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星衍学术思想特点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范丹凝[2]（2021）在《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汝纶是晚清着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位“桐城派最后宗师”尚未有过系统的讨论,也未曾出现以吴汝纶作为研究对象专着。古文是吴汝纶不朽的功业,也是他一生学行的基础,所以研究吴汝纶的思想和创作,须从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研摩文本,了解其继往开新古文理论和创作,才能全面把握吴汝纶生平学行大旨及其他方面的思想。本文以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再次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吴汝纶以古文说经、以古文设教方面的内容。介于目前尚无对于吴汝纶生平经历的系统的梳理,故而本文第一章用了较长的篇幅考论吴汝纶的一生行迹,尤其是他早年幕府经历和为官经历。通过考察他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价值祈向和学术追求,为进一步阐述其学术思想和古文理论、创作观念奠定基础。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其中第二章为全文重点,探明吴汝纶古文思想的两个核心主张: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这两个观念也是吴汝纶一切古文思想的起点,也是勾通他对于桐城古文之学理念和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核心思想。结合目前文本资料来看,吴汝纶关于古文创作的理论大多来自桐城派经典文论,故而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吴汝纶古文创作中承袭自桐城派的一面。包括他对于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对桐城派创作方法和与之相应的古文风格的继承。吴汝纶着籍桐城,又从学曾国藩,既是桐城的后学晚生,又是“湘乡派”的中坚力量,他的古文理论自桐城派中来,在创作中又融合了湘乡派之气派。故而其创作理论和行文之习尚未背离桐城法度,但文章主题与审美取向却又与之异趣。故而文章第四章重点结合吴汝纶代表性的古文作品,分析他在古文创作主题、形式、审美趋向方面的具体观念,力图较全面地展示吴汝纶在古文内容选择和风格取向上偏于湘乡派的一面。第五章涉及了吴汝纶“以文求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事实上,桐城派大部分作家都有经学研究的经验,但并无独树一帜的经学研究方法。吴汝纶继承了姚鼐以来经学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落实在《尚书故》《易说》的写作方面。而究其“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亦与其“以文求道”的古文理论有关。第六章专门讨论吴汝纶“以文设教”的理论。吴汝纶关于以古文养育人才以及在清末新政中“以文设教”的一系列观点。这部分观念也是他“以文求道”古文观念的延续。在莲池书院时,他教导弟子学习古文是以“通达世变”为目的的;而经历了日本考察之后,他对于古文设教抱以传承国民精神的希望。事实上,吴汝纶当时提出的关于新式课堂中学设置的观点,成为后世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题纲领。同时,从桐城古文存亡的角度,吴汝纶在新式教育中“以文设教”观念最终动摇了古文这一经典文体存在的基础,间接加速了桐城古文走向衰亡。无论从古文理论或是创作上看,吴汝纶的古文思想与其持守的经世致用精神密不可分。在他积极探求以文弼世的道路上,除了赋予古文实用性的功能以外,也强化了以古文讲求经世之务的作用。吴汝纶希望加强文法的作用以发挥古文在描述新时期新事物时的重要作用,同时彰显古文之体作为“中学精髓”在文学艺术层面的优越性。在他的努力之下,古文艺术性和实用性皆得以发挥作用,既具备古典文言散文的形式,又在清末相当一段时间充当了新学思想的载体。后世新文学的倡导者尽管强烈批判桐城派,却也承认正是由于吴汝纶等人对于古文的改造使得桐城古文在晚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领路人。
王越[3]（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柏秀叶[4]（2021）在《乾嘉学派个案研究之典范——《孙星衍研究》读后》文中研究说明《孙星衍研究》对孙星衍的研究深入细致,系统全面,体大思精。该着以孙星衍学术研究作为重点,设立专题,逐一开展研究,由专题探讨最终汇成对孙星衍的整体研究与宏观把握。十一个专题各有研究重点,同一专题侧重不同,重点突出且互相观照。着者准确融汇孙星衍的学术史价值,通过孙星衍研究来总结乾嘉学派的共性。从个案研究中总结共性和规律,多有创见。孙星衍学术思想、治学理念是保存、传承有用文献,伸汉抑宋,证经考史。该着的研究方法可为当今同类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董莉莉[5]（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陈斯亮[6]（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王祥辰[7]（2020）在《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惠栋是清代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朴学经师,在他的引领下,包括王昶、沈大成、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在内的吴地学者皆以汉人经说为指归、考证为手段从事经学研究,形成了影响有清一代学风的学术共同体——吴派。惠栋被后来众多学者视作吴派的核心。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人除了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充分接受惠栋外,他们研究着作的具体内容也都有惠学的印记。本文以“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为题,以惠栋具体学术着述为线索,将东吴惠氏家族学术宗脉与此后吴派汉学共同体《古文尚书》疑辨、汉易学研究相关联,探讨惠栋学术研究风格的塑形过程,以及他的经学研究对吴地学者乃至乾嘉时年汉学风气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还原惠栋在乾嘉经学史上的地位,并明晰“后惠栋时代”吴派经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惠栋与吴派的兴起”。本章重点考察惠栋的生平资料与乾嘉汉学“吴派”观念兴起的过程。第一节“惠栋生平简述”,以惠栋的主要学术着述为标识,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惠栋出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三十岁（雍正四年,1726）。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承继家学并撰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第二阶段是惠栋三十一岁（雍正五年,1727）至四十七岁（乾隆八年,1743）。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为生计奔波,但在此过程中约历时九年完成了《古文尚书考》。第三阶段是惠栋四十八岁（乾隆九年,1744）至六十二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这一阶段惠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汉易学之上,并结交了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一众学者。他的学术着作也为卢见曾资助而在这一阶段开始陆续刊刻。第二节“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梳理吴派观念从清代至建国后七十年间的建构历程,揭示出家学、师承、交游等多重因素交织,促成了吴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第二章“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本章重点考察惠栋对家族学术宗脉的继承,钩沉惠周惕、惠士奇经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揭示出东吴惠氏由文学宗脉向经学学脉转变的经过,并展示惠栋由于接续家学的原因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将家族吟咏为重的诗学传统过渡到笺疏为主的诗学研究上。惠栋也藉着经、史注疏手段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为此后的经学考证确立了研究范式。第三章“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本章重点论述了惠栋《古文尚书考》的学术成就,并以《古文尚书考》为线索,串联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与王鸣盛《尚书后辨》,旨在反映惠栋辨伪东晋《古文尚书》不只在方法上启迪了吴派后学,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也对吴派经师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四章“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本章通过梳理惠栋《易汉学》与《周易本义辨证》,明确惠栋的汉、宋立场对他的易学体系建构的作用,并指出,正是惠栋汉、宋立场的对立与交织,造成了江藩《周易述补》与李林松《周易述补》两部学术倾向侧重不一的同名学术着述得以并行于世,且推动吴派汉学在“后惠栋时代”发展进入不同方向。第五章“吴派研究的再思考”。本章首先从清廷文教政策《圣谕十六条》出发,梳理吴派学者的“异端”观,总括吴门经师的经学研究特色,揭示出吴派经师“异端”观立足于汉儒学说,重视诸子文献的价值、强调“无益于经”皆为异端、推重实学,这些主张均符合清廷文教政策的根本要求。其次通过考察江藩《乐县考》,讨论江藩与扬州学者凌廷堪的学术关系,比较《周易述补》与《乐县考》不同的对话对象,提出江藩青年时期应从属吴派,中年以后当归于扬州学派的意见。
李浩[8]（2020）在《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诗文献整理是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时代发展不可避免地被刻上时代的烙印。唐代是唐诗文献整理的启创期,宋代唐诗文献整理出现了编年、评点、辑注、笺释等多种工作形式。元代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国祚较短,唐诗文献整理多关注重点作家。明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唐诗文献整理规模扩大,但质量有所下降,加之理学与心学日益僵化,唐诗文献整理断以己意的特点愈发凸显。清初唐诗文献整理则呈现出明显的对明代的反动。历代唐诗文献整理受到时代风气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探讨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的影响提供了第一点学理依据。此外,乾嘉学派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其所秉持的乾嘉学术观念对艺术、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发生构成了探讨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产生影响的第二点学理依据。乾嘉学派学者大多重经学与史学文献的整理,历代研究者对该学派的着眼点也往往在其经学与史学成就上。但该派学者在集部文献整理上同样成就卓着,并且在整理集部文献时,将乾嘉学术观念运用于其中,呈现出乾嘉学术对集部文献整理的直接性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卢文弨、顾广圻、纪昀、孙星衍等。卢文弨是乾嘉皖派代表人物,他将小学运用于文献整理,强调保持文献原貌,并且重视版本选择,这些整理思想体现在其唐诗文献整理中便是重宋本、保持唐诗文献原貌以及提倡审慎的校勘态度三个方面。顾广圻在文献整理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提出“不校校之”的校勘学思想,这种思想行之于唐诗文献整理便是史学观念的运用、重视版本选择等。纪昀则是以格为点论对象,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孙星衍在唐诗文献整理上重视宋本,对整理成果求真求全。这些整理特点鲜明地表现出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发生在乾嘉学派内部,因此是一种直接性的影响。除乾嘉学派内部学者的唐诗文献整理之外,非乾嘉学派学者则是这一时期唐诗文献整理的主要群体,由于这些学者生活在乾嘉时期,所以在学术成长道路上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乾嘉学术的影响,当他们将自身受到乾嘉学术影响的学术观念应用于唐诗文献整理时,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的影响也会随之形成。由于经过了中间媒介的传递,因此,这种影响的发生是间接性的。如杨伦在其成长过程中便与洪亮吉、孙星衍等乾嘉学者交往甚密,由他所整理的《杜诗镜铨》在乾嘉学术影响下呈现出忠于原着、完善的整理思路、史学考证思维的运用以及经学观念的展现四个方面的特点。陈熙晋与乾嘉学者的交流更多通过其友人体现出来,且他自身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向乾嘉学术靠拢的倾向,因此由他所整理的《骆临海集笺注》表现出以史学观念重构对骆宾王的认知、诠释诗歌所蕴含之经义、完善的整理思路等特点。桐乡冯浩、冯集梧父子同样与乾嘉学者过从甚密,由他们所整理的唐诗文献则主要体现出尊重原貌和以史学观念进行笺注两个方面。从对代表性学者所整理唐诗文献的分析来看,这一时期的学者或本身属于乾嘉学派,或与乾嘉学者有着密切交流,因此乾嘉学术观念广泛存在于这一时期学者的学术世界中,由他们所整理的唐诗文献也因此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向考据思想的回归,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完善的整理方法。前者包括整理方法上的史学化、整理内容上的经学化以及文本处理上的真善性追求;后者包括整理过程上的系统化以及处理成果上的多样化。
张亚妮[9]（2019）在《清代《神农本草经》的辑佚与注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神农本草经》作为“药书之祖”,对后世的本草文献、药物理论、临床用药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惜原书亡佚,现存者主要是后世根据《证类本草》等历代文献中所存内容之辑复本与明清诸家的注疏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因素交互影响下,清代考据之风盛行,成为辑佚与注疏的黄金时期。本课题对清代《本经》主要辑本、辑注本与注疏本进行梳理,钩沉《本经》的发展概况及呈现特点,尝试总结清代辑佚、注疏成就对后世中医药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为现今《神农本草经》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方法查阅《神农本草经》相关着作等原始材料和现有研究成果,综述《本经》成书年代、作者的相关研究,分析清代辑佚的原因与特点;梳理中日《本经》最主要的8家辑本,描述各本特征,展开比较研究;并对清代《本经》的12种辑注本、注疏本进行整理,归纳清代以后《神农本草经》发展主线。结果探析清代《神农本草经》的主要辑佚、注疏成果。辑佚方面,主要论述过孟起《本草经》（1687年）、孙星衍与孙冯翼《神农本草经》（1799年）、顾观光《神农本草经》（1844年）、黄奭《神农本草经》（1853年之前）、王闿运《神农本草》（1885年）、姜国伊《神农本经》（1892年）共6部清代《本经》主要辑佚本,以及同一时期日本狩谷望之《神农本草经》（1824年）、森立之《神农本草经》（1854年）2家辑本。辑注方面,论及汪宏《注解神农本草经》（1885年）、莫枚士《神农本经校注》（1900年）2部辑注本。注疏方面,主要记述张志聪《本草崇原》（约1663年）、张璐《本经逢原》（1695年）、姚球《本草经解要》（1724年）、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年）等8家国内注疏本,以及日本铃木素行《神农本经解故》（约1799—1816年）、森立之《本草经考注》（1858年）2种注疏本。结论清代《神农本草经》的辑佚与注疏,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实用价值。虽然各本间存在体例及内容的差异,学术水平亦错落参差;但对于保留经典着作的完整性,使后世得以较直接窥知《本经》全貌有着重要意义。
张于坤[10]（2019）在《联姻对清代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联姻对家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有关联姻对家学影响的学术成果较少,缺乏系统性,尤其尚未涉足对曲阜孔氏家学的研究。曲阜孔氏家族作为“天下第一家”,对其进行研究更具典型性。期望本研究理清联姻对曲阜孔氏家学的内在影响机制,补充学界存在的空白。本研究以联姻对清代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通过对文集、档案、年谱、方志、族谱、朱卷等多元化史料的利用,力图揭示孔氏家族与其他望族联姻后,男性学者在学术领域相互提携推动孔氏家学的发展,及嫁入孔氏家族的女性通过施行母教影响到孔氏家学的发展。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如下:首先,对清代曲阜孔氏家族的联姻与家学传承进行概述,梳理世袭衍圣公爵位、袭封博士爵位、依靠科举致仕的孔氏族人联姻圈及表现的特点,分析清代曲阜孔氏对家学的传承,总结文化世家、政治门第望族姻亲对孔氏家学的促进作用。其次,以孔氏、阮氏、毕氏家族作为个案研究,探究孔氏家族与望族的联姻及学术交往。先理清毕氏家族概况和毕氏家族对女性后裔的教育,及联姻促进了孔氏家族和毕氏家族的学术联合。进一步理清阮氏家族概况和阮氏家族对女学的推重,及联姻促进了孔氏家族和阮氏家族的学术联合。并综合分析孔氏家族、毕氏家族、阮氏家族之间联姻圈和学术圈的建构。最后,总结联姻对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其中包括联姻后男性学者对孔氏家学的促进,表现在毕家、阮家男性学者,乾嘉学者和其他望族中的男性学者对孔氏家学的促进,及嫁入孔家的女性通过施行母教成为孔氏家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孙星衍学术思想特点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星衍学术思想特点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吴汝纶的生平 |
|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培养与古文教育背景 |
| 第二节 曾氏幕府中的历练与文缘 |
| 第三节 从“三十专城”到“志在吏隐” |
| 第四节 莲池十年与扶桑四月 |
| 第二章 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认识与发明 |
| 第一节 吴汝纶对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道观念的重塑 |
| 第三节 重视文法与桐城文论的新变 |
| 第三章 吴汝纶对桐城古文创作理论的实践 |
| 第一节 学为文用:吴汝纶的古文学习方法 |
| 第二节 以气行辞:“因声求气”说在古文创作中的运用 |
| 第三节 高邈古雅:吴汝纶承于桐城的古文风格 |
| 第四章 吴汝纶古文创作的湘乡派特征 |
| 第一节 能济时变的“有为之作” |
| 第二节 文气“厚集”与“行气之法” |
| 第三节 雄奇谲宕与坚直劲健 |
| 第五章 “因文求意”与吴汝纶的古文说经方法 |
| 第一节 “因文求意”的由来、运用及特征 |
| 第二节 《易说》“因文求意”的实际应用 |
| 第三节 《尚书故》中的综合性说经实践 |
| 第六章 古文之学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改良 |
| 第一节 莲池书院时期的“以文设教” |
| 第二节 “以文设教”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提出与运用 |
| 第三节 “以文设教”与“国民精神”的养成 |
| 第四节 贺涛对“以文设教”观念的继承与保定文学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乾嘉学派个案研究之典范——《孙星衍研究》读后（论文提纲范文）
| 一、系统全面，体大思精 |
| 二、重点突出，互相观照 |
| 三、立足典型，贯通乾嘉 |
（5）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7）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惠栋与吴派的兴起 |
| 第一节 惠栋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 |
| 一、清代:吴派观念萌发 |
| 二、民国:吴派观念具体化 |
| 三、新中国七十年:吴派观念赓续与拓展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 |
| 第一节 惠周惕、惠士奇文学与经学论略 |
| 一、惠周惕文学与经学 |
| 二、惠士奇文学与经学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论惠栋诗学旨趣与经、史根柢 |
| 一、重构侧重“根柢”的诗论 |
| 二、由“根柢”彰显渔洋诗“诗史”价值 |
| 三、研治诗歌接续惠氏家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文本特色及朴学范式价值 |
| 一、忠于原本 |
| 二、以证代论 |
| 三、博采兼容 |
| 四、余论 |
| 第三章 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 |
| 第一节 惠栋《古文尚书考》学术成就论略 |
| 一、《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 |
| 二、《古文尚书考》引领汉学风气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 |
| 一、江声《尚书》学研究缘起 |
| 二、浸润惠栋印记的注《书》特色 |
| 三、赓续惠栋辨伪《晚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王鸣盛《尚书后辨》 |
| 一、《尚书后辨》对《古文尚书考》的接受 |
| 二、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一:惠书引证材料混杂不清 |
| 三、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二:突显个人学术特色 |
| 四、余论 |
| 第四章 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 |
| 第一节 汉、宋立场与惠栋易学体系建构 |
| 一、《易汉学》中的宋易学 |
| 二、《周易本义辨证》中的汉学意识 |
| 三、余论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藩《周易述补》 |
| 一、延续学脉,羽翼惠栋 |
| 二、推崇汉易,偏重虞翻 |
| 三、清晰界线,汉宋分明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李林松《周易述补》 |
| 一、更变体例突显个人特色 |
| 二、视野开阔网罗吴门诸家 |
| 三、取义庞杂模糊学术边界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吴派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排异端,立正学——从《圣谕十六条》看吴派“异端”观 |
| 一、重视子书文献价值 |
| 二、“无益于经”皆为异端 |
| 三、主张“求实”之学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江藩与《乐县考》 |
| 一、复古风潮推动乐律学研究 |
| 二、《乐县考》撰作旨趣:以复古“宗郑”求古乐复兴 |
| 三、《乐县考》复兴古乐途径:“今乐可通于古乐” |
| 四、从《乐县考》看江藩学派归属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历代唐诗文献整理特点与乾嘉学术影响的广泛性论述 |
| 第一节 历代唐诗文献整理特点概述 |
| 一、唐代诗歌文献整理背景与特点 |
| 二、宋代唐诗文献整理背景与特点 |
| 三、元代唐诗文献整理背景与特点 |
| 四、明代唐诗文献整理背景与特点 |
| 五、清初唐诗文献整理工作的演变 |
| 第二节 乾嘉学术影响的广泛性 |
| 一、乾嘉学术与音乐及戏曲 |
| 二、乾嘉学术与文学 |
| 三、乾嘉学术与科学 |
| 第二章 乾嘉学派唐诗文献整理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卢文弨与《韦苏州集》《元微之集》《白氏文集》 |
| 一、卢文弨师从及交游 |
| 二、卢文弨学术思想简述 |
| 三、卢文弨整理唐诗文献特点概述 |
| 第二节 顾广圻与《唐人三家集》 |
| 一、顾广圻之成长与交游 |
| 二、顾广圻学术思想简述 |
| 三、顾广圻所校之《唐人三家集》特点简析 |
| 第三节 乾嘉学派其他学者的唐诗文献整理 |
| 一、纪昀与《李义山诗集》 |
| 二、孙星衍与《王无功集》 |
| 第三章 乾嘉学派之外学者唐诗文献整理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杨伦与《杜诗镜铨》 |
| 一、杨伦之交游 |
| 二、《杜诗镜铨》之成书 |
| 三、《杜诗镜铨》所体现之乾嘉学术意识 |
| 第二节 陈熙晋与《骆临海集笺注》 |
| 一、陈熙晋之交游 |
| 二、陈熙晋之着述及《骆临海集笺注》之成书 |
| 三、《骆临海集笺注》所体现之乾嘉学术观念 |
| 第三节 冯氏父子与《玉溪生诗集笺注》《樊川诗集注》 |
| 一、冯氏父子家学考 |
| 二、冯氏父子交游考 |
| 三、冯氏父子诗注中所体现之乾嘉学术观念 |
| 第四章 乾嘉学术影响下唐诗文献整理的学术特征 |
| 第一节 考据思想的回归 |
| 一、整理方法上的史学化倾向 |
| 二、整理内容上的经学化色彩 |
| 三、文本处理上的真善性追求 |
| 第二节 进一步完善的整理方法 |
| 一、整理过程上的系统化定型 |
| 二、处理成果上的多样化表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清代《神农本草经》的辑佚与注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RTACT |
| 引言 |
| 1 《神农本草经》沿革 |
| 2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3 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与辑本选择 |
| 3.1 本课题的研究范围 |
| 3.2 本课题的辑本选择 |
| 1 《本经》概况 |
| 1.1 《本经》的成书年代及着者 |
| 1.2 《本经》主要辑(注)本概览 |
| 2 清代辑佚的基本情况 |
| 2.1 清代辑佚兴盛的原因与条件 |
| 2.2 清代辑佚所呈现的学术特点 |
| 2.3 日本考据之风兴起缘由与概况 |
| 3 清代《本经》主要辑本梳理 |
| 3.1 国内主要辑佚本 |
| 3.2 国内主要辑注本 |
| 3.3 同一时期日本主要辑本 |
| 4 清代《本经》主要辑本比较 |
| 4.1 各辑本编着体例对比 |
| 4.2 各辑本药物数量与三品分布对比 |
| 4.3 各辑本成就与不足 |
| 5 清代《本经》主要注疏本梳理 |
| 5.1 国内主要注疏本 |
| 5.2 同一时期日本主要注疏本 |
| 6 讨论 |
| 7 清代《本经》主要辑本、注疏本书影 |
| 7.1 主要辑本书影 |
| 7.2 主要注疏本书影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代《神农本草经》辑佚、流变的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2 上海图书馆藏《医林集传》残本考 |
| 附录3 |
（10）联姻对清代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曲阜孔氏家族的联姻与家学传承 |
| 一、清代曲阜孔氏族人的联姻圈概述 |
| （一）世袭衍圣公爵位的孔氏族人姻亲 |
| （二）袭封博士爵位的孔氏族人姻亲 |
| （三）依靠科举致仕的孔氏族人姻亲 |
| （四）孔氏族人联姻圈的特点 |
| 二、清代曲阜孔氏家学传承 |
| （一）孔氏家学源流 |
| （二）清代曲阜孔氏家学概述 |
| 三、望族姻亲对孔氏家学的促进 |
| （一）文化世家姻亲对孔氏家学的拓展 |
| （二）政治门第姻亲丰富孔氏家学的内涵 |
| 第二章 孔家与望族的联姻及学术交往：以孔、阮、毕家族为个案 |
| 一、孔氏家族和毕氏家族的联姻及学术交往 |
| （一）毕氏家族概况和对女性后裔的教育 |
| （二）孔氏家族与毕氏家族的学术联合 |
| 二、孔氏家族和阮氏家族的联姻及学术交往 |
| （一）阮氏家族概况和对女学的推重 |
| （二）孔氏家族与阮氏家族的学术联合 |
| 三、孔、阮、毕家族间联姻圈和学术圈的建构 |
| （一）孔、阮、毕家族间联姻圈的建构 |
| （二）孔、阮、毕家族间学术圈的建构 |
| 第三章 联姻对孔氏家学的影响 |
| 一、男性学者对孔氏家学的促进 |
| （一）毕家和阮家男性学者对孔氏家学的影响 |
| （二）乾嘉学者对孔氏家学的影响 |
| （三）其他望族男性学者对孔氏家学的影响 |
| 二、母教成为孔氏家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
| （一）儒家先哲深受母教影响的典范 |
| （二）清代曲阜孔氏后裔的母教化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孙星衍学术思想特点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D]. 范丹凝. 山东大学, 2021(11)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4]乾嘉学派个案研究之典范——《孙星衍研究》读后[J]. 柏秀叶.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5]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6]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7]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D]. 王祥辰. 扬州大学, 2020(01)
- [8]乾嘉学术对唐诗文献整理的影响研究[D]. 李浩. 河南大学, 2020(02)
- [9]清代《神农本草经》的辑佚与注疏研究[D]. 张亚妮.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03)
- [10]联姻对清代曲阜孔氏家学的影响探究[D]. 张于坤.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