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之管窥（论文文献综述）
张悦[1]（2021）在《谢无量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惊心动魄的风云变革时期,谢无量先生是历经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远大的理想抱负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二十世纪初的时代变革之中,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谢氏的生平经历和学术着作来分析谢氏学术思想的内涵,以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眼光还原真实生动的谢无量本人。本文首先梳理了谢氏的生平经历,随后结合谢氏的生平经历和学术着作,归纳出谢氏学术思想的特点和创获,最后总结谢氏被历史遗忘的原因。谢无量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场广泛的思想激荡之中,形成了保有儒者底色的多元思想融合体,成为晚清民国时期独具个人特色的现代学者。
蒋昆成[2]（2021）在《《庄子》散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庄子》散木思想研究,分为四方面。一,研究前提与界限之明确。属思想研究,自然可由多种哲学“成见”观照,横看侧看、通达为一;属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必然受诸子先声——《老子》《论语》的影响,并处在诸子争鸣的特殊语境中;属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即不能脱离“迹”与“所以迹”分离、“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背景而存在。二,《庄子》散木思想之理论渊源、具体阐述与争鸣对象的概说。《庄子》散木思想作为庄子哲学中强调个体存在的思想,既源出于“古之道术”,又是对《老子》的“道德”治术学说的继承;具体理论体现为老庄思想一致的超越性,即在雕琢、文木化之后要“归朴”的超越,亦即散木对文木性的超越;老庄散木思想既有一致性,又各有侧重。《老子》侧重天下有道的圣人存在论,而《庄子》的散木思想更侧重于“天下无道,圣人生焉”的个体存在论;《论语》关于器用、文质的思想,是《庄子》散木思想的反思、争鸣对象。三,《庄子》散木思想的文本内证与哲学诠释。《庄子》散木思想的研究,是立足《庄子》文本的。具体说,散木思想的文本依据主要是《人间世》《逍遥游》《山木》等篇对樗树、栎树及各种不材之木的种种言说。归纳诠释其哲学思想,即落实在散木与物物、散木与逍遥、散木与不器三组关系上:散木与物物,着重肯定物不自物,而非物不相物;散木与逍遥,着重讲解构世俗种种分别、成见对散木（个体）的裹挟,重建精神的存在家园——“无何有之乡”;散木与不器,讲衰世散木的生存方式,以及散木生存方式在延续血族、“人神共同体”、文化血脉等方面的作用。四,《庄子》散木思想与其创造主体的关系。《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庄子》散木思想的创造主体,似也应是庄子及其后学。但庄子后学从师说着述、未足立家,难以称为创造主体。《庄子》散木思想直接的创造主体是庄子,而庄子具有双重身份:“故宋遗民”、个体的人。就前者言,庄子直接创造了《庄子》散木思想,但“散木”是“故宋遗民”理想人格的象征,庄子的创造必然深受整个故宋遗民群体的影响,因此故宋遗民亦是散木思想间接的创造主体。就后者言,《庄子》散木思想与其直接创造主体（庄子）的个人际遇、忧患意识联系紧密。
王新建[3]（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苏日娜[4]（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研究表明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张玉婷[5]（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认为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秦洁[6]（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刘素娟[7]（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位涛[8]（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徐浩[9]（2020）在《李仁甫“生成课堂”语文教学研究》文中指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众多语文名师纷纷提出表达自身教育教学思想的理念。这些教学理念显示了一代代名师的教学智慧和探索精神,助推了语文教学领域的发展与繁荣。着名语文特级教师李仁甫对当前课堂教学的现象进行深度研讨,把三十年多的教学经验与实践反思紧密结合,改进和完善生成教学理论,提出并为之倡导生成课堂的教学理念。本文通过梳理生成课堂的教学理念及实践路径,分析李仁甫老师专业成长的经历,试图找出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因素,找到可供一线教师学习的教学经验。全文的论述可以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即提出为什么对李仁甫及其生成课堂教学理念进行探究,指出生成课堂理念把握了新课程改革要求的大致方向,生成教学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高中语文课堂生成教学现状的问卷调查,找到目前生成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部分,集中对李仁甫生成课堂教学进行研究,总结生成课堂教学的基本理念,使理念的呈现更加条理化、系统化。第四部分,从生成课堂教学现有的实践成果出发,结合具体课例分析研究,探讨生成课堂的实践策略及艺术,并且对其不足之处进行阐述,提出值得进一步探索思考的地方。第五部分,对李仁甫的教育教学实践作出概述和探究,归纳出教师专业成长的几个关键要素。第六部分,结语,是对全文论述内容的概括和总结。生成课堂教学反对传统的再现课堂和硬性预设,主张课堂教学目的要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教学过程要重视课堂的意外生成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成课堂教学一步步系统深入地探寻,例析结合地梳理教学概念,基于学情地探思教学策略,锲而不舍地践行特级教师的教学理想,在国内的中学语文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任荣娟[10]（2020）在《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太太的客厅”属于1930年代北平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沙龙。作为物理空间,其形成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后因时局迁到长沙、昆明、宜宾等地;作为文化空间,其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进行文学实践活动,把握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影响舆论;作为社会空间,其助力文人迈进文坛获得相应地位,却以其自身的精英属性带给文人压力。在沙龙蓬勃时期,它推动北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其学人圈具有的民族情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城内的定居和北平城外的迁移过程中,其学人圈体悟社会现实疾苦,逐渐走出象牙塔,流亡过程中,用文字鞭挞社会当局,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梳理沙龙的历史过程,既可以窥探社会时局的变化,又使得内部成员精神世界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呈现出民国文学场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理性趋向。此沙龙在北平辉煌时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发表阵地,参与“《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等事件,把握了文化话语权,利用报刊营造北平文学氛围,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沙龙学人圈于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并寄托对民族国家的担忧。国难时期,更多人从事文艺实践活动,为社会公共议题积极发声,这些文学实践表现出他们对文艺与政治的调适,“太太的客厅”学人圈发出的民族话语是重新审视民国历史的一个侧影。依照“占位”“惯习”等相关理论的启发,“太太的客厅”显示出它的双面性: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场域外部的人获得青睐并进入场内,进而取得文坛位置,这使得沙龙作为文人成长的阶梯,具有提携文坛新人、助力作家改变身份的作用;同时,这种“占位”过程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秩序,使得更多人向往沙龙。非精英出身或非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在此沙龙中倍感压力,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带来的沉默成为他们与沙龙中其他人交流的阻碍。总体而言,1930年代的北平文坛热闹而璀璨,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夹杂着社会民众的诉求。“太太的客厅”作为其中一处文学场域,讨论它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沙龙具有的文化和社会作用,以及其学人圈对民族国家的真正态度。在民国文学历史的研究视野下,沙龙不应总是文人类聚的表现,作为文化现象,它在历史长河中值得获取新的阐释。
二、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之管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之管窥（论文提纲范文）
（1）谢无量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两种文化的抉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
| 第一章 谢无量先生略传 |
| 第一节 少年才俊求学立身 |
| 第二节 以笔作枪办学存古 |
| 第三节 着书立说助力五四 |
| 第四节 受知国父投身革命 |
| 第五节 潜心励志传道杏坛 |
| 第二章 谢无量学术研究的几个面向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的产生 |
| 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框架 |
| 三、《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特点 |
| 第二节 《孔子》研究 |
| 一、 《孔子》的基本架构 |
| 二、《孔子》的书写特色 |
| 第三节 《朱子学派》研究 |
| 一、《朱子学派》的基本架构 |
| 二、从对朱子学术渊源的论述看谢氏的思想气质 |
| 三、重提朱子学说的深层意义 |
| 第四节 《阳明学派》研究 |
| 一、《阳明学派》的基本架构 |
| 二、谢氏对于阳明思想的理解和服膺 |
| 第五节 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介绍和研究 |
| 一、谢氏选取尼采进行研究的意义 |
| 二、《德国大哲学者尼采之略传及学说》 |
| 第六节 谢无量文学与文学史思想研究 |
| 一、《中国大文学史》 |
| (一)、《中国大文学史》的基本架构 |
| (二)、《中国大文学史》的书写特色 |
| 二、《中国六大文豪》 |
| (一)、《中国六大文豪》 |
| (二)、六大文豪之代表——屈原 |
| 三、平民文学与《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罗贯中与马致远》) |
| (一)、平民文学的提出 |
| (二)、提倡平民文学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三)、平民文学是与时代相结合的产物 |
| (四)、平民文学的代表 |
| (五)、对妇女文学的提倡 |
| 第七节 谢无量书法艺术研究 |
| 一、谢无量学术思想对书法艺术的滋养 |
| 二、谢无量书法艺术之特点 |
| 第三章 谢无量学术思想的特点及其创获 |
| 第一节 “兼总百家,必归于儒”的儒学底色 |
| 第二节 “创造的、自信的、自决的”的道家气质 |
| 第三节 “敏于外,察于内”的直觉思维方法 |
| 第四节:“了解之同情”、“温情与敬意”的研究方法 |
| 第四章 谢无量学术思想未受到重视的历史反思 |
| 一、从谢氏本人看 |
| 二、从谢氏的作品情况看 |
| 三、从时代发展来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庄子》散木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概况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本细读与文本内证法 |
| (二)比较分析法 |
| (三)文史互证法 |
| (四)多重视域法 |
| (五)情境代入法 |
| 四、引言 |
| 第一章 《庄子》散木思想研究的前提 |
| 第一节 作为哲学的《庄子》散木思想研究 |
| 第二节 《老子》与《论语》是《庄子》散木思想的先声 |
| 第三节 ““迹”或“所以迹”:散木思想的语境与先秦学术的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散木与“道术将为天下裂” |
| 第二章 大制不割、散木不散:《庄子》散木思想概说 |
| 第一节 《庄子》散木思想概说的基础 |
| 第二节 《庄子》散木思想对《老子》朴器观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节 《庄子》散木思想与《论语》器用观、文质观的争鸣 |
| 1、关于有用、无用 |
| 2、关于器与不器 |
| 3、文与质 |
| 第三章 散木与物物 |
| 第一节 散木命名的合理性与栎树对命名的背离 |
| 第二节 “物物”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散木与“物物” |
| 第四章 散木与逍遥 |
| 第一节 散木与《逍遥游》 |
| 第二节 钟泰“消摇”说及陈寅恪向、郭逍遥义探源 |
| 第三节 向、郭释逍遥之失与“无待”是“树” |
| 第四节 散木“樗”与“逍遥” |
| 第五章 散木与不器 |
| 第一节 衰世、遗民与散木 |
| 第二节 “让天下”的历史语境与许由“耻之” |
| 第三节 散木不器与“则为社何” |
| 第六章 散木是“故宋遗民”理想人格的象征 |
| 第一节 庄子是出自庄族的“故宋遗民” |
| 第二节 岁寒后凋:从泓之役看子姓宋人的理想人格 |
| 第三节 从松柏到散木:“故宋遗民”理想人格的延续与转变 |
| 第七章 散木思想:庄子的人生与忧患意识 |
| 第一节 “散木”与《庄子》文本中的自我映射 |
| 第二节 散木与庄子的前世、今生:庄族没落与戴氏代宋 |
| 第三节 《庄子》的忧患意识与散木具体所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文献评析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重点、难点 |
|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新思考 |
| 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使命 |
| 2.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基本遵循和落脚点 |
| 2.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 |
| 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 传统文化渊薮及对提出“两化”原则的启示 |
| 4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1 “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2 “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3 “两化”的基本环节和运行机制公式解析 |
| 4.4 “两化”的辩证性、普适性和艰巨性辨正 |
| 5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 |
| 5.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 |
| 5.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实践证成 |
| 6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
| 6.1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八个统一”要求 |
| 6.2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六要”要求 |
| 6.3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实践性”要求 |
| 7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 |
| 7.1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 |
| 7.2 “两化”原则运用于“灌输论”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3 “两化”原则运用于“生命线”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4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化研究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 2.2 第一阶段 |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 2.3 第二阶段 |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 2.4 第三阶段 |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 3.3.1 张申府生平 |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 3.5 小结 |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 4.1.2 《现代逻辑》 |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 4.2.1 金岳霖生平 |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 4.5 小结 |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历史认识的需要 |
| (二)现实改革的需要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价值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研究生教育 |
| (二)研究生培养模式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形成的基础 |
| 第一节 抗战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 |
| 一、清朝末期研究生教育的萌芽 |
| 二、民国初年研究生教育的起步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建校前三校的研究生教育 |
| 一、国立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 二、国立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 三、私立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 |
| 四、三校培养模式的特点小结 |
| 第二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体系 |
| 第一节 三足分立的教育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严格要求的学生招考选拔 |
| 一、高标准的专业分组招生考试 |
| 二、高质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源 |
| 第三节 鼓励研学的奖励资助体系 |
| 第四节 政府与社会的科研经费支持 |
| 第五节 公费择优的留学交流管理 |
| 第三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过程 |
| 第一节 培养模式 |
| 一、联大一体下的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 |
| 二、以科研为导向的“学、教、研”一体模式 |
| 第二节 课程教学 |
| 一、各专业教师自定开设的课程科目 |
| 二、联系前沿并融汇西学的教学内容 |
| 三、由通至专且本硕衔接的课程体系 |
| 四、重视学术讨论和报告的教学方式 |
| 五、欧美教材与外语授课的普遍应用 |
| 第三节 科学研究 |
| 一、注重国学文化的文科 |
| 二、因时制宜的理、工科 |
| 三、结合社会实际的法科 |
| 四、联系战时经济的商科 |
| 第四节 师生互动 |
| 一、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
| 二、严谨求真的学术指导 |
| 三、热心真切的人生关照 |
| 四、学术救国的价值追求 |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培养成效与局限 |
| 第一节 学生毕业及三校复员 |
| 一、研究生的毕业或离校去向 |
| 二、联大解散后三校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恢复 |
| 第二节 教育成效 |
| 一、推进学术理论的深化与创造 |
| 二、引领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
| 三、塑造学子的治学方向与品质 |
| 第三节 教育局限 |
| 一、战争环境对科研条件的约束 |
| 二、西方教学模式的移植缺陷 |
| 三、有限的研究生培养规模 |
| 第五章 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总结 |
| 第一节 科研为主与精化课程的教研体系 |
| 第二节 自由包容与多元导引的教学理念 |
| 第三节 融会中西与紧跟前沿的国际化教育 |
| 第四节 联系国情与结合地域的研究训练 |
| 第五节 德学并重与言传身教的教师指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无根基的教化与人的失序:自然与技术之争 |
| (二)无灵魂的教化与人的平庸:德性与知识的分离 |
| (三)教化本身的遗忘:“自然”不再关涉人的德性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自然与德性:从神话时代到柏拉图时代的教化图景 |
| 第一节 自然、德性与教化:个体如何追寻美好生活的理想 |
| 一、何为教化:从“认识你自己”谈起 |
| 二、自然何为:以“神—人”关系演变为中心的考察 |
| 三、德性培养:以自然的探究实现对善好秩序的领悟 |
| 第二节 “神话时代”的教化:神圣的自然与人德性生活的开启 |
| 一、荷马史诗中的教化世界:神主导的自然与高贵的德性 |
| 二、赫西俄德笔下的教化:宇宙秩序的建立与人的世俗德性生活 |
| 三、悲剧诗人的教化:理性的抗争以追求“不朽”与自然命运的冲突 |
| 第三节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教化:理性主导认识本源与德性生活的转向 |
| 一、米利都自然哲人的“自然”:“元素”与节制的德性 |
| 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数”与沉思的德性 |
| 三、赫拉克利特的“自然”:“逻各斯”与智慧的德性 |
| 第四节 柏拉图的教化困境:自然隐匿与德性生活的失序 |
| 一、政治生活的隐患:城邦的危机带来灵魂的“无序” |
| 二、教化内在根基转变:“理智”对“自然”的僭越与人的无家感 |
| 三、智术师的影响:对自然的扭曲带来灵魂德性的混乱 |
| 第二章 柏拉图的“重建”:以目的论重释自然与德性之教 |
| 第一节 柏拉图的自然:灵魂中个体—城邦—宇宙的秩序性 |
| 一、宇宙论:作为个体德性及其教化的背景与依据 |
| 二、人的自然:作为个体德性及其教化的起点 |
| 三、城邦自然:作为个体德性及其教化的现实“生成”境遇 |
| 四、目的论下的整体“自然”:个体在世的秩序性与灵魂不朽的高贵 |
| 第二节 灵魂德性的养成:个体教化空间的拓展 |
| 一、个体教化性成人的中心:对于德性的不断追问 |
| 二、德性之教的实质:灵魂秩序的不断协调 |
| 三、个体教化性成人的实现:“知识”走向美德 |
| 第三节 “自然作为德性之源”:目的论关照下的教化使命 |
| 一、目的论下的秩序把握与德性获致:寻求教化的自然正当性 |
| 二、以德性超越个体自然的有限性:寻求教化中的灵魂上升 |
| 三、以灵魂和谐指引城邦正义:寻求德性之教的现实方向性 |
| 第三章 柏拉图的教化之路:超越个体自然过程中的德性完善 |
| 第一节 打开个体自然之维:身体德性的教化与在世的“家园”感 |
| 一、“洞穴”与身体的被缚:“无知”作为个体生存之自然境遇 |
| 二、身体的训练与“诗教”:灵魂的协调作为早期德性之教的基础 |
| 三、人的自然神话与“高贵的谎言”:个体“位置”作为德性之教的开端 |
| 第二节 超越个体有限性:理智德性的教化与灵魂对自然秩序的追寻 |
| 一、灵魂的转向与对身体自然的超越:寻求从意见到知识的上升 |
| 二、理智化的学习与灵魂的上升:个体灵魂与宇宙自然秩序的联结 |
| 三、理性的增长与灵魂秩序的和谐:从知识掌握到德性显现 |
| 第三节 观看宇宙的自然之善:沉思德性的教化与个体灵魂的不朽 |
| 一、摹仿自然“原型”与哲学学习:以灵魂的沉思达致德性的完满 |
| 二、返回洞穴与哲人德性的使命:以“立法”来改善城邦政治的自然秩序 |
| 三、“人”与“神”关系的平衡:以“向死而生”的姿态追寻个体的不朽 |
| 第四章 柏拉图教化的指向:以宇宙自然目的引导个体德性成人 |
| 第一节 实现“自然之善”的内在目的:德性之教的终极价值 |
| 一、德性之教在于以“自然”引导灵魂朝向“善”的目的 |
| 二、“自然之善”的目的在于指引个体获得“真正”的德性 |
| 第二节 理性的范围与合理运用:以宇宙自然秩序指引个体灵魂重建 |
| 一、宇宙自然秩序的把握需要以“理性”主导灵魂 |
| 二、个体灵魂的和谐需要保持“理性”之于整体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城邦生活作为卓越的“场所”:以灵魂德性走向现实政治 |
| 一、个体灵魂德性的提升需要投入到现实的城邦改善之中 |
| 二、城邦秩序的和谐需要建基于对“自然”的关照之中 |
| 第四节 人应该如何生活:以德性成人回归生活的幸福 |
| 一、引导灵魂的上升是为了观看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
| 二、幸福的生活源于灵魂教化中由“自然”而生发的美好德性 |
| 结语:重申关照“自然”中的德性成人之教化使命 |
| 一、目的论的消亡与自然观的演变进程中德性之教的必要性 |
| (一)技术时代下理解教化中自然维度的必要性 |
| (二)德性培养作为教化之中心任务的时代必要性 |
| (三)自然与德性的关联需要在教化的领域中重新理解 |
| 二、以柏拉图教化哲学来“疗救”现时代教化困境的可能性 |
| (一)教化的永恒使命:“自然作为德性之源”与个体整全成人 |
| (二)柏拉图时代与现代教化的共通性:对“成人”的关注与期待 |
| (三)以柏拉图视角来认识教化过程中自然与德性关系的重要性 |
| 三、柏拉图教化哲学的意义与启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何以卓越 |
| (一)目的论指引下的个体成人:以对自然的追问寻求德性提升 |
| (二)提升生命境界的教化抉择:把个体卓越置于“整体”关联之中 |
| (三)技术时代下个体自我德性的拯救:找寻永恒的“星与罗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李仁甫“生成课堂”语文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个案研究法 |
| 1.4.3 调查访谈法 |
| 第二章 高中语文生成教学的现状调查 |
| 2.1 生成教学的概述 |
| 2.2 高中语文生成教学现状的调查 |
| 2.2.1 教师对生成教学的认知和运用情况的调查 |
| 2.2.2 学生在生成教学下表现情况的调查 |
| 2.2.3 高中语文课堂生成教学问题的调查 |
| 2.3 高中语文生成教学存在的问题 |
| 2.3.1 生成课堂教学中教师的问题 |
| 2.3.2 生成课堂教学中学生的问题 |
| 2.3.3 生成课堂教学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
| 第三章 李仁甫“生成课堂”教学的理念探索 |
| 3.1 课前预设观念的转变 |
| 3.1.1 从“预设”到“预备”的转变 |
| 3.1.2 从“硬性预设”到“弹性预设”的转变 |
| 3.2 课堂教学观念的转变 |
| 3.2.1 从“教师主导”到“双主体”的转变 |
| 3.2.2 从“再现课堂”到“生成课堂”的转变 |
| 3.2.3 从“非语文生成”到“语文生成”的转变 |
| 第四章 李仁甫“生成课堂”教学的实践探索 |
| 4.1 “生成课堂”的课前预备模块 |
| 4.1.1 教师的充分预备 |
| 4.1.2 学生的深度预学 |
| 4.2 “生成课堂”的课堂启动模块 |
| 4.2.1 放手课堂教学引擎 |
| 4.2.2 设计课堂启动模式 |
| 4.2.3 开展有效课堂汇学 |
| 4.3 “生成课堂”的课堂应变模块 |
| 4.3.1 互联策略 |
| 4.3.2 聚焦策略 |
| 4.4 实施“生成课堂”教学的建议 |
| 4.4.1 对教师的建议 |
| 4.4.2 对学生的建议 |
| 4.4.3 对社会的建议 |
| 第五章 李仁甫的教育实践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启示 |
| 5.1 环境因素 |
| 5.1.1 社会环境 |
| 5.1.2 学校环境 |
| 5.1.3 家庭环境 |
| 5.2 师长引领 |
| 5.3 个人因素 |
| 5.3.1 广博仁爱的教育情怀 |
| 5.3.2 厚积薄发的阅读学习 |
| 5.3.3 敢于质疑的批判精神 |
| 5.3.4 永不言弃的人生品格 |
| 第六章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10）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因时局而迁:“太太的客厅”来脉去向 |
| 1.1 “梁家茶会”:初步形成 |
| 1.1.1 选址北总布胡同3号 |
| 1.1.2 改造四合院 |
| 1.2 “星六碰头会”:发展壮大 |
| 1.2.1 清华北院“饭团” |
| 1.2.2 光临金岳霖的“湖南饭店” |
| 1.3 “太太的客厅”:享誉文坛 |
| 1.3.1 林徽因的功劳 |
| 1.3.2 沙龙固定成员概况 |
| 1.4 “太太的客厅”余光:昙花一现 |
| 1.4.1 成立长沙“歌咏队” |
| 1.4.2 转至昆明“棕皮营” |
| 1.4.3 暂居李庄“月亮田”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第二章 “学人圈”的民族话语:“太太的客厅”与文学实践 |
| 2.1 文学氛围的营造 |
| 2.1.1 从事“特殊工作”——以文学生产为核心 |
| 2.1.2 探讨文学事实——以《大公报》复刊十周年为重心 |
| 2.2 文学理念的表达 |
| 2.2.1 关注“窗子以外”——以叶公超为例 |
| 2.2.2 反映现实生活——以沈从文为例 |
| 2.3 文化行动的主张 |
| 2.3.1 发表《我们的本分》 |
| 2.3.2 建筑公共舆论的园地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第三章 文人成长的阶梯:“太太的客厅”与文学秩序 |
| 3.1 萧乾:从文学青年到主编 |
| 3.1.1 林徽因:“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 |
| 3.1.2 一篇《关于图案》及其他 |
| 3.2 李健吾:从作家到批评家 |
| 3.2.1 成为沙龙常客 |
| 3.2.2 成为京派批评家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第四章 精英的圈囿:对“太太的客厅”必要的反思 |
| 4.1 沈从文的“文化善意” |
| 4.1.1 组织约稿会:“以从文先生为中心” |
| 4.1.2 追求高雅:“只淘剩一个空壳” |
| 4.1.3 排版《我们太太的客厅》 |
| 4.2 朱自清的“隐身衣” |
| 4.2.1 自卑的表现 |
| 4.2.2 沉默者:“余不敢批评” |
| 本章小结及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之管窥（论文参考文献）
- [1]谢无量学术思想研究[D]. 张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10)
- [2]《庄子》散木思想研究[D]. 蒋昆成.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4]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5]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7]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8]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李仁甫“生成课堂”语文教学研究[D]. 徐浩.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10]民国社会场域中“太太的客厅”研究[D]. 任荣娟. 西北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