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任晓亚,张志强[1]（2021）在《科技发达国家政府科技奖励制度发展观察及其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文章在概览全球科技奖励制度的基础上,选择主要科技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科技奖励,从面向领域、奖励方式、评选标准、评审过程等维度进行详细调研,重点剖析各国政府科技奖励制度的主要特点。比较发现,各国政府科技奖励制度普遍具有多元化、层次性的特点,有共同之处,也存有差异。在明晰主要科技发达国家政府科技奖励制度的经验和优点的基础上,最终提出完善我国政府科技奖励制度的几点建议:重新确立政府科技奖励的战略定位;切实减少政府科技奖励数量;重新分类设立科技奖励类型;规范政府科技奖励的评审流程和评审质量;完善政策促进社会科技奖励充分发展。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认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刘欣[3]（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韩联郡[4]（2019）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文中提出“制度重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是建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其落脚点则是制定和实施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此方能形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造就科技人才的生动局面。因此,本文以新中国60年（1949-2009年）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评价,旨在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从资源视角对人才资源的特性以及科技人才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对新中国60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历史分析,并基于政策文本对科技人才政策从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称谓和政策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比较分析,最后借助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探讨了科技人才政策绩效不断提升的内在逻辑。全文分七章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科技人才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等。第二章为立论基础。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考察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故首先在人才资源视角下对科技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度安排。第三章主要对60年间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宏观历史梳理。首先,对建国后的中国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历史溯源;其次,以经济体制变革的重要节点对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76年）、经济体制探索阶段（1977-1991年）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1992-2009年）;然后,对三个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政策的文本对不同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进行了分阶段统计和分析,统计分析的维度有四个方面:政策数量、政策发布机构、政策对象的称谓和政策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五章将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相结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比较。描述性分析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科技人才数量、留学生人数与归国留学生比例、R&D经费及其强度、专利授权量、论文产出、成果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等数据,实证性分析则是以科技进步贡献率为科技人才政策绩效的测度指标。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了持续的提升。第六章是在前两章研究的基础上,借鉴阿兰·斯密德的SSP范式理论,即“状态-结构-绩效”分析框架,探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得到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首先,对SSP范式理论做了概述;其次,对SSP范式在本研究的适用性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SSP范式下的三要素进行了阐释,并对SSP范式下科技人才政策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初步设计;再次,通过具体分析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政策收益,总结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演变与政策绩效提升的关系;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探讨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科技人才政策的“状态-结构-绩效”函数的对应规则建立在结构与状态匹配度基础之上,在三个历史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是科技人才政策绩效持续提升的直接原因,而推动结构与状态的匹配度不断提高的动因主要有两点,即“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应用、科技人才市场化的管理范式的形成。作为全文的结尾,笔者在第七章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科技人才政策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认为科技人才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家经济体制从宏观上决定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范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此外,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也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探索不受外在环境影响（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的科技人才政策发展规律对于科技人才政策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认为,尊重市场、尊重科技人才,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市场化是未来科技人才政策发展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不应再受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或者受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
杨涵[5]（2019）在《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研成果行政奖励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实践中乱象丛生,学界亦鲜少关注。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法律规范散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各级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地方政府规章,不仅效力位阶较低,甚至存在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无任何审查措施的现象,同时还存在着奖项设置不合理、评审标准不科学、评审程序不正当以及派生待遇不公平等缺陷。这些制度缺陷,导致在实践中评审过程不规范、不透明,监督机制中仅有的异议制度软弱无力,同时缺乏司法救济途径,行政相对人求诉无门。因此,在立法方面,我国应当在行政法规层面制定统一的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条例;优化奖项设置,增设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奖,细分学科领域奖项;根据具体学科领域制定评审标准,制定精细化、可操作性的评审标准;完善评审程序,健全专家遴选制度,设置有效的回避制度,简化评审程序以及实行评审程序公开。监督机制方面,通过监察委、同级人大、公众、第三方机构监督,保证奖励活动的公正性。救济途径方面,将行政奖励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内,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科研创新提供救济保障。
颜瑶[6]（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与科技息息相关。而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这其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对当今各个行业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科技奖励作为科技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的发展既能起到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各国对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都十分重视。科技奖励制度,是对科学技术做出的贡献进行奖励的一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奖励经历了恢复和重建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改革完善阶段,已经形成比较系统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科技奖励制度。但是,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学科分类不科学、评奖准则不全面、奖项设置不全面、运行机制的不合理性、实施过程的不合理性、实际运行结果与预期效果不一致、“科技-奖励-科技”的循环促进机制不够完善。这些问题都阻碍着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亟待我们去解决。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我国科技奖励制度进行研究。（1）对科技奖励制度进行定义,并阐述科技奖励制度的来源,先贤学者对科技奖励的阐述;对科技奖励制度的种类和功能,对科技奖励制度下一个定义。（2）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3）通过把改革开放后的科技奖励制度与改革开放前的科技奖励制度相比较,梳理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新发展;然后再与发达国家和同时期其他新兴国家的科技奖励制度相比较,吸取其他国家的优点,为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素材。（4）本文的重心在于通过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的演变来探讨我国科技政策的演变,探讨科技奖励制度对科技政策的导向性,这其中包括政策导向性、资源聚集性和激励强化性。透过科技奖励制度对政策的导向性,突出科技奖励制度的重要性,也通过科技奖励制度的政策导向性来探究当前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以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效率为依据,寻找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吴昕芸[7]（2015）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演变研究》文中指出科技奖励制度,是整个社会系统对在科技活动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按照一定的规则给予褒奖和保障的制度,其本质是对科技工作者及其科技成果的承认,功能在于激励科技创造、促进科技传播与应用等。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科技奖励学的角度可以加深对科技奖励制度运行机制的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创探索阶段（1949—1976年）、调整发展阶段（1977—1998年）与改革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在初创探索阶段,政府成为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设奖主体,评审的基本运作程序建立,奖励注重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在调整发展阶段,科技奖励的设奖层次更丰富,奖励针对性更强,评审程序更严格,精神奖励荣誉度与物质奖励额度逐渐提升；在改革完善阶段,科技奖励设奖主客体框架形成并不断完善,评审工作注重科技导向与公正度,奖励注重投入产出。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在这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完善和不断增强其效能的演变轨迹,其动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科技工作者对获得奖励的内心期望、国家为达到阶段性目的实施的短期科技奖励方案、科技奖励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国外科技奖励制度调整与改进的影响。通过对历史演变过程和现实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原始创新导向效果不足、设奖结构不尽合理、奖励的激励作用不突出、评审程序不够完善以及奖后实际效益不理想。未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变革趋势将会呈现为：提升对原始创新奖项的倾斜度、逐渐改变政府与社会力量设奖的主体地位、更加注重激励效应、加强评审规范化以及提升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家创新体系相辅相成程度。为适应未来的变革趋势和促进科技创新的需要,应当确立构建高效能科技奖励制度的目标与原则,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即加大原始创新引导力度、加快推进社会力量设奖步伐、扩大奖项设置层次与范围、完善奖金分配方案、提高评审工作的科学性以及提升科技奖励的奖后效益。
赵小平[8]（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指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赵明[9]（2012）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理论为指导,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杰出科学家的认可过程实际上也是在科学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竞争、交流、合作的机制在发生作用的过程。本文在对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发展演化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应用科学计量方法对中国杰出科学家认可形式的发展历史及其竞争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中国的院士制度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这两大国家认可形式相互关联性为线索,结合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我国杰出科学家两大国家认可形式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由此尝试提出改进完善我国科学建制和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运行模式和应对措施。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依据卡尔纳普、波普尔和库恩等科学哲学理论,探索了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哲学认识论来源,然后分析并解读了默顿科学规范的结构、科学社会学奖励系统理论以及杰出科学家社会分层理论和累积优势理论等,提出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中规范理论的本质是保障杰出科学家竞争、交流和合作机制的正常运行,从而实现科学创新的竞争,而科学奖励系统理论是对杰出科学家竞争力认可的实现形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杰出科学家国家认可机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关性,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竞争、交流和合作而导致杰出科学家的社会分层,科学奖励制度对于学术竞争、促进科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累积优势,推动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本文探索了世界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一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在早期科学技术发展阶段,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科学技术。由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也显示出宗教和神话色彩,在古希腊时期,表现为“哲学思辨式”的科学,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表现为应用性的技术科学,在后来则表现为“经验试错式”的科学,由于缺乏科学发展的社会竞争机制,科学技术也没有产生持续的竞争、交流和合作机制,所以这种科学生产方式发展缓慢；小科学阶段前期,伽利略用数理逻辑和观察实验相结合的科学生产方式创立了现代科学,随着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科学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得到发展,而资本主义制度和工商业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竞争,带动了科学技术的竞争和发展；随着法国科学院和建立和德国大学的创立,科学家逐步实现了职业化,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在大科学阶段,在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和社会竞争互动作用下,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文章还对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文章对我国杰出科学家的两大认可形式—一院士制度和国家科学奖励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其问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改进完善的政策建议。总之,本文立足于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分析,以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关性为出发点,系统考察了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重点对中国的院士制度和国家科学奖励制度这两大国家认可形式及其关联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了中国杰出科学家国家认可机制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不足,为如何建立一个理性的科学建制和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提供了基于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为支撑的政策建议。
王果[10]（2011）在《中英科技奖励法制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科技奖励活动广泛开展,制定有关科技奖励的法律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有关科技奖励的法律规范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科技奖励法制基本形成,但是随着科技奖励的普遍开展,已经形成的科技奖励体制和具体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英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科技奖励体制不同,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和英国科技奖励法制的不同。总体来说,英国的科技水平先进,科技奖励比较发达,因此,比较中英两国科技奖励法制的不同,对中国借鉴英国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中国科技奖励法制有着重要作用。本篇论文运用比较法、实证分析的方法,探析了中英两国的科技奖励在奖励主体、奖励对象、奖励形式以及评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比较指出我国科技奖励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奖励法制的建议。除引言和结语外,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科技奖励法制的作用及两国科技奖励法制的发展第二部分对中英两国科技奖励的法律主体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且分析了科技奖励主体的差异及其原因,以及这种差异对中国的启示。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中英两国科技奖励的对象,奖励对象的差异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第四部分是对中英两国科技奖励形式的比较分析,通过分析指出两国科技奖励形式的差异,及这种差异对中国的启示。第五部分从中英两国科技奖励评审程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差异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第六部分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奖励法制的建议。
二、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科技发达国家政府科技奖励制度发展观察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1 科技奖励研究数据源与说明 |
| 2 科技发达国家的政府科技奖励制度观察 |
| 2.1 美国政府科技奖励制度 |
| 2.2 欧洲国家政府科技奖励制度 |
| 2.3 日本政府科技奖励制度 |
| 2.4 科技强国政府科技奖励制度比较分析 |
| 3 启示与建议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 11.4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一资源”视角下的科技人才政策供给 |
| 2.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 2.1.1 人才资源的概念 |
| 2.1.2 人才资源的特性 |
| 2.1.3 “第一资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人才政策与人才资源开发 |
| 2.2.1 人才资源开发与中国的现代化 |
| 2.2.2 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 |
| 2.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建构 |
| 第三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演变历程 |
| 3.1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溯源 |
| 3.2 科技人才政策的历史分期 |
| 3.3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3.1 过渡时期政策框架的形成 |
| 3.3.2 全面建设时期政策的曲折 |
| 3.3.3 “文革”期间政策的偏离 |
| 3.4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4.1 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 |
| 3.4.2 科学建制化的恢复和发展 |
| 3.4.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科技人才政策 |
| 3.5.1 “第一资源”共识的形成 |
| 3.5.2 科技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
| 3.5.3 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四章 基于政策文本的统计与分析 |
| 4.1 文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政策分类的依据 |
| 4.3 各阶段科技人才政策的初步统计 |
| 4.3.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
| 4.3.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 |
| 4.3.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 |
| 4.4 科技人才政策演变模式与特征 |
| 4.4.1 数量的演变 |
| 4.4.2 发布机构的演变 |
| 4.4.3 政策对象称谓的演变 |
| 4.4.4 体系的演变 |
| 第五章 科技人才政策的绩效评估 |
| 5.1 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 各阶段政策绩效的描述性评析 |
| 5.2.1 计划经济体制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2 经济体制探索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2.3 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阶段的政策绩效 |
| 5.3 基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测算方法与参数选择 |
| 5.3.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
| 5.3.3 科技进步贡献率与政策绩效的关系 |
| 第六章 基于SSP范式理论的绩效分析与检验 |
| 6.1 SSP范式理论概述 |
| 6.2 政策绩效SSP范式分析的初步设计 |
| 6.2.1 SSP范式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6.2.2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三要素 |
| 6.2.3 SSP范式下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 |
| 6.3 SSP范式下的科技人才政策分析 |
| 6.3.1 政策状态 |
| 6.3.2 政策结构 |
| 6.3.3 政策选择的收益分析 |
| 6.3.4 结构演变与绩效提升 |
| 6.4 政策绩效提升的动因分析 |
| 6.4.1 超越意识形态:绩效提升的逻辑起点 |
| 6.4.2 人才市场化:绩效提升的基本途径 |
| 6.5 提升政策绩效的一个框架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5）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概述 |
| 第一节 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的概念 |
| 一、行政奖励的内涵 |
| 二、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的内涵 |
| 三、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的性质 |
| 第二节 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的分类 |
| 一、人物奖励和成果奖励 |
| 二、国家级奖励和省部级奖励 |
| 三、物质奖励、荣誉奖励及权益类奖励 |
| 第三节 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的价值目标 |
| 一、激励价值 |
| 二、秩序价值 |
| 三、资源配置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科研成果行政奖励实践现状及其问题反思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现状与问题反思 |
| 一、法律规范层级、数量、年份现状 |
| 二、法律规范问题及反思 |
| 第二节 奖项设置、评审环节现状及问题反思 |
| 一、科学技术奖励奖项设置现状 |
| 二、哲学社会科学奖项设置现状 |
| 三、奖项设置、评审环节问题及反思 |
| 第三节 执行、监督现状及问题反思 |
| 一、执行乱象 |
| 二、监督缺失 |
| 第四节 救济途径现状及问题反思 |
| 一、诉讼救济方式缺失 |
| 二、非诉讼救济方式缺失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法治化之构想 |
| 第一节 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的基本原则 |
| 一、依法奖励原则 |
| 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
| 三、正当程序原则 |
| 四、比例原则 |
| 第二节 完善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立法体系 |
| 一、统一中央及地方立法 |
| 二、优化奖项设置 |
| 三、完善评审环节 |
| 第三节 完善科研成果行政奖励监督制度 |
| 一、同级人大监督 |
| 二、监察机关监督 |
| 三、第三方机构监督 |
| 四、公众舆论监督 |
| 第四节 完善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救济体系 |
| 一、行政复议 |
| 二、行政诉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相关概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科技奖励制度概念、分类及其功能 |
| 2.1 科技奖励制度的概念 |
| 2.1.1 科技奖励制度的由来 |
| 2.1.2 科技奖励制度的定义 |
| 2.2 科技奖励的分类 |
| 2.2.1 政府奖励与民间奖励 |
| 2.2.2 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
| 2.3 科技奖励制度的功能 |
| 2.3.1 政策导向功能 |
| 2.3.2 资源聚集功能 |
| 2.3.3 激励示范功能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发展过程 |
| 3.1 建国至改革开放时的科技奖励制度 |
| 3.1.1 初创阶段 |
| 3.1.2 中断阶段 |
| 3.2 科技奖励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
| 3.2.1 恢复已有的奖励制度 |
| 3.2.2 新建更加适应科技发展的奖励制度 |
| 3.3 科技奖励制度的加速发展 |
| 3.3.1 评审的标准不断专业化 |
| 3.3.2 参与评审的人员与学科不断多元化 |
| 3.3.3 科技奖励层次和奖励幅度不断丰富 |
| 3.4 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完善阶段 |
| 3.4.1 科技奖励制度的设奖主体不断多元化 |
| 3.4.2 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奖励制度在法制层面的建设 |
| 3.4.3 科技奖励制度越来越公平、公正、公开 |
| 3.4.4 越来越重视科技奖励制度的政策导向性 |
| 3.5 改革开放前后科技奖励制度的比较 |
| 3.5.1 多方面继承 |
| 3.5.2 积极创新 |
| 第四章 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不足 |
| 4.1 科技奖励制度制定中的不足 |
| 4.1.1 学科分类不科学 |
| 4.1.2 评奖准则不全面 |
| 4.1.3 奖项设置不全面 |
| 4.2 科技奖励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不足 |
| 4.2.1 运行机制的不合理性 |
| 4.2.2 实施过程的不合理性 |
| 4.3 科技奖励制度运行效果的不足 |
| 4.3.1 实际运行结果与预期效果不一致 |
| 4.3.2 “科技-奖励-科技”的循环促进机制不够完善 |
| 第五章 其他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及其启示 |
| 5.1 其他国家的科技奖励制度 |
| 5.1.1 印度﹕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行 |
| 5.1.2 日本﹕三大奖励系统发展全面 |
| 5.1.3 俄罗斯﹕奖励制度自成体系 |
| 5.1.4 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奖励独立性强 |
| 5.2 对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启示 |
| 5.2.1 加强对精神荣誉的认可 |
| 5.2.2 大力支持民间奖励发展 |
| 5.2.3 加强奖励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建议 |
| 6.1 强化科技奖励制度制定过程 |
| 6.1.1 完善科技奖励的领域范围 |
| 6.1.2 完善科技奖励条例 |
| 6.1.3 完善多元化主体的科技奖励制度 |
| 6.2 改进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过程 |
| 6.2.1 加强立法建设从而增强运行过程中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
| 6.2.2 完善科技奖励的评审制度和实施机制 |
| 6.2.3 加大科技奖励的奖励幅度和奖励范围 |
| 6.3 重视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效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科技奖励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科技奖励制度的概念与分类 |
| 一、科技奖励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科技奖励制度的本质 |
| 三、科技奖励制度的分类 |
| 第二节 科技奖励制度的目的与功能 |
| 一、科技奖励制度的目的 |
| 二、科技奖励制度的功能 |
| 第三节 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的心理学机制 |
| 二、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的社会学机制 |
| 三、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的科技奖励学机制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奖励制度的创建与完善 |
| 第一节 初创探索阶段(1949—1976年) |
| 一、政府成为科技奖励制度的设奖主体 |
| 二、评审建立基本的运作程序 |
| 三、奖励待遇采用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 |
| 第二节 调整发展阶段(1977—1998年) |
| 一、丰富科技奖励设奖层次与增强奖励针对性 |
| 二、提高审核专业度与严格评审流程 |
| 三、提升精神奖励荣誉度与物质奖励额度 |
| 第三节 改革完善阶段(1999年至今) |
| 一、设奖主客体框架形成并不断完善 |
| 二、评审工作注重科技导向与公正度 |
| 三、重视科技奖励的投入产出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奖励制度演变的轨迹、动因及未来趋势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奖励制度演变的轨迹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奖励制度演变的动因 |
|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 |
| 二、科技工作者对获得奖励的内心期望 |
| 三、为达到阶段性目的实施的短期科技奖励方案 |
| 四、科技奖励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
| 五、国外科技奖励制度调整与改进的影响 |
| 第三节 现阶段我国科技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原始创新导向效果不足 |
| 二、设奖结构不尽合理 |
| 三、奖励的激励作用不突出 |
| 四、评审程序不够完善 |
| 五、奖后实际效益不理想 |
| 第四节 未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趋势 |
| 一、对激励原始创新的奖项倾斜度提升 |
| 二、政府与社会力量设奖主体地位逐渐改变 |
| 三、对激励效应的重视度提高 |
| 四、评审规范化程度加强 |
| 五、科技奖励制度与国家创新体系相辅相成 |
| 第四章 构建高效能科技奖励制度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高效能科技奖励制度的目标与原则 |
| 一、构建高效能科技奖励制度的目标 |
| 二、构建高效能科技奖励制度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构建高效能科技奖励制度的具体对策 |
| 一、加大原始创新引导力度 |
| 二、加快推进社会力量设奖步伐 |
| 三、扩大奖项设置层次与范围 |
| 四、完善奖金分配方案 |
| 五、提高评审工作的科学性 |
| 六、提升科技奖励的奖后效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关于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研究背景 |
| 0.2 本文研究的基本方法、目标、意义和基本内容 |
| 0.2.1 本文研究的方法 |
| 0.2.2 本文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
| 0.2.3 本文研究的内容 |
| 第1章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理论探索 |
| 1.1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相关概念辨析 |
| 1.2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理论探索 |
| 1.2.1 杰出科学家认可的科学哲学分析 |
| 1.2.2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研究的科学社会学理论 |
| 1.3 国内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相关研究述评 |
| 1.3.1 科技奖励学与院士制度研究 |
| 1.3.2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个案研究和科学史研究 |
| 1.3.3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理论研究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2章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历史发展 |
| 2.1 科学发展早期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 |
| 2.1.1 人类社会的产生和科学技术 |
| 2.1.2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 |
| 2.1.3 中世纪的科学技术与宗教 |
| 2.1.4 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 |
| 2.2 小科学时期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 |
| 2.2.1 英国皇家学会与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 |
| 2.2.2 法国科学院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 |
| 2.2.3 德国大学与杰出科学家职业定位的关系 |
| 2.3 大科学时代的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 |
| 2.3.1 美国早期的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 |
| 2.3.2 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 |
| 2.3.3 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科学技术建制 |
| 2.4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
| 2.4.1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的三大特点 |
| 2.4.2 科学中心转移的三大特点与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关系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3章 杰出科学家国家认可的两大形式及其关系概述 |
| 3.1 院士制度及其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 |
| 3.1.1 西方主要国家院士制度现状概述 |
| 3.1.2 院士制度的功能及其对科学家的认可机制简析 |
| 3.2 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及其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 |
| 3.2.1 科技奖励制度概述 |
| 3.2.2 科技奖励制度的特点和社会功能 |
| 3.3 两大认可形式的关联及其互动关系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4章 中国两院院士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 |
| 4.1 中国两院院士制度发展历程回顾 |
| 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回顾 |
| 4.1.2 中国工程院发展历史回顾 |
| 4.2 中国科学院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 |
| 4.2.1 中国科学院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概述 |
| 4.2.2 中国科学院对杰出科学家的学术认可过程 |
| 4.3 中国工程院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 |
| 4.3.1 中国工程院对杰出科学家的群体认可机制概述 |
| 4.3.2 中国工程院对杰出科学家的学术认可过程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5章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 |
| 5.1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基本制度概述 |
| 5.2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的地位及其科学社会学意义 |
| 5.3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与民间科学技术奖励的关系 |
| 5.3.1 民间科学技术奖励概述 |
| 5.3.2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中国民间科学技术奖励的相关性分析 |
| 5.4 国内外重大科学技术奖励和对杰出科学家认可的差异及其影响 |
| 第6章 中国杰出科学家两大认可形式的相关性研究 |
| 6.1 中国杰出科学家国家认可机制的历史发展 |
| 6.1.1 民国前后杰出科学家国家认可机制的历史发展 |
| 6.1.2 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历史发展 |
| 6.2 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相关性研究 |
| 6.2.1 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历时考察及联动关系 |
| 6.2.2 中国杰出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比较 |
| 6.3 中国工程院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相关性分析 |
| 6.3.1 中国工程院院士制度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历时考察及联动关系 |
| 6.3.2 中国工程科技专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比较 |
| 本章参考文献 |
| 第7章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
| 7.1 两院院士制度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
| 7.2 国内外科学家分层认可机制中的竞争力对比和结论 |
| 7.3 杰出科学家认可机制的科学社会学本质 |
| 7.4 各种创新突破的体制化保障 |
| 7.5 中国科技发展的体制规范与对策建议 |
| 本章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中英科技奖励法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中英科技奖励法制的历史沿革 |
| (一) 科技奖励法制的作用 |
| 1.进一步夯实科技奖励发展的法律根基 |
| 2.为科技奖励活动提供法律保障 |
| 3.为科技奖励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
| 4.为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法律保障与法律依据 |
| (二) 中国科技奖励法制的发展 |
| (三) 英国科技奖励法制的发展 |
| 二、中英科技奖励法律主体的比较 |
| (一) 中国科技奖励主体 |
| 1.政府奖励 |
| 2.社会力量奖励 |
| (二) 英国科技奖励主体 |
| 1.政府奖励 |
| 2.社会力量奖励 |
| (三) 中英科技奖励主体的差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1.中英科技奖励主体差异的原因 |
| 2.科技奖励主体的差异对中国的启示 |
| 三、中英科技奖励的对象比较 |
| (一) 中国科技奖励的对象 |
| 1.政府奖励的对象 |
| 2.社会力量奖励的对象 |
| (二) 英国科技奖励的对象 |
| 1.政府奖励的对象 |
| 2.社会力量奖励的对象 |
| (三) 中英科技奖励对象的差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1.中英科技奖励对象的差异 |
| 2.奖励对象的差异对中国的启示 |
| 四、中英科技奖励的形式比较 |
| (一) 中国科技奖励的形式 |
| 1.政府科技奖励的形式 |
| 2.社会力量奖励的形式 |
| (二) 英国科技奖励的形式 |
| 1.政府奖励的形式 |
| 2.社会力量奖励的形式 |
| (三) 中英科技奖励形式的差异及对中国的启示 |
| 1.中英科技奖励形式的差异 |
| 2.科技奖励形式的差异对中国的启示 |
| 五、中英科技奖励评审程序的比较 |
| (一) 中国科技奖励的评审程序 |
| 1.政府奖的评审程序 |
| 2.社会力量奖励的评审程序 |
| (二) 英国科技奖励的评审程序 |
| 1.政府奖的评审程序 |
| 2.社会力量奖励的评审程序 |
| (三) 中英科技奖励评审程序的差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1.中英科技奖励评审程序的差异 |
| 2.科技奖励评审程序的差异对中国的启示 |
| 六、完善我国科技奖励法制的建议 |
| (一) 制定《科学技术奖励法》 |
| (二) 健全科技奖励对象的体系 |
| (三) 提高社会力量奖励主体的地位 |
| (四) 完善申报、评审程序 |
| (五) 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违法必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成立（论文参考文献）
- [1]科技发达国家政府科技奖励制度发展观察及其启示[J]. 任晓亚,张志强. 图书与情报, 2021(03)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4]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演变研究（1949-2009年）[D]. 韩联郡.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5]科研成果行政奖励法治化研究[D]. 杨涵. 广州大学, 2019(01)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研究[D]. 颜瑶. 江西农业大学, 2018(02)
- [7]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演变研究[D]. 吴昕芸.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5(01)
- [8]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9]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研究[D]. 赵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2(01)
- [10]中英科技奖励法制比较研究[D]. 王果. 山西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