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提出二００八年实现流通现代化（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黄宸[2]（2021）在《两淮藩篱：划界行盐与宜昌府地方社会（1735-1911）》文中研究说明划界行盐是一种通过行政手段划定食盐产销区域的制度。据此,清代宜昌府分属四川、两淮两个盐区,其中改土归流的鹤峰州、长乐县属四川盐区,食川盐,是宜昌府的“川界”;其余州县则属两淮盐区,食淮盐,是宜昌府的“淮界”。川盐较淮盐味美价廉,更符合当地的市场需求,因而不断侵入“淮界”以及湖广其它的淮盐销区,造成严重的“川私”问题。然而,由于淮盐盐课明显高于川盐,清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盐课收入,并未按照市场需求将“淮界”划入四川盐区,而是视之为抵御川盐的前线藩篱,将其留在两淮盐区,“淮界”居民因此不得不食用价昂质劣的淮盐。这种牺牲当地居民利益,且不符合市场导向的政策,使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员与符合市场需求的川盐,在宜昌府展开了一场缉私与走私的博弈。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淮盐无法沿长江上运,清政府只得批准将川盐运往湖广淮盐口岸销售。这一被称为“川盐济楚”的政策打破了划界行盐制度对销区的限制,大量运送川盐的船只得以经停宜昌府,附郭东湖县的转口贸易迅速兴起,社会经济面貌为之一变,为当地的商业化与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社会经济变革也伴随着缺乏腹地支持、经济结构单一的弊端,不具备现代财经观念的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积极调整,为日后宜昌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埋下伏笔。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周辰[4]（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丁宁[5]（2019）在《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也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成为推动城乡关系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加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构建和谐健康的城乡关系,有效推动城乡之间相互支援、共同繁荣,逐渐破除城乡之间的差异,同时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与根本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由于片面的追求规模效应,使得城乡发展的整体质量不高。这种城乡关系的发展模式既拉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积累了城乡之间巨大差距。如何处理好我国城乡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破解城乡关系不协调困境,为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待探索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方法,以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并梳理了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影响,并对我国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重点就是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和创新之处与不足进行了概述说明,为论文创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第二章剖析了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这部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系统的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乡关系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综合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关系的理论探索和经验,对城乡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为解决城乡关系的不协调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梳理了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演变历程。以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为主线,将城乡关系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阶段、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城乡二元体制破冰阶段、新世纪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以及十八大以来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阶段,为论文增加了历史支撑。第四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发展演变逻辑。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国要结合实际国情出发,选择合适国情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充分认识到城乡关系发展的渐进性。第五章以问题意识为主要导向,分析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由于我国受到长期以来体制机制的影响,造成城乡之间的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第六章重点探讨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路径选择。在对现行城乡关系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树立科学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的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协调好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之间的关系,全面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借鉴作用。
刘亚军[6]（2020）在《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李富春为共产党工作50余年,其中将近35年从事财政、工业、计划工作,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是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我国经济建设一线的指挥员,又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李富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确评价李富春的经济思想,继承他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丰富和完善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好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对于总结和吸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最重要的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进行记录和总结,纠正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独立性较差的错误认识,肯定其历史价值与功劳。本论文研究采取纵横结合的结构,以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形成的四个时期为经,三大主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贡献为纬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论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括政策措施、理论和哲学理论逻辑三个部分。其经济思想既有其长期深耕经济一线的实践总结与升华,也有对他人经济思想的借鉴与发展,兼容并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与主导,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以及围绕核心与两翼展开的其它经济思想的思想体系。论文写作思路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为其提供依据,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提供思想渊源。其次,以纵向思维梳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萌芽、确立、发展与经受考验曲折发展和成熟四大时期的过程,阐述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的依据是其主要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精髓的发展过程,而其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是李富春所有经济思想中的主体,这一思想是李富春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第二部分以横向思维系统地对三大主要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和分析,这三大主要经济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第三部分对李富春经济思想进行综合述评。首先,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其特点在内容上包括: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其特点在方法上包括:李富春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重视实践性,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五个方面。其次,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包括综合平衡的辩证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勤俭节约的方法论。第三,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同时,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即经济理论体系性不强,一些经济思想没有充分展开论述。第四,阐述了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认为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是因为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中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对其经济思想当代价值进行理论思考包括: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要正确把握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必须坚持科学态度,贯彻三条具体研究原则和方法,分别是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本论文在研究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分析与综合方法。
李小庆[7]（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提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刘爱广[8]（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研究指明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李尧[9]（2018）在《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开埠,武汉地区的变化较为显着。晚清时期,在张之洞建议之下,湖北地区设立湖北官钱局以解决“钱少价昂”的难题。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时局变动,湖北官钱局在各方争夺之中,终在1926年破产。一时间湖北地区缺乏调解市场的金融机构,加之湖北省财政困难频繁,资金难以周转,创设湖北省银行成为必需。1928年张难先回鄂省主持财政,在其建议之下,湖北省政府设立湖北省银行。创建伊始,湖北省银行就与省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的领导任职均由省政府决策。作为湖北地方较为重要的官办银行,湖北省银行支持工商业发展,合理的调整农村金融市场,对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省银行创设的重要原因是为解决湖北地方财政困难,因而,湖北省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外,主要是代理公库,发行公债、辅币券等,以帮助政府整理财政,筹集资金,缓解财政的困境。公库的代理是湖北省银行财政性职能最为有效的体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省银行财政性职能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走向。而发行公债是湖北省银行特有的权利,发行公债理由各式各样,但总体是为解决省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难题。公债发行之后,后期还本付息出现超期等问题,加大了整理的难度。在整理公债的过程当中,湖北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其他银行保持联系。创建省银行之初,就筹划发行辅币券,以便于商民交易,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财政筹措资金,辅币券本以调解金融市场为目的,然而在流通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种种问题,假钞的出现,辅币券流通额控制不周,致使湖北地方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但整体上,湖北省银行在不断向前发展。总之,自1928-1938年,湖北省银行日益发展合理化、现代化,也为湖北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解决湖北财政困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北京提出二００八年实现流通现代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提出二００八年实现流通现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两淮藩篱：划界行盐与宜昌府地方社会（1735-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1.制度史层面的意义 |
| 2.社会史层面的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1.宜昌盐史研究 |
| 2.宜昌社会史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川盐济楚”前的宜昌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行政沿革与自然地理 |
| 第二节 农业 |
| 第三节 商业 |
| 第四节 风俗 |
| 小结 |
| 第二章 划界行盐与宜昌府的“淮界”“川界” |
| 第一节 两淮盐区与宜昌府“淮界” |
| 一 宜昌府“淮界”在淮南盐区中的位置 |
| 二 宜昌府“淮界”的食盐运销制度——“纲法” |
| 第二节 四川盐区与宜昌府“川界” |
| 一 本省计岸与黔滇边岸的建立 |
| 二 宜昌府“川界”的形成与其中的督催、经征问题 |
| 三 宜昌府“川界”的产地分配问题 |
| 第三节 宜昌府川淮二界中的市场与国家 |
| 一 宜昌府川淮二界中的市场化倾向 |
| 二 宜昌府川淮二界中的国家考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宜昌府的川盐贸易与商业发展 |
| 第一节 川私流通与政府缉私——兼谈清代私盐分类问题 |
| 一 民人走私与政府应对 |
| 二 藉官走私与政府应对 |
| 第二节 “川盐济楚”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 |
| 一 “川盐济楚”的实行 |
| 二 政府内部的楚岸之争 |
| 第三节 “川盐济楚”后宜昌府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
| 小结 |
| 结语 |
| 1.自然与政治共同作用下的宜昌府地方社会 |
| 2.各方力量博弈下的划界行盐制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理论溯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 |
| 2.1.2 列宁的城乡关系思想 |
| 2.2 西方学者的城乡关系理论 |
| 2.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2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3 核心-边缘理论 |
| 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 2.3.1 城乡兼顾思想 |
| 2.3.2 城乡互动思想 |
| 2.3.3 城乡均衡思想 |
| 2.3.4 城乡一体化思想 |
| 2.3.5 城乡融合思想 |
| 第3章 中国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演变历程 |
| 3.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 |
| 3.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1949-1957) |
| 3.1.2 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1958-1977) |
| 3.2 改革开放到20 世纪末城乡二元体制破冰阶段 |
| 3.2.1 城乡关系的缓和(1978-1984) |
| 3.2.2 城乡关系的反复(1985-2002) |
| 3.3 新世纪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阶段 |
| 3.3.1 城乡关系的调整(2003-2006) |
| 3.3.2 统筹城乡发展(2006-2011) |
| 3.4 十八大以来建立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 |
| 3.4.1 推动城乡一体化(2012-2017) |
| 3.4.2 融合发展新时代(2017-至今) |
| 第4章 西方典型国家城乡关系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 4.1 西方典型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 |
| 4.1.1 美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
| 4.1.2 德国城乡等值的发展 |
| 4.1.3 日本以城养乡的发展 |
| 4.2 西方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借鉴 |
| 4.2.1 高度重视“以城哺乡”的战略地位 |
| 4.2.2 选择适合国情的城乡协调发展道路 |
| 4.2.3 充分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渐进性 |
| 第5章 实现城乡融合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5.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1 城乡要素不能自由的流动 |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 |
| 5.1.3 城乡基础设施配置不均衡 |
| 5.1.4 城乡之间产业发展不平衡 |
| 5.1.5 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
| 5.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问题的成因 |
| 5.2.1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认识不足 |
| 5.2.2 城乡二元制度因素的制约 |
| 5.2.3 城乡利益分配机制的影响 |
| 第6章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路径选择 |
| 6.1 树立科学城乡融合发展理念 |
| 6.1.1 充分认识城乡融合发展意义 |
| 6.1.2 合理选择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 6.2 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 |
| 6.2.1 建立城市人才入乡鼓励机制 |
| 6.2.2 建立城乡统一土地管理制度 |
| 6.2.3 建立城乡统一财政管理制度 |
| 6.2.4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
| 6.3 统筹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 |
| 6.3.1 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
| 6.3.2 加快城乡医疗卫生联动发展 |
| 6.3.3 建立互惠共享社会保障制度 |
| 6.3.4 加快城乡就业服务的均等化 |
| 6.4 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6.4.1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
| 6.4.2 全面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 6.4.3 建立统一城乡基础设施管理制度 |
| 6.5 构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
| 6.5.1 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联动与融动 |
| 6.5.2 发展农村新产业延伸产业链 |
| 6.5.3 优化产品产业结构解决供需矛盾 |
| 6.5.4 完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理论缘起 |
| (二)实践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际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思考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方法 |
| (二)历史分析方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四)分析与综合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 |
| (二)列宁与斯大林的经济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依据 |
|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 |
| (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 |
| (三)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思想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重视民生的思想 |
| (二)中国古代重视轻重之术的思想 |
| (三)中国古代重视义利观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与确立 |
| (一)经济思想的萌芽 |
| (二)经济思想的确立 |
|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
| (一)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二)经济思想的曲折发展 |
| (三)经济思想的成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李富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 |
| (一)产业发展及相互关系 |
| (二)“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方针 |
| (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
| (四)依靠科技发展生产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 |
| (一)注重市场经济规律 |
| (二)以农业为基础 |
| (三)具备前瞻性与战略眼光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则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群众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李富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 |
|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发展思想 |
| (一)农业生产与建设 |
| (二)工业建设与布局 |
| (三)产业之间相互关系 |
| 二、计划工作的思想 |
| (一)计划工作部门的建设 |
| (二)计划工作管理制度 |
| (三)正确认识计划工作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
| (四)计划工作遵循的方针与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探索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
| (五)李富春对计划经济思想的科学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 |
| 一、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来源 |
| (一)李富春对“大跃进”影响的思考 |
| (二)李富春对“大跃进”教训的反思 |
| 二、李富春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内容 |
| (一)农业调整思想 |
| (二)工业调整思想 |
| (三)商业调整思想 |
| (四)工作方法调整思想 |
| (五)计划工作调整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特点与精髓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 |
| (一)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为核心 |
| (二)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国民经济调整思想为两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方法特点 |
| (一)坚持将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
| (二)注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
| (三)重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
| (四)极具实践性的经济理论 |
| (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精髓 |
| (一)综合平衡的辩证法 |
|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三)勤俭节约的方法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地位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灵活运用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局限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李富春经济思想精髓的当代价值 |
| (二)李富春经济思想特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内容的当代价值 |
| 三、李富春经济思想当代价值的理论思考 |
| (一)对立统一辩证法理论基石 |
| (二)人民群众历史观理论基石 |
| (三)实事求是唯物论理论基石 |
| (四)实践基础认识论理论基石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9）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湖北省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第一节 张难先与湖北省银行的创设 |
| 一、近代湖北经济与金融发展概况 |
| 二、湖北省银行创建始末 |
| 第二节 省银行的演进 |
| 一、机构设置与组织演变 |
| 二、内部发展 |
| 三、人事管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省银行与省政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以官为职主导的资本结构 |
| 一、省政府与省银行的资本演变 |
| 二、省政府主导下的省银行资产 |
| 第二节 省政府对省银行的控制 |
| 一、省银行主要人员情况 |
| 二、省政府对省银行人员的任免 |
| 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兼任省银行行长 |
| 第三节 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演变 |
| 一、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地方银行的管理 |
| 二、省银行的财政性职能 |
| 三、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变化——由集中到分散 |
| 小结 |
| 第三章 湖北省银行对公债的经营与整理 |
|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湖北财政的基本概况 |
| 一、湖北省财政收入构成 |
| 二、湖北省级财政收支结构 |
| 第二节 省银行发行公债及其统计分析 |
| 一、二三十年代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概况 |
| 二、省银行发行公债的开展 |
| 三、省银行发行的公债统计及分析 |
| 第三节 公债与湖北财政收入分析 |
| 一、公债的后续整理 |
| 二、公债对湖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
| 第四节 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一、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二、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辅币券的发行与地方财政 |
| 第一节 发行辅币券的背景 |
| 一、湖北财政困境 |
| 二、辅币券问题的提出与实施 |
| 三、辅币券——筹措资金的手段 |
| 第二节 辅币券的发行及流通 |
| 一、省银行发行及销毁辅币券 |
| 二、民众生活当中的辅币券 |
| 三、辅币伪造案的出现：吕方正假托鄂省银行伪造辅币角票 |
| 四、辅币券导致地方金融市场混乱 |
| 第三节 辅币券印制法规的颁布及省银行的调整 |
| 一、《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的颁布 |
| 二、湖北省银行对辅币印制的调整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湖北省银行与地方财政 |
| 二、湖北省银行与地方金融 |
| 三、湖北省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湖北省银行历年大事记(1928-1938) |
| 湖北省银行章程(1936年公布) |
| 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理事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监察人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人事管理规则 |
| 湖北省银行储蓄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放款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分支行处所在地小本工商借贷章程 |
| 各类图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北京提出二００八年实现流通现代化（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两淮藩篱：划界行盐与宜昌府地方社会（1735-1911）[D]. 黄宸.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5]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到城乡融合的发展研究[D]. 丁宁. 吉林大学, 2019(02)
- [6]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D]. 刘亚军.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D]. 李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