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崔苎心[1]（2020）在《突发事件与人民币汇率演进》文中指出论文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几次改革的特点及异同,侧重分析突发事件对于汇率变动的影响。着重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及疫情等突发事件,分析汇率改革带来的经济绩效。基于VAR模型得出如下结论,首先,面对突发事件,人民币汇率促进了经济的平稳运行。不管在何种经济背景下,坚持市场化取向、在摸索中前进的汇率改革策略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其次,渐进式改革方式成功地推动了人民币汇率的演进,可以熨平突发事件带来的波动,保证经济的平稳过渡。最后,相较于西方汇率制度主要受制于利益集团,人民币汇率改革是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联系实际的应用理论,推动汇率演进。
康文茹[2]（2020）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汇率是经济基础指标,保持汇率稳定是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时期,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强。汇率大幅波动不仅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在金融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超出经济基本面。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交易规模、交易速度、交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离岸金融自由化和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使国际金融风险通过离岸市场对人民币在岸市场影响增大。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关系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浮动和固定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观点,浮动或固定汇率形成机制都不必然产生金融稳定或者不稳定,结果的产生都需要一定条件。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的升值趋势和低弹性浮动,使市场和央行对大幅贬值存在一定程度的“浮动恐惧症”。2015年“8.11”汇改后,市场在非理性预期自我强化下,人民币大幅单边贬值,外汇储备大幅下跌,资本大量外流,2017年5月贬值才真正被遏制;2018年6月开始,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再次陷入单边贬值。只有对汇率变动影响金融稳定进行系统评估,才能克服“浮动恐惧症”,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文首先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金融稳定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对论文的技术路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然后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和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我国国情,度量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然后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机制进行理论梳理,为实证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测算出我国外汇市场失衡程度,并考察其影响因素,发现2015年汇改后,我国外汇市场失衡较严重,但总体可控。在影响因素中,中美利差在外汇市场压力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利率和汇率之间传导机制不畅,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压力有反向拉动作用,离岸人民币汇率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在中、长期作用并不明显,在短期有重要影响,GDP增长和EMP在短、中、长期保持一致关系,经济基本面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支撑,美中通货膨胀差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作用并不明显,通货膨胀和外汇市场压力传导不畅。再次,考察“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EMP）以及人民币离岸预期和在岸即期汇率的“汇差”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显示,外汇市场压力虽然很大,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影响不显着;我国的三元政策组合变动对金融稳定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预期“汇差”对金融稳定和外汇市场压力只在某个特殊时间段有一定影响,不具可持续性。因此,汇率变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国是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外债在安全范围内,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资产价格受影响程度有限,而且央行在管理人民币贬值风险时,没有采取提高利率方式,也降低了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然后,对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外汇风险暴露进行实证研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受股市状态影响,且行业差距比较大,竞争力大的行业风险暴露水平较小,国际贸易定价权低的行业外汇风险暴露水平较高。最后,考察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指数（CRI）对金融稳定在中短期有较大影响,但在长期,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显着,表明人民币跨境交易和资本的流动在中短期对金融稳定有一定影响。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且影响在逐渐降低。在2016年之前,在短期对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升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助于金融稳定,在贬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有负面冲击,但自2016年之后,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不管短期,还是中长期,影响都不太显着。这表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跨境交易和资本流动上。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基础指标构建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突出了有关金融开放的风险指标,如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率、短期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其次,本文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存的问题和特征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汇率影响金融稳定机制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从“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以及在岸即期汇率与离岸人民币预期“汇差”、实体经济外汇风险暴露、人民币国际化五个方面,考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动态影响。然后,本文选择了具有门限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LT-TVP-VAR）作为实证研究模型。该模型不仅具有时变特征,而且门限设置适合我国不断转型的结构性变化,可以克服结构方程或者马尔科夫模型等的跳跃特征,且10000次蒙特卡罗模拟（MCMC）可以弥补样本量小的缺点。经过验证,本文中经济变量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因此该模型的选择有助于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安韫超[4]（2020）在《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央银行沟通指的是中央银行向市场参与者披露货币政策信息,并寻求沟通对象理解、采信的同时,给予行动反馈的信息传递双向互动过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本质为预期管理这一意识的觉醒,各国央行相继摒弃了根植许久的隐秘的货币政策文化,逐渐开始向市场主动披露信息、传递信号并引导合理预期,央行沟通这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使用。自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以来,央行沟通在调控价格、稳定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央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作用机制;论证了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能否引导市场形成理性预期,合意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并平滑市场波动,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货币当局如何更好地使用、发展这一工具的政策建议。本文遵循沟通的基本流程,以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对象为切入视角,以我国2008年至2019年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金融资产价格对央行沟通的响应表现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首先深刻剖析中央银行沟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央行沟通的构成要素、沟通目标以及沟通渠道;然后从理论上厘清央行沟通通过预期管理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并回顾我国央行沟通的实践历程;接着通过EGARCH模型分别对央行沟通在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表现进行计量检验:在进行央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机制检验,判定沟通是否有效以及影响的作用渠道的基础上,将总沟通区隔为书面沟通与口头沟通,考察不同沟通方式的影响效果,而后将总沟通又区隔为紧缩性沟通与宽松沟通,考察不同沟通方向的影响效果;最后,针对理论推导及实证分析,为中央银行如何与金融市场沟通并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一货币政策工具,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
李其成[5]（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张晗[6]（2019）在《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催化剂,既可以在经济繁荣时助推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可以在实体经济出现不良态势时推动其走向衰退,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直接造成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实际上,资本市场周期的平稳运行既是经济周期长期繁荣的保障,同时,资本市场周期能否正确的反应经济周期的经济运行情况也是资本市场是否健康有效发展的标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宏观政策的指引下,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化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发展历程。虽然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关系却并不十分明朗。有鉴于此,笔者在对我国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进行有效识别的基础上,对于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提出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首先,本文对资本市场周期运行的理论基础从经典到前沿进行了回顾,由内部结构特征到外部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溯,分别包括非对称性、长期记忆性及惯性与反转效应,以及跨市场溢出效应、跨国溢出效应、政策信息及经济周期等。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的周期传导机制到微观层面的波动相依特征,对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指出了学者对于二者在宏观层面的相关关系存在相关与背离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次,分两部分（即第三章和第四章）对资本市场周期自身的特征及外在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三章基于MS-AR模型、利用上证综指收益率和波动率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将我国资本市场周期划分为繁荣和萧条两个区制,其中资本市场的繁荣区制主要分布在三个阶段:资本市场成立初期到1996年,2006-2008年,2015-2016年。而这一结构特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持续加速而不断演进,具体表现为资本市场周期长度的缩短、波动幅度的减弱以及非对称性特征的减弱。结合资本市场制度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到,上述阶段性繁荣的出现其实对应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个时期,即资本市场萌芽期、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时期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时期。进一步,第四章利用TVP-VAR模型的时点脉冲响应函数识别了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对资本市场周期正向影响的稳定性,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不确定性。在收敛速度上,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但汇率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而言不存在资本市场对其政策信息的过度反应。再次,同样分两部分（即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检验。其中,第五章将资本市场周期具体划分为资本市场价格周期与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并提出了“经济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这一传导机理假设。利用线性和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办法,初步验证了假设的成立,具体来说:资本市场价格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2个月波动,而资本市场价值周期领先于经济周期1个月波动。在此基础上,利用MS-VAR模型对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及经济周期在不同时期可能存在的特征差异进行了区制划分,并采用TVP-VAR模型观测三者间的动态关联机制及脉冲响应过程。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资本市场多数情况下周期运动的原因,但是当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时这一关联机制失效。而资本市场价格周期、资本市场价值周期及经济周期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并不因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反,在时间维度上我国资本市场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力度更强。鉴于第五章仅利用我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并不具备普适性,故第六章中采用世界九大经济体的数据,进行了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跨国比较。具体来说,利用小波分析的方法对近二十二年的资本市场周期数据和经济周期数据分别进行分解,剔除数据中存在的短期随机因素,获取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进而分别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分析、Johansen协整检验、线性及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多种经典方法验证二者之间的长期协动效应。检验结果显示:（1）在长期视角下,资本市场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动效应,且二者具备稳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2）一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越高其对实体经济的反应越强,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长期协动效应越为明显;（3）资本市场周期的长期趋势领先于经济周期运动,与资本市场是经济晴雨表的假说高度耦合。最后,在详细梳理我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演变路径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资本市场中的制度性分歧,具体包括市场导向与制度构建的分歧、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分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质化与边缘化、政策执行的反复及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目标与资本市场周期性的固有分歧。并对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未来取向展开了探讨,具体包括全链条落实市场化改革、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同步化、以竞争型国企为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政策效用评估及预测系统的构建。
范小仲[7]（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郭威,司孟慧[8]（2019）在《新中国70年金融开放的逻辑机理与经验启示: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开放取向》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在微观与宏观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开放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符合金融业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在将中国金融开放分为萌芽孕育、基础奠定、深入探索以及稳健推进四个历史演化阶段的基础上,从促使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倒逼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以及加快资源要素流动四个方面阐释其逻辑机理,进而认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经验主要表现为多方位金融开放、渐进式金融开放、统筹国际国内市场化改革以及从宏观角度看待金融危机。文章还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潜在的问题风险,提出未来中国将持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外汇管理政策的连续稳定性;建设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协同金融开放与创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深化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政策建议。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贾贺敬[10]（2019）在《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自2010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质量效益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制造业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产业升级的形势紧迫而艰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明了目标和任务。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金融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引导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相继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作出了规划和安排,但时至今日,无论从数据统计还是运行状态来看,制造业面临的金融难题和资本困局并未能得有效纾解。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系统性的分析研究,用经济学的语言厘清以下重点问题:第一,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机制,特别是金融如何通过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来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第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界定和测度;第三,金融的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作用的数量关系;第四,是否存在适合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最优金融区间;第五,现有金融支持政策的效用情况以及新的政策建议。在逻辑安排上,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分析-总结结论的思路逐层推进。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通过构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CMUI）测度体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情况和28个两位数行业及31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情况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和门槛效应回归的方法,结合理论分析与现状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总体呈现“倒U”型分布,结构和效率因素占比逐渐增加;二是当前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效用虽然显着,但方向均为负向,说明中国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对于金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金融资源在实体领域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错配仍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金融效率方面的短板尤为严重;三是金融规模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不显着。回归得出的门槛值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9%,大致相当于欧洲的水平（欧盟4.90%,欧元区4.60%,德国3.59%）,而德国恰恰是制造业稳定发展、稳步升级的典型代表国家,无数的“隐形冠军”使得德国制造业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实证计算出的门槛值与现实中的期望值不谋而合,进一步验证了只有金融规模保持在适当区间,才最有利于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假设是成立的;四是本研究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整体,由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者有机构成且相辅相成,之所以三者都呈现出负向效应,是因为规模过度导致的结构失衡和金融资源被挤占引发的效率失灵,这也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尚需进行一系列有目的的调整和优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现有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效用未达预期的原因,认为政策施力方向不够明确、政策用力角度不够精准、政策发力层次不够清晰以及政策内容执行不够有力等是主要原因。因此,针对改善和优化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本研究提出了包括政策执行框架、政策内容框架、政策时序框架以及政策支撑和保障框架在内的政策框架体系,其中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构建以实体经济增长和关键产业（制造业）升级为“锚”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让金融回归本源,发挥其经济润滑剂的作用,真正实现在长周期视角下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联动协调,不再靠短期超发货币来解决本该是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的问题。二是推进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开放,通过建立竞争有序、规范统一的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形成对创新的全面支撑,让风险定价机制发挥作用,引导社会与经济实现良性发展,避免进一步的“脱实向虚”。三是针对制造业产业的特点,促进产业基金、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融资等领域加快发展,为制造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转型升级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使制造业真正成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推动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浅析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突发事件与人民币汇率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相关文献述评 |
| 二、不同时期突发事件下汇率制度的呈现 |
| （一）我国1949年到1980年在传统体制下汇率制度演变历程 |
| （二）我国1980—2005年汇率制度演变 |
| （三）我国2005年至2015年新时代汇率制度演变历程 |
| （四）我国2015年至2019年进一步汇率改革 |
| 三、不同时期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 |
| 四、结论与建议 |
（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 |
| 1.2.2 关于金融稳定的研究 |
| 1.2.3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 |
| 1.2.4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与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分析 |
| 2.1 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分析 |
| 2.1.1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 |
| 2.1.2 现代汇率形成理论 |
| 2.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演变历程 |
| 2.2.1 1949年至1993年:汇率并轨前 |
| 2.2.2 1994年至200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 |
| 2.2.3 2005年“7.21”汇改至今:汇率市场化阶段 |
| 2.3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状 |
| 2.3.1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征 |
| 2.3.2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分析 |
| 第3章 金融稳定理论与我国金融稳定度量 |
| 3.1 金融稳定的理论分析 |
| 3.1.1 金融稳定的内涵 |
| 3.1.2 金融稳定的相关理论分析 |
| 3.1.3 现代金融不稳定因素分析 |
| 3.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分析 |
| 3.2.1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选择 |
| 3.2.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对比分析 |
| 3.3 我国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度量 |
| 3.3.1 基础指标选择 |
| 3.3.2 基础指标说明 |
| 3.3.3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度量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理论分析 |
| 4.1 人民币汇率溢出效应理论分析 |
| 4.1.1 汇率溢出效应理论 |
| 4.1.2 人民币汇率溢出效应影响金融稳定机制分析 |
| 4.2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理论分析 |
| 4.2.1 “三元悖论”理论及实践 |
| 4.2.2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路径分析 |
| 4.3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路径分析 |
| 4.4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4.4.1 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分析 |
| 4.4.2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理论分析 |
| 4.4.3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分析 |
| 第5章 人民币外汇市场失衡的实证分析 |
| 5.1 外汇市场压力(EMP)及其理论分析 |
| 5.2 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2.1 外汇市场压力(EMP)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2.2 LT-TVP-VAR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外汇市场压力(EMP)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2 LT-TVP-VAR模型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指标构建 |
| 6.1.1 “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 |
| 6.1.2 外汇市场压力(EMP)指数 |
| 6.1.3 在岸和离岸预期(NDF)的“汇差”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LT-TVP-VAR参数检验 |
| 6.2.2 LT-TVP-VAR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实体经济路径实证分析 |
| 7.1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
| 7.1.1 数据说明 |
| 7.1.2 模型构建和说明 |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1 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 |
| 7.2.2 公司特征对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数据说明 |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 8.2.1 参数检验结果 |
| 8.2.2 LT-TVP-VAR脉冲响应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和政策建议 |
| 9.1 总结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 9.2.2 完善外汇宏观审慎管理 |
| 9.2.3 降低实体经济外汇风险 |
| 9.2.4 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央银行沟通的相关理论研究 |
| 1.2.2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中央银行沟通的含义 |
| 2.1.2 中央银行沟通的构成要素 |
| 2.1.3 中央银行沟通的目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
| 2.2.2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
| 2.2.3 理性预期理论 |
| 2.3 中央银行沟通的作用渠道 |
| 2.3.1 信号渠道 |
| 2.3.2 协作渠道 |
| 第3章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分析及中国实践 |
| 3.1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1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2 不同方式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分析 |
| 3.1.3 不同方向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分析 |
| 3.2 中国实践 |
| 3.2.1 初步探索阶段(1988年——1997年) |
| 3.2.2 快速提升阶段(1998年——2002年) |
| 3.2.3 预期管理阶段(2003年——2013年) |
| 3.2.4 创新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第4章 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1.1 中央银行沟通事件的确定及衡量 |
| 4.1.2 金融资产价格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
| 4.1.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机制检验 |
| 4.3.2 不同方式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检验 |
| 4.3.3 不同方向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检验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沟通主体——提高央行独立性并建立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 |
| 5.2.2 沟通渠道——遵循沟通基本原则减少信息损失 |
| 5.2.3 沟通对象——加快金融市场化建设进程并完善宏观调控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资本市场周期运行的理论基础 |
| 2.1.1 标准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 |
| 2.1.2 分形市场假说与适应性市场假说 |
| 2.2 资本市场周期的特征解析与影响因素 |
| 2.2.1 资本市场周期的特征解析 |
| 2.2.2 资本市场周期的影响因素 |
| 2.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交互影响 |
| 2.3.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周期传导机制 |
| 2.3.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相依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的识别与制度解释 |
| 3.1 资本市场周期的成因解析与制度背景 |
| 3.2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2.1 资本市场周期时域维度的结构特征 |
| 3.2.2 资本市场周期频域维度的结构特征 |
| 3.3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识别的模型构建 |
| 3.3.1 MS-AR模型的构建 |
| 3.3.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3.3.3 资本市场周期的区制转换特征识别 |
| 3.4 资本市场周期结构特征的制度解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机制 |
| 4.1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现实影响 |
| 4.2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 |
| 4.2.1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影响的研究回顾 |
| 4.2.2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3 数据选择、模型构建与适用性检验 |
| 4.3.1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2 TVP-VAR模型的构建 |
| 4.3.3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4.4 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时变影响机制 |
| 4.4.1 数量型货币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 4.4.2 价格型货币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 4.4.3 汇率政策信息对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机制 |
| 5.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现实联系 |
| 5.2 资本市场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分析与假设 |
| 5.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3.1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检验 |
| 5.3.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响应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跨国比较 |
| 6.1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分析与假设 |
| 6.2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趋势的度量 |
| 6.2.1 小波分析原理 |
| 6.2.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于小波变换的数据分析 |
| 6.3 资本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长期协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演变路径与未来取向 |
| 7.1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演变路径 |
| 7.2 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分歧 |
| 7.3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未来取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新中国70年金融开放的逻辑机理与经验启示: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开放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与历史文献回溯 |
| 二、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演进 |
|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萌芽孕育阶段(1949～1977年) |
| 2.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础奠定阶段(1978～1991年) |
| 3.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深入探索阶段(1992～2000年) |
| 4.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加速推进阶段(2001年至今) |
| 三、中国金融开放的逻辑机理 |
| 1.开放促使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
| 2.开放推动贸易投资多元化,拓宽市场领域 |
| 3.开放倒逼金融监管制度改进,稳定国内金融市场 |
| 4.开放加快资源要素国际间流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
| 四、中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启示 |
| 1.多方位金融开放,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
| 2.渐进式金融开放,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 |
| 3.统筹国际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开放全面化 |
| 4.宏观角度看待金融危机,注重防控金融系统风险 |
| 五、中美贸易摩擦下的未来中国金融开放取向 |
| 1.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外汇市场开放 |
| 第一,夯实外汇管理工作基础。 |
| 第二,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 |
| 第三,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
| 2.建设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
| 第一,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平衡金融市场结构。 |
| 第二,完善保险及证券市场制度建设。 |
| 第三,加强不同金融市场间的协作,满足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 |
| 3.协同金融开放与金融创新,适应金融开放需求 |
| 4.深化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
| 第一,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框架。 |
| 第二,加强监管部门协同配合。 |
| 第三,完善金融体系风险预测与预警机制。 |
| 六、结 语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制造业 |
| 1.2.2 产业升级 |
| 1.2.3 金融支持机制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论文研究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
| 2.1.1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和研究视角 |
| 2.1.2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和影响因素 |
| 2.1.3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 |
| 2.2 对现有文献研究的评述 |
| 2.3 金融支持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金融发展理论 |
| 2.3.2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
| 第3章 金融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基本作用机制分析 |
| 3.1 金融对制造业厂商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1.1 影响制造业厂商升级的因素 |
| 3.1.2 金融影响制造业厂商升级的机制 |
| 3.2 金融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作用机制的分析 |
| 3.2.1 金融规模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2 金融结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2.3 金融效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 金融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框架 |
| 第4章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
| 4.1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1.1 货币体系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1.2 间接融资体系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1.3 直接融资体系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强度分析 |
| 4.2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效度分析 |
| 4.2.1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整体效度分析 |
| 4.2.2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分行业效度分析 |
| 4.3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存在问题 |
| 4.3.1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面临的瓶颈 |
| 4.3.2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 第5章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
| 5.1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测度与分析 |
| 5.1.1 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测度方法的回顾 |
| 5.1.2 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重构 |
| 5.1.3 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的测度 |
| 5.1.4 对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的分析 |
| 5.2 实证分析的研究假设 |
| 5.2.1 金融对典型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影响机制 |
| 5.2.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3 面板回归模型实证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选取 |
| 5.3.3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门槛面板模型实证 |
| 5.4.1 门槛面板模型的基本原理 |
| 5.4.2 门槛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 |
| 5.4.3 门槛效应检验 |
| 5.4.4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第6章 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框架分析 |
| 6.1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总体框架 |
| 6.1.1 现有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效用未达预期的原因分析 |
| 6.1.2 发达国家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经验借鉴 |
| 6.1.3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体系设计 |
| 6.2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内容框架 |
| 6.3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时序框架 |
| 6.4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执行框架 |
| 6.5 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政策的支撑和保障框架 |
| 第7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浅析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突发事件与人民币汇率演进[J]. 崔苎心. 江苏商论, 2020(12)
- [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D]. 康文茹.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安韫超.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资本市场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D]. 张晗.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新中国70年金融开放的逻辑机理与经验启示: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开放取向[J]. 郭威,司孟慧. 世界经济研究, 2019(10)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金融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金融规模-结构-效率的视角[D]. 贾贺敬.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