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古代碑刻档案看苏州现代城市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陈斯亮[1]（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提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张莹楠[2]（2020）在《论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构建》文中研究指明古代河南在历史上是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是农耕文化属性强烈的一个区域;同时作为南船北马的过渡区域、水陆转换的对接点,也充当南北经济的交换区域。明清时期伴随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的建立,中原地区成为北方经济走向发达的代表性区域。本文选取清朝河南地区作为区域市场网络的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法、历史归纳法与历史比较法,基于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区域市场体系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格雷夫历史比较制度理论,探究了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特征以及形成规律,并据此得到现代河南区域市场发展的借鉴经验。考察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特征,本文主要以施坚雅在中华帝国1晚期衡量聚落在经济一般重要性的三个指标为参考2,对农村集市的时空分布、商品种类、庙会的市场进行研究,对商业市镇的水陆交通、商品贸易、商人活动、金融资本进行研究,并根据商人会馆碑刻资料中的捐资明细对市镇的市场规模进行估计,并根据市场规模将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划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在中心市场内,区域性中心市镇周口、朱仙镇、赊旗,零售与转运的能力最强,他们在运输网中分别是豫东、豫中、豫南的大型集散枢纽,也是接连外省、外国的转运中心;在中间市场内,地方性中心市镇洛阳、开封、荆子关、清化镇、北舞渡,零售与转运的能力较强,在运输网属于中型集散枢纽;在基层市场中,农村集市提供最基础的零售作用,转运功能很少体现,在运输网中处于最末端。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清朝河南的商业交通、商人贸易、商业组织制度,共同作用于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消费者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会产生对市场的分级需求,市场分级会造成分工专业化的限制,这种分级需求与分工专业化限制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上述三级市场,即在清朝河南区域市场分级网络中,居民与邻村的贸易伙伴在基础市场农村集市进行交易,与邻州县的贸易伙伴在中间市场地方行中心市镇进行交易,与邻省的贸易伙伴在中心市场区域性中心市镇进行交易。因此,为现代河南市场发展提供可能的政策建议:改善交通,贯通河南省内交通市场网络,以便为农业、工业、贸易和旅游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增加民间组织的扶持,为市场发展增添活力;整合资源,协调全省各地的经济发展,将区域资源做统一整合与开发,重塑中原经济区域结构,打造中原城市群。
宋哲琦[3]（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邓弟蛟[4]（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说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陶照丽[5]（2020）在《江苏民国碑刻纹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上承晚清、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江苏民国碑刻所留存的数目不多,但其碑刻纹饰与现代设计发展潮流相融相交,有自身的独特面貌。江苏南京作为民国“国府”之一所在地,其以孙中山陵、廖仲恺墓、邓演达墓以及纪念碑等遗存为代表的碑刻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时代意义,就碑刻纹饰的发展来说,也具有丰富的时代语义。本文从设计艺术学角度出发,以江苏境内的民国碑刻纹饰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对江苏民国碑刻分布地区、种类进行梳理归纳,进而挖掘民国碑刻纹饰总体艺术特质。其次分别从江苏民国碑刻的典型植物纹饰、动物纹饰、特殊纹饰展开,提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纹饰:“麦（稻）穗纹饰”、“缠枝纹饰”、“玻璃镶嵌纹”等,对其纹饰的特点和民国社会动荡的历史环境进行概述和分析,归纳出江苏民国碑刻纹饰的意蕴以及与时代的对应关系,探究这一阶段的设计文化与思想的转型。最后是根据以上对江苏民国碑刻纹饰的研究,提取此阶段碑刻典型纹饰——缠枝纹为母题,作为可用于包装、宣传海报、文创产品等所需的主要元素,展开以“民国风”为艺术风格追求的“江南春”化妆品品牌设计,并结合APP界面设计,将线上传播和线下实物相结合,以期为江苏民国碑刻经典纹饰的宣传和推广提供参考价值。
李贤[6]（2020）在《清代江南地区工匠生活状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初期经济逐渐恢复,江南地区成为有清一代工商业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随着江南地区工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市场扩大,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前来务工。而清代出现的人口激增现象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人地矛盾加剧,大量的人口被排挤出土地,这些人成为了江南地区工商业经济的潜在劳动力。长此以往,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工商业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工匠。通过对现存碑刻资料、地方志以及清人笔记小说的梳理,可以得知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存在多种多样的手工行业,行业内部有细致的分工。工匠在早期来源于本地和周边农村。但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本地的居民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工商业繁荣的地区逐渐吸引来自其他府县的工匠。清代虽然废除了匠籍制度,但无论是官营手工业还是私营手工业内的工匠都受到官府严格的管理,甚至会限制工匠的人身自由。通过统计工匠的工价与清代江南地区的物价水平情况,并结合手工业会馆公所等针对工匠的社会福利待遇,以及工匠的娱乐生活等情况,考察工匠的整体生活状况。并由此探索清代江南地区工匠实际收入与物价的关系以及江南地区市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揭示在农业经济背景下工商业工匠群体的总体生活质量及其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
李薇[7]（2020）在《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在经商各地捐资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山陕会馆,并将敬神庥作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对于明清山陕会馆崇拜体系,以及这种崇拜体系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抑或是明清会馆史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往的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研究仅是从商人祈福免灾的角度,探讨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人们几乎没有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放到明清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无法揭示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士向商靠拢与商向士看齐上下交互移动导致士商合流的出现。在这种士商合流背景下,儒家欲通过“化俗为任”,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向商贾靠拢而世俗化为指导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商贾通过向儒家看齐欲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在这种双向需求和彼此互动中,商业伦理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而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发展路径,也为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来源。因此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特别是山陕会馆所以将敬神庥作为会馆功能的第一要务,不仅是为了满足商人们祈福免灾和联络乡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应明清时期儒家伦理世俗化的需要,是通过神只崇拜的宗教信仰方式唤醒商人们的人格自尊与职业自觉,促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走上规范化、伦理化的发展道路。就山陕会馆而言,形成的是以关公崇拜为主、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关公作为会馆的主祭之神,是宋代以来关公崇拜日渐兴盛的表征,然而山陕会馆的崇拜关公,除为山陕商人护持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山陕商人以关公为亲缘关系,甚为敬爱。其次,关公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的忠义仁勇伦理特质,也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下落,是明清时期士商合流的“契合点”。再次,关公因具有一定的超验力,又可保证赏善惩恶的公正,对于商人的利益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总之,关公作为山陕会馆的崇祀主神,体现了作为世俗化的神灵在商人心中的价值,这较之于超脱性的佛道更应和了当时的整个精神氛围。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将道教崇拜导入其中,这不但表现在对道教神只的崇拜上,还表现在对会馆的选址、会馆的布局等体现着道教思想的诸多方面,而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又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呈现以“尊道贵德”的伦理意涵,以此形成山陕商人“利而不害”的经营理念和“生活简朴”的生活观念。山陕会馆还将佛教崇拜导入会馆的崇拜体系之中,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主要通过会馆对佛教神只的崇拜、会馆戏楼屋顶的神龛佛像、会馆聘请的主持僧等方面表现出来,并以佛教“善恶果报”的伦理观念,规劝山陕商人惩恶扬善。而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对山陕商人在实际的商业经营中更起到了德业相劝和德业自律的作用。正因为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是以关公崇拜为主、以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因此就使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在山陕会馆这种“三教合一”的崇拜体系之中,“三教”之间并不是平分秋色,形成的是以儒家崇拜为主、以道教和佛教崇拜为辅的序列层级崇拜体系。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为山陕商人提供了市场行为必需遵循的伦理标准和经商业贾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因此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对于安抚山陕商人异地经商的不安心理、对于促进商贸活动的和顺发展以及维护山陕商人的共同利益具有抚慰、激励和向心的功能。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发挥着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作用。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同籍文化、异籍文化和客地文化的融合,而在对异籍文化的融合中突出的方面就形成了关公崇拜社区信仰中心和关公崇拜祭祀文化圈。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旨在说明明清时期由于士商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体系之下的山陕商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山陕商人对商业风险的正确认识。
郭静[8]（2019）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滋养。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要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贡献,这就更加奠定了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儒学物质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传承历史教育和引领社会文明的重要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作用。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区域广泛、遗产丰富的文化遗产廊道。儒学物质文化遗产是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庙、书院、藏书楼、儒家名人庙祠和贡院等。本文在详细界定京杭大运河所流经范围的前提下,对京杭大运河及其沿线儒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概述。基于此,梳理并论述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现存有的20所文庙,以是否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准划分为两所价值重大型文庙、八所价值重要型文庙和十所价值存在型文庙,并按照区域划分制作了各省段的文庙简介表;梳理并论述了78所京杭大运河沿线现存有遗迹或延续文脉的书院,具体以北京段、天津段、河北段、山东段、江苏段、浙江段六部分展开,并按照区域划分制作了各省段的书院简介表;梳理并论述了京杭大运河沿线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儒家名人故居等其它儒学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根据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特点与保护利用现状,借鉴其它地市的较成熟经验,对其保护与利用提出建议。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从因地制宜、分类保护,明确责任、分层管理,找准优势、提升保护考虑;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应从功能延续和功能创新展开实施。其中,功能延续主要涉及延续文庙的祭祀功能、书院的教育功能和藏书楼的藏书功能;功能创新主要从国学教育、儒学传播、遗产旅游和文化创意角度展开论述。
李明奎[9]（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指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刘清越[10]（2019）在《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筑设计行业的从业者开始了由传统工匠向近代建筑师的转变。本文以首都门户、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近代天津为切入点,选取近代时期在天津开展职业实践的中外建筑师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借助分类比较、信息数字化、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螺旋式职业化发展进程,总结了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职业化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建筑师职业化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影响,为我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当代建筑师职业发展提供参考。论文第2章分中西方两条主线,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体系的传承发展和西方近代职业建筑师的演进历程分别进行了梳理,是对中西方建筑师不同的职业起源和形成的概述。第3章从建筑思想、建筑技术、建筑教育和建设管理模式这四个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影响最大,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理清各自的发展阶段、转变内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下文进一步的分析、论述做好背景铺垫。第4章首先根据群体的来源和供职机构的不同,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进行分类。然后选取了其中八个最为典型的中外建筑设计开发机构,通过整理、归纳每个机构的运营模式、组织架构、业务类型、实践作品以及机构中所涉及的中外建筑师的生平经历,清晰地描绘出天津近代建筑师在职业实践中显现出的群体轮廓和个体形象。第5章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四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包括职业注册制度确立表现出的法制化特征,建筑师职责范围明确表现出的责任化特征,建筑师执业规范增强表现出的规范化特征,以及建筑师行业组织创立表现出的团体化特征。第6章总结了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以及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二、从古代碑刻档案看苏州现代城市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古代碑刻档案看苏州现代城市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2）论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主题及意义 |
| 二、研究方法与史料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所用史料 |
| 三、框架结构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集市的研究 |
| (二)关于市镇的研究 |
| (三)关于市场网络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二、相关理论 |
| (一)以中心地为基础的区域市场理论 |
|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历史比较制度理论下的区域市场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区域市场之农村集市网络 |
| 一、集市的时空分布 |
| (一)集市的空间布局 |
| (二)集市的开市规律 |
| 二、集市的商品交易结构 |
| (一)生活资料占多数 |
| (二)生产资料占少数 |
| 三、庙会的补充作用 |
| (一)对于时空分布的补充 |
| (二)对于交易商品的补充 |
| 四、基层市场的农村集市网络 |
| 第四章 区域市场之商业市镇网络 |
| 一、良好的商业交通 |
| (一)陆路运输网 |
| (二)水路运输网 |
| 二、繁盛的商品贸易 |
| (一)粮食贸易 |
| (二)棉花贸易 |
| (三)药材贸易 |
| (四)杂货贸易 |
| 三、丰富的商人活动 |
| (一)商人规模大 |
| (二)商人活动范围广 |
| 四、金融业的发展 |
| 五、中心市场的河南商业市镇网络 |
| 第五章 区域市场网络的构建分析 |
| 一、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层级特征 |
| 二、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分层解释 |
| 三、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影响要素分析 |
| (一)商业交通的形成 |
| (二)山陕商人的崛起 |
| (三)商业组织制度的变迁 |
|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
| 一、结论 |
| (一)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特征 |
| (二)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规律 |
| 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4）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江苏民国碑刻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历程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历程 |
| 2 江苏民国碑刻述论 |
| 2.1 江苏民国碑刻的分布与分类 |
| 2.2 “以塑代碑”与民国名人碑刻 |
| 2.2.1 群英荟萃:江苏民国名人碑刻 |
| 2.2.2 “以塑代碑”:民国的际遇与革新 |
| 2.3 “两座山”——孙中山与紫金山 |
| 2.3.1 个人崇拜的铺陈 |
| 2.3.2 “紫金山”的符号语义 |
| 2.4 “不像之像”——江苏民国碑刻纹饰的艺术特质 |
| 2.4.1 相似——传统的印迹 |
| 2.4.2 不似——西方的映迹 |
| 3 江苏民国碑之典型植物纹饰解读 |
| 3.1 麦(稻)穗纹饰——具有多重语义的时代产物 |
| 3.1.1 “植物崇拜”——麦(稻)穗纹饰的中西关照 |
| 3.1.2 “嘉禾仙草”——麦(稻)穗纹饰与传统植物纹饰审美 |
| 3.1.3 “三民主义”——麦(稻)穗纹饰的时代语义 |
| 3.2 缠枝纹饰——传统碑刻纹饰的承继 |
| 3.3 “类棕榈”纹饰——西方装饰语言的映迹 |
| 3.3.1 西方植物纹饰的借鉴 |
| 3.3.2 西方建筑装饰文化的延用 |
| 4 江苏民国碑之动物纹饰及其他 |
| 4.1 民国碑之祥瑞纹饰 |
| 4.1.1 传统龙凤纹饰的退位 |
| 4.1.2 民国祥瑞纹饰的变化 |
| 4.2 民国碑之几何纹饰 |
| 4.2.1 云纹饰 |
| 4.2.2 龟背纹 |
| 4.2.3 雕刻技法 |
| 4.3 民国碑之其他纹饰 |
| 5 开放的纪念碑——中山陵寝纹饰释读 |
| 5.1 开放的纪念性的多维视角 |
| 5.2 “青天白日纹”的语义场 |
| 5.2.1 纹饰缘由 |
| 5.2.2 青天白日纹在民国时期的传播与运用 |
| 5.3 彩色玻璃镶嵌纹——中西的折中 |
| 5.3.1 纹饰传入途径 |
| 5.3.2 中西融合的设计元素 |
| 6 “民国风”设计实践——以化妆品“江南春”品牌设计为例 |
| 6.1 “民国风”相关背景析取 |
| 6.1.1 民国碑刻缠枝纹的再运用 |
| 6.1.2 民国化妆品包装设计的借鉴 |
| 6.2 “江南春”品牌设计方案 |
| 6.2.1 核心元素的提取 |
| 6.2.2 logo设计 |
| 6.2.3 广告语设计 |
| 6.3 “江南春”系列化妆品包装设计 |
| 6.3.1 包装材质的选择 |
| 6.3.2 护肤类包装设计 |
| 6.3.3 化妆类包装设计 |
| 6.3.4 文创赠品包装设计 |
| 6.4 “江南春”品牌传播设计 |
| 6.4.1 线下传播 |
| 6.4.2 线上传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目录 |
| 致谢 |
| 附录 A-论文相关考察照片(部分) |
| 附录 B-中山陵景区文创产品设计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科研项目及成果 |
（6）清代江南地区工匠生活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课题研究思路方法 |
| 四、基本内容 |
| 第二章 、清代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概况 |
| 一、清代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概况 |
| (一)“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 |
| (二)江南地区农业、工商业经济的恢复 |
| 第三章 、清代人口与社会问题 |
| 一、清代初期的人口激增 |
| 二、清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与社会问题 |
| 第四章 、清代江南地区工匠群体的形成 |
| 一、工匠的职业种类 |
| (一)丝织业与棉纺织业 |
| (二)染纸业 |
| (三)生活服务类手工业 |
| (四)金银珠宝类手工业 |
| (五)建筑类手工业 |
| 二、工匠的来源 |
| 三、官府对工匠的管理 |
| 第五章 、清代江南地区工匠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一、工匠的收入与物质生活状况 |
| (一)工匠的收入状况 |
| (二)清代江南地区的物价水平与工匠的物质生活 |
| 二、工匠的社会保障 |
| (一)提供伙食与住所 |
| (二)织造局内部的“顶补”制度 |
| (三)同行业助葬 |
| (四)手工业行业中的其他互助行为 |
| 三、工匠的娱乐生活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与神只崇拜 |
| 第一节 山陕商帮和山陕会馆 |
| 一、山陕商帮 |
| 二、山陕会馆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与历史变迁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 |
| 二、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发展 |
| 三、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消亡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 |
| 二、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的关公崇拜 |
| 一、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表现和仪式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表现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表现 |
| 第四节 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 |
| 一、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特点 |
| 第五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特点与功能 |
|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 |
| 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伦理意涵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与关公崇拜 |
| 一、关公崇拜的忠义仁勇 |
| 二、关公崇拜的伦理体验 |
| 第二节 道教崇拜与尊道贵德 |
| 一、道教的尊道贵德 |
| 二、尊道贵德的伦理实践 |
| 第三节 佛教崇拜与善恶果报 |
| 一、佛教的善恶果报 |
| 二、善恶果报的伦理实践 |
| 第四节 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功 |
| 一、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劝 |
| 二、行业神崇拜与德业自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 |
| 一、同籍文化的融合 |
| 二、异籍文化的融合 |
| 三、客地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 |
| 二、山陕商人的文化自觉 |
| 三、山陕会馆商业风险中的神灵性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部分现存)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一览表 |
| 附录二 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山陕会馆及解州关帝庙考察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学术简历 |
| 致谢 |
（8）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综述 |
| 一、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发展概况 |
| (一)京杭大运河历史概况 |
| (二)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儒学发展 |
| 二、京杭大运河沿线文庙 |
| (一)价值重大型文庙 |
| (二)价值重要型文庙 |
| (三)价值存在型文庙 |
| 三、京杭大运河沿线书院 |
| (一)北京段书院 |
| (二)天津段书院 |
| (三)河北段书院 |
| (四)山东段书院 |
| (五)江苏段书院 |
| (六)浙江段书院 |
| 四、京杭大运河沿线其它儒学物质文化遗产 |
| (一)藏书楼 |
| (二)儒家名人庙祠 |
| (三)贡院 |
| 五、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
| (一)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
| 1.因地制宜,分类保护 |
| 2.明确责任,分层管理 |
| 3.找准优势,提升保护 |
| (二)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 |
| 1.功能延续 |
| 2.功能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及发表的论文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范围 |
| 1.5 概念界定 |
| 1.6 既有研究综述 |
| 1.6.1 天津近代建筑史研究 |
| 1.6.2 我国近代建筑师、建筑设计机构研究 |
| 1.6.3 我国近代建筑师执业状况研究 |
| 1.6.4 既有研究不足 |
| 1.7 研究方法 |
| 1.8 创新点 |
| 1.9 研究框架 |
| 第2章 中西建筑师的职业起源和形成 |
| 2.1 中国清朝以降工匠体系的传承 |
| 2.1.1 皇家工官制度 |
| 2.1.2 民间匠籍制度 |
| 2.2 西方近现代职业建筑师的发展 |
| 2.2.1 建筑师职业角色的演进 |
| 2.2.2 建筑师培养方式的转变 |
| 2.2.3 行业组织和职业注册制度的建立——以英国为例 |
| 2.3 小结 |
| 第3章 中国近代建筑师职业引入的社会背景 |
| 3.1 观念转变——近代建筑思想的更新 |
| 3.1.1 从消极避让到主动学习 |
| 3.1.2 从机械模仿到辩证思考 |
| 3.1.3 传统样式与现代风格的碰撞 |
| 3.2 技术支撑——近代建筑技术的升级 |
| 3.2.1 西方建筑技术的早期引入 |
| 3.2.2 西方建筑技术的全面接受 |
| 3.2.3 中西建筑技术的本土融合 |
| 3.3 人才培养——近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创建 |
| 3.3.1 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 |
| 3.3.2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制度的形成 |
| 3.3.3 天津近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4 制度确立——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形成 |
| 3.4.1 租界对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引入(1860-1902) |
| 3.4.2 华界对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探索(1902-1928) |
| 3.4.3 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确立(1928-1937) |
| 3.4.4 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发展(1937-1949) |
| 3.5 小结 |
| 第4章 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的构成和职业实践 |
| 4.1 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的构成 |
| 4.1.1 近代建筑师群体来源 |
| 4.1.2 近代建筑师群体供职机构 |
| 4.2 外国开发建设机构与建筑师在津的早期开拓 |
| 4.2.1 先农公司(工程部) |
| 4.2.2 义品公司(设计部)和沙德利工程司 |
| 4.3 中外建筑师在津的职业实践 |
| 4.3.1 “合伙经营型”建筑设计机构 |
| 4.3.2 “独立经营型”建筑设计机构 |
| 4.4 小结 |
| 第5章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的特征表现 |
| 5.1 法制化——建筑师的职业制度 |
| 5.1.1 民国时期的初步确立 |
| 5.1.2 日伪时期的短暂停滞 |
| 5.1.3 民国末期的快速发展 |
| 5.1.4 解放初期的过渡转换 |
| 5.2 责任化——建筑师的职责范围 |
| 5.2.1 项目协调 |
| 5.2.2 许可申请 |
| 5.2.3 施工监督 |
| 5.2.4 安全鉴定 |
| 5.3 规范化——建筑师的执业规范 |
| 5.3.1 收费标准 |
| 5.3.2 工作流程 |
| 5.3.3 工程文件 |
| 5.4 团体化——建筑师的行业组织 |
| 5.4.1 学术团体 |
| 5.4.2 同业公会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规律 |
| 6.1.1 阶段性的发展 |
| 6.1.2 多方面的转变 |
| 6.1.3 进程中的不足 |
| 6.2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对天津建筑设计行业的影响 |
| 6.2.1 促进了设计思想的多元发展 |
| 6.2.2 推动了建筑技术的长足进步 |
| 6.2.3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储备人才 |
| 6.2.4 提供了有借鉴性的管理制度 |
| 6.3 研究未尽事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四、从古代碑刻档案看苏州现代城市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论清朝河南区域市场网络构建[D]. 张莹楠. 河南大学, 2020(02)
- [3]《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4]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5]江苏民国碑刻纹饰研究[D]. 陶照丽. 江苏大学, 2020(05)
- [6]清代江南地区工匠生活状况研究[D]. 李贤.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D]. 李薇. 南京大学, 2020(04)
- [8]京杭大运河沿线儒学物质文化遗产研究[D]. 郭静.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9]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D]. 刘清越. 天津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