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才考古家高去寻（论文文献综述）
张光润[1]（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认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朱斌[2]（2017）在《民国学术史上被湮没的一页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述论》文中指出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中国学术也在整个社会的转型中不断的裂变和融合,这种震荡的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三、四十年代,在社会转型、民族存亡和政局动荡的多重压力下,齐鲁大学国学所如何因应学风的转变,学人的研究取向有何变化,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即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以两个互动的角度来建构国学所的学术历程:一方面将外部环境纳入到考察视野,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与风气变迁过程中,理解国学所的风格变化和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在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中,深入探讨学人的研究对象、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与机构和学风的微妙关系。总之,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宏观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希望能整体把握转型时代的国学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以时间为线索,利用现存的资料,重构国学所在建立、发展和结束时期的不同样貌。尽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线描述,既考察学风流转及对国学所的影响,又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反观一个机构如何因应学风的变化。上编包括一、二、三章。第一章"机构与学风:国学所的创办及早期发展（1930-1938）"。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风靡全国,国学机构纷纷建立,在此运动影响下,古史辨运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皆脱胎于此,它们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现代学科体系初现端倪的同时,国学研究成为热潮。齐鲁大学作为一个小型的教会大学,欲增加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希望通过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深化它的本土化、学术化进程,遂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国学研究所。国学所草创之初,栾调甫担任主任,积极的聘任研究员,加大对国学研究的投入,鼓励师生进行国学研究方面的探索。但是,囿于研究方法和人员结构的保守,国学所没能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充分对话,研究成果略显平淡。但是,国学所却因此成为一支整理国故运动余波中的后劲力量。第二章"战时学术:顾颉刚对国学所的’史学化’改造（1939-1945）"。抗战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因应时势变化,学人重新聚集,学术风气随之改变,由"求真"转而"致用",很多新的学术问题被发现,很多旧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绩与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顾颉刚在此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主任,面对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积极对国学所进行改造谋划,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在其周围,依托哈燕社的资助,使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一个学术重镇。他立志做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进而动员全所的力量标点二十四史,作为通史材料上的准备。他也一度努力把国学研究纳入到现代的学科体系,欲将国学所改造成"文科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齐鲁大学,未能系统地实现宏愿,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有担当的学人,在国难之际所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在顾颉刚的规划和运作下,齐鲁大学国学所由创建之初的边缘地位上升为战时学术的中心所在。第三章"变中前行:国学所的末路与新生（1946-1952）"。经过抗战时期的酝酿调整,唯物史观派和新汉学的地位翻转,已成大势所趋。因为时局动荡及哈燕社的限制,钱穆、吴金鼎时期国学所在不断的调整,人员流动比较大,除继续出版抗战时期胡厚宣的学术成果外,未见新的研究展开。建国后,作为主任的张维华,虽积极适应新的学术范式,也试图重振国学所的声望,但是随着张维华等人被调到山东大学,紧接着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被全部撤销,齐鲁大学国学所也就不复存在了。下编是以国学所中个别学者的学术历程和观念发展为中心,采取个案研究,包括四、五、六、七、八章。将学人及其学术研究放进时代的脉络中,这些学人既受学风的影响,又受机构体制的约束。国学所因制定的研究计划推进困难,所以给学者很多自主研究的空间,然后将成果汇总报告给哈燕社。看似散漫、没有形成系统的个体研究,反而是历史的实相,至少是合乎国学所的历史现实。第四章"’贯通学思两途’:栾调甫与国学研究"。栾调甫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特殊的学者,他主要的学术活动都集中于国学所并担任国学所的创始主任。他一生以国学研究为志业,在墨学、名学、文字学及贾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栾调甫虽自学成才,却能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大家论学交往,并"预流"近代墨学研究的大潮。他在矫正主流墨学研究之偏的基础上,提出"坚白离盈二宗"说,为墨辩思想开出新境界,被学界所重。他组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因地缘关系,对"齐鲁文化"较为同情,在近代国学研究的版图中,为山东争得一席之地。本章即试图整理栾调甫的生平与着述,通过对其学术成果及治学方法的研究,来了解近代学术史上不容遗落的一页。第五章"’理学救国’:齐鲁大学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经世情怀的驱使下,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为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开启文化学研究的滥觞,对其后学术影响甚巨,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观其会通’:吕思勉与国学所的’孤岛’学术"。吕思勉属于传统派的史学家,其通贯的治学旨趣,在抗战之前与主流学风有相当的差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吕思勉困居上海,因为顾颉刚意图在编撰通史上有所作为,而被国学所聘任为研究员。以吕思勉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同在"孤岛"的学人群体,在出版《古史辨》第七册、编辑《齐鲁学报》及国学所专着汇编等方面成果显着。吕思勉本人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并且为国学所编写和出版《先秦史》、《秦汉史》等着作,形成自己"通贯的断代史"研究风格,奠定了特殊时期的学术地位。第七章"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抗战时期,胡厚宣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员长达七年,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是其学术历程中的巅峰时刻,亦可视为史语所开创的"新汉学"风气的收获之作。他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为"考古",因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结缘,并积极实践"史料学派"的作史主张。在经历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的学风流转中,寻求回应。胡厚宣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处理诸多学术争议问题,重建上古史体系,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第八章"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古史辨派以’神话’重建古史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出现后,以传统经学为主导的古史体系崩溃。如何重建古史体系,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内的各派学人面临的大问题。面对"层累造成说"带来的诸多学术问题,学界多求助于考古学和民俗学两种途径。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学风随时局而变,原先治学路径上的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俱告停滞,以通过分析古代神话求古史之解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进路。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础上,杨宽批判地吸收"层累造成说",并以古史多元论为理论前提,进而重新利用神话和传说材料,以图解决古史辨运动遗留的古史问题,成为重建古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总而言之,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学术历程是一段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缩影。本文通过勾勒学风、学术机构及学人在互动中错综复杂的样貌,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的重要一页。
宋广波[3]（2016）在《丁文江与傅斯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均属民国学界开辟新纪元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对好朋友,研究二人的交往史,不仅可丰富科学史、学术史内容,也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胡志刚[4]（2014）在《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文中研究表明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着名的建筑学家之一,其学术实践活动涉及建筑史研究、文物建筑保护、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艺术史研究等多个领域,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一代宗师。1930年代,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为学术平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实践之中,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逐渐理清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其多项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审定国歌、国旗方案,组织设计国徽,这些活动不仅使梁思成得以充分发挥其学识和能力,而且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进入1950年代之后,梁思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实现路径等领域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并努力构建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北京旧城保护及未来发展范式,但由于其观点不被新政权所认可,其学术思想亦受到质疑与批判,学术实践屡遭挫折,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与学术批判中逐渐失去学术话语权,亦失去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1955年之后,梁思成基本上再未开展大的创新性的学术实践。梁思成一生还创办了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其对建筑教育的理解和改革,对中国建筑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1928年至1955年期间梁思成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关系,中国营造学社转型的过程及典型做法,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二是梁思成与近代中国的高等建筑教育,研究重点是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建国前后梁思成的建筑教育理念变革及实践；三是梁思成与新政权的创建,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对新政权的选择及其政治参与意识的转变,梁思成与新中国国歌、国旗方案的审定和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四是梁思成与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北京城市规划及北京文物建筑保护；五是梁思成与建国初期的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大屋顶”建筑理念的转变。
胡逢祥[5]（2013）在《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文中研究说明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1948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徐峰[6]（2012）在《先秦两汉考古所见交合艺术考——以岩画、青铜器与画像砖为例》文中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直观表现男女交合的艺术常见于岩画、青铜器和画像砖石。这类主题艺术的私密性很强。岩画是一种在"野"的艺术,多在山丘陵泽、人迹难至之所,故其中的男女交合图并非日常可见;表现性媾场景的青铜器和画像砖则多出于墓葬,是专为死后世界准备的。由于性交合主题出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故而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岩画中所见多与生殖巫术有关;墓葬背景中的则表达了厌胜、再生、养生、求仙、不死的愿望。
李勇慧[7]（2011）在《王献唐研究》文中提出王献唐作爲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民族文化遗崖的傅承人与守望人,在中国近现代图害馆与文博事业发展史上估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他幼承家学,博学多才’,诗书画印,无一不通；他善於使用傅统学科相互贯通、中西学术相互交融的研究方法,其学术成就和学衍思想,广涉多个学术研究领域,且均有深厚造诣,在海内外崖生了深速的影响,被誉爲“一代傅人”、“一代宗师”。以往由於文献资料缺乏等方面的限制,关於王献唐的研究成果相常薄弱：其生平学行或捂焉未详,或言多舛误,未能封其事功与学术做出全面、客颧、准确的评僵,至今研究专着尚付阙如。本文凝在广泛搜集整理其学术遗着及日记、手札、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吸收以往研究成果,封王献唐的生平学行、事功学问进行较爲全面、客观、准确的考察,力图澄清诸多学术疑案舆学术盲点,填补相关研究空白,展示其事功舆学术双峰亚峙之全貌。王献唐（1896-1960）,原名凰琯,改名琯,字献唐,号凰笙,室名双行精舍等,以字行,山东日照人。青岛礼贤书院文科、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建国前,历任《山东日报》与《山东商务日报》编辑、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具、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京汉铁路局文害科办事具、国民黛中央黛部训练部总务科总斡事、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柬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国史馆筹备委具会副总斡事并兼任第一组主任,兼任山束省名腾古蹟古物保存委具舍委员、山束古蹟研究会委具兼秘收、山东图书馆协会常务委具、上海市立博物馆名誉研究员、私立齐鲁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教授、中英庚款第一批资助研究员、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国民黛中央党部训练部主任、中央党史部文化事业委具会语言文字研究舍专门委具、山东烈士公墓筹备委具舍济南办事处文害、国民黛黛史编纂委具舍委员,是中德学社、中国考古学舍、山左艺文编纂委员舍、海岱美术馆的发起人；建国後,任山柬古代文物管理委具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筹借处副主任、政协第一二届山东省委具舍常委、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徵集委具舍副主任委具、山束中国历史学舍（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理事、山东省文史馆馆具、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具。可考之论着有《公孙龙子悬解》、《春秋邾分三国考》、《五灯精舍印话》、《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宵幽古韵考》、《汉书食货志订议》等62穜,输文等罩篇着述189篇、书序34篇、墓志铭12篇、题跋967篇（其中未刊565篇）,编辑书籍77穜,校勘群书100种,另有诗词歌赋近500首,总计逾千万字。除前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分六章,依次爲：第一章“王献唐家世舆生平”、第二章“王献唐师承舆交道”、第三章“王献唐舆近代图书馆事业”、第四章“王献唐与近现代文博事业”、第五章“王献唐着述考略”、第六章“王献唐主要学术成就”本文使用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封其家世生平、师承交游、着述及学术成就,进行结帐式、专题式的全面梳理。通遇聚多史料封比考证,史寅钩沈,第一次全面输述了其以金石小学爲主的家学渊源及在近现代社舍大背景下曲折复杂的人生轨蹟,纠正了前人封其生平行寅记述之讹误及其本人前後矛盾之敍述。其创新及成果有如下三点：第一,资料新、全。文中所引有关史料,大多爲首次公阴或前人尚未利用的第一手资料,如《王献唐日记》百馀万字、王献唐师友往来害札近千通、海内外之相阴档案文献近二百件、未发表的题跋近六百篇、诗词近五百首等。笔者封上述原始材料大部分进行了点校整理,并以此爲基础,撰成《王献唐年谱资料畏编》、《双行精舍害跋辑存三编》、《王献唐档案研究资料汇编》等,爲全面、客观、准确地抨价其历史地位,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依据；第二,内容全、新。王献唐一生学术,速绍乾嘉褚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现代科学观念,辅之以实地勘查,集目缘、版本、校雠、训诂於一身,熔文字、音韵、器物、古史之学爲一炉,博学多才‘,着述宏富,被推爲“百年来罕见的学者”；其事功,建国前,主掌山束省立图害馆与“山束金石保存所”二十年,以“民族文化命脉守望人”自励,竭力奉行近代图书馆“阴民智保国粹”办馆宗旨、公共公平公益的办馆理念,推行科学的图害馆管理方法,致力於文献之搜集、馆舍之筹建、图害之分类、馆刊之创办、丛害之编印、阅览之服务、文物之陈列等,使孩馆（所）成爲“北方图害文物之重镇”。日寇侵华,毅然舍妻别子,载书南迁,流离十余载,终使民族文化遗产免罹战火,是保护齐鲁文眽薪火大功臣。建国後,力疾从公,致力於文物古踱的稠查发掘、山东省博物馆的筹建和历史陈列主题结构设计,是近现代图书馆、文博事业的阴拓者与奠基人。总括其一生,堪稻是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国学大师。第三,视野宽、广。王献唐主掌近现代山东重要文化楼构二三十年,其事功之取得及学衍与思想之形成,与其背後广大的社舍群醴关保深速。本文将其放置在近现代社舍文化燮迁的广阔背景下,通遇封许瀚、陈介祺、刘喜海等山左前辈在音韵、训诂、金石鉴定与收藏等方面封其影响研究,及坐拥书城,舆丁惟汾、傅斯年、黄侃、吕振羽、孔德成等近现代着名学者及名流贤连之交游考辩,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其学术特点和思想渊源,论述其学术左右探获、不拘一家的治学特色。通遇造些多爲前人所未知的史寅考证,重耩了王献唐学术谱系,较爲合理、准确地解读、认知、确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学衍史上“一代傅人”、“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封常代图书甜与文博事业管理,极其借鉴意羲舆参考僵值。封山东匾域史研究,如山东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发展史、藏害文化史、社舍史、学术史等,有所裨益。其践行的近代图书馆“阴民智保国粹”办馆宗旨等重要问题,应该引起学界关注本文亚以王献唐爲主录,通过王献唐日记、师友书札等反映史实之考证,溯源析流,纵横比较,左右参证,封研究近现代中国知名学者舆着名人物,如罗振玉、傅斯年、吕振羽、王重民、张元济、傅增湘、丁惟汾、黄炎培、柳诒徵、马衡、黄侃、容庚、商承祚、赵孝陆、栾调甫、李济、胡厚宣、董作宾、黄云眉、刘国钧、高亨、陈直、谢国桢、沈徙文、傅振偷、屈万里、潘承弼、陈梦家、顾廷龙、孔德成、张宗昌、韩复榘、王耀武、何思源等人,及山束古蹟研究会、中研院史语所、国史馆、中国考古学舍、中国博物馆协含、中英庚款管理委员含、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江苏国学图书馆、山东大学等近现代重要文化机欉构舆社舍学术团体,添补了新的史料及相关研究之空白；并封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互爲因果的关保,作造一步考证,不仅凸现了王献唐在近现代学者群体中的独特魅力,并希冀封於总结二十世纪相关学科的学衍史,乃至於封常今相关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能有参考意羲。本文还纠正或是补充学界的一些错误甚至是片面的韶识,有些问题或看似与其没有直接关联,如胡适关於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时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945年日本在济南的受降畴间等。縂之,本文通过封其生平学行与事功学问、治学理念舆方法等方面之综合考察,及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隙寅恪等道德学问之封比研究,论证其具备中国傅统学人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舆“严谨学风”；其终生信守之维护“国学”常在“吸取世界文化同峙保存国粹”、文献乃“民族之命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治学常“寅事求是”不能“封巧”、“文舆史本相表裹”等学术思想,以及“学以致知,求褚近,求之速；行贵克己,不怨天,不尤人”等爲学处事原则,常下尤值得重视和宏扬。“君子之学,闇然而日章。”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一代傅人、一代宗师王献唐的道德学问将被光大,并崖生应有的影响。
刘进全[8]（2010）在《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初年,因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新史学观念纷纷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输入和中西史学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封建史学逐步走向没落,中国应当建设怎样的史学,怎样建设史学,即中国史学现代化的问题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一大难题。于是,各派史学大师纷纷登上史学舞台,通过辛勤探索,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傅斯年便是其中的一位。傅斯年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中西史学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史学逐步走向解体、现代史学即将产生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位着名的史学大家。其在青少年时期就具有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又留学英德六年,中西文化兼具,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其深受乾嘉学派、胡适实用主义、进化论、兰克史学、新史学派等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归国后,主持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力求史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高度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主张拓宽史料的范围,提出带有争议的口号“史学即是史料学”,并立志要“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傅斯年的功绩在于他能够融合中西,采用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拓宽史料范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培育新人,开创集体研究,在殷墟的发掘、明清档案的整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明清史、档案学、考古学等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在论及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时,对于傅斯年,褒奖者有之,贬毁者有之,对于他提出的口号“史学即是史料学“,历来是研究焦点,时至今日,观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本文试图通过对傅斯年本人的学术着作、他人的传记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学术资料的客观解读,全面且深入地剖析傅斯年,还原傅斯年,使人对傅斯年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文章共分五个章节:（一）序言。主要论述选题的现实价值,对学术史进行回顾,界定论文内容、重难点及创新点。（二）傅斯年史学思想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简要介绍傅斯年,并分析其史学思想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并论述乾嘉学派、胡适实用主义、进化论、兰克实证主义、新史学派等对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的影响。（三）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探析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及历史研究方法。（四）傅斯年对史学的贡献及其史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阐述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积极作用,简要分析其史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五）结语。总评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刘秀俊[9]（2010）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杨联陞学术交往探要》文中研究表明无论是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还是在国际汉学研究中,杨联陞都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不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具有学术典范的性质。对于杨氏学术思想的分析及学术交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面貌,加强对国际汉学界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展现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与互动的历程。杨联陞的教育经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早期接受了多年的传统私塾教育,不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献功底,更使传统文化深植于他的学术生命,他以后终生从事中国古代学术的研究,实发轫于此。从中学阶段他开始步入现代学术训练的正途。保定志存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杨联陞的受教育轨迹——皆是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一时之选。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门户之见甚深的环境下,杨氏却“转益喜多师”,不但亲炙陈寅恪、雷海宗、张荫麟、朱自清等清华师长的治学风范,亦受陶希圣及“食货派”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史方面多有创获。赴美之后因学术机缘,与胡适、赵元任二位先生有终生论学之乐,更受到傅斯年、张其昀等人的青睐及屡次邀聘;又因哈佛燕京学社的关系,与燕京大学的洪（业）门弟子私交甚笃。而与钱穆的往复论学及对新亚书院的支持更可见杨氏“门户嫌偏浅”的开放学风。转益多师,不但使他的传统学术素养在技术层面受到西方实证史学的启发,进一步坚定了“训诂治史”的基本立场,而且对他将语言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及社会经济史的转向有重要影响。这进一步激发了杨氏的博学潜质及对于宏观析论的追求,从而走出了一条以“训诂治史”为基础的会通之路。哈佛大学的求学及执教经历,不仅使杨联陞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的严格训练,而且使他直接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尤其是汉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更为他展示扎实谨严的考证功力、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及博学多识的丰富学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他迅速打入国际汉学界,成为学界公认的“第一线”、“第一流”学人。他与西欧、日本及美国汉学界的交往也因各地不同的治学路数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欧洲汉学界是传统汉学的发源地及大本营,受兰克学派影响,侧重于运用多种语言文字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字、艺术,特别是经典文献等进行的考据研究;而日本汉学界一方面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受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及儒学思想的影响,注重对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及审订,相对欧洲汉学研究来说更接近于中国文史研究传统。如果说欧洲汉学界对于杨联陞的接受尚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日本汉学界则可以说是“迅速”地接纳了他,并将之置以较高的学术地位。相对来说,杨联陞与美国汉学界的关系则显得复杂且紧张。一方面,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杨氏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始终处于“道不相同”却“幸相为谋”、既冲突又合作的紧张状态。这既体现在训诂考证的史料处理阶段,亦体现在阐释史料及宏面析论方面。身为中国学人所具有的文化负载感,正是杨联陞力图以一己之力维护汉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及学术纪律的原动力。应该说,作为颇具典范性质的现代中国学人,杨氏与国际汉学界的关系,不但代表了中国学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学术生存形态,同时更反映了中国20世纪的文史研究与国际汉学的碰撞与交流状况。作为中国学术的海外媒介,杨联陞不但“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而且及时将西方汉学研究最新成果引入国内学界,更直接地促进和推动了中西学界之间的交流。如代表哈佛燕京学社组织和筹建东亚研究委员会各地分会,与刘子健等人合力在台北筹建的美国各大学中国语言联合讲习所,不但有利于战后日本及港台学界汉学研究的恢复和振兴,而且有助于加强美国汉学研究者的语言训练,都对中西汉学界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无论是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还是在国际汉学研究史中,都应该有关于杨联陞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洪波[10]（2008）在《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回顾了1928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探讨了以史语所考古为代表的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前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进而分析了史语所科学考古思想宗旨的起源和具体内容。说明史语所学术的指导思想在于在中国推行新学术,这是西方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潮流相结合的结果,考古学是傅斯年新史学实践的工具,故而史语所考古学的特点也就是新史学的特点。傅斯年在中国科学考古学肇始期具有巨大事功,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推进考古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史语所大陆时期20年的考古活动,本文分为4个阶段加以叙说和分析。分别是:1、探索期（1928—29）,即小屯的前三次发掘,或者说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2、发展期（1930—34）,从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发掘;3、鼎盛期（1934—37）,即安阳第十—十五次发掘;4、延续期（1937—49）,即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这四个时期体现了史语所科学考古学由草创到发展到成熟的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国家政治局势的密切影响,但指导思想始终未变。经由20年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和殷商考古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在此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种种学术传统也逐渐形成。在回顾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之后,本文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了这一学术流派的特征、影响与局限性。中国科学考古学给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学术研究上引起了革命性变革。其主要特征包括组织管理上的现代性、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科学主义的学术定位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阐述了诸特征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以上这些特质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传统的主要内容。同时史语所考古的“史料学派”和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本身存在一定弊端。具体说来就是重发现,轻研究,资料积累有余,而综合研究不足,在理论方法上十分薄弱,这种风气是由傅斯年、李济的指导思想所决定,对学术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作用。
二、通才考古家高去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才考古家高去寻（论文提纲范文）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民国学术史上被湮没的一页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史料与方法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上编 学风转移中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
| 第一章 机构与学风:国学所的创办及早期发展(1930-1938) |
| 一、"整理国故"之风靡与国学机构的开办 |
| 二、齐鲁大学、哈燕社与国学所的创建 |
| 三、人员结构和学术风格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战时学术:顾颉刚对国学所的"史学化"改造(1939-1945) |
| 一、学风转移与学术版图的重绘 |
| 二、"重起炉灶":顾颉刚的筹划 |
| 三、"中心任务":编撰通史与点校二十四史 |
| 四、人事纠葛与学术分歧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变中前行:国学所的末路与新生(1945-1952) |
| 一、抗战胜利前后学术范式的更迭 |
| 二、钱穆的教育理念及对国学所的维持 |
| 三、返回济南:吴金鼎对国学所的调整 |
| 四、响应新典范:张维华时期的国学所 |
| 五、小结 |
| 下编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的学人与学术 |
| 第四章 "贯通学思两途":栾调甫与国学研究 |
| 一、生平与着述 |
| 二、"预流"墨学 |
| 三、治学取向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理学救国":齐鲁大学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 |
| 一、汉、宋之间 |
| 二、"私言政学" |
| 三、文化转向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观其会通":吕思勉与国学所的"孤岛"学术 |
| 一、"传统派":吕思勉的学术风格 |
| 二、"孤岛"学术召集人 |
| 三、"通贯的断代史" |
| 四、小结 |
| 第七章 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 |
| 一、由"疑古"而"考古":早期学术经历 |
| 二、"现时最需要之着作"——殷商新史 |
| 三、"旧问题"与"新答案" |
| 四、小结 |
| 第八章 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古史辨派以"神话"重建古史的努力 |
| 一、"剥皮主义": "疑古"之后的古史重建 |
| 二、"民神杂糅":神话中求史实 |
| 三、小结 |
| 结语: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地位及影响 |
| 附录: 《责善》半月刊总目录(1940-1941)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梁思成研究的历史分期 |
| 二、梁思成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
| 三、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的不足和努力方向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注意选题的创新 |
| 二、注意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
| 三、注意史料的考证和档案文献的整理使用 |
| 第一章 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建与梁思成的学术兴趣 |
| 第二节 梁思成的早期建筑教育思想及实践 |
| 一、全盘学习与构建“学院派”教学体系 |
| 二、以清华同学和宾大校友为核心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
| 三、梁思成的教学风格与特色 |
| 四、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及实践的不足 |
| 第三节 梁思成早期的建筑设计及古建筑调查实践 |
| 一、成立“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 |
| 二、开始调查古建筑 |
| 三、学术研究的初步成果 |
| 小结 |
| 第二章 铸就学术辉煌：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上) |
| 第一节 朱启钤与中国营造学社 |
| 一、刊行《营造法式》 |
| 二、成立中国营造学社 |
| 第二节 专心古建筑研究：梁思成的职业选择 |
| 一、最初的拒绝 |
| 二、选择中国营造学社 |
| 第三节 从传统到近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转型 |
| 一、偏于研读古籍：成立初期的中国营造学社 |
| 二、内部机制与研究方法的双重变革：中国营造学社的转型 |
| 三、朱梁刘组合：中国营造学社的转型核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铸就学术辉煌：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下) |
| 第一节 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古建筑研究,积极开展野外调查 |
| 一、抗战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调查 |
| 二、从独乐寺到佛光寺：梁思成古建筑调查的代表性成果 |
| 第二节 与实物相印证,整理解读古建筑文献 |
| 一、强调由近及远、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方法 |
| 二、编纂中国古代建筑的“文法课本” |
| 第三节 提出系统的古建筑保护思想,积极参与古建筑修葺保护 |
| 一、历史的记载者：对古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的重要性的阐述 |
| 二、与时间赛跑：对古建筑保护的紧迫性的认识 |
| 三、科学的保护：系统提出古建筑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
| 四、发挥专家作用：积极参与古建筑维修工程 |
| 第四节 研究与育人相结合,着力培养古建筑研究人才 |
| 一、努力构建富有学社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
| 二、言传身教,育人于调查研究实践 |
| 第五节 抗战时期支撑危局,继续学社研究事业 |
| 一、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面临的困局 |
| 二、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应对困局的举措 |
| 三、组织开展西南地区古建筑调查 |
| 四、坚持开展学术研究,积极服务社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从建筑到营建：梁思成与清华大学建筑教育 |
| 第一节 回归清华：战后重建与梁思成的责任意识 |
| 一、执教清华与中国营造学社之结束 |
| 二、梁思成的教育理念与清华建筑系的创办 |
| 第二节 从建筑系到营建系：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
| 一、把握现代建筑教育的新趋势：访美的收获与思考 |
| 二、梁思成的新思维与教学改革 |
| 第三节 政治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 |
| 一、从反思到自我否定 |
| 二、清华大学建筑教育的调整与转变 |
| 小结 |
| 第五章 愉快的合作：梁思成与新政权创建 |
| 第一节 编制文物建筑保护目录 |
| 一、抢救平津学人与梁思成的选择 |
| 二、与中共的初次合作 |
| 三、编制全国文物建筑目录 |
| 第二节 主持国徽设计工作 |
| 一、筹建新政权与国旗、国徽、国歌方案拟定任务的提出 |
| 二、梁思成的自豪感与国歌的确定 |
| 三、梁思成与国旗方案的论证 |
| 四、梁思成与国徽设计 |
| 第三节 崭新的自我：建国前后梁思成从政态度的转变 |
| 一、加入革命队伍：梁思成的新角色 |
| 二、诚邀建筑人才：梁思成的人才意识 |
| 三、全身心建设新政权：国徽设计过程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
| 第四节 梁思成、林徽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
| 一、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及主要的设计分歧 |
| 二、梁思成的意见及问题的解决过程 |
| 三、对民族形式的成功体现：林徽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
| 小结 |
| 第六章 规划新北京：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定都北京与无序使用：古都规划问题的提出 |
| 一、古都风貌依旧：解放之初的北平城 |
| 二、古都保护与规划：梁思成及学术界同仁的初步讨论 |
| 三、从建新城到以天安门为中心：北京市政府的态度转变 |
| 第二节 保护旧城与发展新区：“梁陈方案”的提出 |
| 一、梁思成与苏联专家的分歧与争论 |
| 二、“梁陈方案”的提出及其动机分析 |
| 三、“梁陈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学术争鸣与非学术决策：关于“梁陈方案”的思考 |
| 一、“梁陈方案”的历史命运 |
| 二、关于“梁陈方案”的争论 |
| 三、政治决定规划：关于“梁陈方案”命运的反思 |
| 小结 |
| 第七章 无力的争取：梁思成与北京文物建筑保护 |
| 第一节 保护北京城墙：梁思成的文化情怀与失落 |
| 一、城墙的危机：从民国到新中国 |
| 二、从宏观到具体：梁思成的城墙保护思想 |
| 三、各方的博弈：关于城墙存与废的争论及城墙的拆除 |
| 第二节 无力的争取：梁思成与北京牌楼的保护 |
| 一、北京的城市发展与牌楼危机 |
| 二、从讨论到交锋：政府与学者的不同见解 |
| 三、幕后的决定因素：拆除牌楼的原因及政府的决策风格 |
| 小结 |
| 第八章 从积极到无奈：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 |
| 第一节 政治的需要：关于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 |
| 第二节 彰显民族性：“大屋顶”建筑的兴起 |
| 第三节 从反感到接纳：梁思成的转变 |
| 第四节 学人的悲剧：梁思成的再次转变 |
| 小结 |
| 结语 梁思成的学术人生及其古都保护范式 |
| 一、抛物线式的学术人生 |
| 二、梁思成的古都保护范式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梁思成着述情况统计表 |
| 二、《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先秦两汉考古所见交合艺术考——以岩画、青铜器与画像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岩画中男女交合图 |
| 二、青铜器上的性暧昧造型 |
| 三、画像砖石上的性题材 |
| 结语 |
（7）王献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文中所附图表目录 |
| 王献唐遗稿及往来书札照片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本课题学术史回顾 |
| 三、本课题研究基础 |
| 四、本课题预期目檩 |
| 第一章 王献唐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家世 |
| 一、先世考述 |
| 二、家门三代戚属考述 |
| 第二节 生平 |
| 一、名、字、号及室名、别号考 |
| 二、生年、生日考 |
| 三、幼年及求学时期 |
| 四、宦海沉浮时期 |
| 五、主掌省图时期 |
| 六、载书流离时期 |
| 七、晚年寓济时期 |
| 第二章 王献唐师承与交游 |
| 第一节 学衍师承 |
| 一、许瀚(印林) |
| 二、陈介祺(簠斋) |
| 三、刘喜海(燕庭) |
| 四、西学与国学 |
| 第二节 学衍交游 |
| 一、与丁惟汾(鼎丞) |
| 二、与傅斯年(孟真) |
| 三、与黄侃(季刚) |
| 四、与吕振羽 |
| 五、与孔德成(达生) |
| 第三章 王献唐与近代图书馆事业 |
| 第一节 办馆宗旨与理念 |
| 一、办馆宗旨—"开民智"与"保国粹" |
| 二、办馆理念——公共、公平、公益 |
| 第二节 近代图书馆事业管理实践 |
| 一、主掌山东书馆之分期 |
| 二、图书馆管理实践 |
| 三、"精意研求,勇猛精进"之工作精神 |
| 第三节 图书馆学研究成就 |
| 一、图书馆学着作概述 |
| 二、民国时期图书馆馆刊之对比研究 |
| 第四节 搜集与整理山左文献 |
| 一、山左文献搜集之方法 |
| 二、山左文献搜集之品类 |
| 三、山左文献搜集之数量 |
| 四、山左先贤遗着之整理与出版 |
| 五、搜集整理山左地方文献之价值 |
| 第五节 抢救与保护山左文献 |
| 一、"砖瓦图书爲什麽要开会展览?" |
| 二、1930年"中原大战"苦苦守书 |
| 三、抢救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 |
| 四、抗战时期护书南迁 |
| 五、"完璧归赵" |
| 六、"十年一瞥成桑海,惆怅王郎万劫心" |
| 七、另一种抗战——护书南迁之意义 |
| 八、附语 |
| 第四章 王献唐与近现代文博事业 |
| 第一节 对文物古蹟的调查与发掘 |
| 一、对山东文物古蹟的调查 |
| 二、组织和参与田野考古发掘 |
| 第二节 对金石文物的收集与整理 |
| 一、滕县出土汉画像石 |
| 二、潍县高鸿裁上陶室所藏砖瓦 |
| 三、潍县陈介祺藏金石器物与拓本 |
| 四、临淄封泥的收藏与研究 |
| 第三节 对金石文物的典藏与陈列 |
| 一、建国前之"山东金石保存所"时期 |
| 二、建国後之山东省博物馆筹备时期 |
| 第五章 王献唐着述考略 |
| 第一节 专着 |
| 第二节 编辑舆校勘 |
| 一、编辑 |
| 二、校勘学着作 |
| 第三节 书序题跋舆输文 |
| 一、书序与题跋 |
| 二、论文等单篇着述 |
| 第四节 後人辑编 |
| 第六章 王献唐主要学衍成就 |
| 第一节 文字音韵与训诂学成就 |
| 一、文字学成就 |
| 二、音韵学成就 |
| 三、训诂学成就 |
| 第二节 金石考古舆史学成就 |
| 一、金石学成就 |
| 二、考古学成就 |
| 三、史学成就 |
| 四、金石考古与史学研究特点 |
| 第三节 目录版本与校勘学成就 |
| 一、目录学成就 |
| 二、版本学成就 |
| 三、校勘学成就 |
| 第四节 文学与艺术成就 |
| 一、文学成就 |
| 二、艺术成就 |
| 三、文艺理输思想 |
| 结语 |
| 一、爲中华民族"续命"的使命意识 |
| 二、崇尚、坚守"独立之精神" |
| 三、严谨、求寅的治学方法 |
| 四、清代山东"汉学"的继承者与近代"新汉学"的开拓者 |
| 附录 |
| 一、王献唐生平大事年表 |
| 二、王献唐藏书印鉴一览表 |
| 三、王献唐遗稿及往来书札照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奬励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言 |
| 1.1 选题的现实价值 |
| 1.2 学术史综述 |
| 1.2.1 着作 |
| 1.2.2 论文 |
| 1.3 论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3.1 重点 |
| 1.3.2 难点 |
| 1.3.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傅斯年史学思想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 |
| 2.1 傅斯年简介 |
| 2.2 傅斯年史学思想形成时的社会背景 |
| 2.2.1 国际社会背景 |
| 2.2.2 国内社会背景 |
| 2.3 傅斯年史学思想形成时的学术背景 |
| 2.3.1 国际学术背景 |
| 2.3.2 国内学术背景 |
| 2.4 对傅斯年影响较深的学派或理论 |
| 2.4.1 乾嘉学派 |
| 2.4.2 进化论 |
| 2.4.3 胡适实用主义 |
| 2.4.4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
| 2.4.5 德国兰克史学 |
| 2.4.6 新史学派 |
| 第三章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
| 3.1 史料学思想 |
| 3.1.1 “史学即是史料学”口号提出的原因 |
| 3.1.2 “史学即是史料学”口号的内涵 |
| 3.1.3 对此口号的评价 |
| 3.2 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
| 3.3 史学研究方法 |
| 第四章 傅斯年的史学贡献及其史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
| 4.1 傅斯年的史学贡献 |
| 4.1.1 考古学方面 |
| 4.1.2 在上古史方面 |
| 4.1.3 在《史记》研究方面 |
| 4.1.4 在明清史研究方面 |
| 4.1.5 关于边疆史的研究 |
| 4.1.6 关于民族史的研究 |
| 4.1.7 关于语言学、人类学研究 |
| 4.1.8 以史语所为基地，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 |
| 4.1.9 筹划在中国确立正统的“科学的东方学” |
| 4.2 傅斯年取得巨大史学成就的原因 |
| 4.2.1 家庭好学之风的影响 |
| 4.2.2 知识渊博，学贯中西 |
| 4.2.3 重视史料的唯物主义思想 |
| 4.2.4 科学先进的治史方法 |
| 4.2.5 大胆的怀疑精神 |
| 4.3 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
| 4.3.1 “史学”与“史料学”没有严格区分 |
| 4.3.2 对“科学”的误解 |
| 4.3.3 对“材料”与“货”的不正确认识 |
| 4.3.4 历史研究中，人的缺失 |
| 4.3.5 重史料轻史观 |
| 4.3.6 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 |
| 4.4 傅斯年史学思想中存在不足之处的原因 |
| 4.4.1 阶级意识的影响 |
| 4.4.2 时代及学术发展的局限 |
| 第五章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杨联陞学术交往探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杨联陞生平述略 |
| 第一节 国内求学时期 |
| 第二节 打入国际汉学界 |
| 第三节 沟通中西汉学界 |
| 第二章 杨联陞学术渊源探析 |
| 第一节 “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 |
| 第二节 历史与语言的结合：杨联陞与“史料学派”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史的转向：杨联陞与“食货派” |
| 第三章 杨联陞与国际汉学界（上） |
| 第一节 在美国汉学界立足 |
| 第二节 观念差异与学术纷争 |
| 第三节 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批判与反思 |
| 第四章 杨联陞与国际汉学界（下） |
| 第一节 杨联陞与欧洲汉学界 |
| 第二节 杨联陞与日本汉学界 |
| 第三节 杨联陞与港台汉学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目录 |
（10）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英文提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之回顾 |
| 1、民国时期的有关论着 |
| 2、解放后大陆学术界的民国考古学史研究 |
| 3、1949年以来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民国考古学史研究 |
| 4、西方学者对中国考古学史的认识 |
| 三 方法论的探讨 |
| 第一章 1928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 |
| 一 20世纪初期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
| 二 新材料的扩充和甲骨学研究的意义 |
| 三 科学思想与田野方法的引入 |
| 四 传统学者对考古学的认识及其实践 |
| 五 李济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萌芽 |
| 六 小结 |
| 第二章 史语所考古在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 |
| 一 傅斯年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
| 二 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的创立 |
| 三 史语所考古学的思想入口 |
| 四 小结 |
| 第三章 史语所考古的探索期(1928—29)——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 |
| 一 安阳发掘的前奏 |
| 二 殷墟第一次试掘及其特点 |
| 三 李、董第二次发掘以及方法上的改进 |
| 四 第三次发掘及其重大收获 |
| 五 中央与河南在考古活动上的政治博弈 |
| 六 小结 |
| 第四章 史语所考古的发展期(1930—34)——从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发掘 |
| 一 城子崖发掘与龙山文化的研究 |
| 二 安阳第四次发掘和“殷墟漂没说”的解决 |
| 三 第五次发掘与“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
| 四 河南古迹研究会及其初期活动 |
| 五 殷墟第六—九次发掘及发掘方法的进步 |
| 七 类型学探索与考古学解释 |
| 八 小结 |
| 第五章 史语所考古的鼎盛期(1934-37)——安阳第十—十五次发掘 |
| 一 梁思永领导下的殷陵发掘及重大收获 |
| 1、殷墟第十次发掘 |
| 2、殷墟第十一次发掘 |
| 3、殷墟第十二次发掘 |
| 二 殷墟第十三—十五次发掘和遗址发掘方法的成熟 |
| 三 山东古迹会的调查和两城镇发掘 |
| 四 河南古迹会在历史期考古上的努力 |
| 五 史语所考古活动向安徽的延伸 |
| 六 考古调查、发掘和整理方法的逐步形成 |
| 七 小结 |
| 第六章 史语所考古的延续期(1937—49)——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期间的考古活动 |
| 一 吴金鼎与西南考古的开拓 |
| 1、苍洱古迹考察团 |
| 2、川康古迹考察团 |
| 3、琴台整理工作团 |
| 二 夏鼐在西北地区的考古成就 |
| 三 石璋如的田野活动和史语所的民族考古学探索 |
| 1、晋绥调查、天工学社与史语所的民族考古学实践 |
| 2、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考古活动 |
| 四 史语所考古人才队伍的构成分析 |
| 1、资历 |
| 2、教育背景 |
| 3、地缘和派系 |
| 4、社会阶层与出身 |
| 五 战争期间史语所的考古学研究 |
| 1、陶器的分类整理 |
| 2、青铜器的分类与研究 |
| 3、李济类型学思想的来源及特点 |
| 4、西方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 |
| 5、李济的思想行为特征 |
| 六 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 |
| 一 史语所考古学的基本特征 |
| 1、国家学术与集众研究 |
| 2、历史学的学科定位 |
| 3、科学主义原则 |
| 4、民族主义立场 |
| 5、自由主义精神 |
| 二 科学考古学对社会与学术的影响 |
| 三 批评与反思 |
| 1、与西方考古学发展潮流的疏离 |
| 2、中西考古学价值观的差异 |
| 3、对史语所考古学科学主义取向的反思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四、通才考古家高去寻（论文参考文献）
- [1]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2]民国学术史上被湮没的一页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述论[D]. 朱斌. 山东大学, 2017(08)
- [3]丁文江与傅斯年[J]. 宋广波. 鲁迅研究月刊, 2016(09)
- [4]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D]. 胡志刚. 南开大学, 2014(04)
- [5]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J]. 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2)
- [6]先秦两汉考古所见交合艺术考——以岩画、青铜器与画像砖为例[J]. 徐峰. 民族艺术, 2012(03)
- [7]王献唐研究[D]. 李勇慧. 山东大学, 2011(12)
- [8]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D]. 刘进全. 江西师范大学, 2010(02)
- [9]“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杨联陞学术交往探要[D]. 刘秀俊. 山东大学, 2010(06)
- [10]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D]. 陈洪波. 复旦大学, 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