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形势:2001——访经济学家李晓西（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鲁静静[2]（2021）在《《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文中研究说明20世界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席卷开来,全球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膨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促进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提供了物质前提,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更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理论和制度环境。全球经济逐渐走向金融化虚拟化,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日渐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造成资本主义实体经济萎缩,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矛盾,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并诱发了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虚拟经济危机的产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对于虚拟经济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的研究,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遵循“理论阐释——问题聚焦——现实解答”的思维逻辑,以《资本论》中的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为理论基础,对虚拟经济进行概念界定和逻辑框架构建,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现象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进行学理阐释,最后,针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提出了相关意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构成了本文对于虚拟经济以及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形式出发,按照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到信用、再从信用到虚拟资本的路径,对虚拟资本展开了研究。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并发展了虚拟资本理论。论文以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为遵循,对虚拟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探究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论文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现象的表现、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并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视角对当代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的本质进行分析。在时代变迁中,无论是实体经济危机,还是虚拟经济危机,究其根源,仍旧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作用的结果。针对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论文对其发展现状与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举措。
张芳[3]（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常金宏[4]（2020）在《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列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也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要为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生态环境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当人们面临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世界性难题时,绿色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人们所选择的一种可持续发展道路。不同省份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基础、政策倾斜力度等的不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在绿色发展视角下应该采取差异化的优化发展路径。山西省作为以煤焦为主要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能源大省,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生产模式,导致能源消耗过大、环境质量变差、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出现。为推进煤焦去产能、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多重压力下,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山西省而言,任务是艰巨的,现有的发展方式存在哪些不足,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完成绿色发展的目标?需要对当前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寻找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此外,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测度和相应的对策建议,对周边资源型地区今后工业绿色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论文在总结整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山西省工业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构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工业绿色增长度、工业资源环境压力、政府绿色政策支持三个评价层,并通过熵权法对其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山西省在20012018年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从2001年的0.175增长到2018年0.225,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是波动式上升状态,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从二级指标看,除了工业绿色增长度对综合得分有较为明显的拉动效果,工业资源环境压力、政府绿色政策支持增长较为缓慢,对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的贡献有待提升。为了更全方位的评价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论文将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河南省四个周边省份列为横向比较对象。从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排名主要在第4名上下徘徊,与排名靠前的省份（河南省）有较大差距,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各省份在工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内的三个维度的表现也略有不同,其中,排在第一名的河南省在工业绿色增长度和政府绿色政策支持上遥遥领先,而在工业资源环境压力上略显不足,排名第五位的河北省除了工业资源环境压力方面对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其余两个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不明显。山西省在这三个维度的得分均没有表现出较好的排名。为了促进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逐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加快传统能耗行业的新旧动能转换,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发展绿色循环产业;严格控制工业污染排放量,注重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加快工业绿色产业集聚,增强规模效应,提高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能力,促进山西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李平[5]（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金辉[6]（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陈慧莹[7]（2020）在《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良性的发展模式是我国现阶段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逐渐成为经济改革的重点。绿色金融利用金融手段保护环境,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向,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为产业结构快速优化调整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现有文献在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上分别做了大量探索,但是在绿色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空间效应方面的理论探究和实证研究都较少。因此,本文旨在探索绿色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机制,并以空间视角剖析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溢出效应。首先,在阅读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相关概念与理论,探讨了绿色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机理。其次,在构建区域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算了2008-2017年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地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发展现状进行定量研究。最后,本文以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研发创新能力、政府支出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基于实证分析进一步地探讨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空间效应。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各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且中部地区增速最大。第二,我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明显的时序特征与空间分异现象。第三,现阶段,在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两系统的良性互动中,二者的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协调度处于过渡阶段。第四,省域绿色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即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着促进本省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第五,省域绿色金融发展对邻接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着促进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有针对性的建议:应构建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的绿色金融政策,努力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完善绿色金融评估机制以及强化环境信息披露。该论文有图12幅,表17个,参考文献122篇
麦思超[8]（2019）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根本矛盾的转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提出了新思想、新理念、新征程、新要求。绿色发展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战略,是基于我国长期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经验与教训的深刻认识,是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综合判断,是开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抉择。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全面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的发展战略定位的背景下,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论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内在机理,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体现新时代特征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及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多空间尺度,采用基于CRITIC法赋权的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对不同时空尺度下2005年至2016年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构成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和空间关联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指标层存在的障碍因子作出判断,同时选取多种因素,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依据我国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定位,明确界定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与绿色发展“五位一体”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对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夯实与拓展;二是构建了既体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定位,又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且所选用的指标大部分为相对强度指标和结构指标,进而更加科学、全面、客观地评价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三是对长江经济带开展了省域和市域等多空间尺度的研究,通过更小的地域单元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的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城市在影响因素上的区域差异,丰富了绿色发展研究的空间层次;四是依托时间跨度大且详实的数据资料,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指标层进行了分析,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从指标体系外部选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国际合作、教育发展等5个维度共6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东中西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为不同因素在绿色发展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与方向提供了新的论据和事实。根据本文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2005年至2016年间,得益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省市间或城市间差距不大,且差距呈缩小态势,在空间上呈现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的“东部沿海省份和城市高、西部地区省份和城市增速快”的特征。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917至0.5281之间,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24:1缩小至1.14:1;市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098至0.5919,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66:1缩小至1.49:1。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无论是省域层面还是市域层面的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绿色政治、绿色文化大致也呈波动提升态势,且基本保持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绿色生态发展水平中等或较高、绿色政治发展水平中等、绿色文化发展水平最低的格局,并在空间上呈现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相似的“东高西快”的特征。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增速相对较快的局面。五大构成要素空间相对差距呈缩小态势,仅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距,其他差距较小。3.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较高,主要得益于其绿色经济、绿色社会和绿色文化的支撑,但绿色生态和绿色政治两大构成要素并不具备优势。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在各自空间中排名较前,而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绿色社会发展水平和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弱。同时,中心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对相邻城市的绿色发展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仅在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4.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的障碍因子包括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人均废水排放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共11种障碍因子。市域层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工业SO2排放量等两大障碍因子,但具体到各省各市略有差异。5.2005年至2016年间,工业化推进和教育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显着为负,其他影响因素的表现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产业高级化、工业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教育发展、工业化、国际合作、金融支持是影响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工业化、产业高级化和教育发展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
张丽伟[9]（2019）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文中研究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现代化经济强国建设的根本要求,其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论文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这个主题,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与比较相关照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导、指标体系,深入研究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三个层面的高质量发展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方针,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先富与共富、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国内与国际经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等若干重大关系。在高质量思想理论指导下,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积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重点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评价体系、中观评价体系和宏观评价体系建设,其中,从产品、市场、企业、创新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微观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中观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四个最重要方面探讨宏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微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微观经济体系中,产品是微观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的标的物;市场是商品交换、价值实现的场所与机制系统,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使用的价值实现过程;企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发展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全社会最终产品的产出、效率、效益与资源配置水平;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品质量治理、市场体制机制、企业公平制度、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中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战略议题。中观经济体系中,产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价值链系统,其体系分工、协调、升级的质量水平决定着整个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质量水平。城乡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协同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协同、相互作用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质量水平。国际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空间分布之一,其体系分布、融合、交换的质量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球化质量水平。推进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产业经济、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国际经济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表现,也是保障微观经济和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宏观经济体系中,宏观均衡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条件,其均衡水平、程度、状况本身也是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表现。国民分配质量是实现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重要议题,公平分配是经济善治的核心,是通往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代表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绿色发展质量是所有微观经济活动与行为的最终外部结果,是最终决定人类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标的物。调控能力质量是政府全部经济管理活动的宏观效能总和,其制度体系、政策手段、管理能力等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着全部经济活动的质量水平效能。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质量推进宏观经济均衡、国民分配、绿色发展、调控能力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单新国[10]（2018）在《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监管权和宏观调控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前者针对微观经济市场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后者针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监管权对于宏观调控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市场监管权的行使可以为宏观调控权造就一个宏观调控的有序基础环境;二是市场监管权可以为宏观调控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提供一种执行保障,将调控政策和指标具体化为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由于市场监管权的行使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其对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更加的明显和有效,人们对市场监管权行使的结果感受也更为强烈。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由于具有间接性、引导性、软法性,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缓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而市场监管权作为行政权力的表现可以迅速的将行政经济管理的意志贯彻到经济市场的内部去。没有市场监管权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没有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失败都表现为市场竞争秩序的失控和市场监管权力的失职。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监管权的异化即可以导致其违背公众对其“社会契约”的委托,也可能会误导市场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在政治上既败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伤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在经济上使市场公平合法竞争得不到保护并导致投机炒作行为横行,整个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效率,激发全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将我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这其中发出的信号就是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服务于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格局。治国在于治吏,发展经济在于减少行政干预,一切要点都在于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决定事物的成败。无论多么宏伟的社会愿景或者激情无比的变革动机,在缺乏详细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最终都会流于形式或者导致一败涂地。对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权力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上理清脉络,然后在具体的规则制定上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监督好市场监管权的正确行使”这一基本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研究探讨。第一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的意义。法学研究需要界定好问题对象的基本概念,法律概念的明确在哲学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将研究对象与其他事务区分开来,使问题研究的背景变得明晰;其次法律概念的明确在社会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以后发展和改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对市场监管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它是法律赋予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第三,对市场监管权产生和发展的中外历史做了纵向梳理,揭示了市场监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性。第四,对市场监管权的经济性、规则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分析了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含义以及进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对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市场监管权依法监督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依法治国等理论之上的。第二,对典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监管权力监督模式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依法拥有对本国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在此方面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均无差别,但在对政府监管权力的监督上有所不同。美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较大,独立监管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制度使得政府监管权处处受限;德国更偏重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英国的行政监督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英国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也比美国大得多,而美国偏重于议会和司法监督。这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监督机制建设要依据本国国情。第三,分析了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应有选择以及该选择对监管权规制立法的影响,强调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要围绕行政中心主义来加强立法对市场监管权的制度约束。第三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何为市场监管权主体,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市场监管权主体划分为政府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等类别。第三,要对市场监管权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就必须依法建立其市场监管权主体的资格取得、变更和丧失制度,使主体地位的取得有法可依。第四,进一步从预算和立法授权角度探讨了完善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关于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论述了完善市场监管权力合理配置的理论原因,包括政治模式改革的需要和权力运行协调的需要。第二,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市场监管权力分工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分工方式。第三,研究了市场监管权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工协作问题,并对“如何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行使进行监督”进行了论证。第五章,关于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监管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领域范围。第一,分析了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经济法的法律性质三个角度。第二,分析论证了对市场监管权的行使范围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方法,包括依法明确其权力边界,切实推行中央规定的政府权利和责任清单制度。第六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促使法律主体守法的保障手段,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市场监管权主体就会无所顾忌的滥用监管权。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以及其含义,接着对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下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区别进行了分析。第二,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第三,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
二、经济形势:2001——访经济学家李晓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形势:2001——访经济学家李晓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重要概念辨析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及其理论延续 |
| 第一节 《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 |
| 一、从商品到货币 |
| 二、从货币到资本 |
| 三、从资本到信用 |
| 四、从信用到虚拟资本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延续 |
| 一、金融资本的提出:拉法格 |
| 二、金融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希法亭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 |
| 第二章 虚拟经济逻辑框架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及逻辑框架 |
|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 |
| 二、虚拟经济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的运行规律 |
| 第二节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一、虚实之争:定性的分析 |
| 二、与时俱进:定量的思量 |
| 第三节 虚拟经济的双重影响 |
| 一、虚拟经济的正面影响 |
| 二、虚拟经济的负面效应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及对我国的经济启示 |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虚拟化 |
| 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虚拟化 |
| 二、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原因 |
| 三、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探究 |
| 二、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危机本质 |
| 第三节 合理把握虚拟经济双刃剑 |
| 一、“脱实向虚”——经济虚拟化发展现状与原因 |
| 二、“脱虚向实”——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框架 |
| 3.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二、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1.绿色发展 |
| 2.工业绿色发展 |
| (二)理论基础 |
| 1.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2.绿色发展理论 |
| 3.工业绿色发展理论 |
| 三、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 |
| (一)山西省工业发展的进程 |
| 1.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阶段 |
| 2.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转轨时期 |
| 3.市场经济形成时期 |
| 4.快速发展时期 |
| 5.工业转型跨越发展时期 |
| (二)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的现状 |
| 1.经济进入新常态,科技水平明显提高 |
| 2.工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良好 |
| 3.绿色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 |
| 4.能源结构趋于优化,传统产业面临挑战 |
| 5.环保投入逐年增加,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
| 四、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1.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 2.指标选取和解释说明 |
| 3.指标体系 |
| (二)指标数据的收集、处理及权重的确定 |
| 1.数据来源 |
| 2.指标数据的处理 |
| 3.权重的确定 |
| 4.综合得分的计算 |
| 五、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分析 |
| (一)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结果分析 |
| 1.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纵向分析 |
| 2.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分维度分析 |
| (二)山西省与周边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比较分析.. |
| 1.各省份工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及综合排名情况 |
| 2.各省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各维度比较结果分析 |
| 3.结论与讨论 |
| 六、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建议 |
| (一)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 |
| 1.工业绿色发展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
| 2.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
| 3.科技创新水平较低 |
| 4.环境保护支持力度不足 |
| 5.工业绿色生产效率不高 |
| (二)提升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1.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工业生产绿色化 |
| 2.加大环保支持力度,协同绿色一体化发展 |
| 3.鼓励创新驱动,加快终端产品绿色化 |
| 4.推动绿色产业化发展,发挥企业新活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限制开发区 |
| 2.1.2 绿色发展 |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3.1 Tobit模型 |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4.3.3 数据来源 |
| 4.3.4 测算结果 |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金融相关研究 |
| 2.2 产业结构相关研究 |
| 2.3 绿色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 3.1 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
| 3.2 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分析 |
| 3.3 空间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测度与分析 |
| 4.1 绿色金融发展的测度与分析 |
| 4.2 产业结构的测度与分析 |
| 4.3 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调现状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模型构建 |
| 5.2 产业结构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3 空间杜宾模型选择与估计 |
| 5.4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的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外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1.2.3 有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绿色发展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绿色发展理念的演变背景 |
| 2.1.1 绿色发展理念演变的国际背景 |
| 2.1.2 绿色发展理念演变的国内背景 |
| 2.2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2.2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机理 |
| 3.1 国内外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 |
| 3.2 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背景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
| 3.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
| 3.3.1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 |
| 3.3.2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五大特征 |
| 3.4 新时代绿色发展“五位一体”内在机理 |
| 3.4.1 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 |
| 3.4.2 绿色社会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3.4.3 绿色生态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前提条件 |
| 3.4.4 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
| 3.4.5 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灵魂 |
| 4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时空演变分析方法 |
| 4.1 国内外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2.1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和时空分析方法 |
| 4.3.1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
| 4.3.2 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析方法 |
| 5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1 数据来源说明 |
| 5.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2.1 省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2.2 市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3.1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3.2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4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4.1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演变 |
| 5.4.2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演变 |
| 5.5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
| 6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1.1 障碍因素诊断方法 |
| 6.1.2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1.3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 |
| 6.2.1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的确立 |
| 6.2.2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
| 6.2.3 变量统计性描述与检验 |
| 6.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3.1 市域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2 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3 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4 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的词义与内涵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分析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五、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词义辨析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经济发展的词义辨析 |
| 一、经济:定义、内涵、特征 |
| 二、发展:定义、内涵、特征 |
| 三、经济发展的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词义辨析 |
| 一、质量:定义、内涵、特征 |
| 二、经济质量:定义、分类、关联 |
| 三、经济发展质量的词义辨析 |
| 第三节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意义 |
|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词义内涵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二章 经济高质量发展思想理论指导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理论指导 |
| 一、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享发展 |
| 四、坚持用发展新理念统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
| 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经济发展方针 |
| 二、构建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模式 |
| 三、推动城乡区域国际经济协调发展 |
| 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 |
| 第三节 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重大关系 |
| 一、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
| 二、处理好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 |
| 三、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决定的相互关系 |
| 四、处理好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 |
| 五、处理好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的相互关系 |
| 六、处理好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相互关系 |
| 七、处理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 |
| 八、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
| 一、国内相关研究思想观点借鉴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思想观点借鉴 |
| 三、评价体系的框架选择与基本遵循 |
| 四、加速构建三层多维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微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微观经济理论研究要义 |
| 二、微观质量评价四大问题探析 |
| 三、微观评价指标体系构成研究 |
| 第三节 中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产业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城乡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区域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四、国际经济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宏观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一、宏观均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国民分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三、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四、调控能力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章 微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产品质量治理建设 |
| 一、我国产品质量治理建设历程 |
| 二、我国产品质量治理面临挑战 |
| 三、产品质量治理建设对策建议 |
| 第二节 市场体制机制建设 |
| 一、现代市场结构体系建设 |
| 二、现代市场机制体系建设 |
| 三、市场价格机制建设 |
| 四、市场竞争机制建设 |
| 第三节 企业公平制度建设 |
| 一、坚持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二、推进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建设 |
| 三、推进国有企业现代制度建设 |
| 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创新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想 |
| 二、正确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心 |
| 三、高质量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
| 第五章 中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产业经济高质量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二、加快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 |
| 三、加快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四、加快服务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
| 二、推进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
| 三、推进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
| 第三节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
| 二、重点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 |
| 第四节 国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一、牢固树立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思想 |
| 二、推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 |
| 三、推进国际投资高质量发展 |
| 四、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建设 |
|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设 |
| 第六章 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推进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
| 一、坚持宏观均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
| 二、构建供需均衡型经济发展格局 |
| 三、高质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二节 构建高质量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
| 一、推进国民收入分配高质量建设 |
| 二、推进初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三、推进二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四、推进三次分配公平效率建设 |
| 第三节 推进资源生态环境高质量建设 |
| 一、充分重视资源生态环境建设的深刻重要性 |
| 二、推进资源节约治理高质量建设 |
| 三、推进能源发展与治理高质量建设 |
| 四、推进环境保护与治理高质量建设 |
| 五、推进生态多样性高质量建设 |
| 第四节 构建高质量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
| 一、全面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
| 二、推进政府调控思想与体制机制创新建设 |
| 三、推进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高质量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市场监管权及其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概述 |
| 一、市场监管权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的历史镜像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的基本特征 |
| 一、市场监管权内容上的经济性 |
| 二、市场监管权功能上的规制性 |
| 三、市场监管权监管手段的综合性 |
| 四、市场监管权关系主体的多样性 |
| 五、市场监管权的法定性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基本理论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经济自由理论 |
| 三、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经济民主理论 |
| 四、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法治理论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考察 |
| 一、美国议会主导模式 |
| 二、英国专门机构模式 |
| 三、德国行政主导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的反思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的本土要素 |
| 三、行政中心主义模式对我国市场监管权规制法律的影响 |
| 四、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我国选择 |
| 第三章 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主体 |
| 一、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 |
| 三、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类 |
| 四、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 |
| 一、法律资格的功能 |
| 二、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取得 |
| 三、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变更和丧失 |
| 四、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
| 第四章 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制度背景 |
| 一、政府治理模式改革 |
| 二、市场监管权的协调配置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央地之间的纵向配置 |
| 一、市场监管权央地纵向配置的回溯 |
| 二、央地之间市场监管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
| 三、央地之间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的横向社会配置 |
| 一、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分权对象 |
| 二、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内容 |
| 三、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存在的问题 |
| 四、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哲学基础 |
| 二、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实践需要 |
| 三、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法律要求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方式 |
| 一、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限定 |
| 二、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权力清单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 |
| 一、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法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区别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 |
| 一、市场监管违反法律程序 |
| 二、市场监管权超越权限范围 |
| 三、市场监管权的滥用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 |
| 一、不当监管行为的纠正责任 |
| 二、不当监管行为的行政赔偿责任 |
| 三、不当监管的其他责任 |
| 四、不当监管法律责任的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经济形势:2001——访经济学家李晓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资本论》视域中的虚拟经济[D]. 鲁静静. 浙江大学, 2021(01)
- [3]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4]山西省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提升研究[D]. 常金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5]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6]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7]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D]. 陈慧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8]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D]. 麦思超.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9]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略与制度建设[D]. 张丽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D]. 单新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