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评论的历史回顾（论文文献综述）
郑欣[1]（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指出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刘后德[2]（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李玫玫[3]（2020）在《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异族”建立的王朝,同时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在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民族问题:要统治一个以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族人为主、边疆地带又有着势力强大的蒙、回、藏等民族的国家,在面对汉族时,一方面要学习先进文化,争取正统地位的继承权;一方面也要警惕汉族文化的“腐蚀”,在这种文化包围中艰难地维持满洲民族的主体性;而在面对其他边疆民族时,同作为异族,清朝皇帝与整个满洲统治民族则扮演了与历代汉族皇帝不同的角色,满洲民族的族群性得到了丰富和凸显。清朝定鼎北京二百六十载,最终在内外夹击、风急浪紧的形势中覆灭,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现代化潮流发生主动或被动交流的时候,在促使中国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一方面,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不断地复辟,满洲贵族、遗老遗少还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了伪满洲国;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的“边疆中国”叙述在其“继承者”国民党的民族思想那里留下“后遗症”,给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带来了许多的变数。谁是这些问题最恰当又最深刻的思索者?老舍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作为一位北京城旗兵家庭出身的满族作家,同时也是“进步作家”,老舍的创作和思想上包含了“革命”与“民族”这两个二十世纪关键词的复杂关系,他自身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开始时因为革命排满风气带来的民族创伤而讳言自己的满族身份,到抗战时期面对外侮时以中华民族的认同“压倒”满族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自信坦然地以满族历史的讲述者、满族文化的反思者的心态,创作出《茶馆》、《神拳》、《正红旗下》等经典传世之作。这三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茶馆》和《正红旗下》是老舍创作中较为少见、同时也非常大规模地描写晚清以来旗人的世风人情以及他们的经历遭遇的作品,而《神拳》则表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是老舍直面中国与外国民族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下,本文认为老舍建国后的作品《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中的满族/民族书写非常重要。在这三部作品中,老舍都将目光放在了晚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民族的问题进行追溯的努力。如果说在《茶馆》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旗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堕落、民族认同的迷惘上,在《神拳》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满洲统治者政治的腐化和军事的失败上,那么在《正红旗下》中,满族的问题则更加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普通旗人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中。这三部作品体现的是老舍对于近代以来满/汉/洋三者关系的整体思索,它们在表现和处理民族问题时贯穿着两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反帝叙述”和“穷人叙述”,这是老舍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论”。通过这样的写作,老舍为自己取得了对民族进行陟罚臧否的文化自信,也为满族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主体性。因此,本文的正文部分则以对这三部作品中满族书写的具体分析组成:对《茶馆》进行分析,抓住作品中几位重要的旗人形象,通过老舍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与借他们之口对民族关系与历史问题的表述,探索老舍创作《茶馆》时在民族意识的左右下对于历史认知的错位;对话剧《神拳》进行分析,通过老舍对于义和团的情感和评价去探索老舍的民族心理,阐述这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发现如何影响他对革命的认知;分析《正红旗下》中的文化描写,考察所谓的“二百年旗人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在塑造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三部作品中,作家的文艺思想与时代的政治要求得到较好的结合,老舍通过对于民族的书写,也讲出了深入人心的革命故事。这是老舍自身文学之路的又一座高峰,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民族的问题的一个成功解答。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张浩宇[5]（2020）在《西来信仰的足迹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文中认为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主要经历唐朝景教入华、元代也里可温教东传、明清耶稣会士再度传入以及以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各派传入的四个阶段。本文则以鸦片战争后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为题,主要探讨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分布规律。本文结合教会资料和文献记载,将1840-1949基督宗教在华近百年传教史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视野,选择1900年、1920年以及1949年三个时间节点划分研究时段,突显基督宗教在不同区域的横向发展。笔者主要以各个时期诸省份每万人中基督宗教教徒人数作为参照,辅之以教堂和传教士的记载进行基督宗教传教势力区域划分,宏观上复原基督宗教在华传教中心和传教势力分布情况。在正文部分主要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讨论。第一章简要回顾基督宗教入华传教的基本情况,主要着眼于明清时期天主教和1807年新教传入后在中国传教情况。在这一时期新教在华传教仅限制在广州和澳门地区,传教重点集中在马六甲等南洋地区的华侨中,但是天主教已然在全国各地开展传教事业。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以时期为纲,复原1840-1900年、1901-1920年、1921-1949年三个阶段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空间分布情况,按照各省每万人中教徒数量划分传教势力分区,并分析各个时期基督宗教传教空间格局特征。第五章则论述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通过对不同时段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情况的复原梳理,笔者发现基督宗教在不同的时空下,呈现不同的发展形态。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基督宗教与中国政治力量互动发展以及宗教自身在华传教的不断调整适应,其在华传教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时空特征。1840年至1949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百年中,虽然受到过冲击,但是整体发展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从时间分期看,其主要经历了（1840-1900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发展时期;（1901-1920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黄金时期以及（1921-1949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转型时期三个阶段。而在空间分布上,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复杂性和不均衡性。从整体来看,基督宗教在华传教足迹整体呈现自东向西、自南向北,从沿海到内陆的渐进发展趋势。而伴随着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的深入,天主教和新教传布格局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天主教传教发达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直隶省、山西省、陕西省,其次才是沿海诸省,而新教教务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五省。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基督宗教传教中心也在变化,天主教的传教中心由以往澳门逐渐转移到河北省,新教的传教中心则呈现南洋-广州-上海的演变。同时,基督宗教格局分布明显受到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在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张迪[6]（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张伟[7]（2019）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历史上任何一场民众参与的集体暴力活动的源起研究,都不应该只停留在“环境决定”或是“普遍规律”的讨论层面。如果将关注重点放在历史进程中的“人”身上,以微观的视角观察人际或是群际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就会发现以往很多归之为“原因”的论说其实并不一定与我们看到的“结果”存在必然的关系。山西义和团运动的特点之一,便是极其剧烈的暴力活动和杀戮行为,如何解释这一过程学界其实并没有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探讨。本文以“接触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地方社会的暴力活动,便是基于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于看重“背景”和“影响”,而轻视“过程”的研究范式的反思。因为对暴力活动过程的关注,才会在“求真求实”的原则下,更为深刻地检验以往所探究的“背景”和“影响”的准确性和说明程度。而对于山西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原因的讨论,以往研究的重点,诸如因物质利益冲突而来的传教士干预诉讼,或是因文化冲突而来的反教流言等反面的影响,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这些情形或许只是山西民众“仇洋”、“仇教”的重要原因,但这却并不能直接促使他们参加义和团、从事集体性的暴力活动,“原因”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直接。而从山西的官员、地方士绅、普通民众、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具体互动来看,回归集体行动的“政治性”的思路,或许才能有效诠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敌视到对峙,再到暴力相向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以往对清廷的“反洋”态度如何与山西地方社会广泛的连接起来却一直缺乏有效的解释。笔者在“现实性”和“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以“接触性”为切入点,聚焦于具体社会情境中各方主体的社会互动,从而得出山西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毓贤在遵从“筹兵”命令背景下在山西倡议练拳,但是山西官府始终没有在组织上有效控制义和团,只是将“反洋”的观念不断向地方社会传播。由于政见不同和力量强衰等原因,山西各地的地方官又普遍缺乏与义和团的互动,“反洋”观念只能以地方社会的理解并实践开来,最终形成了官民一致“反洋”的背景下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
杨尊显[8]（2019）在《在华外国报刊视野下的义和团 ——以《万国公报》的报道为例》文中指出本文为个案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中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其研究的目的,则是要讨论《万国公报》如何报道义和团运动这一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如何构建历史事件的立场问题。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绪论、三个章节的正文和结语。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思路、文献综述和创新点。在文献综述中,本文回顾了以报刊为视角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情况,按照题材,把研究成果分成为史料汇编、专着和学术论文三大类。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只有更加完整的解读报刊中有关义和团的各类文章,才能够刻了解这些报刊报导义和团的立场。第一章介绍了《万国公报》的发展概况及与林乐知的关系。林乐知在中国的各种经历,使其认识到在中国发展新闻事业在传播基督教务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他后来创办《万国公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林乐知于1868年创办《教会新报》,1874年将这部报刊更名为《万国公报》。该报刊在1883年由于经费问题停刊,1889年作为广学会的官方刊物而复刊。从《教会新报》到《万国公报》可以看出,林乐知的办报思想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报刊的内容从最初的教务信息到时事信息的转变,尤其对中国事务和中外关系十分关注。因此,这也为《万国公报》报导义和团运动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分析了《万国公报》如何报导义和团的运动,分别是根据报道的内容,分为动态报道和评论两部分。根据第二章的内容,《万国公报》自身的调整,以及《万国公报》出于教会利益的考虑对闹教事件的关注,导致该报刊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报道。本章在此后分析了《万国公报》报导义和团的来源,主要有国内外电报消息、选录和转载、各地读者来信。通过对这些信息来源的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对义和团运动都是持一种反对的立场,这也反映出《万国公报》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在有关义和团的动态报道中,本文主要分析了《万国公报》对义和团组织结构（包括形象、组织形式、武器装备）的描述,以及义和团在全国各地的“破坏”活动的报道。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万国公报》在其基督教背景和西方报刊立场的影响下,主要呈现了义和团的野蛮、消极、排外的农民暴动形象。第三章分析了《万国公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义和团运动的本身”,其中包含“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和“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关于原因,不同身份的作者（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关于影响,林乐知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对于中外关系、列强在华的军事行动会有影响。在第二个方面“清政府应对义和团的措施”中,通过对《万国公报》所刊登的各级政府的法令和规定等文件的分析,讨论了清朝各级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地方政府对义和团都是持一种反对和镇压的态度,但各地之间的差异亦较为明显。相比之下,清朝中央政府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则根据阶段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起初在军事上展开合作,到最后改变态度,最终镇压义和团。在“列强与义和团的关系”方面,主要分析了《万国公报》对于列强出兵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外交“议和”方面的报道。林乐知和其他的西方传教士都是支持列强出兵中国,并将其美化,认为仅仅是要镇压义和团,而非与中国为敌;林乐知也认为,联军与中国政府的议和,也是为了保全中国,而非瓜分中国。这种观点,也反映出林乐知和《万国公报》对于在华西方利益的维护。结语讨论了《万国公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报道的史料价值。作为史料,这些报道有助于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直观、直接和具体的义和团运动的形象,也弥补了不少历史研究的不足。但是,作为新闻报道,它们也往往缺乏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因而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比如无法从更为深层的社会背景中去解释义和团爆发的原因。
江炅坡[9]（2019）在《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文中认为周汉反教案发生在1890年代,前后历时8年,多次引起外交冲突。这是一起在籍士绅反洋教事件,牵涉政治、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妥善解决周汉案中存在的“两难”情况,清政府相关主办官员仔细斟酌周汉的罪名认定,并多次改变对周汉的处理策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周汉反教案的起源问题,认为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与嘉托玛（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1842-1914）等人所代表的外国势力推动了此案的形成,并促进了湖南反教形象的塑造。在探讨外部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清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了两湖督抚斗争对清政府转变处理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补充论述了 1892-1898年间中外双方围绕周汉的交涉过程,丰富了周汉反教案的内容。经过论证,本文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认为陈宝箴逮捕周汉,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后的主动选择,而非迫于英国领事压力的结果,并由此探讨了清政府教案政策的转变问题。此外,本文运用《宁乡大屯营周氏四修族谱》等新材料,探究了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关系网络。这不仅丰富了周汉的人物形象,还有助于理解清政府多次转变处理策略的具体原因。最后,本文还将周汉反教案置于更长的时段进行观察,考察了 1898年代迄今周汉形象的变化过程,借以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潮变迁的脉络。
谈笑[10]（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二、义和团评论的历史回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义和团评论的历史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民族问题在革命时代的浮沉 |
| 第二节 革命话语对民族叙述的整合 |
| 第一章 “旗人”与“汉奸”——《茶馆》历史认知的错位与修整 |
| 第一节 从“汉奸”的文学穿越说起 |
| 第二节 松二爷与旗人的生计问题 |
| 第三节 常四爷与旗人的民族认同 |
| 小结 “葬送”:埋葬还是悼念? |
| 第二章 “吐了一口气”——《神拳》写作的民族心理 |
| 第一节 《神拳》创作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神拳》文本的艺术风格和民间色彩 |
| 小结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义和团故事 |
| 第三章 “糊涂”与“明白”——《正红旗下》历史与文化的重构 |
| 第一节 “糊涂”与“明白”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艺术化的旗人日常生活 |
| 第三节 “圆圈”式文化的隐喻与冲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西来信仰的足迹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关键问题、技术难点与预期目标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以前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情况概述 |
| 第一节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情况 |
| 第二节 清朝时期新教在华传播情况 |
| 第二章 1840-1900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概况 |
| 第一节 1840-1900年天主教传教情况的时空分布 |
| 一、1840-1900年天主教传教空间复原 |
| 二、1840-1900年天主教传教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1840-1900年新教传教情况的时空分布 |
| 一、1840-1900年新教传教空间复原 |
| 二、1840-1900年新教传教空间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1901-1920年基督宗教传教概况 |
| 第一节 1901-1920年天主教传教情况的时空分布 |
| 一、1901-1920年天主教传教空间复原 |
| 二、1901-1920年天主教传教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1901-1920年新教传教情况的时空分布 |
| 一、1901-1920年新教传教空间复原 |
| 二、1901-1920年新教传教空间特征 |
| 小结 |
| 第四章 1921-1949年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概况 |
| 第一节 1921-1949年天主教传教情况的时空分布 |
| 一、1921-1949年天主教传教空间复原 |
| 二、1921-1949年天主教传教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1921-1949年新教传教情况的时空分布 |
| 一、1921-1949年新教传教空间复原 |
| 二、1921-1949年新教传教空间特征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时空分布变化特征与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时空分布格局的变化特征 |
| 一、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时间分期及其特征 |
| 二、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空间格局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时空分布差异原因分析 |
| 一、政治因素 |
| 二、自然环境因素 |
| 三、经济因素 |
| 四、人文社会环境因素 |
| 五、基督宗教自身因素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 三、帝党力量 |
| 四、维新派力量 |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报纸类 |
| 致谢 |
（7）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思路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
| (二)关于民间暴力活动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拟解决问题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四、相关概念 |
| 第一章 诉讼:民教之间的现实冲突 |
|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司法状态 |
| (一)“息讼”政策和民间调解 |
| (二)“讼棍”:传统的干预词讼 |
| 二、教士:观察晚清社会的新渠道 |
| (一)段振举地亩案始末(1861-1872) |
| (二)影响教案持续的要素分析 |
| (三)民教冲突与暴力 |
| (四)新旧“讼棍”的比较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流言:民教之间的文化冲突 |
| 一、个案研究:“黑风”流言 |
| (一)“黑风”考释 |
| (二)义和团运动期间的“黑风”流言 |
| 二、流言的“位置”与作用 |
| (一)两种文化交流下的心理分析模型 |
| (二)流言的位置 |
| (三)流言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接触性”:民间暴力活动的类型分析 |
| 一、以“接触性”为切入点的原因 |
| (一)对“现实性”、“非现实性”分析方法的反思 |
| (二)何以“接触”?--以剪辫事件为例的说明 |
| 二、接触性暴力:从械斗到“随社”纠纷 |
| (一)械斗:暴力的日常形态 |
| (二)晚清时期的“随社”纠纷 |
| 三、非接触性暴力:从叙事到仪式 |
| (一)地方叙事的逻辑 |
| (二)仪式的相通性:以“马裨”为例 |
| (三)义和团运动与文化合理性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以往社会暴力形成原因的探讨 |
| (一)封建王朝统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 |
| (二)因争夺各类资源、权益所引起 |
| (三)自然灾害所引起 |
| (四)具有政治野心的民间人士鼓噪发动 |
| (五)义和团兴起的“激励”机制 |
| 二、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政治大亨”:以守旧派官僚集团为中心 |
| (二)“暴力专家”: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地方武装 |
| (三)各行其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官民活动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非接触性暴力中的“激活者” |
| 一、传说、仪式与社会关系 |
| (一)既断且连:官民之间的传说和仪式 |
| (二)权力支配:传说、仪式与民间暴力 |
| 二、反洋旗帜下的理想与现实 |
| (一)观念传递:清政府如何动员义和团? |
| (二)各有所衷: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暴力观念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在华外国报刊视野下的义和团 ——以《万国公报》的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思路 |
| 0.3 文献综述 |
| 0.3.1 史料汇编 |
| 0.3.2 专着 |
| 0.3.3 学术论文 |
| 0.4 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概况 |
| 1.1 创办者林乐知生平简介 |
| 1.2 《万国公报》的创刊与发展 |
| 1.3 《万国公报》对中国事务的关注 |
| 1.3.1 政治 |
| 1.3.2 军事 |
| 1.3.3 教育 |
| 1.3.4 自然灾害 |
| 1.3.5 社会陋习 |
| 第二章 《万国公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动态报道 |
| 2.1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万国公报》概述 |
| 2.2 报道缘由 |
| 2.2.1 《万国公报》自身的调整和发展 |
| 2.2.2 《万国公报》对闹教事件的关注 |
| 2.3 报道消息来源 |
| 2.3.1 国内外电报消息 |
| 2.3.2 选录和转载 |
| 2.3.3 各地读者来信 |
| 2.4 动态报道中的义和团 |
| 2.4.1 义和团的组织结构 |
| 2.4.2 义和团的“破坏”活动 |
| 第三章 《万国公报》对义和团的评论 |
| 3.1 关于义和团运动本身 |
| 3.1.1 关于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
| 3.1.2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
| 3.2 关于清政府应对义和团的措施 |
| 3.2.1 地方政府应对义和团的措施 |
| 3.2.2 中央政府的态度和措施 |
| 3.3 关于列强与义和团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一 《万国公报》关于义和团的主要文章一览表 |
| 附录二 索惩确犯重罪各华官清单 |
（9）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周汉反教案的调查与交涉(1890-1891) |
| 第一节 长江教案期间的外国舆论 |
| 第二节 杨格非追查教案的发现 |
| 第三节 列强眼中的周汉反教案 |
| 第二章 周汉与宁乡周氏家族的关系网络(1390-1903) |
| 第一节 宁乡周氏家族的早期发展(1390-1850) |
| 第二节 湘军与周氏家族的际遇(1850-1903) |
| 第三节 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人脉(1861-1890) |
| 第三章 周汉反教案的处置(1891-1892) |
| 第一节 “从缓察办”策略的出台 |
| 第二节 两湖督抚的权力斗争 |
| 第三节 恽祖翼赴湘查办结果 |
| 第四章 周汉反教案的后续交涉(1892-1898) |
| 第一节 英法领事赴湘事件 |
| 第二节 反教风波之后的湖南、周汉与周氏家族 |
| 第三节 周汉案的后续交涉与落幕 |
| 第五章 周汉形象的符号化及其流变(1898-2018) |
| 第一节 排外旧党与湖南维新期间的周汉形象(1898-1900) |
| 第二节 反教士绅与清末民初的周汉形象(1900-1930) |
| 第三节 1930年代以降的周汉形象变化(1930-2018)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关于周汉的评论资料辑录(1898-2018) |
| 附录二 周汉生平大事年表 |
| 作者简介 |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四、义和团评论的历史回顾（论文参考文献）
-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2]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3]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D]. 李玫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西来信仰的足迹 ——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地理研究[D]. 张浩宇. 西南大学, 2020(07)
- [6]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义和团运动期间山西地方社会的暴力研究[D]. 张伟. 山西大学, 2019(01)
- [8]在华外国报刊视野下的义和团 ——以《万国公报》的报道为例[D]. 杨尊显.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9)
- [9]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D]. 江炅坡. 浙江大学, 2019(01)
-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