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内需应注意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刘淼[2](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何德旭,汪红驹,马珺,何代欣,汪德华,赵瑾,依绍华,刘奕,李超,戴学锋,于树一[3](2021)在《“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同时也是我国积极应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战略机遇期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为了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财经智库》特邀宏观经济、财政、金融、服务、贸易等领域专家撰写笔谈文章。
孙倩倩[4](2020)在《产业结构、房价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追求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转变,推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的基本路径。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进入了新纪元,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制度变迁之后,房地产业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对整个宏观经济水平的提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房地产热”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拉动经济规模扩张,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增加了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迫使我们正视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问题。自2005年起,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一项经济手段正式提上日程,并在其后发展成为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产业结构调整是将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这一纽带作用在经济发展中得以不断强化。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人口结构转换等诸多背景下,厘清产业结构变迁、房价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理,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经济增长机制,同时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了产业结构变迁、房价波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和理论机制之后,考虑到经济增长自身存在空间溢出特点与经济惯性特征,利用2004-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基于地理、经济和人口三个维度构建的四种权重矩阵下产业结构、房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传导路径。本文的研究核心在于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房地产市场发展是否能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合理机制,以及两者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是怎样实现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以产业结构调整推升综合国力的发展路径仍任重道远。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显着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张,但过度的服务化发展会造成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减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会促进经济集聚,实际上有益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第二,房地产市场从本质上来说不适宜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途径。房价的提升仅能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速无显着推动作用,还会通过抑制经济集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和房价两者自身会对经济规模产生直接的扩张作用,但二者交互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侧面印证房地产市场不宜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观点。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后分别从房价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入手,提出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效发展提供参考。
唐叶[5](2020)在《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束缚中国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桎梏,而产能过剩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整合或淘汰,并且更加重视推动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将过剩的优势产品和优势产能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背景下,我国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有效地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并未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呢?首先,论述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现状。第一,按照时间轴总结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5—2001年的第一轮产能过剩、2003—2006年的第二轮产能过剩以及2007年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第二,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的变化,文章指出当前的第三轮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过剩,更多地呈现出持续性、全面性、体制性特征,并且渐由内需型产能过剩向外需型产能过剩拓展;第三,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需求、技术水平、外资比重、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均有影响;第四,以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对我国2007—2016年间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整体保持波浪式上升趋势,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去产能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分规模看,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除东部地区外,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其次,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与可能风险: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文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一方面使产能国际转移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的适时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采用现实数据和案例,从政治环境、工业经济实力、产业技术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竞争力这六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基础优势;三是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再次,在系统梳理经典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产能国际转移思想以及对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行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展开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实证分析:第一,分析了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以2008-2016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出口贸易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时间持续性,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其产能利用率,但持续性有限。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出口贸易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贸易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的情形下,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第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现状,并采用2008-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PSM-DID估计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经历一年的时滞后,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递增性。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更为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越深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可能更低。然后,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着重突出对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有益启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通过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促进产能国际转移,并借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产能过剩。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并综合考虑我国的体制机制与产能转移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王晗[6](2019)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日本经济是否陷入以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为特征“失去的20年”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经济学界看来,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巨大压力,为逆转经济发展的颓局,必须采取一整套新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安倍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近20年来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措施,其对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及其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安倍经济学尤其是其中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瞩目。对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认真分析、总结安倍经济学及其相关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总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既有研究成果对货币政策作用机理、货币政策有效性判别、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争论,并归纳了学术界对安倍经济学的总体评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对安倍经济学所谓的三支“箭”,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加以分析。“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第三部分,按照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将扩大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和商业票据、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购买数量,调节短期利率、通过国债收益率曲线调节,压低国债长期利率和稳定企业、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筹措环境等政策划分成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将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数量划分成规则性货币政策。将安倍经济学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按操作目标的不同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借助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对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加以研究,并利用VAR模型分析日本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果。分析了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并未解决日本低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大难题的主要原因。第四部分,提出了日本货币当局的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这是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是一次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日本货币当局的多次“追加缓和”,已宣告失败。对于本次的调整,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框架、目标、特征和运行方式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本文分析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日本货币当局实施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背景,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前景。日本货币当局开始实施以长短期国债利率控制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日本货币当局长期实施的以增加基础货币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弊病,未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新政”注重发挥与“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的合力作用。说明日本货币当局在回归正常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第五部分,通过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分析,可以清楚的发现,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扩张财政支出和财政重建并行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利用时间序列的平滑转移模型分析日本机动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可以清楚的发现,政府财政扩张和税收的增长均会抑制内需的增长。而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的增长呈现正向关系,而日本是由于政府支出扭曲了资源配置,促使政府支出的增长与内需呈现负向关系。“机动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战略”的内容相互重叠,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就是为日本的结构性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就是破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素。本文结合第二章的内容,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将日本的税收体制改革总结为“安倍税收学”,重点分析了日本消费税的上涨、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降低和日本法人税的下降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机动的财政政策”与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前期,机动的财政政策主要作为日本货币当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找到出口,后期,长短期国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民间的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困境,但是,使养老基金减少的风险变小。第六部分,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借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对日本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对外贸易额呈现“正U型曲线”的原因以及日本货币当局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负利率政策配合使用对日本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建立VAR模型,分两个阶段,获得了在以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停止实施的期间内,日本基础货币量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和在以长短期国债利率调节为操作目标的质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实施的期间内,日本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物价水平、日本对中国出口额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脉冲响应结果。基于中日“贸易互补指数”以及中国通过对日本的直接投资(FDI)获得该国的研发资本存量溢出额的分析,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技术进步,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相比,对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显得较弱。
李翠兰[7](2018)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年平均约9.6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在2017年“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一方面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区域、城乡)的现状,使得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本质上就是旺盛的需求与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总体在提升,消费结构随之升级,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却不足;特别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使居民无法得到满足。如何化解这一供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财政的基本职能决定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作用。在“促增长,保民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引导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弥补当前产品供给的不足,满足当前居民消费的需求;可以通过采用倾斜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来弥补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不均衡现状,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来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支出;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共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多年来,我国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4万亿的投资驱动,主要包括增加民生建设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环境保护建设投资等,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15年后,我国改变经济改革思路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从供给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入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最终达到全方位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二十年间,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否促进居民消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一直存在(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没有统一的结论。同时在实务界财政支出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际效果没有一致的定论。因此在我国“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本文基于当前居民消费的现状,结合我国多年来财政支出的发展与现状,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和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提出财政支出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入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然后介绍了我国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再次,通过多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实际影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程度和动态及空间影响大小,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和理论杠架,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现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居民消费现状与财政支出的现状。前者主要从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城乡居民与不同区域间居民消费的差异,最后归纳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现状分析时,分别将近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立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水平与城乡、区域差异,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分析。在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中,首先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方法检验了 1978-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与影响程度;接着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8-2015年的地方财政支出与东、中、西部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空间动态影响实证分析。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选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VAR方法实证检验了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再运用动态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2015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结果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以下几组关系: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为格兰杰原因,他们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证明乘数效应、利率效应在我国是有效的。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也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二,从脉冲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看出,居民消费对自身产生了最大的正向冲击影响,消费习惯和上期收入对居民消费起重要影响。第三,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是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存在城乡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挤入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着。第四,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还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受财政支出规模影响作用为显着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有利于东部居民消费的提升,财政支出以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还产生了负向作用。第五,从空间计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外溢作用,财政支出不仅作用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同时还会影响邻近地区居民消费;从作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直接效应作用还是更为明显,效果更好。第七,无论是从动态面板模型还是空间模型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居民收入和前期居民消费,这两个作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冲击影响的结果是,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都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是呈负相关,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从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中看出,仅居民消费和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冲击,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并不明显,社会性支出则有负向的冲击作用。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存在滞后影响,同时消费习惯是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是最大的因素,维持性支出的影响程度也较大,贡献率最小的是经济性支出。第三,从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着居民消费,而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从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税负,抚养比和预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着的影响,其中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来看,维持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挤出作用,而社会性支出则对城乡居民都产生了挤入作用。经济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用有所不同,它对城镇居民消费作用为负,且不显着,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维持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性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为负,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第四,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维持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是经济性支出更多有益于本地区居民消费的增加。基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对比的基础上,借鉴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带给我国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控制经济性支出规模,这类支出的效果作用时间短,不具备可持续性;注重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使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注重地区间与城乡间的平衡发展,采用倾斜发展模型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主要从政策建议与优化途径两个方面提出。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提出财政支出政策的优化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分别做好需求的提振与供给的调整,由此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的优化途径方面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合理的安排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维持性支出的结构,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和增加对社会性支出投入,以期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余斌,平新乔,张占斌,白永秀,李建伟,陈彦斌,王宏淼,米本家,刘刚,王佳宁,罗重谱[8](2015)在《“十三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对话九位经济学者》文中指出开栏按语: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因应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改革大势,为更好地发挥《改革》作为中国百强报刊、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的学术引领功用,服务中央决策,本刊编辑部于2015年1月新开辟栏目"全面深化改革对话"。由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编审与全国知名学者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诸多问题展开对话,每期围绕一个主题,以前瞻的视野,研判经济社
陈红进[9](2013)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仍然能够保持较高速增长,但因经济高速增长而被暂时掩盖起来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一国三个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比例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才算合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各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有哪些共同的规律可资借鉴?本文选取了英、美、德、口、韩、印六国作为典型国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条件、方向及路径。论文的第一章对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经济转型和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几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第二章为理论分析部分,主要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五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三、四章是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第三章分别对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印度、韩国两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进行历史回顾,用历史归纳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各国产业转型特点进行总结;第四章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六国为例对开放视角下产业转型的规律展开分析。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转型中更为关键和困难的问题,论文第五章从分析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条件出发,以新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升级专门展开论述。第六章提出了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及路径,并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下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进行了进一步论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内外文献也非常多,但都是从某一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论述,缺乏从更全面的高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理论梳理,论文从国际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五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尽管论文在制度学派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理论维度方面还缺少实证研究,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经典理论的提出就是从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中总结出来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国际分工程度的深化,包括经济理论研究维度的扩展,近年来有关产业转型国际比较的研究大多是零星的,或者说以两两比较、区域比较为主(如中印、中美、金砖国家等的比较)。本文选择了英美德日印韩六个国家作为典型国家,从产业发展史的角度对各国产业转型升级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寻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的规律,这种比较视角也是论文的创新点之一。论文用逻辑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上述六国外贸发展、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的数据为蓝本,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视角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重点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分析:①对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②对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联动以及外贸商品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联动进行深入探讨;③以韩国为例对参与国际分工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上述六国中,德、日、韩三国可以说是赶超型经济发展在欧洲和业洲的典范。论文从分析中国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外部条件、根本条件、制度条件和要素条件出发,以新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思想为基础,用案例实证的方法,分别从系统竞争力、从内部发展、政府干预三个面解读了德、日、韩三国产业转结构转型升级中的独特之处,认为需要从更广阔的理论视角来认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产业升级问题,从而明确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然环境约束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论文的结论主要包括:1、经济开放有利于一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这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产业转型升级共同的发展规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越有利于该国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发挥优势产业的作用。论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真理。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要素资源,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本国生产要素的质量。2、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间的表现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轻易得出经济增长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结论,也不能说产业结构转型一定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时间序列上看,与产业结构相比,各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不平稳性。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应该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转变,并从更广泛地层面理解发展的内涵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3、对赶超型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的干预推动必不可少,但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市场制度。结合新结构主义理论认识德日韩三国相对成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对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而言意味着要用系统竞争力的思想代替相对狭隘的竞争优势理论,用“从内部发展”的思想构建本国的技术创新体系,而政府需要在整个发展进程中处理好自己的管理边界,以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和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为宗旨,努力建设监管型政府。4、中国的产业转型绕不开重工业化,但重工业化并不必然等于高碳化,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全球性选择,中国也必须跟上这一转型步伐;在全球产业链的各环节中,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就是要谋求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并以此来增强抵御长期经济风险的能力。5、应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认识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国家层面主要是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约束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来消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制度障碍;产业层面则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并通过广泛的产业间区域合作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层面要做到审慎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入,分层推进、逐步转型,在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中探索“开放式创新”的新路。6、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方向性指导。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中国消费型经济形感的作用以及大力推进本国城市化进程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同步意义;而在全方位开放中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王晓策[10](2012)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结构失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内需结构作为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结构能否实现比例协调、均衡发展,对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速高位运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然而,近年来,国际国内社会经济情势复杂多变,各国经济波动剧烈,总体增长速度趋于放缓。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开始蔓延,中国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审视过去的发展历程,在成就的背后,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羁绊着中国经济的前行。究其根源,经济结构失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渊薮。“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党和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经济社会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并致力于将调节内需结构摆在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心位置。摒弃依赖出口拉动、投资驱动、粗放型增长等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处理好国内投资与消费关系,将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实现内需总量扩大与结构优化以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当前理论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正是在这种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内需结构失衡问题亟待解决的时代要求下,本人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结构失衡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加以深入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从我国投资与消费发展过程的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研究方法,对内需结构问题进行系统审视。从分析投资与消费性质及比例关系入手,以建国以来内需结构及相关经济指标走势的演进轨迹为依托,探讨了内需结构总体及分量比例失衡的表现,以及对经济产生的负面约束。在对其失衡致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对调整内需结构失衡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策。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观点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总结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二章,内需结构问题基础理论述评。首先,对内需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范畴的基本内涵做以进一步明确的界定和解析;其次,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思想、西方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我国学者关于投资与消费理论综述的梳理与总结,为后续研究做好理论铺垫;最后,结合对上述理论的简评,提出了对投资与消费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及内需结构协调标准四个方面的再认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我国内需结构变迁过程及现状透视。本章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内需结构的演进历程,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内需结构中投资与消费总体比例失衡、投资结构中产业间投资结构比例失衡、城乡及区域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失衡、非生产性民生类投资比例失衡,以及消费结构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例失衡、城乡间居民消费比例失衡、城镇居民内部消费需求比例失衡。综合上述内需结构总量及分量失衡的表现,笔者从经济、社会、环境、人文多视角总结出内需结构失衡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第四章,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本章挖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从纵向看,不仅有历史积淀,国情制约,还有体制转型影响;从横向看,不仅有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经济发展理念的偏误,还有社会保障的缺陷。通过分析,对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原因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为后续解决问题明确方向。第五章,调整内需结构的国际经验借鉴。本章选取美国、日本、印度、巴西为代表,介绍四国在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上的政策措施,通过分析各国调整内需结构的经验,为后续制定调整内需结构的路径提供了几点有益的启示:扩大消费的前提在于提高居民消费预期及能力;投资的政策导向应向中、小、微民营企业倾斜;优化投资结构应注重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内需结构的调整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第六章,我国内需结构调整的原则及对策思考。本部分为论文的结论部分,首先提出了调整内需结构应注重的四点原则:秉承系统思维与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市场主导与政府服务的原则;坚持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原则;继续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原则。最后在具体对策方面,从经济体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投资结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等角度提出调整内需结构的对策建议。这些措施包括:改革财税体制,完善金融服务;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质量;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消费预期。本文以内需结构失衡为研究对象,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论文写作,力求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得出对现实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思考成果。
二、扩大内需应注意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扩大内需应注意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贡献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3.1.1 模型设定 |
3.1.2 模型均衡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3)“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总要求 |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变化 |
三、“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具体任务 |
四、“十四五”时期以提升金融改革发展的效率为重点 |
五、“十四五”时期必须更加注重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
“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动态均衡* |
一、全球经济疫后重建面临三大挑战 |
(一)新冠疫情大流行对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
(二)债务负担攀升潜藏金融危机 |
(三)疫情防控产生新贫困人口 |
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硬约束 |
(一)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下调压力 |
(二)经济安全存在风险隐患 |
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动态均衡 |
(一)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投资消费结构更趋均衡 |
(三)加快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迈上新台阶 |
(四)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自主创新取得突破 |
(五)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 |
(六)多方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补齐民生短板 |
(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筑牢经济安全底线 |
四、“十四五”末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有望超过14000美元 |
“十四五”时期税收制度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
一、内外部环境变化及发展战略转型 |
二、变革社会中现行税制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
三、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积极回应当前与未来挑战 |
“十四五”时期财政改革的主要任务 |
一、把握财政自身工作的主线索 |
二、找准财政健全宏观治理体系的发力点 |
“十四五”时期国家审计的重点任务 |
“十四五”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与新举措 |
一、国际市场萎缩、六稳六保新挑战与双循环发展 |
二、数字技术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发展新挑战与数字化转型 |
三、国际经贸规则重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挑战与改革开放双轮驱动 |
四、全球环境风险突出、贸易可持续发展挑战与全面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
五、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家安全挑战与预警防范体系建设 |
“十四五”时期流通领域新变化、新挑战 |
“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
一、准确把握“十四五”期间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 |
二、着眼发展趋势,厘清“十四五”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
三、顺应发展要求,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 |
1.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破除隐性壁垒 |
2.创新监管方式,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 |
3.总结推广改革试点经验,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4.强化要素支撑,夯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基础 |
“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韧性城市建设 |
二、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 |
三、城市群、都市圈与区域协调发展 |
四、房地产市场调控与长效机制建设 |
“十四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
“十四五”时期应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
一、发展格局的变化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二、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
(4)产业结构、房价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结构与房价互动传导的相关研究 |
1.2.2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1.2.3 房价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产业结构、房价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2.1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 |
2.1.1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1.2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2 房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 |
2.2.1 房价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 |
2.2.2 房价的经济增长抑制效应 |
2.3 产业结构与房价对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 |
2.3.1 产业结构对房价的影响 |
2.3.2 房价波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2.3.3 产业结构与房价交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产业结构、房价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3.1 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 |
3.1.1 产业结构的总体情况 |
3.1.2 产业结构的时空分布 |
3.2 房价的基本情况 |
3.2.1 房价的总体情况 |
3.2.2 房价的时空分布 |
3.3 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
3.3.1 经济增长的总体情况 |
3.3.2 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布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结构、房价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检验 |
4.1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4.1.1 计量模型设定 |
4.1.2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 基本检验 |
4.3.1 单位根、协整检验和VIF检验 |
4.3.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1 空间面板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2 稳健性检验 |
4.4.3 产业结构与房价交互的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结构、房价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区际差异化与增长路径分析 |
5.1 区际差异化分析 |
5.2 经济增长路径分析 |
5.2.1 经济集聚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5.2.2 经济波动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5.2.3 经济效率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关于产能过剩内涵的研究 |
第二节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一、从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二、从非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第三节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研究 |
一、出口贸易与产能过剩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 |
第五节 研究综述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演变历程与现状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 |
一、第一轮产能过剩 |
二、第二轮产能过剩 |
三、第三轮产能过剩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变化特征 |
一、由阶段性向持续性发展 |
二、由结构性向全面性蔓延 |
三、由周期性向体制性转变 |
四、由内需型向外需型拓展 |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
一、外部需求 |
二、外资比重 |
三、技术水平 |
四、市场集中度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
一、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 |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三、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四、绝对σ收敛性检验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背景、基础与风险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 |
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产业格局加速调整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 |
一、政治环境持续稳定 |
二、工业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三、产业技术水平有效提高 |
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化 |
五、金融支持体系逐渐完善 |
六、企业竞争力日渐提升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能风险 |
一、宏观环境层面 |
二、行业环境层面 |
三、企业内部层面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第二节 可行路径 |
一、出口贸易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一、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二、模型设定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二、模型设定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六章 主要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经验与启示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一、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二、日本产能转移经验 |
三、德国产能转移经验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与本文相关的货币政策文献梳理 |
1.2.2 关于安倍经济学及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1.3 结构安排及分析方法 |
1.3.1 结构安排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 |
第2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
2.1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
2.2 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2.3 机动的财政政策 |
2.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支出 |
2.3.2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收入——安倍税收学的主要内容 |
2.4 经济成长战略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基于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视角 |
3.1 日本银行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
3.1.1 规则性货币政策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定义 |
3.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分类 |
3.2 规则性货币政策和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对称性研究——基于WALSH产出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方程分析 |
3.2.1 模型设计 |
3.2.2 模型假设 |
3.2.3 变量选择 |
3.2.4 模型检验 |
3.3 不同时期内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研究 |
3.4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 |
3.4.1 2014 年和2018 年日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及其原因 |
3.4.2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低迷 |
3.4.3 以规则性货币政策为主、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为辅的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原因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 |
4.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背景 |
4.1.1 货币数量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 |
4.1.2 日元贬值的目标难以实现 |
4.1.3 “负利率政策”的导入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
4.1.4 日本银行的“单兵作战”陷入困境 |
4.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及主要特征 |
4.2.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内容 |
4.2.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的主要特征 |
4.3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 |
4.3.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新政”面临的挑战 |
4.3.2 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4.3.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金融缓和“新政”面临的前景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安倍经济学机动的财政政策及其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5.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及有效性分析 |
5.1.1 日本的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性质 |
5.1.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
5.2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分类 |
5.3 机动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5.3.1 机动的财政政策中政府支出的评价 |
5.3.2 安倍税收学的评价 |
5.4 机动的财政政策与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关系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6.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6.1.1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
6.1.2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
6.1.3 日本银行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6.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6.2.1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 |
6.2.2 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渠道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结论 |
7.2 启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7)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概念范畴的界定 |
一、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界定 |
二、居民消费的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节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依据 |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基础理论 |
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 |
第三节 财政支出作用于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 |
一、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二、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三、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第二章 居民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居民消费水平总体特征 |
一、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 |
三、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
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明显 |
五、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低于东部地区 |
第二节 居民消费的结构特征 |
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
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着 |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 |
第三节 形成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分析 |
一、收入水平 |
二、预期的不确定性 |
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水平 |
四、城乡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五、消费环境 |
第三章 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现状分析 |
一、财政规模总量的衡量指标 |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绝对规模持续增加 |
三、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呈U型变化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分析 |
一、维持性支出变动波动大 |
二、经济性支出随经济变化而波动 |
三、社会性支出逐渐增多 |
第四章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一、财政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二、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动态分析 |
一、理论模型 |
二、模型介绍与设定 |
三、变量选择与说明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一、模型选择与设定 |
二、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三、实证结果与证明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空间动态影响 |
一、模型设定 |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
三、实证分析与基本结论 |
第六章 财政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第一节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 |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其他国家差异明显 |
三、我国居民消费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处于较低层次 |
第二节 对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的国际借鉴 |
一、美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二、德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三、日本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第三节 国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经验与启示 |
一、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 |
二、给我国的启示 |
第七章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总体结论 |
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第二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 |
一、增加居民消费的能力与意愿 |
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
第三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途径 |
一、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规模,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
二、优化维持性支出结构,奠定居民消费的良好基础 |
三、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
四、加大社会性支出投入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9)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背景 |
二、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际比较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几组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 |
二、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企业转型 |
三、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
四、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 |
第三节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述评 |
一、国外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述评 |
二、国内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的文献述评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一、研究思路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三、论文内容及框架结构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的理论梳理 |
第一节 国际分工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一、国际分工理论概述 |
二、国际分工理论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规律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 |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 |
一、结构主义学派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 |
二、创新驱动理论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第四节 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产业转型问题的启示意义 |
第五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以消费型经济为主导 |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以城市化进程为重点 |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以低碳经济为导向 |
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满足公平目标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典型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特点比较 |
第一节 典型国家的选取及特点比较的原则 |
一、典型国家的选取及理由 |
二、各国产业转型特点比较的原则 |
第二节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点 |
一、英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二、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三、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四、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第三节 韩国、印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一、韩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二、印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特点 |
第四节 典型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点分析的启示 |
一、发达国家产业转型特点分析的启示 |
二、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特点分析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开放视角下典型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规律 |
第一节 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分析 |
一、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 |
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产业转型的关系 |
第二节 开放视角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 |
一、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产业转型的联动 |
二、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产业转型的联动 |
第三节 参与国际分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 |
一、深化国际分工促进技术创新的机理 |
二、通过国际分工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实证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开放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中的结构升级问题 |
第一节 中国在产业结构转型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分析 |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外部条件:外需滑坡倒逼产业转型 |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条件:企业“自生能力”的形成 |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条件:监管型政府的崛起 |
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素条件——要素全球流动的视角 |
第二节 新结构主义理论述评及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的启示 |
一、新结构主义理论主要观点述评 |
二、新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中实现结构升级的启示 |
第三节 产业结构转型中结构升级的案例分析 |
一、用系统竞争力思想解读德国经济长期相对稳定增长 |
二、用“从内部发展”思想认识日本的自主创新战略 |
三、从政府的职能边界及制度环境角度看韩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 |
第一节 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 |
一、重工业化还是低碳化的方向选择 |
二、谋求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
第二节 开放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 |
一、国家层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消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障碍 |
二、产业层面: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化中提高产业间区域合作水平 |
三、企业层面:选择战略新兴产业分层推进、稳步升级 |
第三节 全球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一、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与消费型经济的形成 |
二、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
三、在全方位开放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录 六国FDI和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实证 |
后记 |
(10)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结构失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3 论文思路和框架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内需结构基础理论述评 |
2.1 基本范畴的内涵界定 |
2.1.1 内需及内需结构 |
2.1.2 投资及投资结构 |
2.1.3 消费及消费结构 |
2.2 内需结构相关理论综述 |
2.2.1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2.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思想 |
2.2.3 西方学者关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理论 |
2.2.4 我国学者关于内需结构的代表性观点 |
2.3 理论的反思与简评 |
2.3.1 对投资与消费性质及辩证关系的再认识 |
2.3.2 对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再认识 |
2.3.3 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再认识 |
2.3.4 对内需结构协调标准的再认识 |
第3章 我国内需结构变迁过程及现状透视 |
3.1 内需结构历史演进 |
3.2 内需结构失衡表现 |
3.2.1 内需结构总体比例失衡 |
3.2.2 投资需求内部结构比例失衡 |
3.2.3 消费需求内部结构比例失衡 |
3.3 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3.3.1 投资过度破坏生态环境 |
3.3.2 消费疲软抑制科技创新 |
3.3.3 发展方式转变难于推进 |
3.3.4 经济增长潜力严重不足 |
第4章 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4.1 二元结构的制约 |
4.1.1 城乡公共品差异化供给 |
4.1.2 农村市场开发严重不足 |
4.1.3 剩余劳动力非协调性转移 |
4.2 经济政策的跛脚效应 |
4.2.1 分配政策不公平 |
4.2.2 产业政策不协调 |
4.2.3 税收政策不合理 |
4.2.4 金融政策不完善 |
4.3 发展理念的偏误 |
4.3.1 重外需而轻内需 |
4.3.2 重速度而轻质量 |
4.3.3 重城镇而轻农村 |
4.3.4 重积累而轻消费 |
4.4 政府职能的错位 |
4.4.1 主导投资越位 |
4.4.2 服务民间投资缺位 |
4.4.3 对消费市场监管不力 |
4.5 社会保障的缺陷 |
4.5.1 保障制度不完善 |
4.5.2 保障体系不健全 |
4.5.3 保障水平偏低 |
第5章 调整内需结构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措施 |
5.1.1 美国内需结构的变化及调整手段 |
5.1.2 日本调整内需结构的经验性做法 |
5.2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措施 |
5.2.1 印度内需结构演变概况 |
5.2.2 巴西内需结构调整措施 |
5.3 对我国内需结构调整的启示 |
5.3.1 扩大消费前提在于提高居民消费预期及能力 |
5.3.2 投资政策导向应向中、小、微民营企业倾斜 |
5.3.3 优化投资结构需注重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
5.3.4 调整内需结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 |
第6章 我国内需结构调整原则及具体对策 |
6.1 内需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 |
6.1.1 秉承系统思维与统筹兼顾原则 |
6.1.2 遵循市场主导与政府服务原则 |
6.1.3 坚持发展速度与质量并重原则 |
6.1.4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原则 |
6.2 内需结构调整的具体对策 |
6.2.1 改革财税体制,完善金融服务 |
6.2.2 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
6.2.3 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质量 |
6.2.4 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 |
6.2.5 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消费预期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扩大内需应注意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J]. 何德旭,汪红驹,马珺,何代欣,汪德华,赵瑾,依绍华,刘奕,李超,戴学锋,于树一. 财经智库, 2021(01)
- [4]产业结构、房价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孙倩倩. 湘潭大学, 2020(02)
- [5]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唐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安倍经济学与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王晗. 吉林大学, 2019(04)
- [7]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D]. 李翠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8]“十三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对话九位经济学者[J]. 余斌,平新乔,张占斌,白永秀,李建伟,陈彦斌,王宏淼,米本家,刘刚,王佳宁,罗重谱. 改革, 2015(01)
- [9]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研究[D]. 陈红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7)
- [10]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结构失衡问题研究[D]. 王晓策. 吉林大学, 2012(08)
标签:财政支出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