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蔬菜产业的市场“通行证”（论文文献综述）
闫晓燕[1]（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张丽[2]（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提出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秦芬芬,陈建华,刘振华[3]（2020）在《基于需求方调查数据的城市货运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文中认为开展城市货运特征量化研究,旨在摸清货物运输需求规模、掌握运输结构特点和规律。基于北京市2016年货运需求特征调查,使用样本数据对货运总量和结构数据进行计算进而开展多维度分析,地域范围覆盖六环高速公路以内地区。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货运需求以居民日常生活物资类为主,呈现显着的"输入型"特征,运入量达到运出量的2.6倍;建筑物资运输大幅下降;运输时间、运输方式、运输车型均与货物种类密切相关。提出城市规划建设时应充分考虑货运交通影响,货车限行政策应根据货物种类区别对待,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必要通行,同时尽可能分散高峰时期的交通压力。
李瑞玲[4]（2020）在《苍南县番茄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浙江农业看温州,温州农业看苍南。苍南县是浙江乃至全国番茄的重点生产区域,番茄种植已经成为带动苍南县农民发家致富的支柱产业。本文对苍南县的番茄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并运用优劣势分析法、文献阅读法对苍南县番茄产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了整体、深入的分析。苍南县番茄产业的主要发展优势:冬季温光资源优势、季节和时空优势、交通区位优势、市场销售网络优势、政策支持优势;不利因素:专业化程度不高,技术人员缺乏、市场硬件设施程度不高、区域性公共品牌尚需提升、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育苗产业发展缓慢。本文通过对苍南县的番茄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实地调查与分析研究,认为苍南县番茄产业未来发展应发挥有利因素,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苍南县番茄产业绿色发展的途径:（1）加强番茄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政策引导和宣传力度;（2）加强集约化育苗基地建设、标准化番茄生产基地建设、规范化番茄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3）加强番茄交易平台建设、培育壮大专业合作组织、改变营销模式;（4）提高番茄加工和商品化处理水平、建设产业园、加大品种结构调整、培育区域龙头企业、强化品牌建设;（5）建立公开透明的番茄产业信息系统、建设番茄产业科技推广体系、强化番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优化农业保险机制、建立番茄产业应急机制。
陈逸超[5]（2020）在《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文中提出塔克什肯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是自治区唯一一处全年开放的中蒙口岸。由于开关时间长,交通条件好,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一度非常发达:2014年,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额达到3.7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蒙古国对华进口总额的21.44%,是名副其实的中蒙边境第二大口岸。然而从2015年开始,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当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额仅为上年的10%;在2018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更是只有1279万美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强,在我国对蒙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0.64%。如此覆巢之下,镇上的边民互市市场,一处由个体商户组成的颇具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外贸批发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其出口额从2013年的6700万美元（占当年口岸出口贸易总额的22%）下降到2017年和2018年的3604.7万元（约合533.89万美元,占比31.08%）及3972.25万元（约合600.27万美元,占比46.9%）;市场中边贸商人的人数也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在2009年,镇上有430家从事出口边贸的商户,其中370多家商户来自外地;到了2019年,镇上的商户总数只有不到180家（边贸商约120家）。而这些商人的离开——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边疆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常有意地监督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言论,并积极参与联防、“反恐处突”演练等活动,也使得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在口岸所在地积聚“人力资源”,实现“边贸戍边”的功能遭到削弱。根据边贸商人们的说法,蒙古国债务危机、图格里克贬值、其它中蒙口岸及第三国对蒙商品输出规模的增长等因素是导致不景气,特别是蒙古国客户人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客户人数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反映的正是边民互市及其所售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则与经营活动变迁所导致的区位条件变化及边民互市较差的市场环境有关;此外,边民互市中的经营者们较薄弱的经济实力以及某些不良经营习惯和观念,如对购物者,特别是零售消费者的“势利心态”,也对边民互市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鉴于边民互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原因的复杂性,若要进一步改善塔克什肯边民互市的发展条件,首先有必要加强对口岸及口岸所在地的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以海关、边检为代表的各垂直管理部门与主管口岸工作的口岸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间的职能错位和交叉,提升口岸规划发展及管理工作的统筹程度和协调性。在具体措施层面,上述各部门应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提升人们参与互市的便利度,降低人们参与互市的中间成本,以及为经营者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举办会展等方式拉近互市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距离”,以此改善人们对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让他们能够且愿意在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中实现消费的升级,从而使得塔克什肯口岸这个中蒙西部边境的大门,一带一路西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供应基地和物资流转中心。最后,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也发现,世代居住在塔克什肯口岸所在地（原布尔根村）的当地边民对互市的参与度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目前仍有待提升,故在边民互市之后的发展中,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世居少数民族边民参与边民互市的支持力度。
荆姣姣[6]（2019）在《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聚合与延伸”中聚合意指在国家力量作用下具有集散性特质的社会集体在向固定的地理空间内投入情感、需求、欲望、群体认同等后,由物质实体向维系和凝聚群体归属感的文化空间转变的过程。延伸则是此类社会集体受现代性和全球化影响,为突破固定的国家地理空间对边境社会及人群在社会物质和文化现象上产生的规制,所采取的一系列客观和主观性的行为,并不断向外界延伸的过程。本文研究对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塔山牧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边境,东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北与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相连,东南与奇台县五马场乡相邻,牧场境内有乌拉斯台口岸和北塔山煤矿,且多条公路通往青河和奇台县,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开放的以畜牧业为主的边境团场。以访谈、问卷调查及个人口述等方法对北塔山牧场基本社会面相进行描述和分析,发现此类边境社会的聚合与延伸体现在建立与发展、人口特质、生计方式、学校教育、社会关系、族群认同等方面,其社会面相在不同时期受国家边界的规制不断聚合,而其内部族性的规制也在聚合的过程中日益彰显,族群自身需求以及全球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因素又推动其向外界世界延伸。得出结论:聚合与延伸,正是处于边境社会这一地理空间下,诸如北塔山牧场此类介于传统性村落和体制内单位之间双重社会集体的边境社会现状与特质。
赵博帅[7]（2019）在《城市物流政策对北京市农产品配送和环境的影响》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动态交通仿真分析了两种城市政策（货运限行和物流中心外迁政策）对北京市农产品配送效率和环境的影响。货运限行政策是北京市货运车辆在日间（6:00-23:00）无法进入五环配送;物流中心外迁政策是北京市的大型农产品批发中心将迁出北京市五环。本文首先介绍了北京市农产品配送情况并基于交通领域四阶段法推导出货运O-D矩阵（不同起点到不同终点的配送量数据集合）。随后,本文介绍了研究方法论,包括情景设计,交通仿真以及量化模型。情景设计包括四组情景,分别体现不同政策或政策组合;每组情景内考虑承运人的多种响应策略（包括运营时间、车辆类型以及配送路线的调整）。仿真部分介绍了仿真的模拟背景,仿真模型和参数设置,以及仿真的全部过程。量化过程是基于仿真输出结果和量化模型得到经济和环境指标。通过上述仿真流程,本文获得了不同模拟情景下北京市农产品配送的总成本及产生的碳排放量,并得到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1）从城市政策对北京市整体农产品配送的影响来看:单独实施货运限行或物流中心外迁,农产品配送成本显着增加,且产生的碳排放并未明显减少;两种政策共同实施能降低配送成本和配送产生的碳排放量,这是因为组合政策促使承运人采取了新的响应策略;与单独执行货运限行政策相比,两种政策共同执行使日间货运通行证的作用降低;城市政策效果同农产品承运人的响应策略密切相关,不同承运人响应策略会引发相反的政策效果。（2）从城市政策效果与背景因素的关系来看:油价上涨,人工成本下降,夜间与日间人工成本比率缩小都有利于货运限行和组合政策（货运限行和物流中心外迁政策的组合）的实施效果。迷你货车负荷率的提升有利于所有政策实施效果,但对组合政策贡献最显着。（3）从城市政策对北京市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影响来看:城市政策（物流中心外迁）对物流最后一公里没有显着影响。尽管原有和新建物流中心的地理位置和路网结构存在不同,但原有和新建物流中心周边的车辆平均速度和货车平均排队队长没有显着差异,即政策对北京市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没有显着影响。图33幅,表28个,参考文献72篇。
王贤全[8]（2017）在《国家工程与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 ——大坝下三个傈僳族村寨的田野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以怒江、金沙江流域沿岸三个村寨的傈僳族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大坝下的经济生活变迁。这三个处于不同地域的村寨在电站建设中移民搬迁中的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村寨经济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牵引与塑造。正是这两种力量促使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上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转型与变迁。换言之,民族地区的经济变迁密切关联于国家权力与资本。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权力与资本在当下取得了利益一致性的表达。当政府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而资本追逐利润的不竭冲动得不到适当遏制时,权力和资本在利益上密切勾连,即为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提供了最大可能和巨大的空间。民族地区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常常成为资本追逐巨额利润的重要场域。地处西部边陲的云南西部,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带,傈僳族主要分布三江流域沿岸靠近河谷地带的区域,当资本以建设水电站的方式介入到这一区域时候,当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与政绩的时候,当地傈僳族村民的经济生活由此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国家工程的介入之下所引发的傈僳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对不同的村寨、不同的村民产生的影响不同,村寨与村民获得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这种来自外部力量推动的变迁在民族地区主要和国家基层权力与资本密切关联。在移民搬迁中,电站业主方、地方政府、村民形成了三角利益博弈关系。在这个博弈三角之中,任何两方之间都有相互抵抗与妥协的地方,有时候抵抗强一些,有时候妥协多一点,抵抗与妥协始终伴随着博弈的过程。在此博弈过程中,也逐渐建构出了所谓的“刁民”与不屈的抵抗者。利益博弈的结果,对处于弱势的村民来说,导致了村民内部的经济与利益关系的分化,从以前的大致均同化转变成差异化的经济层次结构。村民同时面对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生活境遇,充满了不确定性。
朱美娣[9]（2017）在《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文中认为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扩大,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加引发美国对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展的忧虑。在“多米诺效应”理论影响下,美国开始重新审视紧邻新中国并且在越南北部己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越南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间的战略意义,从而将越南视为亚洲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试图将南越建构成遏制社会主义阵营扩展的前沿阵地。在1954年至1973年美越“巴黎和平协定”签署的近20年里,美国政府在越南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心理战。其中越南文化、美国文化在美对越心理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对越南文化的理论认知,还是心理战产品利用越南文化的具体实践,美方都给予了极大重视。本论文基于国内外前辈时贤的研究,充分利用最近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对1954-1972年间美国在越南的心理战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系统探究。第一章考察越战前美国心理战的演进历程与其文化因素的运用。美国的心理战从独立战争起步,历经美西战争、一战、二战,至冷战早期（1946-1954）,不断发展、成熟。它从最初无意识、无组织的实施,到心理战意识逐渐明确、机构初具规模,再到心理战理论认识进一步提升、建立常规指挥机构、培训专门从业人员,理论与配置都逐渐完备。在这个漫长的心理战演进过程中,文化因素逐渐为美方所重视。无论是宣传册、演讲稿、漫画、电影、广播等外在符号的运用,还是鬼神崇拜等内在价值观念的挖掘,都有了较为深入、熟练地运用。特别是将心理战攻势与娱乐文化巧妙结合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心理战“润物细无声”的特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第二章探讨美国介入越南事务及其心理战开展的历史进程与动因,并对美对越心理战中越南文化的利用进行总体概述。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使美国十分担忧其远东利益受损。在“多米诺效应”理论指导下,美国开始重视越南反共、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决定在越南开展心理战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1954年开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历届政府都在越南实施了广泛的心理战,参与心理战的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美驻越大使馆、越南信息部、越南总政治战部等,且它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机制。美国十分注重利用越南文化来开展心理战,根据越南文化特点,美方运用越南的语言、文学艺术、民族文化等文化样式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心理战。第三章探究美国心理战对越南儒学思想的利用。越南儒学深受中国儒学影响,虽在理论上并无新的建树,但具有浓重的越南本土色彩,可以说是越南化的儒学。越南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家庭伦理思想。它以孝顺父母、感恩父母及传承家族美德为三个重要维度,从而构成越南人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美方心理战产品多以翘首期盼的母亲、柔弱孤独的妻儿形象来极力宣扬男性缺席所造成的家庭、人生悲剧,希望激起男性越共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从而回归家庭,归顺南越的“正义”政府。此外,还以陈兴道、黎利、阮廌这些越南历史上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来唤起越南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呼吁越南人反抗越共“奴役”,保卫国家与民族。另外,美方还借用孟子“制其恒产”主张及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范例积极支持南越政府开展“土地改革”以实现儒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越南农民大力支持南越政府。第四章是对美国在心理战中利用越南民间信仰情况进行探究。根据越南民间占星术流行的特点,兰斯代尔在1955年开展了“历书计划”,美方心理战机构也到处散播“程状元预言”,引诱民众南下,逃离北越专制统治。除此之外,还利用越南人丧葬、禁忌方面的传统习俗,实施“游荡的鬼魂”计划和“死亡牌黑桃A”计划。前者重在强调潜入南越的越共“客死他乡”及死后随意埋在“无名的墓地”导致鬼魂四处游荡永远得不到安息所带来的恐惧感、羞耻感,促使他们早日投降;后者意在通过散发“黑桃A”于被杀越共尸体及越共出没之处来制造死亡恐惧,瓦解敌人心理防线。第五章以春节和雄王节为例探讨美国在心理战中对越南节日文化的利用。美国利用越南春节合家团聚、辞旧迎新的传统发起“春节运动”来唤起越共和北越士兵的思乡、恋家之情以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并且在呼吁越共高层归正的“大团结运动”中借用越南人的“雄王”崇拜来唤醒越南人的民族自豪感及民族团结精神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从而使他们能够支持南越政府反对北越、统一全国。第六章则探讨美国在对越心理战中对美国文化的运用。为了消解越南人视美国为“入侵者”、“殖民者”的观念,美方一再通过强调自身“和平使者”、“救世主”的使命来建构自己的“越南友邦”形象。他们通过“自由之路行动”来宣扬美国救世主的“慈善”及南越是“自由乐土”的观念;通过渲染南越在美国帮助下逐渐思想自由、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来彰显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发展的理念;通过培养越南民众公民意识、推动南越制定宪法及举行民主选举来推扬资本主义“优越的”民主政治体制。除此之外,美方还以展现自己军事实力的强大、物质的富裕、文明的发达来使越南人相信美越联合是不可战胜的,只要追随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就会享受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为此,美国不遗余力资助南越发展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发展农业、畜牧业,改革基础教育、技术教育等方面,努力改善越南的民生来赢得越南民众的好感。第七章综合分析美国在越南运用文化开展心理战的效果。虽然心理战的精确效果难以衡量,但是从心理战的主要对象:“敌人”（主要是越共和北越士兵）、非“敌人”（主要是南越普通民众）的反应来看,这些心理战既有成效显着之处,也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美国在越心理战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越文化传统的差异、具体实施中诸如专业人员不足、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心理战机构互相的不协调、越共的反美心理战的开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效果的发挥。总之,美国在越心理战对文化的利用为心理战策略的改进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及教训。它在思想上、理论上对越南文化的认真研究为心理战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尽量融进更多的越南民族文化元素,增强了亲和力、感染力。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方自身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南越政府的腐败、美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冲突与抵制,都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心理战的威力。只有从理论到实践,都切实融合无间,文化才会成为心理战的杀手锏而不是绊脚石。
陈然[10]（2017）在《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乡村急剧变迁的过程,变迁的主要表现就是传统村落向城市化社区的转型,由此而出现的具有城乡中间形态的“转型社区”,成为学界和政策决策领域关注的对象。从研究进路来看,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中村”和大都市郊区这两类形态的转型社区,而对于县域城郊地区的转型社区研究不足。事实上,2013年国家对“土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全面放开,使得县域城镇地区成为大城市获取建设用地指标的“蓄水池”,围绕县域城郊地区出现了大量基于土地流转和人口集中而形成的转型社区。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江苏宿迁市的石集镇为典型个案,研究其实施“三集中”过程中的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微观日常生活变迁和动力机制。研究主要采用布洛维的“个案拓展法”,在立足资料收集、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分析县域城郊转型社区生成的动力机制和变迁过程,进而思考己有相关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尝试性分析转型社区未来的可能走向。本研究力图在三个方面有所拓展:一是研究的空间范围上,本文深受传统村落研究影响,积极获取营养,同时也跳出了单个村落的空间范围,而是以一个完整的建制镇的89平方公里为空间范围,涉及到几十个自然村。但是,本文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石集镇作为一个完整乡镇的整体变迁恰好给本文提供了研究“场域”。二是时间范围上,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经验,综合采用了史志、口述史和生活史等资料来获取对研究个案历史的整体把握,进而将石集镇放到一个历时态的过程加以考察。三是研究方法上,不仅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还综合采用了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但是,本研究并不旨在写一篇叙事性的民族志或学术杂文,而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关照下,尝试建构转型社区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框架。本文研究认为现代性构成了转型社区生成的根本动力,以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从人口流动、经济结构、职业身份和空间扩展等方面解构和重塑着转型社区。此外,土地、资本和财政“三位一体”的行政逻辑,以及农民理性下的文化自觉,也共同在转型社区的生成、演变中发挥着作用。基于转型社区的动力机制的认知,本文研究主要探讨三个核心问题:（1）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转型社区的空间生产和意义重构。空间规划的叙事逻辑和规则,使得转型社区具有一定的“嵌入性”,这就决定了在空间形态的转变中必然伴随着“张力呈现”;（2）分析转型社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形态的变迁,包括小农经济的终结、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市场经济的延展;（3）强调人的回归,分析在空间、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居民是如何适应和重构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调整生存策略,他们的生活水平变化如何,以及他们社会认同的迷失和重构。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的结论是:区域的差异性和多梯度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乡村不同的命运,或成为转型社区,或走向“空心化”甚至是终结。就转型社区而言,其发展模式也是多类型的,石集镇作为其中一种类型的个案,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变迁和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转型社区能否顺利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社区,不仅取决于制度性的生产,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发挥现代性的自反性力量,激发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居民的赋权来重构日常生活秩序和身份认同。如果说城市化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潮流,那么转型社区的未来应该是农业社会的终结和迎接“城市社会”的来临。
二、未来蔬菜产业的市场“通行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未来蔬菜产业的市场“通行证”（论文提纲范文）
（1）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2）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基于需求方调查数据的城市货运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研究对象 |
| 1.1数据来源 |
| 1.2分类说明 |
| 2 货运需求特征 |
| 2.1总体情况 |
| 2.2货物种类构成 |
| 2.3空间分布和货物流向 |
| 2.4行业联系 |
| 2.5时间分布 |
| 3 货运供给特征 |
| 3.1运输方式 |
| 3.2运输车辆 |
| 4 发展趋势 |
| 4.1货运需求总量 |
| 4.2货运需求空间迁移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主要分析结论 |
| 5.2政策建议 |
（4）苍南县番茄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番茄是一种重要的果蔬作物 |
| 1.1.2 番茄经济价值高,发展前景良好 |
| 1.1.3 苍南县具有发展番茄的良好条件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基础和难点 |
| 第2章 国内外番茄生产发展概况 |
| 2.1 番茄的价值 |
| 2.1.1 番茄的营养成分 |
| 2.1.2 番茄的营养价值 |
| 2.2 国外番茄生产发展概况 |
| 2.2.1 世界番茄种植概况 |
| 2.2.2 世界番茄加工概况 |
| 2.2.3 世界番茄栽培模式概况 |
| 2.3 国内番茄生产发展概况 |
| 2.3.1 我国番茄产业研究 |
| 2.3.2 我国番茄生产的发展历程 |
| 2.3.3 我国番茄生产的特点 |
| 2.3.4 我国番茄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3章 苍南县番茄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 |
| 3.1 苍南县基本概况 |
| 3.2 苍南县番茄生产现状 |
| 3.2.1 苍南县番茄的种植历程、区域分布 |
| 3.2.2 苍南县番茄生产主体、规模化水平 |
| 3.2.3 苍南县番茄种植设施水平 |
| 3.2.4 苍南县番茄种植品种 |
| 3.2.5 苍南县番茄的栽培技术应用 |
| 3.3 苍南县番茄销售现状 |
| 3.3.1 苍南县番茄的营销渠道 |
| 3.3.2 苍南县番茄的经济收益 |
| 第4章 苍南县番茄产业优劣势分析 |
| 4.1 产业发展优势 |
| 4.1.1 冬季温光资源优势 |
| 4.1.2 季节和时空优势 |
| 4.1.3 交通区位优势 |
| 4.1.4 市场销售网络优势 |
| 4.1.5 政策支持优势 |
| 4.2 产业发展不利因素 |
| 4.2.1 专业化程度不高,技术人员缺乏 |
| 4.2.2 市场硬件设施程度不高 |
| 4.2.3 区域性公共品牌尚需提升 |
| 4.2.4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
| 4.2.5 育苗产业发展缓慢 |
| 第5章 加快苍南县番茄产业发展的对策 |
| 5.1 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与扶持 |
| 5.1.1 加强番茄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 |
| 5.1.2 加强番茄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 |
| 5.1.3 加大番茄产业发展的宣传力度 |
| 5.2 建设番茄种植生产体系 |
| 5.2.1 加强集约化育苗基地建设 |
| 5.2.2 加强标准化番茄生产基地建设 |
| 5.2.3 加强规范化番茄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 |
| 5.3 建立健全交易市场支撑体系 |
| 5.3.1 加强番茄交易平台建设 |
| 5.3.2 培育和壮大专业合作组织 |
| 5.3.3 改变营销模式 |
| 5.4 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集约化 |
| 5.4.1 提升番茄加工及商品化处理技术水平 |
| 5.4.2 加大品种结构调整,降低产业风险 |
| 5.4.3 延长番茄产业链,建设产业集聚区 |
| 5.4.4 培育区域龙头企业 |
| 5.4.5 强化品牌建设 |
| 5.5 建设番茄产业保障体系 |
| 5.5.1 建立公开透明的番茄产业信息系统 |
| 5.5.2 建立番茄产业科技支撑体系 |
| 5.5.3 强化番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
| 5.5.4 完善优化农业保险机制 |
| 5.5.5 建立番茄产业应急机制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我国古代的“边市”与当代“边民互市”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研究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塔克什肯口岸与塔克什肯镇 |
| 第一节 作为中蒙走廊的布尔根河沿岸 |
| 第二节 塔克什肯口岸 |
| 一 口岸概况 |
| 二 口岸运行情况 |
| 三 口岸发展规划 |
| 第三节 塔克什肯镇 |
| 一 塔克什肯镇概况 |
| 二 镇区重心的北移 |
| 三 现在的塔克什肯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概况 |
| 第一节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基本情况 |
| 一 塔克什肯口岸的“边民互市” |
| 二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发展 |
| 三 边民互市市场的建设 |
| 第二节 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 |
| 一 边民互市市场中的经营者 |
| 二 市场中的购物者和其他人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主要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客户流失 |
| 第二节 市售商品综合竞争力不足 |
| 第三节 边民互市市场的经营活动存在无序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环境因素 |
| 一 蒙古国宏观经济的动荡 |
| 二 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营者自身的局限性 |
| 一 经营者缺乏市场竞争力 |
| 二 负面经营心态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反思 |
| 第一节 当地政府及海关的努力 |
| 一 在口岸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出口边贸的发展 |
| 二 加强对边民互市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
| 三 改善购物者对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 |
| 第二节 促使边民互市经营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
| 第三节 加强对世居边民参与互市的支持 |
| 一 加强对边民参与互市的引导和组织 |
| 二 明确塔克什肯镇在边贸中的竞争优势和特色加大边境金融机构对互市边民的支持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的结论 |
| (二)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研究概况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 (一)已有的边界研究 |
| (二)边境地区研究 |
| (三)社会变迁相关研究 |
| (四)哈萨克牧区已有研究 |
| (五)移民相关研究 |
| (六)边境团场已有研究 |
| (七)对北塔山牧场和北塔山地区的已有研究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七、调查及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研究对象概况 |
| 一、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对象概况 |
| 二、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气候特征 |
| (二)土地状况 |
| (三)水资源概况 |
| (四)草原和草场利用情况 |
| (五)自然与人文资源 |
| (六)主要自然灾害 |
| 第二章 北塔山地区边境的形成与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 一、北塔山地区边境的形成 |
| (一)清朝中期至1946年 |
| (二)1947年“北塔山事件” |
| (三)1949-1964年 |
| 二、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 (一)从交通要塞上重要的中转站到边境军事防线 |
| (二)北塔山牧场成立背景 |
| (三)从合作社到国营牧场再到边境团场: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 三、北塔山地区的边境管理与北塔山牧场的机构设置 |
| (一)国家与地方共同助力下的边境管理 |
| (二)眺望远方:从碉堡山到六层白塔 |
| 第三章 流动与固化:北塔山牧场的人口特质 |
| 一、人口基本情况 |
| 二、建场初期的人口来源及基本情况:1950—1959年 |
| 三、人口结构急剧变化:1960—1979年 |
| 四、人口趋于稳定:1980年至今 |
| 第四章 边境的规制与反规制:北塔山牧场的生计方式 |
| 一、农业 |
| 二、畜牧业 |
| 三、其他生计方式 |
| (一)边境催生:护边员 |
| (二)交通助力:商铺 |
| (三)易地搬迁:大区域下的新生计 |
| 四、人口结构与生计方式的交叉分析 |
| (一)家庭牲畜情况 |
| (二)人口结构与生计状况分析 |
| 第五章 外引与内唤:北塔山牧场中的学校教育 |
| 一、“马背小学”到牧场小学 |
| 二、支边青年到特岗教师 |
| 三、生源结构变化分析 |
| 第六章 重塑与延续:北塔山牧场的社会关系及变化 |
| 一、族群交往 |
| (一)族际交往 |
| (二)族群内部交往 |
| 二、“冬宰”里的社会关系 |
| (一)“冬宰”: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传统习俗 |
| (二)北塔山牧场三连“冬宰”现状 |
| (三)“冬宰”里的社会关系分析 |
| 第七章 记忆与身份:北塔山牧场哈萨克人的认同 |
| 一、兵地认同 |
| 二、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认同与选择 |
| 三、他者的眼光 |
| 四、从个人经历和故事看北塔山人认同 |
| 结语 聚合与延伸:双重社会集体的未来之路 |
| 附录一 2017年12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冬宰情况问卷调查表 |
| 附录二 2018年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问卷调查表 |
| 访谈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7）城市物流政策对北京市农产品配送和环境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货运限行政策的影响 |
| 2.1.2 物流中心外迁的影响 |
| 2.1.3 交通仿真与城市政策 |
| 2.1.4 创新点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物流 |
| 2.2.2 城市物流政策 |
| 2.2.3 农产品物流 |
| 2.2.4 物流量预测方法—四阶段法 |
| 2.2.5 交通仿真及其物流领域应用 |
| 3 北京市农产品货运O-D矩阵构建 |
| 3.1 北京市农产品配送情况 |
| 3.1.1 北京市农产品配送模式 |
| 3.1.2 北京市农产品交易量 |
| 3.1.3 北京市农产品配送承运人及配送车辆 |
| 3.2 北京市农产品货运O-D矩阵推导 |
| 3.2.1 北京市农产品货运O-D矩阵模型推导流程 |
| 3.2.2 北京市农产品货物量O-D矩阵 |
| 3.2.3 北京市农产品货运O-D矩阵 |
| 4 仿真与量化模型 |
| 4.1 仿真的情景设计 |
| 4.1.1 情景组1: 基础情景 |
| 4.1.2 情景组2: 货运限行政策 |
| 4.1.3 情景组3: 物流中心外迁政策 |
| 4.1.4 情景组4: 货运限行与物流中心外迁政策 |
| 4.2 交通仿真 |
| 4.2.1 城市路网信息 |
| 4.2.2 仿真模型和参数设置 |
| 4.2.3 仿真实验过程 |
| 4.3 量化模型 |
| 4.3.1 经济指标 |
| 4.3.2 环境指标 |
| 5 仿真结果分析 |
| 5.1 政策对北京市整体农产品配送和环境的影响 |
| 5.2 政策效果与背景因素的关系 |
| 5.2.1 油价与政策效果 |
| 5.2.2 人工成本与政策效果 |
| 5.2.3 迷你货车负荷率 |
| 5.2.4 政策效果与背景因素的关系总结 |
| 5.3 政策对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影响 |
| 5.3.1 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的情景设计 |
| 5.3.2 政策对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影响分析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国家工程与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 ——大坝下三个傈僳族村寨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与资本 |
| 三、经济人类学视野下对发展的反思 |
| 四、与本文研究有关的主要文献回顾 |
| 五、云南民族地区的国家工程:大坝建设 |
| 第二章 大坝工程下的傈僳族三村 |
| 一、影子大坝下的小沙坝村 |
| (一) 移民搬迁前小沙坝村村民的经济生活 |
| (二) 悬在村民心头的影子大坝 |
| (三) 搬迁后小沙坝村民的生活现状 |
| 二、阿海建坝下的库支村与牛克席 |
| (一) 阿海建坝 |
| (二) 位于电站库区与施工区的库支村 |
| (三) 移民搬迁的牛克席村 |
| 三、小沙坝村、库支村、牛克席村的比较 |
| 第三章 大坝下傈僳族经济生活变迁中的国家权力与资本 |
| 一、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的架构与运行机制 |
| (一) 基层政权组织的架构 |
| (二) 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行机制 |
| 二、民族传统力量在基层政权中的延伸 |
| (一) 家族势力 |
| (二) 退休返乡的干部 |
| (三) 退伍返乡的干部 |
| 三、外部资本的介入 |
| (一) 电站方 |
| (二) 外来投机商 |
| 第四章 移民搬迁中的利益博弈 |
| 一、不同利益集团的视角 |
| (一) 地方基层政府的视角 |
| (二) 企业的视角 |
| (三) 村民的视角 |
| 二、被建构的“刁民”与“钉子户” |
| (一) 征地与移民搬迁中村民的抵抗 |
| (二) 弱者的武器 |
| 第五章 村民内部的分化 |
| 一、村民经济阶层的分化 |
| (一) 新兴的领头人 |
| (二) 失败的投资者 |
| (三) 底层的拾荒者 |
| 二、村民利益关系的分化 |
| 第六章 危机与生机 |
| 一、危机 |
| (一) 身份模糊的失地农民 |
| (二) 民族文化传承的潜在危机 |
| (三) 大坝蓄水后的灾害 |
| 二、生机 |
| (一) 潜在的生计方式 |
| (二) 被组织起来的农民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小沙坝村50户村民调查表 |
| 附录二:小沙坝村摄于2012年12月 |
| 附录三:阿海电站、库支村、牛克席卫星图 |
| 附录四:2009年与2016年的库支村 |
（9）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意义及相关界定 |
| (一) 选题由来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 |
| (二) 国内研究 |
|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创新 |
| (一) 主要问题 |
| (二) 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越战前美国的心理战 |
| 第一节 越战前美国心理战的演进 |
| 一、发轫期:独立战争至美西战争 |
| 二、发展期: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间 |
| 三、提升期:冷战期间(1946-1954) |
| 第二节 越战前美国心理战中文化因素的运用 |
| 一、外在符号层:文学艺术与宣传 |
| 二、内在价值层:民间信仰与禁忌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与美国在越心理战 |
| 第一节 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
|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展与越南战略地位的提升 |
| 二、冷战形势下美国对心理战的强化 |
| 三、越南的内部形势 |
| 第二节 美国在越心理战的演进及机构变迁 |
| 一、以“爱民行动”为中心的初创期(1954-1959) |
| 二、以“反叛乱”为重心的发展期(1960-1963) |
| 三、以“绥靖”为首务的整合提升期(1964-1969) |
| 四、尾声(1969-1972):谋求和平 |
| 第三节 越南文化与美国的心理战战略 |
| 一、美国对越南文化的体认 |
| 二、美国对越心理战运用越南文化概观 |
| 小结 |
| 第三章 越南儒学思想与心理战 |
| 第一节 “归正运动”与越南人的家庭伦理观念 |
| 一、“归正运动”的设计及实施 |
| 二、“归正运动”中的“家庭伦理” |
| 第二节 “民族英雄”宣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 |
| 一、“陈兴道” |
| 二、“黎利” |
| 三、“阮廌”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运动”与儒家“制民恒产”思想 |
| 一、“土地改革运动”的出台及实施 |
| 二、“土地改革运动”与“制民恒产” |
| 小结 |
| 第四章 越南的民间信仰与心理战 |
| 第一节 “预言”与占卜 |
| 一、“1955历书”计划 |
| 二、“程状元预言” |
| 第二节 “游荡的鬼魂”计划与丧葬禁忌 |
| 一、“客死他乡” |
| 二、“无名墓地” |
| 第三节 死亡牌“黑桃A计划” |
| 一、“黑桃A”的由来 |
| 二、“黑桃A计划”的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越南节日文化与心理战 |
| 第一节 “春节运动” |
| 一、“春节运动”的开展 |
| 二、“春节运动”中的文化符号 |
| 第二节 “雄王节”与“大团结运动” |
| 一、“大团结运动” |
| 二、越南的“雄王”崇拜 |
|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文化”与心理战 |
| 第一节 “友邦”形象的树立 |
| 一、“和平使者” |
| 二、“救世主” |
| 三、强大可靠的“友邦” |
| 第二节 “自由世界”的建构 |
| 一、“自由之路行动” |
| 二、“南越”:“自由的乐土” |
| 第三节 选举与民主制度 |
| 一、公民意识的树立及宪法的颁布 |
| 二、选举制度的推广 |
| 小结 |
| 第七章 文化利用与冲突:美国在越心理战评估 |
| 第一节 文化利用:美国在越心理战的成效 |
| 一、“敌人”的反应 |
| 二、南越普通民众的反应 |
| 第二节 文化冲突:美国在越心理战的诸多问题 |
| 一、文化观念的轩轾 |
| 二、具体实施中的诸多问题 |
| 三、越共的反美心理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乡村延续还是城镇化社区再造 |
| 一、宏观背景: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与特征 |
| 二、县域实践:“洼地”中的“泗洪嬗变” |
| 三、问题发现:一次兴趣与机缘的“邂逅”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一、理论基础 |
| 1、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理论 |
| 2、社会与空间生产理论 |
| 3、社区及日常生活理论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1、转型社区及相关概念的澄清 |
| 2、村镇社区整体转型的实证研究 |
| 3、转型社区空间生成的动力机制 |
| 4、转型社区居民心理与文化适应 |
| 5、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1、城乡边缘区和转型区的内涵 |
| 2、城乡转型与变迁的理论及思想 |
| 3、小城镇转型变迁的经验性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对象、方法与过程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1、个案研究法 |
| 2、资料收集方法 |
| 三、研究过程:历时3年11次调研 |
| 1、实地研究过程 |
| 2、研究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拓展与不足 |
| 第四章 推力与拉力:“转型社区”生成的动力机制 |
| 一、现代化和城市化: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 |
| 1、工业化:土地和非农劳动力的需求 |
| 2、非农化:人口流动与职业身份的转变 |
| 3、城市化:空间扩展与城乡关系重构 |
| 二、行政主导与资本下乡:土地财政和资本的“合谋” |
| 1、地方政府的实践:“土地流转”与“增减挂钩” |
| 2、社会资本“下乡”:土地经营变现与规模农业 |
| 3、社会新农村建设:人口集中与乡村空间再生产 |
| 三、精英带动和理性选择:乡土变迁下的文化自觉 |
| 1、文化堕距与心理落差: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
| 2、社区精英与群体参照:经济精英的榜样力量 |
| 3、现实与利益的折衷:面对现实的有限理性 |
| 第五章 空间变迁与重构:“转型社区”的规划与生产 |
| 一、区划沿革:行政区划调整下的空间重组 |
| 二、空间与规划:转型社区规划的叙事逻辑与规则 |
| 1、规划逻辑:从权力象征到公共政策 |
| 2、三大实践:“无规划不审批” |
| 3、空间生产:从乡村聚落到转型社区 |
| 三、嵌入与转变:转型社区空间形态的社会学分析 |
| 1、城乡空间的剧变:自然村落的“终结” |
| 2、生活空间离心化:生产与生活的分离 |
| 3、居住环境的流变:规划与惯习的碰撞 |
| 4、邻里关系的重建:首属邻里到半熟人社区 |
| 第六章 经济形态的变迁:小农经济终结与市场经济延展 |
| 一、小农经济的终结: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解体 |
| 1、耕作方式:个体耕种到农业规模经营 |
| 2、商品交换:传统乡村集市到商贸市场 |
| 3、组织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到专业合作社 |
| 二、商品经济的萌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 |
| 1、区域市场:超越乡村的市场边界延伸 |
| 2、集镇商铺:商业服务活动的多元渗透 |
| 3、连锁超市:没有“人情关系”的商品交易 |
| 4、旅游景区:文化资源的价值“变现” |
| 三、市场经济的延展:日常经济交换行为的常态化 |
| 1、农业的工业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
| 2、要素的商品化:被明确定价的资源 |
| 3、交易的虚拟化:村口看货和网上赶集 |
| 第七章 个体生活的际遇:生存策略调整与生活空间张力 |
| 一、生存策略的调整:“庄稼人”到兼业经营者 |
| 1、反哺式农耕:土地情结的延续 |
| 2、候鸟式务工:背井离乡的努力 |
| 3、嵌入式散工:闲暇时间的利用 |
| 4、自赋型创业:开拓创新的彰显 |
| 二、生活水平的流变:城乡过渡阶段的收入与消费 |
| 1、收入来源:非农收入的多元化转向 |
| 2、消费状况:日常性消费的全面渗透 |
| 3、闲暇时间:从时光消磨到自我实现 |
| 三、环境适应与排斥:转型社区生活空间的张力呈现 |
| 1、“占道经营”:公私“沉默共识” |
| 2、“车库他用”:现实利益的考量 |
| 3、“种菜养鸡”:传统惯习的延续 |
| 4、“搭棚办事”:文化习俗的影响 |
| 5、“空地晾晒”:日常生活的便利 |
| 第八章 社会认同的迷失:跨越身份边界的社会性重构 |
| 一、身份认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错位 |
| 二、制度认同:大政府与小社区的张力 |
| 三、生活认同:未来的生活何处安放? |
| 四、社区认同:共同记忆的解构与重构 |
| 第九章 时空延伸与未来:在城市与田园之间 |
| 一、向死而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命运 |
| 二、文化反思:乡村自反性与农民的文化自觉 |
| 三、未来何往:农业社会终结与城市社会来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镇政府干部） |
| 附录3: 实地调研影像 |
| 致谢 |
四、未来蔬菜产业的市场“通行证”（论文参考文献）
- [1]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3]基于需求方调查数据的城市货运特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秦芬芬,陈建华,刘振华. 城市交通, 2020(05)
- [4]苍南县番茄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D]. 李瑞玲. 江西农业大学, 2020(07)
- [5]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D]. 陈逸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6]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D]. 荆姣姣.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6)
- [7]城市物流政策对北京市农产品配送和环境的影响[D]. 赵博帅.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8]国家工程与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 ——大坝下三个傈僳族村寨的田野考察[D]. 王贤全. 云南大学, 2017(09)
- [9]文化视域下的美国对越心理战研究（1954-1972）[D]. 朱美娣. 武汉大学, 2017(06)
- [10]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D]. 陈然. 南京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