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努力繁荣发展重庆人文学科（论文文献综述）
朱芬[1]（2021）在《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造就人类社会发展与福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背离问题。面对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科技哲学领域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溯源和追问。对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文精神反思亦成为其中重要一环。以萨顿、斯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就深刻意识到,科学危机的本质在于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消除其社会根源的现实出路在于给科学一种“向善”的导引和约束。而这一点不可能由科学自身来完成,需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作用和功能。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有助于揭示科学的人文蕴含和人性意义,增强研究者对人文学科的价值认同,加深和促进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普通大众对科学“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崇高使命的理解。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发展成为科技大国,但国家和人民对于有家国情怀、有温度、顶天立地的科学家的需求没有变化。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科技向善、人是目的等主流价值观在各种组织的兴起,科学家人文精神研究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使命。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扎根理论、对比分析等质性和量化手段,以420位杰出科学家传记和127位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的访谈为分析素材,基于科学家内部视角窥探和提炼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于科研创新活动的积极作用,力图揭示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丰盈影响因素,打破公众对科学家单一的刻板印象,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多元路径参考。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简要分析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呈现和描述当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及国内大力倡导和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背景,指出研究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既是一种时代需求,也有其现实必要性。其次,对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并基于国际上代表性学术观点,将科学家人文精神界定为认识层面的人文学科素养、态度层面的科学道德良知和价值层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第三,对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深厚的人文艺术修养、纯粹的求知和探索动机以及促进人类福祉的普世情怀。同时研究还分析了人文精神在拓宽认知边界、启迪灵性思维、净化创造心境以及唤醒道德良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第四,在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双重考量下,进一步挖掘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义。研究发现,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执着不懈的求索精神、团结合作的协同精神以及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并进一步从动力推进、道德约束、境界提升和价值导引四个方面探析了其内在机制。第五,重新思考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基于两次实证分析结果,研究从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科学社会功能中的人性、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的基本观点,并深入分析了其在丰富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无用”之用。同时,基于科学家人文精神作用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以及人文与科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分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促进科技创新的有限性。并探讨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家应当如何在追求科学进步和促进人类福祉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最后,通过辩证分析涵养中国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现实环境,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研究的创新在于通过综合实证分析和理论思辨方法,从具体微观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并剖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内涵及价值。研究的核心结论是: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在丰盈科学家文化精神追求的同时,帮助科学家跳出旧有范式制约、辩证把握科学的本质规定,从而引导和启发科学家从负责任角度为人类活动提出睿智而中肯的建议。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深远的影响,它使科学家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上位思考也直接关系着科学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同时研究也指出应恰如其分地认识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有限性。只有充分认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实质进步与发展。
孙宏亮[2]（2020）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医学是一门人学,是关系人类幸福的事业,对人的全面关怀为医学应有之意。医学人文素养是医学的灵魂,反映了人类对生命的根本态度,医师人文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向往健康、重视健康和保持健康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追求,人们不再局限于关注疾病本身,而是全方面关注生理、心理和社会的综合状态,希望得到全方位、全流程和全要素的健康促进与凸显人性的医学关怀,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与变化,在当前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就显得愈加重要。本文从医学发展的客观现状、社会对医学的人文诉求和健康中国的价值旨归三个方面论述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的现实需要,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如下研究。第一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概述。着重论述了医师人文素养的含义、医师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首先,从社会对医师职业的期望入手,分析医师职业特点和职业标准,提出医师应承担的角色;其次,根据医师职业需要,将医师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界定为医师伦理素养、医师哲学素养、医师心理素养和医师法律素养;再次,鉴于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意义,围绕着医师在临床实践中涉及的一系列关系,介绍当前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的主要模式。第二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相关理论。从东西方人文思想进行溯源,确定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理论。首先,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学入手,追求君子人格和德化社会,从家和礼两个方面,探讨美德培养;其次,从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朴素的医学人道主义,到中世纪孕育了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博爱”思想,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人道主义的呼唤,论述了医学与人文关系的发展变迁。最后,确定医师人文素养的培育理论,包括成人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第三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研究。通过对多家三甲医院的医师和患者进行实证调查,发现我国医师人文素养总体良好,大部分医师都能够恪守医师职业行为规范、遵纪守法,认真履行治病救人职责,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但仍然存在部分医师人文素养缺失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崇高职业理想信念的相对匮乏与普遍的职业倦怠心理逆反,医师人文实践“差异化”与责任担当精神的相对减弱,个性自我的张扬与团队精神的缺乏,科技理性的极端至上与人文价值意义的相对薄弱,对医疗差错的漠视与有意逃避,除医师自身内在原因之外,一些外在因素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包括医师职业生态欠佳、相关规范制度有待完善、社会氛围有待妥善营造、医院人文建设被边缘化和医疗决策复杂等。第四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本章介绍了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美国针对医师的人文素养培育有健全的机构支持,有完善的医学教育培训,还有享誉全球的人文医院,为医师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了制度、创造了环境氛围;英国综合医学委员会发布了《优质医疗》及附属8份指南,强调了医师为保证患者获得基本医疗保护而履行的职责,并以人文观念贯穿其中,文件和指南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提供了纲领;新加坡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中国台湾是亚洲最早推行医院评鉴暨全面质量管理的地区,台湾长庚医疗体系成立了一站式医疗照护单元模式,有效提升了医疗质量,创造出了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充分体现了医学人文关怀;中国香港地区完善的政府制度建设、良好的医院管理和公众互动也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提供助力。第五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路径。在已有文献梳理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路径,首先通过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来完善政府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制度建设;其次,通过媒体引导和行业组织推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营造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社会氛围;再次,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提升医院服务品质、强化团队合作意识和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打造医院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基地;最后,通过敬业精神的自我塑造、实践叙事医学和投身志愿服务,来完成医师自身人文素养修炼。本研究在借鉴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深入临床和社区,客观观察、真实记录,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提出了一些建议,从而促进医师个体健康发展,推动医院人文建设,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杜文彬[3]（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指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刘静[4]（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李宜芯[5]（2020）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组织变革的实质就是在外在环境与大学传统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然而,一些研究却对于大学传统的、习俗的、象征的方面不甚重视,在论述中只注重事实的描述而忽略了对大学价值、大学精神的探讨,大学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场域,文化性是大学的内在属性,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性及其组织变革的动力与归依。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关注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并不是否定政治、经济条件对大学组织的重要或决定性影响,而是将政治、经济的逻辑纳入到更加深刻与复杂的文化场域中来探讨大学组织变革的内在规定性。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的变革行为无论在宏观的府学关系、中观的管理体系、微观的学科演化亦或是观念方面的转变都为探讨文化如何影响变革的议题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启发的样本。因此,本研究在对相关文献和概念进行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以组织变革理论和大学组织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方法论,运用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在与相关教育事实对话的过程中较为系统地形成了以学术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为桥梁、社会文化为模塑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文化生态复合体作为大学组织变革文化逻辑的分析框架,主要获得以下研究发现:第一,主要由学科文化、院校文化组成的学术文化逻辑是大学文化选择与创造功能得以达成的核心组织特质和要素。维多利亚时期,科学文化用开放理性的、抽象的、价值无涉的、可验证的、带有功利性的文化特质逐渐取代了宗教的、具体的、非生产的传统学术文化。学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文化的边缘与主导、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文化的筛选与整合、文化的生成与积累、文化扩散与转换五个阶段,具体表现为知识典范的科学化、科学与人文的协作、学科体系多样演化、专业知识系统化、科研成果得以运用五点。院校文化体现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传统院校文化失范所引起的古典学院制褪色,学生社团成为导师制以外的启蒙活动,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是文化涵化的结果,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认同暗含着文化代沟。第二,制度文化逻辑是源于制度又高于制度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属于一种“中介逻辑”,是大学组织内部整合功能与外部适应功能之间的桥梁、纽带、过渡与催化剂。维多利亚时期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文化从“内”学术文化到“外”社会文化的逻辑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以学术为局面的学院、以学科内在逻辑为格度,大学基层组织建构了二者共存的文化差序格局;其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日益增加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文化差异,大学采用分权治理移置差异、通过校长角色弥合差异,从而在决策流程中实现了学者作为主体的言说;最后,“程序先于权利”、“恰当援引先例”是英国大学法人制的文化内涵,这一时期公司法人的演进和信托制的延续为新大学的建立提供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古典大学按照皇家调查——议会立法——大学修章的程序依法改革。第三,社会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以及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维多利亚时期的绅士文化彰显了英国悠久的民族性格,涵盖或部分吸收其它文化形式。从直接作用来讲,作为一种道德追求的绅士文化,引领了大学对社会责任的思考,表现为学者展开有关自由教育辩论和推进大学推广运动;作为一种目标导向的绅士文化,是城市学院不断前进的时代动力;从间接作用来讲,作为一种制约因素的绅士文化,既是英国大学渐进式发展的保障机制,也导致了城市学院的“学术漂移”、学术金本位困境和世俗政府的有限关注。换言之,在多维文化利益场境的影响下,大学文化自觉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大学组织变革也引领了社会与民族文化的进步。大学组织变革的“本然”也在文化的视野下得以明晰。
王京[6]（2020）在《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大背景下对以多民族人文始祖神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数据研究的意义,并通过数据学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法及多重证据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该神话专题数据的建设、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积极尝试大数据方法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社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分为绪论和五章。首先,在绪论中,本文重点阐释了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的选题依据、对其进行数据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国内外对该专题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包括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学术研究中都对伏羲女娲神话体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大数据技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面推进,也为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提供了学术需求与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该专题数据的采集与呈现方面,还是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方面,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梳理了从人类早期记忆到信息背景下人文数据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论证了将各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进行系统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前提,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基本内容等进行规范和厘定,并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客观性、主观性和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做出阐释。第二章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在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对象方面提出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等几大类型,重点对古文献文本、现当代民间口头文本、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和民俗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神话数据生成方式探讨方面,重点对都柏林数据结构核心元素集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细分,并制定出基于神话文本元素属性、结构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基本标准,同时,对后期数据的鉴别和验证、增值和清洗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说明。第三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利用神话理论对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结构作出不同分类,并重点从母题角度、民族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进行阐释。本文在论述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时,以1000余篇女娲神话文本为对象,提取出2160条母题,划分出10大类型和6个层级,并对母题结构层级关系及结构作出系统描述,搭建起一个逻辑清晰、关联明确、体系开放的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实现神话文本资源与大数据处理之间的有效沟通,突出了母题数据结构应具有的完整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在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地理结构分析中,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地理分布的特征以及地理结构设置的方法,阐释了以民族聚居情况为参照的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以国家现行行政区划为背景的地理划分和以通行片区划分为背景的地理划分等情况,并以特定区域为例对此作出分析与验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本文认为数据的关联性是数据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提出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作品与研究成果关联等基本关联模式。在阐释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时,重点强调了神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关联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以广泛流传于苗、瑶、羌、仫佬、毛南、布依等民族中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再生人类”神话文本为案例,论证了这种民族间的关联性。同时,重点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问题,认为母题关联兼具神话叙事结构关联与语义关联两个维度,通过母题类型与层级的设置可以考察多类型神话数据的关联与结构,并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多角度验证了通过母题的关联实现从专题数据到综合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关联性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当今实践与应用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伏羲女娲专题数据研究在知识服务、知识图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并重点分析了该类数据研究在神话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数据分析在中国神话创作与叙事特征研究、传承现状及规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实践。在论述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中,强调了神话数据转化的多样性,并对新媒体中及文化旅游产业中的神话数据开发与运用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许馨予[7]（2020）在《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欧洲中世纪。伴随着大学的产生,相应的学院组织也逐渐出现,并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巴黎大学的文、法、神、医四大学院被公认为是学院的最初模式。学院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我国就已经确立了“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经历了院系调整,我国取消了学院的组织建制。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院系调整浪潮的到来,学院重新回归到了大学中,成为了大学普遍采用的基本组织单位。学院设置也成为近些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传播和研究“高深知识”的重要场所,大学也是一个基于学科知识发展起来的学术系统。学科影响着大学内部学术组织的形式选择和活动职能。大学学院设置理应遵循学科发展的逻辑和规律,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科发展。但在具体实践中,学院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学院与学科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人们也并未形成一致的认知,从而会出现教育管理实践中的各种乱象。这不仅不利于学院和学科的发展,对大学的整体建设也是不利的。基于以上状况,本研究选取我国323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当前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首先,运用历史分析法,分别从国外与国内两个角度梳理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历史演变,并总结每个时期的阶段特征。其次,通过对搜集到的关于学院设置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描述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现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从横向的角度,以学科门类为标准对学院进行分类研究,分析各学科门类学院和跨学科学院的设置情况。二是从纵向的角度,将323所大学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一般高校三类,并对这三类大学的学院设置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三是用数据对我国大学学院数量与学位点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揭示当前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存在的问题:学院数量过多;学院名称的随意性;学科层次偏低;学科结构不平衡。同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提出改善我国大学学院设置的若干建议:坚持以学科为基础,顺应学科发展趋势;坚持学院设置的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坚持学科发展的内部逻辑与社会发展的外部逻辑相统一;坚持与大学发展定位相适应;坚持学术组织创新。
稂建中[8]（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吴婷[9]（2019）在《“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实施,对我国一流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亦对建设一流文科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因此,本论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SWOT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学界对一流理工科大学和文科的界定,对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回顾、诉求和现状、问题与原因以及环境分析（即分析其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并利用SWOT矩阵进行剖析）。同时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流理工科高校文科发展路径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归纳出“小而精、交叉型”模式、“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灵活式、精品化”模式、“大而全、突重点”模式等文科建设路径,立足于“双一流”建设背景,提出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优化路径为“小而精、交叉型”模式和“依托式、应用型”模式,并对两种模式进行全面分析,以期能总结出能为其他院校文科发展提供借鉴的模式。最后,根据“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建设路径,结合SWOT分析方法,提出了实施SO、ST、WO、WT四大策略。SO策略即利用“品牌效应”和“后发优势”,建设“精、准、特色”型文科;依托理工学科优势,发展运用型文科;利用多学科交叉平台,有机融合文、理、工融合。ST策略即加强跨学科合作,实行学科帮扶;利用后发优势,扶优扶强;发挥“品牌效应”,加强就业创业指导。WO策略即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学科增长点;引育并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建立完善机制,实现文、理、工协调发展。WT策略即优化顶层设计,精准定位文科;建立优势特色,改变“木桶结构”;突出多学科交叉平台优势,拓展文、理、工交叉领域。
张家豪[10]（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二、努力繁荣发展重庆人文学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努力繁荣发展重庆人文学科（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
| 1.1.2 人文精神关乎科学家科学活动的价值向度 |
| 1.1.3 当代中国急需塑造科学人才的人文精神 |
| 1.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研究 |
| 1.2.2人文浸润与科学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
| 1.2.3 人文精神助力科学活动的机理探索 |
| 1.2.4 缺乏结合科学实践的微观实证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丰富对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学理性认识 |
| 1.3.2 更深层次理解和推进科技与社会发展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径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径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概念厘清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科学家与杰出科学家 |
| 2.1.2 人文与人文精神 |
| 2.1.3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
| 2.2 代表性观点 |
| 2.2.1 科学家的人文学养 |
| 2.2.2 科学家的道德良知 |
| 2.2.3 科学家的人类关怀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 人论 |
| 2.3.2 萨顿: 科学人文主义 |
| 2.3.3 劳斯: 科学是一种文化 |
| 第3章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3.1 基于传记内容的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探索 |
| 3.1.1 杰出科学家的选定 |
| 3.1.2 以学术评传和自传为研究素材 |
| 3.1.3 研究范式的考量 |
| 3.1.4 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 |
| 3.1.5 数据处理 |
| 3.2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主要表现的研究结果 |
| 3.2.1 深厚的人文艺术素养 |
| 3.2.2 纯粹的求知探索动机 |
| 3.2.3 增进人类福祉的宇宙情怀 |
| 3.3 杰出科学家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3.3.1 拓宽认知疆域 |
| 3.3.2 启迪灵性思维 |
| 3.3.3 激发创造动能 |
| 3.3.4 引领价值追求 |
| 3.4 讨论: 人文艺术熏陶让科学家更优秀? |
| 第4章 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 |
| 4.1 基于访谈文本的当代中国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探析 |
| 4.1.1 青年科技精英的选取 |
| 4.1.2 以Wiley人物专访为分析文本 |
| 4.1.3 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 |
| 4.1.4 数据处理 |
| 4.2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内涵的研究结果 |
| 4.2.1 报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
| 4.2.2 信实不欺的诚信态度 |
| 4.2.3 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
| 4.2.4 跨界互动的协作精神 |
| 4.2.5 兼济天下的奉献意识 |
| 4.3 中国当代青年科技精英人文精神影响的研究结果 |
| 4.3.1 动力推进 |
| 4.3.2 道德约束 |
| 4.3.3 境界提升 |
| 4.3.4 价值引导 |
| 4.4 讨论 |
| 4.4.1 中国人文的“为道”与西方人文的“为学” |
| 4.4.2 科学家镜像评价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反差 |
| 第5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审思 |
| 5.1 科学家人文精神本质是一种人性关切 |
| 5.1.1 科学活动主体的人性 |
| 5.1.2 科学社会职能中的人性 |
| 5.1.3 科学文化传统中的人性 |
| 5.1.4 出发点与落脚点:人 |
| 5.2 科学家人文精神的价值分析 |
| 5.2.1 让科学家“高出”自己 |
| 5.2.2 增进科学活动的上位思考和德性考量 |
| 5.2.3 为科技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
| 5.2.4 推动人类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
| 5.3 科学家人文精神积极作用的有限性 |
| 5.3.1 科学家人文精神价值的发挥受到历史与境的影响 |
| 5.3.2 认识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3.3 方法论差异决定了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作用的有限性 |
| 5.4 为学还是为道?当代科学家应当具备怎样的人文精神? |
| 5.4.1 当代科学发展的新特征——步入大科学时代 |
| 5.4.2 大科学时代凸显科学家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 |
| 5.4.3 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还需要“为科学而科学”吗? |
| 5.4.4 追求科学卓越和促进人类福祉在大科学时代不可偏废 |
| 第6章 科学家人文精神培育提升的现实环境及对策建议 |
| 6.1 有利环境 |
| 6.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
| 6.1.2 科学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
| 6.2 制约因素 |
| 6.2.1 工具理性的蔓延张扬 |
| 6.2.2 重理轻文的教育格局 |
| 6.2.3 科技体制的内在缺陷 |
| 6.2.4 科学家人性形象传播不足 |
| 6.3 培育途径 |
| 6.3.1 注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早期引导和激发 |
| 6.3.2 重视科学后备人才伦理道德的贯通式培育 |
| 6.3.3 变革教育模式中科学与人文的过度对立 |
| 6.3.4 塑造科学家形象时坚持以人为本 |
| 6.4 提升对策 |
| 6.4.1 鼓励科学家的人文艺术浸润 |
| 6.4.2 增强科学家科研的内在探索动机 |
| 6.4.3 重视良好学术生态的营造与建设 |
| 6.4.4 加大国家层面的呼吁与弘扬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2）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调查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概述 |
| 一、医师职业概述 |
| (一)医师职业概念 |
| (二)医师职业特点 |
| (三)医师应承担的角色 |
| 二、医师人文素养概述 |
| (一)医学人文概述 |
| (二)医师人文素养概述 |
| (三)医师人文素养的结构 |
| (四)医师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 |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概述 |
| (一)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意义 |
| (二)医师人文素养培育中涉及的关系 |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模式 |
| 第三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相关理论 |
| 一、中国医师人文素养思想 |
| (一)儒家人文思想 |
| (二)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的人文思想 |
| (三)中国传统医学人文思想与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二、西方医师人文素养思想 |
| (一)西方人文思想 |
| (二)西方人文思想与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理论 |
| (一)成人学习理论 |
| (二)建构主义理论 |
| 第四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研究 |
|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二、研究结果 |
| (一)医师人文素养现状 |
| (二)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 |
| 三、讨论 |
| (一)医师人文素养现状整体良好 |
| (二)部分医师人文素养有待提高 |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五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 |
| 一、发达国家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 |
| (一)美国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二)英国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三)新加坡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二、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 |
| (一)台湾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二)香港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第六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路径 |
| 一、加强政府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制度建设 |
| (一)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
| (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 |
| 二、营造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社会氛围 |
| (一)媒体引导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二)行业组织推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 三、打造医院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基地 |
| (一)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
| (二)提升医院服务品质 |
| (三)强化团队合作意识 |
| (四)开展医务社会工作 |
| 四、医师自身人文素养修炼 |
| (一)树立医师人文精神 |
| (二)实践叙事医学 |
| (三)投身志愿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医师人文素养现状及培育现状调查（医师版） |
| 附录2 医师人文素养现状调查（患者版） |
| 附录3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3）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问题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STEM教育的一般研究 |
| 二、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相关研究 |
| 三、已有研究审视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课程史研究的理论审视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 |
| 三、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深化STEM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
| 二、为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经验 |
| 第二章 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STEM教育发展的多重矛盾 |
| 一、STEM教育发展矛盾的梳理 |
| 二、推动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基本解释 |
| 第二节 STEM教育发展的矛盾结构变化与阶段划分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孕育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二、工程教育的加入带动STEM教育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三、政府力量主导学校课程改革与STEM教育制度化建设 |
| 四、课程专家主导的STEM教育标准化课程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科学教育改革中的STEM教育思想萌芽 |
| 第一节 学校教育面临转型课题 |
| 一、精英化科学教育难以满足大量技术型人才需求 |
| 二、高等教育中的科学与工程教育式微 |
| 第二节 科学教育新特征的出现 |
| 一、不同团体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试验 |
| 二、多重改革下科学教育呈现新特征 |
| 第三节 科工教育改革的实践火种 |
| 一、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下的科学课程整合实践 |
| 二、前瞻性却举步维艰的工程教育项目发展 |
| 第四节 思想萌芽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大致形成 |
| 二、STEM教育的实践路径初见端倪 |
| 三、STEM概念发展尚未完善 |
| 第四章 工程教育推动的STEM课程体系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STEM人才预警与工程教育的纳入 |
| 一、硬科学专业选择持续遇冷引发STEM劳动力危机 |
| 二、STEM本土人才储备需从基础教育改革入手 |
| 三、基础教育中纳入工程教育实现STEM专业准备 |
| 第二节 依托工程教育实现STEM教育完整拼图 |
| 一、以工程教育作为STEM整合的“催化剂” |
| 二、“术语”出现与STEM教育步入系统化发展 |
| 第三节 民间大型学术团体主导的STEM课程研究 |
| 一、STEM课程改革全国示范项目出现——以“项目引路计划”为例 |
| 二、《学生如何学习科学》发布与对探究式教学手段的重新思考 |
| 三、教师教育学院协会引导的全国性STEM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研究 |
| 第四节 STEM课程体系的初建表现 |
| 一、STEM课程理念共识初步形成 |
| 二、STEM课程开发技术层面的经验累积 |
| 三、多方主体尚未形成发展合力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的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 |
| 第一节 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式发展需求 |
| 一、联邦政府的“风险投资” |
| 二、标准化运动下STEM教学质量堪忧 |
| 三、STEM教育的国家战略上升进程 |
| 第二节 政府主导的STEM教育政策建设 |
| 一、大力度财政拨款为STEM教育改革提供保障 |
| 二、STEM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三、以竞争性拨款项目调动各方STEM教育参与热情 |
| 四、立法以昭示发展STEM教育的国家意志 |
| 第三节 政府引领下STEM教育多主体发展合力形成 |
| 一、联邦主导下民间组织的STEM教育推动路径 |
| 二、“多元主体”STEM教育改革模式形成 |
| 第四节 制度化推进期STEM教育的发展特点 |
| 一、为满足国家劳动力需求而发展的STEM教育 |
| 二、STEM教育价值唤醒研究的热潮 |
| 三、趋向多元的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 |
| 第六章 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 |
| 第一节 STEM教育发展面临内外困境 |
| 一、再工业化战略持续升级带来STEM劳动力需求倍增 |
| 二、STEM教育实施出现形式主义危机 |
| 三、功利主义反噬STEM劳动力培养效率 |
| 第二节 迈向标准化的STEM课程建设 |
| 一、横纵衔接的STEM课程体系 |
| 二、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 |
| 三、内容性与表现性一致的STEM课程实施标准 |
| 第三节 标准化课程建设阶段STEM教育的发展特征 |
| 一、课程专家成为STEM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二、纳入人文学科提升STEM教育育人价值 |
| 三、强化问责保障STEM教育发展质量 |
| 四、层次分明的课程实施体系实现STEM教育有效落地 |
| 第七章 STEM教育发展机制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机制解析 |
| 一、从外力推进到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 |
| 二、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 |
| 三、由多元走向统一的课程实施机制 |
| 第二节 美国STEM教育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STEM教育发展的现状与需求 |
| 二、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发展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与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伊格尔顿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 |
| 二、 国内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后现代文化理论：批判与补救 |
|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的自大 |
| 一、 再论“文化的观念” |
| 二、 “文化”与“文明”的辩证统一 |
| 三、 批判“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危机 |
| 第三节 “理论之后”的理论走向 |
| 第二章 激进神学话语的借用 |
| 第一节 信仰与革命 |
| 一、 天主教左派政治 |
| 二、 激进神学话语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具有政治启发意义的神学概念 |
| 一、 上帝与耶稣 |
| 二、 悲剧与爱 |
| 三、 恐怖、邪恶与牺牲 |
| 四、 信仰与希望 |
| 第三节 神学话语的现代价值 |
| 第三章 文学批评危机的应对 |
| 第一节 文学的哲学思考 |
| 一、 维特根斯坦的启示 |
| 二、 再问文学的本质 |
| 第二节 坚守文学批评 |
| 一、 文本作为策略 |
| 二、 文本形式的政治 |
| 三、 细读——重新上路 |
| 第三节 当代的文学批评家 |
| 第四章 激进的文化理论：文化与身体 |
| 第一节 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文化 |
| 第二节 身体唯物主义 |
| 一、 各种版本的唯物主义 |
| 二、 身体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的离散空间 |
| 第五章 反思伊格尔顿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整体关照下的辩证批评 |
| 第二节 策略立场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追求超语言和对批评的批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5）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大学组织与大学组织变革 |
| 1.3.2 文化逻辑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组织变革理论 |
| 1.5.2 大学组织文化理论 |
| 1.6 研究方法与实施 |
| 1.6.1 历史文献法 |
| 1.6.2 比较研究法 |
| 1.6.3 史料的鉴别 |
| 1.6.4 研究设计与研究思路 |
| 2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学术文化逻辑 |
| 2.1 学科文化的演进 |
| 2.1.1 学科文化的边缘与主导:知识典范的科学化 |
| 2.1.2 学科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与人文的协作 |
| 2.1.3 学科文化的筛选与整合:学科体系多样演化 |
| 2.1.4 学科文化的生成与积累:专业知识的系统化 |
| 2.1.5 学科文化的扩散与转换:科研成果得以运用 |
| 2.2 院校文化的转型 |
| 2.2.1 院校文化失范:古典学院制的褪色 |
| 2.2.2 大学学生社团:导师制以外的启蒙活动 |
| 2.2.3 院校文化涵化: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
| 2.2.4 院校文化代沟:办学模式的变迁与认同 |
| 3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文化逻辑 |
| 3.1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文化差序格局 |
| 3.1.1 差:以学术为局的学院 |
| 3.1.2 序:以学科为格的学系 |
| 3.2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文化协商 |
| 3.2.1 大学管理活动与差异产生 |
| 3.2.2 大学分权治理与差异移置 |
| 3.2.3 大学校长角色与差异弥合 |
| 3.2.4 大学决策流程与主体言说 |
| 3.3 大学法人制的文化内涵 |
| 3.3.1 英国大学法人的内核 |
| 3.3.2 新型大学的合法建立 |
| 3.3.3 古典大学的依法修章 |
| 4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社会文化逻辑 |
| 4.1 作为思想先导的绅士文化 |
| 4.1.1 有关自由教育的辩论 |
| 4.1.2 学者与大学推广运动 |
| 4.2 作为关键动力的绅士文化 |
| 4.2.1 中产阶级的晋升需求 |
| 4.2.2 城市学院的发展方式 |
| 4.3 作为制约因素的绅士文化 |
| 4.3.1 城市学院的学术漂移 |
| 4.3.2 “学术金本位”困境 |
| 4.3.3 世俗政府的有限关注 |
| 5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选题的依据 |
| 二、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可行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研究及数据研究的状况 |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背景下的人文数据建设与研究 |
| 一、从人类早期记忆到数据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
| 二、人文数据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
| 三、选择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数据研究的设想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界定 |
| 一、神话的界定与特征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界定与基本内容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客观基础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特征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客观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主观性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独立性 |
|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基本问题 |
| 一、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目的 |
| 二、伏羲女娲神话资料选择的原则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方法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来源的几种类型 |
| 一、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三、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的生成 |
| 一、神话文本数据提取与呈现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
| 二、神话文本数据的基本构成与分解 |
| 三、神话文本数据的清洗与增值 |
| 第三章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的理论与定位 |
| 一、关于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几种常见定位 |
| 第二节 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界定、特征与类型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体系的基本结构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的层级与描述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的特点 |
| 第三节 民族与地理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民族与地理概念在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意义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结构设置 |
| 三、以中原地区为例考察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 |
| 第四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几种基本关联模式 |
| 一、国内外关于人文学科知识关联的研究与实践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空间关联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关联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形象在各民族的传播符合史实 |
| 二、伏羲女娲神话关联中的民族认同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民族间关联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关联性质的确定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类型与层级 |
| 三、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看母题关联的实现 |
| 第五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价值 |
| 一、专题数据建设与研究的应用价值 |
| 二、专题数据知识图谱的应用与前景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助力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一、通过数据分析服务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二、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创作与叙事特征 |
| 三、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传承现状及规律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学科发展中的其他应用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 |
| 一、通过神话数据研究探讨神话转化的多样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新媒体中的开发与应用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案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国内学院设置的研究 |
| 二、关于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国外学院设置的研究 |
| 四、对已有研究结果的评价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大学 |
| 二、学院 |
| 三、学院设置 |
| 四、学科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国外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一、中世纪时期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2-15世纪) |
| 二、近代早期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6-18世纪) |
| 三、近、现代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9-20世纪中期) |
| 四、当代大学的学院与学科(20世纪后半叶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一、清朝末期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895-1911年) |
| 二、民国初期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912-1928年) |
| 三、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929-1948年) |
| 四、建国后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949-1978年) |
| 五、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的学院与学科(1978年至今) |
| 第二章 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大学学院设置的整体情况 |
| 一、数据选取与说明 |
| 二、学院数量总览 |
| 三、学院设置频率分析 |
| 第二节 学院设置的学科门类分析 |
| 一、不同学科门类学院的设置情况 |
| 二、不同学科门类学院设置的特征分析 |
| 三、跨学科学院的设置情况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层次大学学院设置的比较分析 |
| 一、不同层次大学的学院设置情况 |
| 二、不同层次大学学院设置的比较分析 |
| 三、不同层次大学学院设置的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学院数量与学位点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
| 一、一级学科博士点与硕士点数量分析 |
| 二、学院数量与一级学科博、硕点数量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三章 关于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思考 |
| 第一节 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的问题 |
| 二、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改善我国大学学院设置的若干建议 |
| 一、坚持以学科为基础 |
| 二、坚持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 三、坚持学科逻辑与社会逻辑相统一 |
| 四、坚持与大学发展定位相适应 |
| 五、坚持学术组织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英语史和英国英语教育研究 |
| 二、影响英国语言教育的要素研究 |
| 三、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
| 四、国内外研究评析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 |
| 一、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现代英语 |
| 二、语言与语言教育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六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一、话语理论 |
| 二、英国语言教育话语分析 |
| 第二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建立 |
| 一、从族群到民族王国 |
| 二、从民族王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文学的发展 |
| 一、民族文学的发端 |
| 二、民族文学的奠基 |
| 第三节 民族语言的形成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 |
| 二、中世纪英语 |
| 三、现代英语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 |
| 一、文艺复兴的影响 |
| 二、宗教改革的驱动 |
| 三、语言学家的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 |
| 第一节 作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格兰的英语教育政策 |
| 二、英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威尔士和苏格兰通用语的英语教育 |
| 一、威尔士的英语教育 |
| 二、苏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三节 作为英国移民第二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国移民的主要来源 |
| 二、英国移民的语言规划 |
| 三、英国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民族特性的体现 |
| 一、英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 |
| 二、威尔士和苏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同化 |
| 三、英国移民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身份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本族语教育的冲击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社会语境 |
| 一、基于话语理论的英语教育要素分析 |
| 二、影响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主体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秩序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政策调整 |
| 一、民族同化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二、文化融合的语言宽容政策 |
| 三、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多语政策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文化转向 |
| 一、文化概念与英国文化的特质 |
| 二、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使命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重与轻 |
| 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特性 |
| 二、“现代英语”教育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功能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反思 |
| 第二节 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得与失 |
| 一、语言文化与身份建构的关系 |
| 二、英国本土“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建构 |
| 三、英国殖民地“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重构 |
| 四、“现代英语”教育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反思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与败 |
| 一、语言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
| 二、“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英国的发展战略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9）“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创新之处和可行性论证 |
| 1.3.1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可行性论证 |
| 2 文献综述、概念诠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文献综述 |
| 2.1.2 文献评述 |
| 2.2 概念诠释 |
| 2.2.1 一流理工科大学 |
| 2.2.2 文科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自组织理论 |
| 2.3.2 自然淘汰理论 |
| 2.3.3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3 “双一流”背景下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综合分析 |
| 3.1 我国理工科大学文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2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诉求 |
| 3.2.1 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
| 3.2.2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
| 3.2.3 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必然途径 |
| 3.2.4 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
| 3.3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现状 |
| 3.3.1 文科专业及学院设置情况 |
| 3.3.2 学生及师资情况 |
| 3.3.3 科学研究情况 |
| 3.4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4.1 文科的定位和功能认识不足 |
| 3.4.2 文科教师面临新的困境 |
| 3.4.3 文科发展机制不健全 |
| 3.4.4 文科生存危机加剧 |
| 4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环境分析 |
| 4.1 内部环境分析(SW) |
| 4.1.1 优势分析 |
| 4.1.2 劣势分析 |
| 4.2 外部环境分析(OT) |
| 4.2.1 机会分析 |
| 4.2.2 威胁分析 |
| 4.3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SWOT相关矩阵分析 |
| 4.3.1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SWOT分析 |
| 4.3.2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的IFE矩阵 |
| 4.3.3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大学文科建设的EFE矩阵 |
| 4.4 本章小结 |
| 5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路径分析 |
| 5.1 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的综合分析 |
| 5.2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 |
| 5.2.1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内涵 |
| 5.2.2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优势 |
| 5.2.3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案例分析 |
| 5.2.4 “小而精、交叉型”模式的成效 |
| 5.3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 |
| 5.3.1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内涵 |
| 5.3.2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优势 |
| 5.3.3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案例分析 |
| 5.3.4 “依托式、应用型”模式的成效 |
| 5.4 结论 |
| 6 “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实施SO策略 |
| 6.1.1 利用“品牌效应”和“后发优势”,建设“精、准、特色”型文科 |
| 6.1.2 依托理工学科优势,发展运用型文科 |
| 6.1.3 利用多学科交叉平台,有机融合文、理、工 |
| 6.2 实施ST策略 |
| 6.2.1 加强跨学科合作,实行学科帮扶 |
| 6.2.2 利用后发优势,扶优扶强 |
| 6.2.3 发挥“品牌效应”,加强就业创业指导 |
| 6.3 实施WO策略 |
| 6.3.1 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学科增长点 |
| 6.3.2 引育并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
| 6.3.3 建立完善机制,实现文、理、工协调发展 |
| 6.4 实施WT策略 |
| 6.4.1 优化顶层设计,精准定位 |
| 6.4.2 建立优势特色,改变“木桶结构” |
| 6.4.3 利用多学科背景优势,拓展交叉学科,培植应用新文科 |
| 7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努力繁荣发展重庆人文学科（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家人文精神及其价值研究[D]. 朱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2]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D]. 孙宏亮.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7)
- [3]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大学组织变革的文化逻辑研究[D]. 李宜芯.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
- [6]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D]. 王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我国大学学院设置与学科关系研究[D]. 许馨予.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9]“双一流”背景下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D]. 吴婷. 重庆大学, 2019(09)
- [10]“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