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简,再精简——电子政务推动美国政府机构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于丽春[1]（2020）在《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文中认为在组织活动中,通过合作能够提升组织效率、服务质量,而合作缺失,则会带来服务质效的下降。政府组织亦如此,即政府部门间合作与否会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升治理能力加以解决;其次,发展经济的压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提高办事效率;再次,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满足公众需求;最后,信息化的推进,要求通过政府部门间合作打破传统的“碎片化”运行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我国政府逐步加强对政府部门间合作问题的关注,并通过“大部制”改革、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大部制”改革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关系调整,但没有形成顺畅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关系;建立协调机制对高效推动特定跨部门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推动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容易带来机构林立,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等问题。并联审批是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产生、发展的一种促进审批效率提升的运行方式,外在形式上,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微观切口;内在本质上,并联审批通过流程优化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避免了组织机构变动和新的机构设置,有助于形成长效性、内生性的合作机制,是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一个必要切口。所以,基于现实问题与实践考量,本研究聚焦并联审批这一运行方式,对其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那么,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通过何种机制、何种路径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这构成了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与合作困境共存,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探索有助于破解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难题。在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的场域内,政府部门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二是经济、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升,而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应对以上挑战的必然选择。合作需求是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逻辑起点,其形成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实现更高效率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形成合作需求的直接原因;第二,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以获得更大效用,是形成合作需求的深层原因。虽然,政府部门间合作具有理论上的基础和实践中的需求,但是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常常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产生合作困境。主要体现在“权责壁垒”使政府部门间整体性价值缺失、增加沟通成本、阻碍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使审批流程破碎、审批标准不一,导致合作执行难。那么,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为何?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是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前者表现为,政府部门的“自利”导致部门间目标各异、政府部门的“利他”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一致;后者表现为,分散化审批、流程破碎、信息不畅致使部门间行动不一致。但分化的组织结构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其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其次,并联审批作为探索政府部门间合作微观且必要的切口,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并联审批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相对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中体现了各政府部门从简单的联合办公逐步转化为相互合作的过程。进一步地,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体现在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之中。第一,并联审批的形成过程包含了政府自身改革因素,以及来自群众和企业的经济社会因素,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社会方面。政治方面,并联审批是产生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方式,目的在于提升政府的审批效能;经济社会方面,并联审批是相对于串联审批的一种高效运行的审批方式,强调各审批部门的共同推进;基于以上方面,其有利于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并联审批的执行过程,强调一个部门或者窗口向申请人收取申请材料,通过后台并联式运行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受理,各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意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送达审批结果。为达此要求,并联审批基于组织载体进行集中审批、以优化流程为运行前提、以信息科技为技术支撑,从而有利于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从最终效果来看,并联审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表现为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联合行动、增进了公共价值。但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分化不可避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调和,这决定了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限度。最后,为了化解合作困境,实现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需要对政府部门间的目标和行动进行一致性协调。第一,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宏观背景下,跨部门行政审批中的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合作,并联审批在不改变原有制度设置和职能划分的基础上,以审批事项为中心,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第二,通过组织、流程和技术三个方面,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组织方面,政务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组织载体;流程方面,审批流程的整体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运行前提;技术方面,电子政务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是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技术支撑;以此为基础,并联审批促进了传统上以政府部门为核心的“职能驱动型”服务模式向以审批流程为核心的“流程驱动型”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通过目标一致、行动一致,并联审批促进了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本文最后一章,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对前文的理论分析部分进行验证。第一,从合作需求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引发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但是,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存在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即“权责壁垒”导致形成合作难、“分割式”审批导致合作执行难;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在于相关部门间的目标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分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第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动产登记已经从简单的部门联合办公转化为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从其形成过程和执行过程来看,具有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形成、行动一致生成的优势;并且,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因分化的组织结构使其具有一定的限度。第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以及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具体包括组织载体、运行前提和技术支撑。综上,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政府部门间合作困境的生成逻辑包括生成机理和深层诱因两个层面;第二,并联审批促进了政府部门间合作,但面对合作困境生成逻辑的不同层面,其有效性与有限性并存;第三,基于目标一致和行动一致构建的分析框架,能够对并联审批如何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解释,而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是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路径。
王富禹[2]（2020）在《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 ——以湖南省H县为例》文中指出1979年,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从英国开始,随后传到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而扩散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改革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以结余的财政资金作为刺激手段,鼓励政府以最低成本获取同样高的收益,或者是以同样成本支出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各国政府积极采取裁汰职员、提高绩效、精简预算、控制财政、加强监督等措施,来缩减行政成本支出规模。我国政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一直奉行勤俭节约的原则,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我国也向西方国家学习,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并正在逐步深入。近年来,我国政府在不断尝试构建节约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公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政府日益增加的行政成本越来越受到关注。行政成本过高不仅会减少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也会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巨大影响,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控制增长过快过高的行政成本已经刻不容缓。县级政府是我国基层政府的重要部分,研究县级政府行政成本的支出状况,探求其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寻求更优化的管理路径,是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在具体的研究进路上,本论文的第一个部分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汇集国内外专家的相关研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个部分主要论述本论文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对H县政府近几年行政成本支出现状和控制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了H县政府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而概括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难的一般成因。最后,根据前面所揭示的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问题及原因,提出我国县级政府如何节约行政成本的对策建议。
王张华[3]（2020）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文中提出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看,影响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众多因素当中,科学技术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历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会对各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价值、制度、方式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对国家治理的变革性作用逐渐开始受到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大国,我国陆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和顶层设计,突出了人工智能对提升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充分说明,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国家治理的融合已经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采用和适应性改革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总结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试验场”。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历史机遇,摆在中国公共管理者面前的是必须从现实的真实世界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充分汲取中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形态的构建,并探索出与之相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视角聚焦至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试图对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展开分析,以求为加速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的融合进程提供助益,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指出探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迎合了时代变迁的整体境域,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焦点议题;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论证命题的合理性,阐明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意义内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意义和革命性潜质,从技术自身的生产力本质和赋能“政府—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论证命题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将会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工具、机制、方式和结构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更新、技术治理、制度跟进和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了政府如何实现善用人工智能的行动策略。通过上述研究,研究概括了三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政府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精准算法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出现井喷式爆发,使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了与人类相匹敌的“智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和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引发了政府治理新一轮的历史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广泛地嵌入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不仅会引发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会给传统政府治理的技术体系、价值目标、伦理结构乃至思维理念带来重要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影响,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研判和主动应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慎对之,正视其给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内在的技术逻辑。从技术的种属来看,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阶段,虽然被贴上传统信息技术的标签,但是其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冲击和影响仍然遵循着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在探究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时必须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治理结构影响两个层面。从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层面看,决定人工智能独特属性的是三大核心要素:数据、计算资源和算法,可概括为数据和算法两种驱动逻辑;从技术治理的结构影响层面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是区别于互联网、大数据所解决的信息“连接”和“数据”问题,汲取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髓,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彼此交互、高度融合的整体生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网络相互连接端对大数据内容主体的智能化处理问题。三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逻辑进路。为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与“为恶”的双重属性,全文所引入和进一步阐释的“善智”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为发挥人工智能之于政府治理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上可能进路。从“善智”和“善治”的关系出发,阐发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何以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善智”实现“善治”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仍然处于一种“进行时”状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出现,几乎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刻和广泛,其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围绕研究的核心议题,全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数据、算法和算力驱动的技术属性出发,将其从传统信息技术的种属中抽离出来,视其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智能技术）加以考量,并以此为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可能的颠覆性影响;与大多数研究将其置于传统信息技术框架下展开所不同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聚焦人工智能独特的技术属性（由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数据驱动、算法支配和智能融合的技术逻辑。第二,针对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双重面相所带来的争论,引入“善智”的概念,并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以此超越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争,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描绘一种最佳状态,并以“善智”与“善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在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找到联结点,为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与谋求良政善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王晓雨[4]（2019）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现代化的改革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政府成为大多数国家建设政府的目标,并且这些国家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地进行着改革。对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政府来说,建设一个现代化政府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进行了几次改革,但这几次改革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反而使政府改革陷入了机构的精简与膨胀、权力的下放与上收的怪圈。改革开放后,我国明确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为此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我国传统的政府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新要求了,我国需要建设一个现代化政府。现代化政府的建设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总结目前我国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明确我国现代化政府建设的目标,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不断更新行政理念,坚持依法行政,深化政府改革。虽然我国政府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都逐步走上了正轨,但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的挑战,我国需要积极地进行政府改革,持续推进政府现代化的进程。
刘道泉[5]（2019）在《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成都市按照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成了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成都市作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西部经济大省的省会城市、新晋的国家中心城市,其机构改革总体谋划、实施步骤、关键举措、规范操作,以及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并实践了系列改革举措,在近年来我国地方机构改革中,展示出其独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论文力图全面梳理回顾成都市党政机构改革实践,展示机构改革这个庞大而精细操作过程的关键细节,总结改革的可取做法和阶段性成果,为地方机构改革乃至国内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总结参考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新一轮机构改革前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城市发展需求和党政机构改革的主要方向,对成都市党政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做到既遵循了中央和省上的改革精神和要求,完成了“规定动作”,又结合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进行探索创新,完成了“自选动作”。本论文主要内容结构:第一章阐述了深化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者机构改革的研究进展,确定了案例研究采用的思路和方式方法。第二章是对党政机构涉及的三个关键要素进行界定,以及对援引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介绍,包括该理论对于机构改革的启示。第三章对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进行案例描述。首先梳理和分析成都市机构改革的历程,分别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历次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分析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介绍了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背景、目标任务和主要领域。最后对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具体实施过程进行阐述。第四、五、六章则分别从理顺职能关系、优化机构设置、规范机构编制管理三个方面总结分析了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第七、八章则反思了改革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进一步改进完善的建议,对改革特色进行总结,提出研究展望。
卢玥[6]（2018）在《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以江苏省盱眙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断进行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先手棋,也是县域政府“相对集中审批,分类监管与服务,综合执法”橄榄型治理结构探索的第一步,因而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江苏省盱眙县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点县,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县级行政审批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以小见大,进而提出深化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综述和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了科学界定,并以盱眙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为样本,进行了调研分析,从权力结构、机构职能和服务流程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县域层面的现状以及取得的经验,也总结出了一些问题,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上下层级间沟通衔接不协调,审管分离后监管责任缺失,审批端口多样化、数据共享不到位以及人才储备不充分、服务能力不足等。根据问题,深入研究分析原因,包括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县域政府自主权小、部门之间利益博弈以及外部监管相对薄弱等。接着,通过对发达国家美国、营商环境连续六年世界综合排名第一的新加坡经验做法进行简要分析,同时横向面上对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区四川省武侯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进行研究,从改革做法中获得借鉴和启示,最终从沟通协调、打通服务渠道,加强监管、促进审管联动,提高效率、强化审批服务,转变职能、深化改革成果以及强化评估、实时动态调整等方面提出深化改革建议,以期对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启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有效手段,通过江苏省盱眙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以小见大,探索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县域层面的推行模式,明确权力清单、再造政府机构、优化政务流程,该模式可有效的运用到全国其他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扩大试点范围。同时,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深化建议可有效避免改革中出现的困境,最终深化改革成果,为后续统筹推进分类监管和综合执法改革提供经验。
曹正[7]（2017）在《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问题研究 ——基于大部制改革视角》文中提出深圳市信息化工作与大部制改革密切相关,在决策与执行环节形成了交汇。一方面,信息化工作的显着特点是,对决策权与执行权的要求较高。市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提出全市性、指导性、规划性的决策,但决策能否落地,主要取决于各区和市直单位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大部制改革对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进行了重构。实施大部制改革的部门,其决策权与执行权的运行情况必然会发生变化。恰巧,大部制改革以来,深圳市信息化机构几经调整,由最初独立设置的市信息办变更为机构庞大的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换言之,深圳市信息化机构改革之路,就是大部制改革的典型实践。大部制改革对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重构,应该对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提供支持。如果在实践中有所偏离,就会对信息化工作的整体效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深圳市信息化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大部制改革后,信息化工作成效与改革期望相比,在决策与执行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本文仅从大部制改革视角,对深圳市信息化工作在决策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需要特别指出,深圳市信息化工作存在的问题有许多方面,与大部制改革无关的问题,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本文运用多案例研究法,收集、整理、筛选了能够客观反映信息化工作在决策与执行方面存在问题的25个典型案例,作为实证研究内容;运用访谈研究法,对市、区党政机关从事信息化工作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体制外的专家进行了深入访谈,并把访谈结果用作论证支撑;运用文献研究法,交待了深圳市信息化机构变革历程、大部制改革背景,梳理了国内外信息化工作现状和大部制改革实践情况。本文沿着目标、问题、原因、对策的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在《深圳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深圳市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等重要资料的基础上,本文提炼出信息化工作在决策与执行方面的7个目标,简要对比了目标完成情况。然后,从25个典型案例中归纳出信息化工作在决策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决策权分散、决策程序不规范、执行权不独立、执行主体专业能力欠缺和执行效率较低。接下来,运用无缝隙政府理论、整体性政府理论和组织再设计理论,分析信息化工作在决策与执行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其中,决策权分散的原因有片面追求机构精简、机构撤并不够彻底、违背职能有机统一原则;决策程序不规范的原因有缺乏制度保障措施、干部晋升矛盾激化;行权不能独立的原因是机构职能逐渐弱化;执行主体专业能力欠缺的原因是人力资源配置不当;执行效率较低的原因是管理幅度超出控制、职责边界划分不清。由于决策是执行的基础和前提,决策方面存在问题对执行效果也会产生干扰。最后,本文基于大部制改革视角,在深圳市处于大部制改革的优化调整阶段的背景下,提出了前期组建大网信办、中期设计工作推进机制、后期建立配套保障制度的信息化工作改进策略。
曹子瑛[8]（2017）在《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关税壁垒在GATT及WTO的推动下大幅降低,贸易非效率性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旨在消除跨境贸易中机制性障碍的贸易便利化问题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视野。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货物贸易规模大幅缩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行列中。可以说,对贸易便利化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潮流,也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面临金融危机的重创和振兴经济的紧迫需求,奥巴马政府在以往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基础上实施了新一轮贸易便利化改革并取得较好成效。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同样经受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严峻考验,贸易便利化也已经成为未来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站在“十三五”战略时期的新起点上,系统研究美国贸易便利化改革不仅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补充,而且对于尚处贸易便利化进程起步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由七章构成。第一章绪论,阐明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从自由贸易理论、贸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三方面梳理了贸易便利化问题的相关理论,为后文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奥巴马政府便利化改革背景及现实依据,深入分析了新一轮改革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动因,并归纳了美国政府制定改革方案的现实依据;第四章奥巴马政府便利化改革基本框架、内容及特点,在前章分析的现实依据基础上阐述了此轮改革的基本框架、梳理了出口促进、贸易融资、出口通关、货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六个方面代表性改革措施、并从改革目标、范围、方向、内容以及举措方面总结了此次改革主要特点;第五章奥巴马贸易便利化改革成效及制约因素,依据改革内容构建了包含出口促进、贸易融资、出口通关等六方面便利化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评估了改革在提升美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的成效,利用贸易成本模型测算了改革在降低货物出口贸易成本的效果,定性分析了改革在促进金融危机后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增长方面的成效,并阐述了改革过程中所暴露的制约因素;第六章奥巴马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口增长效应分析,利用前文构建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体系中的综合贸易便利化指标以及六个单项便利化指标,构建出口引力模型检验了改革措施在总体货物出口规模、主要出口产品出口流量、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绩效三方面的出口增长效应,并在测算美国货物出口潜力实现程度基础上分析了下一阶段美国货物出口贸易走势;第七章研究结论及启示,基于前文研究归纳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并阐明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若干启示。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其一,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对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进行了现实验证:奥巴马政府通过贸易制度与政策优化和创新确实有效降低了美国货物出口贸易成本、扩大了出口规模、挖掘了出口潜力;同时表明,在非关税壁垒林立的世界中,推行贸易自由化仍然是实现贸易利益的明智选择;但在改革过程中,理解、尊重和包容历史因素的作用是重要的。其二,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唯有承担起大国责任,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同推进稳定、均衡、可持续经济增长才能够最终有利于其货物贸易稳定发展。其三,此轮改革中,奥巴马政府把握时代和科技发展潮流,“以共享经济为理念的出口促进便利化改革”以及“以增强全球互联互通为目标的贸易基础设施便利化改革”对拉动货物出口增长的影响最显着。这一结果也表明,打破束缚、不畏成败、积极开展新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是实现便利化改革红利的关键。其四,此轮改革执行结果与目标尚存一定差距,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两党分裂的政治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治理的管理体制、赤字财政的长期压力等等国内体制因素制约了本轮改革的政策空间,而“逆全球化”风潮的再次兴起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难度的不断加大也为改革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新一届美国政府唯有继续深化改革,积极消除改革制约因素,才有可能最大限度获得改革红利。本文从上述研究结论中获得对未来中国发展对外贸易以及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的若干启示。首先,中国应担当大任,努力推动开放、均衡、包容与普惠的“新经济全球化”,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其次,中国政府应尽快完成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改革实践中以创新驱动便利化进程;第三,加速贸易促进体系现代化,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型、共享型政府;第四,改善基础设施质量,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以及地理联通、网络连通、人文联通和制度联通四个方面增进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特朗普时代”不仅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也并存着挑战与机遇。特朗普总统对“贸易公平与均衡”的强调、美国政治体制赋予总统的贸易政策灵活性、贸易部门核心内阁成员“反华”政策倾向均预示着中美贸易摩擦将有所升级。但美国基建投资政策为中美经贸合作提供无限商机,2017年4月初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为未来中美关系稳定前行定下良好基调。中国政府应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
陈曦[9]（2015）在《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后对各国政府行政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官僚制管理模式在整个20世纪从未被撼动，一直在各国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占据强势地位，其作用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然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公共事务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复杂化、多元化等特点，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公共事务不断超出传统的职责权限范畴，浅尝辄止的通过多部门合作进行管理的绩效和提供服务的质量已再难遂公民意愿，加之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各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攀升以及行政之恶难免、不正之风难遏、腐败问题难绝的现实窘境，令政府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和效益困境。各国政府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依靠任何单一政府或政府部门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层出不穷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新难题，于是，发展跨部门合作模式成为了各国政府一解燃眉之急的良策。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尽管当前跨部门合作理论已有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在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我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发展从总体来看却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亟需借鉴他方之石，攻已之玉。可见，为了实现推进我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的愿景，学习和研究他国经验固然重要，洋为中用也同样重要。本着学以致用，理论服务于实践的目的，本文针对中国跨部门合作意愿不强、合作能力薄弱和合作协调乏力的现状，旨在呈现两项重要成果：一是通过对美加两国跨部门合作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出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开展提供理论指引；二是参照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跨部门合作实施困难的实际状况，挖掘中国开展跨部门合作的可行策略，力争对中国正在开展的跨部门合作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辅助论证。其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和研究大量的相关文献，再依据现有理论、事实和需要提出理论假设、研究计划并进行文献综述，以形成对跨部门合作的科学认识，并尽可能做到对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的系统把握；其二，通过案例研究法，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搜集跨部门合作的案例，具体分析、详细剖析案例素材，细致总结、系统归纳案例问题，反复查找、仔细搜寻案例证据，并得出跨部门合作的实践规律，为跨部门合作理论发展提供资源，为跨部门合作实操提供依据；其三，通过比较研究法，根据文化、制度、组织等标准，对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中国与美加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度进行研究与判断，从而寻找其异同，探求其发展跨部门合作方面的规律性内容，以期提出更具针对性、适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跨部门合作的行动策略。本文除去绪论和结论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跨部门合作的内涵特征。首先，基于跨部门合作提出的背景提出跨部门合作的概念，并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与之相近的概念进行细致辨析。其次，选取能够切实为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的协同政府、整体政府和协作性公共管理等三种典型的跨部门合作形式详加论述。最后，从包容性的合作文化、平等化的合作制度、多元化的合作组织、综合性的合作能力以及创新化的合作技术等方面总结跨部门合作模式较之官僚制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等传统管理模式的不同之处，进而归纳出跨部门合作模式的特点。第二章为跨部门合作的理论基础。依次剖析了包络资源依赖理论、组织交易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界面管理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网络化治理理论在内的对跨部门合作模式起支撑作用的理论成果，并且细致阐述了这些理论对于丰富和完善跨部门合作理论以及支撑跨部门合作实践所能发挥的作用。第三章为跨部门合作的美加经验。依据上述章节研究结论牵出的逻辑脉络，从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能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等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美国及加拿大为成功推进跨部门合作发展而进行的实践进路，通过归纳和总结两国在建设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时所采取的方法以及取得的积极成效，为后两个章节的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现状、问题、对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操作纲领。第四章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主要问题。针对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该章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下一章提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策略选择提供了靶向，同时也验证了第三章中对成功的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的判断——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的问题与障碍恰恰源自于中国跨部门合作文化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能力要素以及技术要素建设方面的欠缺与不足。第五章为中国跨部门合作的策略选择。本章是总论题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因为所有对于跨部门合作的基础理论、成功的核心要素等内容的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指导与推进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并为之提供可行策略。这一章不仅是对前文所归纳的各类跨部门合作核心要素的逻辑承接，同时还由于在跨部门合作发展对策中纳入了对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制度设计、组织结构等内容的考量而使该命题的研究得以深化，对策的可行性得以提升。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本文突破了原有对西方跨部门合作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单向学习和借鉴的思维和行动局限，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中国具体状况的跨部门合作的研究和实践进路，丰富了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学术成果，进而发展了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其次，将跨部门合作视为一种系统化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研究，对原在学术界长期混用的与之相近的其他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和辨析，能够便于找出其规律性的内容，充实和发展跨部门合作的理论成果；第三，基于对跨部门合作成功的核心要素的归纳与总结，构建了推进跨部门合作发展的框架体系，为中国跨部门合作发展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策略，相信会对中国跨部门合作的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李庚[10]（2014）在《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作出这个选择定位主要有以下原因：从国内看，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温饱问题向结构性供给不足、农产品质量不能满足人民需求及农产品增产压力加大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传统分段式的方式向现代一体化的方式转变。从国外环境看，入世后世贸协议对行政行为具有较强约束力，迫使政府改变原有的一些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入世后农业生产面临着国外农产品的激烈竞争。这些条件的变化对政府农业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构建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公平高效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研究的大背景，以管理学、现代制度经济学、政治学为学科基础、采取多学科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农业行政管理绩效评估、行政创新环境、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阻力分析、创新的总体制度安排方面构建了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研究框架，以期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日益完善与发展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对现代农业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相关理论发展进行了阐述。在分析大量国内外文献基础上着重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原有的历史沿革之上。建国以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历经变迁，形成了包含多个部门在内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脱胎于旧的计划体制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在结构、职能及其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职能分段不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基层部门力量薄弱、农业主管部门调控手段不足等问题，需要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尽管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不同，但是发达国家农业行政管理具有一些相同点：依法进行农业管理、实行宽泛的管理体制、注重与农民组织的合作、坚持服务理念、注重农业科研并进行多途径技术推广等。发达国家农业行政管理经验为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借鉴。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重视投入了多少资源，更重要的是考量其产出。从国内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建设来看，我国农业生产业绩较好，政府管理效能获得明显提高，行政效率获得较大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政府农业行政管理成本较高，且构成不合理。农业行政管理绩效需要提升。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开展，本文选择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建设作为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环境要素进行分析。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框架内进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构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采取多种手段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农业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社会组织是行政组织实施公共服务职能的有力补充，农业社会组织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会承接行政组织的部分管理职能，更好地位农业发展服务。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其动力阻力因素。制度的变迁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更替必然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要使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得以开展，必须挖掘制度创新的动力，建立有效的阻力消解机制。经过上文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制度安排。强调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导向，必须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农业、农村、农民统一发展；要建立大部门的农业行政组织，以加强对农业的统一管理；转变涉农部门的职能，强调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的服务性；合理规划部门间的权力配置；确立法治化的运行规则并发展多种方式的调控方式；在人员、经费投入上要增强农业基层组织的力量。
二、精简,再精简——电子政务推动美国政府机构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简,再精简——电子政务推动美国政府机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相关研究 |
| (二)并联审批相关研究 |
| (三)既有研究的启示与可供拓展的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概念界定 |
| (二)并联审批的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 |
| (二)无缝隙政府理论 |
| (三)协同学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政府部门间合作需求、困境及其生成逻辑 |
|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发生场域、需求与困境 |
| (一)合作的发生场域: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
| (二)合作需求的形成 |
| (三)合作困境的外在表现 |
| 二、合作困境的生成机理:基于目标和行动的解释 |
| (一)目标不一致 |
| (二)行动不一致 |
| 三、合作困境的深层诱因:分化的组织结构 |
| (一)纵向关系:瓦解政府部门间合作意愿 |
| (二)横向关系:削弱政府部门间合作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其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一)并联审批的萌芽阶段(2001年以前) |
| (二)并联审批的发展阶段(2001-2012) |
| (三)并联审批的相对成熟阶段(2013年以来)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一)形成过程:有利于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执行过程:有利于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三、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效性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有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并联审批:跨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一)政治维度 |
| (二)经济维度 |
| (三)社会维度 |
| 二、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行动一致的生成 |
| (一)组织载体 |
| (二)运行前提 |
| (三)技术支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案例分析:以J省不动产登记改革为例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需求、困境及生成逻辑 |
| (一)合作需求 |
| (二)合作困境 |
| (三)生成逻辑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与效果 |
| (一)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的发展历程 |
| (二)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优势 |
| (三)不动产登记改革中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的效果 |
| 三、并联审批促进不动产登记改革中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实现 |
| (一)目标一致的形成 |
| (二)行动一致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不动产登记改革案例相关材料收集 |
| 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 ——以湖南省H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行政成本 |
| 二、行政成本控制 |
| 三、节约型政府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人民中心”理论 |
|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三、理论运用 |
| 第三章 湖南省H县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H县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现状 |
| 一、行政成本占GDP比例较大且增长过快 |
| 二、行政成本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高 |
| 三、行政成本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大 |
| 四、行政成本各项支出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H县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举措 |
| 一、强化行政人员成本控制意识 |
| 二、精简机构控制行政成本支出 |
| 三、规范行政人员经费开支行为 |
| 第三节 H县政府行政成本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行政支出失误成本较高 |
| 二、行政支出试错成本较多 |
| 三、行政支出沉没成本较大 |
| 第四章 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困难的一般成因 |
| 一、行政观念落后 |
| 二、行政规模扩张 |
| 三、行政路径依赖 |
| 四、行政负外部性 |
| 第二节 H县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行政成本节约意识薄弱 |
| 二、行政成本支出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 |
| 三、行政职能机构设置不合理 |
| 四、行政成本支出监督体制不完善 |
| 第五章 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培育正确的节约意识和支出行为 |
| 一、加强对行政人员素质的管理和培训 |
| 二、树立法制意识,规范行政成本支出 |
| 第二节 优化县级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构成 |
| 一、推动行政人员配比科学化 |
| 二、精简和完善县级政府职能机构 |
| 第三节 消除县级政府行政负外部性 |
| 一、明确县级政府职能定位 |
| 二、规范县级政府职能范围 |
| 第四节 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突破路径依赖 |
| 一、加大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力度 |
| 二、营造行政成本改革的良好制度环境 |
| 三、完善财政预算制度与监督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致谢 |
（3）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时代境遇之必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幕初启 |
| 1.1.2 治理转型之诉求:面向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趋向 |
| 1.1.3 研究问题之提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
| 1.1.4 研究意义之阐发:描绘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智治图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回顾 |
| 1.2.2 国内研究回顾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知识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认识人工智能:一项正在“挑战人”的新兴技术 |
| 2.1.2 政府治理模式:理念、结构和方式 |
| 2.2 典型范式 |
| 2.2.1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具体释义 |
| 2.2.2 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智能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关系辨析 |
| 2.3 理论源流 |
| 2.3.1 汲取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想养分 |
| 2.3.2 审视技术治理理论的合理面向 |
| 2.3.3 数字治理理论催生的智慧政府 |
| 2.3.4 现代系统管理理论的理论启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理路 |
| 3.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3.1.1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关联 |
| 3.1.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客观基础 |
| 3.2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 |
| 3.2.1 以“数据”促“善治”的数据驱动逻辑 |
| 3.2.2 以“算法”谋“善治”的算法主导逻辑 |
| 3.2.3 从“链接”到“互嵌”的智能融合逻辑 |
| 3.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 |
| 3.3.1 公平与公正——应确保公平公正对待所有人 |
| 3.3.2 安全与隐私——应确保安全可靠、尊重隐私 |
| 3.3.3 开放与包容——应实现开放参与、人人赋能 |
| 3.3.4 透明与责任——应实现易于理解、透明负责 |
| 3.4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目标逻辑 |
| 3.4.1 由传统扩张型政府走向收缩型政府 |
| 3.4.2 由传统封闭型政府走向开放型政府 |
| 3.4.3 由传统粗放型政府走向精细化政府 |
| 3.4.4 由传统电子化政府走向智能化政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运作机理 |
| 4.1 技术与结构的互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结构 |
| 4.1.1 技术的原始吸纳:治理绩效需求催生人工智能技术引入 |
| 4.1.2 技术与组织互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政府组织形态变革 |
| 4.1.3 政府的自我重塑:政府组织形态变革引致治理模式转型 |
| 4.2 渗透·传导·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微观机制 |
| 4.2.1 渗透:人工智能引致政府治理理念转变 |
| 4.2.2 传导:人工智能带来政府治理结构调整 |
| 4.2.3 扩散: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
| 4.3 理念·结构·方式: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具体维度 |
| 4.3.1 思维理念的更新:智慧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 |
| 4.3.2 治理结构的重塑:多元协同成为政府治理的关系结构 |
| 4.3.3 治理方式的转换:智能治理成为政府治理的行动特征 |
| 4.4 以“善智”促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现进路 |
| 4.4.1 “善智”引入之必要: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的双重面相 |
| 4.4.2 “善智”之多维解读:基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 |
| 4.4.3 以“善智”实现善治: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关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实践审视 |
| 5.1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客观挑战 |
| 5.1.1 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行政的责任困境 |
| 5.1.2 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 |
| 5.1.3 人工智能对传统公共行政文化的挑战 |
| 5.2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的技术风险 |
| 5.2.1 安全失序 |
| 5.2.2 公平丧失 |
| 5.2.3 隐私泄露 |
| 5.3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典型案例 |
| 5.3.1 智能化治理的中国场景:浙江、广东和上海实践 |
| 5.3.2 智能化治理的世界经验:美国、“英国—欧盟”和韩国 |
| 5.3.3 国内外智能化治理实践的实践反思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行动策略 |
| 6.1 认识更新:提升对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理性认知 |
| 6.1.1 意识层面: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影响 |
| 6.1.2 知识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相关理论的宣传讲解 |
| 6.1.3 行为层面:打造善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内文化 |
| 6.2 技术治理:构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的完备治理体系 |
| 6.2.1 技术治理行动者的协同:优化人工智能治理的主体生态 |
| 6.2.2 技术治理内容的全覆盖:聚焦人工智能治理的要素层次 |
| 6.2.3 技术适用情景的精准化:开发面向政府场景的人工智能 |
| 6.3 制度跟进:健全政府治理运用人工智能的制度规则 |
| 6.3.1 完善面向智能行政场景的制度法规 |
| 6.3.2 建立起部门间数据共享和互通规则 |
| 6.3.3 建构智能场景下技术责任应对体系 |
| 6.4 机制创新:完善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实践机制 |
| 6.4.1 建立起人工智能的专业机构和领导体系 |
| 6.4.2 建立起专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培养机制 |
| 6.4.3 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应用科学评估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语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4）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现代化的改革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选题意义 |
| 1.选题目的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国外相关研究 |
| 2.国内相关研究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 1.研究目标 |
|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3.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现代化政府及相关理论 |
| (一)现代化政府 |
| 1.政府及现代化政府 |
| 2.近现代以来西方现代化政府发展的典型模式 |
| (二)现代化政府理论的相关探讨 |
| 1.西方现代化政府理论的相关探讨 |
| 2.我国政府现代化相关理论探讨 |
| (三)现代化政府的典型特征 |
| 1.有效政府 |
| 2.有限政府 |
| 二、我国政府改革历程 |
| (一)1978 年前我国政府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改革历程 |
| 1.政府改革背景分析 |
| 2.我国政府改革历程 |
| 3.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改革的成果及路径特点 |
| (一)我国政府改革的成果 |
| 1.有限政府初步成形 |
| 2.服务型政府正在构建 |
| 3.法治政府稳步推进 |
| 4.信息化政府逐步完善 |
|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改革路径的基本特点 |
| 1.目的性：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
| 2.有序性：按照科学定位、职能相适应、机构配套进行有序的政府改革 |
| 3.渐进性：随着改革理念的深化改革内容逐步丰富 |
| 四、目前我国政府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建设目标 |
| (一)政府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 1.政府机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
| 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
| 3.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 |
| (二)我国政府现代化的建设目标 |
| 1.政府的科学化 |
| 2.政府的高效化 |
| 3.政府的法治化 |
| 五、我国现代化政府的未来实践路径 |
| (一)进一步完善现代行政理念 |
| (二)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 |
| (三)稳步实现法治政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5）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政府职能转变 |
| 2.1.2 党政机构改革 |
| 2.1.3 “三定”规定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政府职能理论 |
| 2.2.2 行政组织理论 |
| 2.2.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案例描述 |
| 3.1 改革开放后成都市历次机构改革情况 |
| 3.1.1 成都市机构改革的基本情况 |
| 3.1.2 成都市历次机构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1.3 本轮机构改革前成都市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的依据 |
| 3.2.1 中央对深化地方党政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 |
| 3.2.2 四川省对实施本地党政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
| 3.2.3 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党政机构改革的需求 |
| 3.3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的目标任务 |
| 3.3.1 强化保障党委的政治领导地位 |
| 3.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 |
| 3.3.3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趋势 |
| 3.3.4 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管理体制 |
| 3.4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实施步骤 |
| 3.4.1 建立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3.4.2 明确组织实施的主要环节步骤 |
| 3.4.3 重点做好部门“三定”规定制定 |
| 第四章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理顺职能关系分析 |
| 4.1 理顺党政部门之间关系 |
| 4.1.1 强化党委职能部门领导职能 |
| 4.1.2 统筹党委和政府机构改革 |
| 4.2 调整优化政府部门职能配置 |
| 4.2.1 大幅归并相同相近职责 |
| 4.2.2 突出重点领域实施职责整合 |
| 4.3 理顺市县两级之间条块关系 |
| 4.3.1 实施省以下环保监测监察垂直管理 |
| 4.3.2 实施市及市辖区国土规划垂直管理 |
| 4.3.3 理顺市县乡三级行政执法体制 |
| 4.4 理顺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的关系 |
| 4.4.1 完成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 |
| 4.4.2 调整事业单位隶属关系 |
| 第五章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优化机构设置分析 |
| 5.1 主要机构设置与中央和省保持基本对应 |
| 5.1.1 对应中央和省级改革调整优化设置机构 |
| 5.1.2 与中央和省级机构基本对应设置机构 |
| 5.2 专业机构设置突出成都市地方特色 |
| 5.2.1 全新设立的地方特色机构 |
| 5.2.2 保留或调整设置的特色机构 |
| 5.3 党政机构总量严格实行限额管理 |
| 5.3.1 精简党委机构个数 |
| 5.3.2 压缩政府机构限额 |
| 5.3.3 从严设置挂牌机构 |
| 第六章 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中规范机构编制管理分析 |
| 6.1 规范党政机构设置 |
| 6.1.1 明确机构设置关系 |
| 6.1.2 规范党政机构名称 |
| 6.1.3 彻底清理“隐藏”机构 |
| 6.2 优化调整内设处室设置 |
| 6.2.1 总量上突出严格管控 |
| 6.2.2 结构上突出精干高效 |
| 6.3 合理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
| 6.3.1 重新核定部门人员编制 |
| 6.3.2 规范核定部门领导职数 |
| 第七章 进一步完善成都市党政机构改革的建议 |
| 7.1 进一步理顺职责关系 |
| 7.1.1 在理顺职责关系方面的不足 |
| 7.1.2 理顺职责关系的建议 |
| 7.2 进一步优化机构设置 |
| 7.2.1 在优化机构设置方面的不足 |
| 7.2.2 优化机构设置的建议 |
| 7.3 进一步规范机构编制管理 |
| 7.3.1 在规范机构编制管理方面的不足 |
| 7.3.2 规范机构编制管理的建议 |
| 第八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以江苏省盱眙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主题和思路 |
| 一、研究主题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理论分析法 |
| 第一章 概念及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县域 |
| 二、行政审批 |
| 三、行政审批制度 |
| 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反距离悖论 |
| 二、部门利益论 |
| 三、整体性治理理论 |
| 四、有限政府理论 |
| 第二章 盱眙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 |
| 第一节 梳理职责,再造政府权力结构 |
| 一、“五张清单”梳理职责边界 |
| 二、“三轮划转”剥离行政审批权 |
| 三、县权下放,经济发达镇试点先行 |
| 第二节 部门整合,再造政府机构职能 |
| 一、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组建盱眙县行政审批局 |
| 二、优化部门职责分工,推进政府部门大科室制度 |
| 三、围绕审批局,配套建立四个中心 |
| 第三节 优化服务,再造政务服务流程 |
| 一、延伸告知程序,减轻信息获取成本 |
| 二、模拟审批程序,建立容缺受理制度 |
| 三、制定标准流程,压缩行政审批时限 |
| 四、打造线上平台,开展线下“四联合” |
| 第三章 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盱眙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面临的问题 |
| 一、上下层级间,沟通衔接不协调 |
| 二、审管分离后,监管责任缺失 |
| 三、审批端口多样化,数据共享不到位 |
| 四、人才储备不充分，承接能力不足 |
| 第二节 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顶层设计不够完善 |
| 二、县域政府自主权小 |
| 三、部门之间利益博弈 |
| 四、外部监管相对薄弱 |
| 第四章 国内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一、新加坡 |
| 二、美国 |
| 第二节 国内其他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 一、成都市武侯区 |
| 二、天津市滨海新区 |
| 第三节 国内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 |
| 一、强化法律保障,让改革有法可依 |
| 二、定量分析,引入第三方机构 |
| 三、利用互联网+,强化电子政务 |
| 四、循序渐进,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
| 第五章 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建议 |
| 第一节 沟通协调,打通服务渠道 |
| 一、密切沟通,解决“上下问题” |
| 二、双向推送,解决“左右问题” |
| 三、完善机制,解决“内部问题” |
| 第二节 加强监管,促进审管联动 |
| 一、找准定位,强化行政监管 |
| 二、依托平台,推进信用监管 |
| 三、公开信息,突出社会监管 |
| 第三节 提高效率,强化审批服务 |
| 一、强化队伍,提高审批服务力 |
| 二、优化方式,升级审批便捷度 |
| 三、创新理念,推进审批电子化 |
| 第四节 转变职能，深化成果 |
| 一、加快分类监管,实现审管无缝对接 |
| 二、完善服务体系,实现减审批增服务 |
| 三、推进综合执法,实现改革统筹推进 |
| 第五节 强化评估,实时动态调整 |
| 一、拓宽群众参与渠道 |
| 二、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 |
| 三、强化新闻媒体反馈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问题研究 ——基于大部制改革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信息化 |
| 二、大部制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有关信息化工作的研究 |
| 二、有关大部制改革的研究 |
| 第四节 理论范式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目标 |
| 第一节 大部制改革的背景 |
| 第二节 深圳市信息化机构变革历程 |
| 第三节 大部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
| 第四节 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目标 |
| 第五节 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目标完成情况 |
| 第三章 深圳市信息化工作存在的决策与执行问题 |
| 第一节 决策权分散 |
| 第二节 决策程序不规范 |
| 第三节 执行权不能独立 |
| 第四节 执行主体专业能力欠缺 |
| 第五节 执行效率较低 |
| 第四章 深圳市信息化工作存在决策与执行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片面追求机构精简 |
| 第二节 机构撤并不够彻底 |
| 第三节 违背职能统一原则 |
| 第四节 缺乏制度保障措施 |
| 第五节 干部晋升矛盾激化 |
| 第六节 机构职能逐渐弱化 |
| 第七节 人力资源配置不当 |
| 第八节 管理幅度超出控制 |
| 第九节 职责边界划分不清 |
| 第十节 决策问题干扰执行 |
| 第五章 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问题改进策略 |
| 第一节 前期组建大网信办 |
| 一、划入市经贸信息委部分信息化职能 |
| 二、划入市府办全部信息化职能 |
| 三、划入市委办部分信息化职能 |
| 四、撤并市社工委全部信息化职能 |
| 五、大网信办的组织架构 |
| 六、大网信办有望提升决策能力 |
| 七、决策能力提升带动执行效果改善 |
| 第二节 中期设计改革推进机制 |
| 一、设计人力资源匹配机制 |
| 二、设计职责划分公开机制 |
| 三、设计市委书记挂帅机制 |
| 第三节 后期建立配套保障制度 |
| 一、建立国家战略跟随制度 |
| 二、建立法律法规对接制度 |
| 三、建立决策流程规范制度 |
| 四、建立机构相对稳定制度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附录 二 |
| 附录 三 |
| 致谢 |
（8）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贸易便利化”的内涵与外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贸易便利化”进展分析 |
| 1.3.2 “贸易便利化”理论研究 |
| 1.3.3 “贸易便利化”改革成本与收益 |
| 1.3.4 “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估 |
| 1.3.5 “贸易便利化”改革影响 |
| 1.3.6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 |
| 1.5.2 不足 |
| 2 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基础 |
| 2.1 自由贸易理论——贸易便利化的本质 |
| 2.1.1 自由贸易理论 |
| 2.1.2 自由贸易理论与贸易便利化 |
| 2.2 贸易成本理论——贸易便利化的机制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通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 |
| 2.2.3 新经济地理学冰山运输成本理论 |
| 2.2.4 贸易成本与贸易便利化 |
| 2.3 制度变迁理论——贸易便利化的现状与未来 |
| 2.3.1 制度变迁理论 |
| 2.3.2 制度变迁理论与贸易便利化 |
| 本章小结 |
| 3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背景及现实依据 |
| 3.1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背景 |
| 3.1.1 全球兴起贸易便利化改革浪潮 |
| 3.1.2 出口增长再次成为美国经济复苏动力 |
| 3.1.3 美国经济霸权与贸易竞争力面临挑战 |
| 3.1.4 美国出口企业提出强烈利益诉求 |
| 3.1.5 美国贸易便利化现状亟待改进 |
| 3.2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现实依据 |
| 3.2.1 出口促进力度不足,电子政务平台不便利 |
| 3.2.2 融资产品认知度低,可获性及易获性不足 |
| 3.2.3 出口管制规则复杂,通关效率有待提高 |
| 3.2.4 货运设施发展滞后,出口运输成本高企 |
| 3.2.5 互联网设施发展缓慢,网络安全面临威胁 |
| 3.2.6 国内外规则繁杂不一,海外营商环境缺乏公平 |
| 本章小结 |
| 4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框架、内容与特点 |
| 4.1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基本框架 |
| 4.2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
| 4.2.1 出口促进便利化改革措施 |
| 4.2.2 贸易融资便利化改革措施 |
| 4.2.3 出口通关便利化改革措施 |
| 4.2.4 货运基础设施便利化改革措施 |
| 4.2.5 信息基础设施便利化改革措施 |
| 4.2.6 制度环境便利化改革措施 |
| 4.3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主要特点 |
| 4.3.1 改革目标更系统范围更广泛 |
| 4.3.2 改革方向更明确内容更深入 |
| 4.3.3 改革举措更具创新性 |
| 本章小结 |
| 5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成效与制约因素 |
| 5.1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成效 |
| 5.1.1 提升美国货物出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成效分析 |
| 5.1.2 降低美国货物出口贸易成本成效分析 |
| 5.1.3 促进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发展成效分析 |
| 5.2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制约因素 |
| 5.2.1 美国政治制度牵绊改革推行 |
| 5.2.2 巨额财政债务压力长期存在 |
| 5.2.3 “逆全球化”增添贸易环境不确定性 |
| 5.2.4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加 |
| 本章小结 |
| 6 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口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
| 6.1 贸易引力模型设定 |
| 6.1.1 引力模型简介 |
| 6.1.2 基础出口引力模型的设定 |
| 6.1.3 模型形式的确定 |
| 6.2 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口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贸易便利化改革对美国总体货物出口流量的影响 |
| 6.2.2 贸易便利化改革对美国主要出口货物出口流量的影响 |
| 6.2.3 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不同规模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
| 6.3 美国货物出口潜力的实现及未来出口贸易走势 |
| 6.3.1 货物出口潜力模型设定 |
| 6.3.2 贸易便利化改革时期美国货物出口潜力的实现 |
| 6.3.3 “特朗普时代”美国货物出口贸易走势 |
|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此轮改革是对便利化理论的现实验证 |
| 7.1.2 推进世界共同繁荣与进步乃共赢之举 |
| 7.1.3 制度优化与创新已逐渐释放改革红利 |
| 7.1.4 内部障碍与外部制约滞缓改革进程 |
| 7.2 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 |
| 7.2.1 推动开放、均衡与包容的新经济全球化 |
| 7.2.2 加快便利化顶层设计,鼓励便利化制度创新 |
| 7.2.3 加速贸易促进体系现代化,打造服务型政府 |
| 7.2.4 改善基础设施质量,增进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 |
| 结束语 |
| 英文缩略表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
| 二、 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理论与实践综述 |
| （二） 国内理论与实践综述 |
| 三、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创新点 |
| （二）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跨部门合作的内涵特征 |
| 一、 跨部门合作的内涵 |
| （一） 概念的提出 |
| （二） 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二、 跨部门合作的形式 |
| （一） 协同政府 |
| （二） 整体政府 |
| （三） 协作性公共管理 |
| 三、 跨部门合作的特征 |
| （一） 跨部门合作的文化特征 |
| （二） 跨部门合作的制度特征 |
| （三） 跨部门合作的组织特征 |
| （四） 跨部门合作的能力特征 |
| （五） 跨部门合作的技术特征 |
| 第二章 跨部门合作的理论基础 |
| 一、 资源依赖理论 |
| （一） 资源依赖理论的概念 |
| （二） 资源依赖理论的内容 |
| （三） 资源依赖理论对跨部门合作的贡献 |
| 二、 组织交易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 |
| （一） 组织交易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的概念 |
| （二） 组织交易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对跨部门合作的贡献 |
| 三、 界面管理理论 |
| （一） 界面管理理论的概念 |
| （二） 界面管理理论的内容 |
| （三） 界面管理理论与跨部门合作的关系 |
| 四、 博弈理论 |
| （一） 博弈理论的概念 |
| （二） 博弈理论的内容 |
| （三） 博弈理论与跨部门合作的关系 |
| 五、 网络化治理理论 |
| （一） 网络化治理理论的概念 |
| （二） 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内容 |
| （三） 网络化治理理论与跨部门合作的关系 |
| 第三章 跨部门合作的美加经验 |
| 一、 跨部门合作的文化要素建设经验 |
| （一） 培养跨部门合作文化 |
| （二） 加强跨部门信任文化 |
| 二、 跨部门合作的制度要素建设经验 |
| （一） 发展跨部门合作立法 |
| （二） 完善跨部门合作机制 |
| （三） 加强跨部门合作协调 |
| 三、 跨部门合作的组织要素建设经验 |
| （一） 明确跨部门合作职责 |
| （二） 获取跨部门合作资源 |
| （三） 丰富跨部门合作主体 |
| 四、 跨部门合作的能力要素建设经验 |
| （一） 提高整体决策能力 |
| （二） 发展团队合作能力 |
| （三） 促进组织沟通能力 |
| （四） 发展解决冲突能力 |
| 五、 跨部门合作的技术要素建设经验 |
| （一） 发展信息资源共享 |
| （二） 建设“一站式”政府 |
| （三） 加强大数据管理 |
| （四） 运用云计算技术 |
| （五） 发展移动互联网 |
| 第四章 中国跨部门合作的主要问题 |
| 一、 中国跨部门合作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
| （一） 信任文化缺失增加合作成本和风险 |
| （二） 中庸之道影响合作精神和投入 |
| （三） 自利倾向导致合作冲突和矛盾 |
| 二、 中国跨部门合作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 |
| （一） 立法缺失导致合作无法可依 |
| （二） 机制欠缺造成合作维持艰难 |
| （三） 协调失灵诱发合作矛盾重重 |
| 三、 中国跨部门合作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 |
| （一） 组织的排他性削弱了合作动力 |
| （二） 组织界限划定限制了合作行为 |
| （三） 合作主体职、权、责、效不一增加了合作难度 |
| （四） 第三部门参与不足影响了合作效能 |
| 四、 中国跨部门合作能力建设的主要问题 |
| （一） 粗放化管理模式导致合作执行失准 |
| （二） 缺乏合作能力导致合作开展艰难 |
| 五、 中国跨部门合作技术建设的主要问题 |
| （一） 技术水平各异导致合作进度不一 |
| （二） 信息共享不足造成合作行动失衡 |
| 第五章 中国跨部门合作的策略选择 |
| 一、 中国跨部门合作文化建设的策略选择 |
| （一） 加强政府部门管理文化建设 |
| （二） 加强合作主体间信任文化建设 |
| （三） 加强合作主体间合作文化建设 |
| 二、 中国跨部门合作制度建设的策略选择 |
| （一） 完善合作法律法规建设 |
| （二） 加强合作运行机制建设 |
| （三） 促进合作协调制度建设 |
| 三、 中国跨部门合作组织建设的策略选择 |
| （一） 整合并明确各部门职能及职责权限 |
| （二） 建立权威跨部门管理机构 |
| （三） 建立专家合作咨询委员会 |
| （四） 建立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
| （五） 吸纳更加丰富的主体参与 |
| （六） 获取权威性的领导支持 |
| 四、 中国跨部门合作能力建设的策略选择 |
| （一） 加强合作创新能力建设 |
| （二） 加强合作沟通能力建设 |
| （三） 加强团队合作能力建设 |
| （四） 加强冲突应对能力建设 |
| 五、 中国跨部门合作技术建设的策略选择 |
| （一） 加强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 |
| （二） 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1.1 农业生产取得较好的成绩 |
| 1.1.2 目前农业生产增产压力加大、农产品质量不高 |
| 1.1.3 我国农业发展处在和世界农业接轨的关键时期 |
| 1.1.4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时期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行政管理体制的含义 |
| 1.4.2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含义及构成 |
| 1.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5.1 政府职能理论的发展演变 |
| 1.5.2 公共组织理论的发展演变 |
| 1.5.3 制度及制度创新研究的理论与发展 |
| 1.5.4 新公共管理及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
| 1.5.5 渐进决策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
| 1.6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6.1 研究的思路 |
| 1.6.2 研究的方法 |
| 1.6.3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2.1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发展历程 |
| 2.1.1 改革前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
| 2.1.2 改革开放之后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 2.2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现状 |
| 2.2.1 组织结构与职能 |
| 2.2.2 运作机制 |
| 2.3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3.1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
| 2.3.2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3.1 日本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
| 3.1.1 日本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机构与职能 |
| 3.1.2 日本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取得的成绩及问题 |
| 3.2 美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
| 3.2.1 美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机构与职能 |
| 3.2.2 美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取得的成绩 |
| 3.3 美日两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总结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3.3.1 美日两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共同点 |
| 3.3.2 发达国家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趋势分析—以美国为例 |
| 3.3.3 美日两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行政管理的成本及绩效分析 |
| 4.1 农业行政管理成本的含义及定量分析 |
| 4.1.1 农业行政成本的含义 |
| 4.1.2 农业行政管理成本的定量分析 |
| 4.2 行政绩效评估的内涵及性质 |
| 4.2.1 行政绩效的内涵 |
| 4.2.2 绩效评估的内涵及性质 |
| 4.3 我国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理论与实践的现状及完善 |
| 4.3.1 我国绩效评估体系发展现状 |
| 4.3.2 政府绩效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完善 |
| 4.4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评估 |
| 4.4.1 农业生产业绩较好 |
| 4.4.2 政府农业管理效能较高 |
| 4.4.3 行政效率获得较大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4.4.4 政府行政管理成本较高，构成不合理 |
| 4.4.5 农业市场化改革向深入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环境因素分析 |
| 5.1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政治环境 |
| 5.1.1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
| 5.1.2 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5.1.3 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体系 |
| 5.1.4 利益集团逐渐兴起，出现转型陷阱 |
| 5.1.5 政治环境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
| 5.2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经济环境 |
| 5.2.1 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综合国力显着提高 |
| 5.2.2 经济改革正在进行中，进程不平坦 |
| 5.2.3 经济增长面临中等国家陷阱 |
| 5.2.4 经济环境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
| 5.3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社会组织发展状况 |
| 5.3.1 社会组织取得一定的发展 |
| 5.3.2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面临较大的约束 |
| 5.3.3 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
| 5.4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国际环境 |
| 5.4.1 入世赋予政府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责任和义务 |
| 5.4.2 农产品出口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
| 5.4.3 农产品成为发达国家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战略物资 |
| 5.4.4 世界环境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动力阻力分析 |
| 6.1 利益分析 |
| 6.1.1 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发展 |
| 6.1.2 组织利益的内涵和发展 |
| 6.1.3 政府组织成员的利益分析 |
| 6.2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因 |
| 6.2.1 社会变迁：政府管理创新的根本原因 |
| 6.2.2 矛盾凸显：制度创新的直接原因 |
| 6.2.3 获得额外收益：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助力器 |
| 6.2.4 高层推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力 |
| 6.3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阻力分析 |
| 6.3.1 社会权力体系结构 |
| 6.3.2 社会经济体系结构 |
| 6.3.3 社会文化体系 |
| 6.3.4 公共组织人员的心智模式 |
| 6.4 农业行政体制改革实施的可能性 |
| 6.4.1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各阶层分析 |
| 6.4.2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阻力消解与损失补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安排 |
| 7.1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总体思路 |
| 7.1.1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目标 |
| 7.1.2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1.3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方向 |
| 7.2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 |
| 7.2.1 调整政府职能定位 |
| 7.2.2 合理规划权力配置 |
| 7.2.3 政府运行规则法治化 |
| 7.2.4 管理手段多元化 |
| 7.2.5 设置大农业管理部门 |
| 7.3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技术创新 |
| 7.3.1 电子政务的含义、特点及在世界上的发展状况 |
| 7.3.2 我国农业电子政务发展现状 |
| 7.3.3 加快农业电子政务发展的方式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探讨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一些问题的探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精简,再精简——电子政务推动美国政府机构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并联审批促进政府部门间合作研究 ——基于目标和行动的维度[D]. 于丽春. 吉林大学, 2020(03)
- [2]节约型政府视角下我国县级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 ——以湖南省H县为例[D]. 王富禹.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D]. 王张华. 湘潭大学, 2020(10)
- [4]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现代化的改革路径研究[D]. 王晓雨. 外交学院, 2019(01)
- [5]成都市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案例研究[D]. 刘道泉.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6]县域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以江苏省盱眙县为例[D]. 卢玥. 东南大学, 2018(01)
- [7]深圳市信息化工作的决策与执行问题研究 ——基于大部制改革视角[D]. 曹正. 深圳大学, 2017(07)
- [8]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研究[D]. 曹子瑛. 武汉大学, 2017(06)
- [9]中国跨部门合作问题研究[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5(08)
- [10]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李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