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论文文献综述）
王海宾[1]（2021）在《《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文中提出《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是“言行录”体史书的开创之作,是南宋大儒朱熹纂修的一部重要史书,是书取材广博、考证精当、内容丰富、体例独特、文献价值极高。朱熹本着“有补世教”之目的纂修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希望当世君臣能够通过此书“以古鉴今”“因人省己”。朱熹以独特的视角选择了北宋八朝104位“名臣”,将他们收录于《八朝名臣言行录》,通过“名臣事迹”展现北宋160余年的历史。其独以一朝“名臣”汇为一书,每位“名臣”的传记由小传、正文、注文组成,该书采摭北宋笔记、文集、碑传、杂纂等200余种文献,分条叙述,基本直录原文,自注出处,其“体裁、义例”别具一格,兼具“征实”和“善叙”的特点。此体例,该书当属首创,可称为“言行录体”。言行录体例史书源于正史列传,经朱熹创立,形成了编纂结构独特的新史体,其以时系人,以人系事,提纲挈领,以叙人臣之迹,以寓“八朝”之史。自《八朝名臣言行录》起,“言行录”体例史书的载述范畴得以确定,编纂结构模式得以建构,撰述思想得以生成。其后,历代续仿之作不绝,形成了“言行录”史书系列,朱熹首创之功,堪称不朽。《八朝名臣言行录》历代屡有刻印,形成了诸多版本。南宋至明清时期,其主要有“一详一略”两本版本系统。一是目前所见该书最早的版本,即南宋“淳熙本”;另一个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即“李衡校正本”;两种版本各具特色,各有价值。此外,还有被学界所忽略的一个版本,即《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可称为“新纂本”。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与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宋淳熙刻本主体内容相同,惟个别部分有增删,可断定其脱胎于《八朝名臣言行录》早期版本,与淳熙本为同书异本。其与淳熙本行款、版式等亦有别,亦显示为别一宋版。该本不见于目前学界梳理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传世版本系统,为朱熹该着一新发现的版本。该本既有助于完善《八朝名臣言行录》版本系统的整理研究,又可补淳熙本之缺页,有校勘之用,并对《八朝名臣言行录》有所增补。《八朝名臣言行录》是辑佚、校勘北宋典籍,研究北宋人物、考辨史实的重要文献。经初步统计,全书所征引并注明出处的文献2151条,全书总计约32.9万余字,能确切统计的引书215种。其主要来源于各类单篇文献120余种,包括单篇“言行录”、神道碑、奏状、行状、序文、题跋、墓志铭等文献;还包括笔记、小说、语录、家传、别集、总集、杂史等类书籍近90余种。这其中涉及很多现已亡佚的文献,如:《巵史》《荆公语录》《范太史遗事》《范忠宣言行录》《蓬山志》《系年录》《仁宗君臣政要》等;也涉及很多传至今日已非足本的书籍,如:《玉壶清话》《东斋记事》《韩魏公遗事》《杨文公谈苑》《吕氏杂志》《金坡遗事》等。《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的现已亡佚、残存之书主要佚文约380余条,可校补它书之误、脱、衍、倒,极具“征文考献”之资。《八朝名臣言行录》流传广泛,其后历代书目文献对其多有着录;类书、杂纂、文集、笔记、方志等各类文献对其广泛采摭;其在流传过程中成为官方学校和私人藏书中的必藏书目;古代学者时常利用该书考证历史或校补它书。在流传过程中,《八朝名臣言行录》被奉为经典,其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之书,成为士子学习社会历史知识的范本;士人认为可以通过阅读该书提升莅官处事的能力,并能提高自身修养。《八朝名臣言行录》故事性强,其内容易于读者接受,体现了其传播朱熹思想的重要性。《八朝名臣言行录》因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及时代发展之影响,加之朱子学在思想界的权威所致,其渐成经典、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盛传不衰。
孙卫国[2]（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述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与朝鲜半岛古代关系史的研究萌芽于1949年前,正常发展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得以蓬勃发展。中国朝鲜史学会日益壮大,学术刊物日益增多,学术会议日益频繁,学术成果日益丰硕,中韩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随着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发展。
高自友[3]（2020）在《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唐代是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是由独立建置的史馆、专职史官等构成的新国家修史体制得以确立,其在初唐时为树立正统、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将修史地位推向了新高度。正因为官修取代私修成为史书编撰的主流,本朝国史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编撰,官方修史体制在高宗统治时期开始暴露缺点,主要表现为起居官退出仗下,史事“漏泄”问题出现。在得不到有效遏制的半个世纪以后,张说、吴兢在史馆之外修史的事情引发了李元纮上疏强调在史馆修史的秘重作用,但漏泄问题并未有所改观。虽然高宗、刘知几等人都意识到漏泄问题的严重性,但除了冠冕堂皇的诏令外,并不见具体举措推行,而朝廷律令中关于漏泄罪行的规定也没有在修史中得到反馈。这一情形与初唐极其重视修史的做法似乎背道而驰,反映出唐代官方修史处于一种重而不严的状态。即便如此,唐代宰相在修史中展现出了强烈的防止漏泄之事发生的自觉,尤其是在主导《时政记》过程中。是故,以延英奏对为代表的便殿议政形式不再允许起居官参与其实是大势所趋,个别宰相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以徇私来解释。相较于直接对史馆、史官提出具体防制漏泄的禁令,宰相之于修史的保密作用可以用曲为之制来形容。事实上,唐代官方修史之所以出现重而不严与曲为之制的二元对立,是因为漏泄问题的存在为那个对国史既无限渴求又尚存敬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还在发展的时代提供了一条维护统治阶层团结的途径,从而将修史的利益最大化。由于国史修撰关涉诸多利益,相比于能够直接参与的史官、宰相和皇帝,那些与修史之事并不相关的且数量更为庞大的官僚群体只能借助公私渠道对修史进行直接、间接的影响,而漏泄问题正是这种影响的产物之一。所以,即使在修史问题上存在竞争的皇帝与宰相都有遏制漏泄问题的想法与行动,却也不能完全阻止它的发生。直至宋代,在经历了五代的动乱以及新一轮权力重组后,修史体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修史机构专门化削弱了史官的固有权责,皇帝牢牢地将修史的控制权握于手中,减小了宰相全权干预的局面,修史中的漏泄问题也得到了针对性规制。
李江伟[4]（2019）在《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界对古代翰林院问题的日趋重视,元代翰林院亦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论着也先后刊布出来。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元代翰林院的职官建置、人员情况、职掌与地位、地理位置以及该院的文献编纂、收藏、翻译与出版活动等。无疑,这些研究成果在元史、古代翰林院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刘小龙[5]（2018）在《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视野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与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通论明代史学、官方史学、明人前代史学、野史、史学思潮、考据学、具体史家之史学、民族史学、域外史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论着。同时,也存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译介缓慢、选题不平衡、一些重要议题或未开发或急需继续探讨、一些个案研究缺乏整体观照等不足。因此,只有继续发扬以往的优势、正视不足,并结合时代特点更新研究资料、方法、理论、范式,才能推进明代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李展展[6]（2017）在《陈傅良史学研究》文中提出陈傅良是南宋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他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对永嘉事功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于一身,“通才”型的大人物。作为史学家,他的治史特点及史学思想在南宋史学界独树一帜。陈傅良现存的史学着作有《建隆编》《读书谱》《春秋后传》《周礼说》《历代兵制》等,其独特的史学特点及史学思想贯穿其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陈傅良的生平、家世、婚姻以及学术渊源进行考述,理清其学术思想形成有传习儒家经典、师从薛季宣、汲取各家之长等渊源。根据他最具代表性的史学着作,分析史着的资料来源,体例内容,存疑情况等问题。从中归纳总结出重视典章制度、注重由经入史、提倡置专史官等显着的史学特点。并从史着特点中概括贯穿其中的史学思想,主要包含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经史并治的史学方法论,以及提倡当代史编修的史着编纂思想等。作为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人物,陈傅良史学思想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下启叶适,是永嘉学派中第三代领军人物,叶适集其大成,扛起发展永嘉学派的大旗。后世浙东永嘉学派学者,继承陈傅良史学思想,注重经世致用,主张以史为鉴,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寻找合理的途径。
于海波[7]（2017）在《辽金元史官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史官制度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了解一个时期的史官制度能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有更清晰的认识。辽、金、元三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通过分别分析总结三朝修史机构的设立、史官的选任、史官的职责,可以总结出这一时期史官制度的特点。通过对辽金元史官制度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史学史及民族史学史的内容。一、辽金元修史机构的设立辽金元三朝建立政权之初积极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制度,随着政治的发展,建立了完备的修史机构。辽代设立记注机构起居舍人院,撰述机构国史院、着作局。金代设记注机构起居院;撰述机构国史院、着作局;译书机构译经所、弘文院。元代在学习前代基础上,结合本民族需要,设立更具综合性、灵活性的机构,即翰林院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与前代相比,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院不是纯粹的的修史机构,修史是其职能之一。二、辽金元史官的选任辽金元三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史官选任上首先保证本民族在修史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其次为了吸收笼络汉族中有才学之士支持本朝的统治并为本朝服务,任用了大量汉族史官,三朝中汉族都是修史工作的主力。同时三朝统治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参与到修史工作中。三朝史官的主要选任方式有皇帝任命、他官兼职、他官举荐三种,其中他官兼职最为普遍。三、辽金元史官的职责辽金元三朝都继承了中原修起居注、实录、国史的传统,但因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本朝发展水平、史料散佚等问题,我们今天了解到三朝修史成就有一定差别。辽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起居注、实录、日历、国史的修撰,因史料缺失,只知修史成果有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金代史官职责主要包括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典制史、玉牒、前代史的修撰,其中修实录是金代史官的重要职责,前后共修十部实录;国史修成《续资治通鉴》、《中兴事迹》、《鬼镜万年录》;典制史修成《金纂修杂录》、《大金集礼》;前代史的修撰为修《辽史》,修成后因正统问题没有刊行。元代史官职责包括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典制史、地理书、前代史的修撰,其中修实录的成就最为显着,加上统治者为其未即位之父所修的实录,共修十七部;典制史的修撰为《经世大典》、《太常集礼》的修撰;地理书的修撰为《大元一统志》的修撰;前代史的修撰为修成《辽史》、《金史》、《宋史》,这是元朝修史的重要成果。四、辽金元史官制度的特点通过梳理辽金元三朝修史机构的设立、史官的选任、史官的职责,我们可以总结辽金元史官制度特点有以下三点:1、修史机构的继承发展。辽金元三朝修史机构的设立在吸收学习前代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点进行了变通发展。2、史官选任的多民族性。辽金元三朝为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吸收各民族有识之士为我所用,是三朝统治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及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3、史官职责的逐渐明确。辽金元三朝史官职责与三朝政治发展进程一致,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三朝修史机构随着政治发展逐渐完善,三朝修史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后期,体现了三朝史官修史职责不断明确。
白林海[8]（2017）在《于道泉评传》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现代着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于道泉并没有受到与之相应的重视。在相关研究中所显示是他的翻译着述,而对他的翻译研究没有深入,并且翻译作品也仅仅是他学术人生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着名学者家族之中,论名气他不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萧乾等学者,但他的成就则不亚于以上一类学者。形成目前的这样形态是人们对他的人生历程及其作品了解的局限,以及对中国藏学的关注力度不足所致。目前,有关于道泉的研究者不多,在中国国内关注他的还远远不及国外,比如日本关注得早。于道泉1992年仙逝至今已有二十五个春秋,在此期间,除了 2001年王尧的一部概述于道泉生平和整理其相关着述外,至今没有一部较完整论述于道泉的生平和学术的论着。本论文力图在史料上为后来研究者所提供详实的研究基础和事实依据,并注重于道泉生平的系统考述,证实他为构筑中国藏学而奋斗的历程。另外,我们着重于着述的系统考析,力图在着述的分析中彰显于道泉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以便于探讨于道泉及其着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于道泉来自于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齐鲁大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后起之栋梁。他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就已登上了中国文坛,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最初的两部译着迅速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赞誉。他在进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后,反映在梵蒙藏满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化方面研究的作品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从于道泉的作品来分析他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仅仅相连,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他的创作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研究于道泉的生平、创作历程以及作品特色,就能感受到社会风云的变幻,及其社会变迁更替给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的投影和深奥厚重的民族语言文化。于道泉生于山东省临淄县齐都镇葛家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庭训,又目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更替,以及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劫取祖国宝藏,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残害祖国同胞。后立志读书救国,接受民国政府“实业救国”的教育,1916年,考入山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化学科。毕业后,1920年又考入齐鲁大学,接受西方基督教会大学较为先进的教育,又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启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格局的影响。1922年他翻译了许地山着的《空山灵雨》为世界语,1923年翻译卜赖尔（B.Baxter Blair）所着的《世界地理之改造》（World Remapped）为汉语。1924年于道泉放弃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机会,转入北京大学跟随钢和泰先生修习梵文、藏文和研究佛典,1926年入北平北海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与研究蒙藏满典籍文献,1928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钻研藏文典籍文献,最终他走进研究中国藏学的殿堂。1934年赴欧洲游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学习了法文、德文、土耳其文等语言文字,专修藏文、藏文文法等,又教授汉语、藏语和蒙古语等语种。先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查阅法藏和英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并把一些文献资料抄录或拍照寄回祖国。期间,他译介了多首藏族民歌和多部反映中国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让西方人民及时了解到西藏民族文化和中国解放区的文化新面貌,充分反映了他心系祖国的学术思想。194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兼任北京图书馆不带薪的研究馆员,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藏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的一门显学。展现了他的光辉人格和执着的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了他的梦想蓝图。在人生的历程上,于道泉是一位特立异行的行者横跨“四朝”堪称传奇;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才,一位东西方的“骑士”。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看,我们是透过分期分类考述为背景,层层深入探讨,再结合作品分析予以评析。我们首先从于道泉的梦想起航分析,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在从事藏语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工作中孕育了他的梦想,并为实现这一梦想而一路西游寻梦,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得以实现梦想——建立中国藏学。其次,在中国藏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国内外学者名流的帮助、影射与反衬。因此,又通过于道泉与国内外学术界学者名流的交往展开论述。三是沿着中国藏学的建设路线进行分类分期展开讨论,论述于道泉在中国藏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贡献。由于中国藏学的研究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本章中把佛教研究列出来讨论。四是语言学的研究,包括翻译学和词典学,分别以三大节展开,梳理并分析了他在语言学的现代化、翻译学的顺适原则和词典学的藏文标音化等等具有的突出贡献,是研究人类语言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特立异行的人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锻造于道泉做学术研究的灵魂。虽然他所着的作品不多,但都是精品。因此,我们通过对于道泉的精品着作分析,得出他的治学方法及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
朱翠翠[9]（2016）在《蒙元朝必阇赤制度变迁研究 ——以文史职能为中心》文中认为必阇赤是蒙古大汗怯薛的一种,前四汗时期的必阇赤长相当于汗国的行政长官。以必阇赤长为首的必阇赤们构成了行省、中书省的行政系统的雏形。学者们对此已有多种研究。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必阇赤制度的去向则不太明晰,有必阇赤出身的官员仕至宰辅,但更多的必阇赤及其后代则在翰林院或在文宗时代建立起来的奎章阁任职。本文主旨在探究必阇赤制度从大蒙古国时期到元朝时期,特别是在元代中后期规范化官僚体制中的发展和表现。全文分为六章阐述,第一章为蒙元朝的必阇赤制度作了一个总体上的概述,定义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怯薛必阇赤,并补充了一些前四汗时期必阇赤的一些人物信息;自前四汗至忽必烈时期,必阇赤在官僚系统中有三大表现,一是大必阇赤行政大权的淡化,二是必阇赤怯薛功能的保留,三是必阇赤文史职能的扩展。第二章首先对脱卜赤颜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主要包括黄金家族的世系和秘密、蒙古传统制度中的约孙、帝训、扎撒,以及功臣事迹。第二节则梳理了中晚期脱卜赤颜的撰者的人物信息,主要有朵来、忽都鲁迷失、阿怜帖木儿,其中阿怜帖木儿有较为清晰的身世信息,他来自一个文书见长的畏兀儿必阇赤家族。第三节讨论了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三位怯薛必阇赤脱帖穆耳、亦辇真、搠思监,根脚较有撰写脱卜赤颜记录的三位必阁赤更大;也有人担任过翰林学士承旨,但充当皇帝的使者,作为地方的宣慰使或廉访使的记录则更多,搠思监则仕至中书省右丞相。第三章讨论了元朝起居注的问题,元代起居注多由中书省下属分支给事中、左右侍仪奉御、翰林官员兼任;本章从世祖时期崔或写给忽必烈的奏折、汉人贾居贞担任过起居注的职掌两个方面,论述了元朝的起居注人选不排除汉人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起居注的撰者是必阇赤群体中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多是有着宿卫怯薛的身份,有一定汉文化水平。第四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十三朝元实录的具体纂修人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订,补充了续修《太宗实录》的刘庚;参与纂修《世祖实录》的张九思、同恕;参与纂修《成宗实录》的王构、贡奎;参与纂修《仁宗实录》的贡奎、宋本;参与纂修《英宗实录》的黄清老、王守诚;参与纂修《泰定实录》的周伯琦、苏天爵;参与纂修《明宗实录》的宋褧、周伯琦等的信息。元朝实录借由《元史》保存下来了部分内容,但由于今天的实录已佚,无法说清楚实录的内容具体包括什么。本文从元人文集中找到一些材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元实录征引的地方材料包括一些类似于《列女传》、《儒林传》、《良吏传》的资料。第五章讨论的是元代官方编写的会要体政书《经世大典》以及撰者奎章阁官员群体,试探讨他们与必阇赤、翰林院官员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从奎章阁官员的集体辞职事件、以及虞集与诸位奎章阁官员欲参考脱卜赤颜、实录两种资料皆遇挫来分析,元文宗欲重用奎章阁人员,奎章阁因此与怯薛必阇赤、与翰林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奎章阁中官员因此遭到翰林院与必阇赤群体的共同排挤。第六章则从一个克烈必阇赤世家的个案研究来探讨主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节谈论了克烈氏族与黄金家族之间的关系,讨论孛鲁合这个必阇赤家族的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是与黄金家族接触较早的人群,并且以其文书能力获得黄金家族的信用,得以飞黄腾达,历久不衰。第二节梳理了次家族成员的一些身份信息,包括他们的仕途、婚姻等情况。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元代怯薛必阇赤的有关资料作了进一步的搜集,补充了一些史学研究的新资料,找到了几位宪宗时期的必阇赤,也为宗王必阇赤的研究贡献了一小部分资料。在涉及《元实录》的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元代实录撰者的信息。在探讨起居注人选族属时,提出了不限于蒙古、色目,亦有汉人担任起居注职掌的观点。第二,本文首次以官方编撰的秘密档案为主线,探讨其编撰者在元朝文官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究必阇赤这一蒙古色彩浓厚的官职融入规范化官僚体制时,经历哪些过程和变化。第三,本文尝试分析指出必阇赤与奎章阁的联系,以及奎章阁与明代内阁的异同及继承关系的可能性。
岂海静[10]（2014）在《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考》文中提出三朝（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是晚清官方修纂的一部史书，主要辑录了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外国有关的一些文件，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由官方修纂的有关中外交往的史书。三朝《始末》分别是在咸丰朝、同治朝和光绪朝编纂完成的，此时，我国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始末》的编纂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编纂《始末》未设专职编纂机构，对于它的编纂机构，《始末》中以及现有资料中亦未见明确记载，《始末》很可能是放在《实录》馆中，作为馆内次一级的任务完成的。关于《始末》的编纂人员，在其《进书表》中署名的有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副总裁官，但一些具体的编纂人员却没有详细记载，因为《始末》是放在实录馆里完成的，所以两者的编纂人员应该有联系，《实录》的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副总裁官的人员中都包括了《始末》的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副总裁官的人员，但具体的编纂人员就不一定是同一批人员了。《始末》的编纂过程主要有凡例的制定、资料的搜集、编写、审阅和定稿等五个步骤。道光朝《始末》凡例的拟定应为杜受田制定，最终凡例定稿是负责编纂《始末》的监修总裁官。《始末》的编纂资料搜集与《实录》的资料收集相似，因为两者的编纂资料有相同的部分，《始末》的编写由修纂官完成，一部分写完好后，由审阅官进行审阅，修改后再由总裁官审阅，最后才定稿成书。《始末》的编纂资料来源主要是谕旨、折奏和“夷书”。《始末》所录的内容基本上是照抄原文，这保存了相当真实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始末》是中国官方史学撰述在近代的继续发展，在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过程、编纂资料等方面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但是它编纂的内容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体现了近代发展的开端，是官方首次把与中西外交有关的事情编纂成书。
二、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论文提纲范文）
（1）《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主旨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主旨 |
| 二、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三、研究思路及创获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创获 |
| 第一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纂修始末 |
| 第一节 纂修背景与宗旨 |
| 一、纂修背景 |
| 二、纂者动机 |
| 三、纂修宗旨 |
| 第二节 成书过程及选材 |
| 一、成书时间 |
| 二、纂修经过 |
| 三、材料取舍 |
| 第三节 纂修主题和内容 |
| 一、纂修主题 |
| 二、名臣选汰 |
| 三、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体例源流 |
| 第一节 言行录体例阐释 |
| 一、别于列传的体例 |
| 二、呈现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朱熹创立新史体 |
| 一、言行录体例的起源 |
| 二、言行录体例的创立 |
| 第三节 言行录体例发展 |
| 一、宋、元时期的继承 |
| 二、明、清时期的繁盛 |
| 第三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版本比较 |
| 第一节 诸本的基本情况 |
| 一、现存最早的淳熙本 |
| 二、流传最广的李衡校正本 |
| 三、罕为人知的新纂本 |
| 第二节 诸本的内容异同 |
| 一、淳熙本与李衡校正本 |
| 二、淳熙本与新纂本 |
| 三、李衡校正本与新纂本 |
| 第三节 诸本的价值比较 |
| 一、淳熙本征文考献 |
| 二、李衡校正本以广流传 |
| 三、新纂本拾遗补阙 |
| 第四节 诸本之关系蠡测 |
| 一、宋元版本情况 |
| 二、明代版本情况 |
| 三、清代版本情况 |
| 第四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征引文献情况 |
| 一、征引文献统计 |
| 二、征引文献方法 |
| 三、征引文献缺陷 |
| 第二节 辑佚价值举隅 |
| 一、辑集亡佚之书 |
| 二、辑补缺佚之书 |
| 三、辑拾漏佚之篇 |
| 第三节 校勘价值举隅 |
| 一、校正讹误 |
| 二、增补脱漏 |
| 三、删除衍文 |
| 四、乙正倒文 |
| 第五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传播流布 |
| 第一节 书目文献的着录 |
| 一、宋元书目的着录 |
| 二、明代目录的着录 |
| 三、清代目录的着录 |
| 第二节 各类文献的援采 |
| 一、同类文献的援采 |
| 二、类书等对其援采 |
| 三、杂纂等对其援采 |
| 第三节 历代藏刻与应用 |
| 一、历代刻印与典藏 |
| 二、学人评介和应用 |
| 三、阅读及题咏情况 |
| 余论:《八朝名臣言行录》何以盛传不衰 |
| 附录:《八朝名臣言行录》所存其它着述主要佚文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术复兴:1978—1992年之状况回眸 |
| (一)朝鲜通史的着译与中朝关系史的着述 |
| (二)朝鲜半岛断代史着述 |
| (三)专题史研究的开展 |
| (四)朝鲜近代历史事件史研究 |
| 二、蓬勃发展:1992年至今之学术纵论 |
| (一)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研究各具特色 |
| (二)学术会议日渐增多，专门性学术刊物亦有增加 |
| (三)刊行资料日益增多，研究成果日臻丰硕 |
| 1．研究资料大量整理出版和学术资源数据库建设也越来越丰富 |
| 2．通史与断代史性质的中朝文化交流史与关系史研究成果皆有呈现 |
| 3．古朝鲜与新罗、百济、高句丽、高丽史的研究概况 |
| 4．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研究朝着多领域、纵深化的方向发展 |
| 三、评析与展望 |
（3）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1、唐代史馆制度 |
| 2、唐代史官制度 |
| 3、唐代官方修史的成绩与评价问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重而不严:初唐官方修史的光与影 |
| 一、令狐德棻与初唐修史 |
| 二、史馆置移及早期作为 |
| 三、初唐官方修史的政治导向及调整 |
| 四、史事漏泄:官方修史出现的新问题 |
| 第二章 漏泄之虞:唐代馆外修史诸事考 |
| 一、张说、吴兢馆外修史始末 |
| 二、关于唐代的馆外修史问题 |
| 三、漏泄之虞:馆外修史的私撰隐患 |
| 四、它山之石:唐代有关“漏泄”罪责的参考价值 |
| 第三章 曲为之制:唐代宰相与修史漏泄问题 |
| 一、唐代宰相与修史:从“监修国史”谈起 |
| 1、荐举、监领史官 |
| 2、预修国史 |
| 3、总领事宜与核定史稿 |
| 二、《时政记》的产生及相关问题 |
| 三、保密为要:唐代宰相与《时政记》的兴废 |
| 四、漏泄无虞:延英奏对之于官方修史的意义 |
| 第四章 “漏泄”发覆:唐代官方修史中的君与臣 |
| 一、唐代群相体制下的修史之权 |
| 1、史权与相权 |
| 2、孰能掌之:无处安放的《时政记》 |
| 3、监修国史与执笔《时政记》 |
| 二、帝王不观史? |
| 三、史馆之外:作为配角的其他官员 |
| 四、“漏泄”发覆:国史数行犹有志 |
| 第五章 由唐入宋:官方修史的变化与严防漏泄 |
| 一、五代的官方修史状况 |
| 二、宋初新变:从太宗亲览《起居注》说起 |
| 三、宋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 |
| 1、因循旧制:宋代起居官的困境 |
| 2、推陈出新:宋代修史严防漏泄的举措 |
| 总结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状况 |
| 二、关于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几点思考 |
（5）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通论明代史学 |
| 二、明代官方史学研究 |
| 三、明代非官方史学研究 |
| (一) 明人前代史学研究 |
| (二) 明代野史、史学思潮与考据学研究 |
| (三) 具体史家之史学研究 |
| (四) 明人民族史学与域外史学研究 |
| (五) 其他研究 |
| 四、总结与反思 |
（6）陈傅良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陈傅良的生平及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陈傅良的生平 |
| 一、陈傅良的家世与婚姻 |
| 二、游学生活 |
| 三、仕途之路 |
| 第二节 陈傅良的学术渊源 |
| 一、传习儒家经典 |
| 二、师从薛季宣 |
| 三、汲取各家之长 |
| 第二章 陈傅良的史学着作 |
| 第一节 开山之作《历代兵制》 |
| 一、资料来源 |
| 二、体例内容 |
| 第二节 由经入史作《春秋后传》《周礼说》 |
| 一、成书经过 |
| 二、《春秋后传》的内容 |
| 第三节 削繁补阙成《建隆编》 |
| 一、资料来源及内容 |
| 二、存佚辨疑 |
| 第三章 陈傅良史学的特点及思想 |
| 第一节 史学研究的特点 |
| 一、重视典章制度 |
| 二、注重由经入史 |
| 三、提倡置专史官修史 |
| 第二节 史学思想 |
| 一、从《历代兵制》看经世致用观 |
| 二、从《春秋后传》看经史并治观 |
| 三、从《建隆编》看当代史编修思想 |
| 第四章 陈傅良史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陈傅良史学对南宋永嘉学派的影响 |
| 一、在永嘉学派中的地位 |
| 二、陈傅良对叶适的影响 |
| 第二节 后世浙东学派对陈傅良史学思想的继承 |
| 一、元明时期学者对陈傅良思想的传承 |
| 二、清朝时期学者对陈傅良思想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成果 |
| 致谢 |
（7）辽金元史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辽金元修史机构的设立 |
| （一）辽代修史机构的设立 |
| 1、起居舍人院 |
| 2、国史院 |
| 3、着作局 |
| （二）金代修史机构的设立 |
| 1、记注院 |
| 2、国史院 |
| 3、着作局 |
| 4、译经所和弘文院 |
| （三）元代修史机构的设立 |
| 1、翰林国史院 |
| 2、奎章阁学士院 |
| 二、辽金元史官的选任 |
| （一）辽代史官的选任 |
| 1、皇帝任命 |
| 2、他官兼职 |
| 3、他官举荐 |
| （二）金代史官的选任 |
| 1、皇帝任命 |
| 2、他官兼职 |
| 3、他官举荐 |
| （三）元代史官的选任 |
| 1、皇帝任命 |
| 2、他官兼职 |
| 3、他官举荐 |
| 三、辽金元史官的职责 |
| （一）辽代史官的职责 |
| 1、起居注的修撰 |
| 2、日历的修撰 |
| 3、实录的修撰 |
| （二）金代史官的职责 |
| 1、起居注的修撰 |
| 2、日历的修撰 |
| 3、实录的修撰 |
| 4、国史的修撰 |
| 5、典制史的修撰 |
| 6、玉牒的修撰 |
| 7、前代史的修撰 |
| （三）元代史官的职责 |
| 1、起居注的修撰 |
| 2、时政记的修撰 |
| 3、实录的修撰 |
| 4、国史的修撰 |
| 5、典制史的修撰 |
| 6、地理书的修撰 |
| 7、前代史的修撰 |
| 四、辽金元史官制度的特点 |
| （一）修史机构的继承发展 |
| （二）史官选任的多民族性 |
| （三）修史职责的逐渐明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于道泉评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写作相关问题 |
| 上篇 生平考述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
| 引言 |
| 第一节 少年时代 |
| 第二节 青年时代 |
| 第二章 北平求学十一载 |
| 第一节 济南际遇泰戈尔 |
| 第二节 北京大学获新生 |
| 一、师从钢和泰 |
| 二、进步新青年 |
| 第三节 北平北海图书馆 |
| 第四节 国立中央研究院 |
| 第三章 欧陆留学十六载 |
| 第一节 法国(1934-1935) |
| 第二节 德国(1936-1937) |
| 第三节 英国(1938-1949) |
| 第四章 教书育人四十三年 |
| 第一节 北京大学(1949-1951) |
| 第二节 中央民族学院(1951-1992) |
| 下篇 中国现代学术贡献 |
| 第五章 于道泉中国藏学之梦 |
| 第一节 北京孕梦 |
| 第二节 欧洲寻梦 |
| 第三节 新中国筑梦 |
| 一、组建中国藏学机构 |
| 二、培养藏学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与国内外学术界交往 |
| 第一节 默默的奉献者和良师益友 |
| 一、默默的奉献者 |
| 二、良师益友 |
| 第二节 与中国学术界交往 |
| 一、于道泉与陈寅恪 |
| 二、于道泉与傅斯年 |
| 三、于道泉与赵元任 |
| 四、于道泉与许地山 |
| 第三节 与国外学术界交往 |
| 一、于道泉与巴考 |
| 二、于道泉与拉露 |
| 三、于道泉与西门·华德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藏学研究及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藏学研究 |
| 一、中国藏学厘定 |
| 二、中国藏学研究与贡献的评述 |
| 第二节 佛教研究 |
| 一、纵向研究 |
| 二、横向研究 |
| 三、移离佛教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语言学研究与贡献 |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 |
| 一、语言学研究分期评述 |
| 二、语言学研究实践评析:以《藏文数码代字》为例 |
| 三、语言观 |
| 本节小结 |
| 第二节 翻译学研究 |
| 一、翻译研究分期评述 |
| 二、翻译研究实践评析:以《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为例 |
| 三、翻译观 |
| 第三节 词典学研究 |
| 一、词典学研究的缘起 |
| 二、词典学研究实践评析:以《(?)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蒙元朝必阇赤制度变迁研究 ——以文史职能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难点与本文主要成就 |
| 第一章、必阇赤制度概述 |
| 第一节、必阇赤分类及人物资料补考 |
| 第二节、元朝大必阇赤行政职能的淡化 |
| 第三节、元朝必阇赤怯薛特色职能的保留 |
| 第二章、脱卜赤颜及其撰者必阇赤群体研究 |
| 第一节、脱卜赤颜内容补考 |
| 第二节、中晚期脱卜赤颜撰者梳理 |
| 第三节、脱卜赤颜撰者在元朝的变化 |
| 第三章、元朝的起居注及其撰者研究 |
| 第一节、元朝起居注官职梳理 |
| 第二节、起居注撰者在必阇赤制度变迁史中的表现 |
| 第四章、元实录及其撰者翰林院官员群体研究 |
| 第一节、元实录纂修者补考 |
| 第二节、元实录引录地方资料补考 |
| 第三节、翰林院官员与必阇赤身份和职能的重合 |
| 第五章、经世大典与其撰者奎章阁官员研究 |
| 第一节、《经世大典》撰写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经世大典》撰者考述 |
| 第三节、奎章阁官员在必阇赤制度变迁史中的表现 |
| 第六章、个案研究:孛鲁合家族 |
| 第一节、家族与时代背景 |
| 第二节、家族人物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史集》中的斡忽勒 |
| 附录二、波斯史料所见必阇赤 |
（10）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设计 |
| 四、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背景及原因 |
| 第一节 《筹办夷务始末》编纂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筹办夷务始末》编纂的思想背景 |
| 第三节 《筹办夷务始末》编纂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机构考 |
| 第一节 清代修史机构的发展和变化 |
| 第二节 对《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机构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人员考 |
| 第一节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与《实录》的编纂人员 |
| 第二节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人员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过程考 |
| 第一节 制定凡例 |
| 一、道光朝《始末》凡例的制定 |
| 二、咸丰朝《始末》凡例的制定 |
| 三、同治朝《始末》凡例的制定 |
| 第二节 搜集编纂资料 |
| 第三节 辨别取舍相关资料 |
| 第四节 编写与审阅 |
| 第五节 定稿进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资料考 |
| 第一节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资料来源考 |
| 第二节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内容考 |
| 一、谕旨 |
| 二、折奏 |
| 三、“夷书” |
| 四、其他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与晚清官方史学 |
| 第一节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发展变化 |
| 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
| 二、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
| 三、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
| 第二节 从《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谈晚清官方史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考论元朝汉文当代史的修史机构及主要成果（论文参考文献）
- [1]《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D]. 王海宾. 吉林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研究述要[J]. 孙卫国.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9)
- [3]唐代官方修史中的漏泄问题研究[D]. 高自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近四十年元代翰林院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李江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 [5]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J]. 刘小龙.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 [6]陈傅良史学研究[D]. 李展展. 西北师范大学, 2017(02)
- [7]辽金元史官制度研究[D]. 于海波. 河北师范大学, 2017(09)
- [8]于道泉评传[D]. 白林海.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蒙元朝必阇赤制度变迁研究 ——以文史职能为中心[D]. 朱翠翠. 南京大学, 2016(09)
- [10]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考[D]. 岂海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