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脑积水患者脑室穿刺的脑脊液细胞学改变初步观察（论文文献综述）
林爱清[1]（2021）在《结核性脑膜炎长期不良预后和耐药的风险因素及其早期诊断方法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背景:结核性脑膜炎（Tuberculous meningitis,TBM）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结核性炎症、脑水肿、脑积水等引发的脑膜刺激症和发热、头痛等结核中毒症状群,具有致死率和致残率高等特点。荟萃分析显示,TBM的死亡风险为24.7%,成人晚期艾滋病（HIV）患者中死亡率超过50%,幸存者神经系统后遗症风险高达51%。近年来因为人口流动、HIV发病率增加及耐药性结核病例增加等因素影响,结核性脑膜炎发病率呈升高趋势,因为其临床表现不典型,早期诊断困难,误诊率高,重症患者致死率和致残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早期诊断,联合应用易透过血脑屏障的抗结核药物,积极有效的处理颅内高压,以减少后遗症和防止复发,是TBM的主要治疗原则。临床上,多数TBM患者起病缓慢,偶见急性起病,正确诊断取决于对结核性脑膜炎病理生理过程和特点的充分认识,对其临床表现、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的正确评价,以及对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结核病灶的取证。因为亚临床感染的广泛存在,结核菌素试验对成年人诊断意义不大,脑脊液细胞计数、葡萄糖水平、氯化物水平和蛋白质水平等通常与其他脑膜炎相似。此外不合理或不恰当的治疗使患者临床表现和脑脊液改变不典型,从而增加了诊断难度。考虑到TBM的诊断方法尚不完善,TBM早期诊断需要新的技术或方法。TBM诊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症状和体征的非特异性,而作为重要诊断标本的脑脊液中结核菌数量非常少,难以早期鉴别诊断。发热、头痛、呕吐、精神状态改变和脑膜刺激征是TBM患者最常见的初始症状,但这些症状在多种疾病中可以出现,缺乏疾病特异性。WHO推荐四联方案治疗TBM,但治疗TBM的抗结核药物透过血-脑脊液屏障能力不同和杀死MTB的能力存在差异,患者个体化的脑膜炎炎症反应及重症患者比如脑积水、脑结核瘤等病变的压迫效应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所以TBM的预后个体间差异很大,需要深入了解TBM的病理生理学、临床特征等因素。4岁以下儿童、老年人群及艾滋病人等免疫力低下者是TBM的易感人群,多项研究对儿童TBM、HIV合并TBM、老年TBM临床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改善相应类型TBM诊断水平和治疗策略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TBM通常被认为是HIV患者的机会性感染,但在免疫功能正常的HIV阴性个体中也可以观察到TBM发病。国外研究显示,皮质类固醇的长期大量应用、肝胆脏器疾病等是TBM的常见因素,但部分患者没有合并基础疾病,也会患TBM。中青年人群是TBM患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较少见对该群体TBM患者临床特征及长期预后影响因素的报道。耐药性的出现对全世界结核病的控制提出了紧迫的挑战,2018年,全球估计有500000例结核病病例（在1000万例结核病病例中）对利福平耐药,利福平是一线抗结核治疗的关键药物之一,一旦耐药,就需要应用昂贵的二线抗结核药物,耐药患者治疗时间延长,治疗时出现的毒副反应增加,平均治疗成功率只有56%。尽管近年来在开发抗TB的简化预防方案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但由于目前没有检测潜伏性结核感染（LTBI）的方法来确定感染菌株的药物敏感性,因此抗TB感染的预防性治疗变得复杂。2016年至2017年,在30个耐多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有6个国家报告的耐多药结核病病例数增加了 30%以上。2018年全世界估计有48.4万例耐多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MDR/RR-TB）的发病病例。2019年,全球3.3%的新发结核病病例和17.7%的先前治疗病例是MDR-TB,在中国,7.1%的新病例和23%的先前治疗病例属于MDR-TB,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一些研究表明,最近耐多药结核病菌株和广泛耐药菌株的传播已变得越来越严重,传播模式占主导地位,不仅仅是抗生素使用不当引起耐药性的出现,这突出了 DR-TB防治的重要性。正如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的共识,控制DR-TB的流行对全球结核病控制和公共卫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研究显示,2017年耐多药结核病的平均成本为7141美元,几乎是药物敏感结核病的6倍,给患者和医务工作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随着结核病治疗从标准化治疗转向个体化治疗,有关人群耐药模式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国结核病高发的背景下,重视结核杆菌的耐药特点,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决策依据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耐药及耐多药结核病的流行,耐药性TBM患者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预后。在耐药性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治疗中,早期诊断、经验性治疗、调整治疗方案对患者的预后尤为重要,发现耐药TBM患者的早期临床特征,可能为耐药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和及时治疗提供依据。目前TBM诊断的金标准是脑脊液中检测到MTB,但是脑脊液涂片抗酸染色的阳性率仅为10%,而脑脊液MTB培养耗费时间较长,通常需要2周以上时间,而且培养的阳性率只有20%～30%,对于临床的早期诊断价值有限。近年来出现了多种新的结核病的诊断技术,其中分子诊断技术是近几年的重要突破,其代表即Xpert MTB/RIF方法。但无论是传统的脑脊液MTB培养法还是新的Xpert MTB/RIF检测法,其诊断结核性脑膜炎的敏感度仍然很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通量测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已经成功应用于肿瘤、糖尿病、产前诊断、临床病原体检测等领域,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是一种新兴的高通量测序方法,可以快速的对DNA或RNA样本的碱基进行测序,该技术目前已被报道用于细菌、真菌和病毒等多种病原体的诊断,尤其是该技术已被报道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然而,该技术对于TBM的诊断价值尚未明确。目的:第一部分:探讨中青年TBM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影响其长期不良预后的风险因素。第二部分:探讨耐药TBM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分析产生耐药的危险因素。第三部分:评价二代测序技术对于TBM患者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第一部分:收集山东省胸科医院2009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住院治疗的中青年TBM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随访5年时功能预后。首先根据预后对临床资料进行卡方检验或t检验,对其中有统计意义（P<0.05）的变量赋值（连续变量或定义变量）,然后经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长期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二部分:收集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住院治疗的培养阳性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收集患者的临床、实验室数据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为了确定耐药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并找到可能导致耐药的危险因素,我们采用了单变量比较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第三部分:前瞻性纳入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于山东省胸科医院就诊的临床怀疑结核性脑膜炎的患者共50例,并跟踪随访其诊疗结局。送检脑脊液标本均进行二代测序,测序所得原始序列与病原微生物数据库进行对比得到最终结果。二代测序结果以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唯一比对序列为阳性,未检测到唯一比对序列为阴性。以符合脑脊液结核菌培养阳性、涂片阳性、Xpert MTB/RIF检测阳性及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阳性等4项中至少1项即为确诊结核性脑膜炎患者;临床可疑结核性脑膜炎且抗结核治疗有效为临床诊断患者;有其他病原学依据或临床排除结核性脑膜炎者为非结核性脑膜炎患者。分析二代测序在结核性脑膜炎早期诊断中的敏感性和特异度。结果:第一部分:本研究共筛选600例患者,其中男339例,女261例,平均年龄（36±19）岁;预后不良率42.17%（253/600例）。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预后患者年龄（t=-3.723,P<0.05）、分期（Z=-4.789,P=0.000）、意识改变（χ2=10.198,P=0.001）、认知功能障碍（χ2=7.813,P=0.000）、颅神经麻痹（χ2=5.911,P=0.041）、外周神经功能异常（χ2=14.179,P=0.017）、脑膜刺激征（χ2=6.951,P=0.008）、脑脊液蛋白含量（Z=-4.835,P=0.015）、脑积水（χ2=11.564,P=0.001）、脑梗死（χ2=7.142,P=0.017）、耐药结核（χ2=0.217,P=0.004）存在统计学差异。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OR1.059,95%CI1.025,1.087),P=0.000]、意识改变[OR=3.545,95%CI（1.069,10.685）,P=0.037]、MRCⅢ期[OR=23.985,95%CI（3.878,40.129）,P=0.000]、脑积水[OR=2.917,95%CI（1.049,8.613）,P=0.023]、脑梗死[OR=3.178,95%CI（0.981,8.173）,P=0.019]、耐药结核[OR=l1.672,95%CI（1.681,30.112）,P=0.001]与是导致预后不良的风险因素。第二部分:本研究共筛选164例结核菌培养阳性患者,其中耐药结核性脑膜炎41例（25%）。耐药结核性脑膜炎比药物敏感结核性脑膜炎有更高的死亡率（46.3%vs 8.9%,P<0.001）。住院时间（OR 1.059,95%CI 1.025,1087）、呕吐（OR 3.545,95%CI 1.069,10.685）、脑脊液 ADA（OR 3.178,95%CI 0.981,8.173）、脑脊液中性粒细胞学占优势（OR 11.672,95%CI 1.681,30.112）、既往结核病史（OR 23.985,95%CI 3.878,40.129）、合并其他脏器结核（OR 8.161,95%CI 1.235,11.269）、年龄（OR 5.471,95%CI 1.051,8.954）、性别（OR 5.471,95%CI 1.051,8.954）、脑压（OR2.917,95%CI 1.049,8.613）为耐药结核性脑膜炎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三部分: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患者22例中Xpert MTB/RIF检测阳性13例,培养阳性6例,结核核酸PCR检测阳性5例,临床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患者12例,非结核性脑膜炎患者16例。在确诊及临床诊断患者中,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系列20例,敏感度为58.8%（20/34）,特异度为100%（16/16）。在确诊患者中,二代测序的敏感度为63.6%（14/22）;在同步进行结核分枝菌培养、Xpert MTB/RIF检测与二代测序的50例标本中,以临床诊断为标准,3种方法的特异度均为100%（16/16）;传统方法、Xpert MTB/RIF检测及二代测序的敏感度分别为29.4%（10/34）、38.2（13/24）和58.8（20/34）,传统检测方法与二代测序敏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cNemar检验:χ2=8.333、P=0.013）,Xpert MTB/RIF 检测及二代测序比较（χ2=8.333、P=0.065）,差异性无显着性。传统方法与二代测序联合检测的敏感度高达82.4%（28/34）。结论:第一部分:年龄、MRC Ⅲ期、意识改变、脑积水、脑梗死、耐药结核是结核性脑膜炎长期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二部分:耐药结核性脑膜炎比药物敏感性结核性脑膜炎的死亡风险更高,预后更差,男性、未婚、住院时间、呕吐、脑脊液ADA、脑脊液中性粒细胞数占优势、既往结核病史、合并其他脏器结核为耐药结核性脑膜炎的独立危险因素。第三部分:二代测序技术能够较快速地检测脑脊液中的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且其敏感性和特异度均较显着,可作为结核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指标。二代测序联合传统检测方法可提高检出率。
杨少波,赵杰[2]（2020）在《分流手术治疗肺癌软脑脊膜癌病长期疗效观察与文献回顾》文中提出目的观察分流手术治疗肺癌软脑脊膜癌病的长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2020年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实施分流手术的13例肺癌软脑脊膜癌病患者的临床与随访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分流手术后效果、分流手术并发症、生存时间进行分析。结果 13例患者中男5例、女8例,平均年龄50.8岁（34～64岁）。所有患者术前腰椎穿刺测压>250 mmH2O且均存在颅高压相关的头痛,实施分流手术后所有患者头痛迅速明显缓解,其中3例住院期间腰椎穿刺测压证实颅内压下降至100 mmH2O以下。随访1～15个月,9例死亡,4例存活;期间1例发生腹腔积液,1例发生心房端堵管。结论肺癌软脑脊膜癌病患者的颅高压症状可以通过分流手术长期有效缓解,且其脑脊液性状可能并不增加分流管功能障碍的发生概率。该类患者预后不良,其治疗仍需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韩伟杰[3]（2020）在《Krause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术后小脑损伤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文中提出目的回顾性分析26例经Krause入路进行手术的松果体区病变患者的临床数据资料,研究经Krause入路松果体区肿瘤切除术后发生小脑损伤的危险因素,为松果体区肿瘤手术入路选择和术后小脑损伤的预防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2年9月至2019年9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经Krause入路切除治疗的26例松果体区病变患者相关资料,应用单因素分析年龄、性别、手术时长、入路方式、病理类型、脑积水、切除程度、直窦角度、病变大小、矢状位病变距直窦延长线最大距离（上、下）、轴位病变距中线最大距离、病变深部距硬膜距离、病变浅部距硬膜距离、直窦延长线与胼胝体的高低关系、病变与顶盖的前后关系、病变质地、术前是否脑室外引流、术中是否脑室穿刺等因素是否与术后小脑损伤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小脑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表明手术时长（P=0.023）、直窦角度（P=0.002）和矢状位病变距直窦延长线下方距离（0.039）与术后小脑损伤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直窦角度（P=0.005）是预测松果体区病变经Krause入路术后小脑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年龄、入路方式、病理、脑积水、切除程度、病变最大直径、矢状位距直窦延长线上方距离、轴位距直窦延长线最大距离、病变深部距硬膜距离、病变浅部距硬膜距离、直窦延长线与胼胝体高低关系、病变与顶盖前后关系、病变质地、术前是否脑室引流、术中是否脑室穿刺与术后小脑损伤无关（P>0.05）。结论1.Krause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时,手术时长和矢状位病变距直窦延长线下方距离与小脑损伤有关,直窦角度为术后小脑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2.术前对直窦角度进行评估能够预测术后发生小脑损伤的风险,对于直窦角度越大的患者,经Krause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时术后小脑损伤的可能性就越高,可以选择其他入路进行手术。3.手术时间过长及矢状位病变距直窦延长线下方距离过大,术后可能发生小脑损伤,术后应密切关注小脑损伤的可能。
马春华[4]（2020）在《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脑脊液基因检测临床研究》文中指出背景: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预后较差,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肺腺癌脑（膜）患者可以从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治疗中明显获益。因此,明确脑转移瘤的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方案非常重要,但目前有关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脑转移瘤和脑脊液的分子特征研究数据仍然非常有限。目的:本课题主要是对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行脑脊液基因检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讨脑脊液基因检测的临床价值。（1）明确肺腺癌脑转移脑脊液的分子特征;（2）明确肺腺癌脑膜转移脑脊液的分子特征及临床指导意义;（3）明确肺腺癌脑膜转移脑脊液ctDNA变化的临床意义。对象和方法:（1）对比分析5例肺腺癌脑转移患者的脑转移瘤组织、CSF循环肿瘤DNA、血浆ctDNA和CTCs 4份标本的二代测序（NGS）结果;对比分析11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与10例肺腺癌脑转移患者的CSF循环肿瘤DNA、血浆ctDNA和CTCs 3份标本的二代测序结果。（2）收集20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NGS法对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的脑脊液ctDNA和外周血ctDNA双标本进行基因检测并对比分析检测结果,亚组分析初诊的肺腺癌脑膜转移和复诊的脑膜转移脑脊液ctDNA和外周血ctDNA的分子特征,应用检测结果指导临床制定治疗方案,通过疗效评价对基因检测结果进行验证。（3）收集8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在接受EGFR-TKIs分子靶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CSF标本,进行CSF常规、生化检查、细胞学检查、肿瘤标志物检查、NGS法基因检测,对脑脊液检查指标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1）共21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进入本研究,10例为肺腺癌脑实质转移患者,11例为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1）5例肺腺癌脑转移患者的CSF和脑转移瘤组织基因检测结果提示EGFR、TP53基因突变状态一致,脑脊液ctDNA具有独特的基因谱。（2）21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脑脊液ctDNA、血浆ctDNA和CTCs 3份标本的基因突变检出率分别为95.24%、66.67%、39.09%,脑脊液标本EGFR基因突变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外周血ctDNA、CTCs（P<0.05）。（3）、脑膜转移患者脑脊液标本EGFR基因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脑实质转移患者（81.82%Vs 3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8）。（2）共20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进入本研究,初诊的脑膜转移患者4例（20.0%）,复诊的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16例（80.0%）。（1）20例患者接受脑脊液和血液标本基因检测,EGFR基因经典突变检出率分别为45.0%、20.0%,非经典突变和复合突变的检测率分别为45.0%、10.0%。脑脊液和血液基因检测的EGFR基因阳性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2）16例复治的脑膜转移中,7例患者根据脑脊液和血液基因检测结果调整靶向药物,客观缓解率（ORR）:85.71%,疾病控制率（DCR）:100%。（3）4例初诊脑膜转移患者中,3例EGFR阳性患者接受EGFR-TKIs治疗,ORR为75.0%,DCR为75.0%。（3）收集8例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全组病例用药前后脑脊液细胞学、常规、生化、脑脊液CEA检查结果均无明显差异。用药前后脑脊液基因检测EGFR突变为相同位点,均未发现耐药突变,但检测丰度明显低于首次检测的丰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结论:（1）脑脊液ctDNA具有更高的检测敏感性和存在独特的驱动基因突变谱,脑脊液ctDNA可以更好地代表颅内病变的分子特征,尤其针对脑膜转移患者。（2）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脑脊液标本较外周血标本具有更高的EGFR基因突变阳性率,脑脊液标本检测出更高比例的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可能提示了在接受EGFR-TKIs治疗过程中出现临床症状进展的脑膜转移患者的脑脊液具有独特的分子特征,患者病情进展不能简单的用耐药基因来解释,可能与EGFR基因非经典突变导致了对药物不敏感有关,而有一些非经典突变的临床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3）脑脊液CEA值和突变基因的丰度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降低,但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这可能是患者病情缓慢进展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因为耐药位点的出现。脑脊液基因检测可能被用于动态监测脑膜转移的肿瘤负荷情况,对接受EGFR-TKIs治疗的疗效和预后评估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董军成[5]（2020）在《前循环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应用腰大池引流的拔管时机探讨》文中研究说明背景:颅内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SAH）是神经外科及神经介入科常见的急危重症之一。SAH后再出血以及蛛网膜下腔中血性脑脊液（CSF）所引发脑血管痉挛（CVS）[1]、脑水肿、迟发性缺血性神经功能损害（DIND）[2]、分流依赖性脑积水（SDHC）[3]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使aSAH病死率达30%～50%[4-6]。最新研究显示相比开颅夹闭,血管内栓塞能明显降低致残致死率[7,8],使越来越多的aSAH患者选择血管内栓塞治疗。虽然血管内动脉瘤栓塞术能及时地控制动脉瘤破裂再出血,但是蛛网膜下腔的积血不能随介入手术所清除。目前很多研究显示,腰大池置管引流术（LD）能够及时有效的引流蛛网膜下腔的血性脑脊液,对于置换血性脑脊液、降低颅内压及减少SAH并发症、改善预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1-14]。但是,LD有许多相关并发症急需进一步探讨和预防[15-17]。其中LD相关CSF感染的发病率文献报道1%-18%[18-20],以其高发病率及高病死率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很多中心进行了置管感染相关因素方面的探索,譬如手术操作与导管相关感染关系、置管时间长短与感染风险的关系、每日留取标本化验是否增加感染风险、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能否降低CSF感染率等[20-22]。其中,很多研究提示引流管留置时间过长是导致置管引流发生CSF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20,23,24]。回顾既往文献,对于aSAH病人,腰大池持续引流后的拔管时机、持续引流时间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对LD相关CSF感染的预防和管理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很有必要对aSAH术后放置腰大池引流管的拔管时机进行进一步探究。目的:回顾性分析连续一段时期内前循环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应用LD的病例资料,探讨aSAH栓塞术后LD合适的拔管时机,分析LD的拔管时机与CSF感染、临床预后的关系。同时,也对意外脱管、堵管的病例给出是否再次进行LD治疗的建议。方法:搜集河南大学淮河临床学院神经外科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介入科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前循环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应用腰大池引流术的首次SAH病例,病种涉及颈内动脉颅内段动脉瘤、前交通动脉瘤、大脑中动脉M1段及其分叉部动脉瘤。所有病例在动脉瘤血管介入栓塞治疗后放置LD。收集所有入组病例年龄、性别、LD持续时间、拔管前脑脊液中RBC计数、CSF感染时LD持续时间、拔管后发生脑梗死、脑积水情况以及出院后6月m RS评分。应用IBM 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百分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及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多样本Kruskal-Wallis检验,变量相互关系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共收集病例332例,男性128例,女性204例,男性:女性≈1:1.6;年龄34～80岁,平均（59.11±10.76）岁,Hunt-Hess分级Ⅱ级、Ⅲ级、Ⅳ级分别为190例、97例、45例;其中,LD术后CSF感染36例,总感染发生率10.84%。2.36例CSF感染患者的感染时间主要集中在置管后第6～9天,占72.2%;在CSF感染的后续治疗中,不拔除引流管的病例与拔除引流管后连续腰穿、拔除引流管后重新放置LD的病例6个月预后经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P值分别为0.046、0.044,<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合各组m RS评分,提示不拔除引流管的预后与拔除引流管后连续腰穿、拔除引流管后重新放置LD的预后要差;拔除引流管后连续腰穿与拔除引流管后重新放置LD的病例相比,P=1.000>0.05,说明这两组病例的处理方式对预后无明显差别。3.线性相关分析表明,296例无CSF感染患者拔管时CSF常规中RBC计数与6个月随访m RS评分具有线性回归关系,提示脑脊液中RBC计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m RS评分。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拔管时脑脊液中RBC计数对SAH患者放置腰大池引流管的效果进行分析,选择最合适的RBC计数范围进行拔管。4.经Kruskal-Wallis检验,173例Hunt-HessⅡ级无CSF感染患者的预后H值为7.748,P=0.257>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对于Hunt-HessⅡ级的aSAH来说,不同CSF中RBC计数的预后无明显差别。5.对87例Hunt-Hess III级无CSF感染患者的预后进行非参数检验,显示拔管时CSF中RBC计数3000～5999/mm3组与6000～9999/mm3组的预后t值为3.610,P=0.005<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3000～5999/mm3组与6000～9999/mm3组的预后有差异,说明Hunt-Hess III级患者的拔管时机为CSF中RBC计数<6000/mm3。6.对36例Hunt-Hess IV级无CSF感染患者的预后进行非参数检验,结果提示拔管时CSF中RBC计数3000～5999/mm3组与6000～9999/mm3组的预后H值为4.333,P=0.037<0.05,有统计学意义,提示3000～5999/mm3组与6000～9999/mm3组的预后有差异,说明Hunt-Hess IV级患者的拔管时机为CSF中RBC计数<6000/mm3。7.在296例无CSF感染的患者中,DIND有18例,发病率6.08%,拔管时CSF中RBC计数<6000/mm3有10例,RBC计数≥6000/mm3有8例,经χ2检验χ2值4.993,P=0.025<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认为CSF中RBC计数<6000/mm3与RBC计数≥6000/mm3的DIND发病率不同,结合各自的组内发病比例（10/218<8/60）,提示拔管时CSF中RBC计数<6000/mm3能降低DIND的发病率。8.在296例无CSF感染的患者中,发生SDHC共有30例,发病率10.14%,拔管时CSF中RBC计数<6000/mm3有16例,RBC计数≥6000/mm3有14例,经χ2检验χ2值10.591,P=0.001<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认为CSF中RBC计数<6000/mm3与RBC计数≥6000/mm3的SDHC发病率不同,结合各自的组内发病比例（16/212<14/54）,提示拔管时CSF中RBC计数<6000/mm3能降低SDHC的发病率。结论:1.对于Hunt-Hess II级的aSAH患者,LD的放置对预后可能没有影响,不建议进行LD,以减少LD相关感染等并发症。2.对于Hunt-Hess III级和Hunt-Hess IV级的aSAH患者,放置LD有利于良好的预后,拔管时机为CSF中RBC计数<6000/mm3,以减少留管时间,这对预防留置引流管所引发的CSF感染可能是有益的。3.对于aSAH患者,拔管时CSF中RBC计数<6000/mm3能降低DIND及SDHC的发病率。4.对于CSF感染的病例,我们的建议是直接拔除引流管,重新放置新的腰大池引流管或连续腰椎穿刺置换感染CSF,并使用敏感抗菌药物。
张欢[6]（2020）在《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参数异常、术后体温变化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脑积水是指由于脑脊液产生、吸收失衡和（或）脑脊液循环受阻,引起脑脊液循环动力学异常,导致脑脊液在脑室、蛛网膜下腔异常积聚,使其部分或全部异常扩大者[1]。脑积水在普通人群中发病率达1%～1.5%,且随人口数量的增长而递增[2]。脑积水是神经外科常见的疾病,其发病年龄范围广泛,从新生儿到成人均可发病。根据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脑积水。继发性脑积水多见于颅脑外伤、出血、肿瘤、感染等[3]。脑积水患者临床表现为颅高压的症状,如头痛、呕吐、视乳头水肿、复视、眩晕等,或出现步态不稳、痴呆、尿失禁“三联症”,或颅内原发病治疗后意识好转的患者逐渐又出现意识障碍加重。脑室腹腔分流术是当前治疗脑积水最常用且有效的方法[4-6]。脑积水患者尽早行分流手术有更好的预后[7]。因此,早期治疗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术后感染是脑室腹腔分流术失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术后近期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术前颅内感染是脑室腹腔分流术的绝对禁忌症[8]。但是对于颅内感染尤其是隐匿性的颅内感染的诊断通常比较困难。临床上以脑脊液细菌培养作为颅内感染诊断的金标准,但是脑脊液细菌培养阳性率低,时间长,临床上很多脑积水患者亟需手术治疗,往往不能通过脑脊液细菌培养结果指导手术。对于绝大多数脑脊液细菌培养阴性的患者,需通过脑脊液中白细胞计数、氯、葡萄糖及蛋白指标并结合临床症状（发热）及体征（脑膜刺激征）进行综合判断是否为颅内感染。因此,颅内感染的临床诊断困难重重,并无统一标准,存在假阴性假阳性等问题[9,10]。神经外科手术术后发热症状较为常见,是诊断颅内感染的诊断至关重要的指标,目前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体温变化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鲜见报道。大部分脑积水患者都处于亟需手术改善症状的阶段,而是否存在颅内感染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方案及预后。在实际临床工作中,许多患者脑脊液中白细胞、氯、葡萄糖及蛋白指标并不在正常范围内,但因病情需要,仍然行脑室腹腔分流手术,术后并未出现颅内感染而拔除分流管。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索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中白细胞、氯化物、葡萄糖及蛋白质异常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以及探索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发热症状与术后感染的关系,为脑脊液异常的脑积水患者指导合适的手术时机,对脑室腹腔分流术后出现颅内感染的早期诊断与及时抗感染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第一章 脑积水与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概述目的概述脑积水与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方法经过文献调研,对脑积水与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进行概述。结果文献综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脑积水的分类、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病因、病原学分布、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及治疗。结论脑积水是神经外科的常见病,尽早手术治疗可改善患者的预后;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诊断并无统一标准,对于确诊或可疑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者应尽早抗感染治疗。第二章 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参数异常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目的研究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中白细胞、氯化物、葡萄糖及蛋白质异常与术后感染的相关性。方法对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2010年至2018年行脑室腹腔分流术的272例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根据术后是否感染,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病、术前脑脊液中白细胞、氯、葡萄糖和蛋白质指标与术后感染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272例患者,术后6月内出现感染25例（9.19%）,其余247例（90.81%）未感染。患者低龄（OR=1.019,P=0.063,95%CI:0.999-1.039）和术前脑脊液中低葡萄糖水平（OR=2.185,P=0.035,95%CI:1.055～4.522）是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进一步通过受试者特征曲线（ROC）分析发现以上两种因素综合后的曲线下的面积为0.688（95%CI:0.578-0.798）。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感染与性别、原发病、术前脑脊液中白细胞、氯和蛋白质水平方面无统计学关系。结论低龄脑积水患者手术治疗应格外注意无菌操作,避免术后感染。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感染与脑脊液中白细胞、氯化物、蛋白质水平异常无关,与脑脊液中葡萄糖水平有关,应待葡萄糖水平正常后再行分流手术。第三章 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体温变化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目的观察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患者体温的变化趋势,探讨其与术后感染的相关性。方法选择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自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行脑室腹腔分流术的272例患者,根据患者术后是否发生颅内感染分为感染组与未感染组。根据术后出现颅内感染的时间将感染患者分为早期感染组和延迟感染组,比较2组患者术后当天、术后第1、3、5、7天的体温及发热情况。结果272例患者中发生颅内感染25例（9.19%）（早期感染21例,延迟感染4例）,未感染247例（90.81%）。与未感染组比较,感染组患者术后第3、5、7天发热率较高,体温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期感染组与延迟感染组患者术后当天,术后第1、3、5、7天发热率及体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患者发热率较高,体温下降较快,自第3天起仍有发热则与术后感染关系密切,对术后感染具有一定的预测意义,应提早考虑抗感染治疗。
赵跃[7]（2020）在《基于癌性脑膜炎脑脊液二代测序的相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癌性脑膜炎（Neoplastic meningitis,NM）又称脑膜癌病（Meningeal carcinomatosis,MC）是指各种恶性肿瘤细胞转移至软脑脊膜、蛛网膜下腔、脑脊液和蛛网膜引起的疾病。约发生于5%～8%的癌症患者中。2018年全球癌症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将会有1810万癌症新发病例和960万癌症死亡病例,接近一半的癌症新发和超过一半的癌症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地区。自从2010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最新癌症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第1位。肺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之一是脑部,3%～5%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会发生癌性脑膜炎。然而,目前的NM诊断主要基于临床症状和体征,加上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细胞学检查和/或神经影像学检查。脑脊液细胞学检查仍是目前诊断的金标准。但是在根据临床表现和神经影像学检查结果确诊的疑似NM患者中,25～30%的患者不能用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确诊。虽然脑脊液细胞学找到肿瘤细胞的阳性率会随着腰椎穿刺次数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肿瘤细胞与室管膜细胞的相似性,多次穿刺带来的血液污染,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致淋巴瘤细胞的鉴别困难,标本中肿瘤细胞少,标本制备不充分等均导致假阴性率仍然较高。头颅增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和/或头颅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是评估可疑NM患者的首选技术,但仍有30%的假阴性结果发生。因此,评价一种新的NM诊断方法,特别是对CSF细胞学结果持续阴性和/或神经影像学检查结果持续阴性的NM患者,是非常重要的。液体活检作为一种新兴的癌症检查技术,与传统的组织活检相比,具有无创性、敏感性、克服肿瘤异质性、提供全面检测信息和实时动态监测等众多优点。由于癌性脑膜炎脑膜病灶难以获取,对原发恶性肿瘤继发脑膜转移机制及耐药机制知之甚少,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去探索利用血浆和脑脊液,来追踪恶性肿瘤细胞的基因改变。血浆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ctDNA）的检测已广泛应用于液体活检,然而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只有少数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ctDNA释放到血浆中,因而无法代表来源于中枢神经系统病灶的ctDNA,基于脑脊液与癌性脑膜炎的病灶组织、肿瘤细胞直接接触,脑脊液很显然可作为癌性脑膜炎液体活检样本的潜在来源,从而对癌性脑膜炎的原发灶及转移灶进行基因组水平的分析。许多研究已表明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及继发于恶性肿瘤脑膜转移患者的脑脊液中含有可检测到的ctDNA。然而,这些研究只包括单一肿瘤类型或单一原发性肿瘤类型。鉴于NM是由转移性肿瘤累及到脑膜,可在各种实体瘤中观察到,对继发于不同类型癌症的癌性脑膜炎患者的脑脊液进行ctDNA突变分析并描绘基因图谱十分重要。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有3%～5%的患者发生癌性脑膜炎,尤其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阳性的患者中有9.4%的患者发生癌性脑膜炎。EGFR阳性的患者易于发生癌性脑膜炎的原因之一主要为新的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提高了肺癌患者的生存率。研究表明一些继发于NSCLC的癌性脑膜炎患者能够从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治疗中获益,并获得长期临床缓解。也有研究表明EGFR TKI靶向治疗被认为是NM患者良好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但其基因状态是基于原发癌组织而不是CSF,原发性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性肿瘤之间的异质性突出了对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性恶性肿瘤进行脑脊液ctDNA测序的重要性,以帮助临床医生做出最终治疗决定。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在EGFR基因突变的NSCLC患者中EGFR TKI治疗反应率可高达70%～80%。但是由于血脑屏障限制外周EGFR TKI有效进入脑脊液,减弱了EGFR TKI治疗脑膜转移的疗效。每天标准剂量的EGFR TKI治疗背景下的CSF浓度不足以达到治疗癌性脑膜炎的效果。因此需要评价癌性脑膜炎确诊后EGFR TKI治疗的选择,开始EGFR TKI治疗,加量原EGFR TKI治疗及更换另一种EGFR TKI治疗对NM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生存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探讨脑脊液ctDNA在继发于不同类型癌症的癌性脑膜炎患者中作为液体活检的价值,分析NM患者脑脊液ctDNA样本的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及其恶性肿瘤细胞发生脑膜转移潜在的可能机制。评估不同EGFR TKI治疗方案对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癌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意义。第一部分评估二代测序检测脑脊液ctDNA在癌性脑膜炎诊断中的价值目的:癌性脑膜炎是最严重的脑转移形式,其发病率和致死率很高。目前,NM的诊断通常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CSF细胞学和/或神经影像学（头颅增强MRI和/或CT）检查结果来确定。然而,脑脊液细胞学和/或神经影像学检查结果的假阴性往往导致癌性脑膜炎的漏诊。本研究旨在评估二代测序检测脑脊液ctDNA在NM诊断中的价值。方法:从2014年10月至2017年9月共有35例确诊的NM患者接受腰椎穿刺术留取脑脊液样本,行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及脑脊液ctDNA提取并进行二代测序检测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并接受颅脑增强MRI和/或颅脑增强CT检查。比较脑脊液细胞学检查,脑脊液ctDNA检测和影像学检查诊断癌性脑膜炎的敏感性。结果:继发于肺癌的患者最常见（26/35,74%）,随后为继发于胃癌2例（2/35,6%）,继发于乳腺癌2例（2/35,6%）,继发于前列腺癌1例（1/35,3%）,继发于腮腺癌1例（1/35,3%）,淋巴瘤1例（1/35,3%）,未明确原发肿瘤2例（2/35,6%）。25份（25/35;71%）脑脊液样本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呈阳性而35份（35/35;100%）脑脊液样本均检出ctDNA且NGS检测出癌症相关基因突变。35例癌性脑膜炎患者均行颅脑增强MRI和/或颅脑增强CT扫描,22例NM患者神经影像学表现（22/35;63%）与典型NM患者的影像学表现一致。与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和脑脊液ctDNA相比,神经影像学的敏感性分别为88%（95%可信区间[95%CI],75-100）（P=22/25）和63%（95%CI,47-79）（P=22/35）。与脑脊液ctDNA相比,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的敏感性为71%（95%CI,56-86）（P=25/35）。结论:脑脊液ctDNA检查的敏感性高于脑脊液细胞学检查和神经影像学检查,100%的NM患者在脑脊液中提取到ctDNA并检测到肿瘤相关基因突变。利用脑脊液ctDNA作为液体活检技术,对NM的诊断很有帮助,尤其是对CSF细胞学检查和/或神经影像学检查结果持续阴性的病例。第二部分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癌性脑膜炎患者CSF ctDNA中的基因突变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癌性脑膜炎患者CSF ctDNA中的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和拷贝数变异及原发恶性肿瘤细胞发生脑膜转移潜在的可能机制。方法:将来自58名继发于不同类型癌症的癌性脑膜炎患者的62份脑脊液样本进行ctDNA的提取及二代测序分析。利用DAVID（Database for Annotation,Visu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Discovery）软件对突变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来自58名癌性脑膜炎患者的62份脑脊液样本的二代测序结果。男性27例（46.6%）,女性31例（53.4%）。继发于肺癌的患者最常见,共42例（72.4%）,继发于胃癌4例（6.9%）,继发于乳腺癌3例（5.2%）,未明确原发肿瘤3例（5.2%）,继发于直肠癌2例（3.4%）,继发于前列腺癌1例（1.7%）,继发于腮腺癌1例（1.7%）,继发于淋巴瘤1例（1.7%）,继发于胶质母细胞瘤1例（1.7%）。来源于58名NM患者的62份CSF中,30份（48.4%）脑脊液样本来自28名接受鞘内化疗和系统性治疗（全身放疗和/或化疗和/或分子靶向治疗）的NM患者;11份（17.7%）脑脊液样本来自11名接受鞘内化疗未接受系统性治疗的NM患者;12份（19.4%）脑脊液样本来自12名接受系统治疗未接受鞘内化疗的NM患者。其余9份脑脊液样本来自9名未接受任何抗癌治疗的NM患者。62份脑脊液标本均提取出来ctDNA并进行二代测序分析,所有的CSF ctDNA样本均找到癌症相关基因突变。最常见的突变基因为TP53（54/62,87.10%）,其次依次为EGFR（44/62,70.97%）,PTEN（39/62,62.90%）,CDKN2A（32/62,51.61%）,APC（27/62,43.55%）,TET2（27/62,43.55%）,GNAQ（18/62,29.03%）,NOTCH1（17/62,27.42%）,VHL（17/62,27.42%）,FLT3（16/62,25.81%）,PTCH1（15/62,24.19%）,BRCA2（13/62,20.97%）,KDR（10/62,16.13%）,KIT（9/62,14.52%）,MLH1（9/62,14.52%）,ATM（8/62,12.90%）,CBL（8/62,12.90%）,和DNMT3A（7/62,11.29%）。利用GO（Gene Ontology）功能注释和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ics）通路富集分析,KEGG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高频突变基因主要富集到了PI3K-Akt信号通路。NM患者脑脊液ctDNA样本中也了大量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CNV）,最常见的CNV为CDKN2A拷贝数缺失。接受鞘内化疗和系统治疗组的脑脊液样本独特突变基因最多,GO分析结果富集到了ERK1/2信号通路。结论:本研究在所有脑脊液ctDNA样本中均发现了癌症相关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基因可能通过PI3K-Akt信号途径影响脑膜转移。第三部分EGFR TKI治疗对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癌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意义目的:本研究目的是评价EGFR TKI治疗对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癌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意义。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14年10月至2020年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确诊的44例CSF EGFR突变阳性的肺癌相关癌性脑膜炎患者的病历资料,并进行随访观察。结果:44例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癌性脑膜炎患者中,17例（38.6%）为男性,27例（61.4%）为女性。年龄跨度自32岁至74岁,平均数±标准差为57±9岁。所有患者均经脑脊液细胞学检查中发现肿瘤细胞确诊为癌性脑膜炎。27例（61.4%）ECOG体力状况评分（PS）≥3。确诊肺癌到确诊癌性脑膜炎的时间中位数为14.0个月（0-87.3个月）。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首发的患者为11例（25.0%）。CSF ctDNA浓度中位数为3.1 ng/ul（0.144～30.6 ng/ul）。NM确诊后接受EGFR TKI治疗的患者临床缓解率高于未接受EGFR TKI治疗的患者（73.3%vs.21.4%,P=0.001）。NM确诊后开始EGFR TKI治疗,加量原EGFR TKI治疗及更换另一种EGFR TKI治疗的患者临床缓解率高于不使用EGFR TKI治疗和继续原EGFR TKI治疗患者的临床缓解率（77.8%vs.23.5%,P<0.001）。NM确诊后,接受奥希替尼治疗和未接受奥希替尼治疗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75.0%和4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44例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NM患者确诊后的中位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为16.0个月（95%CI,2.0–30.0个月）。ECOG PS为1-2的患者中位OS长于ECOG PS为3-4的患者（32.6 vs.10.6个月,P<0.001）。NM确诊前使用EGFR TKI治疗的NM患者的中位OS长于NM确诊前未使用EGFR TKI治疗的NM患者（32.6 vs.12.8个月,P=0.032）。NM确诊后使用EGFR TKI治疗的NM患者的中位OS长于NM确诊后未使用EGFR TKI治疗的NM患者（31.4 vs.5.4个月,P<0.001）。NM确诊后开始EGFR TKI治疗,加量原EGFR TKI治疗及更换另一种EGFRTKI治疗的患者中位OS长于不使用EGFR TKI治疗和继续原EGFR TKI治疗的患者（29.6 vs.8.9个月,P=0.001）。NM确诊后,接受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中位OS长于未接受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32.6 vs.11.1个月,P=0.004）。Kaplan-Meier单因素结果分析显示ECOG评分、癌性脑膜炎诊断前后是否应用EGFR TKI治疗、癌性脑膜炎诊断后EGFR TKI的选择及癌性脑膜炎诊断后是否应用奥希替尼治疗与患者的预后相关。多因素分析表明,在继发于肺癌且CSF EGFR阳性的NM患者中,NM确诊后开始EGFR TKI治疗和加量原EGFR TKI治疗及更换另一种EGFR TKI治疗是延长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素。结论:1.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NM患者确诊后,与未接受EGFR TKI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EGFR TKI治疗的患者临床缓解率更高,中位生存时间更长。2.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NM患者确诊后,与不使用EGFR TKI治疗和继续原EGFR TKI治疗的患者相比,开始EGFR TKI治疗,加量原EGFR TKI治疗及更换另一种EGFR TKI治疗的患者临床缓解率更高,中位生存时间更长。3.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NM患者确诊后,与未接受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奥希替尼治疗的患者临床缓解率更高,中位生存时间更长。4.开始EGFR TKI治疗,加量原EGFR TKI治疗及更换另一种EGFR TKI治疗是延长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素。
赵阳[8]（2020）在《儿童脑肿瘤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系统的构建及初步临床应用》文中指出背景:儿童脑肿瘤在儿童实体瘤中发病率最高,早期症状隐匿,病情发展迅速,当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时,往往病情已达中晚期。临床中的影像学检查可能会因出血、炎症等因素而影响到阅片的准确判断。此外,临床常规血清学检测缺乏儿童脑肿瘤特异性的标记物,这些限制了脑肿瘤患儿病情的诊断和疗效评估,导致无法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进而延误诊疗。因此,在临床中寻找更合适的检测手段来判断和评估脑肿瘤患儿的病情,已逐渐成为提高儿童脑肿瘤诊疗水平的重要方向。目的:本研究是基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和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抗体免疫脂质磁球技术与免疫荧光鉴定技术,构建免疫磁球/免疫荧光为核心的儿童脑肿瘤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分离鉴定系统,用于对儿童脑肿瘤患者外周血和脑脊液中的CTC进行高效的捕获与鉴定。通过细胞实验、动物实验、临床验证和基因检测等方法,评估该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并验证通过该分离鉴定系统获得的细胞为循环肿瘤细胞。方法:通过反向蒸发法制备EGFR免疫脂质磁球（EGFR Magnetic liposome,EG-ML）和GFAP免疫脂质磁球（GFAP Magnetic liposome,G-ML）,然后用粒径电位分析仪、蛋白电泳仪、原子力显微镜、紫外分光光度仪、磁性能分析仪、X射线衍射仪等对其分子结构和结晶性能进行表征和研究,建立一套儿童脑肿瘤CTC分离鉴定系统,对此进行细胞实验、动物实验、临床验证和基因检测,并做出相应的评估。通过EG-ML、G-ML磁分选获得的细胞分别提取DNA和RNA,然后进行荧光定量PCR、RNA-seq、Sanger测序和全基因外显子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并结合实体肿瘤标本中明确的突变基因,分析CTC中的突变基因表达和RNA表达差异情况,进而验证循环肿瘤细胞。对患儿进行随访,探究CTC捕获量与生存时间的关系。结果:（1）免疫脂质磁球的制备和表征。成功制备了EG-ML和G-ML两种免疫脂质磁球。制备的EG-ML和G-ML的粒径约为122nm,电位为30m V,其在水溶液中稳定,分散均匀,呈单分散分布,不易团聚。免疫脂质磁球表面抗体纯度较高,磁滞回曲线闭合,具有超顺磁性,饱和磁化强度为32.0 Am2/Kg,具有磁性颗粒的结晶性能。细胞毒性实验表明,EG-ML和G-ML的细胞毒性较低,生物相容性较好,能够很好的达到临床使用的要求。（2）儿童脑肿瘤CTC新型分离鉴定系统的构建及研究。通过对构建分离鉴定过程的试剂用量和反应条件等各项参数进行逐步优化,初步构建出一套CTC检测系统。然后用免疫荧光法来鉴定细胞,即用DAPI确定是完整细胞,CD45-PE排除白细胞,EGFR-FITC和GFAP-FITC初步拟定是循环肿瘤细胞。此外,进行的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表明,两种磁球对儿童脑肿瘤细胞均有较高的捕获能力,两者依次捕获的回收率可达到95%。（3）临床验证表明,EG-ML和G-ML可有效地捕获脑肿瘤患儿外周血和脑脊液中的CTC,染色效果清晰可辨。临床数据分析可得:无论是在脑肿瘤患儿的脑脊液中还是在其血液中,CTC数量与肿瘤的WHO分级、患儿年龄均无显着相关性。（4）对患儿进行随访,死亡的患儿有15例,1年生存率为82%。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和WHO分级与生存时间没有显着性差异。而脑脊液中CTC数量与生存时间有显着相关性,CTC数量越多,生存时间越短,预后越差。（5）本研究共筛选出CTC中的RNA表达有显着性差异的有2551个,其中上调表达的1238个,下调表达的有1313个。（6）部分髓母细胞瘤患儿（Group 3）的血液和脑脊液CTC中的NPR3基因表达水平高表达,其对应的肿瘤标本组织肿瘤细胞的NPR3免疫组化呈阳性,两者结果一致。（7）部分弥漫性内源性桥脑胶质瘤患儿进行Sanger测序,在脑脊液和组织中均检测到H3K27M突变,提示基因检测在脑脊液标本中可能更有效,有特异性遗传改变的患者需要进行CTC单细胞测序。（8）本研究对一例脑肿瘤患儿血液中分选出的CTC和组织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ES）,结果显示均发生了KMT2A和TMPRSS2突变,这又一次说明了自制的免疫脂质磁球分选的细胞是脑肿瘤细胞。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低于平均TMB,对免疫治疗响应不大。结论:本研究选用细胞毒性低、生物相容性高的脂质材料DOPC作为磁性微球的基质,利用GHDC表面的氨基与GFAP、EGFR抗体结合,制备出G-ML和EG-ML,其性质稳定,表面抗体含量可控,具有磁性颗粒的结晶性能,可与儿童脑肿瘤细胞反应形成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捕获效率较高。由此形成了一套高效精准的儿童脑肿瘤CTC检测体系。该体系具有无创、便捷、动态监测的优点。与基因检测相结合,对儿童脑肿瘤的早期筛查与诊断、疗效检测和预后评估都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张莉[9]（2020）在《42例结核性脑膜炎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分析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探讨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指导其临床诊治。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初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4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基本情况、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像学检查结果、出院时转归情况）。根据改良兰金量表（Modified Rankin Score,m RS）评估,将出院时转归情况分为预后良好及预后不良两组,m RS评分0?2分为预后良好,m RS评分3?6分为预后不良。对上述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统计学显着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 本研究共纳入42例患者,其中男性25例,女性17例,平均年龄45.93±19.58岁;预后不良13例,预后良好29例;3例死亡病例,病死率为7.14%。2. 结核性脑膜炎常见临床症状为发热（95.24%）,头痛（78.57%）,恶心呕吐（54.76%）;临床体征为脑膜刺激症（71.43%）,意识障碍（61.90%）,外周神经功能障碍（54.76%）。3. 脑脊液检查中白细胞计数、蛋白、糖、氯化物含量异常者分别占100%（38/38）,95.24%（40/42）,78.57%（33/42）,90.48%（38/42）。39例行头颅影像学检查,常见表现为脑膜炎改变（46.15%）,急性期脑梗塞（10.26%）,颅内出血（7.69%）。4. 单因素分析得出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疾病分期（χ2=25.537,P=0.000）,意识障碍（χ2=4.118,P=0.042）,颅神经麻痹（χ2=6.740,P=0.009）,外周神经功能障碍（χ2=10.714,P=0.001）,癫痫发作（χ2=6.389,P=0.011）,外周血白细胞计数（t=2.265,P=0.029）,中性粒细胞比值（t=2.286,P=0.028）,C-反应蛋白（t=2.846,P=0.007）,脑脊液蛋白含量（t=3.846,P=0.000）,脑积水（χ2=4.685,P=0.030）及结核瘤形成（χ2=4.685,P=0.030）在不同预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 多因素分析显示外周神经功能障碍[OR=12.969,95%CI（1.080,155.678）,P=0.043],颅神经麻痹[OR=13.339,95%CI（1.238,143.663）,P=0.033]及脑脊液蛋白含量升高[OR=6.006,95%CI（1.131,31.894）,P=0.035]为结核性脑膜炎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结核性脑膜炎临床症状及体征具有多样性,部分患者缺乏典型临床表现,脑脊液检查及头颅影像学是其诊断的重要手段。结核性脑膜炎预后影响因素复杂,外周神经功能障碍、颅神经麻痹及脑脊液蛋白含量升高为结核性脑膜炎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临床诊疗中应注意观察。
王芳[10]（2020）在《脑脊液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在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中的应用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背景隐球菌性脑膜炎（Cryptococcal meningitis,CM）具有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传统检测方法有培养时间长和检测灵敏度不足的缺点。根据最新报告表明,宏基因组测序技术（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作为一种新兴检测方法,在疾病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过程中存在特定的优势,可与结核性脑膜炎、李斯特菌脑炎、布氏杆菌脑脊髓膜炎等疾病相鉴别。目的分析隐球菌性脑膜脑炎/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诊疗策略,评价宏基因组测序技术与传统检测方法从脑脊液中检测潜在致病微生物来诊断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隐球菌感染的应用价值优势。我们旨在确定使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mNGS）作为新的方法诊断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的灵敏度、特异度和ROC曲线下面积。方法回顾性分析于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9月20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患者临床诊断为隐球菌性脑膜脑炎/脑膜炎的临床资料。收集包括详细病史、一般资料、白细胞计数和血培养等外周血检验及脑脊液常规、生化、细胞学、隐球菌荚膜抗原测定、墨汁染色、脑脊液培养等实验室及头颅MRI等影像学结果。此外,还将患者的脑脊液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BGISEQ-100测序平台进行病原检测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4例患者,年龄25-77岁,平均年龄48.86±14.894岁（N=14）,其中男性10例,女性4例。既往体健者（特指无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应用史）4例,1例曾接受器官移植,1例曾行右肾切除术,2例患有糖尿病,9例长期应用皮质醇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合并颅神经损害者6例,7例患者在疾病阶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首发症状为头痛11例,发热9例,伴恶心、呕吐8例,脑膜刺激征阳性者8例,影像学检查异常者11例,10例患者出现疾病本身及治疗过程中较严重的相关并发症,其中2例因并发脑积水行脑室引流术,预后差。14例患者中,血培养阳性者1例,G-M试验结果异常者2例,腰椎穿刺颅内压增高者9例,超过300mmH2O者7例,其中3例因严重颅高压行腰大池置管引流术,脑脊液真菌培养阳性8例,墨汁染色阳性8例,隐球菌荚膜抗原测定阳性12例。mNGS检测发现隐球菌DNA者9例,检出序列数1-97979,基因覆盖度0.0004%-11%。统计学分析发现相较于传统检测方法,mNGS测序应用于不明原因脑膜脑炎/脑膜炎的早期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75%,50%,0.625。结论目前,我们认为脑脊液隐球菌荚膜抗原检测阳性率最高,mNGS次之,墨汁染色和培养最差。研究结果表明,mNGS作为隐球菌性脑膜脑炎/脑膜炎早期诊断的补充手段可提高CM诊断时效性,反复送检阳性率可能更高。此外,mNGS还能进行菌种亚型鉴定,发现新的病原体,合并或排除其他病原体的感染,有助于CM的诊治方案选择及并发症管理。
二、脑积水患者脑室穿刺的脑脊液细胞学改变初步观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脑积水患者脑室穿刺的脑脊液细胞学改变初步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1）结核性脑膜炎长期不良预后和耐药的风险因素及其早期诊断方法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中青年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长期预后影响因素 |
| 1 前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7. 附图表 |
| 第二部分: 培养阳性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耐药危险因素分析 |
| 1. 引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7. 附图表 |
| 第三部分: 二代测序技术在结核性脑膜炎中的早期诊断价值 |
| 1. 引言 |
| 2. 资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7. 附图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英文文章Ⅰ(已发表) |
| 英文文章Ⅱ(已发表) |
（3）Krause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术后小脑损伤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数据收集 |
| 1.3 手术方法 |
| 1.4 统计学方法 |
| 2.结果 |
| 2.1 一般情况及病变特征 |
| 2.2 手术结果 |
| 2.3 统计学结果 |
| 3.讨论 |
| 3.1 年龄、性别与小脑损伤 |
| 3.2 病变大小与小脑损伤 |
| 3.3 切除程度与小脑损伤 |
| 3.4 病变生长方向与小脑损伤 |
| 3.5 手术时长与小脑损伤 |
| 3.6 直窦角度与小脑损伤 |
| 3.7 直窦延长线同胼胝体关系与小脑损伤 |
| 3.8 病变与顶盖的位置关系与小脑损伤 |
| 3.9 入路与小脑损伤 |
| 3.10 病理、病变质地与小脑损伤 |
| 3.11 脑积水与小脑损伤 |
| 4.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26例松果体病变患者信息一览表 |
| 综述 松果体区肿瘤治疗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脑脊液基因检测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一、肺腺癌脑转移瘤脑脊液分子特征的临床研究 |
| 1.1 对象和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方法 |
| 1.1.3 数据分析 |
| 1.2 结果 |
| 1.2.1 脑脊液和脑转移瘤组织标本基因检测结果 |
| 1.2.2 脑脊液和血液标本基因检测结果 |
| 1.2.3 脑膜转移和脑实质转移脑脊液基因检测结果 |
| 1.3 讨论 |
| 1.3.1 肺腺癌脑转移的概述 |
| 1.3.2 脑转移瘤组织、脑脊液和血液基因检测的关系 |
| 1.3.3 脑实质转移和脑膜转移脑脊液基因检测的关系 |
| 1.4 小结 |
| 二、肺腺癌脑膜转移脑脊液分子特征的临床研究 |
| 2.1 对象和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疗效评价 |
| 2.1.4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 |
| 2.2.1 脑脊液和血液标本基因检测结果 |
| 2.2.2 基因检测指导临床治疗的结果 |
| 2.3 讨论 |
| 2.3.1 肺腺癌脑膜转移的概述 |
| 2.3.2 脑脊液和血液标本基因检测的关系 |
| 2.3.3 脑脊液基因检测指导临床治疗的意义 |
| 2.4 小结 |
| 三、肺腺癌脑膜转移脑脊液ctDNA变化的临床研究 |
| 3.1 对象和方法 |
| 3.1.1 研究对象 |
| 3.1.2 研究方法 |
| 3.1.3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全文结论 |
| 论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肺腺癌中枢神经系统转移脑脊液检测的研究进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前循环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应用腰大池引流的拔管时机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前言 |
|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
| 1.1 临床资料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纳入标准 |
| 1.1.3 排除标准 |
| 1.2 方法 |
| 1.2.1 治疗方法 |
| 1.2.2 观察指标及标准 |
| 1.2.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结果 |
| 2.2 36例CSF感染患者的感染时间 |
| 2.3 36例CSF感染患者的治疗方式 |
| 2.4 CSF中红细胞计数 |
| 2.5 296 例无CSF感染患者拔管时RBC计数与MRS评分 |
| 2.6 173例HUNT-HESS Ⅱ级无CSF感染患者的预后 |
| 2.7 87例HUNT-HESS III级无CSF感染患者的预后 |
| 2.8 36例HUNT-HESS IV级无CSF感染患者的预后 |
| 2.9 并发症DIND及SDHC |
| 3 讨论 |
| 4 结论与展望 |
| 4.1 结论 |
| 4.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腰大池引流相关脑脊液感染的诊断及预防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6）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参数异常、术后体温变化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脑积水与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概述 |
| 1.1 脑积水 |
| 1.2 细菌性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
| 1.3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指标异常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 2.1 前言 |
| 2.2 资料与方法 |
| 2.3 结果及分析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脑室腹腔分流术后体温变化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
| 3.1 前言 |
| 3.2 资料与方法 |
| 3.3 结果及分析 |
| 3.4 讨论 |
| 全文小结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缩写词简表 |
| 硕士研宄生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基于癌性脑膜炎脑脊液二代测序的相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评估二代测序检测脑脊液ctDNA在癌性脑膜炎诊断中的价值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癌性脑膜炎患者CSF ctDNA中的基因突变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EGFR TKI治疗对CSF EGFR阳性的肺癌相关癌性脑膜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意义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附图 |
| 附表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脑脊液ctDNA检测在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临床应用中的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儿童脑肿瘤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系统的构建及初步临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 |
| 本课题的技术路线图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儿童脑肿瘤的研究现状 |
| 1.2 循环肿瘤细胞分选及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应用 |
| 1.2.1 循环肿瘤细胞分选 |
| 1.2.1.1 肿瘤液体活检技术 |
| 1.2.1.2 Cell Search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与分析系统简介 |
| 1.2.1.3 CTC检测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 1.2.2 基因检测技术 |
| 1.3 儿童脑肿瘤CTC的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免疫脂质磁球的制备和表征 |
| 2.1 引言 |
| 2.2 实验部分 |
| 2.2.1 实验药品和试剂 |
| 2.2.2 实验仪器 |
| 2.2.3 EGFR和 GFAP免疫脂质磁球的制备 |
| 2.2.4 免疫脂质磁球的表征 |
| 2.2.4.1 粒径电位分析 |
| 2.2.4.2 EG-ML和 G-ML的蛋白电泳分析 |
| 2.2.4.3 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e,AFM)观察 |
| 2.2.4.4 紫外吸收光谱分析 |
| 2.2.4.5 磁性能分析 |
| 2.2.4.6 X射线衍射分析 |
| 2.2.5 细胞培养及免疫脂质磁球的细胞毒性分析 |
| 2.2.5.1 细胞培养 |
| 2.2.5.2 EG-ML和 G-ML的细胞毒性分析 |
| 2.3 结果 |
| 2.3.1 EG-ML、G-ML的粒径电位分析 |
| 2.3.2 EG-ML与 G-ML的凝胶电泳分析 |
| 2.3.3 EG-ML、G-ML的 AFM分析 |
| 2.3.4 免疫脂质磁球的紫外分析 |
| 2.3.5 免疫脂质磁球的磁性能分析 |
| 2.3.6 免疫脂质磁球结晶性能分析 |
| 2.3.7 EG-ML和 G-ML的细胞毒性分析 |
| 2.4 讨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脑肿瘤循环肿瘤细胞分离鉴定系统的构建及评价 |
| 3.1 引言 |
| 3.2 实验部分 |
| 3.2.1 实验药品和试剂 |
| 3.2.2 实验仪器 |
| 3.2.3 分离鉴定系统中试剂用量及反应条件的研究 |
| 3.2.3.1 抗体与免疫脂质磁球用量研究 |
| 3.2.3.2 免疫脂质磁球与细胞的孵育结合 |
| 3.2.3.3 染色液A的制备 |
| 3.2.3.4 染色液的用量、顺序及时间研究 |
| 3.2.3.5 体系PBS的用量 |
| 3.2.3.6 离心转速的研究 |
| 3.2.4 细胞培养 |
| 3.2.5 免疫荧光鉴定 |
| 3.2.6 普鲁士蓝反应 |
| 3.2.7 原子力显微镜的应用 |
| 3.2.8 免疫脂质磁球与U251 的相互作用的共聚焦显微观察 |
| 3.2.9 免疫脂质磁球对U251 细胞捕获效率的实验 |
| 3.2.10 脑肿瘤皮下荷瘤裸鼠外周血CTC的分离鉴定 |
| 3.3 结果 |
| 3.3.1 分离鉴定系统中试剂用量及反应条件的研究 |
| 3.3.1.1 抗体与免疫脂质磁球用量研究 |
| 3.3.1.2 免疫脂质磁球与细胞的孵育结合 |
| 3.3.1.3 染色液A的制备 |
| 3.3.1.4 染色液的用量、顺序及时间研究 |
| 3.3.1.5 体系PBS的用量 |
| 3.3.1.6 离心转速的研究 |
| 3.3.2 免疫荧光鉴定结果 |
| 3.3.3 普鲁士蓝反应 |
| 3.3.4 原子力显微镜观察 |
| 3.3.5 免疫脂质磁球与U251 细胞的相互作用研究 |
| 3.3.6 免疫脂质磁球对U251 细胞分离的效果评价 |
| 3.3.7 对脑肿瘤皮下荷瘤裸鼠外周血CTC分离鉴定 |
| 3.4 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脑肿瘤CTC分离鉴定系统的临床应用 |
| 4.1 引言 |
| 4.2 材料和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 |
| 4.2.1.1 脑肿瘤患儿的临床入组标准 |
| 4.2.1.2 脑部非肿瘤病变患儿入组标准 |
| 4.2.2 实验试剂及材料 |
| 4.2.3 实验设备与仪器 |
| 4.2.4 脑肿瘤临床样本验证方法 |
| 4.2.4.1 免疫脂质磁球对脑肿瘤临床血样和脑脊液中CTC的分离鉴定 |
| 4.2.4.2 临床初步验证 |
| 4.3 结果 |
| 4.3.1 EG-ML和 G-ML对脑肿瘤临床血样和脑脊液的检测效果 |
| 4.3.2 临床初步验证 |
| 4.4 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脑肿瘤CTC检测系统评估 |
| 5.1 引言 |
| 5.2 材料和方法 |
| 5.2.1 研究对象 |
| 5.2.1.1 脑肿瘤患儿的临床入组标准 |
| 5.2.1.2 脑部非肿瘤病变患者入组标准 |
| 5.2.2 实验药品和试剂 |
| 5.2.3 实验仪器 |
| 5.2.4 检测方法 |
| 5.2.5 免疫脂质磁球对模拟CTC的回收率实验 |
| 5.2.6 脑肿瘤皮下荷瘤裸鼠外周血CTC的分离鉴定 |
| 5.2.7 临床检测 |
| 5.2.8 影像学分析 |
| 5.2.9 统计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细胞回收实验验证 |
| 5.3.2 对脑肿瘤皮下荷瘤裸鼠外周血中CTC分离鉴定 |
| 5.3.3 CTC检测在儿童脑肿瘤中的初步临床应用 |
| 5.4 讨论 |
| 5.5 结论 |
| 第六章 儿童脑肿瘤临床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材料和方法 |
| 6.2.1 研究对象 |
| 6.2.1.1 脑部肿瘤患者临床入组标准 |
| 6.2.1.2 脑部非肿瘤病变患者入组标准 |
| 6.2.2 脑肿瘤临床指标研究 |
| 6.2.2.1 临床资料收集 |
| 6.2.2.2 影像学分析 |
| 6.2.2.3 临床病理 |
| 6.2.2.4 统计学分析 |
| 6.3 结果 |
| 6.3.1 临床基本资料 |
| 6.3.2 影像学结果分析 |
| 6.3.3 病理结果 |
| 6.3.4 生存率分析 |
| 6.3.4.1 总体生存率 |
| 6.3.4.2 性别、年龄对生存时间的影响 |
| 6.3.4.3 WHO分级对生存时间的影响 |
| 6.3.5 脑脊液中CTC数量与生存时间的研究 |
| 6.4 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脑肿瘤基因检测 |
| 7.1 引言 |
| 7.2 材料和方法 |
| 7.2.1 实验试剂及材料 |
| 7.2.2 实验设备与仪器 |
| 7.2.3 RNA测序 |
| 7.2.3.1 RNA提取 |
| 7.2.3.2 RNA质量的验证 |
| 7.2.3.3 文库构建及上机测序 |
| 7.2.4 荧光定量PCR、Sanger测序与全外显子测序 |
| 7.2.4.1 DNA提取 |
| 7.2.4.2 荧光定量PCR |
| 7.2.4.3 Sanger测序 |
| 7.2.4.4 全外显子测序 |
| 7.2.5 统计学方法 |
| 7.3 结果 |
| 7.3.1 RNA测序结果分析 |
| 7.3.1.1 RNA质量 |
| 7.3.1.2 差异表达基因筛选 |
| 7.3.1.3 差异基因分析 |
| 7.3.1.4 GO分析 |
| 7.3.1.5 KEGG通路分析 |
| 7.3.2 qPCR检测结果 |
| 7.3.3 Sanger测序结果 |
| 7.3.4 全外显子测序检测结果 |
| 7.3.4.1 基因检测结果 |
| 7.3.4.2 免疫治疗药物疗效评估 |
| 7.4 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论文总结与展望 |
| 8.1 论文总结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 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项目 |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42例结核性脑膜炎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综述 结核性脑膜炎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10）脑脊液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在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中的应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综述: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在隐球菌中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脑积水患者脑室穿刺的脑脊液细胞学改变初步观察（论文参考文献）
- [1]结核性脑膜炎长期不良预后和耐药的风险因素及其早期诊断方法的探讨[D]. 林爱清. 山东大学, 2021(11)
- [2]分流手术治疗肺癌软脑脊膜癌病长期疗效观察与文献回顾[J]. 杨少波,赵杰. 中华转移性肿瘤杂志, 2020(03)
- [3]Krause入路切除松果体区病变术后小脑损伤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D]. 韩伟杰. 郑州大学, 2020(02)
- [4]肺腺癌脑（膜）转移患者脑脊液基因检测临床研究[D]. 马春华.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5]前循环颅内破裂动脉瘤栓塞术后应用腰大池引流的拔管时机探讨[D]. 董军成. 河南大学, 2020(02)
- [6]脑室腹腔分流术前脑脊液参数异常、术后体温变化与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性研究[D]. 张欢. 南方医科大学, 2020(01)
- [7]基于癌性脑膜炎脑脊液二代测序的相关研究[D]. 赵跃. 河北医科大学, 2020(01)
- [8]儿童脑肿瘤循环肿瘤细胞检测系统的构建及初步临床应用[D]. 赵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 [9]42例结核性脑膜炎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D]. 张莉.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2)
- [10]脑脊液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在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中的应用分析[D]. 王芳. 新乡医学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