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用临床医学2002年第3卷(1～6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曾毅[1]（2021）在《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医书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明代编着的医书的数量空前,达一千余种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医学史上也绝无仅有。除了像《本草纲目》这样享誉世界的巨着,明代的许多医书至今仍是中医学医疗、科研、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因此对明代医书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无论对于认识明代医学的历史,还是对现代中医的传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个体医家及其着作的研究,对于医书整体尤其是对其作者群体的研究缺如。本文试图对明代医书作者的地域、学力、社会身份进行分类,并将作者划分出群体与着作类型特征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通过数据挖掘,勾勒出明代医书作者群体的概貌。本文在广泛收集前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重要目录文献调研、考证,甄选出812种明代医书,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信息数据库》,从中提取442位医书作者信息,逐一考察其籍贯、科考、社会身份等信息,建立《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数据库》,并利用数据库开展了下述研究。1.对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年代分布进行了考察;2.对作者的里籍、功名、职务、社会身份等进行考察,并将作者初步划分为职业医家、兼业医家、和非医家三类群体;3.对不同群体作者的着书数量、着书动机、着作种类与撰着方式、着作影响力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如下结果:1.现存有作者可考的明代医书种类涵盖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列所有类目,其数量以临证各科、方书、养生修真导引、本草、医案医话为多。2.医书的产出年代以前期少,中期缓慢增长,后期快速增长的势态,政治动荡等因素对医书的产出数量没有太大影响,经济的发展、商业出版和医学内部的因素是促进医书产出的主要动力。3.医书作者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浙、苏、皖、赣为多,其数量依现今区划排序依次为:浙（127）、苏（95）、皖（60）、赣（37）、沪（17）、豫（17）、鄂（16）、闽（15）、鲁（13）、冀（7）、川（7）、陕（5）、湘（5）、晋（4）、粤（3）、桂、贵、滇、辽、琼各1。提示,相比金元时期,冀、豫、鲁名家辈出的景象,明代中国的医学中心南移,北方逐渐衰落。4.可以考察到科考背景,即获取到功名的的医书作者有131位,其中进士 68位,举人16位,武举人4位,生员43位。获取功名者占作者总数的30%。5.医书作者的身份多元,其中,职业医家（包括官医、民间医）215位,占总数的48.6%,接近半数;兼业医家（有其他职业,如官,同时行医者）40人,约占9%;非医家187人,约占总人数42.4%,这其中官员112、儒生26、文人10、僧道25、书商6、藩王2。医书作者中非医家数量庞大,值得关注。6.就医书编撰数量而言,职业医家人均1.96部,兼业医家人均2.5部,非医家群体人均1.6部;编撰有6部以上医书的高产作者18位,其中职业医家11位,兼业医家3位,非医家4位。其中前三位有2位为兼业医家。7.职业医家趋向于撰着综合性着作、伤寒与金匮、诊法、临证各科、针灸推拿、基础理论类书籍;其创作方式以撰着为主,偏向原创,是医学知识的创造者。兼业医家倾向于创作医论、基础理论、医经、伤寒与金匮,撰着方式上倾向于加工、阐释。非医家群体倾向于创作养生修真导引类书籍,文献整理是其撰着特征。8.高影响力的医书主要由职业医家撰着,是医学文本知识的绝对主导者。9.通过对高产出作者、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调研发现,高产出作者在科考方面,以经过科举考试教育、有一定科考的作者为主。着有高、极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亦是相近,也以拥有生员及以上科考者为主。结合这些作者都是职业医家,可以得出着述数量多、能产出高影响力着作的人物是既有文化（科考）又有医家身份（临床实践经历）的人物。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说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刘梦婷[3]（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许秀文[4]（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郭书剑[5]（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王英璟[6]（2019）在《中国画养生功能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画是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典型性代表,其所具有的养生功能伴随着文人画的兴起而得到强调,属于中国绘画美学“体用美学”的部分。然而,中国画这部分属于最高层级,即上升到道的境界的功能,在清末民国时期因外部大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受到影响,中国画养生功能发挥和探索几近中止。由于目前中国画的存在环境、发展模式、人员构成及其性质与养生功能中止前有很大的不同,原本已经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中国画养生功能,迄今为止仍然处于在本领域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的状态。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中国画养生功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对其核心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和新角度的探索,借此推进对于中国画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本文以中国画为研究对象,不是从具体的养生门派（比如道家养生、道教养生、儒家养生、中医养生）等出发,而是从整个养生链的原理出发,为中国画养生找到根据和定位。本文以中国画的养生功能为研究中心,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跨学科分析法,访谈法,以中国历代书论画论为基础资料,以中国养生理论为对应依据,辅以对中国画所呈现出来的养生功能与西方绘画及其它养生方式的对比,解析一直流传但没有得到深入探索和辩证分析的“中国画养生”问题。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画养生功能因为创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探讨了写意画与工笔画在养生方面产生的不同效应,不同画科在养生方面的差异,以及文人写意背后所要求的综合素养、整个创作过程和欣赏过程中所包含的养生功能。本文认为,中国画养生是以静为主,动静结合的养生方式,其核心是修性,也可以说是修心神,但是其修命的部分也很重要。综合各方面来看,中国画的确是比较完美的养生方式。论文一共分为六小部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从总体上阐释和论述中国画养生功能的原理和历史流变,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画养生功能进行具体的解析和阐述,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此三小部分;第三大部分是对中国画养生中的不足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本文的余论部分。第一章首先对争论已久的“中国画”概念进行梳理,对养生概念进行解析并概括论述其原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画的养生功能与其它在普遍意义上被认可的审美功能和教化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尝试为中国画养生功能定位。中国画养生功能在养生链条中进入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怡情养性,从长远来看可以调节人的性情,完善人的性格;二是养命,与气功和太极拳有相通之处,在命体上进行调节。中国画养生功能的发生是分层次的,与艺术所达到的水平直接相关,艺术境界所达到的阶段与养生功能到达的层级实现了完美对接,如果实现书画艺术养生的各个层面,必须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平和修为,并非浮于表面的一日之功。第二章梳理了中国画养生的流变,依次讨论了魏晋山水画“畅神”“卧游”说中隐含的养生之义,隋唐时期提出的“代取杂欲”,宋代到明代文人写意画中对“得意”“适意”“尽意”的追求,清代中国画养生的综合发展,清末民国从“养生”到“治生”的转变,新时期中国画养生大众化和外向化的转向。论文提出,中国画的养生功能与“以书入画”密切相关,新时期,正是书法在中国画中的缺位,不但使其养生功能减弱,而且影响了中国画的正常传承和特色的保留。第三章首先对文人画、写意画和工笔画等概念进行厘清,着重探究中国画创作主体在身份上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创作原动力对作品风格的影响。继而探讨三者对养生的影响,从心源上分析各种中国画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主要创作动机的不同所生发出来的不同艺术精神和作品风格,从而区别了中国画创作主体的不同内在驱动力与作画方式。由此探讨了如下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作品审美要求的差异,决定着创作过程的差异,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养生效果。本章认为,文人写意画能够更加全面的体现中国画的养生功能。第四章沿着文人写意画的创作流程,进一步研究了文人写意画中的养生功能。文人写意画是自然产生的,先有文人后有文人写意画,但是在文人写意画兴起之后,对文人画家这一群体有了比较全面的要求,分别体现在文化素养、书法功力和品德修养上,这是文人写意画产生的前提,其中的养生意蕴是综合性的,包括读书以养气,以书入画以抒情,万物静观中的休闲情调。不过,这是比较理性的人为可以控制的,最重要的是人的本心喜好所决定的“同气相求”,主动地选择中国画作为修身养性的渠道,形成良性循环。在文人画家成立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整个创作过程所包括的环境要求、心理准备、身心状态和具体的创作技术中的养生功能。这一部分以整个中国画的完成活动为线索,以文人写意画为核心,将“环境”“器具”“心态”“技术”“评”“赏”中的养生机理进行了概括整合。第五章辨析中国画中最主要的三科（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在养生方面所处的位置以及原因。由于三个画科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文人参与和重视程度不同,最主要的是其自身特质的差异,其养生功能也就有所差别。其中,山水画被称为“画中烟云供养”,而人物画的养生功能由于种种原因无人提及,花鸟画还没来得及提及中国画的养生功能的发展就进入了中止期。在对画中三科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三者体现出来的特质,同时根据中医情志相胜理论,以及人的性格所具有的后天可塑性的特点、性格对疾病发生的影响等,将三科设定性格类型并与人的性格进行匹配,以期待达到调节性格,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效应。历来对书画养生功能的研究只从正面即优势入手,对其可能存在的不足有所忽视。余论从现实接触到的画家群体实况入手进行分析,对中国画养生功能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隐患,从多个角度尝试提出解决方法,提出中国画养生功能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其自身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关键还是从事这项活动的个人,主要是个人要有意识的进行防护,提高养生意识的观点。
刘海涛[7]（2019）在《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高等教育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和加快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本科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而我国本科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开始进行以专业设置为核心的教学制度设计,并将专业始终视为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这直接决定了专业设置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但长期以来,受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等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始终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与盲目性,至今也没有得以有效解决。研究型大学作为大众化时代承担精英教育责任的主体,其本科专业设置对其他类型高校起着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对其本科专业设置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我国整体本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以研究型大学为切入点,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进行了系统研究。最终目的是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优化路径,及高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提供相应的论据和对策思考。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数据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向建构,将论文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理性认识、实证研究及理论探讨。第一,在理性认识层面,通过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以及研究设计,剖析了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内涵,并将其概括为一个纵横交错的体系。就纵向而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包括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即完整系统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包括从专业生成到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就横向而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又表现为客观属性与主观价值的统一体,即科学合理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具有“相关逻辑特性总和”与“各利益相关主体权力与需求适应性”的双重特征。而且,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行为主体权力与需求的适应性,与其多元逻辑的特性总和是相互影响、对应统一的,并分别通过本科专业设置的过程与结果得以反映。由此,本研究将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概括为: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遵循多元逻辑的协调统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兼顾利益相关主体权力与需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通过对专业设置各逻辑历史演变与基本诉求的分析,以及专业设置各利益主体权益的审视,对该理性认识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二,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主要从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进行实践分析。就其过程而言,主要包括本科专业内容确定、专业设置模式设计,以及各主体权力划配,即设置什么专业、怎样设置专业和谁来设置专业三个基本方面。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主要表现为,基于“统一管理,分级备案或审批”的国家行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各高校在专业设置模式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仍然无法超越政府的主导作用,而社会与学生主体更是处于被相对忽略的状态;就其结果而言,主要包括专业结构布局状态与专业内涵建设状态两个方面。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数量所呈现的静态与动态状况,还是本科专业布局所呈现的外部与内部结构,亦或是学生对各专业及其课程的认知状态,均表明各高校更为重视专业结构调整而忽视专业内涵建设。第三,在理论探讨层面,通过对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过程与结果的实践研究,本文将其基本特征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本科专业设置管理体制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与计划性特征;本科专业布局与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趋同性特征;本科课程设置表现出较强的专业化与形式化特征。根据对其特征的分析,本文认为,相对于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精英性目标而言,其本科专业设置的特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透过特征表面从学理层面,进一步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背后的问题本质进行理论反思。主要认为,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制度改革存在一定的历史惯性;本科专业设置多元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与冲突;本科专业设置中的利益关系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割裂。基于此,本研究从专业作为一种课程组合来进行人才培养的本质内涵出发,基于“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的合理性,结合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精英性目标,主要提出,研究型大学应该从明确人才培养理念、健全专业管理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三个方面来调整专业价值取向、淡化本科专业结构、强化本科课程设置。
陈佳丽[8]（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指出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周新年[9]（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郑言[10]（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二、实用临床医学2002年第3卷(1～6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用临床医学2002年第3卷(1～6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明代医书的搜集与整理研究 |
| 2 关于医书作者的研究 |
| 3 有关医家群体的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1 究范围的界定 |
| 2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 3 分类标准 |
| 第三节 内容、结构、创新性 |
| 1 内容与结构 |
| 2 创新性 |
| 第二章 明代医学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明代的医学的成就与特色 |
| 第二节 明代医事制度 |
| 第三节 明代刻书业与医书刊刻 |
| 第四节 明代医药学家与医药学着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现存明代医书调研与数据库建立 |
| 第一节 相关医书目录及所录明代医书 |
| 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及其所录明代医书 |
| 2 《宋以后医籍年表》及其所收明代医书 |
| 第二节 现存明代医书及作者信息数据库的建设 |
| 1 医书的甄选 |
| 2 数据库的建设 |
| 第三节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与年代分布 |
| 1 现存明代医书的种类 |
| 2 现存明代医书的年代分布 |
| 小结 |
| 第四章 作者信息调研的与群体的划分 |
| 第一节 作者的地域调查与分布 |
| 1 浙江 |
| 2 江苏与上海 |
| 3 安徽 |
| 4 江西、河南、湖北、福建、山东等地 |
| 5 作者地域分布图 |
| 第二节 作者科考情况调查与分布 |
| 1 进士、举人、生员作者 |
| 2 无功名作者 |
| 3 科考情况不明的作者 |
| 4 作者的科考分布 |
| 第三节 作者的身份考察与群体划分 |
| 1 身份界定与群体划分的标准 |
| 2 职业医家群体 |
| 3 兼业医家群体 |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 |
| 小结 |
| 第五章 作者群体与其着述关系 |
| 第一节 作者群体与着书数量 |
| 1 高产作者 |
| 2 职业医家着述数量 |
| 3 兼业医家的着述数量 |
| 4 官员、乡绅、书商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数量 |
| 第二节 作者群体与着述种类 |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种类与撰着方式 |
| 第三节 作者身份与着述动机 |
| 1 职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 2 兼业医家的着述动机 |
| 3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的着述动机 |
| 第四节 作者群体与其着作的影响力 |
| 1 关于医书影响力的判断与划分问题 |
| 2 职业医家着述的影响力 |
| 3 兼业医家着作的影响力 |
| 4 官员、文人与隐士、僧道等非医家群体着作的影响力 |
| 5 高影响力医书的作者 |
|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现存明代医书表 |
| 2. 现存明代医书作者信息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
|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着力点及创新点 |
| 五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 儒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概况 |
| (二)天谴灾异说 |
| (三)仁政思想 |
| (四)民本思想 |
| (五)宗族互助思想 |
| 二 佛教的慈善思想 |
| (一)佛教的传播 |
| (二)慈悲精神 |
| (三)因果报应 |
| (四)福田思想 |
| 三 道教的慈善思想 |
| (一)《太平经》中的慈善思想 |
| (二)其他经书中的慈善思想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社会救助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概况 |
| 二 灾害救助措施 |
| (一)下诏罪己,检讨政策 |
| (二)削减开支,节用救荒 |
| (三)整顿吏治,省刑赦罪 |
| (四)赈济救恤,救荒活民 |
| (五)蠲免赋役,减轻负担 |
| (六)兴修水利,防御灾害 |
| (七)南朝时期水灾与救助的个案考察:建康水灾记录再认识 |
| 三 贫弱群体救助 |
| (一)皇帝登基、改元救助 |
| (二)立后、立太子救助 |
| (三)皇帝出巡救助 |
| (四)朝廷日常和重大事件救助 |
| (五)地方政府官员救助 |
| (六)其他救助 |
| 四 疫病救助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 |
| (二)颁书办学,普及医学常识 |
| (三)发放药物,医治疾疫 |
| (四)埋骨助葬,防控疾疫 |
| (五)隔离消毒,重视预防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优抚 |
| 一 优抚制度古已有之 |
| 二 脱籍封爵制度 |
| 三 休假制度 |
| 四 抚恤制度 |
| (一)三国抚恤制度 |
| (二)晋朝抚恤制度 |
| (三)南朝抚恤制度 |
| (四)北朝抚恤制度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 |
| 一 尊老恤老福利 |
| (一)“养老”对象的界定 |
| (二)大赦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三)日常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四)三老五更之礼 |
| (五)行乡饮酒礼 |
| (六)存留养亲制度 |
| (七)版授高年制度 |
| (八)赐几杖制度 |
| 二 妇女儿童福利 |
| (一)妇女福利 |
| (二)儿童福利 |
| 三 残疾人福利 |
| (一)残疾人日常救助 |
| (二)残疾人免役制度 |
| 四 官员致仕福利 |
| (一)致仕年龄 |
| (二)致仕福利 |
| 五 官办福利机构 |
| (一)六疾馆 |
| (二)孤独园 |
| (三)别坊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慈善 |
| 一 佛教慈善活动 |
| (一)佛教慈善的宣传 |
| (二)魏晋南朝的佛教慈善活动 |
| (三)北朝佛寺的慈善活动 |
| 二 道教慈善活动 |
| (一)以医疗救助促进道教传播 |
| (二)葛洪的医疗慈善 |
| (三)鲍姑的医疗慈善 |
| (四)陶弘景的医疗慈善 |
| (五)其他道教慈善 |
|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慈善救助 |
| 一 宗族慈善救助 |
| (一)宗族救助的基本内容 |
| (二)宗族安全救济 |
| (三)宗族贫困救济 |
| (四)宗族养老育幼 |
| 二 个人慈善救助 |
| (一)赈灾救荒 |
| (二)医疗救济 |
| (三)施棺助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基本古籍 |
| 二 学术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北魏汉译佛经所见“布施”词例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6）中国画养生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释题 |
| 二、选题缘由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养生原理与中国画养生功能之根据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与阐释 |
| 一、“中国画”简述 |
| 二、“养生”的概念及原理 |
| 第二节 中国画养生功能概述 |
| 一、中国画养生功能发生的位置 |
| 二、中国画养生功能发生的途径 |
| 三、中国画养生功能发生的层面 |
| 第二章 中国画养生功能观的历史流变 |
| 第一节 中国画养生功能的萌芽时期 |
| 一、隐含于魏晋时期 |
| 二、显现于隋唐时期 |
| 第二节 中国画养生功能的发展时期 |
| 一、宋元至明代前期基本成型 |
| 二、明代中后期到清代的丰富发展期 |
| 第三节 中国画养生功能的转变期 |
| 一、清末民国——从“养生”到“治生”的转变 |
| 二、近现代——外向化与大众化的转变 |
| 第三章 写意画与工笔画养生功能之差异论析 |
| 第一节 中国画创作内驱力的差异 |
| 一、绘画者名称的演变及其内蕴 |
| 二、中国画创作主体内在动力与养生 |
| 第二节 写意画与工笔画养生功能的不同 |
| 一、文人画与写意画的界定 |
| 二、写意画与工笔画在养生中产生的不同结果 |
| 三、文人写意画中的养生意蕴 |
| 第四章 文人写意画养生功能论析 |
| 第一节 文人画家综合素养中的养生功能 |
| 一、读书以养气——文人画家所读的书 |
| 二、“以书入画”——书法养生的移入 |
| 三、“万物静观皆自得”——文人的养生情调 |
| 第二节 创作环境与用具中的养生功能 |
| 一、中国画创作环境中的养生功能 |
| 二、古代文房用具中的药物养生 |
| 第三节 创作时的心理要求与养生功能 |
| 一、“兴”的产生与养生“恍惚”之境 |
| 二、作画过程中的“守一” |
| 三、延续到日常生活中的养生之道 |
| 第四节 创作姿势中的养生功能 |
| 一、创作姿势的演变 |
| 二、正确的创作姿势 |
| 三、创作中的姿势与练功的关系 |
| 第五节 执笔创作所刺激到的穴位 |
| 一、指实掌虚对穴位的刺激 |
| 二、运腕用笔对原穴的作用 |
| 第五章 不同中国画科相应的养生功能 |
| 第一节 “画中烟云供养”之论析——山水画的养生功能 |
| 一、山水画养生功能的渊源 |
| 二、山水画养生功能产生的原因 |
| 三、山水画养生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花鸟画与人物画中的养生功能 |
| 一、关于花鸟画、人物画养生功能现状的分析 |
| 二、花鸟画养生功能论析 |
| 三、人物画养生功能论析 |
| 第三节 情志相胜-体质与中国画的配伍 |
| 一、不同画科的选择与创作者身心的关系 |
| 二、性情、性格、气质和个性及其关系 |
| 三、中国画与性格的培养 |
| 余论: 中国画养生功能中的优缺点及其拓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已有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界定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认识 |
| 第一节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二、过程与结果:本科专业设置内涵的综合反映 |
| 第二节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遵循各逻辑的协调统一 |
| 一、学科知识逻辑: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内在规律 |
| 二、市场需求逻辑: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社会应用 |
| 三、个体发展逻辑: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价值回归 |
| 四、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多元逻辑的整合与统一 |
| 第三节 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兼顾各利益主体权力与需求的统一 |
| 一、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利益主体的构成 |
| 二、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各主体的权益审视 |
| 三、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利益关系的制衡与统一 |
| 第三章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过程的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内容确定的实践分析 |
|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实践分析 |
| 二、基于高校层面的实践分析 |
| 三、基于专业内容变化的实践分析 |
| 第二节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模式的实践分析 |
| 一、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口径与方向 |
| 二、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时间与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权力配置的实践分析 |
| 一、对政府权力的分析 |
| 二、对高校权力的分析 |
| 三、对社会权力的分析 |
| 四、对学生权力的分析 |
| 第四章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结果的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型大学学科专业布局与结构的实践分析 |
| 一、从学科专业数量看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布局与结构 |
| 二、从学科专业结构看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布局与结构 |
| 三、从社会人才需求看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布局与结构 |
| 第二节 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设置的实践分析 |
| 一、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结构体系 |
| 二、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设置对社会需求的适用性 |
| 三、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设置对学生发展的适用性 |
| 第三节 基于学生认知视角的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结果分析 |
| 一、访谈样本的选择 |
| 二、访谈过程的实施 |
| 三、访谈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 第五章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特征分析与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特征分析 |
| 一、专业设置管理体制表现出明显的统一性与计划性特征 |
| 二、专业布局与结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趋同性特征 |
| 三、本科课程设置表现出较强的专业化与形式化特征 |
| 四、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关于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理论反思 |
| 一、本科专业设置制度改革的历史惯性 |
| 二、本科专业设置多元逻辑的失衡与冲突 |
| 三、本科专业设置中利益关系的割裂 |
| 第六章 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的理性回归 |
| 第一节 “谈化专业、强化课程”的合理性 |
| 一、基于内涵的合理性 |
| 二、基于管理的合理性 |
| 三、基于目标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淡化专业、强化课程”的对策思考 |
| 一、明确人才培养理念,调整专业价值取向 |
| 二、健全专业管理体制,淡化本科专业结构 |
|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本科课程设置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2017年度36所研究型大学名单 |
| 附录二: 2012-2017年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变化一览表 |
| 附录三: 2007与2017年度36所研究型大学专业布点与专业结构统计表 |
| 附录四: 案例高校2017届本科毕业生规模前20位的专业及其就业率 |
| 附录五: 研究型大学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览表 |
| 附录六: 基于学生认知视角的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设置访谈提纲 |
| 附录七: 学生访谈编码手册(Codebook)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10）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实用临床医学2002年第3卷(1～6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医书作者的群体研究[D]. 曾毅.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1(02)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中国画养生功能研究[D]. 王英璟. 山东大学, 2019(02)
- [7]中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研究 ——以研究型大学为例[D]. 刘海涛. 厦门大学, 2019(08)
- [8]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9]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10]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