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叔宝及其皇室文人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武成然[1]（2020）在《陈后主乐府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后主诗歌共有99首,乐府诗占据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二。乐府诗作为其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文章从陈后主乐府诗的乐府诗本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第一章陈后主乐府诗的创作背景。第一节在分析汉乐府的创作及其乐府制度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了南陈之前乐府诗的创作和乐府制度的建立。第二节主要分析了南陈乐府诗在雅乐多承袭梁代,俗乐的创制逐渐走向了主流化,如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乐府制度与官署的设置与前代一脉相承,但权责更加分明。第三节以陈后主为中心的“东宫文学集团”和“狎客文学集团”,创作以娱乐为目的,没有一定的理论原则和宗旨,大多创作艳丽之曲。第二章陈后主乐府诗的本事考证。第一节是对旧题乐府诗的延续,第二节是自己创立新题乐府诗。乐府诗基本上都是单曲本事,主要来源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社会生活等。第三章陈后主乐府诗的思想内容。第一节边塞诗为“想象的边塞”,在描绘边塞风光的同时将情感融入其中,使得边塞诗细腻生动;第二节江南风景诗则是呈现了山水风光与都市景观的宏伟和高大;第三节艳情诗运用“艳情的笔调”大胆的书写了男女之情以及女性的妖娆美,但美好之中始终掺杂着对女性的玩味以及轻艳的描写;第四节宴饮诗更多的体现了陈后主对纵情声乐的需要,在与王公大臣宴饮之外,后主的集会也有女性参与其中,为其乐府诗增添香艳之感。第四章陈后主乐府诗的艺术特点。第一节他将赋题法、渲染的技巧以及想象手法三者巧妙的运用,使得乐府诗富有生气与活力;第二节乐府诗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一是吴歌西曲词语的雅化,二是大量的华艳词语的使用,在雅与俗中推动乐府诗的发展。第三节边塞乐府诗书写的更加婉约和哀怨。艳情诗则在吸收北朝率真之气,在创作上具有大胆、直白的特点。第五章陈后主乐府诗对后世的影响。第一节后主对隋唐乐府诗的俗艳绮靡产生了影响,如隋炀帝在描绘女性姿态时,更能凸显女性的妖娆,远超后主;第二节是为初唐乐府诗的格律化树立典范,后主五言乐府诗的格律在“篇幅”“平仄”“粘对”“押韵”“对仗”等方面推动了初唐乐府诗的格律化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使得这一写作要求更加趋向完美。
张丹阳[2]（2017）在《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体部分包括绪论和七章内容,其中第一、二、三章为唐代教坊制度文化方面的综合研究,第四、五章为教坊乐的研究,第六、七章为教坊与文学的关联研究。各章节的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唐代教坊及相关音乐机构研究》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主要辨析了文献中所载唐代教坊各种名号的歧义。基本观点是:俗乐教坊是仗内教坊和左右教坊三位一体格局,开元以后由于武德内教坊的衰微,仗内教坊也称为内教坊。俗乐教坊三位一体的格局,是各种原因综合的结果。第二节主要辨析了唐代梨园位置、乐艺组织及与教坊关系等问题。我们认为开天之际法曲梨园与俗乐内教坊一样,同置于大明宫东内苑中。俗乐教坊与法曲梨园在乐艺上存在融合、渗透,在职官上存在互动、合作。中晚唐时期,宦官势力逐渐膨胀,宣徽院成为宫廷乐艺的重要主持者,影响到教坊及梨园的音乐活动,本章第三节是对这些机构之间关系的考察。第二章《唐代教坊职官问题研究》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主要对传世文献中有关教坊职官设置层次、职能以及教坊职官特点的概述。第二节内容对前人在教坊职官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辨析,并利用新出墓志补充了唐代教坊职官人物、家族的事迹,进一步完善了唐代教坊职官的规律。另外,结合新出墓志中所示教坊职官及其相关乐工的居住里坊,以及内教坊、左右教坊的空间设置,我们总结了唐代教坊职官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规律。第三节是对梨园职官作的补充研究。根据新出梨园弟子《曹乾琳墓志》,论证了梨园职官早期“帝妃教习模式”的特征;根据天宝六年窦元礼担任“梨园教坊使”,梳理了过渡时期梨园教坊职官合流的特殊形态。安史之乱以后,梨园职官参照教坊得以完备。第三章《唐代地方教坊考——以眉县教坊为个案》主要是从眉县教坊个案来透视唐代地方教坊相关问题。唐代形成了“中央—地方”完整的教坊制度,但地方教坊的研究受制于材料一直没有突破。通过梳理地方志资料,我们发现眉县教坊村这一地名,其形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宋代以前。结合文献中关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幸眉县凤泉汤、骊山华清宫温泉的相关记录,对比骊山华清宫的随驾教坊机构,我们推演出眉县凤泉汤有随驾教坊设置的可能,而眉县教坊村正是这种音乐历史记忆的遗存。同时,通过对“府县教坊”这一专有名词的辨析,我们认为唐代地方教坊至少下设至府属之县。除眉县教坊外,唐代京兆府教坊位于宣平坊,河中府闻喜县有教坊,河南府河阳县有教坊。这些府县教坊的遗迹不仅为我们呈现出唐代地方教坊体系的形态,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唐代地方乐户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机制上的线索。第四章《唐教坊四部乐考》,是对唐代教坊内部乐艺形态的探讨。第一节辨析了教坊四部的所指问题。前人在此问题上争议颇多,我们赞成教坊四部为胡部、云韶部、龟兹部、鼓架部的说法。云韶部进入教坊四部的历程较为复杂,是唐代雅乐与俗乐升沉的结果,这是我们重点推进的地方。第二节对教坊四部乐的渊源作了考论。部乐是一整套的乐器、工衣组合,教坊四部乐来源于太常四部乐。安史之乱后,盛唐时期的太常四部乐多已散失,因为南诏、骠国献乐的契机,新的太常四部乐得以重建,但其式徽局面已不可避免。而受益于社会思潮、帝王好恶,教坊在中晚唐大盛,雅、俗乐部等都渐渐向教坊集中,至唐末出现了“贴部教坊”现象是其极端。第三节对于唐代教坊四部乐的具体运用情况作了勾勒。根据宋代的情形可以推测唐代教坊四部的具体编排和演奏情况。唐代教坊四部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胡部一枝独大的现象,造成其他三部成为陪衬。这是唐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第五章《唐代教坊音乐与藩邸文学》,以唐代王府中的教坊音乐活动为主要线索,探讨了唐代教坊音乐文化如何自上而下、由内而外传播,以及王府空间场域对教坊音乐文艺的影响等问题。唐代王府是雅俗音乐活动的另一个中心,俗乐教坊的成立实际上就是玄宗藩邸旧乐演变而来。教坊成立后,玄宗对诸王所实行的怀柔政策直接加剧了教坊音乐进入王府的脚步,诸王们不仅能够在出入内廷时受到教坊音乐的熏习,在外廷王宅之中亦可通过帝王赐教坊乐等形式领略到教坊乐艺的魅力,整个过程可以看成是教坊文化由宫廷走向民间的一种过渡。王宅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场域,也是教坊音乐生成的重要环境,《簇拍相府莲》曲辞的生成是一经典例子,本文从曲调发生学的角度对此作了初步探索。第六章《教坊商业化与唐代两京饮妓文学》,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探讨了空间视野下的两京教坊音乐活动与饮妓文学的相关问题。中晚唐时期教坊开启了商业化的进程,《北里志》载西京平康坊饮妓“籍属教坊”是这一现象的直接说明。“北里饮妓”的形成,与平康坊的特殊区位有关。依托于这一空间,形成俗讲、曲子词、诗文创作、唐传奇等雅、俗文学蔚兴的局面,是长安文学最活跃的区域。相对而言,洛阳的饮妓文化则比较分散,其主要娱乐中心大致有三,其一是以洛水以北,以北市为中心;其二是洛水以南,以“明义坊教坊——西市”为轴心;其三是洛水以南,以南市为中心。洛阳并没有发育出类似长安“北里”的娱乐空间,但仅有的一些饮妓活动和文人家妓分布特点,还是可以看出其与商业市场的密切空间关系,这也可以看成是中晚唐时期教坊商业化的一种补充。第七章《唐代教坊曲的生成模式研究——以<文溆子>为例》分为两节。第一节对唐代教坊曲曲调来源、创作规律、用乐形式作了概述。结合具体案例,我们总结出了教坊曲调生成的一些规律:其一,教坊曲本事与选诗主题相呼应;其二,教坊曲本事与选诗内容的契合;其三,教坊曲调与曲辞格律和体式的配合。第二节以教坊曲《文溆子》为例,将第一节中所讨论的曲调生成规律落实到具体个案中。《文溆子》曲源于唐代着名俗讲僧文溆,其人的生平富于传奇。我们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墓志,对其生平事迹作了详细的钩沉,铺垫了《文溆子》曲调创作的文化背景。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俗讲资料,我们进一步补充了《文溆子》曲由民间俗讲到宫廷教坊曲调的生成过程,曲调、曲辞的特征,在后世的流变等情况,大体上还原了该曲调的历史形态。《文溆子》的创作和流传过程,是教坊曲调生成模式的样板。
袁倩[3]（2017）在《萧纲及其诗文研究》文中提出萧纲成长于中国历史上动荡频发的南朝,他是乱世中偏安一隅的文学家,也是被人艳羡的帝王。他因其宫体创作而名声显赫,又因其宫体创作而被世人遗弃。本文将对萧纲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分析,从多个角度解读他的思想,意在展现一个性格饱满的萧纲形象。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是对本文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梳理与叙述。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对萧纲的生平和家世进行介绍,重点解决的是萧何、萧望之是否为齐梁帝王祖先,齐梁帝王故里是丹阳或是常州的问题,同时也对萧纲的人生轨迹进行了简单描述。第二章探讨的是萧纲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萧纲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体裁、题材都很丰富,他的文学创作也展现了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一代之文学有一代之思想,将萧纲的文学思想与同时代的裴子野、钟嵘、萧统等对比,结合其创作进行分析进而展现出其文学思想的独创性。第三章分析萧纲的政治处境对其创作的影响。萧纲能够入主东宫得益于他的戍边经历,而入主东宫后他的境况不是十分得意,他的作品是他情感与渴望的表达。从萧纲边塞诗的用典情况出发,挖掘其内心深处的政治热情。从宫体诗题材的选取中看出萧纲的仁德与不得意。第四章分析佛教思想对萧纲文学创作的影响。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到了南朝,佛教发展的势头愈加激烈,一度有成为国教的趋势,这与梁武帝佞佛的行为有着不容区分的联系。梁萧衍的佛教信仰对萧纲的生活与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体现在诗中是对微观事物整体性的把握和对于圆满念想的追求;体现在文中是其融佛理与治国为一体,化神权为王权。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概括,结合萧纲的文学创作,综合前人对萧纲的评价,勾勒出萧纲的人物形象。
贺琳[4]（2017）在《陈后主音乐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后主是南陈朝的末代君主,由于他荒淫亡国的形象深入人心,导致后人对其评价多为不好,不过,虽然陈后主在政治上没有作为,但他却在文艺方面颇有造诣。后主精于音乐,且大力倡导俗乐,在后主享乐思想的作用下,故使得陈代末期的宫廷音乐发展日趋世俗化、娱乐化。本文立足于文献,就陈后主所处复杂时代、文化背景及其特殊生平经历、心路历程来分析他享乐思想的成因,再通过陈后主宫廷音乐实践、审美观点、价值取向等方面来论证其享乐思想下的俗乐观及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后主音乐思想的价值及其思想对陈代末期宫廷音乐发展的影响,以此让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更深层次的了解陈后主,从而对他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识。全文共三个部分,分为四个章节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这部分明确了本课题选题意义和研究目的,概述了关于陈后主音乐思想研究现状,并依次对该课题的研究方法、写作思路、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一章与第二章为第二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对陈后主音乐思想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试图从陈代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当时人们生存环境、心态方面的发展状况来全面剖析陈后主音乐思想产生的原因。当时政治局势与时代环境带来的幻灭感,儒道衰落、佛教盛行的文化现象,以及该时期的社会风气,都对陈后主人生观、音乐观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第二章为笔者对陈后主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的分析,并以此来论述他享乐思想形成的根本因素。陈后主的一生曲折坎坷,虽然后世多认为后主是个荒唐可笑之人,可仔细分析却能发现他命运中充斥的悲情色彩。后主在安邦治国方面无所作为,然而他在艺术上的才华造诣与荒淫生活却是让后人批评他不务正业,以致误国亡国的理由。其实,“陈亡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因为后主的所作所为而改变命运,且正是因为时代背景与他个人特殊复杂的境遇及生活环境,故使得后主思想中享乐观念逐渐成型。这些内外因素都与其音乐思想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三章与第四章为第三部分。该部分是本论文的重点内容:其中,第三章是陈后主享乐思想下的俗乐观。主要以陈后主参与宫廷音乐活动为着眼点,依据文献资料,对他的宫廷音乐性质、用乐情况、乐府建设发展方向进行梳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礼乐不再是该时期宫廷音乐文化的主导力量,雅乐也不再受到重视,他思想中体现出了深重的俗乐观念,在后主享乐思想的作用下,宫廷音乐向娱乐化、世俗化方向发展。而对后主创作的清商曲辞作品《玉树后庭花》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窥探出其思想中的俗乐观念及潜藏在这背后“珍视生命,纵情享乐”的心理、“以悲为美”的艺术审美风格和“彰显生命永恒”的道德价值取向。第四章内容是陈后主音乐思想的意义,在对陈后主俗乐观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其音乐思想中蕴含的积极作用与价值,由两部分展开。其一,陈后主音乐思想导致陈代末年宫廷礼乐继续式微,这促使该时期音乐世俗化进程加快,乐府发展走向兴盛;其二,是对陈后主俗乐观价值的探究,主要从他的俗乐观让该时期音乐脱离礼的制约、逐渐独立,并彰显了生命永恒价值,以及在“以悲为美”审美风格丰富了陈代宫廷音乐的美感方面,来体现他音乐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梁曼容[5]（2016）在《明代藩王研究》文中认为学界对于明代藩王、宗藩制度、宗禄人口、王府庄田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时代环境,当时研究普遍存在着以论带史、论证疏阔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并未澄清。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亦有诸多进展,但皆为从个别侧面入手的单篇论文。其中,从区域化视角对明代宗藩进行研究的十几篇硕士论文在研究的问题意识方面体现出新意,但其展开的内容,主要是将上世纪研究成果,放入某一区域范围进行再观察,无论史实梳理和澄清,还是问题分析与解读都未达到深入程度。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政治、法律、经济、心态诸方面入手,对明代关于宗藩上层即藩王的制度安排、藩王的政治地位与角色、藩王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进行系统性的梳理、考核与分析,在比较全面呈现相关史事基础上,集中于藩王这一特殊人群,对明代国家体制中的贵族阶层与贵族政治状况做尽量深入的透视。朱元璋建国后,出于防御旧元、转移军权的现实考虑,及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奸的需要,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因此,洪武时期,诸王不仅拥有极大的军事权力,也拥有节制布政司的权力。建文帝登基以后,尝试削弱诸藩权力,引发靖难之役。燕王朱棣登上皇位后,继续推行肇始于建文帝的削藩政策,通过迁封、削减王府护卫、解除诸王军事指挥权等方式,削夺诸王军事权力。但成祖削藩并不彻底,直到宣德一朝,削藩方才彻底完成。经过朝廷的削藩和日加严苛的藩禁政策,藩王虽然衣租食禄,享受优厚物质待遇,但在权力体系中地位微弱,不仅完全淡出朝堂,而且不许议论朝政,不得与官员联姻及结交,甚至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万历中期,朝廷放开了宗室入仕之禁,但仅对将军和中尉而言,藩王仍在防嫌之列,这一状态直至明亡没有改变。明代藩王与王官的权力关系,也可以反映出藩王的实际处境。根据《皇明祖训》,亲王对王府文官无人事任免权,但有合于律法之司法权;对王府武官,亲王有司法权和一定范围的人事权。可事实上,靖难以后,亲王对文官既无人事权,亦无司法权;对武官可在符合世袭的条件下上疏奏请;王府内官多由朝廷直接派遣或任命,亲王可以提名保荐,但仍需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对于武官和内官,亲王仅有在朝廷授命的情形下方才可以行使司法权。不仅如此,在永乐一朝,由于朱棣的鼓动,告发藩王的现象盛行,王官的职责骤然发生转变,由过去的辅导之臣,变为藩王的监视者,担负起监察王府的作用,因此时常凌驾于诸王之上。明代藩王在靖难之役后虽然直接政治权力大幅度削弱,但是此一人群在明代国家政治中仍然扮演一些重要角色,明代藩王及分封制度在帝制政治中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意义。宣德末和正统初,亲王经常代天子祭祀宗庙、天地及皇陵;当皇帝出征时,亲王居守京师;诸王还身负劝进及劝立储君的政治任务,劝进和劝立储君看似是一项礼仪性和象征性事宜,却是皇位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地方,藩王并非绝对不问时事,他们可以就地方修筑事务进行奏报,也偶尔会对封地内三司事务奏告朝廷,这表明朝廷依然为藩王保留了一些参与空间。藩王对于宗室事务的讨论最多,他们不仅主动参与,朝廷也呼吁他们进言,他们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采纳。在军事上,削藩之后,明代藩王有奏报地方军情的权力。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朝廷财政陷入困境,各项开支难以筹措,藩王捐禄捐银的现象十分常见,包括:赈灾、助饷、辞禄补给宗粮和献助等。在皇权中断时,藩王的政治地位及分封制度在帝制中的结构性意义得到凸显:皇帝薨后无嗣,与皇帝亲疏关系最近的藩王便继承大统;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尽后,在崇祯帝诸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明代藩王便成为国家正统性的代表,成为一面争取明朝复兴及团结各种抗清势力的旗帜;南明诸政权,在北京中央政权瓦解后又持续明代正朔四十年;南明诸王在皇权中断之时再续朱姓皇权,部分实现了明初朱元璋分封诸王的用意。叛乱是藩王参与政治的一种非常规方式,是藩王对既有秩序进行的反抗。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诸王的法律特权。从明中后期开始,《祖训》规定的情形发生了变化:第一,朝廷对宗室所作的法律限制已经突破家法《皇明祖训》的范围,部分内容开始出现于国法之中;嘉靖末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对宗室生活的各方面都进行了限制和约束。第二,地方官员及三法司官员在藩王整个司法过程中的参与范围渐宽,干预程度也在增强,增加了对王府的监察职责,可以参与对宗室的议罪等。但若仔细辨析,可以发现,明中后期出台的法律条文,包括《宗藩条例》在内,绝大多数条款是针对下层宗室,藩王尤其是亲王的法律特权所受的波及是细枝末节及无关紧要的。官员参与程度加深,也仅是增加了监察权力,对于犯罪藩王,特别是亲王,司法过程中的缉拿权、审问权和判决权仍专属皇帝一人。这表明宗室内部成员,因爵位高低不同,在法律待遇上产生了分野。藩王法律特权,终明一代,根本上并无实质性变化。洪武时期,藩王政治权力极大,岁禄与赐田是朝廷对诸王进行供养的一种方式。靖难之后,藩王几乎不具备任何实际政治权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大量赐予诸王岁禄和庄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意义是:朝廷对藩王付出的政治代价——不参政,给予经济性补偿。因此,可以看到,从明初到明末,亲王获赐田地的数目,大致呈上升趋势。嘉靖末年的宗禄改革,从改革对象上来说,仍然主要是针对下层宗室,郡王兼有涉及,亲王的切实利益则很少触及。这也体现出宗室成员在经济待遇上的分野。所以,宗禄背后的政治蕴意不能同一而论。于国家而言,以宗禄供养皇室后裔,是“亲亲之谊”,随着明中后期宗室人口大量繁衍,而逐渐上升为中央财政问题。于亲王而言,宗禄和庄田是他们以牺牲政治权力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补偿。于下层宗室而言,宗禄口粮是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当宗禄长久拖欠,无法支取时,就意味着朝廷的遗弃。郡王则处于亲王与下层宗室之间,作为中间阶层,其生存状况虽比不上亲王,但比下层宗室又好很多。朝廷对宗室的供养制度,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笔的宗禄支出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境。明代藩王因朝廷颁布的藩禁政策,不能出仕。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有着较强的政治关怀和参与政治的诉求。这些诉求和意愿在明代是不被认可和允许的,因此只能寄托于诗歌之中。在诗作中,他们关心时政、边事和下层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此同时,这些藩王信奉佛教和道教,具有强烈的出世情怀。这种出世情怀,于他们而言,是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一条精神出路,亦是明代宗室所处严苛政治生态中的无奈选择。经过对明代藩王相关史料的系统梳理,本文在澄清诸多事实基础上,对明代贵族政治进行透视,提出:从政治制度设置与运作维度讲,明代藩王在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时期政策调整之后,已经失去实际军政权力,中国贵族政治在此时达到空前衰弱状态,反衬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伴随士大夫政治影响力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当皇权中断时,藩王的政治意义便得到凸显,这表明从帝制的内部结构来看,贵族体制虽然孱弱,但具有结构性意义。从权利划分维度讲,贵族政治中的“等级”区分与少数人“特权”性质在法律和经济领域长期保留,明代亲王直至明亡,始终处于高等级地位,享受一般臣民无法企及的法律特权和经济特权。藩王的这种高等级与特权地位表示,相当程度的贵族制精神是明代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中国帝制传统难以祛除的特征之一;与此同时,贵族经济特权,需要大笔宗禄支出,这无疑给明朝财政的困境雪上加霜。从广义的国家制度体系角度而言,明代贵族仍然是一个政治性的课题。明代贵族政治的上述两个特色,对于透视明清帝制体系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形成的帝制,是以皇帝为顶端,以郡县体制、官僚体制、贵族体制三个系统为支撑的政治制度。到了明代,这一制度既发生了新的变化,又保留了不变的传统。所谓“变”是指:第一,明代贵族政治的衰弱,相较于秦到唐贵族政治的强势,表明原先帝制中一些僵化的部分已经松动;第二,明代士大夫政治相对活跃,士大夫主流受儒家学说影响,虽承认皇室血缘特殊地位,但更强调道统和“天下”关怀,这使得明代帝制体系运行中增加了一些具有理性含义的精神。这二者是为帝制之“变”。所谓“不变”是指:第一,作为阶层的贵族,包括宗室、世袭功臣和外戚仍然存在,并不存在彻底消亡的可能;与此同时,作为帝制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体制具有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意义;第二,贵族政治蕴含的“等级”与“特权”的性质,在法律和经济领域仍旧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二者是为帝制之“不变”。“变”与“不变”及其之间的张力共同构成了明代政治制度的特色。明代政治制度在缺乏更有力的社会变动推动情况下,并不能达到政治理性精神的充分伸张,还是会陷入左右纠结的困境。从藩王角度审视明代贵族政治与帝制体系,可以看到,尽管明代中国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皆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但政治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尚未明晰,帝制架构的继续延续仍有深厚的政治基础。
熊琴[6]（2016）在《论南北朝后期江左文学生态的变化 ——以侯景之乱、江陵之祸、隋朝灭陈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以南北朝后期的江左文学为研究对象,以侯景之乱、江陵之祸、隋朝灭陈三次战争为切入点,意在探究这三次战争中江左文学发展的相关规律,并进一步探索宫体诗受战争影响波动与变革的原因。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述侯景之乱对江左文学的影响,即宫体诗人群的溃散与梁朝诗歌之变。第一节交代侯景之乱前梁朝宫体诗的形成及艺术特点。第二节论述侯景之乱时,江左文人在战乱中的命运流变,及其导致的宫体诗发展困境。第三节以萧纲、萧绎、庾肩吾、阴铿的诗歌为代表,分析侯景之乱导致的宫体诗人创作变化。第二章,论述江陵之祸对江左文学的影响,即文人地域流变与诗歌之变。第一节提出:侯景之乱后的梁朝文学出现了短暂复兴。因江陵之祸爆发后,江左文人分流入陈朝与北朝,所以本章第二、三节分别论述江陵之祸后江左文学在南北两地的发展。江左文人入陈初期,创作了一些离乱诗歌,后期继续进行宫体诗创作。他们的宫体诗比梁朝更加艳丽颓废,悲剧色彩更重。入仕北朝的江左文人也继续创作宫体诗,但褪去浮艳,更显清新。在他们反映乡关之思的诗歌中,其内容融入了对国破家亡的感伤、对梁末历史的反思、对入仕新朝的屈辱与迎合,其情感则增加了沉重的愁绪和凝重的历史感。第三章,论述隋朝灭陈对江左文学的影响,即江左文人整体入北后的诗歌之变。第一节论述江左文人入隋初期的诗歌多反映亡国之悲、南冠客思。第二节论述江左文人在炀帝朝的宫体诗创作。他们延续了业已形成的创作习性,又在炀帝的带领下,将宫体诗写得开阔爽朗、清新自然。第三节论述宫体诗风变革向关塞诗的延伸。江左文人入隋后的关塞诗,将精工整饬的形式美与刚健硬朗的情思结合,预示着一种大气圆融的唐诗气象先期萌动。本文对南北朝后期三次战争与文学发展的关联,作如下评价:三次战争对江左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宫体诗在梁、陈、隋三代的波动性发展;三次战争中,宫体诗的发展虽然有起伏,但其基本态势是呈推进性发展的;宫体诗在三次战争中推进性发展的原因,是诗人受到环境刺激和个人心理变化,从而产生创作变化。
吕晓洁[7]（2014）在《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文中提出近年来,一向备受冷落的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渐趋活跃,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关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如诗文创作、文学思想、文学集团等得到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和研究,但研究也存在着视角过于单一、观念陈旧、比较研究不足等局限。
王芳[8]（2014）在《南朝京都建康与文学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四代都以建康为京都，作为南朝时期京都的建康，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于一体，对南朝文人及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此外，京都建康位于秀美的江南地区，与北方的都城相比，建康带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色。受此影响，南朝文人的创作呈现出浓郁的江南地域风貌。目前，在京都与文学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多着重探讨的是位于北方的京都长安、洛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对京都建康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唐宋或明清金陵文学的创作。因此京都建康与南朝文学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本文以南朝文人文学作品和史料为基础，分三个部分对京都建康与南朝文学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综合研究。第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京都建康与南朝文人的互动关系。首先从建康京都地位的确立、建康文人的构成以及建康的文学集团三个方面论述京都建康对南朝文人的影响；其次探讨南朝文人对京都建康的文学书写，重点选取了鲍照、谢朓、庾信、江总等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文人，进一步探讨南朝文人与京都建康的互动，并对汉魏晋至南朝京都文学书写方式的嬗变作一梳理，从中亦可窥见南朝文人京都建康的文学书写对唐宋金陵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研究京都建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南朝文人生活心态的调和作用，论述建康山水给南朝文人带来的愉悦生活以及建康园林对南朝文人诗意化心态的影响，并考察京都建康山水、园林之景观以及四时景物变换在南朝文人创作中的呈现。第三部分选取了南朝时期吴歌、宫体诗、公宴诗这样几种诗歌类型作为中心，考察京都建康与南朝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建康地域影响下的南朝文学创作特点，并对京都建康文学传播的特点进行了阐述。
侯琼[9]（2013）在《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研究》文中认为陈代文学一直是被作为齐梁文学的附庸来研究的，这是因为相较于齐梁文学的大放异彩，陈代文学确实黯淡了许多，且陈代文学与齐梁文学之间共性大于个性，但这种历时的联系并不能涵括个性的存在。陈代历经五帝三十三年，在这短暂的时间内，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出现是陈代文坛突出的现象。陈后主即位前后，他的身边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的主要组成人员如陈后主、江总等都是陈代优秀的文人。他们的活动和创作，是陈代文学发展水平的体现。因此，研究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陈代文学面貌。本文对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研究分为四章来进行。第一章总述梁陈文学走向与陈代文坛。这部分考虑到梁代文学对陈代文学的历时性影响，从梁代文坛的突出现象即三派之争和梁文坛的宫体之盛入手，分析陈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背景，归纳陈代文学承梁代文学之衣钵并有所变化的事实。陈代文学承袭梁宫体诗风，在声律技巧上进一步完善，七言写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赋得体和拟乐府诗歌写作数量增加。陈代狭小的疆域和微弱的国力影响着文人们的心态，命运的变幻莫测使陈代文人有普遍的幻灭感，他们寄情佛教与诗酒，追求现世的享乐。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陈代文学创作表现出形式技巧进一步完善，内容题材相对狭窄的特点。第二章讨论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组成人员和集会活动。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以陈后主为核心，以参与其举办的文学聚会为条件，分为两个阶段，即东宫文人群体和狎客文人群体。这两个群体是前后期的关系，虽然在人员组成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活动的主要方式有平日宴和节日宴等，他们活动的内容主要有吟诗赋文、诗文品评、酬赠往来、歌舞酒色、游山赏水等。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这些活动，是我们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研究的原因之一。这些共同的活动经历，对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创作风格产生了影响。第三章论述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诗歌创作。按照题材内容来分，这些诗歌主要可以分为艳情诗、写景诗、边塞诗、赠别诗、咏物诗五个类别，其中艳情诗和写景诗数量最多。艳情诗主要描写了女子的外在美和内心世界,具有明艳绮靡、阴柔缠绵的风格；写景诗包括山水景色、宴会场景、寺庙环境、城市风光四个方面；边塞诗中既有以艳诗笔调入诗的写法，也有一些气格豪迈的作品，体现了南北文风的融合；赠别诗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较多地体现了这个群体文人的个性特点；咏物诗的创作规模虽然较之齐梁有所缩减，但是依然比较普遍。陈后主宫廷文人留存的咏物诗擅于在技巧上精细琢磨。第四章主要谈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赋文创作。参照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辑录，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留存的赋文有一百多篇，涉及多种文体，多采用骈文的样式。其中骈赋包括咏物赋、乐舞赋、酬赋和赋等，在体式技巧上表现出偶对连篇、句式多样、铺陈渲染、声韵和谐的特点，风格特征上分为藻饰绮艳、清新自然、深情哀婉、俳谐滑稽不同的类型。陈后主的哀悼文写的深情款款、细腻动人；江总章表类的应用文具有明显的宫体风格。这个群体当中其他文人如顾野王、陈暄等也不乏精彩之篇。
冯鸣阳[10]（2013）在《南宋画院人物画的政治功能研究 ——以《伯夷叔齐采薇图》为例》文中提出本文以《伯夷叔齐采薇图》为个案，研究了南宋画院人物画的政治功能，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南宋画院人物画的数量之多、政治意图之明显、实现手法之复杂，为历代画院之最。其特别之处，是出现了两种趋势的政治宣传画。这两种趋势，是以《伯夷叔齐采薇图》作为起点的，这也是本文选择《伯夷叔齐采薇图》作为个案的意义。在论文前三章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伯夷叔齐采薇图》政治意涵的新解释：夷齐形象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多个分支和复合的品质，加上北宋末对夷齐的推崇以及宋代对夷齐形象和文化的多重理解，使得夷齐形象成为宋高宗时代理想化臣子的典范。《伯夷叔齐采薇图》并非画家的自鸣之作，也非仅仅讽喻、进谏或者取悦皇帝。而是在宋高宗授意下，借用伯夷叔齐亦进亦退、暧昧不清的理想形象，作为制约多方利益集团的平衡点。二、南宋画院的人物画依据内容和对象的不同分为三类:肖像、叙事、生活。以描绘肖像为主的纪实画，主要体现人物画与国家祭祀、礼仪、典礼等的关系。叙事类是最为突出的类别，在南宋政局中起到了引导舆论、反应现状的作用。描绘生活的图像，从风格和文化层面来看，是全新的。它既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统治阶级的意图，又反过来从审美情趣上将士人阶层的文化传递到上层，最终影响了统治阶级的艺术表达与政治话语权。因此，纪实画延续了人物画的传统功能，叙事画强化了人物画的政治事件参与能力，生活画优化了人物画的文化影响力。而从母题这一角度入手，更是可以强化这种认识。因为南宋画院的新母题几乎都产生于叙事画这一类别，特别是历史故实画。三、南宋画院人物画的使用,在许多场合下是与整个国家的礼仪、祭祀、庆典不可分割的。使用脉络主要包括装裱制度、鉴藏机构、鉴定人群体、存放地、制作流程、使用地点等；政治功用主要包括瑞应、礼赞与礼教、规谏、解经、赏赐与共览五类。在南宋前期，由于国家命运多舛，因此画院人物画的主题便是宣传君权神授，记载帝王的伟绩，多体现为瑞应、礼赞、规谏的功能。而南宋后期的局势趋于稳定，艺术上表现为多采用士人品位和儒家经典等文治的方式来进行相对缓和而隐形的政治宣传，因此作品多表现为礼教、规谏、注经与文宣的功能。四、对赞助人群体的关注和细分，对以《伯夷叔齐采薇图》为起点的两种趋势的分析，最终推导出了南宋画院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政治宣传画：一种以历史故实画为代表，热衷于积极的政治宣传，解决的是最显而易见的政治合法性、复国等问题。另一种是以图像注释经典文本的“图像解经”为代表，又分为以图解“五经”为代表的“诗经图”和以“四书”为代表的“先贤图”。这两类画虽然都服务于政治，但在实现方式，目标群体，表达途径上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前者着重从时代感，从事件出发，教育其忠君爱国、拥护南宋政权，为复国中兴而奋斗；后者着重从历史感，从文化出发，以一种精神层面的约束，道德层面的规范，行为与趣味上的潜移默化来影响大众。两者皆是试图通过艺术作品来掌握社会与政治的话语权，最终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二、陈叔宝及其皇室文人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叔宝及其皇室文人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陈后主乐府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南朝乐府诗研究综述 |
| (二)南陈乐府诗研究综述 |
| (三)陈后主乐府诗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思路、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陈后主乐府诗的创作背景 |
| 第一节 南朝陈前乐府诗的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南朝陈乐府制度及乐府官署设置 |
| 第三节 陈后主文人集团的建立与乐府创作 |
| 第二章 陈后主乐府诗的本事考证 |
| 第一节 旧题乐府诗的承接 |
| 一、继承乐府诗传统题材 |
| 二、化用历史故事与传说 |
| 第二节 新题乐府诗的创立 |
| 一、组诗本事 |
| 二、单篇本事 |
| 第三章 陈后主乐府诗的思想内容 |
| 第一节 苍凉凄婉的边塞诗 |
| 一、边关环境的描写 |
| 二、边关将士的思念 |
| 第二节 清美瑰丽的江南风景诗 |
| 一、清新自然的山水风光 |
| 二、宏伟繁华的都市景观 |
| 第三节 浮靡绮丽的艳情诗 |
| 一、男女欢好的描写 |
| 二、华丽妖娆的女性美 |
| 第四节 纵情声乐的宴饮诗 |
| 一、帝王与嫔妃的相互唱和 |
| 二、君王与臣子的宴饮之乐 |
| 第四章 陈后主乐府诗的艺术特点 |
| 第一节 陈后主乐府诗创作手法 |
| 一、赋题法的使用 |
| 二、渲染技巧的运用 |
| 三、想象手法的应用 |
| 第二节 陈后主乐府诗的语言特色 |
| 一、吴歌西曲词语的雅化 |
| 二、大量华艳词语的使用 |
| 第三节 南北朝乐府诗风格的突破 |
| 一、边塞乐府诗的婉约 |
| 二、艳情乐府诗的直白 |
| 第五章 陈后主乐府诗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引领隋唐乐府诗俗艳绮靡的风格 |
| 第二节 推动初唐乐府诗的格律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教坊文学研究 |
| 二、教坊制度与文化研究 |
| 三、教坊音乐研究 |
| 第二节 总体思路 |
| 第三节 主要论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教坊及相关音乐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教坊辨异 |
| 一、唐代教坊名号歧义之由来 |
| 二、左右教坊与内教坊 |
| 三、仗内教坊 |
| 第二节 唐代梨园新考 |
| 一、禁苑梨园与法曲梨园 |
| 二、洛阳梨园考 |
| 三、梨园的内部建制及所掌音乐 |
| 第三节 宣徽院与教坊、梨园新证 |
| 一、宣徽院建制与梨园、教坊之关系 |
| 二、宣徽院乐工与教坊、梨园之关系 |
| 第二章 唐代教坊职官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教坊职官述论 |
| 一、教坊使 |
| 二、教坊副使 |
| 三、教坊判官 |
| 四、其他职官 |
| 第二节 唐代教坊职官考论 |
| 一、唐代教坊职官人物考辨 |
| 二、唐代教坊职官家族考 |
| 第三节 唐代梨园职官与教坊职官的互动 |
| 一、早期“帝妃教习”模式 |
| 二、梨园职官过渡:“梨园教坊使” |
| 三、安史乱后梨园职官的正式设置 |
| 第四节 教坊、梨园职官的活动空间及其性质 |
| 一、教坊、梨园职官活动的区位特点 |
| 二、教坊、梨园音乐活动里坊分布特征 |
| 第三章 唐代地方教坊考——以眉县教坊为个案 |
| 第一节 眉县教坊材溯源 |
| 第二节 眉县教坊村与随驾教坊 |
| 第三节 眉县教坊村与唐代地方教坊机构之关联 |
| 一、“府县教坊”与“诸州散乐”辨析 |
| 二、地方音乐机构与乐户 |
| 第四章 唐代教坊四部乐考 |
| 第一节 清乐部、云韶部与教坊乐 |
| 一、清乐部与教坊 |
| 二、云韶部与教坊 |
| 第二节 太常四部与教坊四部 |
| 一、太常四部乐的渊源 |
| 二、教坊四部乐的起源 |
| 三、太常四部乐与教坊四部乐的关系 |
| 第三节 唐代教坊四部乐的运用 |
| 一、唐代教坊四部乐的演出形态 |
| 二、唐代教坊四部乐向胡部的倾斜 |
| 第五章 唐代教坊音乐与藩邸文学 |
| 第一节 唐代藩邸中的音乐活动 |
| 一、唐代王府的建制 |
| 二、唐代王府中的音乐活动 |
| 第二节 藩邸之乐与教坊 |
| 一、俗乐教坊与王府音乐之渊源 |
| 二、唐代王宅中的教坊乐舞活动 |
| 第三节 唐代藩邸文学与教坊 |
| 一、诸王与教坊乐工的交游 |
| 二、宁王宅中的文学活动与教坊曲《簇拍相府莲》 |
| 第六章 教坊商业化与唐两京饮妓文学 |
| 第一节 “北里诸妓,籍属教坊” |
| 一、“籍属教坊”之背景 |
| 二、教坊商业化的转型 |
| 第二节 长安北里文化内涵及区位选择 |
| 一、北里饮妓文化之定型 |
| 二、平康坊北里的区位 |
| 第三节 长安平康坊饮妓与文学 |
| 一、诗文活动 |
| 二、唐传奇 |
| 第四节 洛阳饮妓空间的分化 |
| 一、洛河以北,以北市为中心的乐人活动区域 |
| 二、洛水以南,“明义坊教坊一西市”为轴心的乐人活动区域 |
| 三、洛水以南,以南市为中心的乐人活动区域 |
| 第七章 唐代教坊曲生成模式研究——以《文溆子》为例 |
| 第一节 唐代教坊曲的生成模式 |
| 一、唐教坊曲的创作规律 |
| 二、教坊曲的用乐理念 |
| 三、教坊曲辞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文溆与《文溆子》 |
| 一、文溆生平考略 |
| 二、文溆俗讲在当时之反响 |
| 三、文溆俗讲及《文溆子》生成 |
| 附录 |
| 附录一: 崔令钦生平与家世补考 |
| 附录二: 高丽伎与胡旋舞新说——从《新唐书·礼乐志》中一则“错简”说起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筒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萧纲及其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二、萧纲家世及生平 |
| （一）萧纲家世 |
| 1.萧氏谱系 |
| 2.齐梁帝王故里 |
| （二）萧纲生平 |
| 1.“吾家东阿六岁便属文”的少年时代（502—523） |
| 2.“寓目写心，因事而做”的雍州时代（523—530） |
| 3.“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东宫时代（530—549） |
| 4.“立身行道，始终如一”的末年（549-551） |
| 三、萧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 |
| （一）萧纲的文学创作 |
| 1.萧纲文学创作概述 |
| 2.萧纲文学创作的特点 |
| （二）萧纲的文学思想 |
| 1.与裴子野比较 |
| 2.与曹丕、萧统、刘勰、钟嵘比较 |
| 3.萧纲文学思想独创处 |
| 四、政治处境对萧纲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 萧纲的政治处境 |
| 1.“蜡鹅事件”与萧统 |
| 2.萧纲与太子位 |
| 3.政治处境酝酿下的边塞与宫体 |
| （二） 政治处境对萧纲文学创作的影响 |
| 1.边塞与政治 |
| 2.宫体与政治 |
| 五、佛教信仰对萧纲创作的影响 |
| （一）佛教影响下的梁朝 |
| 1.佛教与南朝 |
| 2.萧氏父子的佛教信仰 |
| （二）佛教思想对萧纲创作的影响 |
| 1.佛学与宫体诗 |
| 2.萧纲文中的佛教思想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陈后主音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1章 陈后主音乐思想产生的时代及文化背景 |
| 1.1 陈后主音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 1.2 陈后主音乐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
| 1.2.1 儒学式微 |
| 1.2.2 玄学衰落 |
| 1.2.3 佛教兴盛 |
| 第2章 陈后主生平及其享乐思想的形成 |
| 2.1 “生于深宫,长于妇手”的少年时期 |
| 2.2 “日夕游宴赋诗”的太子生活 |
| 2.3 在位七年“不理政事,宴饮享乐” |
| 2.4 与“诗、酒”相伴的俘虏生活 |
| 第3章 陈后主享乐思想下的俗乐观 |
| 3.1 陈后主时期宫廷娱乐化的音乐生活 |
| 3.1.1 娱乐性宫廷宴飨活动 |
| 3.1.2 宫廷中的胡乐活动与宗教性音乐活动 |
| 3.2 陈后主时期宫廷世俗化、娱乐化的用乐类型 |
| 3.2.1 宫廷仪式用乐 |
| 3.2.2 宫廷节日用乐 |
| 3.2.3 宫廷娱乐用乐 |
| 3.3 陈后主时期乐府娱乐化的发展方向 |
| 3.4 陈后主的音乐创作 |
| 3.4.1 陈后主的代表作《玉树后庭花》 |
| 3.4.2 “珍视生命,纵情享乐”音乐思想 |
| 3.5 陈后主时期宫廷俗乐兴盛的特殊因素 |
| 第4章 陈后主音乐思想的意义 |
| 4.1 陈后主音乐思想对陈代末期宫廷音乐发展的影响 |
| 4.1.1 使宫廷音乐世俗化进程加快 |
| 4.1.2 促进乐府发展走向繁荣 |
| 4.2 陈后主俗乐观的价值 |
| 4.2.1 使陈代末期宫廷音乐获得独立 |
| 4.2.2 丰富了陈代宫廷音乐的美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明代藩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与问题缘起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视角与问题的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明代宗藩政治史研究 |
| （二） 明代宗藩经济相关问题研究 |
| （三） 明代宗藩生活状态研究 |
| （四） 对宗藩的分区域研究 |
| （五） 文献史实考证 |
| 三 重拾“冷门”：明代藩王再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
| （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藩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
| （二） 新世纪宗藩区域研究的局限性 |
| （三） 明代藩王研究：“旧题新说” |
| 四 明代藩王研究的两条线索：“权力分配”与“权利分野” |
| 五 本文基本框架与文献基础 |
| （一） 本文框架 |
| （二） 文献基础 |
| 第一章 明代藩王权力格局的奠定：分封与削藩 |
| 一 诸王分封制度的建立 |
| （一） 朱元璋分封 |
| （二） 洪武时诸王所拥有的实际权力 |
| 二 《皇明祖训》与朱元璋分封 |
| （一） 《皇明祖训》修订状况及解读 |
| （二） 《皇明祖训》与朱元璋分封 |
| 三 明初的削藩举措 |
| （一） 肇始于建文帝 |
| （二） 明成祖削藩：以解除诸王军事权力为核心 |
| （三） 朱棣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 |
| （四） 告发藩王现象的频发与常态化 |
| （五） 明宣宗削藩的最终完成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制衡的存在：明代藩王对王府官的权力空间 |
| 一 明代王府官建制沿革 |
| （一） 王府官草创：盛极一时 |
| （二） 王府官制的第一次改革：增设文官 |
| （三） 王府官定制 |
| 二 藩王对王府官的权力范围 |
| （一） 洪武祖制 |
| （二） 靖难以后的王府文官 |
| （三） 靖难以后的王府武官 |
| （四） 靖难以后的王府内官 |
| 三 王府官“告发”与“欺凌”藩王现象的频繁 |
| （一） 王府官职责的转变 |
| （二） 王府官欺凌藩王现象解读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禁忌：明代藩王的政治藩篱 |
| 一 明代藩禁政策考 |
| （一） 永乐朝：藩禁政策的肇始 |
| （二） 宣德时期藩禁政策的进一步增强 |
| （三） 英宗景泰间宗室藩禁政策的增多 |
| （四） 成弘正三朝：王亲任官政策的讨论及拟定 |
| （五） 嘉隆两朝对王亲任官政策的调整 |
| （六） 万历藩禁政策的放开 |
| 二 明代藩王的活动空间 |
| （一） 禁止诸王奔丧赴京 |
| （二） 禁止诸王朝觐 |
| （三） 限制藩王出行，锢于一府之中 |
| （四） 禁止诸王相见 |
| 三 藩王的婚姻 |
| （一） 太祖时期藩王婚姻的基本状况 |
| （二） 永乐朝藩王婚姻政策的转变及基本状况 |
| （三） 宣德朝藩王婚姻政策的确定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承载与反抗：明代藩王的政治角色 |
| 一 礼仪事务中的藩王 |
| （一） 祭祀礼仪 |
| （二） 劝进及劝立储君等象征性事宜 |
| （三） 皇帝巡行或出征时居守京师 |
| 二 参与朝政及议论国事 |
| （一） 劝谏皇帝 |
| （二） 奏报封地内行政及修造事务 |
| （三） 为宗室政策建言 |
| 三 藩王与军事 |
| （一） 奏报边事或地方军情 |
| （二） 主动请求入伍勤王 |
| 四 藩王与地方官员 |
| （一） 奏请为官员加官进爵 |
| （二） 奏请官员任用 |
| 五 藩王的“义举” |
| （一） 赈灾 |
| （二） 助饷 |
| （三） 补给宗粮 |
| （四） 献助 |
| 六 权力承载：藩王入主和南明余续 |
| （一） 藩王入主 |
| （二） 南明余续 |
| 七 权力反抗：以正德时期的两次藩王叛乱为中心 |
| （一） 安化王朱寘鐇之乱与刘瑾被除 |
| （二） 宁王朱宸濠叛乱与武宗荒政的结束 |
| （三） 藩王叛乱与明代政治文化 |
| 八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可动摇的特权：明代藩王的法律地位 |
| 一 明代藩王司法的法律依据及与国家公法之关系 |
| （一） 明代藩王法律特权的奠定 |
| （二） 洪武之后藩王违法处罚的依据及其与国家公法之关系 |
| （三） 《宗藩条例》与藩王司法 |
| 二 明代藩王违法的司法程序 |
| （一） 以地方官员为监察主体的监察制度的建立 |
| （二） 王府查勘及查勘官员构成 |
| （三） 宣诏入京 |
| （四） 议罪 |
| （五） 量刑原则 |
| （六） 遍谕诸王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治权力剥夺的经济代价（上）：藩王岁禄 |
| 一 洪武到天顺时期的藩王岁禄问题 |
| （一） 洪武祖制的确定与调适 |
| （二） 成祖加赐岁禄与藩王欠禄问题的出现 |
| （三） 仁宗朝增诸王禄与未之国亲王岁禄的确定 |
| （四） 宣宗朝岁禄折钞的普遍化及藩王告匮现象的出现 |
| （五） 英宗景泰间：岁禄折银 |
| 二 成化到正德时期的岁禄问题 |
| （一） 成化朝：藩王岁禄收纳方式规定的出台 |
| （二） 弘治朝：藩王岁禄开始成为财政负担与朝廷开始削减岁禄 |
| （三） 正德朝：山西宗室岁禄财政问题的加深与各种补救措施 |
| 三 宗禄引发的财政危机及嘉靖宗禄改革 |
| （一） 宗禄引发的财政困境 |
| （二） 朝廷士大夫关于宗室问题的讨论 |
| （三） 《宗藩条例》出台与宗禄改革 |
| （四） 万历朝宗禄永额制的出台 |
| 四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治权力剥夺的经济代价（下）：藩王产业 |
| 一 亲王之国前所赐产业 |
| （一） 明代各朝亲王之国前养赡之资的钦赐情况 |
| （二） 之国后田产的处置 |
| （三） 皇庄与诸王养赡 |
| 二 诸王就藩后的产业 |
| （一） 洪武到正德：藩王获赐田地的基本情况 |
| （二） 藩王产业获取方式 |
| （三） 藩王产业的管理 |
| （四） 朝廷对诸王田产的基本政策及嘉靖朝的改革 |
| （五） 福王赐田背后的政治意义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被捆缚的政治意识及其解脱：藩王的精神世界 |
| 一 研究藩王精神世界的意义 |
| 二 文本基础 |
| 三 被捆缚的政治意识 |
| （一） 以诗言志，志在匡国 |
| （二） 通过诗歌记录边境和内地战事 |
| （三） 借诗讽刺时政 |
| （四） 关心农事 |
| 四 寄情佛道的精神出路 |
| （一） 淡泊名利、是非和荣辱 |
| （二） 推崇陶潜，幽居独处 |
| （三） 参禅求仙，与僧道来往频繁 |
| 五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藩王的历史际遇 |
| （一） 被极度限制的政治权力 |
| （二） 不能被忽视的政治角色 |
| （三） 一以贯之的法律特权 |
| （四） 日益膨胀的经济优待 |
| （五） 无法施展的政治抱负 |
| 二 明代贵族政治的特色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 |
| 三 “边缘化”的明代宗室及宋明两代宗室制度之比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论南北朝后期江左文学生态的变化 ——以侯景之乱、江陵之祸、隋朝灭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侯景之乱——宫体诗人群溃散与江左文人诗歌之变 |
| 第一节 梁朝宫体诗的形成及特点 |
| 一、建康东宫与江陵西府文人集团的形成 |
| 二、宫体诗的创作特点 |
| 三、宫体诗风的成因 |
| 第二节 侯景之乱造成的宫体诗发展困境 |
| 一、侯景之乱中梁朝文人的命运走向 |
| 二、创作环境骤变与创作队伍解体 |
| 第三节 侯景之乱后江左文人的诗歌之变 |
| 一、凄凉悲愤之诗 |
| 二、慷慨悲切之诗 |
| 三、泣血悲苦之诗 |
| 四、清新明丽之诗 |
| 第二章 江陵之祸——江左文人地域流变与诗歌之变 |
| 第一节 江陵文学的短暂复兴 |
| 一、江左文人集团的重组 |
| 二、典籍校订中“四部”名称的标目 |
| 三、诗歌唱和中宫体诗风的复苏 |
| 第二节 江陵之祸后南方流寓文士的诗歌创作 |
| 一、陈朝初期诗人的离乱之作 |
| 二、梁朝宫体诗在陈朝的延续与变化 |
| 第三节 梁末文人入北后的诗歌创作与改变 |
| 一、文人集团的重新组合 |
| 二、入北文人的宫体诗创作与影响 |
| 三、入北文人的诗风之变 |
| 第三章 隋朝灭陈——江左文人整体入北后的诗歌之变 |
| 第一节 江左文人入隋之后的南冠客思 |
| 一、江左文人入隋初期的境遇 |
| 二、江左文人入隋初期的南冠客思与诗风之变 |
| 第二节 江左文人入隋后的宫体诗歌 |
| 一、宫体诗歌在炀帝朝兴起的背景 |
| 二、宫体诗风在隋朝的延续与改变 |
| 第三节 宫体诗风变革向关塞诗的延伸 |
| 一、江左文人入隋后的关塞诗创作背景 |
| 二、精工形式与硬朗情思的融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7）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宋齐梁陈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
| 二南齐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
| 三萧梁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
| 四陈代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
| 五关于宋齐梁陈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的评价 |
（8）南朝京都建康与文学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京都文学题材概念的界定 |
| （二）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 南朝京都建康研究 |
| （二） 京都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
| （三） 京都建康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
| 第一章 京都建康与南朝文人 |
| 第一节 京都建康：南朝文人流动的中心 |
| （一） 建康京都地位的确立 |
| （二） 京都建康文人构成 |
| （三） 京都建康是南朝文人集团活动的中心 |
| 第二节 南朝文人作品中的京都建康形象 |
| （一） 汉魏至南朝京都文学书写方式的嬗变 |
| （二） 鲍照、谢朓等南朝文人笔下的京都建康形象 |
| 第二章 建康山水、园林与京都文人生活 |
| 第一节 山水游历：建康文人的愉悦生活 |
| （一） 建康山水：文人的游乐之所 |
| （二） 山、水、松、荷：文人的吟咏之材 |
| （三） 隐与仕的结合：寻求心灵的栖息之所 |
| 第二节 园林别业：建康文人的诗意生活 |
| （一） 南朝建康园林概况 |
| （二） 四时之景与文人创作 |
| （三） 园林景观与文人的诗意化心态 |
| 第三章 京都建康与南朝文学创作：以诗歌类型为中心 |
| 第一节 刘宋以来：京都建康与吴歌 |
| （一） 吴歌深受京都建康地域特色的影响 |
| （二） 吴歌是京都生活之写真 |
| （三） 京都建康对吴歌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梁陈时期：京都建康与宫体诗 |
| （一） 京都宫廷生活与诗人狭窄的创作视野 |
| （二） 宫体诗的创作反映了京都建康社会的审美追求 |
| （三） 京都文学传播对宫体诗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京都政治交际：南朝公宴诗 |
| （一） 南朝京都建康宴饮传统与公宴诗创作 |
| （二） 京都建康社会风气对公宴诗主题演变的影响 |
| （三） 比试文才：京都文人的政治交际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梁陈文学走向与陈代文坛 |
| 第一节 梁陈文学走向 |
| 一、 文坛三派之争与梁宫体诗之盛 |
| 二、 承梁之衣钵与陈代文学的新变 |
| 第二节 陈代文坛扫描 |
| 一、 文学与政治环境 |
| 二、 文学与文人心态 |
| 三、 陈代文学创作利弊 |
| 第二章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考论 |
| 第一节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组成人员考论 |
| 一、 陈后主东宫文人群体组成人员考论 |
| 二、 陈后主狎客文人群体组成人员考论 |
| 三、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前后期的关系及与其他文学集团的关系 |
| 第二节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活动方式及内容 |
| 一、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活动方式 |
| 二、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活动内容 |
| 第三节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活动的堕落性 |
| 一、 创作活动本身的娱乐性 |
| 二、 才学之士的散失 |
| 三、 耽于享乐的帮凶 |
| 第三章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诗歌创作 |
| 第一节 艳情诗 |
| 一、 主题形式 |
| 二、 思想内容 |
| 三、 艺术风格 |
| 第二节 写景诗 |
| 一、 山水景色 |
| 二、 宴会场景 |
| 三、 寺庙环境 |
| 四、 城市风光 |
| 第三节 边塞诗 |
| 第四节 酬赠诗与送别诗 |
| 第五节 咏物诗及其它 |
| 第四章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赋文创作 |
| 第一节 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的骈赋 |
| 一、 主题内容 |
| 二、 体式技巧 |
| 三、 风格特征 |
| 第二节 陈后主与江总的文 |
| 一、 陈后主之文 |
| 二、 江总之文 |
| 第三节 其他文人之文 |
| 结语 |
| 附录：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简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南宋画院人物画的政治功能研究 ——以《伯夷叔齐采薇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伯夷叔齐采薇图》 |
| 二、 李唐 |
| 三、 南宋画院人物画 |
| 四、 赞助人及政治权利 |
| 五、 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伯夷叔齐采薇图》的基本信息 |
| 本章导言 |
| 一、 个案的意义 |
| 二、 本章结构及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李唐生平及其作品 |
| 一、 李唐生卒年、南渡及入画院时间考证 |
| 二、 李唐作品考证 |
| 三、 小结 |
| 第二节 、《伯夷叔齐采薇图》基本信息考证 |
| 一、 题跋与印章 |
| 二、 画名和版本问题 |
| 三、 后代的“夷齐图” |
| 四、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伯夷叔齐采薇图》的文本分析 |
| 本章导言 |
| 第一节 、《史记》以前的伯夷叔齐形象 |
| 一.《论语》中记载的伯夷叔齐 |
| 二.《孟子》中记载的伯夷叔齐 |
| 三、 《列子》、《庄子》、《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伯夷叔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史记文本分析 |
| 一、 《伯夷列传》文本分析 |
| 二、 《史记》其他几处提到伯夷叔齐 |
| 三.《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形象的重新塑造 |
| 四、 小结 |
| 第三节 、汉代到唐代伯夷叔齐形象 |
| 一、 汉代的夷齐形象 |
| 二、 魏晋时期的夷齐形象 |
| 三、 唐代的夷齐形象 |
| 四、 小结 |
| 第四节 、两宋伯夷叔齐形象研究 |
| 一、 北宋的伯夷叔齐形象 |
| 二、 南宋的伯夷叔齐形象 |
| 三、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伯夷叔齐采薇图》的图像考察 |
| 本章导言 |
| 第一节 、图像志考察（一）：人物 |
| 一、 谁是伯夷谁是叔齐？ |
| 二、 夷齐服饰考 |
| 三、 夷齐的情态 |
| 四、 小结 |
| 第二节 、图像志考察（二）：环境 |
| 一、 农具考 |
| 二、 植物考 |
| 三、 山水 |
| 四、 小结 |
| 第三节 、文本与图像 |
| 一、 文本的确定 |
| 二、 几个可供入图的情节 |
| 三、 采薇场景的表现 |
| 四、 小结 |
| 第四节 、视觉观看模式 |
| 一、 形制 |
| 二、 近似作品形式比较 |
| 三、 观看方式总结 |
| 四、 观看过程与主体 |
| 五、 小结 |
| 第五节 、风格与题材 |
| 一、 风格传统 |
| 二、 题材渊源 |
| 三、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个案到类型：南宋画院人物画的历史与生态 |
| 本章导言 |
| 第一节 、《伯夷叔齐采薇图》的政治意涵 |
| 一、 意图之疑——题跋、着述观点普遍分析 |
| 二、 作品性质及画家角色 |
| 三、 作品与政治的契合点 |
| 四、 高士图与士人传统 |
| 五、 可能的政治意涵——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之作 |
| 六、 小结 |
| 第二节 、前朝人物画追溯——以徽宗朝为重点 |
| 一、 宋之前人物画的政治功能 |
| 二、 北宋人物画的政治功能 |
| 三、 小结 |
| 第三节 、南宋画院生态 |
| 一、 南宋院画家 |
| 二、 其它类型人物画 |
| 三、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南宋画院人物画的对象与类型 |
| 本章导言 |
| 第一节 、图像与纪实 |
| 一、 帝后像 |
| 二、 功臣像 |
| 三、 图像解经（一）：圣贤图 |
| 四、 小结 |
| 第二节 、图像与叙事 |
| 一、 历史故实画 |
| 二、 当代赞歌 |
| 三、 图像解经（二）：“五经插图” |
| 四、 小结 |
| 第三节 、图像与生活 |
| 一、 士人生活 |
| 二、 宫廷生活 |
| 三、 农业生活 |
| 四、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南宋画院人物画的政治功能 |
| 本章导言 |
| 第一节 、母题的继承与创新 |
| 一、 独创母题 |
| 二、 图像新解 |
| 三、 小结 |
| 第二节 、赞助人群体 |
| 一、 宋高宗的双重角色 |
| 二、 孝、光、宁宗 |
| 三、 女性赞助群体 |
| 四、 小结 |
| 第三节 、两种图像趋势 |
| 一、 积极的程式——南宋画院的政治宣传图 |
| 二、 隐形的诗意——士人群体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
| 三、 小结 |
| 第四节 、使用脉络与政治功用 |
| 一、 使用脉络 |
| 二、 政治功用 |
| 三、 两种政治宣传画 |
| 四、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两种政治宣传画：故实规鉴与图像解经 |
| 参考文献 |
| 图版目录 |
| 附录 |
| 附录一、《伯夷叔齐采薇图》题跋整理表 |
| 附录二、有关《伯夷叔齐采薇图》的重要着录 |
| 附录三、元代之前伯夷叔齐重要古文献 |
| 附录四、李唐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陈叔宝及其皇室文人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陈后主乐府诗研究[D]. 武成然.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2]唐代教坊与文学研究[D]. 张丹阳. 浙江大学, 2017(12)
- [3]萧纲及其诗文研究[D]. 袁倩. 绍兴文理学院, 2017(02)
- [4]陈后主音乐思想研究[D]. 贺琳.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5]明代藩王研究[D]. 梁曼容.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6]论南北朝后期江左文学生态的变化 ——以侯景之乱、江陵之祸、隋朝灭陈为例[D]. 熊琴. 安徽师范大学, 2016(05)
- [7]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J]. 吕晓洁.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3)
- [8]南朝京都建康与文学关系研究[D]. 王芳. 江南大学, 2014(03)
- [9]陈后主宫廷文人群体研究[D]. 侯琼. 河南大学, 2013(01)
- [10]南宋画院人物画的政治功能研究 ——以《伯夷叔齐采薇图》为例[D]. 冯鸣阳. 上海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