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联盟重建电力设施取得重大成就(论文文献综述)
谭松[1](2021)在《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研究 ——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文中指出1990年10月两德统一之后,作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重要部分,德国在海外军事参与问题上不断突破。统一初期通过“支票外交”的形式介入海湾战争,之后在科索沃地区的空袭行动实现了海外军事参与的实质性进展。“9·11”事件以后,为了应对反恐局势出现的新变化,德国于联合国框架下在中东地区开始了广泛的军事参与。在阿富汗战争中,德国遵循着国际组织的要求和国内民意,以避免单独行动和从事危险原则参与了阿富汗的军事与重建工作。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德国展现了其对于多边主义的支持,极力反对美国“单边主义”介入下的伊拉克战争行动,只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二战结束后,德国坚持“不再重复错误”的克制文化原则,在海外军事参与问题上展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德国国家“正常化”的推进、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社会和盟友对德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德国进行“有限制的出兵行动”已经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这一时期德国克制文化与多边主义原则之间博弈的态势有所加剧。在这一进程中,德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具有代表性。无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积极参与还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都展现出德国在海外军事参与这一问题上更为积极与更加自主的态度。本文从德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参与立场与表现为研究内容,从德国在两次行动中不同的参与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动机。第一章叙述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的限制和德国在科索沃地区战争中逐步突破克制文化的限制,走向实质干预。第二章探讨德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参与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三种方式和在任务过程中所秉持的原则,并讨论德国参与阿富汗军事行动对自身的影响。第三章讨论德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尤其是德国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和通过联合国框架对伊拉克重建工作的参与。第四章阐述德国在中东地区其他战争中的立场与行动。再以事实的评估出发,从外在与内在的层面探讨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归纳德国其中体现的特点。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强调政治行为体的思想意识结构在其行为方式和目标设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国际政治由社会价值规范、认同以及政治行为体的思想形态所构建。克制文化与多边主义原则的博弈影响了德国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模式,也对德国海外军事参与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李爱魁[2](2020)在《基于新安全观的智能电网技术展望》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在高安全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电力系统。我国电网安全总体保持良好局面,但随着电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电网安全形势仍然严峻。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发展观、改革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
杨理伟[3](2020)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 ——模式变革与路径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合作是一国对外政策的有力工具。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三方合作项目以及参与三方合作的主体不断增加,三方合作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之一。在对新兴援助国发展合作路径的研究中,三方合作经历了从关注南北的经济技术合作向关注南南的发展合作转变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合作趋势,三方合作的目的在于满足三方的发展需求,共享各方的发展经验。今天,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新兴援助国随着实力的提升都在积极推动发展合作中三方合作的管理与实践。因此,三方合作可以视作新兴援助国国际发展合作路径的新探索。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逐渐呈现“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基本布局。在南亚区域内,“中尼印经济走廊”作为中国深入南亚地区,推进三国发展合作,实现中印市场对接,促成次区域发展合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目前为止,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下三方合作的总体发展态势低于预期,且进展缓慢。具体而言,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模式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趋向表现为:(一)中尼印三方合作的路径尚处于建构阶段。目前中尼印三方尚不存在成熟的合作机制,三方合作倡议地提出更多的是基于双边的关系互动和多边的平台连接。三国由于地缘上地接近、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属性,三方皆有现实上的发展合作需求,如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合作等。但是中尼印三国对三方合作的需求度、贡献度是不同的,囿于三国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经济功能主义单一,地缘政治对三方发展合作的影响远远大于地缘经济。中国是三方合作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无论是发展合作的意愿还是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给都最为积极;尼泊尔是三方合作的强需求方,印度是三方合作的不稳定因素,对安全的敏感迫使印度“关键大国”的角色经常性缺失。(二)推进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机制需要转变中尼印现有的发展合作模式,借鉴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在模式上即以三国的双边竞合性发展合作态势逐渐向三国的双边+三方、三方合作转变。在路径上,根据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实践,需要在供给主体上发挥关键大国的作用,增进政治互信、分割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主导权;供给方式上强化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确保三方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增进收益预期;供给内容上对接三方发展需求,优势互补,丰富三方合作的内容。诚然,南南合作框架之下的中尼印三方合作对改善中尼印三边关系的互动维度、调节三边权力关系的结构、重构三边的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路径的建构对中国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开展更为有效的发展合作而言,不无启发。
原婕菲[4](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王立新[5](2019)在《国家角色——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纪实》文中研究说明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唯一的国有钢铁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这家濒临倒闭的钢厂,曾先后三次举行国际招标,都因全球的钢铁市场低迷而流拍。2016年,在金融危机暴风雪中凛然崛起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逆势收购了这家钢厂,并全权委托位于唐山陡河岸边的、作为先锋队的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科学运营管理。他们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原料、营销等多方面的全球资源配置优势,半年扭亏、一年全面盈利。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参观了河钢塞尔维亚公司斯梅代雷沃钢厂,他希望河钢集团改善这里的就业环境,惠及民生,把此项目打造成"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陈睿虎[6](2018)在《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趋势,着眼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从国家战略高度就科技兴军作出一系列深刻阐述和战略部署。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是我们党接力运用科技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对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展开研究。从国际大势、国内现实基础以及我军自身建设三个维度来看,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是深深扎根于所处时代,是顺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产物。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科学系统、内涵丰富,可以概括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加快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武器装备体系、培养造就高素质军事科技人才队伍、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调整优化、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创新六个方面。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推动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指导实践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需要各级在落实、深化和具体化上下功夫,不断开创强军兴军的新局面。
王施颖[7](2018)在《北约网络安全治理路径探析》文中研究指明网络安全是影响人类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犯罪、网络间谍、网络恐怖主义等网络安全事件的爆发,网络安全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众多治理主体中,区域性组织在网络安全治理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军事组织,北约立足于区域组织的优势,建立了具有北约特色的网络安全治理模式。在组织层面,北约建立并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治理机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在合作层面,北约推动内部成员国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同时主动与私营部门和专家合作,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体系;在规则层面,北约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构建,在北约协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的指导下,先后出台了《塔林手册1.0》和《塔林手册2.0》。北约的网络安全治理是在应对网络攻击事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益严峻的全球网络安全形势、北约面临的区域安全挑战、北约防务使命的调整都推动了治理进程的发展。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北约网络安全治理有其独特的成功经验,包括建立多层次的网络防御体系、推进全方位的合作模式、加强网络空间的规则建设、提升网络攻防能力四个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北约的网络安全治理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不仅在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且网络安全价值观念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然而,北约的网络安全治理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如合作模式过于依赖美国、成员国互信缺失等。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对北约网络安全治理又提出了新的挑战。研究北约的网络安全治理进程也将对我国网络安全治理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朱建荣[8](2015)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及其形象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部队,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历经战火硝烟的洗礼,人民解放军用鲜血、汗水,用忠诚、顽强创造并书写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树立了良好的军队形象。军队形象作为公众对军队的一个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结果,是军队总体建设、整体实力和战斗力水平的一种外化,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公众对军队的一个基本态度。同时军队形象在生成中又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历史语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都可能对此产生影响。军队的形象价值则表现为对国家形象的有效支撑与完善,表现为对公众生存、发展和完善的效应,是军队形象作为客体的主体化。良好的军队形象也是人民军队赢得民心、民意,获得最广泛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军队形象对外会展现为一种有效的武力威慑,对内则转化为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军队形象关乎军队的生死存亡,决定军队的前途命运。研究军队形象及其形象价值,对于更好的传承、塑造、提升军队形象,有效彰显军队形象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导论部分,立足于我军革命战争和建设改革实践,分析了“军事威胁论’‘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无用论”等错误言论可能对我军形象所造成的冲击和破坏,并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问题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论文总体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均逐一进行了论述。论文第二章,从军队形象的本质、特点、分类,以及军队形象的主体性分析等四个方面为主体展开论述,明确界定了军队形象的具体内涵。通过论述,使得军队形象这一相对抽象且模糊的对象变得更加真实而自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形象价值的研究则以价值哲学理论为依据,论文第三章中提出军队的形象价值同样也是以对公众生存、发展和完善的效应为基础、为基本依据的。同时,军队的形象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存在形式和实现方式,与普通的价值实现有所不同。军队形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真实体现与反映,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直接彰显。第四章从军队形象价值的形成、形成条件及其评价入手,提出了军队形象产生广泛性价值的基本条件: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而突出的自身形象以及能够引起或是激发受众共鸣。军队形象价值的评价则从评价形式的选择和评价原则的制定入手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论述。第五章对军队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价值彰显的论述,基于详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之上,增加了文章的历史厚重,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画面。我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和历史的军队,战争时期,能吃苦、能打仗,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良好的军队形象不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解决了军队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同时也加速了战争的整体进程,为夺取政权、创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平时期,我军依旧传承发扬了其优良传统,并融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军队形象同样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团结、转变作风等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论文第六章以我军形象的定位、影响因素与危机应对为主要内容开展论述,提出了“和平卫士”、“道德标兵”、“精神楷模”的基本标准,并对我军“胜利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传统形象进行了相应论述,政治、文化、媒体以及其它可能因素都会对军队形象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的认知主体其影响因素也会有所不同。至于军队形象可能遭遇的危机及其应对,同样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但总体性对策、措施及遵循的原则却是基本一致的。最后一章,作为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我军形象的价值建构和塑造入手,提出了形象价值建构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并从四个方面着重论述了军队形象应从加强自身建设这一基本点出发,积极参与“议程设置”、主动营造“拟态环境”,努力改变“刻板成见”等几个方面加强并塑造自身形象。总之,论文对军队形象这一具体对象的研究既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又深深扎根于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实际,对军队形象的主体性分析,影响因素的分析,军队形象价值的分析,军队形象的定位问题以及可能遇到的风险性分析,特别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军队形象的价值建构和塑造对策与措施,既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刘勃然[9](2013)在《21世纪初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探析》文中研究表明波谲云诡的国际安全环境为民族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不竭动力,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核威胁促成了美国互联网战略思维的萌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信息网络对国家安全问题举足轻重的地位使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应运而生。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以“安全”、“繁荣”、“价值观”和“主导权”为核心目标,经历了比尔·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时期的“三阶嬗进”,彰显出战略制定的“承袭与发展”、攻防态势的“由守转攻”及安全合作的“由内向外”等特征。在实施上,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以“安全能力构建”、“国家利益至上”及“参与和主导”等原则为价值导向,以“超强的控制”、“全面的威慑”、“积极的干涉”和“广泛的合作”等手段为实现路径,取得显着成效。然而,美国政府仍无法避免来自国内外的海量网络攻击,保证对网络攻击百分之百的安全防御;无法彻底解决网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无法阻止其他民族国家对自身主流价值观的保存,这为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顺利实施带来诸多挑战。在体系理论视阈下,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国际网络空间权力格局中单元与单元间及单元与格局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对中国政治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中美两国在国际网络空间的权力博弈尚处于相互试探阶段,面对“优势地位护持”、“安全战略调整”和“综合威慑”等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总体走向,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利益护持方面形势严峻。从战略地位提升、自主技术研发、安全能力构建、全民“立体式”参与、网络舆情危机应对、国际安全合作及网络文化弘扬等维度加强我国网络安全建设,实乃当务之急。
闫巍[10](2011)在《军事技术伦理研究》文中提出军事技术伦理何以可能?二战中由于核技术在军事和战争中的应用而引发的人和人之间,以及关涉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突现。从近现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后随着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军事技术应用对人、社会和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不可逆的破坏性影响,进入了人们的伦理视野。作为军事技术、军事伦理、技术伦理共同的研究领域,军事技术引起的伦理问题,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变迁日益凸显。军事技术伦理有其存在的基础。战争工具受制于伦理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1]。作为战争手段,军事技术以物质和思维形式存在于战争全过程,是实现战争和解决利益矛盾的形式和重要手段,处理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关系的极端手段,内在地蕴含着复杂多样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对军事技术、技术伦理、军事伦理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分析,确认了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跨学科的军事技术伦理领域。军事技术伦理本质上是满足战争实现政治目的的需要所采用的武器及其技术手段而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伦理行为规范的总和。比起一般伦理、军事伦理、技术伦理,它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非强制的制度性、价值观上的特征。人类社会约束军事技术的研制和使用的伦理观念、原则和规范,就是军事技术伦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伦理不断规范完善。考察常规战、核战、信息战等不同战争样式,探索人类军事技术道德生活的特殊现象,分析现代军事技术引发的伦理现实的复杂性与传统伦理价值的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强调创新伦理与底线伦理相统一的行为规范对军事技术的制约和调节作用。提出建立对话协商,开展军事技术伦理教育,发挥国际公约的、联合国组织的、社会公众监督的作用,为军事技术伦理的实现提供依据。
二、南联盟重建电力设施取得重大成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联盟重建电力设施取得重大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1)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研究 ——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德国海外军事参与限制及其超越 |
第一节 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的限制 |
一、德国《基本法》的限制 |
二、突破限制下的“支票外交” |
第二节 德国干预前南斯拉夫内战 |
一、政策斡旋和压力 |
二、执行部队与稳定部队 |
第三节 德国海外军事参与限制的削弱 |
一、科索沃地区空袭任务 |
二、北约的转型 |
三、德国《基本法》的新判决 |
第二章 阿富汗战争中的德国(2001-2006 年) |
第一节 德国参与阿富汗战争 |
一、反恐行动 |
二、阿富汗重建任务 |
三、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
第二节 德国参与阿富汗战争的方式 |
一、持久自由行动 |
二、部队重建任务 |
三、省级重建队 |
第三节 德国参与阿富汗战争的原则 |
一、决策过程中的原则 |
二、军事任务中的原则 |
三、重建工作中的原则 |
第四节 参与阿富汗战争对德国的影响 |
一、维护国家利益 |
二、推动军队改革 |
三、扩大军事参与自主性 |
第三章 伊拉克战争中的德国(2003-2006 年) |
第一节 德国反对参与伊拉克战争 |
一、反对政策及其变化 |
二、对“单边主义”立场的反应 |
三、德美在多边主义领域的论战 |
第二节 德国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 |
一、支持伊拉克重建计划 |
二、重视联合国的作用 |
三、重建计划中的角色 |
第三节 德国在伊拉克问题中的原则 |
一、反对参与军事行动中的原则 |
二、积极参与重建计划中的原则 |
第四节 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影响 |
一、美国的重要作用 |
二、德、美关系的改善 |
三、美、欧关系的波折 |
第四章 德国在中东军事参与的影响因素、特点与比较 |
第一节 德国在中东军事参与的影响因素与表现 |
一、外部影响因素与表现 |
二、内部影响因素与表现 |
第二节 德国在中东军事参与的特点 |
一、重视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 |
二、对德国身份的认知变化 |
三、对盟友关系的重视 |
第三节 日本与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的比较 |
一、海外军事参与的相似 |
二、海外军事参与的不同 |
结语 |
一、灵活多变的海外军事参与政策 |
二、多边主义与克制文化的动态博弈 |
三、德国海外军事参与难以进一步突破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外文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基于新安全观的智能电网技术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电力安全建设现状 |
新形势下电力安全面临的挑战 |
新安全观下的电力风险 |
实现新安全观的措施 |
结束语 |
(3)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 ——模式变革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创新和限制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中尼印三方合作的理论框架:次区域公共产品的国家合作 |
第一节 次区域主义与三方合作 |
一、次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三方合作 |
二、次区域三方合作的结构性要素 |
三、次区域三方合作的互动性要素 |
第二节 次区域公共产品的国家合作 |
一、次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界定 |
二、次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影响因素 |
三、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第三节 三方合作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一、次区域三方公共产品国家合作的基础 |
二、次区域三方公共产品国家合作的制约因素 |
三、次区域三方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优势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尼、印三方合作:政策、机构与行动 |
第一节 中国与尼泊尔发展合作关系 |
一、政策原则:平等互利 |
二、管理与机构:层级管理,区域统筹 |
三、发展与现状:援助+合作 |
第二节 印度与尼泊尔发展合作关系 |
一、政策原则:双重原则 |
二、管理与机构:部门协调,国别优先 |
三、发展与现状:援助+合作 |
第三节 中国与印度发展合作关系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
二、经贸合作的互补及前景 |
三、多边主义的合作 |
四、发展合作倡议的对接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比较中、尼、印双边发展合作的同质性和异质性 |
第一节 中、尼、印双边发展合作的同质性 |
一、南南合作的原则规范 |
二、“发展”的目标导向 |
第二节 中、尼、印双边发展合作的异质性 |
一、中国与尼泊尔:水平式的发展合作 |
二、印度与尼泊尔:垂直式的发展合作 |
第三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的基础和困境 |
一、合作基础——双边关系与合作机制泛化效应 |
二、合作困境——地缘政治与战略需求消极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案例研究——中尼印经济走廊的推进及实践 |
第一节 中尼印经济走廊——三边关系的互动 |
一、中、尼、印三方权力结构 |
二、中、尼、印双边互动关系 |
三、中、尼、印三边关系的互动 |
第二节 中尼印经济走廊——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一、供给主体:主体差异,利益多元 |
二、供给方式:中国倡议,三方参与 |
三、供给内容:发展合作、互联互通 |
第三节 中尼印经济走廊——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
一、三方合作机制的建设 |
二、三方合作的内容丰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尼印三方合作的未来路径探讨 |
第一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关系的互动 |
一、三边关系的认知 |
二、外源性行为体的介入 |
三、中尼印三边关系的互动——中印主导 |
第二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的路径 |
一、供给主体:大国的协调合作 |
二、供给方式:次区域三方合作的制度化 |
三、供给内容:互联互通的外溢效应 |
第三节 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机制的未来趋势 |
一、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机制——地区多边形式 |
二、中尼印次区域三方合作的方向——互联互通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4)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二、新概念引入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一、材料选择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6)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比较分析法 |
1.3.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提出的时代背景 |
2.1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 |
2.1.1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 |
2.1.2 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加速推进 |
2.2 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的坚实基础 |
2.2.1 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科技兴军提供强劲经济支撑 |
2.2.2 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为科技兴军提供坚实基础和动力 |
2.3 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
2.3.1 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军建设发展和战斗力提升的突出矛盾 |
2.3.2 “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
第三章 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3.1 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 |
3.1.1 科技创新是推动战斗力基本构成要素变革的决定力量 |
3.1.2 信息技术是现代战斗力生成的主导因素 |
3.1.3 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是打赢现代化战争的核心支撑 |
3.2 加快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武器装备体系 |
3.2.1 坚持作战需求的根本牵引 |
3.2.2 坚持体系建设思想 |
3.2.3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
3.2.4 坚持质量至上 |
3.2.5 坚持实战化运用 |
3.3 培养造就高素质军事科技人才队伍 |
3.3.1 加紧集聚大批高端科技人才 |
3.3.2 突出抓好急需军事科技人才培养 |
3.3.3 着力提高官兵科技素养 |
3.4 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调整优化 |
3.4.1 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障力量 |
3.4.2 优化兵力规模构成 |
3.4.3 以技术发展驱动编成创新 |
3.4.4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 |
3.5 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
3.5.1 抓好基础性、通用性技术研究 |
3.5.2 加强关键性、核心技术突破 |
3.5.3 加快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 |
3.5.4 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 |
3.5.5 建立有利于国防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
3.6 通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创新 |
3.6.1 推动搞好顶层设计和战略筹划 |
3.6.2 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军民融合 |
3.6.3 推动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 |
3.6.4 推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 |
第四章 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及实践要求 |
4.1 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4.1.1 习近平强军思想重要组成部分 |
4.1.2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技术思想 |
4.1.3 继承和发展了我党科技强军思想 |
4.2 贯彻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 |
4.2.1 牢固确立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指导地位 |
4.2.2 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
4.2.3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创新发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 |
4.2.4 加强科技运用,聚力打造精锐作战力量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北约网络安全治理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概论 |
第一节 区域组织与网络安全治理 |
一、区域组织网络安全治理的特点 |
二、区域组织网络安全治理面临的问题 |
第二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模式 |
一、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机构设置 |
二、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合作模式 |
三、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规则建设 |
第二章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动因 |
第一节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 |
一、网络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
二、网络战频发不断 |
三、网络反恐形势日益严峻 |
第二节 北约面临的区域安全挑战 |
一、集体防御的挑战 |
二、威慑效力挑战 |
三、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
第三节 北约防务使命的调整 |
一、防务范围的扩大 |
二、防务内容的增加 |
第三章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进程 |
第一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起步阶段(2002年—2007年) |
第二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发展阶段(2007年—2013年) |
第三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成熟阶段(2013年—至今) |
第四章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评价及启示 |
第一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成功经验 |
一、建立多层次的网络防御体系 |
二、推进全方位的合作模式 |
三、加强网络空间规则建设 |
四、提升网络攻防能力 |
第二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的不足 |
一、合作模式:过于依赖美国 |
二、美欧关系:互信缺失问题 |
第三节 北约网络安全治理对中国的启示 |
结论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8)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及其形象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现实的问题 |
1.1.2 理论的问题 |
1.2 选题的意义 |
1.3 研究现状 |
1.3.1 军队形象认知方面的研究 |
1.3.2 军队形象塑造方面的研究 |
1.4 研究框架、方法与创新点 |
1.4.1 研究框架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本文创新点 |
第2章 军队形象的理论概述 |
2.1 形象、军队形象的本质及其存在形态 |
2.1.1 形象、军队形象的本质 |
2.1.2 军队形象的存在形态 |
2.2 军队形象的特点及其生成 |
2.2.1 军队形象的特点 |
2.2.2 军队形象的生成 |
2.3 军队形象的主体性分析 |
2.3.1 主体性 |
2.3.2 形象行为者的主体性分析 |
2.3.3 形象认知者的主体性分析 |
2.4 军队形象的分类 |
2.4.1 依据时间跨度分类 |
2.4.2 依据行为主体分类 |
2.4.3 依据认知主体分类 |
2.4.4 依据表现属性分类 |
2.4.5 依据表现内容分类 |
第3章 军队形象的价值及其存在性分析 |
3.1 价值与价值学说 |
3.1.1 价值:在“是”与“应该”中的徘徊 |
3.1.2 军队形象价值 |
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的军队形象价值 |
3.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军人核心价值观 |
3.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军队形象价值的主导 |
3.3 军队形象价值的存在性分析 |
3.3.1 存在形态的确认 |
3.3.2 存在属性的区分 |
3.3.3 存在范围的区分 |
3.3.4 存在特点的把握 |
第4章 军队形象价值的形成及其评价 |
4.1 形象价值的形成及其形成过程 |
4.1.1 价值的形成 |
4.1.2 军队形象价值的形成过程 |
4.2 军队形象产生广泛性价值的条件 |
4.2.1 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
4.2.2 具有鲜明而突出的自身形象 |
4.2.3 能够引起或是激发受众的共鸣 |
4.3 军队形象价值的评价 |
4.3.1 评价形式的选择 |
4.3.2 评价原则的制定 |
第5章 我军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价值彰显 |
5.1 战争时期的军队形象与价值彰显 |
5.1.1 战争时期的军队形象 |
5.1.2 形象价值的彰显 |
5.2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军队形象及其价值彰显 |
5.2.1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军队形象 |
5.2.2 形象价值的彰显 |
5.3 和平时期的军队形象与价值彰显 |
5.3.1 和平时期的军队形象 |
5.3.2 形象价值的彰显 |
第6章 我军形象的定位、影响因素与危机应对 |
6.1 我军形象的定位 |
6.1.1 形象定位 |
6.1.2 和平卫士 |
6.1.3 道德标兵 |
6.1.4 精神楷模 |
6.1.5 胜利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
6.2 军队形象塑造中的影响因素 |
6.2.1 政治因素 |
6.2.2 文化因素 |
6.2.3 媒体因素 |
6.2.4 其它因素 |
6.3 危机应对 |
6.3.1 危机出现 |
6.3.2 危机特征 |
6.3.3 危机分类 |
6.3.4 危机处置 |
第7章 我军形象的价值建构与塑造 |
7.1 我军形象的价值建构 |
7.1.1 目标形象与现实需求相一致的价值定位 |
7.1.2 社会效应与总体投入成正比的价值导向 |
7.1.3 对提升国家“软实力”产生正能量的价值追求 |
7.1.4 确立有效促进军队整体建设的价值目标 |
7.2 形象自觉,塑造良好源像 |
7.2.1 军队形象的本源是军队自身建设及其行为表现 |
7.2.2 加强自身建设,塑造良好的源像 |
7.3 积极参与“议程设置”,把握形象塑造的主动权 |
7.3.1 “议程设置”的提出 |
7.3.2 主动参与和设置“议程” |
7.3.3 “议程设置”的方法和措施 |
7.4 主动营造“拟态环境” |
7.4.1 “拟态环境”的兴起 |
7.4.2 “拟态环境”的营造 |
7.5 努力改变“刻板成见” |
7.5.1 “刻板成见”的形成 |
7.5.2 “刻板成见”的合理区分 |
7.5.3 “刻板成见”的有效应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21世纪初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论文源起 |
二、 核心概念厘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研究方法 |
五、 尝试的创新与撰写面临的挑战 |
第一章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缘起与目标 |
一、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缘起 |
(一) 信息时代美国的网络发展 |
(二) 美国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 |
(三) 美国网络安全环境透视 |
(四)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网络安全战略 |
二、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目标 |
(一) 维护自身网络安全利益 |
(二) 促进美国网络经济繁荣 |
(三) 输出美式价值观念 |
(四) 谋求网络空间主导权 |
第二章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 |
一、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演进的历程 |
(一) 比尔·克林顿政府(1997-2001)的网络安全战略 |
(二) 乔治·沃克·布什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 |
(三) 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 |
二、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演进的特征 |
(一) 承袭与发展的统一 |
(二) 防御与进攻态势的转变 |
(三) 安全合作范围的扩展 |
第三章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实施 |
一、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的基础 |
(一) 卓越的人才梯队 |
(二 )显着的技术优势 |
(三) 雄厚的经济实力 |
(四) 强大的军事保障 |
(五) 丰富的政治资源 |
二、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的主体 |
(一) “自上而下”: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主体的基本构成 |
(二) “完美链接”: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体系的形成 |
三、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的原则 |
(一) “安全能力构建”原则 |
(二) “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
(三) “参与和主导”原则 |
四、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的模式与手段 |
(一) 超强的控制 |
(二) 全面的威慑 |
(三) 积极的干涉 |
(四) 广泛的合作 |
第四章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评估 |
一、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施的效果 |
(一) 网络安全成效与日俱增 |
(二) 网络经济持续发展 |
(三) 网络空间主导位势日益凸显 |
(四) 网络空间美式价值观念四处蔓延 |
二、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面临的挑战 |
(一) 网络安全隐患无法根除 |
(二) 网络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 |
(三) 多国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观保存措施纷纷出台 |
第五章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影响与走向 |
一、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影响 |
(一) 美国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
(二) 美国与国际网络空间权力格局 |
(三)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对中国政治与安全的影响 |
二、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 |
(一) 美国网络安全优势地位护持走向 |
(二)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调整走向 |
(三) 美国网络安全“综合威慑”发展态势 |
三、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
(一) 将网络安全战略提升至国家核心战略的高度 |
(二) 提高网络技术自主研发能力 |
(三) 继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 |
(四) 实现全社会网络安全的“立体式”参与 |
(五) 强化中国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能力 |
(六) 增强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 |
(七) 加大中国网络文化的弘扬力度 |
结论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二、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
后记 |
(10)军事技术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的现实背景 |
1.2.1 世界军事技术伦理现状 |
1.2.2 我国军事技术伦理现状 |
1.3 研究现状分析 |
1.3.1 国外研究概况 |
1.3.2 国内研究概况 |
1.3.3 军事技术伦理维度研究趋势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1.4.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1.4.2 研究的方法 |
1.4.3 主要创新点 |
2 军事技术伦理研究范式 |
2.1 军事技术、军事伦理与技术伦理 |
2.1.1 军事技术的界定 |
2.1.2 军事伦理的界定 |
2.1.3 技术伦理的界定 |
2.2 军事技术伦理的涵义 |
2.2.1 军事技术伦理的形成 |
2.2.2 军事技术伦理的内涵 |
2.2.3 军事技术伦理的特征 |
2.3 基于多层面的军事技术伦理框架结构 |
2.3.1 军事技术伦理的理论框架概述 |
2.3.2 政治层面上的军事技术伦理 |
2.3.3 制度层面上的军事技术伦理 |
2.3.4 价值层面上的军事技术伦理 |
2.4 基于多层面军事技术伦理原则 |
3 近代以来军事技术伦理发展的演进历程 |
3.1 常规武器战争时期的军事技术伦理发展 |
3.2 二战后核武器时期的军事技术伦理发展 |
3.3 当代高技术武器时期的军事技术伦理发展 |
4 多重战争样式的伦理制约分析 |
4.1 常规战的伦理制约分析 |
4.2 核威慑的伦理制约分析 |
4.3 信息战的伦理制约分析 |
4.3.1 军事信息技术发展引起的人权问题 |
4.3.2 网络战的伦理问题 |
4.3.3 心战引起的伦理问题 |
4.4 潜在性军事技术危险的伦理制约分析 |
4.4.1 潜在毁灭性军事技术 |
4.4.2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问题 |
4.4.3 机器人技术在军事领域的使用及其伦理问题 |
5 军事技术悖论分析与伦理规范 |
5.1 军事技术悖论及其化解 |
5.1.1 军事技术悖论与伦理规范制定 |
5.1.2 化解军事技术悖论的体制伦理建设 |
5.2 对话协商达成军事技术伦理的共识 |
5.2.1 对话协商的作用 |
5.2.2 创造对话协商的条件 |
5.3 军事技术伦理作用机制与实现途径 |
5.3.1 军事技术伦理的作用机制 |
5.3.2 开展军事技术伦理宣传 |
5.3.3 全球公约的建立与监督:以现有公约为例 |
5.3.4 联合国的作用 |
5.3.5 公众的作用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南联盟重建电力设施取得重大成就(论文参考文献)
- [1]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研究 ——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D]. 谭松. 西北大学, 2021
- [2]基于新安全观的智能电网技术展望[J]. 李爱魁. 电气时代, 2020(05)
- [3]南南合作框架下推进中尼印三方合作 ——模式变革与路径选择[D]. 杨理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0(08)
- [4]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国家角色——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纪实[J]. 王立新. 长城, 2019(01)
- [6]习近平科技兴军重要论述研究[D]. 陈睿虎.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7]北约网络安全治理路径探析[D]. 王施颖. 外交学院, 2018(11)
- [8]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及其形象价值[D]. 朱建荣.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9]21世纪初美国网络安全战略探析[D]. 刘勃然. 吉林大学, 2013(08)
- [10]军事技术伦理研究[D]. 闫巍. 大连理工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