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邵冰[1](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王迪[2](2020)在《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造业是涉及国民经济多个门类的一个复合产业群体,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繁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主战场,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制造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制造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苗圩201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并培育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了“制造大国”的目标。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16年、2013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均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组织在对国家的总体评价中对中国制造业也有类似的推理结论,但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统计指标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0%,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占全球水平的19.3%,出口产品质量召回事件每年均有发生。2017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我国中兴和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产业的钳制行为,对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产业安全和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股市均大幅下跌,反映了对未来制造业和市场的悲观预期。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全球排名名列前茅,在新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却为何如此“易受攻击”?尽管不少微观分析指出中国在某些产业上存在短板现象,但应如何客观、冷静和全面的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目前已有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已不能解释新的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和修正已有的制造业竞争力评价,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高有效支撑,进而保障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优化国内和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策略,是急迫的任务。传统的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过度侧重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通常在微观层面上,论证在国际贸易中,各竞争对手的实力及其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搏斗中的现实,各国产业的此消彼长,有限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弱肉强食的策略效应等,产业竞争力理论的“色彩”是十分“冷峻”的(金碚1996)。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应考虑政府管理立场,注重产业对提高本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服务和应用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竞争力评价应包含更强的福利经济分析乃至价值判断因素(金碚1997),以斯密为代表的富国裕民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应用于新时期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不仅要关注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何促进国际分工、产业互补,更要注重本国(或地区)人民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进法律法制的完善、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减少服务型政府的经济腐败等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制造业对福利经济(不仅仅是对本国)的贡献应纳入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中。近年来,各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战略措施,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制造业再回归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8”等,2015年5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些政策措施中带有经济福利的成分,但从学术研究观察,总体上缺少理论论证和逻辑依据的支持,目前,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很少有关于经济福利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改善错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福利经济是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概念,福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1920年《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福利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研究经济活动对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福利的影响,说明如何能实现一国人民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福利的增长和最大化。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提高本国人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国(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必然使得别国的民族产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使得该国的福利受到根本性损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可能推动(区域)经济朝着普惠、包容、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竞争力理论与侧重零和博弈的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福利思想及其新进展等成果的基础上,综述归纳了产业发展应重点关注的经济福利视角的具体内容,结合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一致性分析,本文提出了福利经济和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三个方面的支撑和替代要素:产业现状实力表征要素、产业发展潜力表征要素、产业环境优势表征要素。即:制造业产业实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现实基础,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潜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未来保障,制造业产业环境优势与社会福利经济互相促进和成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九个反映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假设(维度指标)。(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这个概念(复合变量)进行测量,并验证理论假设,本文结合管理学专家马庆国教授(2008)提出和验证的基于构想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通过收集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收集辅助证据淘汰与假设相反的问卷问题,分别建立了“9-306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池”,“5-10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4-2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三轮次问卷调查以及信度、效度检验后,顺利通过统计检验,建立了“4-19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净化后得到目标层含有4个维度指标和19个具体测量指标。(第四章)基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基于经济福利视角下的国际比较,结合可获得的、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构造了复杂面板数据,即从2012-2018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巴西和印度等9个国家,包含4个维度指标共19个测量指标的连续8年统计数据,采用标准化的指数加权法和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向我国制造业产业理论、产业运行和产业管理等方面57位专家发出定向调查问卷,采用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权重量化,测量结果显示:近8年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四位,排名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前,印度和巴西处在较弱地位。中国在产业规模上较其他国家有竞争优势,解释了对于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产业规模是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基础;在质量效益上,中国虽有小幅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产业战略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比较被动的根源之一,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差距明显,我国应注重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而不应妄自菲薄;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中国保持小幅上升,同美、德、日相比也存在差距。根据4个维度指标和19个测量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第五章、第六章)最后在第七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包括评价体系、指标优化方面的改进建议。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章节安排说明、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统一编排在本文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任晓娟[3](2020)在《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钢铁行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代表着其工业化发展的程度,也是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本世纪以来,我国钢铁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产钢量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与其他钢铁大国相比,我国钢铁产业还存在着产业集中度低、生产布局较分散、市场竞争不规范等问题。钢铁行业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较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因此我国钢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和安全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确保中国钢铁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对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和研究十分有必要。首先,本文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成因理论和计量分析理论,从经济环境、隐形竞争力、显性竞争力的角度出发,以中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八大产钢国家作为评价对象,选取人均GDP、产业集中度、GDP增长率、铁矿石自给指数、劳动生产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等十四个指标来构建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次,通过构建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客观评价模型,即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八大主要产钢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价。得出结论如下: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由强到弱依次为: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德国、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中国经济环境竞争力较强,仅次于美国、土耳其,隐形竞争力排名第五,相比于排名前三位的美日韩等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显性竞争力排名第一,日本、韩国紧随其后,我国在显性竞争力方面具有优势。最后,根据评价结果,针对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方面。从提高铁矿石供给度、劳动生产率以及产业集中度等方面提出建议,来提高我国钢铁产业竞争力水平,促进我国钢铁产业可持续发展。
王睦欣[4](2020)在《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正面临如何打造自己的制造业,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本文选择对2000年以后的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进行研究,可能是认识和解决中国制造业现阶段转型“怎么办”的有效途径之一。结果显示:第一,美国制造业经历了建国至南北战争前的起步阶段,南北战争至一战前的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地位确立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在徘徊中螺旋发展阶段,并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进入战后黄金发展期阶段,正式确立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制造业的影响与冲击,美国制造业发展陷入停滞,20世纪末有所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全球价值链这一分工模式下,进一步向研发等价值链上游移动。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使用,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稳定状态,但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出现下滑。第二,针对美国制造业发展优势,本文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的分析发现:(1)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份额变动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资本要素投入份额在制造业细分产业中普遍呈提高趋势,平均提高幅度为39.12%,仅有4个产业的资本要素投入份额出现下降。与之相比,劳动要素投入份额在13个产业中出现下降,平均降幅为15.83%,能源要素投入份额在所有产业均呈下降趋势,原材料投入份额在10个产业中呈下降趋势。(2)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提高趋势的产业为美国主导性制造业。美国制造业资本要素生产率在全产业中普遍呈下降走势,只有初级金属和运输设备产业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出现提高,与之相比,劳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要素生产率在制造业各细分产业中普遍呈提高趋势。第三,对美国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发现:(1)美国制造业主要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美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VS)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中蕴含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在不断增加,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也有所提高,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持续提升,但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先增后降。(2)美国制造业无论是通过隐含在下游产业部门中的出口增加值中间品还是蕴含的上游产业部门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而其出口中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RDV)所占比重却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表明美国制造业更多依靠本国产业链,其自身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很大提升空间。(3)美国制造业前向产业关联程度要小于后向产业关联程度,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相对下游位置,但随着制造业“回流”,一些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所提升。第四,美国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有“空心化”趋向,单位劳动成本有所降低以及逆全球化下的美国选举制度。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的《美国创新战略》、《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以及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主要通过吸引制造业回归和吸引外资对美投资、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以及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主要举措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先后启动“制造业就业计划”,实施《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发布《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战略》,以保持美国制造业领先地位。第五,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经济效应,本研究发现:(1)美国全产业就业总量提升,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制造业就业已经开始呈现老龄化趋势;非耐用品各类就业岗位的增减变动与制造业总体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耐用品则表现出少许差异,美国耐用品产业就业增量超过非耐用品产业就业增量;美国制造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服务性的生产环节不断分离到生产性服务业中,不会使外包的生产环节回归美国,也不会使分离到服务业中的环节再整合到制造业中,新提供的岗位不是目前失业工人的技能水平能够胜任的,重振制造业不能在短期解决失业问题。(2)美国制造业影响力在观测期间内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对美国全产业的推动并不稳定,且近期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制造业对第二产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力显着下降;对比2000年和2016年的需求项目发现,个人消费支出、住宅私人固定投资、非住宅私人固定投资、非住宅固定设备投资、货物和服务出口、州和地方对建筑物投资、州和地方消费支出、非住宅私人固定投资知识产权产品8个最终需求项目是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3)制造业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农林牧渔类制成品、全部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产品中的自动化设备制成品和工程类制成品以及全部高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净额为负,且普遍呈扩大趋势;中等技术中的加工类制成品贸易净额持续为正,资源类制成品中的其他资源类制成品先期贸易净额为负而后转正;制造业进口贸易结构主体为中等技术制成品,且呈提高趋势。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主体为中等技术制成品,但呈下降趋势;(4)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超过全产业均值,饮料烟草、木制品、家具、纺织、其他制造业、餐饮、造纸产业吸引外资的额度呈正向提高趋势;2008年后制造业吸引外资能力增强,其中烟草产业、木制品和家具产业吸引外资能力最强。最后,在归纳总结美国制造业发展经验基础上,回答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问题。本研究针对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建议总体上有三个方面,分别为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区位优势、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皮萨沙(Piniugin Aleksandr)[5](2020)在《俄罗斯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际钢铁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俄罗斯钢铁公司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以保持竞争力。钢铁工业的发展关系着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一方面,俄罗斯钢铁公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生产的地域多元化,另一方面,俄罗斯钢铁生产商从苏联时代继承制造技术和设备,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尽管钢铁公司进行现代化改造,但竞争力仍显不足。因此,研究俄罗斯钢铁工业竞争力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本文以俄罗斯钢铁工业为分析对象,通过中国钢铁工业竞争力研究,为俄罗斯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借鉴。首先对俄罗斯钢铁工业现状进行分析。通过现状分析,可知俄罗斯钢铁工业产量大幅落后于中国钢铁工业。俄罗斯国内市场的钢材消费量比中国少的多。俄罗斯大部分钢铁出口产品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其次,在竞争力分析过程中,运用五个竞争力指标去进行分析,并发现俄罗斯钢铁行业竞争较高,但产业竞争潜力较低。第三,对导致竞争力低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五个主要问题。其中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较少,企业设备陈旧,与中国相比较低的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钢材比例低以及俄罗斯市场的经济形势不利。随后,聚焦俄罗斯钢铁产业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外经验,提出提高俄罗斯钢铁产业竞争力的相应建议。在研究的最后部分,对俄罗斯钢铁行业的现状,该行业的主要问题以及为提高俄罗斯钢铁行业的竞争力需要采取的措施进行总结。
王楠[6](2020)在《“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特征的统计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钢铁产能过剩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问题并行,使得我国钢铁业面临着“内忧”和“外患”的双重挑战。此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为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钢铁“走出去”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鉴于此,为从全局角度把握“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格局特征,了解沿线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变化,以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开展钢铁贸易提供实际参考,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利用相关网络指标、Louvain算法、QAP回归分析方法等对2008-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间的钢铁贸易网络的格局特征、网络的影响因素、我国的网络地位及钢铁出口竞争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1)2008-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整体密度不高,具有较高的聚类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表现出“小世界”特征;(2)钢铁贸易网络存在社会网络中典型的“富人俱乐部”特征,即大部分的钢铁贸易额集中产生于少数国家之间;网络社团的分化程度不高,沿线钢铁贸易逐渐趋向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3)经济规模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更倾向于产生钢铁贸易,地缘临近、语言相同的国家之间也更易于产生钢铁贸易,而地理距离越远、制度差距越大的国家之间越不易于发生钢铁贸易;(4)我国在沿线区域具有较强的钢铁出口影响力,对沿线国家之间的钢铁贸易渠道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乌克兰、印度和土耳其等四国是我国最主要的钢铁出口竞争对手;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是我国与美、日、韩等三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主要钢铁出口竞争地区。针对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建议:(1)加强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促进国家间的钢铁贸易联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2)加大投入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减少国家间的钢铁贸易成本;(3)加强沿线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文化交流,减小政治、文化等差异对国家间的钢铁贸易阻碍作用;(4)保持我国在沿线钢铁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影响力,并进一步提升钢铁贸易出口竞争力。
胡续楠[7](2019)在《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新材料产业是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但是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国情背景特殊,区域产业竞争激烈,存在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发展效率低下、粗放型发展等问题。新材料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既是提高新材料产业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和构建了衡量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以期促进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本文基于马克思的产业集约化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约化理论,探索了产业集约化理论。产业集约化理论是从中观层面上研究一系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包括产业集约化的概念界定、产业集约化的关联要素和动力机制等,以丰富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第二,分析了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尽管新材料产业规模增长迅速,但是仍旧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规模仍然较小,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中度低,产业技术水平低,已经出现严重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采用SFA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新材料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研究发现,新材料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于50%,属于粗放型发展。产业整体和各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剧烈波动,并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技术进步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效率不显着、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率低下都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低的主要因素。探索了制约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上企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企业管理水平较低;中观层面上存在地区壁垒,产业布局趋同;宏观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标准体系不完善。第三,构建了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了选择新材料产业集约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确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构建了新材料产业集约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打分,通过统计处理方法对专家意见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专家意见的可信度较高。根据专家打分构造两两判断矩阵,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运用TOPSIS法对江苏省新材料产业集约化水平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2005—2017年江苏省新材料产业集约化水平逐年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江苏省新材料产业正向集约化发展转型升级;所建评价模型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行性。第四,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背景、政策、现状、机制与方式。研究发现各个国家都高度重视新材料领域的战略规划和科技创新,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不断提升对新材料高端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启示。第五,提出了促进我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主要路径是依靠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两方面实现产业集约化发展。通过加大关键技术的科研力度、推广关键技术和先进技术、发展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和完善产业技术政策推动产业技术创新;通过构建集约型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和打造绿色产业链推动产业组织创新,最终实现新材料产业的集约化发展。第六,对我国如何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认为应该树立产业集约化发展理念、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产业标准体系、加强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战略、推进多元化的金融政策。
李洋[8](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那振芳[9](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金凯[10](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二、韩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7.1.1 目标明确 |
7.1.2 重点突出 |
7.1.3 灵活运用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章节安排 |
1.3.3 技术路线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1 产业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 |
2.1.2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渊源和理论解释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 |
2.2 经济福利视角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 |
2.3 经济福利视角下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
2.3.1 制造业在经济福利中的表现 |
2.3.2 制造业创造的经济福利综述 |
2.3.3 主要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业策略综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构建与假设 |
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的理论背景 |
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 |
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的研究假设 |
3.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实力要素 |
3.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潜力要素 |
3.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环境要素 |
3.4 反映机理模型与波特钻石模型的一致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假设验证 |
4.1 指标体系建构和验证的理论基础 |
4.1.1 信度、效度理论及变量测量 |
4.1.2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
4.2 变量定义及初级量表的建立 |
4.3 效度检查和量表净化 |
4.3.1 测量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4.3.2 维度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4.3.3 问项净化和信度检验 |
4.4 变量检验与构建效度 |
4.5 因子分析与指标体系的假设验证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复杂面板数据的模型构建及测量 |
5.1 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础 |
5.2 产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可比性 |
5.3 评价指标数据的收集和获取 |
5.3.1 逻辑指标向测量指标的转换 |
5.3.2 测量指标的数据来源 |
5.4 判断矩阵与权向量的计算 |
5.5 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指标体系的制造业竞争力测量及政策意义 |
6.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数总体情况 |
6.2 基于维度指标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
6.2.1 产业规模维度 |
6.2.2 质量效益维度 |
6.2.3 产业结构维度 |
6.2.4 产业可持续发展维度 |
6.3 政策建议 |
6.3.1 基于综合指数分析的政策建议 |
6.3.2 基于四个维度指标的政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产业竞争力研究现状 |
1.2.2 钢铁产业竞争力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对象及范围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2 全球钢铁工业的演变及趋势分析 |
2.1 全球钢铁工业供需格局历史演变 |
2.1.1 生产格局变迁 |
2.1.2 消费格局变迁 |
2.2 全球钢铁工业对比分析 |
2.2.1 生产现状 |
2.2.2 国际贸易 |
2.2.3 消费现状 |
2.3 全球钢铁工业未来需求趋势 |
2.4 小结 |
3 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 |
3.1 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的原则 |
3.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3.2.1 指标选取 |
3.2.2 指标体系 |
3.2.3 数据来源 |
3.3 国际竞争力评价 |
3.3.1 评价方法选择 |
3.3.2 计算过程 |
3.3.3 评价结果分析 |
3.4 竞争力分析 |
3.4.1 经济环境 |
3.4.2 隐形竞争力 |
3.4.3 显性竞争力 |
3.5 小结 |
4 关于提高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
4.1 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 |
4.2 提高劳动生产率 |
4.3 提高铁矿石自给度 |
4.4 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 |
5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历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1.1.1 选题意义 |
1.1.2 选题目的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发展优势评价研究 |
1.2.2 产业发展的动因研究 |
1.2.3 产业发展的效应研究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本研究的创新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分析 |
2.1 产业集群基础理论 |
2.1.1 产业集群的定义 |
2.1.2 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
2.1.3 工业区位理论 |
2.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2.2 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 |
2.2.1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2.2.2 传统经典国际竞争力理论 |
2.2.3 波特关于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 |
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2.3.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 |
2.3.2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
2.3.3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
2.3.4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 |
2.4 马克思生产劳动观视阈下的产业结构发展理论 |
2.4.1 传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逻辑困境 |
2.4.2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增长效应的分析 |
第3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 |
3.1 美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1 美国制造业起步阶段(建国至南北战争前) |
3.1.2 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地位确立(南北战争至一战前) |
3.1.3 在徘徊中螺旋发展(一战至二战) |
3.1.4 战后黄金发展期(二战后到20 世纪70 年代) |
3.1.5 制造业的停滞与恢复(20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末) |
3.2 美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3.2.1 制造业产出及产业部门结构变化 |
3.2.2 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 |
3.2.3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
第4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优势分析 |
4.1 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成本竞争力 |
4.1.1 资本要素 |
4.1.2 劳动要素 |
4.1.3 能源要素 |
4.1.4 原材料要素 |
4.2 美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生产率竞争力 |
4.2.1 全要素生产率 |
4.2.2 资本要素生产率 |
4.2.3 劳动要素生产率 |
4.2.4 能源要素生产率 |
4.2.5 原材料要素生产率 |
第5章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 |
5.1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 |
5.2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5.2.1 美国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 |
5.2.2 美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 |
5.3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5.3.2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
5.3.3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 |
5.4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5.4.1 全球价值链长度 |
5.4.2 美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
第6章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及其着力点分析 |
6.1 美国制造业回流相关背景及原因分析 |
6.1.1 制造业发展呈现‘空心化’趋势 |
6.1.2 制造业就业压力持续增加 |
6.1.3 逆全球化下的美国选举制度 |
6.2 奥巴马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及着力点 |
6.2.1 奥巴马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 |
6.2.2 奥巴马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的主要举措与特征分析 |
6.3 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及着力点 |
6.3.1 特朗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主要内容 |
6.3.2 特朗普政府“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的路径调整 |
第7章 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制造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7.1 制造业回流战略就业效应 |
7.1.1 制造业就业总量呈下降趋势 |
7.1.2 耐用品制造业就业超非耐用品 |
7.1.3 制造业就业老龄化加剧 |
7.2 制造业回流战略产业效应 |
7.2.1 制造业影响力在波动中下降 |
7.2.2 制造业生产诱发效应加速提升 |
7.3 制造业回流战略国际贸易效应 |
7.3.1 制造业贸易赤字持续扩大 |
7.3.2 中等技术制成品为进口贸易主体且呈提高趋势 |
7.3.3 中等技术制成品为出口贸易结构主体且呈下降趋势 |
7.4 制造业回流战略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7.4.1 制造业吸引外资总量超过全产业均值 |
7.4.2 外资进入高技术产业呈加速趋势 |
第8章 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分析结论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
8.1 本研究主要结论 |
8.2 我国的应对方略 |
8.2.1 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地理区位优势 |
8.2.2 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 |
8.2.3 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致谢 |
(5)俄罗斯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 |
1.1.1 研究意义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1.2.1 俄罗斯和前苏联文献 |
1.2.2 外国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俄中两国钢铁产业发展现状 |
2.1 两国钢铁产业主要制造商 |
2.2 俄中粗钢产量变化情况分析 |
2.3 俄中钢材按产品状态分类分析 |
2.3.1 俄中型轧材产量分析 |
2.3.2 俄中板轧材产量分析 |
2.3.3 俄中钢管产量分析 |
2.4 两国钢铁产品消费概况 |
2.4.1 俄中粗钢表观消费量分析 |
2.4.2 两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分析 |
2.5 两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情况 |
2.6 世界钢铁工业发展趋势分析 |
2.7 俄罗斯钢铁工业发展前景分析 |
第3章 俄罗斯钢铁工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分析 |
3.1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的分析 |
3.2 出口贡献率指数的分析 |
3.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分析 |
3.4 可比净出口指数的分析 |
3.5 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的分析 |
3.6 俄罗斯钢铁工业竞争力指标的分析 |
第4章 俄罗斯钢铁工业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4.1 俄罗斯钢铁工业设备和技术落后 |
4.2 俄罗斯钢铁工业投入资本不充足 |
4.3 钢铁行业劳动生产率低 |
4.4 高附加值钢材的比重较低 |
4.5 俄罗斯经济发展不稳定 |
第5章 提升钢铁工业竞争力的外国经验 |
5.1 生产现代化和生产周期方面的经验 |
5.2 吸引投资的国际经验 |
5.3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验 |
5.4 生产高附加值钢材的经验 |
5.5 稳定经济的国际经验 |
第6章 提升俄罗斯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措施 |
6.1 改善钢铁工业基础设备 |
6.2 提高劳动生产率 |
6.3 增加高附加值和高加工度产品的比重 |
6.4 稳定钢铁工业和经济发展 |
6.5 吸引资本投入措施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1: 钢铁工业前六个国家进出口总额 |
附录 2: 2018 年四种钢材进出口总额 |
(6)“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特征的统计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我国钢铁贸易的发展现状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钢铁贸易发展的愿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际意义 |
第三节 本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二、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社会网络理论相关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一、社会网络理论的相关研究回顾 |
二、社会网络分析应用的相关研究回顾 |
三、文献述评 |
第二节 国际贸易网络相关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一、全球范围的国际贸易网络研究回顾 |
二、特定地理区域的国际贸易网络研究回顾 |
三、细化产业产品的国际贸易网络研究回顾 |
四、文献评述 |
第三节 钢铁国际贸易相关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一、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国际贸易研究回顾 |
二、关于贸易摩擦问题的钢铁国际贸易研究回顾 |
三、关于国际竞争力问题的钢铁国际贸易研究回顾 |
四、关于铁矿石的国际贸易网络研究回顾 |
五、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特征的统计测度——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
第一节 钢铁贸易网络的构建及指标说明 |
一、“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的构建 |
二、有向无权网络相关统计指标 |
三、有向加权网络相关统计指标 |
四、网络社团划分算法 |
第二节 有向无权贸易网络特征的统计分析 |
一、网络密度 |
二、网络“小世界”特征 |
三、网络点度数 |
第三节 有向加权贸易网络特征的统计分析 |
一、网络节点强度 |
二、网络强度熵与权重熵 |
三、网络加权聚类系数 |
第四节 “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社团结构特征分析 |
一、网络社团个数与模块度 |
二、网络社团规模变化 |
三、网络社团结构的稳定性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QAP回归分析方法 |
第一节 基于QAP理论的回归模型及其原理介绍 |
一、QAP回归模型介绍 |
二、QAP回归的基本原理 |
第二节 钢铁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经济规模 |
二、地理距离 |
三、国家是否相邻 |
四、语言差异 |
五、制度差距 |
第三节 钢铁贸易网络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一、QAP回归结果描述 |
二、钢铁贸易网络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钢铁贸易网络中的贸易地位及出口竞争关系分析——以中国为例 |
第一节 中国在沿线钢铁贸易网络中的贸易地位分析 |
一、中国在网络中的节点度与节点强度分析 |
二、中国在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分析 |
第二节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钢铁出口竞争关系分析 |
一、国家间的出口竞争力测算 |
二、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钢铁出口竞争关系分析 |
三、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钢铁出口竞争关系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7)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关于新材料产业的研究 |
1.2.2 关于产业发展效率的研究 |
1.2.3 关于产业集约化的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产业集约化相关理论及概念界定 |
2.1 马克思的产业集约化理论 |
2.1.1 马克思的集约化经营理念 |
2.1.2 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
2.1.3 马克思的协作化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约化理论 |
2.2.1 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理论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2.2.3 产业集群理论 |
2.2.4 技术创新理论 |
2.3 产业集约化的概念界定及动力机制 |
2.3.1 产业集约化的概念界定 |
2.3.2 产业集约化与相关概念 |
2.3.3 产业集约化的动力机制 |
2.4 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内涵及特征分析 |
2.4.1 新材料产业的内涵、行业特点与分类 |
2.4.2 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特殊性 |
2.4.3 国际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态势 |
第3章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1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3.1.1 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 |
3.1.2 产业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 |
3.1.3 产业发展效率低,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
3.2 制约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原因 |
3.2.1 微观层面上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企业管理水平较低 |
3.2.2 中观层面上存在地区壁垒,产业布局趋同 |
3.2.3 宏观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标准体系不完善 |
第4章 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1 新材料产业集约化综合评价指标选择的理论依据 |
4.1.1 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动力 |
4.1.2 要素有效利用是主要特征 |
4.1.3 产业经济效益是重要保证 |
4.1.4 产业组织优化是关键途径 |
4.1.5 可持续发展是必要条件 |
4.2 确立指标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
4.3 指标体系的确立与可靠性分析 |
4.3.1 指标体系的确立 |
4.3.2 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分析 |
4.4 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 |
4.4.1 层次分析法的原理 |
4.4.2 层次分析法的步骤 |
4.4.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4.5 应用TOPSIS法评价江苏省新材料产业集约化水平 |
4.5.1 TOPSIS法的理论与方法 |
4.5.2 案例分析——以江苏省新材料产业为例 |
第5章 国外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5.1 美国 |
5.1.1 美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背景与政策 |
5.1.2 美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现状 |
5.1.3 美国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机制与方式 |
5.1.4 对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启示 |
5.2 日本 |
5.2.1 日本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背景与政策 |
5.2.2 日本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现状 |
5.2.3 日本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机制与方式 |
5.2.4 对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启示 |
5.3 德国 |
5.3.1 德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背景与政策 |
5.3.2 德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现状 |
5.3.3 德国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机制与方式 |
5.3.4 对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启示 |
5.4 韩国 |
5.4.1 韩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背景与政策 |
5.4.2 韩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现状 |
5.4.3 韩国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机制与方式 |
5.4.4 对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启示 |
第6章 实现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6.1 依靠技术创新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 |
6.1.1 技术创新对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作用 |
6.1.2 以提高新材料产业集约化水平为核心的技术发展目标 |
6.1.3 促进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措施 |
6.2 构建集约型新材料产业组织结构 |
6.2.1 培育大型新材料企业集团 |
6.2.2 兼并重组新材料中小企业 |
6.2.3 构建新材料产业联盟 |
6.3 促进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布局优化 |
6.3.1 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布局 |
6.3.2 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布局优化的思路 |
6.3.3 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布局优化的主要内容 |
6.4 打造基于循环经济的新材料绿色产业链 |
6.4.1 新材料产业链的构成 |
6.4.2 打造新材料绿色产业链的原则和思路 |
6.4.3 打造新材料绿色产业链的主要路径 |
第7章 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树立产业集约化发展理念 |
7.2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7.3 建立健全产业标准体系 |
7.4 加强新材料人才培育和引进战略 |
7.5 推进多元化的金融政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8)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二、搭便车问题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一、政策机遇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一、党的领导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2.1.2 贸易摩擦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3.4 小结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4.3 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5.3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1.1 主要结论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6 拟创新点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3.3.3 实证分析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3.4.3 实证分析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6.2 政策建议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韩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2]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D]. 王迪.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3]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D]. 任晓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
- [4]美国制造业发展及回流战略研究[D]. 王睦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5]俄罗斯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皮萨沙(Piniugin Aleksandr). 沈阳理工大学, 2020(08)
- [6]“一带一路”沿线钢铁贸易网络特征的统计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分析[D]. 王楠.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7]中国新材料产业集约化发展研究[D]. 胡续楠. 吉林大学, 2019(02)
- [8]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10]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