区治理中开放性参与 |
| 3.3.3 促进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法实施 |
| 3.3.4 弥补城市社区治理中硬法的不足 |
| 3.3.5 助力城市社区新型道德规范塑成 |
| 3.3.6 降低城市社区治理中法律实施成本 |
| 第4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
| 4.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理论基础 |
| 4.1.1 公民社会理论 |
| 4.1.2 基层自治理论 |
| 4.1.3 公共理性理论 |
| 4.1.4 协商民主理论 |
| 4.1.5 法律多元理论 |
| 4.1.6 “活法”理论 |
| 4.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价值取向 |
| 4.2.1 实现公民自治自由 |
| 4.2.2 体现多元主体平等 |
| 4.2.3 保障实质公平正义 |
| 4.2.4 维护基层社会秩序 |
| 第5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基本样态 |
| 5.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内容来源 |
| 5.1.1 多元主体的创制 |
| 5.1.2 对国家法的引用 |
| 5.1.3 其他规范的转化 |
| 5.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形式渊源 |
| 5.2.1 自治组织软法 |
| 5.2.2 居民共同体软法 |
| 5.2.3 社区社会组织软法 |
| 第6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效力和实效 |
| 6.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效力 |
| 6.1.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效力来源 |
| 6.1.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位阶及冲突化解 |
| 6.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实效 |
| 6.2.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实施基础 |
| 6.2.2 城市社区治理软法的实效——软法适用的实例研究 |
| 第7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存在的困顿 |
| 7.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实证调研——以辽宁省为例 |
| 7.1.1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现状考量 |
| 7.1.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制定情况 |
| 7.1.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实施情况 |
| 7.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在制定中的缺憾 |
| 7.2.1 软法体系不健全 |
| 7.2.2 软法制定主体地位不平等 |
| 7.2.3 软法制定过程行政化 |
| 7.2.4 软法制定原则不明确 |
| 7.2.5 软法制定缺乏形式理性 |
| 7.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实施过程的缺欠 |
| 7.3.1 软法缺乏实施监督机制 |
| 7.3.2 软法缺少追责机制 |
| 7.3.3 软法不具有权利救济机制 |
| 第8章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问题的解决路径 |
| 8.1 域外基层治理中软法的模型考察 |
| 8.1.1 欧盟社会治理中的开放协调机制 |
| 8.1.2 美国城市社区自治模式中的软法 |
| 8.1.3 日本城市社区混合治理模式中的软法 |
| 8.1.4 域外基层治理中软法模型考察的镜鉴 |
| 8.2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制定环节的完善 |
| 8.2.1 健全城市社区治理软法体系 |
| 8.2.2 实现软法制定主体平等地位 |
| 8.2.3 减少软法制定中行政因素影响 |
| 8.2.4 明确软法制定原则 |
| 8.2.5 增强软法形式理性 |
| 8.3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实施存在困境的消解 |
| 8.3.1 强化软法实施监督机制 |
| 8.3.2 健全软法实施追责机制 |
| 8.3.3 建立软法权利救济机制 |
| 结束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 |
| 1.1.1 中国校园高速建设的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 1.1.2 高等教育与城市的互动发展 |
| 1.1.3 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的需求 |
| 1.2 研究的对象 |
| 1.2.1 当代大学校园空间 |
| 1.2.2 更新、改造设计 |
| 1.2.3 “两观三性”设计思想 |
| 1.2.4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大学校园空间的相关研究 |
| 1.4.2 更新、改造设计的相关研究 |
| 1.4.3 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研究综述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1.5.1 创新点一,视角创新:以“两观三性”设计理论为整体视角,对大学校园的更新、改造设计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的系统化研究。 |
| 1.5.2 创新点二,思路创新:本文以“两观三性”这种系统性理论来解决大学校园更新这类系统型研究工作的思路,为大学校园的其他研究工作探索了一条可借鉴的研究思路。 |
| 1.5.3 创新点三,内容创新:构建当代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整体设计理论,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当代大学校园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1.6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当代大学校园空间设计发展与认知 |
| 2.1 国外大学校园空间的起源和发展 |
| 2.1.1 中世纪欧洲大学校园 |
| 2.1.2 近代美国大学校园 |
| 2.1.3 当代欧美综合化研究型大学校园 |
| 2.2 国内大学校园空间的起源和发展 |
| 2.2.1 古代书院式校园空间 |
| 2.2.2 封建社会末期学堂校园空间 |
| 2.2.3 近代中西合璧型校园空间 |
| 2.2.4 解放后苏联模式和文革时期的校园建设 |
| 2.2.5 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校园空间发展探索 |
| 2.3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校园空间发展的矛盾和需求 |
| 2.3.1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
| 2.3.2 我国当代大学校园空间发展的矛盾 |
| 2.3.3 国内大学校园空间的发展需求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两观三性”思想的当代校园空间的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的理论建构 |
| 3.1 “两观三性”理论的概念与发展 |
| 3.1.1 “两观三性”理论的思想内涵 |
| 3.1.2 “两观三性”理论的历史传承 |
| 3.1.3 “两观三性”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2 “两观三性”视角应用于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理论导入 |
| 3.2.1 整体观视角——整体性理论与城市学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生态建筑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3 地域性视角——地域主义理论 |
| 3.2.4 文化性视角——文脉理论 |
| 3.2.5 时代性视角——创新理论 |
| 3.3 “两观三性”视角下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的建构 |
| 3.3.1 国内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分类 |
| 3.3.2 国内大学校园更新、改造的现实目标 |
| 3.3.3 “两观三性”视角下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的内涵 |
| 3.3.4 “两观三性”视角下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研究体系的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两观三性”视角下校园规划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第一部分 :面向“校园—城市”整体协同发展的校园空间规划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4.1 “校园—城市”发展的基本矛盾和相关分析 |
| 4.1.1 “校园—城市”的整体关系 |
| 4.1.2 我国当代城市环境下大学校园与城市结合的结构矛盾 |
| 4.1.3 大学校园与城市空间整体更新的策略目标 |
| 4.2 “大学—产业—城市”整体发展的校园更新功能植入 |
| 4.2.1 大学在“大学—产业—城市”循环中扮演的角色 |
| 4.2.2 强化“校—城”联系的功能更新与植入 |
| 4.2.3 着眼于校园长期发展的用地预留储备 |
| 4.3 校园与城市整体协同发展的校园结构网络 |
| 4.3.1 校园与城市对接的空间结构层级 |
| 4.3.2 校园与城市空间肌理缝合 |
| 4.3.4 校园衔接城市的社区网络 |
| 4.4 满足城市多元需求的“校园—城市”过渡区空间布局更新、改造策略 |
| 4.4.1 “校园—城市”过渡区的类型 |
| 4.4.2 “校园—城市”过渡区的公共空间整合 |
| 4.4.3 “校园—城市”过渡区的整体更新机制 |
| 第二部分 :面向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校园空间规划更新、改造策略 |
| 4.5 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的现状和策略目标 |
| 4.5.1 我国高校校园规划设计发展现状 |
| 4.5.2 新时期校园空间更新改造需要处理好的校园关系 |
| 4.5.3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的校园规划更新的策略目标 |
| 4.6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工作机制 |
| 4.6.1 合理的校园规划更新、改造目标体系 |
| 4.6.2 动态更新的校园总体规划文件 |
| 4.6.3 项目计划评估和实施程序 |
| 4.7 可持续发展的校园交通系统优化策略 |
| 4.7.1 校园道路交通疏解能力的优化 |
| 4.7.2 公共交通系统管理 |
| 4.7.3 校园自行车系统的完善 |
| 4.7.4 停车场的规划与管理 |
| 4.8 绿色低碳校园的规划更新 |
| 4.8.1 节地与室外环境 |
| 4.8.2 节能与能源利用 |
| 4.8.3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
| 4.8.4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
| 第三部分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视角下的校园规划空间品质提升设计策略 |
| 4.9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视角下的校园公共空间更新、改造 |
| 4.9.1 “地域性”视角下的校园文脉的传承塑造 |
| 4.9.2 “文化性”视角下功能布局的整合重组 |
| 4.9.3 “时代性”视角下空间格局的有机缝合 |
| 4.10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和谐统一的校园景观空间更新、改造 |
| 4.10.1 传统大学校园景观规划形式 |
| 4.10.2 大学校园景观更新、改造的原则 |
| 4.10.3 校园景观的更新、改造的设计策略 |
| 4.11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5.1 “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更新策略建构 |
| 5.1.1 “整体观”视角下既有校园建筑更新、改造策略的基础——校园建筑的既有历史价值和功能价值 |
| 5.1.2 “可持续发展观”视角下既有校园建筑更新、改造的项目实施过程 |
| 5.1.3 本章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策略目标 |
| 5.2 “地域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历史价值保护 |
| 5.2.1 “地域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历史价值的认知和保护原则 |
| 5.2.2 校园历史建筑地域文化价值再现 |
| 5.2.3 回应校园地域景观 |
| 5.2.4 契合校园场所记忆 |
| 5.3 “文化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功能转换 |
| 5.3.1 文化视角下的既有建筑功能转换 |
| 5.3.2 校园建筑更新改造中新旧建筑的联接模式 |
| 5.3.3 校园创新文化特征下的空间赋能 |
| 5.4 “时代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性能提升 |
| 5.4.1 体现当代技术特点的结构体系更新 |
| 5.4.2 满足现代大学需求的环境性能提升 |
| 5.4.3 体现当代环保理念的校园建筑生态节能改造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两观三性”思想的当代校园空间的更新、改造策略整合与综合实践 |
| 6.1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策略整合与展望 |
| 6.1.1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规划更新策略 |
| 6.1.2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校园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策略 |
| 6.1.3 “两观三性”视角下当代大学校园空间发展趋势的展望 |
| 6.2 “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的综合实践 |
| 6.2.1 北京工业大学规划及图书馆更新、改造项目 |
| 6.2.2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更新、改造项目 |
| 6.2.3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更新、改造项目 |
| 6.2.4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更新、改造项目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理论研究 |
| 二、策略建构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四、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外文专着 |
| 中文专着 |
| 学位论文 |
| 期刊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9）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界定 |
| (一)理论层面的“协商”民主 |
| (二)实践层面的“协商”治理 |
| 三、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
| 一、文献回顾 |
| (一)话语嵌入向度:抽象把握与制度互动 |
| (二)体系建构向度:通向现代协商的不同道路 |
|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
| 二、理论支撑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商体系—能力”框架 |
| (四)社会学习理论 |
| 三、基于已有资源的归纳研究: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一)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 |
| (二)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 |
| (三)协商常态化运行的内部机理:“五阶二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现实悖论:一个两难的话题 |
| 一、协商价值认知:“真治理”还是“假把式” |
| (一)信任尊重的程度不高 |
|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欠缺 |
| (三)协商影响的发挥有限 |
| 二、协商情境供给:“主导式”还是“循环式” |
| (一)强制性话语倾向 |
| (二)竞争性话语贫弱 |
| (三)网络性治理失衡 |
| 三、协商行动推进:“结果论”还是“过程论” |
| (一)话语趋同资源的匮乏 |
| (二)获取结果质量的乏力 |
| (三)协商评估机制的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断裂与合续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理性的培育 |
| 一、内生变量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新的行为习惯 |
| (二)案例回顾:一个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价值共识之可能:协商价值正当性来源的解释 |
| (一)“议题-观点-论辩”的三维真实 |
| (二)“代表-观点-平台”的广泛扩展 |
| (三)双重结果的追求及限度 |
| 三、理性培育之可为:基础理念的主观“自愈” |
| (一)协商承诺内化 |
| (二)公共价值与自愿精神的复归 |
| (三)共同体话语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单一与多元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情境的塑造 |
| 一、空间资源视角下的实践 |
| (一)从政策供给的让渡空间开始 |
| (二)案例回顾:一种前行的过渡状态 |
| 二、场域重构之可能:协商空间框架的释因 |
| (一)话语融合形成的初始情境 |
| (二)媒介渗透形成的联结情境 |
| (三)权力交互形成的终端情境 |
| 三、情境塑造之可为:资源整合的客观“包容” |
| (一)治理资源依赖的网络路径 |
| (二)共营机制的无缝联结 |
| (三)责任延伸与适应性角色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碎片与相依之间: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行动的改善 |
| 一、常态运行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基于分步工作法而设计机制 |
| (二)案例回顾:一种有针对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
| 二、亟需回应之对策:协商活动碎片化瓶颈的破解 |
| (一)“信息--秩序”并重 |
| (二)“论理—产出”并行 |
| (三)“复合—动态”相济 |
| 三、尚待升级之策略:协商内嵌治理的多维建构 |
| (一)明确协商主体与协商内容 |
| (二)设定协商期待并预测结果 |
| (三)强化论据阐释的协商过程 |
| (四)促进偏好聚合的协商输出 |
| (五)实现动态检验的协商结果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讨论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关于“协商”的典型案例 |
| 附录二 2003年——2017年度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 |
| 附录三 近三年(2018——2020年)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分析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基础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日本社区治理研究 |
| 二、国内外产业地域典型社区研究 |
| 三、国内外“协同治理”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三、理论框架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无结构访谈法 |
| 四、比较研究法 |
| 第二章 社区协同治理制度背景与多元主体发育 |
| 第一节 政治制度与地方自治制度 |
| 一、政治制度与政党政治 |
| 二、地方自治制度的转型与特点 |
| 三、住民运动对地方自治的影响 |
| 四、“中央—地方”关系 |
| 第二节 居民自治组织的类型化分析 |
| 一、町内会 |
| 二、地缘型团体 |
| 三、志愿型组织 |
| 四、多元主体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新公共性”建构 |
| 一、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的背景 |
| 二、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
| 三、“新公共性”的提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企业城下町”的形成与其特点 |
| 第一节 丰田市历史与现在 |
| 一、丰田市历史与地理 |
| 二、丰田市人口 |
| 三、丰田市经济 |
| 第二节 丰田市的社会特点 |
| 一、空间特点 |
| 二、人口结构 |
| 三、组织特征 |
| 第三节 “企业城下町”的形成与转型 |
| 一、丰田汽车公司的发展与现状 |
| 二、地域独占与“企业城下町”的形成 |
|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 |
| 四、志愿者中心的成立与服务活动 |
| 第四节 “丰田人”的群体特征及地域生活 |
| 一、“丰田人”的地域生活 |
| 二、“丰田人”的社区活动参与特征及缘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参与及“协同”关系建构 |
| 第一节 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行政力量 |
| 第二节 丰田市政府的社区治理参与 |
| 一、“制度化”路径 |
| 二、“项目制”嵌入 |
| 三、“非正式”参与 |
| 四、“授渔式”支持 |
| 第三节 围绕政府建构的“协同”关系分析 |
| 一、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 |
| 二、政府与社会组织 |
| 三、政府与企业 |
| 四、政府与高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同体”建构:社区协同治理两种路径 |
| 第一节 建设“故乡”:居民主导的社区营造 |
| 一、D社区介绍及社区网络 |
| 二、身份建构:成为“居民” |
| 三、居民的社区参与特点及原因分析 |
| 四、组织化参与:丰富且持续化的参与路径 |
| 五、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二节 融入“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 |
| 一、B社区介绍及人口特征 |
| 二、社区问题的形成与困境 |
| 三、“以舞会友”:促进社区融入 |
| 四、协同网络扩张:社会组织的参与 |
| 五、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三节 社区协同治理成效 |
| 一、协商社区课题 |
| 二、建构社区规则 |
| 三、解决社区问题 |
| 四、形塑社区文化 |
| 五、获得社区归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内涵及建构特点 |
| 第一节 社区协同治理内涵解构 |
| 一、社区协同治理主体 |
| 二、社区协同治理场域 |
| 三、社区协同治理目标 |
| 四、社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 |
| 五、社区协同治理实践 |
| 六、社区协同治理效果 |
| 第二节 社区协同治理建构特点分析 |
| 一、围绕政府的协同治理网络 |
| 二、围绕社区的协同治理网络 |
| 第三节 地域特点对社区协同治理建构的影响 |
| 一、企业成败对于社区盛衰 |
| 二、企业责任对于社区建设 |
| 三、企业文化对于居民性格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地域社区协同治理总结 |
| 一、推进地方自治制度、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
| 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促进主体协同关系 |
| 三、居民自治组织完备、吸纳多元主体参与 |
| 四、地缘业缘多重关系、企业社区双重建设 |
| 第二节 日本社区协同治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日本社区协同治理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
| 二、丰田市个案对中国“单位社区”可能的启示 |
| 第三节 有待研究的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关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改革的几点设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城市多民族社区依法治理研究[D]. 赵莹莹.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D]. 康雯嘉.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D]. 曹新安. 吉林大学, 2020(03)
- [4]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A]. 西安紫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课题研究成果, 2020
- [5]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 潘博. 吉林大学, 2020(03)
- [6]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研究[D]. 张何鑫. 辽宁大学, 2020(07)
- [7]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社区传播机制研究[A]. 王子宁,尹航,顾漪雯,徐潇云. 北京论坛·健康传播分论坛丨医疗、人文、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2020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0
- [8]“两观三性”视角下的当代大学校园空间更新、改造设计策略研究[D]. 陈纵.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9]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1)
- [10]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 ——基于日本丰田市的个案分析[D]. 胡那苏图.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