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农业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祝洪章[1](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田雨露[2](2021)在《家庭农场生成、经营绩效及其成长要素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样本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始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确立了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农户成为农村经济中的基本单元。在中国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狭小的农户经营必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1980年代起,中国的农户就开始进入一个分化的时代。小农户的渐次退出与家庭农场的崛起,必然是一个不可规避的历史进程。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家庭农场“生成——绩效评价——成长要素”的逻辑分析框架,以中国最具典型性的粮食主产区吉林省为研究的区域样本,并以216个省内不同区域的家庭农场为研究的小样本,通过八章的内容分析了家庭农场兴起与发展的基本进程,家庭农场现状及生成的条件,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家庭农场成长进程中面临的土地、资金与个体素质的约束。家庭农场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城乡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结果。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革为家庭农场的产生准备了制度基础;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家庭农场生成的产业背景;国家的肯定和支持是家庭农场得以较快发展的政策背景。由于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全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家庭农场类型,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都与生成与发展的条件相适应。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其内部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使农业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由此也使家庭农场呈现出较强的地域差异性。相对丰裕的耕地资源和粮食大省的背景,形成了以粮食型家庭农场为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分布。然而,良好的资源禀赋对农户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二重性效应。其积极效应表现在,可以满足农户较快解决温饱的诉求,并可以为家庭农场的生成创造较为有利的初始条件。但资源的丰裕也会使农户产生对资源的依赖性,满足于一时之安,从而减弱了发展的欲望和动力,不利于农户加快剩余劳动的转移,为家庭农场的成长创造条件。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提升空间较大且区域差异显着。经营绩效是评价家庭农场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选取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作为投入指标,销售收入作为产出指标构建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算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从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特征和外部政策环境特征3个维度考察其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分析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全部家庭农场效率不高,无论是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诸多因素中,家庭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农场主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机械价值正向影响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土地规模、土地流转成本、贷款是否存在困难、政府补贴金额负向影响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关键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部地区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最高,其次是东部地区家庭农场,西部地区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最低,且东部地区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西部地区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家庭农场作为规模化的经营主体,其成长首先面临土地供给的约束。土地供给既决定于资源禀赋,也决定于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的吸纳程度。对吉林省而言,同时面临着两者的限制。因此,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规模经营尺度并不可取,收入尺度才是衡量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可行选择。过高的家庭农场规模起点不利于提高土地配置中的社会福利。在可流转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一部分农场规模较大,必然以减少家庭农场的数量为代价,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只可配置于少数的家庭农场,其结果必然降低农民的社会福利。在现阶段,在吉林省这样资源相对丰裕的地区,旱田的规模以10公顷为宜,既可使家庭农场获得满意的收入,也可满足现代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同时防止稀缺的土地资源过度集中。现阶段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土地流转,在中国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之下,加之粮食价格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高位运行,使地租多数年份呈居高不下的状态。在较长时期内地租都将成为家庭农场收益提高的主要限制因素。据样本家庭农场的成本收益分析,目前地租已经占据了家庭农场总成本的50%以上,其中中部家庭农场的地租已经占到了总成本的55.7%,由此造成了总成本中过高的地租比例。这意味着地租将会吃掉利润,并大大降低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这是未来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可低估的限制因素。农业金融创新滞后是家庭农场成长的软肋。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着资金增长的需求。与快速发展中的家庭农场多元化资金需求相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明显滞后。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足。目前,在农村信贷市场中提供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但一些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服务受网点和信贷管理模式的制约,难以为家庭农场提供资金供给。因此,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农村信用社贷款额度小,并且存在一定比例的“关系贷款”。家庭农场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缺少对家庭农场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吉林省各类银行针对“三农”的信贷产品创新名目繁多,但针对家庭农场的信贷产品创新很少,最主要的依然是联保贷款、抵押担保贷款。现行的3或5户联保贷款,粮食直补抵押贷款以及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贷款额度最高5万元,无法满足再生产要求,而且附有较严苛的还款条件。迫于无奈,农民只好寻求亲朋好友借款或者民间借贷,使民间借贷成为家庭农场的主要融资渠道,较高的民间借贷利息进一步加大了家庭农场的融资成本。农村融资环境的脆弱无力,成为家庭农场成长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场主素质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关键因素。家庭农场主集生产者与管理者于一身,其素质的构成有丰富的内容,至少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经营素质和生产经验四个要素。在文化素质上,农场主素质要显着高于普通农户,但与浙江、天津、江苏等地的农场主相比,仍明显偏低。在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同时,吉林省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还存在地区差异,呈现中部较高,东西部较低的特征。农场主的科技素质主要从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新技术采用两个方面考察。农业技术培训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公益型技术推广和农资企业以推销农资为目标技术培训。公益性的技术推广存在较多的形式主义,而企业的技术推广则表现为较强的功利化色彩,缺少系统性,因此在培训效果上差强人意。在农业新技术采用方面,农场主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某些关键技术的采用仍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经营素质方面,农场主素质与发达地区相比也相对较低,主要是由粮食型家庭农场所致,粮食生产由国家包销,农场主不必自己开发市场。农场主多数拥有一般性的生产经验,但作为规模化生产经验,因时间较短,仍面临经验不足的问题。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家庭农场可分为知识型、技术型、阅历型和经验型四种,他们各有优长。但从未来看,知识型和技术型是发展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家庭农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制度背景、产业背景和政策背景;基于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吉林省家庭农场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租佃式的家庭农场,使地租成为家庭农场收益提高的主要限制因素;在土地资源的高度约束下,以收入为尺度确定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可行的选择;家庭农场普遍面临资金的“饥渴”,脆弱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家庭农场发展的瓶颈。
武玉环[3](2020)在《要素投入视角下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蛋鸡养殖历史悠久,是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散户养殖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村闲散资金及劳动力,极大提高了鸡蛋产量,有效满足了国内鸡蛋需求。随着蛋鸡养殖成本不断攀升、突发性疫情疫病时有发生、环保规制日趋严格等问题的出现,散户养殖模式的弊端逐渐凸显,已不再适应产业发展需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为此,如何优化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充分发挥效能,是蛋鸡适度规模养殖的首要目标和必经之路。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蛋鸡养殖规模在2000只以上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国八省实地调研数据,为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投入及适度规模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建立经济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详细分析蛋鸡养殖过程中生产要素变化及其对规模的影响,并从利润最大化、要素生产率、成本效率、要素禀赋等多个层面测算不同规模及不同区域农户养殖的适度规模,揭示蛋鸡产业发展路径,厘清要素禀赋变迁对蛋鸡产业适度规模发展的影响,为蛋鸡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聚集、效率提升、区域合理布局以及农户增收等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和重要结论如下:第一,要素结构、要素替代及其与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之间的关系。利用调研所得第一手农户数据,根据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及成本函数估计结果,构造最优生产模型,利润最大化模型测算农户蛋鸡养殖的适度规模。研究结果表明:(1)在利润最大化前提下,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约为实际养殖规模的4倍,农户蛋鸡养殖规模还存在较大扩展空间;(2)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将成为农户蛋鸡适度规模养殖的实现路径。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农户使用机械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规模化蛋鸡养殖户对机械化的需求越来越广泛,蛋鸡产业规模养殖与机械化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机械化养殖将成为我国农户规模化蛋鸡养殖的发展方向;(3)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程度对不同规模分布下的农户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可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但对养殖规模在1万只以上农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养殖规模在1万只以下农户的促进作用,从侧面反映出机械化养殖是产业适度规模发展的必经之路,1万只以上存栏量的规模化蛋鸡养殖户是未来蛋鸡产业发展的主体。第二,要素生产率、前沿成本、效率损失及其与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的关系。同样使用调研所得第一手农户数据,将农户按不同规模区间及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对农户蛋鸡养殖的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及成本利润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农户前沿成本及成本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从要素生产率角度看,农户蛋鸡养殖规模将朝着1万只以上发展;蛋鸡产业区域布局相对稳定,东部地区仍然是蛋鸡养殖的优势区域,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由于机械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户蛋鸡养殖在劳动生产率及成本利润率存在优势,西部地区成本效率损失较小,产业发展将呈现以东部地区为主,但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2)从前沿成本角度看,农户蛋鸡养殖的成本效率与养殖规模呈现倒U型分布,即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成本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当养殖规模超过17405只时,成本效率开始下降,养殖规模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成本效率的提升,蛋鸡适度规模养殖是产业成本效率提升的关键。第三,要素禀赋对蛋鸡产业及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的影响。该部分结合蛋鸡产业发展面临的要素禀赋变迁历程,实证分析农户要素禀赋对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蛋鸡养殖呈现明显的诱致性偏向,产业增长路径朝着“资金密集型”发展。机械作为典型的“劳动节约型”生产要素,农户蛋鸡养殖的机械投入逐年增加,蛋鸡产业发展正在突破“过密化”困境,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变化,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化规模养殖发展,产业增长动力也从传统的依靠劳动动力转变为依靠资金、技术等要素上来,产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2)资金禀赋是影响农户蛋鸡养殖规模最重要的因素,农户蛋鸡养殖规模扩大的关键在于突破资金约束,实现蛋鸡养殖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蛋鸡适度规模养殖。基于以上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提出了要素投入视角下实现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的政策建议:提高蛋鸡养殖机械化水平;完善发展农业信贷政策,为农户规模化养殖提供资金支持;完善和发展蛋鸡产业要素市场供应机制,稳定要素价格,降低养殖成本;规范简化养殖用地审批程序,合理布局蛋鸡养殖区域;培育新型生产经营服务组织;积极稳妥有序推进蛋鸡产业适度规模发展。
付延妮[4](2020)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及其政策改进 ——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渐暴露的缺陷和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能够优化配置各项生产要素,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中央顶层设计的基本共识。自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出现适度规模的概念,党中央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重视程度逐年增高,在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许多重要文件中,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被提到重要位置。然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在现实中的发展还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农地流转政策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从全局考虑影响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因素,比较借鉴国外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状和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从顶层设计上进行政策改进势在必行。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在分析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做研究述评,然后界定了相关基本概念,介绍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基础,并提出研究思路、内容和主要的研究方法并说明文章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回顾了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分析了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阶段和现状,指出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体系及其问题。第三部分利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HIP2013农村样本数据,结果表明户主及其家庭经济特征、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金融支持、制度环境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具有较大差异。第四部分阐述了国外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主要经验,得出了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启示。第五部分在阐述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改进的基本原则后,提出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改进建议:从农地流转和户籍制度、劳动力转移政策方面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在财政金融保险、征地、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方面精准规划,强化政策支撑;从社会保障、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培育、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监管政策方面进行完善,巩固政策效果;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因地制宜落实政策,增强政策效力。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展望。
张伟[5](2020)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家庭农场在取得成就的同时逐渐出现土地流转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单独依靠家庭农场自身的力量,无法妥善解决。探索家庭农场的联合与合作才是出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是本文解决中国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理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该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以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理论、列宁农业合作理论、毛泽东农业合作理论、邓小平农业合作理论、江泽民农业合作理论、胡锦涛农业合作理论及习近平农业合作理论为组成部分的开放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包含农业合作的必然性、性质、重要原则、最终定位、作用等基本内容。家庭农场是中国正在积极探索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具有特定的内涵,体现出家庭化、专业化等多重特征,形成丰富多样的类型。中国发展家庭农场有其必要性。因为家庭农场在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并且能从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找到理论依据。通过调查、访谈以及文献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不畅、融资困难、品牌缺乏影响力、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偏低以及社会化服务水平依然有待提高等问题仍然在影响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为我国探索家庭农场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思路。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实现土地流转顺畅。以互助合作的方式融资,拓宽融资路径。政府牵头组织,多主体协同参与,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优势互补,以此提高品牌影响力。利用合作组织、专业机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树立榜样典型的方式示范引领,促进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通过加强各类服务组织内部的组织化和外部的一体化以及构建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中心,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社会服务水平。
曹峥林[6](2019)在《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在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失、非农就业持续增加、留守劳动力结构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倒逼下,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围绕农事作业环节的服务外包行为普遍出现、其市场迅速发展。环节服务外包在现行制度范畴与要素禀赋先天约束下找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能路径,逐步演化成为市场化改革深化与社会分工深化时代主题下农业规模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本研究基于农业分工深化条件下,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可能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以“分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是如何促进农业规模经济这一科学问题,旨在揭示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农业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分析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路径。首先,搭建“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演进逻辑及其经济效应,理论推导农业规模经济的准确衡量模型。其次,基于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环节服务外包和农业规模经济的特征事实与发展现状。然后,厘定“服务外包——行为能力——交易成本——规模经济”的逻辑线索,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及结构性差异。最后,立足组态视角,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技术探讨环节服务外包影响农业规模经济的因素组合及其实现路径。1.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环节服务外包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宏微观特点与结构性差异。宏观上,环节服务外包遵循立足产权分割与技术可分的分工深化、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两大主要演进逻辑,呈现整体时序上的渐进性、品种结构上的差异性、与农业特征的耦合性的特征。微观上,一是环节服务外包比例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性差异、作物结构性差异、环节属性结构性和时间动态性差异。三种作物平均的服务外包率均值为38.73%,收割、整地和播栽环节外包率位列前列,不同作物环节外包率有所差异,6个省(市)区域内部均表现出“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全区域、不同区域、不同环节的农户选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比率总体上基本呈现逐年微增的态势,全样本三种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比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而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则最小。二是服务外包行为动因主要是家庭劳动力不够、相关农机设备缺乏和身体难以承受劳动强度。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主体、个体型主体和公司型主体,其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和个体型主体,技术密集型环节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型和公司型主体。三是服务外包四大供给主体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本乡镇区域,而跨县或跨省的跨区服务供给主体很少。四是无论是整体比例而言还是具体环节比例而言,农户的环节服务外包需求意愿比例均高于实际环节服务外包行为。五是服务外包的计价与支付方式比较复杂多样,但总体以现金支付为主。就具体价格而言,外包价格均价整体呈现“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特征。六是环节服务外包水平总体均值为33.97%,呈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技术兼具型”的环节属性差异、“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发展差异、“水稻>小麦>玉米”的作物结构差异以及“中规模>大规模>小规模”的种植规模差异。(2)我国农业规模经济差异较大但总体上与环节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关系。宏观视角下,其一,粮食的总体农业规模经济平均水平达到1.045,处于规模经济状态,并呈现“玉米>小麦>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的作物结构差异特征,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区域结构特征。不同作物规模经济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早籼稻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中籼稻和小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晚籼稻和玉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粳稻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特征。其二,19972017年间,全国粮食生产除在2013年外,在其余年份均处于规模经济状态,整体呈现波动状态,近年来略呈上升趋势。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性动态时序基本呈现波动态势但有所差异。微观视角下,其一,总体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平均值为1.093,总体上看多数农户生产处于规模经济状态。而且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呈现明显的作物结构性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和时间动态性特征。其中,作物结构性特征表现在产品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玉米>小麦>水稻”的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表现在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和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小麦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时间动态性特征表现为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小幅递增的发展态势,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小麦规模经济水平均值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则逐年递减。其二,不同服务外包水平农户的农业规模经济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两者存在统计相关性。总体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服务外包水平的提升而呈“U”型特征,总体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环节服务外包程度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3)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效应根源于专业分工和市场化。通过超边际均衡分析方法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解析了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机理:(1)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导致农业分工深化和劳动力向农业生产性服务部门转移,将增加生产性服务者人数而降低农产品生产者人数,从而引起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为土地流转集中和其它要素流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人均量的扩大,尤其是土地的劳均单位面积扩大,有助于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2)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生产者与生产性服务者实现分工与专业化,从而可从生产性服务生产率的提高中相互受益。基于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所带来的分工网络正效应,当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时,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率的提高可分别提升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的市场容量,而且两者的市场容量相互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等中间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容量的扩大,表明市场需求的提升,这将进一步刺激经营主体追加投入与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其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力。(4)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具有多维度的差异性。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分位数回归模型均表明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显着为正,并且规模经济低水平的农户越容易通过服务外包来提升规模经济水平。这预示着环节服务外包在规模经济水平或条件降低的农户群体中推广的积极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基于作物结构维度,各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农业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而且水稻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小麦与玉米的影响,而小麦与玉米之间差异较小;基于区域结构维度,东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中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影响,而西部的影响效应则不显着;基于环节属性维度,各生产环节属性的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劳动密集性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劳动密集性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但两者影响程度均远大于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影响程度。(5)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门限效应且存在差异性。就总体样本而言,总体样本模型存在门限效应且有2个门限值,随着服务外包水平门限值的跨越,其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程度呈现近似倒“V”特征。可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应当有适度性,超过适度外包水平,如本样本研究定义下的0.76,其对农业生产经营及其规模经济的影响将减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就作物结构而言,水稻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水稻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加强且幅度较大;小麦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小麦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加强幅度不大;玉米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玉米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从无效转为有效。从区域结构来看,东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东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显着增强;中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中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才开始显现;西部总体样本模型则不存在门限效应。(6)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六大传导机制”和“五条组合路径”促进规模经济实现。基于基准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阶段估计,从分工专业化、学习能力、技术进步、物资资产专用性、处置能力与交易能力“六大传导变量”验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分工专业化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成本节约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与规模经济互补效应等传导机制。同时,利用fsQCA方法验证筛选出实现规模经济的“五条组合路径”:一是AOS*CA*AS*SC*LCA*TPR,即在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可以围绕高技术进步这一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借助外部渠道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弥补,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济。这实质是前文所提及的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强强联合。二是AOS*CA*RK*SC*LCA,在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低风险性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且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此时农户仍然可以通过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行为能力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学习能力为辅助因果性条件,获取高规模经济水平。该构型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学习效应。事实上,构型A和B也可以作为“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土地经营规模无关论”的有力支撑。三是AOS*CA*AS*RK*SC*LCA*TPR,在高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仍然可以通过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三个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低风险性这一辅助因果性条件,来实现规模经济。四是AOS*CA*AS*SC*LCA*TPR,在以高服务外包水平、大规模性和强学习能力为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高技术进步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的情况下,此时农户家庭内外部资源均衡,容易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高水平提升。五是AOS*AS*RK,在强学习能力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通过高服务外包水平、低资产专用性这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低风险性为辅助因果性条件,同样可以实现超高规模经济水平。2.可能创新之处(1)引入“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理论架构,并对揭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有益尝试,其分析和解释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如基于超边际分析的数理推演,表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分工经济”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分工社会化和服务市场化,拓展了农业生产经营边界,在通过各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加总效应”改进农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引入外部服务规模经济,通过共享分工经济来提升整个农业规模经济水平。(2)基于结构性视角,实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影响的结构性差异,突出了作用机理的层次性与异质性。同时验证了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门限效应,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中的机理分析,识别了环节服务外包影响规模经济过程的动态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其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往往需要跨越某个门限值或处于一定的水平区间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充分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适度性及其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动态性。(3)尝试将社会学与案例研究领域前沿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引入到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与规模经济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中,在方法运用上体现学科交叉并有所突破与新意。传统计量分析拘泥于单一模型在大样本上精确验证独立变量显着性,且无法有效解释因素组合的影响效应甚至难以处理3个以上变量交互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弥补了上述思维窠臼与操作缺陷,验证多因素组合及其交互作用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更能反映现实复杂的因果关联,更加贴近客观的经济现实,拓展了机理探讨的维度与深度。同时新方法的运用带来新的观点碰撞,通过fsQCA方法找到了五条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业规模经济实现与提升的等效组合路径,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途径认知。
杨芳[7](2019)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小农户始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单位,但要素供需不平衡、生产条件不完善、制度配给不充分,使得小农经济基础依然薄弱。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格局的核心模式(费孝通,1948;梁漱溟,1949),与市场机制共同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何清涟,1998;Allen et al.,2005),从而有助于改善小农户的生产决策,加快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事实上,“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人情-面子”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资源配置的一个特殊媒介。无论是基于农业生产上的共恰互助,还是地理上的不可分割,亦或是基于文化传统上的传承共融,在既定社会环境下,农户家庭均形成了以血缘、旧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然而,改革开放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职业转换,催生出的以业缘、新地缘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网络,并包含了丰富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分化过程中,农户资源获取和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改善。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农地“三权分置”大大提高了土地要素流动性,为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的要素支持,进而改变其他生产要素匹配状况,促使农户生产决策发生变动。在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探讨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厘清“农户”“社会网络”“农户生产决策”等概念的基础上,以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转型时期农户社会网络的动态分化特征,重点在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农地流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物质资本投入(流动性要素投入和固定要素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关注了受要素配置约束较为明显的种植决策问题。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转型时期社会网络对反映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要素投入决策和反映“粮食安全”的农户种植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是怎样的?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农业生产要素——土地,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的?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包括:(1)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作为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其内涵、外延、边界的准确把握,是本文的逻辑起点;(2)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和农户生产决策事实特征描述。对农户社会网络和生产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展现研究问题宏观现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农户农地流转和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初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挖掘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为统计推断和实证研究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3)社会网络对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其一,农户农业生产决策是各生产要素联合匹配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农户改变生产经营规模奠定了制度基础,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缺乏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其投入决策具有特殊性。因此,首先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予以验证。其二,在土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投入两个投入决策的影响;(4)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以及受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约束较为明显等特征,最后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此外,在微观数据的验证过程中,还尝试了从农户异质性、区域差异性等维度进行了分析;(5)优化农户生产决策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研究。在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要素投入决策和种植决策)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上,以改善农户农业生产决策为目标,从加强城乡要素流动性、改进农户社会网络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提高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等方面,构建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并呈现出传统封闭和现代开放的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起源于农业社会。“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表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传统社会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要素的流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整体上表现出了分化特征,从区域层面看,沿海工业化村庄和华南宗族型村庄仍具有较强的内聚力,而北方分裂型村庄和长江流域原子型村庄内聚力逐渐减弱,内部结构更加稀疏松散。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势为农户社会网络分化提供了外部条件。(2)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其生产决策的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看,随着转型时期市场深化改革,新型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而传统社会网络的影响逐渐弱化。原因在于新型社会网络能够为农户提供异质性资源(包括通过业缘和新地缘等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信息、技术,通过人际交往培养的生产经营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从而促进了农户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这与Granovetter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相似,前者拥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具有同质性,后者则相反。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新型社会网络在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中发挥着更加显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3)传统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显着。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市场化的渗透作用下农户社会网络开始分化,并表现出两极化特点,即传统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化。经验分析表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网络并未影响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提供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并表现出了农户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会弱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强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出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传统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而弱化新型社会网络的土地转入效应。(4)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生产性投资水平有所提升。农户社会网络既有利于农户农业流动性要素投资,也有利于农户机械投资。随着农户土地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仍然对农户流动性要素投资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对农户农业机械投资产生调节作用,这一结论符合农业机械使用的现实情况:目前中国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机械作业主要来源于机械服务,而非机械购买(Y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工经济和农业服务外包的出现。另外,在不同的流动性投资阶段,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也有所不同,即在土地经营规模约束下,社会网络与农户流动性投资呈U型关系。但对农户的机械投资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这与相对成熟的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有关。(5)传统社会网络对农业劳动力投入未产生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业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选择和生产要素联合决策等原因,新型社会网络并未通过扩大劳动力约束边界而使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从区域层面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生变化;而从作用程度看,东部地区新型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影响程度更大,中西部相对较小。由于农户土地规模调整幅度较小,并未发现土地转入在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但土地转出在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之间发生了中介效应。(6)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农户在总体上表现出了“离农”趋势。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农户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即农户社会网络的扩张及分化均导致了农户趋于摆脱传统种植业的发展趋势。从农户异质性看,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纯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传统社会网络抑制了兼业户的经济作物种植决策,而新型社会网络既抑制了兼业户的粮食种植决策,也抑制了其经济种植决策。从区域差异性看,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并促使其倾向于“趋粮化”的种植结构;两类社会网络均抑制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粮食作物种植决策,且新型社会网络促进了粮食主销区的农户的“非粮化”的种植结构。根据分析结果,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也符合转型时期小农的发展需求。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1)从小农户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出发,考察了农户社会网络分化对其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反映了市场深化改革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在农户生产决策中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社会网络在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中并未发生显着影响,而新型社会网络明显促进了农户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而现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着,其原因在于这些文献中采用了传统社会网络的测度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网络。相较于已有研究,从社会网络分化角度去研究农户土地要素配置及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创新性;(2)使用因子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赋值方法构建了农户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对社会网络分化、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的界定,结合现有研究对社会网络度量指标的选择,在CFPS中分别选择代表亲缘和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和网络异质性的变量对农户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进行量化。不仅弥补了社会网络度量单一性的缺陷,也体现了中国国情农情情境下农户社会网络特征,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社会网络研究边界和研究范畴;(3)从社会网络资本属性的角度考察了小农户的农地流转、要素投入和种植决策。农户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的重新选择、匹配和组合,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某一种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而本文重点讨论了农村“熟人社会”和“契约社会”交织的社会格局下社会网络在动态分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有助于农户跨越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鸿沟”或“资源鸿沟”,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路径,进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框架构建上表现出了创新性。
徐田[8](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施海波[9](2018)在《土地禀赋、政策支持对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粮食产量连续五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产能已稳定登上了新的台阶。但与此同时,我国粮食进口量也在不断攀升。刺激粮食进口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粮价严重倒挂,而这种倒挂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现阶段必须积极有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升粮食的国际竞争力,以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选择。实践表明,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实现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路径。当前,各级政府为了促进本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纷纷出台一系列的资金、项目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初衷都是想通过政策支持来引导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制定支持政策时却忽视了土地禀赋的差异性。那么,不同的土地禀赋是否真的会带来主体规模经营路径选择的差异?当前各种类型的支持政策是否真的会影响主体规模经营路径的选择及政策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政策支持对不同土地禀赋主体规模经营路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需要系统深入的剖析和科学规范的论证。本文基于土地禀赋和政策支持视角,对我国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路径选择展开研究。首先,深入分析当前我国耕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总体特征与变化趋势,系统梳理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演变。其次,利用黑龙江、河南、四川、浙江四省1040户粮食种植户及128个村庄层面的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土地禀赋、政策支持与规模经营路径选择的关系,并对土地规模经营直接资金补贴、土地规模经营项目补贴和土地流转补贴等三种类型支持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最后,以皖北一个普通村Y村为典型案例,研究Y村在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进程中面临的窘境,以此透视出当前我国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重点、难点与困境。通过研究以期为未来制订和优化我国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路径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总体稳定,耕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耕地流转率不断提高,但增速不断趋缓。转包和出租仍是主要的流转形式,以流转入农户和合作社为主,同时流转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长期来看,以转包、转让形式流转的耕地比重不断下降,而以互换、出租、股份合作形式的比重不断提高。流转入农户的比重持续下降,流转入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比重总体不断提高。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严重,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小规模农户长期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面,且呈现出中等规模农户数量和比重减少,大规模农户和小规模农户数量和比重同步增加的分化趋势。2.基于中央“一号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资料,对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演变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对适度规模经营内涵认识从模糊不定到统一为“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演变,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逐步探索阶段、逐步成熟阶段。从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支持重点的演变来看,土地流转一直是适度规模经营政策关注的核心,重点也从流转市场的建立逐步转向流转市场的监管与风险防范。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选择政策已从鼓励单一的主体向多元化的主体演变。从2014年以后才逐步开始对适度规模经营有系统性、实质性的政策支持,且明确了“多种形式”的具体内涵。3.通过对农户层面土地禀赋、政策支持与规模经营路径选择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土地禀赋并不影响农户扩大经营规模,不同类型的支持政策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影响存在差异,其中,规模经营直接资金补贴、规模经营项目补贴并不影响农户扩大经营规模,而土地流转补贴阻碍了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农户土地禀赋与经营规模标准差和平均增长速度均呈稳健的正U型关系,即随着土地禀赋的增加,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速度先增加后降低,但各类补贴支持政策均不影响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速度。此外,年龄、非农收入比重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有负向影响,而是否出县城打过工、收入、是否是村里大姓对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收入、机械投入水平对经营规模标准差和平均增长速度均有正向影响,非农收入比重对经营规模标准差和平均增长速度均有负向影响。4.通过对村级层面土地禀赋、政策支持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选择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村庄土地禀赋并不影响村级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不同类型的支持政策对村级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规模经营直接资金补贴、规模经营项目补贴并不影响村级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而土地流转补贴对村级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产生负向影响。此外,村级初始流转率越高则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可能越慢,村内土地流转如果必须经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协调,则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可能越慢,确权进展越快则耕地流转率提高速度可能越快。5.以皖北一个普通村Y村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该村在发展农业适度规模进程中陷入了窘境,即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良好,而耕地流转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一直相对较低。其中,典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总体趋于缩小,发展的产业同质化、非粮化趋势明显,土地流转中面临集中连片耕地有限、协调众多农户难度大两个重要困境。该村窘境的主要原因是:经营主体重要的政策需求是短期金融贷款、基础设施建设、基层农技服务等,而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支持与主体需求存在严重错位,且村干部保守观念、畏难情绪及农户土地依恋、后顾之忧等传统观念制约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建议:强化粮食安全在适度规模经营目标中的首要地位,构建“非粮化”风险防控制度体系;调整和完善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支持方式,建立多层次、立体式的政策支持体系;尊重区域及经营主体禀赋条件的差异化,分层次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协作协同。
柳凌韵[10](2018)在《信贷约束、农业规模经营与约束缓解机制研究 ——基于长江中下游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地可流转政策的推进伴随着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分化,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更可以基于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的资源配置,对于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最优的农业规模经营需要投入足够的规模资金,传统农户往往容易面临信贷约束,自有资本较富裕的农户则能够依靠自身有效缓解这样的信贷约束,而缺乏自有资本的农户则可能长期面临信贷约束。那么,信贷约束的持续存在是否会影响农户的流入农地决策?又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农户其他要素的投资水平?其次,它会对农户的农业规模经营绩效造成什么影响?在未来农村金融进一步地深化改革中,农村金融机构又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具有农业生产经营意愿的农户家庭?基于以上核心问题的提出,本文首先以宏观数据描述统计了 2010-2016全国农地流转规模和1997-2016年农村信贷规模均逐年递增的变化趋势,并以微观数据明确农户面临信贷约束的基本假定;其次,利用2015-2016年度789户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地经营规模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其他要素资金投入的影响;然后,基于调研的农户家庭数据,实证检验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规模经营绩效的影响,对比未受信贷约束农户,分析信贷约束下农户农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关系;最后,本文以农业资本禀赋为视角分析了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且分析国内已有的金融创新农地金融试点对农户的农业信贷约束的影响,并基于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可能的农业融资创新模式。研究内容一: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描述首先,本文利用宏观和微观调研数据揭示农户农业规模经营和信贷市场的现状。宏观上的描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地流转面积、50亩以上农户数量、县域金融服务网点、机构贷款和农户贷款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微观层面借助在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的调研样本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现阶段农户的信贷需求资金的满足程度未达到50%,且以信贷需求是否被完全满足衡量信贷约束下,相较小农户,大农户面临着更大程度的信贷约束。研究内容二: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分析基于上述农户普遍面临的信贷约束前提假定,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首先,利用受限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对农户的流入农地规模决策具有负效应,具体表现为受信贷约束农户平均流入农地规模小于未受信贷约束农户,均值减少了 150亩。因此,信贷约束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决策产生了显着的负效应。其次,理论上,信贷约束会导致农户的农业生产无法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最优要素投入点。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并没有显着降低农户农业生产其他要素的资金投入。究其可能的原因,其一是农户通过自身资本积累或其他外部融资渠道获取购买要素资金使要素投资达到最优化水平;其二是农户通过商业信用的要素购买形式使要素投入最优化;其三则可能是家庭用工的增加缓解流动性约束对要素投入资金的影响。因此,信贷约束并没有显着降低农户的单位农地要素投入资金。研究内容三: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规模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上一章中信贷约束对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约束的存在并没有显着降低农户的农地生产率。利用内生转换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相较未受信约束农户,受信贷约束农户扩大其农地规模并不会降低亩均产量即农地生产率,相反,农户的水稻种植的单位产出水平显着提高。因此,农地撂荒问题加以控制情况下,信贷约束的存在并不会显着制约国家粮食数量安全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在成本和产量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受信贷约束农户的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没有表现出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同时,农业规模经营方式转变过程中,未受信贷约束农户在一定农地规模范围内实现了规模经济,而受信贷约束农户农地规模的扩张造成了规模不经济。主要考虑到这部分农户就算通过其他融资渠道或商业信用等缓解现金流约束方式达到了最优要素投入水平,其生产成本也会高于未受信贷约束下的要素投入成本。因此,信贷约束的持续存在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与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的目标相违背。研究内容四:农户信贷约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借助调研数据统计分析了农户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的特征差异,进而以正规信贷约束进行进一步研究,描述统计了农户的信贷动机、潜在信贷需求、实际信贷需求和实际获得情况。根据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第一,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中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可以有效降低农户受需求方约束和供给方完全约束的概率,还不能有效减少农户受严格供给方信贷约束的概率,说明农地抵押贷款的效用存在边界;第二,农地经营权剩余期限越长,就增加了农户信贷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投资需求水平。然而,它并不是信贷供给者放贷的技术门槛依据。因此,它增加了农户获得信贷的概率,但并未使农户获得全部的信贷数额;第三,要想加入农业合作组织往往具有硬性指标与条件,农户从而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资本禀赋,这增加了农户的潜在信贷需求。但是正规金融市场未对这种组织化的资本进行有效利用,农户知道自身不能获得信贷从而放弃申请贷款。而申请信贷的农户也不能通过农业合作组织这一禀赋有效获得全部信贷或部分信贷。研究内容五:金融创新对农户农业生产支持的经验考察首先,以国内已有的信贷创新实例阐述可能的农业信贷发展模式,并对比了农地金融创新模式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农户信贷匹配情况,验证出农地金融试点对农户的潜在信贷需求的激励作用和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农地抵押贷款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风险分担模式缓解了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为那些有农业规模经营意愿又缺乏抵押担保品,进而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提供了信贷,既有效增加了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农户的潜在信贷需求,也降低了需求方和供给方信贷约束。本文认为,农地抵押贷款模式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尝试农地联保贷款模式,扩大对较小规模经营农户的信贷支持。同时,农地抵押贷款的深化探索也应根据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贷款技术加以不同适应性改变,在已有的信贷模式基础上即具有一定农地规模基础的农户能够获得部分信贷支持,深化创新信贷模式以满足不同农业规模阶段农户的信贷需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户虽然可以提供有效的抵押品和担保条件,但其全部信贷需求并不容易满足,农村金融机构应从创新抵押、担保技术方面来创新不同类型农户的信贷贷款技术,从而有效缓解农户所面临的信贷约束。最后,基于农业信贷供需约束的影响因素,设计可能的农业信贷创新模式“金融机构+土地联保抵押+农户”和“金融机构+农资公司担保+农户”。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相关部门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对农村地区差异化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技术;培育农村社区金融机构,促进金融资源社区化;加快农户征信体系建设,培育金融生态机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二、关于农业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农业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述评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 |
本章小结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耕地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二、变量解释 |
三、数据来源 |
四、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二、变量与数据 |
三、结果分析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表附录 |
图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家庭农场生成、经营绩效及其成长要素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样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逻辑分析框架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 本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 |
第二章 我国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发展 |
2.1 我国家庭农场的兴起 |
2.2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现状 |
2.3 我国不同区域类型的家庭农场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吉林省家庭农场发展现状与生成条件 |
3.1 吉林省家庭农场现状描述 |
3.2 吉林省不同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 |
3.3 吉林省家庭农场生成条件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吉林省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及其决定 |
4.1 样本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情况 |
4.2 基于DEA模型的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分析 |
4.3 基于Tobit模型的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尺度及其适度规模的选择 |
5.1 适度经营规模的理论分析 |
5.2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国际比较 |
5.3 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度量尺度 |
5.4 吉林省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选择 |
5.5 延边大规模家庭农场与效率尺度的评价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吉林省家庭农场成长的资金约束 |
6.1 资金约束与家庭农场成长 |
6.2 吉林省家庭农场融资需求分析 |
6.3 吉林省家庭农场经营资金来源 |
6.4 吉林省家庭农场信贷约束的实证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吉林省家庭农场主素质分析 |
7.1 家庭农场主素质 |
7.2 吉林省家庭农场主素质分析 |
7.3 吉林省家庭农场主素质的案例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 |
致谢 |
(3)要素投入视角下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的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农业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 |
1.2.2 农户要素投入与生产规模的研究 |
1.2.3 我国蛋鸡养殖要素投入与适度规模养殖的研究 |
1.2.4 简要评述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2.1.2 农业生产要素 |
2.1.3 蛋鸡规模养殖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2.2.2 最优化农户理论 |
2.2.3 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
2.3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投入与适度规模的分析框架 |
2.4 总结 |
第三章 我国蛋鸡规模化养殖发展现状分析 |
3.1 蛋鸡规模化养殖的共性与特性 |
3.1.1 畜禽规模化养殖的一般特征 |
3.1.2 蛋鸡规模化养殖的特性 |
3.1.3 农户蛋鸡养殖的经济学属性 |
3.2 我国蛋鸡产业规模化发展趋势 |
3.2.1 蛋鸡养殖规模的变化 |
3.2.2 蛋鸡养殖区域布局 |
3.2.3 规模化蛋鸡养殖现状 |
3.2.4 蛋鸡养殖要素投入结构变动趋势 |
3.3 我国农户蛋鸡规模化养殖特征 |
3.3.1 调研户区域分布 |
3.3.2 调研户养殖规模分布 |
3.3.3 调研户养殖基本情况 |
3.3.4 调研户投入及产出基本情况 |
3.4 简要结论 |
第四章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结构与适度规模分析 |
4.1 分析框架 |
4.2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产出弹性 |
4.2.1 理论模型 |
4.2.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4.2.3 基于要素产出弹性的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 |
4.3 农户蛋鸡养殖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 |
4.4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结构调整 |
4.5 简要结论 |
第五章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替代对规模的影响分析 |
5.1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替代对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5.2 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替代弹性 |
5.2.1 农户蛋鸡养殖的直接替代弹性 |
5.2.2 要素价格与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替代弹性 |
5.3 要素替代弹性对农户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 |
5.4 简要结论 |
第六章 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生产率、成本效率与适度规模 |
6.1 生产效率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作用机理 |
6.2 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生产率与适度规模 |
6.3 农户蛋鸡养殖成本效率与适度规模 |
6.4 简要结论 |
第七章 要素禀赋变迁与蛋鸡养殖适度规模发展 |
7.1 分析框架 |
7.2 蛋鸡产业发展路径选择 |
7.2.1 非农就业发展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
7.2.2 饲料产业发展 |
7.2.3 机械化养殖 |
7.2.4 蛋鸡产业发展路径选择 |
7.3 农户要素禀赋对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 |
7.3.1 劳动力禀赋 |
7.3.2 资金禀赋 |
7.3.3 社会资源禀赋 |
7.3.4 实证分析 |
7.4 简要结论 |
第八章 农户蛋鸡养殖规模调整意愿与行为分析 |
8.1 分析框架 |
8.2 农户蛋鸡养殖规模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8.2.1 农户蛋鸡养殖规模决策及影响因素 |
8.2.2 农户规模化蛋鸡养殖风险认知 |
8.3 农户养殖规模调整意愿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8.3.1 模型构建 |
8.3.2 变量选取 |
8.3.3 结果分析 |
8.4 简要结论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致谢 |
作者简历 |
(4)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及其政策改进 ——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 |
二、理论基础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三、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历史演化与现状 |
第一节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过程回顾 |
第二节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阶段 |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农地规模经营发展 |
二、改革开放后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
第三节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现状 |
一、农地流转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
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区域差异明显 |
三、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逐渐多元化 |
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非粮化现象凸显且区域差异较大 |
第四节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体系 |
一、农地流转政策 |
二、户籍及劳动力转移政策 |
三、财政金融保险等支持政策 |
四、征地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
五、配套支持政策 |
第五节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存在的问题 |
一、农地流转政策体系不健全 |
二、户籍制度制约及劳动力转移政策不完善 |
三、财政金融保险政策支农效果有限 |
四、征地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未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形成合力 |
五、配套支持政策不完善 |
第三章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分析 |
第一节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二、研究假设 |
第二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一、变量选择 |
二、模型选择与构建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第三节 模型回归分析 |
一、模型回归结果 |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三、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
第四章 国外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比较与启示 |
第一节 美国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
一、完善的法律规范 |
二、健全的社会化服务、教育、科研与机械推广体系 |
三、支持和培育新职业农民 |
第二节 法国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
一、调整农地结构 |
二、鼓励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农地集中化发展 |
三、完善的配套政策体系 |
第三节 日本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
一、持续完善农地制度 |
二、系统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 |
三、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农村人才 |
四、出台财政金融政策助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
五、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农业中小型机械化水平 |
第四节 国外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
第五章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改进的路径探析 |
第一节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改进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原则 |
二、适应性原则 |
三、人民性原则 |
第二节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改进的具体建议 |
一、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支持 |
二、精准规划,强化政策支撑 |
三、配套保障,巩固政策效果 |
四、因地制宜,增强政策效力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2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概述 |
2.1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合作理论 |
2.1.1 农业合作的理论来源 |
2.1.2 农业合作的必然性 |
2.1.3 农业合作的原则方法 |
2.1.4 农业合作的最终定位 |
2.2 列宁农业合作理论 |
2.2.1 农业合作的必然性 |
2.2.2 农业合作社的性质 |
2.2.3 农业合作的重要原则 |
2.2.4 农业合作的必要条件 |
2.2.5 农业合作的作用与意义 |
2.3 毛泽东农业合作理论 |
2.3.1 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与性质 |
2.3.2 农业合作的地位 |
2.3.3 农业合作的重要原则 |
2.3.4 农业合作对“三农”的重要作用 |
2.4 邓小平农业合作理论 |
2.4.1 农业合作理论的提出背景 |
2.4.2 农业合作理论的内容及内在逻辑 |
2.5 江泽民农业合作理论 |
2.5.1 双层经营体制的稳定与完善 |
2.5.2 农业的产业化经营 |
2.5.3 农业联合与合作的多种形式 |
2.6 胡锦涛农业合作理论 |
2.6.1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必要性 |
2.6.2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原则方式 |
2.7 习近平农业合作理论 |
2.7.1 “农民股份合作”的内涵、原则、作用 |
2.7.2 “三位一体”的内涵、地位、作用 |
3 我国家庭农场的内涵、类型、特征、发展历程 |
3.1 家庭农场的内涵界定 |
3.2 家庭农场的类型 |
3.3 家庭农场的特征 |
3.4 家庭农场的发展历程 |
4 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必要性 |
4.1 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4.1.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生产力矛盾凸显 |
4.1.2 家庭农场在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上具有比较优势 |
4.2 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理想载体 |
4.2.1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
4.2.2 家庭农场符合要求的具体表现 |
4.3 农业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 |
4.3.1 根据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4.3.2 根据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
5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
5.1 土地流转不畅 |
5.2 融资困境突出 |
5.3 品牌影响力缺乏 |
5.4 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偏低 |
5.5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
6 解决家庭农场发展问题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 |
6.1 推行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实现土地流转顺畅 |
6.1.1 依托土地股份合作社,改变土地流转方式 |
6.1.2 落实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土地流转的顺畅与稳定 |
6.1.3 加强土地股份合作的组织建设,完善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 |
6.2 尝试互助合作式的融资,开拓融资路径 |
6.2.1 实行家庭农场与龙头企业的互助合作式融资 |
6.2.2 形成以龙头企业做担保的互助合作式融资 |
6.2.3 尝试构建家庭农场互助合作金融组织 |
6.3 合作打造农场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 |
6.3.1 明确品牌建设的指向,树立品牌建设的意识 |
6.3.2 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联合建设品牌,多主体协同参与 |
6.4 机构合作与示范引领并举,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6.4.1 利用合作组织、专业机构的平台综合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6.4.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示范引领农民的整体提升 |
6.5 整合社会服务力量,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
6.5.1 加强各类服务组织内部的组织化和外部的一体化 |
6.5.2 构建线上线下综合服务中心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资料 |
1.5 可能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1 规模经济理论 |
2.1.2 分工理论 |
2.1.3 交易成本理论 |
2.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2.2.1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研究进展 |
2.2.2 农业规模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3 研究评述 |
第3章 概念体系与分析框架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服务外包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 |
3.1.2 规模经济与农业规模经济 |
3.1.3 农业分工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3.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及其条件 |
3.2.1 农业规模经济特殊性 |
3.2.2 基本模型与判定标准 |
3.2.3 影响因素与实现条件 |
3.3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产生及其影响 |
3.3.1 外包本质与合约形态 |
3.3.2 产生逻辑与市场结构 |
3.3.3 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
3.4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
3.4.1 总体分析框架 |
3.4.2 基本理论演绎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特征事实与现实研判 |
4.1 环节服务外包演进历程与逻辑的宏观考证 |
4.1.1 发展历程 |
4.1.2 演进特征 |
4.1.3 演进逻辑 |
4.2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特征的微观考察 |
4.2.1 调查设计与样本说明 |
4.2.2 服务外包行为选择 |
4.2.3 服务外包市场特征 |
4.3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析 |
4.3.1 测度方法比较与选择 |
4.3.2 外包测度结果与分析 |
4.4 服务外包发展趋势研判 |
4.5 本章小节 |
第5章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测度与经验考证 |
5.1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方法及模型设定 |
5.1.1 衡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
5.1.2 测度模型识别与设定 |
5.1.3 测度公式与估计方法 |
5.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衡量及基本特征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5.2.3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特征 |
5.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测度与现状特征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3.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5.3.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现状 |
5.4 农业规模经济与服务外包的关联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实证 |
6.1 理论假设与模型建立 |
6.1.1 理论解构与假设 |
6.1.2 实证模型与方法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6.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3.1 基准回归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
6.3.2 门限回归与结果 |
6.3.3 传导机理验证与结果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理解析 |
7.1 理论视角与模型假设 |
7.2 分析策略与分析方法 |
7.2.1 分析策略 |
7.2.2 分析方法 |
7.3 定性比较分析设计 |
7.3.1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
7.3.2 条件变量选取及标定 |
7.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7.4.1 单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7.4.2 前因条件构型与组合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应用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内涵与应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1.2.1 选题价值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结构 |
1.3.1 研究目标 |
1.3.2 内容结构 |
1.4 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分析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可能创新及研究不足 |
1.5.1 可能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回顾 |
2.1.1 社会网络及相关研究 |
2.1.2 农地流转及相关研究 |
2.1.3 农户生产决策及相关研究 |
2.1.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的相关研究 |
2.1.5 现有文献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社会网络理论 |
2.2.2 嵌入性理论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2.2.4 农地相关理论 |
2.3 现有研究和理论的启示 |
2.3.1 现有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2.3.2 现有理论对本文的启示 |
第3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 |
3.1 概念范畴 |
3.1.1 农户 |
3.1.2 社会网络 |
3.1.3 农地流转 |
3.1.4 农户生产决策 |
3.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
3.2.1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获取 |
3.2.2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整合 |
3.2.3 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
3.3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产决策 |
3.3.1 农户生产决策目标 |
3.3.2 土地转入与农户生产决策 |
3.3.3 土地转出与农户生产决策 |
3.4 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3.4.1 传统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3.4.3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 |
3.4.4 新型社会网络与农户生产决策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与农户生产决策的事实特征 |
4.1 农户社会网络分化的事实特征 |
4.1.1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
4.1.2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形成 |
4.1.3 中国农户社会网络的分化 |
4.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事实特征 |
4.2.1 农户农地流转的事实特征 |
4.2.2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事实特征 |
4.2.3 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的事实特征 |
4.3 农户种植决策的事实特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5.2 机理分析 |
5.3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5.3.1 数据来源 |
5.3.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5.3.3 模型选择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5.4.4 基于经济发展和市场深化的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6.2 机理分析 |
6.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直接影响 |
6.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性投资决策的间接影响 |
6.3 数据来源、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
6.3.1 数据来源 |
6.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6.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6.4 基准回归分析 |
6.5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6.5.1 农地流转的调节效应分析 |
6.5.2 农地流转的偏效应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影响研究 |
7.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7.2 机理分析 |
7.2.1 社会网络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直接影响 |
7.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决策的间接影响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7.3.2 模型选择与内生性处理 |
7.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7.4.2 区域差异分析 |
7.5 稳健性检验 |
7.5.1 倾向得分匹配法 |
7.5.2 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
7.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 |
8.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8.2 机理分析 |
8.2.1 社会网络对农户种植决策的直接影响 |
8.2.2 社会网络通过农地流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间接影响 |
8.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8.3.1 数据来源 |
8.3.2 模型构建 |
8.3.3 变量设置与说明 |
8.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8.4.2 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分析 |
8.4.3 基于粮食生产的区域性分析 |
8.5 稳健性检验 |
8.6 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分析 |
8.7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含义 |
9.2.1 加强农村非正式制度建设,提升小农户社会网络发展水平 |
9.2.2 健全农户生产要素配给体系,提升小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水平 |
9.2.3 加快创新发展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小农户传统生产方式转型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结论与思考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1.4.1 农业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土地禀赋、政策支持对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数据来源 |
1.4.1 宏观数据来源 |
1.4.2 微观数据来源 |
1.5 论文的结构安排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6.1 可能的创新 |
1.6.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路径 |
2.1.2 土地禀赋 |
2.1.3 政策支持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2.2.3 规模经营补贴效应理论 |
2.3 文献回顾 |
2.3.1 适度规模经营路径 |
2.3.2 适度经营规模的确定 |
2.3.3 规模经营生产效率 |
2.3.4 规模经营意愿 |
2.3.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我国耕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总体特征与变化趋势 |
3.1 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体概况 |
3.2 耕地流转总体特征与变化趋势 |
3.2.1 耕地流转总体趋势 |
3.2.2 耕地流转方式 |
3.2.3 耕地流转去向 |
3.2.4 耕地流转规范化程度 |
3.2.5 耕地流转粮食化用途 |
3.3 规模经营总体特征与变化趋势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演变 |
4.1 政策文件中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4.2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内涵及发展条件演变 |
4.2.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内涵的演变 |
4.2.2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条件的演变 |
4.3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策的关注重点演变 |
4.3.1 适度规模经营与土地流转 |
4.3.2 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选择 |
4.3.3 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支持 |
4.3.4 适度规模经营的形式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土地禀赋、政策支持与农户规模经营路径选择实证研究 |
5.1 一个描述性证据 |
5.1.1 土地禀赋与农户规模经营路径选择 |
5.1.2 政策支持与农户规模经营路径选择 |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变量选择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3.1 土地禀赋、政策支持对农户经营规模变化类型选择的影响 |
5.3.2 政策支持、土地禀赋对农户经营规模扩大速度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土地禀赋、政策支持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选择实证研究 |
6.1 一个描述性证据 |
6.1.1 土地禀赋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 |
6.1.2 政策支持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 |
6.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6.2.1 模型设定 |
6.2.2 变量选择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1 土地禀赋、规模经营直接资金补贴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 |
6.3.2 土地禀赋、规模经营项目补贴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 |
6.3.3 土地禀赋、土地流转补贴与村级规模经营路径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窘境:政策错位与传统观念——基于Y村的案例研究 |
7.1 一个皖北普通的中等规模村 |
7.1.1 村情概况 |
7.1.2 适度规模经营基础 |
7.2 耕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现状 |
7.2.1 村级耕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 |
7.2.2 农户耕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 |
7.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路径 |
7.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变化路径 |
7.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同质化与非粮化倾向 |
7.3.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耕地流转困境 |
7.3.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及政策需求 |
7.4 传统观念与适度规模经营 |
7.4.1 村干部保守观念、畏难情绪与适度规模经营 |
7.4.2 普通农户土地依恋、后顾之忧与适度规模经营 |
7.5 政策支持与适度规模经营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全文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A 粮食规模化生产情况研究:农户调查表 |
附录B 粮食规模化生产情况研究:村庄问卷 |
作者简介 |
(10)信贷约束、农业规模经营与约束缓解机制研究 ——基于长江中下游水稻种植户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论文结构 |
1.5 技术路线 |
1.6 数据来源 |
1.7 研究的可能创新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信贷约束 |
2.1.2 要素投入决策 |
2.1.3 规模经营绩效 |
2.1.4 农业资本禀赋 |
2.2 理论基础 |
2.2.1 农户理论 |
2.2.2 农业规模经营理论 |
2.2.3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
2.2.4 交易成本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2.3.1 农业规模经营研究综述 |
2.3.2 信贷约束与农户投资、利润和福利的关系研究 |
2.3.3 农户信贷需求动机与约束形成原因研究 |
2.3.4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分析框架与调查设计 |
3.1 分析框架 |
3.2 研究假说 |
3.2.1 信贷约束对要素投入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 |
3.2.2 信贷约束对规模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 |
3.2.3 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与缓解机制分析 |
3.3 调查设计 |
3.3.1 样本地区调查设计 |
3.3.2 抽样调查情况 |
3.3.3 信贷约束衡量设计 |
3.3.4 小结 |
第四章 农户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市场的数据描述 |
4.1 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宏观描述 |
4.1.1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
4.1.2 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状况 |
4.2 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微观描述 |
4.2.1 农户的水稻种植现状 |
4.2.2 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情况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贷约束对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影响分析 |
5.1 引言 |
5.2 农户要素投入决策的统计性描述 |
5.3 农地流入规模决策的实证分析 |
5.3.1 模型与变量设定 |
5.3.2 变量描述与统计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其他要素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 |
5.4.1 模型与变量设定 |
5.4.2 变量描述与统计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规模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
6.1 引言 |
6.2 农户规模经营绩效的样本统计性描述 |
6.3 信贷约束对规模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模型与变量设定 |
6.3.2 变量描述与统计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分析 |
7.1 引言 |
7.2 农户信贷的样本统计性描述 |
7.3 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7.3.1 模型与变量设定 |
7.3.2 变量描述与统计 |
7.3.3 实证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业信贷案例与创新模式分析 |
8.1 引言 |
8.2 农地抵押贷款试点的效果分析 |
8.2.1 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信贷约束的缓解机制分析 |
8.2.2 样本地区的配对选取 |
8.2.3 农地抵押贷款的作用边界 |
8.3 农业融资创新模式分析 |
8.3.1 基于“硬信息”的抵押联保贷款 |
8.3.2 基于“软信息”的金融机构与中介机构互联 |
8.3.3 农业信贷产品的可能模式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1.1 信贷约束对农业规模经营决策的影响分析 |
9.1.2 信贷约束对农业规模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
9.1.3 信贷约束的缓解机制分析 |
9.1.4 农业信贷模式的模式创新 |
9.2 政策建议 |
9.2.1 农业信贷的供给侧发展方向 |
9.2.2 政府在农村信贷市场中的合理作用 |
9.3 未来研究展望 |
附录 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关于农业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家庭农场生成、经营绩效及其成长要素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样本的分析[D]. 田雨露.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 [3]要素投入视角下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研究[D]. 武玉环.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4]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因素及其政策改进 ——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D]. 付延妮.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研究[D]. 张伟.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6]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D]. 曹峥林. 西南大学, 2019(05)
- [7]社会网络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研究[D]. 杨芳. 西南大学, 2019(01)
- [8]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9]土地禀赋、政策支持对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化的影响研究[D]. 施海波. 安徽农业大学, 2018(05)
- [10]信贷约束、农业规模经营与约束缓解机制研究 ——基于长江中下游水稻种植户的调查[D]. 柳凌韵.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