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媒管理创新的内涵与功能（论文文献综述）
连婉廷[1]（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说明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肖楠[2]（2021）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文中认为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人们对各自祖国的天然情感为逻辑起点,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形态传递、发展与继承,建立起同政治权力的共生,从而构建起政权合法性论证、社会整合、身份认同、话语竞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基础。以此为理论前提,面对新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矛盾变化现实,中国主流媒体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传播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了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爱国主义宣传实践活动,即新冠疫情、香港止暴制乱、中美贸易战事件。运用历史分析和文本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播溯源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是以民族、制度秩序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整体叙事框架,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强化爱国主义国家个体权力——权利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爱国主义“自我赋权”到“自我赋权”与“社会赋权”共生为内在逻辑,传播呈现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的总体特点,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针对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内在挑战困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加强爱国主义传播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民道德、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中实现内在发展。
杨赫[3]（2021）在《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爆发式增长的用户基数、游戏理念的不断进步和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逐渐剥去包裹在电子竞技外部饱含隐秘和禁忌色彩的坚硬外壳,使之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数字竞技项目。而作为风靡世界的文化符号,电子竞技同样引发媒介的高度关注,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网络媒体传播中的“新势力”。现阶段,“电竞热”仍然在持续升温,但表面的浮华却难掩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困境,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利益相关主体需求的日益增长,初期依靠资本植入的粗犷式发展已经开始后继乏力,客观上出现了传媒实践先于理论指导、平台发展与价值定位模糊不清、评价模式不够完善等问题,而其症结则在于学界和业界对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理论建构、影响因素和评价体系的认知与实践不足。现阶段,电子竞技和网络媒体传播分别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不断突显的竞争意识、时间性和效率思想,以及人们普遍对于身份流动、自由连通和共享叙事的渴望,两者不断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统摄性娱乐装置。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盈余时代的到来和技术赋能的不断提升,用户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游戏表象进一步突显,趣味性、个性释放、自我选择与控制的外显表征也更加具体;另一方面,随着平台资本主义下隐性剥削机制的逐步建立,数字产消者逐渐取代“受众商品”,主导着网络传播中的商业化思维和价值攫取。换言之,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新秩序。本文以传播游戏理论、游戏批评理论体系和框架理论为指导,以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理论建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扎根理论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实地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阐释网络媒体传播效果的发生机制与内涵结构,分析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梳理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问题,构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并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证评估,最终提出具有指导性、层次性的优化策略。力求能够在传播学视域下,完善电竞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实践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强化其服务大众的功能,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研究认为:（1）在传统框架理论视角下,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源自于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之间的相互博弈。首先,在框架的背后存在网络媒体商业化趋势、电子竞技的青年亚文化特征两大“隐形推手”;其次,博弈的维度是以具身体验为基础的“认同”和因数字劳动所引发的“消费”;最后,博弈的结果则表现为经由具身体验产生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和身份认同,以及在数字劳动中形成符号消费、权力消费和空间消费,并且它们分别具有形塑网络商业思维、建构网络文化关系的功能。由此可见,在网络媒体商业化、平台化,受众数字化、用户化的环境中,“体验”与“劳动”之间的相互置换成为用户的身体感知与价值生产的源动力,结合现实语境分析,两者又分别指向了游戏的经验性和资本化,并且推动了以文本变革为核心的网络电子竞技传播游戏化进程。（2）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本质上是因信息流动引起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综合影响。通过考察电子竞技网络媒体传播的游戏范式,并且询唤出用户作为玩家的主体性,从而赋予了其传播效果更为明确的指向性,即文本呈现、主观体验和价值生产3个维度:首先,从游戏表象的视角分析,作为具备生产复数化故事的超叙事系统,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兼具控制与规则等核心游戏元素,并且整合了游戏文本设计理念,故参照游戏批评的第一向度,将文本呈现效果（用户对于文本的感知与理解）解构为叙事叙述效果、机制创设效果、审美匹配效果和技术应用效果;其次,“双环境化”造成用户角色与行为双重性,此时符号的功能只存在于游戏之内,但是符号的感知与识别却来源于现实经验,所以用户通常在功利性或抵抗性的活动中不断寻求自我价值,故主观体验效果具体表现为情感沉浸、交互体验和自我实现;最后,用户作为游戏玩工所进行的劳动,兼具非物质劳动和数字劳动的双重属性,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依靠数字秩序,赋予并改造了用户新的身份政治和身体关系,客观上形成了以“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为核心的价值链,并且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在上述价值链中,前两个部分可以被概括为是劳动成果,后两个部分则分别对应价值转化效果与经验塑造效果。（3）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法,经由三级编码,得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包括用户差异、环境条件、平台建设、盈利能力、责任意识和创新实践6个主范畴与其下属的24个子范畴。将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其盈利能力属于目标导向性因素,责任意识属于环境制约性因素,创新实践属于竞争动力性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而用户差异、环境条件和平台建设则是形成上述三个主范畴的前提条件,故能够通过对于三者的作用,进而影响网络媒体电子竞技的传播效果。通过理论对话发现,本文的影响因素模型在内涵与关系层面,能够展现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要素与特征,并且具备了解释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游戏范式的能力,客观上同第三章的理论基础形成呼应。与此同时,该模型也符合“O-S-O-R”研究模式中两次对于受众差异（两个“O”）的认知,并且与游戏化设计模型中,以“感知-意图-行为”为主线的用户体验路径关联度较高。本文以该影响因素模型为问题分析框架,从商业创收、责任履行和创新扩散三个层面,分别对现阶段网络媒体电子竞技的传媒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资本植入过度、内容良莠不齐、专业性仍需强化、文化定位尚需明确、用户媒介素养和电竞形象构建有待提升等问题,进而围绕刺激用户生产、塑造文化氛围、注重文本互动三个维度,总结得出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趋势特征。（4）基于文本呈现、主观体验和价值生产的传播效果内涵结构,经由理论推导、文献分析和走访调查初拟评价体系,进而采用德尔菲法和加权平均法,通过两轮专家咨询完成评价指标的筛选,并且对每一项指标进行赋权,最终构建起由3项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29项三级指标组成的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以游戏化传播为基础,从网络媒体的视角出发,深入考察用户参与电竞传播过程中的感知、体验与行为趋势,从而实现对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衡量与评判。本文利用该评价体系,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T体育媒体英雄联盟S10传播效果和H直播平台2020CF全明星赛传播效果进行评价,得出的结果分别为3.5295（较好水平）和3.0238（一般水平）。进而通过对于评价结果纵向的相互比较,以及横向的综合比较,认为其基本符合现实情况,说明该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在机制、审美、价值生产和负面效果等评价维度仍然需要改进。进一步分析,将该评价体系同业界的工作总结与观赛报告进行比较,发现其与现阶段网络媒体的电竞传播实践具有较高的契合性,并且其所包含的用户主观评价,能够有效弥补业界算法程序评价的不足,但在过程评价、趋势预判和市场衡量等方面的精确度与适配性也有待进一步提升。（5）总体而言,网络媒体应以中国“政府+产业”的电竞产业模式转型为契机,促进本土电竞文化由资本催化向文化自生转变,并且参考游戏化传播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电竞传播过程中的游戏化叙事、游戏化体验和游戏化规制;具体而言,网络媒体应不断提升文本的完整度和新颖性,进一步强化复合现实的情景体验,加快平台化转型发展的速度,保证用户认知的正向性、情感输出的积极性和生产的时间与效率;从长期发展的视角分析,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优化并非仅仅需要媒体平台自身的努力,而是要依靠政策的支持与政府的调控,紧密结合中国电竞产业链中的各个主体,引导优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以规范化管理促进用户媒介素养的提升。
曹勇[4]（2021）在《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我国高校新时代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美育、双创教育、跨学科教育逐步成为重要内容。它使设计教育从专业领域进入通识领域,面向高校非专业学生的通识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但对它的系统研究还很缺乏。因此,以其发展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概念剖析与设计研究为方法,对其概念内涵、课程内容建构、课题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并形成以下结论:设计通识是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以通识美育为育人目的的设计教育形态。它揭示了设计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探索活动在职业教育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往复运动。回归美育育人不仅是其应用功能,也揭示了设计创造力培养的主体内在根源和设计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本源。在育人与学科双重视野下,设计通识课程内容可分为设计语言、设计返身、设计自由3个层次,其知识形态特征应该是学科内的破界与贯通、学科外的跨界与交叉,其核心能力是设计形式生成的思维能力。通过“知觉-媒介-抽象”、“意义-符号-叙事”、“技术-结构-系统”、“观念-重构-生成”4种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训练,建立全人发展与身体、文化、技术与观念的广泛联系,它既是设计育人的特点,也是设计学科自身拓展的动力。通识设计的课题设计方法对应于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内容层次,表现为微观的基于具体内容的设计方法、中观基于应用情境的设计方法,但宏观层面上讲通识课题设计的本质不仅是“关于设计教育的研究”,更是一种“设计的研究”。课题作为人文性的教学设计“形式”,在抽象层面也具有媒介、意义、结构、观念4方面特征,由此打开课题设计更为丰富的可能。
胡凯[5]（2021）在《临潼文地谱系、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在历代的城市规划营建中积淀了优秀的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形成以人文视角进行文化用地建设的智慧营建传统。然而,现代以功能为导向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忽视了文化用地建设的重要性,导致城市特色缺失、文化空间碎片化等,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今,面向文化复兴的战略要求,国家多次强调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城市文化发展,塑造以文化为中心的城市空间,这就需要从文化用地的视角进行探讨研究。“文地”的提出从整体性视角为解决城市文化用地的用地承载及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作为支撑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重要载体,既要厘清其历史内涵,还应该重视文化用地在当今的规划及建设意义。临潼作为华夏民族的源脉之地,历史渊源深厚,人文胜迹颇为丰富,经周秦至汉唐,一直是京畿之地,占据着中国历史文化基因的重要地位,有着独特的地方性城市空间格局特色,对于研究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有较为突出的借鉴意义。论文选取临潼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了史前至秦汉—隋唐时期—民国时期—建国以来临潼建成区城市空间发展概况,分析了城市空间建设对文地的影响;结合历史资料的挖掘梳理和实地调研,明确了临潼的文地谱系以文化精神标识用地、纪念用地、宗教用地、文化遗产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及文化产业用地为6大类文地类型,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了文地的具体分类并进行空间落位;结合量化统计与GIS的核密度法科学化的分析了临潼主要历史时期以来的文地分布特征,总结出临潼文地呈“老城强中心聚集+郊野多中心组团分布”的特征;探讨了影响文地生成的关键因素包括历史演变积淀、宗教民间祭祀活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驱动及现代城市文化设施建设,明确了其在文化空间建设上的动力机制;基于当下城市文化的发展诉求,分析了临潼文地在城市文地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构想,以实现城市文化传承为目的,提出文化传承的技术路线;基于临潼历史空间格局基底,构建了结合时代发展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以此为促进城市格局发展的整体构架,并在现状文地的基础上进行了配置优化,以塑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风貌,彰显城市特色。本文通过深入的文献挖掘与梳理,及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得到的临潼文地谱系分类、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划策略等相关研究成果有望推动城市文地的相关学术研究,充实“文地”的理论体系,并期望能为临潼的文化用地建设提供借鉴思路。
张冀[6]（2020）在《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以四川省高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强化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视问题不足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下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深思理论内核的题中之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新媒体、新技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是校园新型主流媒体之一,已经成为高校传播信息与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擅于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牢牢把握高校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趋势,积极凭借高校微信公众平台这一鲜活载体,深入发掘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与信息科技有机融合,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在新时代彰显吸引力、亲和力,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由此,本文主要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学理问题、功能类型、问题成因、规范要求、实践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第一,理论前提。理论分析是支撑论说的学理依据,本文分别对微信公众平台、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概念、发展历程、内涵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涵等进行学理审思。从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灌输理论等,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论、接受论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重要论述,以及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给予理论阐释。从理论高度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系统论证分析,彰显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迫切性。媒介在不同时代都充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载体,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媒体属性,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时代之需,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提供内容承载与技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者亟需掌握新媒体新技术,将其打造成价值引领、凝聚共识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第二,功能形态。提炼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六种类型,即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功能、导向功能、服务功能、互动功能、开发功能、凝聚功能的类别得以展现。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坚持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大学生“多维度”地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丰富平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库,为大学生提供推送服务、查询服务与咨询服务,实现教育双方的实时互动、平等互动与多元互动,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潜能,促使大学生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关心国家、政党、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助推全体大学生对伟大中国、伟大民族、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大学生的思想基础,凝聚大学生的政治共识,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现实依据。指出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状、问题及成因。本文以省内126所高校微信公众平台为调查对象,系统梳理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阵地样态与内容建设,了解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开通状况、定位介绍、栏目设置以及运营主体、运营人员、运营推送等情况,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事件进行系统分析。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运营力量投入不足、运营推送专业不强,内容建设导向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认同不高、思想政治教育栏目十分欠缺等问题,其高校缺乏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大学生对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认知不足、教育双方对平台需求存在偏差、平台推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缺乏创新性转化、平台的机制建设弱化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第四,对策建议。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规范遵循。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在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以“互动交流为支点”的理念宗旨下,在主导性与多样性、灌输性与启发性、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遵循中,坚守激浊扬清的价值立场,洞察大学生的价值诉求、明晰新时代的价值趋向,以理想信念教育、红色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道德教育为目标指向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本文从具体层面,提出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实践路径。强化政治素养、加强业务学习、实施名师计划、发挥全员作用的高校微信公众平台队伍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前提所在;培育学生新媒介素养、培养学生意见领袖、提升学生信息鉴别力、激发学生自我教育意识的学生素养提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创新推送类型、重视标题制作、构建话语内容、打造主流栏目的内容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重点所在;健全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领导机制、管理机制、评估体制、协调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保障所在。此外,与本研究相结合,笔者创建并运营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以检验自己的分析或得到新的启发。作为附录,笔者把它放在最后,以作参考。
周怡帆[7]（2020）在《全媒体视域下方言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城镇快速一体化发展带来自然村落减少,使用汉语方言的人群在迅速递减,诸多少数民族语言随着族人老龄化而迅速消亡。方言（1）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和活化石,还是语言多样性的集中体现,更是语言生态发展的持续动力和重要保障。现阶段方言面临的困境实则是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大众对待方言的态度从“不敢说”到“不愿说”到现在的“不会说”,形成当代人虽拥有乡愁却难正乡音的现状。因此,如何能够有效地将方言进行传播、保护和传承是本文的研究起点。本文立足于方言传播的现状与事实,采用跨学科研究视角将语言学与传播学相结合,从全媒体视域对方言传播图景、方言传播模式和方言传播省思及启示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全面审视全媒体视域下方言传播的逻辑演进,提出全媒体方言传播的理论,旨在为保护和传承方言提供新路径、建立新范式。全文共五章分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层次:研究问题和相关概念的确立,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理清思路,确立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价值意义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则在此基础上,探讨全媒体与方言传播联合共生的关系,对方言传播的内涵、外延、性质、属性进行阐述,对全媒体方言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现实动因和挑战进行考察。第二层次:传播形态和传播模式的解构,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二层次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从方言节目、方言电影、方言微平台、方言短视频、方言出版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调查和研究,探寻不同形态下方言传播的特征、规律和问题。同时,就现阶段方言传播的模式进行总结,提出语言资源保护模式和参与传播模式。第三层次:方言传播机制和范式的建构,包括第五章;基于前四章的研究和梳理,对全媒体方言传播进行省思并创新性地提出全媒体方言传播的新机制和新范式,为后人研究提供新思路。通过详尽的调查数据和分析,阐明全媒体视域下方言传播的缘起、现状、困境和对策。运用三个层次的逻辑递进,拓展方言学和传播学的研究视角,为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献策助力。
孟浈浈[8]（2020）在《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研究》（17ZDA289）其中的内容之一。旨在探讨与分析中俄战略伙伴背景下两国媒介开展合作的基础、障碍与解决对策。论文由四个核心内容组成,甄别相关概念,探讨中俄媒体合作基础与合作依据,分析两国媒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第一部分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知识,对中俄媒体合作基础及障碍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两国媒体的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可借助的区域性组织平台。此外,还运用系统分析法,深刻剖析了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传媒格局、两国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交流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重点梳理中俄媒体合作发展历程,两国政府、业界及学界之间已建立起的媒体合作交流机制,并对两国媒体合作的现状进行系统总结。第四部分使用比较研究法,分析中俄在媒介体制、媒介政策、媒介技术及受众语言方面存在的差异,并对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俄媒体开展合作具有比较稳固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但是,两国媒体开展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障碍,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及其他合作实体不断采取创新性、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鞠丽华[9]（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张锐[10]（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二、传媒管理创新的内涵与功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传媒管理创新的内涵与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与音乐关系的相关研究 |
| (二)政治与音乐研究的诸视角 |
| (三)现有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音乐政治功能的内涵阐释与相关理论 |
| 一、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治象征、政治动员与政治认同 |
| (二)政治功能与音乐政治功能 |
| (三)政治表达与音乐政治表达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分析视角及其内在关联 |
| (一)音乐政治功能三重分析视角的依据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关系辨析 |
| 三、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理论基础与阐释 |
| (一)政治象征中的符号与音乐符号 |
| (二)政治动员中的情感与音乐情感 |
| (三)政治认同中的身份与音乐身份认同 |
| 第二章 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一、符号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解析 |
| (一)音乐符号与音乐政治象征的差异 |
| (二)符号学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功能 |
| (二)音乐的政党象征功能 |
| (三)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象征艺术幻象的神圣性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内容的修辞性 |
| (三)音乐政治象征的权力转化性 |
| 第三章 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一、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动员中音乐的情感实践 |
| (二)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行为动员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思想动员功能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动员事件的确定性 |
| (二)音乐政治动员方式的感染性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内容的人民性 |
| 第四章 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一、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认同中音乐的身份认同 |
| (二)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认同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情感认同功能 |
| (三)音乐的政治利益认同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认同内容的公众性 |
| (二)音乐政治认同传播的分层性 |
| (三)音乐政治认同表达的跨边界性 |
| 结语:音乐政治功能研究的前景 |
| 一、理论拓展的空间 |
| (一)音乐政治表达双向性与音乐创作责任 |
| (二)音乐政治表达中的政府责任 |
| 二、学科交叉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1.1 以阶级斗争团结爱国主体 |
| 2.1.2 生产建设与爱国事业的连结 |
| 2.1.3 以革命话语唤起爱国热情 |
| 2.2 改革开放时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2.1 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爱国转向 |
| 2.2.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价值 |
| 2.2.3 开放性爱国话语的叙事 |
| 2.3 新世纪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3.1 全球化提供爱国新动力 |
| 2.3.2 民族复兴的目标发展 |
| 2.3.3 科学性爱国话语的出场 |
| 3 新冠疫情报道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 |
| 3.1 以民族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3.1.1 建构奉献、敬业、友爱的民族群像 |
| 3.1.2 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 |
| 3.1.3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
| 3.1.4 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
| 3.2 场域和意义融合的传播策略 |
| 3.2.1 建构社会治理的传播场域 |
| 3.2.2 以隐喻为叙事话语 |
| 3.2.3 昭彰中国式爱国主义价值 |
| 3.3 评价与小结 |
| 4 香港“止暴制乱”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4.1 以制度秩序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4.1.1 制度、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 |
| 4.1.2 制度、秩序认同的家国情感 |
| 4.1.3 制度、秩序认同的现实利益 |
| 4.2 建设性的传播策略 |
| 4.2.1 正面引导 |
| 4.2.2 重视情感性与理性批判相结合 |
| 4.3 评价与小结 |
| 5 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5.1 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5.1.1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 5.1.2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输出 |
| 5.1.3 对美国错误思想的批判 |
| 5.2 基于对比的传播策略 |
| 5.2.1 聚焦客观事实描述 |
| 5.2.2 强化中美两国奉行的价值对比 |
| 5.2.3 爱国观照——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
| 5.2.4 舆论争议建构 |
| 5.3 评价与小结 |
| 6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整体反思 |
| 6.1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总体建构 |
| 6.1.1 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
| 6.1.2 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 |
| 6.1.3 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 |
| 6.1.4 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 |
| 6.2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面临挑战 |
| 6.2.1 爱国主义的两面性 |
| 6.2.2 传统爱国价值消解趋势 |
| 6.2.3 爱国主义传播内在困境 |
| 6.3 新时代加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对策 |
| 6.3.1 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 |
| 6.3.2 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共理性 |
| 6.3.3 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 |
| 6.3.4 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列表 |
| 2 香港止暴制乱相关报道列表 |
| 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列表 |
（3）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电子竞技风靡世界:认可与质疑并存 |
| 1.1.2 电子竞技媒介传播成为新的研究议题 |
| 1.1.3 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是指导电竞传播实践的重要抓手 |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电子竞技 |
| 2.1.2 网络媒体 |
| 2.1.3 传播效果 |
| 2.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 |
| 2.2 核心理论 |
| 2.2.1 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 |
| 2.2.2 游戏批评理论体系 |
| 2.2.3 框架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关于电子竞技与游戏化传播的研究 |
| 2.3.2 国内关于电子竞技媒介传播的研究 |
| 2.3.3 国内外关于网络媒体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形成与结构 |
| 3.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 |
| 3.1.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构成要素 |
| 3.1.2 具身体验视域下的网络商业思维形塑 |
| 3.1.3 数字劳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关系建构 |
| 3.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发生机制的反思与启示 |
| 3.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同游戏的范式勾连 |
| 3.2.1 盈余时代与电子竞技娱乐本质之间的关系建构 |
| 3.2.2 互联网“下半场”的受众变革与媒体转型 |
| 3.2.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社会性与时代思维 |
| 3.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内涵结构 |
| 3.3.1 文本层面:游戏表象中的文本呈现 |
| 3.3.2 体验层面:“双环境化”的主观体验 |
| 3.3.3 劳动层面:主体询唤下的价值生产 |
| 3.3.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结构与性质 |
| 本章小结 |
| 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
| 4.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过程 |
| 4.1.1 研究方法的选择——扎根理论分析法 |
| 4.1.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背景 |
| 4.1.3 访谈提纲的拟定与专家选择 |
| 4.1.4 访谈过程与资料整理 |
| 4.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三级编码结果 |
| 4.2.1 开放式编码 |
| 4.2.2 主轴编码 |
| 4.2.3 选择性编码 |
| 4.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4.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阐释 |
| 4.3.1 用户差异 |
| 4.3.2 环境条件 |
| 4.3.3 平台建设 |
| 4.3.4 盈利能力 |
| 4.3.5 责任意识 |
| 4.3.6 创新实践 |
|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影响因素的理论对话与问题分析 |
| 5.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理论检验 |
| 5.1.1 同“发生机制”与“O-S-O-R”模式的理论对话 |
| 5.1.2 同“游戏范式”与游戏化传播模型的理论对话 |
| 5.1.3 同电子竞技与体育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对话 |
| 5.2 基于影响因素的中国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问题分析 |
| 5.2.1 商业创收层面 |
| 5.2.2 责任履行层面 |
| 5.2.3 文化创新层面 |
| 5.2.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实践的趋势特点 |
| 本章小结 |
| 6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体系 |
| 6.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基础 |
| 6.1.1 建构方法的选择——德尔菲法 |
| 6.1.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中的操作性定义 |
| 6.1.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背景 |
| 6.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 |
| 6.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构建的过程与结果 |
| 6.2.1 初拟指标体系 |
| 6.2.2 咨询专家基本情况 |
| 6.2.3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与指标修正 |
| 6.2.4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与确定指标权重 |
| 6.3 评价体系的使用方法、指标内涵与关系阐释 |
| 6.3.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使用方法 |
| 6.3.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指标内涵 |
| 6.3.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关系阐释 |
| 本章小结 |
| 7 基于评价体系的实证评估与比较研究 |
| 7.1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过程 |
| 7.1.1 评价方法的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 |
| 7.1.2 评价对象的介绍 |
| 7.1.3 相关材料的收集与整理 |
| 7.1.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的操作步骤 |
| 7.2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评价结果 |
| 7.2.1 T体育媒体英雄联盟S10 传播效果评价结果 |
| 7.2.2 H直播平台2020CF全明星赛传播效果评价结果 |
| 7.2.3 评价结果的现实审视 |
| 7.3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
| 7.3.1 硬性量化指标已是兵家必争之地 |
| 7.3.2 “玩法”的效果呈现愈发受到重视 |
| 7.3.3 品牌构建的能力认定关注度升级 |
| 7.3.4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的优势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8 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优化策略 |
| 8.1 观念层面:网络媒体应构建符合现实情境的电竞传播理念 |
| 8.1.1 摆正心态,认清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现实处境 |
| 8.1.2 打牢基础,理解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文化内涵 |
| 8.2 路径层面:网络媒体应参考游戏理论设计电竞传播思路 |
| 8.2.1 提升文本呈现的完整度和新颖性,保证用户认知的正向性 |
| 8.2.2 强化复合现实的情景体验,保证用户情感输出的积极性 |
| 8.2.3 坚持平台化的媒介转型,保证用户生产的时间与效率 |
| 8.3 要素层面:培育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的优质环境 |
| 8.3.1 塑造媒介文化,加强自我完善 |
| 8.3.2 依托政策支持,配合政府管理 |
| 8.3.3 加强行为监督,提升用户素养 |
| 8.3.4 拓展外部渠道,强化产业融合 |
| 8.3.5 针对现实需求,培养优质人才 |
|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 |
| 9.3 研究建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实践调查走访提纲 |
| 附录2:扎根理论分析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3:相关调查文本材料(节选) |
| 附录4: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专家咨询表(R1) |
| 附录5: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专家咨询表(R2) |
| 附录6: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调查问卷(样张)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习经历 |
（4）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从设计为人到设计育人——通识设计课程研究 |
| 一、背景:设计育人 |
| (一)在人人设计的时代：数字时代的技术、设计与人 |
| (二)学科之显隐:包豪斯百周年纪念中缺席的设计通识 |
| (三)设计亦育人:当代高校美育发展视野下的通识设计教育 |
| 二、概念:何谓设计通识 |
| (一)“高校”：高等教育层面 |
| (二)“通识”：面向通识教育和“通识”中西比较差异 |
| (三)设计——以设计学科为内容载体的课程 |
| (四)设计通识与设计美育 |
| (五)通识与“专业通识” |
| 三、综述:研究史与问题 |
| (一)文献综述：从知识、理论、思维到课程实践 |
| (二)总体特征与突出问题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目的:从“概念”到“形式” |
| (二)内容框架:“为什么—有什么—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 |
| (三)方法：从解决问题到基于“概念设计”的研究 |
| 五、研究意义与目标 |
| (一)意义:育人与学科的不可分性 |
| (二)目标:学术材料、理论建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为什么:历史语境与当代使命 |
| 第一节 设计成为通识——学科发展中的历史渊源 |
| 一、设计通识与 19 世纪欧美大学艺术学科初创—诺顿美术课程中的设计教育 |
| 二、设计通识与 20 世纪初期专业设计教育变革—早期包豪斯教育中的通识渊源及美国新包豪斯的通识设计思想 |
| 三、设计通识作为战后设计研究的目的与结果—欧洲“设计思维”研究与“设计”成为英国中小学国家课程 |
| 四、设计通识成为当代设计学科拓展动力——当代斯坦福设计思维引发的设计学科变革 |
| 五、我国传统设计教育史“专业”与“通识”关系——传统造物中工匠职业教育与文人艺术的交互 |
| 第二节 设计作为美育——新时代高校美育的形式 |
| 一、我国传统美育思想与设计美育的表现形式 |
| 二、近现代我国高校“美育”理解变迁与设计美育特点 |
| 三、当代我国高校“美育”发展历史机遇与困局并存 |
| 四、设计教育成为当代高校美育载体的优点 |
| 五、“设计美育”的当代中外美学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有什么:发展现状与比较思考 |
| 第一节 贯通或是悬置?——中小学设计课程标准比较 |
| 一、设计引领艺术、技术:英国国家课程中的设计课程 |
| 二、设计作为视觉艺术素养:美国国家艺术标准 |
| 三、我国中小学设计教育的“标准悬置”与“裂隙修复” |
| 第二节 从基础到前瞻——高校通识设计课程比较 |
| 一、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演化与课程制度形成 |
| 二、美国大学通识课程中的设计课程 |
| 三、美国通识设计课程的主要类型与学科内容-功能特征 |
| 四、高校通识设计课程：从“专业科普”迈向“育人联结与学科前瞻” |
| 第三章 是什么:研究核心——概念、内容、课题方法 |
| 第一节 课程概念思考 |
| 一、概念回溯：“设计通识”与“设计美育”内外两种视野 |
| 二、内涵思考：比较视野下的课程内涵特征解析 |
| 第二节 课程内容辨析 |
| 一、学科内外：今天“设计”概念何为？ |
| 二、育人对接：从核心素养视野到设计通识的核心素养 |
| 三、设计实践/实验：“通过设计实践进行的教育” |
| 第三节 课题设计价值 |
| 一、通识设计课程教学设计的特殊性 |
| 二、过去教训：教学自身缺乏“设计” |
| 三、课题设计:使教学与课程成为一种“艺术”的核心 |
| 第四章 教什么:课程内容建构理论 |
| 第一节 课程学视野:课程内容建构的学理基础 |
| 一、当代课程理论中的课程内容 |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建构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通识与美育视野: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三层次理论 |
| 一、通识与美育的目标指向与层次性 |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三层次理论 |
| 第三节 学科视野:课程内容的知识与能力形态 |
| 一、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知识形态:学科“破界”与“跨界” |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核心能力:设计思维中的“形式思维” |
| 第四节 设计通识的核心能力——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培养 |
| 一、从设计形式4 属性看设计形式生成思维的基本类型 |
| 二、基于知觉-媒介-抽象的设计形式生成思维 |
| 三、基于意义-符号-叙事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 四、基于技术-结构-系统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 五、基于观念-重构-生成思维的设计形式生成 |
| 第五章 怎么教:课题设计方法研究 |
| 第一节 课题的本质与设计方法研究——作为教学设计的“形式生成” |
| 一、课题的本质及其设计方法：作为教学设计的“形式生成” |
| 二、设计通识典型课题分析 |
| 三、通识设计课题设计方法：差异与应对策略 |
| 第二节 微观：设计形式生成思维 4 种类型的课题设计研究 |
| 一、基于“知觉-媒介-抽象”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 二、基于“意义-符号-叙事”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 三、基于“技术-结构-系统”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研究 |
| 四、基于“观念-重构-生成”思维的通识设计课题 |
| 第三节 中观:通识设计内容3 层次的课题设计研究 |
| 一、“设计语言”的课题设计方法研究 |
| 二、“设计返身”的课题设计研究 |
| 三、“设计自由”的课题设计——在设计中自由 |
| 第四节 课题设计方法总结与作为教学设计形式的展望 |
| 一、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课题设计方法总结 |
| 二、宏观、抽象层面的课题设计方法展望 |
| 结论 “造物亦育人”——面向未来的高校通识设计课程 |
| 一、异化与回应:设计作为一种通识性人文实践 |
| 二、通识设计课程内容的再思考 ——设计学科核心素养与设计思维中的形式思维 |
| 三、课题设计作为育人体验设计和课程推广关键 |
| 附录一：本文专业案例分析与通识课题设计目录 |
| 附录二 西南交通大学通识课《设计美育Ⅰ:从艺术到设计》课程教学(2020-2021 秋季学期)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临潼文地谱系、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文化空间规划及建设的重要意义 |
| 1.1.2 文化用地规划建设缺乏有效的技术路径 |
| 1.1.3 临潼是研究文化用地的典型案例 |
| 1.2 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解析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概念解析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3 临潼的相关基础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2 临潼城市历史及城市空间建设历程 |
| 2.1 临潼山水形胜与城市发展历程概况 |
| 2.1.1 “山水环抱”的自然山水形胜 |
| 2.1.2 临潼的发展历程概况 |
| 2.2 史前聚落聚居至秦汉时期城市建设 |
| 2.2.1 以姜寨遗址为代表的原始社会居民点的诞生 |
| 2.2.2 以秦始皇陵为代表的陵邑工程建设 |
| 2.3 隋唐时期城市建设 |
| 2.3.1 皇家离宫——华清宫历代建设与完善 |
| 2.3.2 唐昭应古城格局形成 |
| 2.4 民国时期城市建设 |
| 2.4.1 关中地区重要的地方防御格局建设 |
| 2.5 建国以来城市建设 |
| 2.5.1 建国至改革开放时期 |
| 2.5.2 改革开放至今 |
| 2.6 本章小结 |
| 3 临潼文地谱系 |
| 3.1 文地的数据来源 |
| 3.2 文地分类标准 |
| 3.3 临潼文地分类 |
| 3.3.1 文化精神标识用地 |
| 3.3.2 纪念用地 |
| 3.3.3 宗教用地 |
| 3.3.4 文化遗产用地 |
| 3.3.5 文化设施用地 |
| 3.3.6 文化产业用地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临潼文地分布特征 |
| 4.1 文地分布特征的测算方法 |
| 4.2 文地的总体分布特征 |
| 4.2.1 数量均衡覆盖面广,面积规模小但文地占比高 |
| 4.2.2 老城强中心聚集+郊野多中心组团分布 |
| 4.3 文化精神标识用地分布特征 |
| 4.3.1 价值优先数量极少,但面积规模大文地占比高 |
| 4.3.2 作为地区文化精神标识独立分布 |
| 4.4 纪念用地分布特征 |
| 4.4.1 数量较少几乎分布于老城,面积规模小文地占比低 |
| 4.4.2 老城组团聚集 |
| 4.5 宗教用地分布特征 |
| 4.5.1 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老城,面积规模小文地占比低 |
| 4.5.2 老城组团聚集+郊野散点式分布 |
| 4.6 文化遗产用地分布特征 |
| 4.6.1 数量较多覆盖广泛,面积规模大文地占比高 |
| 4.6.2 老城强中心聚集+郊野均匀组团+带状分布 |
| 4.7 文化设施用地分布特征 |
| 4.7.1 数量多主要遍及老城,面积规模适中文地占比相对较高 |
| 4.7.2 老城多中心组团聚集+郊野散点式分布 |
| 4.8 文化产业用地分布特征 |
| 4.8.1 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老城,面积规模小文地占比较低 |
| 4.8.2 老城组团聚集+郊野散点式分布 |
| 4.9 本章小结 |
| 5 临潼文地生成因素 |
| 5.1 历史演变积淀 |
| 5.1.1 古代历史事件遗址 |
| 5.1.2 革命事件遗址 |
| 5.1.3 唐华清宫的历代建设下的文地 |
| 5.2 宗教民间祭祀活动 |
| 5.2.1 纪念空间的产生 |
| 5.2.2 宗教用地的建设 |
| 5.3 文化遗产保护 |
| 5.3.1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设 |
| 5.3.2 唐昭应城墙的遗址保护 |
| 5.4 文化产业驱动 |
| 5.4.1 华清宫旅游升级转型下的文地建设 |
| 5.4.2 规划政策带动下的文地建设 |
| 5.5 现代城市文化设施建设 |
| 5.5.1 文化设施需求提升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临潼文化传承策略 |
| 6.1 临潼城市文地当前存在的问题 |
| 6.1.1 各类文地之间联系薄弱,缺乏整体性保护 |
| 6.1.2 文地规划建设缺乏均衡性 |
| 6.2 文化传承的理念 |
| 6.2.1 文化传承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途径 |
| 6.2.2 文化传承的技术路线 |
| 6.3 城市文化精神定位与山水人文空间格局 |
| 6.3.1 明确城市文化精神定位 |
| 6.3.2 轴线构建与人文空间布局的原则和依据 |
| 6.3.3 关键轴线的确立 |
| 6.3.4 关键人文空间的规划布局选址 |
| 6.3.5 构建基于历史与现代相呼应新时期山水人空间格局 |
| 6.3.6 优化城市风貌,彰显城市文化特色 |
| 6.4 临潼城市文地规划配置 |
| 6.4.1 提升文化精神标识用地地域价值 |
| 6.4.2 关联纪念用地“人物+事件”成网络 |
| 6.4.3 划定宗教用地保护范围 |
| 6.4.4 结合“原址保护+重点片区标识”的文化遗产体系 |
| 6.4.5 提升文化设施用地服务配置 |
| 6.4.6 促成文化产业用地合理布局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作者在读研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以四川省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述评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学理探究 |
| 2.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内涵界定 |
| 2.1.1 微信公众平台的定义阐释 |
| 2.1.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内涵分析 |
| 2.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解析 |
| 2.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理解 |
| 2.2.2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辨析 |
| 2.2.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剖析 |
| 2.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支撑 |
| 2.3.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 |
| 2.3.4 相关学科知识的理论借鉴 |
| 2.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价值 |
| 2.4.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必要性分析 |
| 2.4.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可行性分析 |
| 2.4.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迫切性分析 |
| 第3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类别展现 |
| 3.1 认知功能 |
| 3.1.1 形式认知 |
| 3.1.2 内容认知 |
| 3.1.3 载体认知 |
| 3.2 导向功能 |
| 3.2.1 政治导向 |
| 3.2.2 思想导向 |
| 3.2.3 行为导向 |
| 3.3 互动功能 |
| 3.3.1 实时互动 |
| 3.3.2 平等互动 |
| 3.3.3 多元互动 |
| 3.4 服务功能 |
| 3.4.1 咨询服务 |
| 3.4.2 查询服务 |
| 3.4.3 推送服务 |
| 3.5 开发功能 |
| 3.5.1 感官体验,激发学习兴趣 |
| 3.5.2 在线交流,激活创新精神 |
| 3.5.3 思维训练,提升辩证素养 |
| 3.6 凝聚功能 |
| 3.6.1 传承优良传统,增进文化认同 |
| 3.6.2 塑造执政形象,强化政党认同 |
| 3.6.3 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认同 |
| 3.6.4 厚植爱国情怀,夯实国家认同 |
| 第4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状分析 |
| 4.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阵地样态 |
| 4.1.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开通的普遍性 |
| 4.1.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定位的多元化 |
| 4.1.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栏目的个性化 |
| 4.1.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共通性 |
| 4.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内容分析 |
| 4.2.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类型的多样性 |
| 4.2.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时政要点的差异性 |
| 4.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成效 |
| 4.3.1 实名主体与运营主体各显其能 |
| 4.3.2 栏目设置与菜单设计有章可循 |
| 4.3.3 先进典型与特色内容深受青睐 |
| 4.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问题表现 |
| 4.4.1 思政力量投入不足,运营推送专业不强 |
| 4.4.2 平台定位认知不准,思政栏目服务欠缺 |
| 4.4.3 内容建设导向不够,思政内容认同不高 |
| 4.5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 |
| 4.5.1 平台的运营缺乏思政教育观念 |
| 4.5.2 学生对平台思政功能认知不足 |
| 4.5.3 教育双方对平台需求存在偏差 |
| 4.5.4 平台推送内容和形式创新不够 |
| 4.5.5 平台的机制建设弱化思政功能 |
| 第5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规范遵循 |
| 5.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理念遵循 |
| 5.1.1 秉持“育人为本”的理念宗旨 |
| 5.1.2 坚持“学生主体”的本位回归 |
| 5.1.3 增强“互动交流”的协同意识 |
| 5.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指导原则 |
| 5.2.1 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2.2 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2.3 坚持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价值遵循 |
| 5.3.1 坚守激浊扬清的价值立场 |
| 5.3.2 洞察青年学生的价值诉求 |
| 5.3.3 明晰因时而进的价值趋向 |
| 5.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 |
| 5.4.1 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 |
| 5.4.2 以中华优秀道德涵养时代青年 |
| 5.4.3 以红色革命文化传承使命担当 |
| 第6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实践路径 |
| 6.1 加强队伍建设:以专业的“微”力量提升水平 |
| 6.1.1 强化政治素养 |
| 6.1.2 加强业务学习 |
| 6.1.3 实施名师计划 |
| 6.1.4 发挥全员作用 |
| 6.2 提升学生素养:以良好的“微”素养重塑自我 |
| 6.2.1 提升学生媒介素养 |
| 6.2.2 培育学生意见领袖 |
| 6.2.3 提升信息甄别能力 |
| 6.2.4 激发自我教育意识 |
| 6.3 加强内容建设:以丰富的“微”内容感召学生 |
| 6.3.1 创新推送类型 |
| 6.3.2 重视标题制作 |
| 6.3.3 创新话语体系 |
| 6.3.4 打造精品栏目 |
| 6.3.5 把握推送时机 |
| 6.4 健全保障机制:以完善的“微”机制引领发展 |
| 6.4.1 强化领导机制 |
| 6.4.2 规范管理机制 |
| 6.4.3 优化评估机制 |
| 6.4.4 健全协调机制 |
| 结论 |
| 附录 |
| 一、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应用范例 |
| 1.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的构建 |
| 2.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的运营 |
| 3.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的展望 |
| 二、省内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情况汇总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全媒体视域下方言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思路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方言现状 |
| 1.1.3 研究思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及方法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 |
| 1.4.1 研究学术价值 |
| 1.4.2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全媒体与方言传播的联合共生 |
| 2.1 方言传播的历史与逻辑演进 |
| 2.1.1 方言传播的内涵和外延 |
| 2.1.2 方言传播的性质与功能 |
| 2.2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理论建构 |
| 2.2.1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界定 |
| 2.2.2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动因考察 |
| 2.2.3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现实挑战 |
| 第三章 全媒体方言传播图景解构 |
| 3.1 方言节目的多元与统一 |
| 3.1.1 方言节目的演化脉络 |
| 3.1.2 方言节目背后的价值演进规律 |
| 3.1.3 方言节目的文化本质与多元思考 |
| 3.2 方言电影的固守与转变 |
| 3.2.1 何谓“方言电影”与“方言元素” |
| 3.2.2 方言电影的创作流变 |
| 3.2.3 方言电影的价值意义 |
| 3.2.4 方言电影的文化透视 |
| 3.3 方言微平台的融合与创新 |
| 3.3.1 方言微平台全网数据呈现 |
| 3.3.2 微博中方言传播的裂变和激增 |
| 3.3.3 微信中方言传播的依存和互动 |
| 3.3.4 客户端中方言传播的分享和叙事 |
| 3.4 方言短视频的崛起与繁荣 |
| 3.4.1 短视频中方言传播的延伸与突破 |
| 3.4.2 短视频中方言传播的集中和力量 |
| 3.5 方言出版的嬗变与革新 |
| 3.5.1 EP同步构建纸电融合新平台 |
| 3.5.2 大数据与AR建立跨域沉浸新互动 |
| 第四章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模式 |
| 4.1 方言传播的决策力量:语言资源保护模式 |
| 4.1.1 方言保护路径之单一的纸本记录 |
| 4.1.2 方言保护路径之多角度的调查保存 |
| 4.1.3 方言保护路径之全方位联动保护 |
| 4.2 方言传播的推动力量:参与传播模式 |
| 4.2.1 媒体近用:参与传播的切入口 |
| 4.2.2 媒介参与:建构公众的主体性 |
| 4.2.3 精英扩散:参与传播的突破点 |
| 4.2.4 大众赋权:实现参与的关键点 |
| 第五章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省思与启示 |
| 5.1 方言媒介化传播的文化省思 |
| 5.1.1 传播主体价值偏离 |
| 5.1.2 传播源始精准缺乏 |
| 5.1.3 传播内容娱乐过度 |
| 5.1.4 传播过程监管困难 |
| 5.2 全媒体方言传播的多维启示 |
| 5.2.1 树立方言传播新观念,奠定语言资源根基 |
| 5.2.2 打造方言传播新内容,弘扬传统文化内涵 |
| 5.2.3 建构方言传播新机制,凸显语言多元魅力 |
| 5.2.4 创建方言传播新范式,提供语言发展动力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方言节目一览表 |
| 附录二 :方言电影一览表 |
| 附录三 :方言表情包一览表 |
| 附录四 :方言短视频一览表 |
| 附录五 :乡音情怀公众号内容统计一览表 |
| 附录六 :山西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 |
| 附录七 :口述史(一) |
| 附录八 :口述史(二) |
| 附录九 :国际音标的动漫设计 |
| 附录十 :言途网APP设计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价值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概念 |
| 一、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
| 二、战略伙伴关系价值 |
| 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 (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 |
| (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概念 |
| 一、合作基础内涵 |
| 二、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界定 |
| 三、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特征 |
| 第三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概念 |
| 一、合作障碍内涵 |
| 二、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界定 |
| 三、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特征 |
| 第二章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 |
| 第一节 两国媒体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合作背景 |
| (一)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 |
| (二)相似的国际舆论环境 |
| (三)合作维度拓宽,合作程度深化 |
| 二、合作目的 |
| (一)促进文化互鉴,深化民心相通 |
| (二)提供信息支持,促进经贸发展 |
|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立体声效应 |
| 三、合作意义 |
| (一)增强政治互信,保持两国关系友好态势 |
| (二)展现全面立体信息,矫正片面国家形象 |
| (三)扭转马太效应,构建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
| 第二节 两国媒体合作基础类型 |
| 一、政治基础 |
| (一)政治互信程度加深 |
| (二)政策趋向一致 |
| (三)媒体合作政策支持 |
| 二、经济基础 |
| (一)宏观经济态势良好 |
| (二)后续资金支持良好 |
| 三、社会基础 |
| (一)民意基础扎实 |
| (二)互相吸引力提升 |
| (三)互联网发展规模扩大 |
| 第三节 两国媒体合作平台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一)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概况 |
| (二)“大舞台”唱响中俄媒体合作“大戏” |
| 二、“金砖五国”组织 |
| (一)“金砖五国”组织发展概况 |
| (二)“金砖五国”框架下的中俄媒体合作机制 |
| 三、“一带一盟” |
| (一)“一带一盟”创立历程 |
| (二)“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的媒体使命 |
| 第三章 中俄媒体合作现状 |
| 第一节 中俄媒体交往与合作 |
| 一、两国媒体交往大事记 |
| (一)中俄媒体接触期 |
| (二)中俄媒体合作规范期 |
| (三)中俄媒体合作扩展期 |
| (四)中俄媒体合作繁荣期 |
| 二、两国媒体交流平台 |
| (一)中俄媒体合作论坛 |
| (二)中俄电视合作论坛 |
| (三)东北地区与远东地区媒体定期交流活动 |
| (四)中俄网络媒体论坛 |
| 三、两国媒体合作现状 |
| (一)合作内容丰富,但领域失衡 |
| (二)交流平台不断发展,但仍有待完善 |
| (三)垂直性、立体化与健全化的合作模式尚未完全建立 |
| 第二节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
| 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概述 |
| 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性质 |
| (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副总理级官方组织 |
| (二)一个能够自我完善、不断升级的灵活性组织 |
| (三)致力于促进中俄人文各领域合作机制性组织 |
| 三、中俄媒体合作分委会的责任与使命 |
| (一)为中俄媒体合作引领方向 |
| (二)为中俄媒体合作提供平台 |
| 第三节 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 一、设立背景 |
| 二、运行机制与责任 |
| 三、发展历程与成效 |
| 第四章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与对策 |
| 第一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分析 |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不同 |
| (一)媒介体制含义 |
| (二)两国媒介体制存在差异 |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不同 |
| (一)媒介政策概念 |
| (二)两国媒介政策存在差异 |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不同 |
| (一)媒介技术内涵 |
| (二)两国媒介技术存在不同 |
| 四、两国受众语言不同 |
|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 (二)中俄语言存在差异 |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消解对策 |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上求同存异 |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上互学互鉴 |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上创新求同 |
| 四、两国联合培养多语种新闻传播人才 |
| 五、两国联手应对国际网络犯罪与舆论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辞 |
（9）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外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趋势和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问题阐释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 (一) 政治安全相关概念辨析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的四种界说 |
| (三) 本文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含义 |
| (四) 国家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 |
| 二、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基础 |
| (一) 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的观念基础 |
| (二) 合法性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内核 |
| (三) 政治沟通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分析路径 |
| 三、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
| (一) 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 (二) 国家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
| (三) 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
| 第二章 政治传播: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分析视角 |
| 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中政治传播视角的提出 |
| (一) 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 |
| (二) 政治传播的要素分析 |
| 二、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
| (一) 传播政治价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 有效政治沟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
| (三) 推动公共舆论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
| 三、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契合 |
| (一) 主体上的一致性 |
| (二) 内容上的相关性 |
| (三) 媒介上的交互性 |
| (四) 目标上的吻合性 |
| (五) 途径上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 |
| 一、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 |
| (一) 革命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49-1978) |
| (二) 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78-2001) |
| (三) 深化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02-2011) |
| (四) 新时代治理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12-今) |
| 二、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 |
| (一) 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 |
| (二) 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 |
| 第四章 价值层面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 |
| (二) 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 |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
| (一) 传播内容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二) 传播主体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 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 (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与时代发展同步 |
| 第五章 政党层面的维护:政治传播的向度与党的执政安全 |
| 一、政治传播的向度对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政治传播的向度:单向的宣传与双向的传播 |
| (二) 双向的政治传播对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单向度的政治传播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
| (一) 党内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二) 党外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 三、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一) 畅通上下互动的党内政治传播,增强党的凝聚力 |
| (二) 推进双向互动的党外政治传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
| 第六章 政府层面的维护: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 |
| 一、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
| (一)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指标 |
| (二) 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 |
| 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对政府信任造成的威胁 |
| (一) 政府自身认识欠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二) 政府传播信息质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 三、增强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
| (一) 树立公共理念,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 |
| (二) 整合传播资源,提高政府传播力和公信力 |
| (三) 完善传播制度,保障政府传播公共性的实现 |
| 第七章 社会层面的维护:民众政治传播的反馈与政治参与秩序 |
| 一、政治传播的反馈对政治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
| (一) 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 政治传播反馈对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 |
| 二、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和政治秩序维护的途径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对政治传播反馈的重要形式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的积极影响 |
| (三) 当前我国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造成的威胁 |
| 三、建立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反馈体系,促进政治秩序稳定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主体建设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政府治理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环境改善 |
| 第八章 国际层面的维护:对外政治传播与国际认同 |
| 一、对外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
| (一) 国际认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际层面 |
| (二) 对外政治传播对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作用 |
| 二、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国际认同的影响 |
| (一) 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国际认知的实现 |
| (二) 传播话语的相对弱势不利于国际认可的实现 |
| (三) 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不利于国际认同的实现 |
| 三、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 |
| (一) 促进传播内容整合,全面增强国际认同基础 |
| (二) 加强传播话语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话语体系 |
| (三) 完善传播模式,多途径提升国际认同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由来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问题的由来: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涵义 |
| (二)“意识形态属性”判定条件 |
| 二、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分析 |
| (一)作为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二)作为技术自身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三)局限性分析 |
| 三、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 |
| (一)“载体论”还是“本体论” |
| (二)基于载体与本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
| 第二章 “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维度 |
| (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维度 |
|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 |
| (二)共享意识的兴起 |
| (三)服务价值的强化 |
|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维度 |
| (一)创新理念的普及 |
| (二)知识权力的凸显 |
| (三)网络文化的繁荣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活维度 |
| (一)娱乐主义的盛行 |
| (二)虚拟生存的异化 |
| (三)绿色理念的深化 |
| 第三章 “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思维”的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思维”研究方法 |
| (二)“互联网思维”概念界定 |
| 二、互联网技术体系特点:互联网思维方式形成的技术前提 |
| (一)“互联互通”:时空观念重组与互联思维的普及 |
| (二)“去中心化”:对权力结构和权威意识的消解 |
| (三)“拟态空间”:虚拟身份兴起与实体世界的解构 |
| 三、互联网思维特征:互联网运行逻辑的思维认知 |
| (一)大数据思维 |
| (二)众筹思维 |
| (三)关系思维 |
| (四)自组织思维 |
| (五)不确定性思维 |
| (六)分布式思维 |
| 第四章 “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 |
| 一、以互联网媒介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
| 二、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 |
| (一)作为“载体”:互联网媒介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干预 |
| (二)作为“本体”:基于技术存在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偏向 |
| 三、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中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化过程 |
|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
| (三)载体性与自主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
| 四、交往关系中的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媒介技术形成的交往关系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 五、互联网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 |
| (二)“互联网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与“科技即意识形态”辨析 |
| 第五章 “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
| (一)互联网载体意识形态功能治理难度的改变 |
| (二)互联网自身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
| 三、“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创新构建的逻辑进路 |
| (一)宏观上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构建理念:从监管到治理 |
| (二)中观上调整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策略:从观念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
| (三)微观上改进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从官方话语形式到共识效用思维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实践应用:重构互联网意识形态中国话语权 |
| (一)构建全新合作场域:推动“一带一路”信息的互联互通 |
| (二)孵化民心连通方式:以数字化体验想象唤醒文化认同 |
| (三)创新主题内容建构:打造“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传媒管理创新的内涵与功能（论文参考文献）
-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D]. 肖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3]网络媒体电子竞技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研究[D]. 杨赫.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4]高校通识教育中的设计课程研究：概念、内容与课题方法[D]. 曹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临潼文地谱系、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划策略研究[D]. 胡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6]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以四川省高校为例[D]. 张冀.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7]全媒体视域下方言传播研究[D]. 周怡帆. 山西大学, 2020(02)
- [8]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D]. 孟浈浈. 郑州大学, 2020(03)
- [9]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10]“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