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关系:2004主色调（论文文献综述）
陈辉[1]（2021）在《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一个主导世界格局并具有话语霸权的国家。国情咨文演说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本文探讨了其话语策略,旨在揭示美国政治话语策略的合法化本质以及隐藏在合法化话语中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政治话语,国情咨文演说的政治本质和交际意图是使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合法化,以获得国会议员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1进行过系统研究。而且,关于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展开,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本文将悉尼学派的语类分析视角运用于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研究中,提出了四个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1)作为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演说关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优先事项的历年变化折射出哪些政策变迁轨迹?2)演说者如何在独白式语篇中与受众进行对话以获得期待的对话空间和协商空间?3)为了实现既定的交际意图,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由哪些部分组成并具有哪些突出特征?4)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政治话语语类,其语类特征具有哪些合法化功能?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前三个问题从语类分析视角全面分析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为回答第四个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个问题以语类分析为主导视角探讨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及其表现形式,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识别了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在文本中的实现方式和作用。本文选择了 1989年至2020年期间五届政府的国情咨文演说作为分析语料。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本文运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对语料进行标注和编码,对语料文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演说者阐述的优先事项、与受众互动表现出的对话性以及演说语篇呈现的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这三个维度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旨在探究隐藏在这些语类特征背后的话语合法化功能和策略。首先,本文通过语料库分析软件PowerConc提取了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50个主题词,归纳了美国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十类优先事项:国土安全、经济、社会保障、教育、家庭、就业、科技、犯罪、能源和价值观。上述议题体现了美国历届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延续性。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提取主题词,本文将在每届政府的语料文本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分别和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进行比较。分析语料库中的这10个主题词涵盖了就业、家庭、社会保障、教育、国土安全（反恐）和经济六类优先事项,是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优先事项。结果显示,除开克林顿政府,其他四届政府都有除了这六类优先事项之外特别重视的工作事项,体现了这四届不同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时代性。具体表现为,乔治·布什政府重视推行“自由”价值观和打击毒品犯罪;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同样强调“自由”价值观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视能源问题为影响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将打击毒品犯罪、推行移民新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妇女地位列为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事项。其次,基于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框架,本文探究了演说者运用不同的介入方式和介入资源在独白式语篇中和受众进行互动并为自己赢得协商空间的对话过程。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二个对话模式,即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二个主要介入方式,即“否认”和“接纳”;三个核心话题,即“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二个关键因素,即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随后,基于Martin（1992）提出的“语类图式结构”概念,本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还原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即由一系列可识别的五个“阶段”组成:问候^序曲^政府工作报告^宣言^致谢,其中阶段3“政府工作报告”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12个核心“步骤”组成:社会问题、优先事项、新政策、成就、民族自豪感、团结、挑战、价值观、政府责任、嘉宾、故事、国际担当2。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规律性、灵活性和递归性。最后,基于前三个研究问题的发现,本文解构了演说者运用一系列话语合法化策略来证明其政治议程的合法性的过程。结果显示,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本身就具有合法化功能,包括优先事项的意识形态本质、构建理想受众以及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所蕴涵的传统的合法化策略（包括“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和“情感诉求”）。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作为更具体的方式来辅助和提升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其中“道德评价”、“授权”和“情感诉求”成为贯穿演说始终的主要话语合法化策略。本文是针对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进行的一次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本文剖析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并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联系起来,还扩展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van Leeuwen（2007;2008）的分析框架,增添了属于“授权”类别的“机构权威”和“宗教权威”子类别、属于“神话虚构”3类别的“叙事故事”子类别和独立的“情感诉求”类别。另外,本文以语类分析视角为主导视角,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原创性地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分析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弥补了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的不足。
李效洲[2]（2021）在《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新形势下,如何协调与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实现世界各国和平稳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和棘手难题。回顾列宁所面临的艰难困局、回首列宁为破解困局所采取的措施、重温列宁为此所阐释的和平共处思想,可以为我们解答当下这一难题寻求思想启迪和思路灵感,这既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源泉,也有利于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继续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纵观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酝酿与生成、理论论证与实践措施,虽然从未对“和平共处”予以明确定义和概念阐述,却清晰呈现出科学合理、详实完整的和平共处思想理论体系,并在列宁时期完美地应用于处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且取得不错效果和伟大成绩。本文将沿着“思想的来源与形成—思想的主要内容—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思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展开理论探索和现代解读。第一部分阐释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并对其思想进行了阶段划分。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两制并存局面、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展并不顺利及国内迫切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来分析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及列宁自身关于和平共处思想的前期理论准备等构成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本文又把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及1919年底和平共处思想的正式形成作为其思想划分的阶段点。第二部分分析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主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等三个方面,来全面分析和详实解读列宁和平共处思想。首先,从社会主义的性质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理论层面、与巩固新生政权现实需要的实践层面,回答了实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其次,从世界革命遭遇挫折的政治层面、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均势局面形成的军事层面、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需要的经济层面等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再次,从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及以斗争求和平与以妥协谋和平相配合等理论层面来指导如何实现和平共处。最后,从和平竞赛、平等互利发展对外贸易、不干涉他国内政及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具体实践措施来指导如何实现和平共处。第三部分总结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通过和平共处思想的灵活应用,列宁不仅使苏俄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外部环境以促进苏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也为当今国际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价值。一方面,从列宁自身思想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丰富及和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等方面详细总结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其思想在列宁时期应用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展开论述,谈到了有助于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和平进程等方面的实践价值。第四部分论述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三个阶段出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外交理念,这些理念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和主张将指导两制国家关系相处的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拓展到指导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全球秩序重塑问题及其全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等。这些理念和主张的提出并应用于国际交往的外交实践,无疑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继续探索和不断研究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赵玉倩[3]（2020）在《多模态外交隐喻框架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文中指出图像时代下,传统的静态化、纯文本隐喻难以满足人类外交活动的需求,须引入多模态外交隐喻理念。本文拟采用国际关系学、隐喻学、符号学、翻译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系统分析多模态外交隐喻的特征、功能和类型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意识形态关系;认为多模态外交隐喻作为一种视觉修辞符号或符际翻译手段,有利于推动"大国外交"等重要概念的传播以及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王胜男[4]（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蒋蓝辉[5]（2020）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人文交流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以来,人文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中俄人文交流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中俄人文交流的发展历程和典型案例,可为深化大国关系、提升中国软实力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进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本文选取中俄“主题年”活动、“万里茶道”项目、“红色旅游”合作三个案例展开分析。这三个案例廓清了中俄人文交流从官方主办到地方参与直至官民并举的发展历程,剖析了利用地方政府积极性和市场因素来提高中俄人文交流动力的新模式,强调了中俄人文交流中保留和发展“红色记忆”与共有历史认知的重要性。本文经研究后发现,“主题年”活动通过制度建设奠定中俄人文交流的基本框架;以地方为行为主体的“万里茶道”项目,将人文交流从政府的外交行为变为“市场+文旅资源开发”的地方经济行为;中俄人文交流不能忘记“红色记忆”初心,这是中俄人文交流的价值沟通基石。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保持良好的中俄人文关系,是建成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经验,是打造“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关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
高雨欣[6]（2020）在《场域理论视角下B站“共青团中央”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需要去到年轻人的所在地,贴近、服务和团结中国青年。B站是国内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社区,也是我国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在B站平台上,共青团中央在传播实践中遵循传播规律,与B站的平台网络亚文化属性达到深度融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寻求融合的观念深入平台本身。本论文在场域理论视角下做B站“共青团中央”的传播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法和内容分析法,以B站“共青团中央”发布的具体视频内容为研究对象,对共青团中央官方账号在B站上的新媒体建设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传播发生的网络亚文化场域和具体传播行为。从传播的文化场域、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方式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探讨共青团中央作为场域“新进入者”入驻B站,是怎样冲破壁垒,构建出“主流文化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性爱国精神在网络青年亚文化社群中的传播的。把握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在场域中的位置关系,总结B站“共青团中央”的传播经验。
李晓如[7]（2020）在《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组建及其活动（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彻底结束之前,反法西斯盟国就已经开始考虑和协商对战败国德国的处置问题了。1944年11月14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对德管制机制协议》,提出了一个“分区管辖（占领）+共同协调”的管制模式。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6月5日,反法西斯盟国按照已达成的协议正式对德实行分区占领。自此,德国最高权力由美、苏、英三国政府和法国临时政府接管,四国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分别担任最高领导,并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四国集体权力机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为防止德国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和重建,苏联认为必须对德国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1945年6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决议,正式宣布成立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负责实行苏联在德国占领区内的所有管制事宜。为了落实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有关处置德国的相关政治决议,在苏占区开展了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广泛领域的“非纳粹化”改造。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治安、德国当地居民和移民的劳务安置和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系统修复等诸多方面的措施,以整顿战后苏占区社会生活的混乱状态。此外,对德国科学技术、专利成果以及科技精英进行的大规模转移和利用使苏联快速且彻底地改变了“科技前线”的形势,尤其对战后苏联军工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对德军事管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规定,是落实盟国有关对德管制协议的重要步骤,作为对苏占区实施管制的领导和直接工作机构,在实现管制目标、完成管制任务以及对未来德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和预设上,都发挥关键作用。在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德国社会的同时,完成了苏联所认为的政治上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建立起由左翼亲苏派为主的德国政治、经济中央机构及其分支,从而保证了苏联利益的落实与实现。然而,随着对德国纳粹残余影响的逐步肃清以及美苏“冷战”局面的日益升级,盟国间在对德占领政策和作为统一国家的原则问题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基于战时盟国合作关系成立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逐步坍塌,最后近乎形同虚设。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11月5日,在德国行使职能近四年半时间的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也最终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
胡键[8]（2020）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与中国的语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推进"一带一路"实践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语言战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语言战略才进入国家战略之中。语言战略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从其内涵来看,语言战略至少应该包括语言资源、语言能力、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意图四大要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础是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最关键的就是语言相通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实践需要通过语言战略来推进对对象国或地区的综合研究,需要培养关于对象国或地区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学科布局、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人才战略储备建设、运用新兴技术调查语言资源和编制语言资源谱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大局的国家语言战略,高质量地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
刘凤[9]（2020）在《释意论视角下的“第九届西南论坛”模拟同声传译口译翻译报告》文中提出第九届“西南论坛”的召开,是为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发挥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作用来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九届“西南论坛”的许多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为了探索和发现国际关系论坛同声传译的特点和规律,笔者选取第九届“西南论坛”一个分论坛的内容作为模拟同传口译的材料。同声传译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它涉及到同时完成多种任务。为了应对同声传译中所遇到的困难,包括释意理论在内的理论和口译策略,被用来指导源语意思的表达。此外,在释意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这一模拟同声传译进行了分析。释意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丹尼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在《语言与交流问题》等着作中提出来的,对释意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源语意义的表达,而不是源语与目的语词语的对等。本报告由5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口译任务的描述,包括口译任务的背景、来源、特点、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是口译过程,包括口译前的准备、口译任务的实施和口译后的问题。第三部分为理论框架。阐述了释意理论及其应用。第四部分为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阐述和说明了基于该理论的技巧以及该理论的应用。第五部分为结语,主要是关于笔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对今后口译实践的建议。
孙超[10]（2019）在《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演进和智识革新（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同步,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在研究传统重建的基础上,不断适应崛起中国对学科专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求导向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模仿和借鉴西方理论到建设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从服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导向到相对独立的研究欧亚地区各行为体"在地知识"、联动内政外交分析其内外战略,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到丰富细化的问题领域和规范科学的方法论意识,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当前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但是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必然会随着中国的"智识革新"而不断进步。
二、国际关系:2004主色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关系:2004主色调（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理论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1 国情咨文演说与媒体议程 |
| 2.1.1.2 国情咨文演说与公众议程 |
| 2.1.1.3 国情咨文演说与国会议程 |
| 2.1.1.4 国情咨文演说与语言修辞 |
| 2.1.1.5 国情咨文演说与其他 |
| 2.1.2 国内研究现状 |
| 2.1.3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2 话语合法化策略的文献综述 |
| 2.2.1 合法化的内涵 |
| 2.2.2 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概述 |
| 2.2.3 van Leeuwen的合法化策略的具体应用 |
| 2.2.3.1 政治话语 |
| 2.2.3.2 媒体话语 |
| 2.2.4 对本研究的启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的理论脉络 |
| 3.1 语类分析的理论脉络 |
| 3.1.1 “语类”概念的来源与发展 |
| 3.1.2 “语类”概念的界定 |
| 3.1.3 语类分析的三大学派 |
| 3.1.3.1 专门用途英语学派 |
| 3.1.3.2 北美新修辞学派 |
| 3.1.3.3 澳大利亚悉尼学派 |
| 3.1.4 语类分析的理论基础 |
| 3.1.4.1 语类与语境 |
| 3.1.4.2 语域与语言元功能 |
| 3.1.4.3 语域的三个语境变量 |
| 3.2 van Leeuwen的合法化策略体系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4.2 语料库研究方法 |
| 4.2.1 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势 |
| 4.2.2 语料库多功能分析软件的选取 |
| 4.3 专用语料库的建立 |
| 4.3.1 语料文本规模的标准 |
| 4.3.2 语料的基本介绍 |
| 4.3.3 语料来源的时限范围 |
| 4.3.4 语料文本的清理 |
| 4.3.5 专用语料文本的基本信息 |
| 4.4 语料标注的方法与步骤 |
| 4.5 语料分析的方法与步骤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优先事项 |
| 5.1 主题词的意义和提取方法 |
| 5.2 国情咨文演说的主题词分析 |
| 5.3 国情咨文演说优先事项的延续性 |
| 5.3.1 国土安全 |
| 5.3.1.1 乔治·布什政府 |
| 5.3.1.2 克林顿政府 |
| 5.3.1.3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3.1.4 奥巴马政府 |
| 5.3.1.5 特朗普政府 |
| 5.3.2 经济发展 |
| 5.3.2.1 乔治·布什政府 |
| 5.3.2.2 克林顿政府 |
| 5.3.2.3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3.2.4 奥巴马政府 |
| 5.3.2.5 特朗普政府 |
| 5.4 国情咨文演说优先事项的时代性 |
| 5.4.1 乔治·布什政府 |
| 5.4.1.1 推行自由价值观 |
| 5.4.1.2 打击毒品犯罪 |
| 5.4.2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 |
| 5.4.3 奥巴马政府 |
| 5.4.4 特朗普政府 |
| 5.4.4.1 打击毒品犯罪 |
| 5.4.4.2 推行移民新政 |
| 5.4.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 5.4.4.4 提高妇女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 |
| 6.1 语篇的对话性特征 |
| 6.2 评价理论的适用性 |
| 6.3 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 |
| 6.3.1 自言 |
| 6.3.2 借言 |
| 6.3.2.1 对话性压缩 |
| 6.3.2.2 对话性扩展 |
| 6.4 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 |
| 6.4.1 语料的标注 |
| 6.4.2 国情咨文演说的介入资源 |
| 6.4.3 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特征 |
| 6.4.3.1 二个对话模式: 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 |
| 6.4.3.2 二个主要介入方式: 否认和接纳 |
| 6.4.3.3 三个核心话题: 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 |
| 6.4.3.4 二个关键因素: 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 |
| 7.1 语类结构的表现形式 |
| 7.2 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模式 |
| 7.3 国情咨文演说的分析单位 |
| 7.4 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 |
| 7.4.1 开始部分 |
| 7.4.2 主体部分 |
| 7.4.3 结束部分 |
| 7.5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特征 |
| 7.5.1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突出特征 |
| 7.5.2 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混合型语类的特征 |
| 7.5.3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结构的原型公式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 |
| 8.1 国情咨文演说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 |
| 8.1.1 优先事项的合法化功能: 意识形态本质 |
| 8.1.2 介入方式的合法化功能: 理想受众的构建 |
| 8.1.3 语类结构的合法化功能: 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情感诉求 |
| 8.2 国情咨文演说的三大合法化策略: 道德评价、授权、情感诉求 |
| 8.2.1 道德评价 |
| 8.2.2 授权 |
| 8.2.3 情感诉求 |
| 8.3 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仪式化机构话语的特征 |
| 8.4 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9.1 研究发现概述 |
| 9.2 研究意义 |
| 9.2.1 理论意义 |
| 9.2.2 现实意义 |
| 9.3 研究贡献 |
| 9.4 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SOUA分析语料库的基本信息 |
| 附录2 主要术语英汉对照表 |
| 附录3 SOUA分析语料库和语料库子库核心主题词的统计情况 |
| 附录4 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的语言表现形式 |
| 附录5 总统用于问候的称呼语使用情况(1989年—2020年) |
| 附录6 “序曲”阶段构成要素的语言表现形式实例和总体分布情况 |
| 附录7 主体部分的构成情况 |
| 附录8 “宣言”阶段构成要素的语言表现形式实例和总体分布情况 |
| 附录9 众议院长廊嘉宾的背景信息 |
（2）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历史分析法 |
| 1.3.3 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1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十月革命后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局面 |
| 2.1.2 欧洲革命形势不容乐观致使苏维埃政权处于孤立境地 |
| 2.1.3 俄国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
| 2.2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 |
| 2.2.3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准备 |
| 2.3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演变历程 |
| 2.3.1 从十月革命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和平共处思想探索时期 |
| 2.3.2 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到1919年底的和平共处思想形成时期 |
| 2.3.3 从1920年至列宁逝世和平共处思想在巩固和建设苏维埃政权中的应用时期 |
| 第3章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实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 |
| 3.1.1 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决定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 |
| 3.1.2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性过程 |
| 3.1.3 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现实的需要 |
| 3.2 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
| 3.2.1 一战后趋于缓和的国际局势 |
| 3.2.2 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均势局面的形成 |
| 3.2.3“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的形成 |
| 3.3 实现和平共处的指导原则 |
| 3.3.1 善于利用各种矛盾 |
| 3.3.2 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以建设社会主义 |
| 3.3.3 以斗争求和平与以妥协谋和平相配合 |
| 3.3.4 国内经济政策的转向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开放相统一 |
| 3.4 实现和平共处的实践措施 |
| 3.4.1 以和平竞赛方式来推进和平共处 |
| 3.4.2 以平等互利原则来增进和平共处 |
| 3.4.3 以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来促进和平共处 |
| 3.4.4 以警惕资本主义的演变活动来保障和平共处 |
| 第4章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 4.1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论意义 |
| 4.1.1 构成列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4.1.2 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制“两制关系”理论 |
| 4.1.3 为正确认识当今世界和平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
| 4.2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实践价值 |
| 4.2.1 有利于维护苏维埃俄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 |
| 4.2.2 有利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4.2.3 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 |
| 4.2.4 有利于世界和平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
| 第5章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
| 5.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
| 5.1.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过程与主要内容 |
| 5.1.2 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渊源 |
| 5.1.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5.2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提出 |
| 5.2.1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提出的背景 |
| 5.2.2“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和实现路径 |
| 5.2.3“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与深化 |
| 5.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5.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过程 |
| 5.3.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含义 |
| 5.3.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
| 5.3.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多模态外交隐喻框架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0 引言 |
| 2.0 多模态隐喻与多模态外交隐喻 |
| 2.1 多模态隐喻的学术争鸣 |
| 2.2 多模态外交隐喻的识别 |
| 3.0 “大国外交”的意义建构与“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 |
| 3.1 “大国外交是***”的隐喻叙事逻辑与意识形态把控 |
| 3.1.1 “大国外交”的多模态隐喻叙事 |
| 3.1.2 “大国外交”隐喻叙事链的整体意义建构与形象传播 |
| 4.0 结语 |
（4）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5）“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人文交流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选题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研究理论与方法 |
| 第四节 阐释框架 |
| 第一章 中俄关系与人文交流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1991年前的中苏人文交流 |
| 第二节 1991年后的中俄人文交流 |
| 第三节 中俄人文交流的主要框架与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中俄“主题年”人文交流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中俄“主题年”人文交流案例概述 |
| 第二节 中俄“主题年”人文交流案例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中俄“主题年”人文交流案例成效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自主与项目下沉:中俄“万里茶道”旅游及联合申遗人文交流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中俄“万里茶道”人文交流案例交流概述 |
| 第二节 中俄“万里茶道”人文案例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中俄“万里茶道”人文交流案例成效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保护基石与落实到人:中俄“红色旅游”人文交流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中俄“红色旅游”人文交流案例概述 |
| 第二节 中俄“红色旅游”人文交流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中俄“红色旅游”人文交流案例成效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人文交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中俄人文交流面临的主要机遇 |
| 第二节 中俄人文交流遭遇的主要挑战 |
| 第三节 进一步深化中俄人文交流的主要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场域理论视角下B站“共青团中央”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共青团中央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场域理论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相关概念的界定与释义 |
| 1.3.1 二次元、ACG文化、次元壁概念释义 |
| 1.3.2 场域、资本、惯习的内涵与关系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B站文化场域与场域文化浸染下的B站用户 |
| 2.1 B站文化场域的形成 |
| 2.1.1 多元亚文化细分领域共同构建出的B站文化场 |
| 2.1.2 场域壁垒与场域秩序 |
| 2.2 “共青团中央”的传播对象:场域文化浸染下的B站用户 |
| 第3章 场域的行动主体:作为传播者的“共青团中央” |
| 3.1 “新入场者”的惯习改变 |
| 3.2 塑造鲜活“人设”的场域行动者 |
| 3.2.1 B站“共青团中央”把账号主页作为兴趣展示板 |
| 3.2.2 趣缘社群中的一员:作为“国漫迷”的共青团中央 |
| 第4章 为场域注入新内容:“共青团中央”的传播内容分析 |
| 4.1 视频投递分区:把“星海区”作为传播时政军事内容的主阵地 |
| 4.2 视频来源:B站“共青团中央”是具有创造力的“内容中介” |
| 4.3 视频主题:侧重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传播主题 |
| 第5章 作为“破壁者”的“共青团中央”传播方式分析 |
| 5.1 熟练运用B站文化场域中的特有表达代码 |
| 5.2 场域内亚文化资本的积累:对ACG文化资源的使用 |
| 5.3 “共青团中央”与B站知名UP主的资本置换 |
| 5.4 发布具有浓烈场域文化风格表征的二次创作类作品 |
| 第6章 B站文化场域中“主流文化场”的形成 |
| 6.1 在博弈激烈的“意识形态场”中坚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
| 6.2 弹幕仪式强化情绪共振,建构“爱国主义舆论场” |
| 6.3 在场域力量的博弈中得到巩固的“主流价值观认同场” |
| 6.4 “共青团中央”作为重要场域建构力量的实践反思 |
| 6.4.1 警惕肤浅迎合现象,保持自身严肃性和先进性 |
| 6.4.2 账号首页视频归类不清晰,需建立明确的栏目划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组建及其活动（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建立 |
|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国对德国处置的原则与政策 |
| 一、盟国对德国处置政策的确定 |
| 二、苏联与西方盟国对德国处置的不同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组建 |
| 一、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机构设置 |
| 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派出机构及其构成 |
| 第三节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 |
| 第二章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组成及其建制 |
| 第一节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构成 |
| 第二节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的中央机构 |
| 一、指挥部 |
| 二、参谋部 |
| 第三节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的地方机构 |
| 一、苏联驻德国各省军事管制局的设置及编制 |
| 二、柏林苏占区警备司令管理局 |
| 三、地区、市和区警备司令部 |
| 第三章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与德国非军事化 |
| 第一节 盟国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决定和苏联相应的政策 |
| 一、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决议 |
| 二、苏占区和西方占领区在德国非军事化上的方针政策差异 |
| 第二节 苏占区德国军事工业潜力的清除 |
| 一、德国军事经济潜力的统计 |
| 二、德国军事工业设施的清除 |
| 第三节 苏占区德国军用武器和技术设备的销毁 |
| 一、火炮、装甲坦克武器和弹药的销毁 |
| 二、空军和海军军械的销毁 |
| 三、军事化学武器、有毒物质和化学弹药的销毁 |
| 四、通讯器材和工具的销毁 |
| 第四节 德国军事技术成果的转移和利用 |
| 一、德国军事科技人才的审查和统计 |
| 二、苏占区德国军事科研机构的清除 |
| 三、德国军事技术成果的研究和利用 |
| 第四章 苏占区的政治改造 |
| 第一节 非纳粹化的政治改造进程 |
| 第二节 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发展 |
| 一、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并 |
| 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发展 |
| 第三节 苏联占领期间其他主要党派的活动 |
| 一、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
| 二、德国自由民主党 |
| 第四节 苏联与西方盟国在德国政治改造问题上的分歧与争执 |
| 第五章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与德国科学技术的转移 |
| 第一节 苏联为转移德国科学技术设立的执行机构及其变化 |
| 一、苏联驻德科研机构的成立 |
| 二、德国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局的发展 |
| 三、苏联各部委驻德科技机构的发展 |
| 四、苏联驻德机构科研工作的经费问题 |
| 第二节 苏占区德国科技发明与专利成果向苏联的转移 |
| 一、苏占区德国科技发明与专利转移工作的开展及专利法问题 |
| 二、发明专利批准和获得处的成立与发展 |
| 三、苏联与西方盟国在德国科技发明与专利转移问题上的差别 |
| 第三节 德国科学技术人员的审查与转移 |
| 一、德国科学技术人员的搜寻与统计 |
| 二、德国科学技术人员的转移与利用 |
| 三、苏联针对德国科学技术人员的政策 |
| 四、德国科学技术人员向苏联的转移 |
| 第六章 苏占区的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苏占区社会治安的维护和治理 |
| 一、社会治安工作的开展 |
| 二、加强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措施 |
| 三、对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和德国警察局内部违法违纪的整顿 |
| 第二节 苏占区德国人的迁移和安置 |
| 一、苏占区德国移民和战俘的接收与粮食供给 |
| 二、德国居民的劳务安置和相关政策 |
| 第三节 苏占区卫生系统的修复 |
| 一、对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卫生监督 |
| 二、性病和地方传染病的防治 |
| 三、柏林苏占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
| 第四节 苏占区教育系统的恢复 |
| 一、德国学校的军事监督和对教育干部的清理 |
| 二、德国教师的培训 |
| 结论 盟国对德军事管制模式与苏联对德占领管制实践 |
| 一、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军事政治逻辑与苏联参与占领德国 |
| 二、自主+联合:盟国对德管制模式 |
| 三、盟国对德管制模式下苏联的得与失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一带一路”的实践与中国的语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什么是国家的语言战略 |
| “一带一路”的实践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战略 |
| 如何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推进中国的语言战略 |
| 简短的结语 |
（9）释意论视角下的“第九届西南论坛”模拟同声传译口译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1.Description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1.1 Background of the Task |
| 1.2 Source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1.3 Features of the interpretingtask |
| 1.4 Objectives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1.5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2.Interpreting process |
| 2.1 Preparations for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2.1.1 Thematic preparation |
| 2.1.2 Material preparation |
| 2.1.3 Terminology preparation |
| 2.1.4 Plans preparation |
| 2.2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2.3 Post-interpreting issues |
| 2.3.1 Self-evaluation |
| 2.3.2 Others’evaluations |
| 2.3.3 Mistakes and analysis |
| 3.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Introduction to Interpretive Theory |
| 3.2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ive Theory to related fields |
| 4.Case study in details |
| 4.1 Amplification |
| 4.2 Omission |
| 4.3 Paraphrasing |
| 4.4 Condensation |
| 5.Summary |
| 5.1 Self-reflection on the interpreting task |
| 5.2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interpretation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Ⅰ:Transcripts of the original speeches and interpretation |
| Appendix Ⅱ:Revised Transcripts of interpretation |
| Acknowledgements |
（10）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演进和智识革新（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导 言 |
| 一 俄苏外交研究传统的重建与稳步发展 |
| (一) 从“反苏 (沙俄) 霸权”到“观察苏联对外政策” (1978～1982) |
|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与新问题意识的形成 (1982～1987) |
| (三) 理论构建主体性增强与地区问题研究的进化 (1987～1991) |
| 二 俄苏问题研究的转型与细分领域的形成 |
| 三 新问题、新方法与新理论:欧亚地区国际关系学研究规范化 |
| 四 第二次机遇:走向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 |
| (一) 新一代研究力量的崛起与“中俄关系”学术热点的形成 |
| (二) 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在地化”与“地区化” |
| 结 论 |
四、国际关系:2004主色调（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D]. 陈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研究[D]. 李效洲. 辽宁大学, 2021
- [3]多模态外交隐喻框架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J]. 赵玉倩. 山东外语教学, 2020(03)
- [4]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人文交流案例研究[D]. 蒋蓝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6]场域理论视角下B站“共青团中央”的传播研究[D]. 高雨欣. 新疆大学, 2020(07)
- [7]苏联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组建及其活动（1945-1949）[D]. 李晓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一带一路”的实践与中国的语言战略研究[J]. 胡键. 学海, 2020(02)
- [9]释意论视角下的“第九届西南论坛”模拟同声传译口译翻译报告[D]. 刘凤.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10]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演进和智识革新（1978～2018）[J]. 孙超.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