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亮[1]（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李敏[2]（2020）在《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即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目标。在中国扶贫进程中,内外共同作用的贫困治理模式下,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源式扶贫的资源传递中,村级组织作为扶贫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承接者,占据重要一环;内源发展式脱贫方式中,村级组织作为村内的精英力量,对于带动村内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的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削弱“精英俘获”对扶贫资源造成的贫困治理“内卷化”问题,提升村级组织的能人带动效应,对于农村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从村庄层面探寻农村贫困治理的新思路,着重回答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村级治理能力是否能显着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这种影响是否一致,是否因村庄贫困程度不同存在显着差异?如果能够显着影响农村贫困,那么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路径与机制为何?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为提升中国扶贫治理效率,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现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本研究在“贫困陷阱”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与“治理”理论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框架,并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讨。基于陕西省内宝鸡市、咸阳市、安康市、榆林市、商洛市共5市16个县154个乡镇546个村庄的调研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及方法,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指出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可行性路径。依据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2010-201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无论是在绝对人口分布还是相对贫困人口比重均表现出在山区更高的聚集度,且在2015年以后进一步山区聚集的趋势。基于陕西省内的调研样本的分析中,安康市贫困程度最深,商洛市贫困发生率较低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与之相反的宝鸡市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但市内村庄贫困发生率却排第二,榆林与咸阳市的贫困程度最轻;从健康、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水平来看,依然是安康与商洛表现最为贫困,宝鸡、咸阳次之,榆林贫困程度最轻。对比林区与非林区两组样本村庄发现,林区样本村庄在四个维度贫困程度均显着高于非林区样本,再次论证了贫困人口在林区地形聚集的结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扶贫资源向贫困程度最深的安康与商洛市倾斜较多,榆林市虽贫困程度最浅,但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排名第三,其次为宝鸡市,扶贫资源相对投入最少的为咸阳市。在分地形的扶贫项目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村庄获得的扶贫资源要显着高于非林区样本,但因贫困村的进入退出机制并不完善,可能存在扶贫资源瞄准效率低下的情况。（2）基于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从资源获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村级治理能力度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对调研样本村庄的村级治理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其综合水平相对较低,整体样本均值仅为0.136,四个维度的均值大小排序依次为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分地级市对比分析中,总体村治能力水平排名为榆林市>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其中榆林市在村治能力综合指数与各维度指数中均排名第一,安康与商洛市除个别维度外,均表现靠后,表明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更高,在贫困林区的均值水平则较低;林区与非林区的样本对比来看,林区样本组除社会管理能力外,均显着低于非林区样本的均值表现,这一结果说明了村治能力与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状况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3）为进一步了解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从“制度”与“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对村庄治理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中民主选举变量的选举候选人个数与选举投票率、民主监督变量中的监委会成员数以及宗族规模变量均显着正向影响村庄治理能力,村干部个体特征因素中,村支书受教育程度、村支书任职年数、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及村主任特殊经历均对村级治理能力有显着正向影响,而村主任任职年数却有显着负向影响;在民主选举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分析中,民主选举能够通过选举出高素质的、管理经验丰富的村干部,通过提高村庄引进资源能力及发展村内经济的能力来提升村庄综合治理能力;民主监督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检验中,民主监督手段并不能让高素质的村干部表现出更好的能力,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主任的社会管理能力;非正式制度变量的宗族网络规模与村干部个体变量的交互项影响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但对村干部管理村内公共事务有促进作用。（4）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的分析中发现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存在显着负向影响,即村级治理能力越高的村庄能够产生显着的减贫效果。整体调研样本中,村级治理综合能力显着负向影响农村贫困状况,同时村庄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劳动力比重高、耕地资源质量差、自然灾害频发、灌溉设施及公共交通水平低、地理位置偏僻、村内没有发展特色产业和引进企业等因素也是造成村庄贫困的重要因素;为考察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村级组织行为是否存在显着差异,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系数,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门槛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且在贫困程度越深的村庄,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要高于贫困程度较浅的样本村。同时,对样本依据林区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处于林区内的村庄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十分显着,而非林区样本村庄的村级组织减贫效果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5）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减贫效应的分析中,村级组织在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四个维度减贫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在整体样本分析中,仅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构显着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表明当前农村社会,村庄治理目标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是较为正确的。在对不同贫困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中,在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发展经济能力减缓贫困的作用更为显着,而资源获取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相反的,在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村级资源获取能力与农村贫困呈显着负向相关,而发展经济能力并不显着,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在门槛回归中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有显着负向影响,表明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仍然需要依靠加大外部资源流入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实现减贫目标,而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主要依靠激发村庄内源式发展动力,带动村内居民生产发展积极性来改善村庄贫困;林区与非林区地带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显着减少村内贫困状况,非林区样本村庄则主要依靠村级组织的发展经济能力来带动农村发展。（6）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结果中,揭示了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主观减贫机制”直接作用于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最为显着,其次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措施的间接效应的影响,最后是通过特色产业经营,调节特色资源利用效率,拓展农户收入渠道的方式。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的减贫路径来看,资源获取能力与发展经济能力通过发展村内产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介效应以实现减贫的效果要优于直接减贫的效果,而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直接减贫效应是高于通过发展产业的间接减贫效应的。第五,从四个维度的减贫总效应对比来看,村级组织社会管理能力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公共服务能力,再次为发展经济能力,最后为资源获取能力,表明当前农村需要通过村级组织实现减贫目的时,应以提升村级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村级组织的管理经验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实现减贫的有效路径,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以实现减贫的效率相对要低一些。对比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机制发现林区地带村级组织通过直接减贫措施以及产业发展的中介作用能够显着改善村内贫困状况,而非林区样本中仅通过企业发展与开发特色资源的方式能显着减少贫困。
陶鹏杰[3]（2020）在《瑞安市行政村撤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陶山镇沙洲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行政村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基础差、发展弱,村资源分布和利用不平衡,制约了农村发展壮大,制约了产业布局和资源要素有效利用,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更无从谈起乡村振兴。因此,创新乡村治理,实施行政村撤并,实现人力、资本、资源等要素集聚,促进人口、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拓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空间,提高村庄规划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共享度,才是破解农村发展瓶颈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才是农村社会转型的的关键之举,才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探索。2010年以来,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绍兴、温州、宁波衢州等地市（县、区）已完成了行政村撤并。从各地的实践来看,通过村规模调整可以较好地释放农村发展的潜力和活力,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2018年,浙江省各地市（县、区）再次启动新一轮行政村撤并工作,其中,台州市共减少行政村1576个,整合新建1018个,同步新建社区46个,行政村撤并率达33.9%,金华市减少1600多个行政村,行政村撤并率达35.9%。在大力推进行政村规模调整时,如何使撤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属性的改变、村规模大小的调整,而是让新村如何有效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合理有效的路径,才让行政村规模调整更有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浙江省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为研究对象,从我国行政村撤并的发展脉络,阐释开展行政村撤并的必要性。在通过个体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全程参与该村行政村撤并,分析行政村撤并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结合其他地方行政村撤并的成功经验以及沙洲村作为温州市行政村撤并成功试点经验,试图以整体性理论视角提出成功推进行政村撤并的意见建议。
谢佳兵[4]（2020）在《山区村级治理现状与对策分析 ——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文中提出2020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要通过县、乡、村三级协同推进,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将更多社会资源下沉到乡村,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的中心逐步向基层转移,进而提升乡村基层的治理效能。（1）农村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基本单元,村级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经过近40年“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发展,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体系。但受地理、交通、经济、教育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村级组织的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村级治理模式的优化提升和精细化管理对于村庄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乡村治理模式的经验和启示,结合浙西南山区松阳县本地的实际,围绕山区村级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阐述和分析,并根据各地治理经验和启示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山区农村治理提供借鉴价值。本文主要内容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节以绪论为核心,阐述了山区村级治理这个课题研究的背景和当下的时代意义,对村级治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并浅谈了本研究的目标、思路、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章节围绕山区村级治理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阐述;第三章节介绍了松阳县山区村级治理的现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做法及成效,并详细分析了当前松阳县山区村级治理中遇到的瓶颈问题,主要有队伍建设、经济发展、政府介入过度以及干部队伍出路等问题;第四章节总结了国内外村级治理的部分经验及启示;第五章节针对松阳山区村级治理的瓶颈问题的破解进行了对策的分析和阐述,主要包括队伍建设、资源利用、治理能力提升和制度保障等四方面的改善和提升。山区农村作为城镇化的边缘区域,村级治理应当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发展实际,同时更需要政府在给予必要政策支持的前提下赋予村级组织更大的自治空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治理应当更具针对性。因此,山区村级治理现状与对策的研究和探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宁容容[5]（2020）在《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我国农村村级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以湖南省C县W村为例》文中提出湖南省C县W村在2015年进行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现已完成,改革后出现一系列的变化,给W村党组织建设带来一些困难,解决这些困难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因此,对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村级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村级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为研究重点,在基层党建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以及访谈法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乡镇区划调整后W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的困难,如党员规模增大,但素质参差不齐、老龄化严重;村干部工作任务急剧增加,贫困村现状无改变;村虽合并村党组织却没有形成核心凝聚力;村“空心”程度增大,村党组织政治宣传成效不彰以及村两委配合默契不足,工作效率不高等困难。分析得出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主要有: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活力,党组织保障不足、运行艰难,家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影响村党组织的决策,外出务工党员流动频繁、村党组织工作难度加大以及村两委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等。进而提出在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加强W村级党组织建设应当优化队伍结构、吸引青年党员的加入,合理安排支出、强化基层基础运行保障,正确引导家族宗族势力、强化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加强流动党员管理、进行切实有效的政治宣传和明确村两委分工、构建和谐两委关系等解决对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加强村级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益经验,以期为村级党组织在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一定借鉴和启示。
胡伟斌[6]（2020）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村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关乎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村庄治理是农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耦合下的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村庄的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以满足农民群众高质量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变迁,不仅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对村庄治理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更是意义重大。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内容展开研究。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总体影响研究。主要通过对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剖析来考察这些影响。首先,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构建了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村庄治理体系。其次,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强化,促进村庄代理人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再是,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村庄流失的信任机制和民主机制具有较好的修复与增强作用。最后,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满意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提高。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研究。信任作为一种非契约性互动机制,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向度。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研究发现,就制度信任而言,除县乡政府信任外,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最强,村委会的信任次之;从人际信任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也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同村人信任影响最大。第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民主作为一种契约性互动,是村庄治理的另一关键向度。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民主增进效应,能显着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从村庄层面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村庄或是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更强的村庄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农户层面看,发现在低年龄、低教育程度以及有跨县外出务工经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着。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股份合作制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第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公共品类型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医疗、环境卫生等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村庄类型来看,改革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更加明显。此外,股份合作制改革还通过民主效应与信任效应来间接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主题为当下中国“三农”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村庄治理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主攻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改革对村庄治理影响上,将两个焦点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主要贡献。其次,本文跳出了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探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后,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并运用基于较大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囿于村庄样本量与数据结构等因素,本研究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深化与村庄治理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及局限进行了研究展望。
马池春[7]（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李颖[8]（2020）在《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改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村级组织作为农村治理的主体之一,是构成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元素,同时也关乎于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村级组织功能的完善,是有力提升我国实现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发展的不协调加大了农村发展的风险性,在这一背景下,提高村级“软组织+硬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及稳定性,寻找合理的平衡点,才能处理好农村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目标。博爱县为河南省焦作市下辖县,该县农村人口占全县人口大比,农业效益和集约化程度较高,属典型的农业县,曾获全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县及焦作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工作试点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传统的农村社会村级组织结构与当前社会发展仍存在矛盾与冲突,博爱县村级组织也面临着制度劣势、经济生产力缺失、思想文化落后、职能定位不清等问题。农村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村级组织的治理,而村级组织面临困境的深浅程度,将直接关乎到农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因此,深入分析与探究博爱县村级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积极作用,应是该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以政府治理理论、政府职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以博爱县部分村级组织为例,基于其当前的发展现状,认为该县村级组织面临着功能弱化等系列的问题。加强村级组织契约治理和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是改善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服务体系保障、文化保障、人力资源保障、财务资金保障五位一体,可为该县村级组织功能的改善的提供重要保障。
梁琦[9]（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刘晓明[10]（2020）在《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文中指出行政村是我国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改革发展,农村妇女的生产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村级妇联工作是以村党支部联系妇女群众为宗旨的,村级妇联组织建设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本文以汤原县137个行政村妇联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村级妇联建设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当前村级妇联建设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缺少工作经费,工作人员发挥服务作用弱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本文从加强村级妇联组织政治建设、队伍建设、活动建设、阵地建设、制度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村级妇联组织建设的解决对策,提升村级妇联在组织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以便更有效地服务妇女群众。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2）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贫困的相关研究 |
| 1.3.2 村级治理相关研究 |
| 1.3.3 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技术路线 |
| 1.7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村级治理能力 |
| 2.1.3 林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陷阱理论 |
| 2.2.2 内源发展理论 |
| 2.2.3 治理理论 |
| 2.3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理论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贫困现状与减贫效果 |
| 3.1 农村贫困分布与贫困聚集特征 |
| 3.1.1 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特征 |
| 3.1.2 农村贫困人口集聚特征 |
| 3.2 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
| 3.3 样本区域贫困特征 |
| 3.3.1 分地区的贫困特征对比 |
| 3.3.2 林区与非林区的贫困特征对比 |
| 3.4 样本区域参与扶贫项目状况 |
| 3.4.1 分地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状况 |
| 3.4.2 林区与非林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状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治理能力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村级治理能力的度量 |
| 4.1.1 指标选取 |
| 4.1.2 权重赋值 |
| 4.1.3 综合指数测算 |
| 4.2 村级治理能力特征分析 |
| 4.2.1 村级治理能力区域差异分析 |
| 4.2.2 村级治理能力林区与非林区间差异 |
| 4.3 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3 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理论分析 |
| 5.2.2 研究假设 |
| 5.3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分析 |
| 5.4.2 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研究假说 |
| 6.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说明 |
| 6.4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模型整体拟合度分析 |
| 6.4.2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4.3 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结果对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 |
| 7.2.2 保障村级组织治理资源,调动村级组织减贫动力 |
| 7.2.3 明确基层项目目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 7.2.4 提高村级组织发展经济能力,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
| 7.2.5 明确村干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村庄情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瑞安市行政村撤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陶山镇沙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1.1 关于地方政府合并的研究 |
| 1.3.1.2 关于整体性治理的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1 关于村庄合并的研究 |
| 1.3.2.2 关于整体性治理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阐释 |
| 2.1 行政村概念界定 |
| 2.2 行政村撤并含义 |
| 2.3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4 整体性理论对行政村撤并适用性及借鉴意义 |
| 2.4.1 整体理念的思维视角 |
| 2.4.2 公民至上的需求导向 |
| 第三章 行政村撤并的发展脉络及瑞安市陶山镇撤并调查分析 |
| 3.1 行政村撤并的发展脉络 |
| 3.1.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破冰” |
| 3.1.2 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大规模推进 |
| 3.1.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史无前例 |
| 3.1.4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时期 |
| 3.2 瑞安市陶山镇行政村撤并调查与现状分析 |
| 3.2.1 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撤并前的状况 |
| 3.2.2 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撤并过程 |
| 3.2.3 瑞安市陶山镇推进行政村撤并的总体成效 |
| 3.2.3.1 资源要素配置更合理 |
| 3.2.3.2 拓宽选育视野,优化干部队伍 |
| 3.2.3.3 缩减运行管理成本,提高村干部待遇 |
| 3.2.3.4 有利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
| 3.2.4 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撤并满意度调查分析 |
| 第四章 陶山镇行政村撤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撤并及融合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并村政策不明朗 |
| 4.1.2 并村容易并心难 |
| 4.1.3 并村容易并资难 |
| 4.1.4 村民意愿不强烈 |
| 4.1.5 村干部抵触情绪 |
| 4.1.6 运行制度执行难 |
| 4.2 陶山镇沙洲村撤并过程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基层党建引领不强 |
| 4.2.2 陌生人共同体存在信任隔阂 |
| 4.2.3 新村与老村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五章 完善瑞安市行政村撤并及融合的对策建议 |
| 5.1 以整体性为原则,优化撤并制度安排 |
| 5.1.1 科学论证撤并方案可行性 |
| 5.1.2 充分研判撤并过程稳妥性 |
| 5.2 以村民为中心,保障农民长远利益 |
| 5.2.1 村民本位,依法依规推进撤并 |
| 5.2.2 部门协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
| 5.3 以优化治理为手段,夯实基层组织基础 |
| 5.3.1 拓宽选育视野,建强干部队伍 |
| 5.3.2 关爱退职干部,做好原村干部心理疏导 |
| 5.3.3 重塑治理结构,加强新村网格化治理 |
| 5.4 以更好发展为目标,加快新村融合步伐 |
| 5.4.1 规范财务机制,加快三资融合 |
| 5.4.2 落实制度建设,加强组织运行 |
| 5.4.3 做好发展规划,促进乡村振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陶山镇沙洲村撤并满意度调查 |
| 致谢 |
（4）山区村级治理现状与对策分析 ——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目标、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目标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1.3.3 研究的方法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山区农村 |
| 2.1.2 村民自治 |
| 2.1.3 乡政村治 |
| 2.1.4 山区村级治理 |
| 2.2 理论研究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理论 |
| 2.2.3 乡村治理理论 |
| 第3章 松阳山区村级治理现状、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3.1 浙江省松阳县山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
| 3.2 松阳县当前的村级治理模式和影响要素 |
| 3.2.1 松阳县村级治理模式 |
| 3.2.2 松阳县村级治理影响要素 |
| 3.3 松阳县在山区村级治理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效 |
| 3.3.1 松阳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做法和成效 |
| 3.3.2 松阳县“乡贤+”模式下乡村治理做法和成效 |
| 3.3.3 松阳县“民情地图”在提升村级治理水平的做法和成效 |
| 3.4 松阳山区村级治理遇到的瓶颈问题 |
| 3.4.1 山区村级组织管理队伍建设面临的困境 |
| 3.4.2 山区村级组织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
| 3.4.3 村民自治能力不足与基层政府指导过度所面临的困境 |
| 3.4.4 村干部队伍的劳动报酬和出路面临的困境 |
| 第4章 国内外村级治理的部分经验及启示 |
| 4.1 国外村级治理的部分经验及启示 |
| 4.1.1 日本村级治理经验及启示 |
| 4.1.2 韩国村级治理经验及启示 |
| 4.1.3 美国村级治理经验及启示 |
| 4.2 当前国内村级治理的部分经验及启示 |
| 4.2.1 项目化时代乡村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存在弊端 |
| 4.2.2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 |
| 4.2.3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山区村资源整合的关键 |
| 4.2.4 乡贤的引导和吸纳是推动山区乡村治理的新动源 |
| 4.2.5 行政村规模调整带来的行政成本降低和管理效率提升 |
| 4.3 “乡政村治”的特色治理模式下乡、村管理体制的关系 |
| 第5章 破解山区村级治理瓶颈的对策分析 |
| 5.1 建强人才队伍,培育治村名师 |
| 5.1.1 优化干部队伍培养选拔机制 |
| 5.1.2 建立兴村治社名师队伍 |
| 5.1.3 常态化开展村干部教育工作 |
| 5.2 转换发展思路,整合利用资源 |
| 5.2.1 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头雁”作用 |
| 5.2.2 基层政府跨区域统筹引导山区抱团发展 |
| 5.2.3 组建专业队伍下基层指导难题破解 |
| 5.3 合理开展指导,提升自治能力 |
| 5.3.1 扶村要以扶业为核心,推动农村形成致富产业 |
| 5.3.2 强村要以强智为重点,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
| 5.3.3 做强要以做优为抓手,打造强村公司品牌特色 |
| 5.4 完善考评制度,鼓励带头致富 |
| 5.4.1 健全和完善村干部考评制度 |
| 5.4.2 因地制宜出台政策鼓励创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我国农村村级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以湖南省C县W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创新点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乡镇区划调整改革与农村村级党组织概述 |
| 2.1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镇区划调整改革 |
| 2.1.1 新型城镇化与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内涵 |
| 2.1.2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意义 |
| 2.2 村级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建设 |
| 2.2.1 村级党组织内涵与特点 |
| 2.2.2 村级党组织的功能 |
| 2.2.3 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内容 |
| 2.3 中国共产党关于村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观点 |
| 第三章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湖南省C县W村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原因 |
| 3.1 湖南省C县W村推进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基本状况 |
| 3.1.1 湖南省推进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主要举措 |
| 3.1.2 C县W村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步骤 |
| 3.1.3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C县W村的变化 |
| 3.1.4 C县W村乡镇区划调整改革的成效 |
| 3.2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C县W村党组织面临的困难 |
| 3.2.1 党员规模增大,但素质参差不齐,老龄化严重 |
| 3.2.2 村干部工作任务急剧增加,贫困村现状无改变 |
| 3.2.3 村虽合并村党组织却没有形成核心凝聚力 |
| 3.2.4 村“空心”程度增大,村党组织政治宣传成效不彰 |
| 3.2.5 村两委配合默契不足,工作效率不高 |
| 3.3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C县W村党组织出现困难的原因 |
| 3.3.1 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缺乏活力 |
| 3.3.2 党组织保障不足,运行艰难 |
| 3.3.3 家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影响村党组织的决策 |
| 3.3.4 外出务工党员流动频繁,村党组织工作难度加大 |
| 3.3.5 村两委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
| 第四章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对策与启示 |
| 4.1 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加强C县W村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
| 4.1.1 优化队伍结构,吸引青年党员的加入 |
| 4.1.2 合理安排支出,强化基层基础运行保障 |
| 4.1.3 正确引导家族宗族势力,强化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
| 4.1.4 加强流动党员管理,进行切实有效的政治宣传 |
| 4.1.5 明确村两委分工,构建和谐两委关系 |
| 4.2 对全国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
| 4.2.1 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紧扣民心夯实政治根基 |
| 4.2.2 改善基层党员结构,优化基层党组织工作队伍 |
| 4.2.3 加强运行保障机制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序运行 |
| 4.2.4 推动基层党组织与行政组织形成和谐互助的工作作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章目录 |
| 致谢 |
（6）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5.1 案例研究数据 |
| 1.5.2 计量研究数据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集体经济 |
| 2.1.2 股份合作制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
| 2.1.4 村庄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 |
| 2.3.2 村庄治理 |
| 2.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治理关系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分析框架 |
| 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发展 |
| 3.1 农村集体产权变革与村庄治理的历史演进 |
| 3.1.1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1－195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萌芽阶段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强化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早期（1978 至 1992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阶段 |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 年至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阶段 |
| 3.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实施 |
| 3.2.1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 |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 |
| 3.2.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与问题 |
| 3.3 村庄治理视角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的改革绩效 |
| 3.3.1 改革效率评价:基于一致性同意的分析 |
| 3.3.2 村庄治理视角下的改革绩效 |
| 3.4 本章结论 |
| 4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改进: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研究 |
| 4.1 杭州市江干区基本概况及案例选择理由 |
| 4.1.1 江干区基本概况 |
| 4.1.2 案例选择理由 |
| 4.2 江干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历程 |
| 4.2.1 第一轮改革(2002-2010):实施改革、建构制度 |
| 4.2.2 第二轮改革(2011-2016):完善改革、双向探索 |
| 4.2.3 第三阶段改革(2017年至今):深化改革、股社分离 |
| 4.3 江干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社治理的影响 |
| 4.3.1 村庄(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
| 4.3.2 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强化 |
| 4.3.3 村庄(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 |
| 4.3.4 村庄(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
| 4.4 治理改进的一个例证: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问题解析 |
| 4.4.2 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3 江干区农村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的制度设计及绩效 |
| 4.5 本章结论 |
| 5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 |
| 5.3 理论分析框架 |
| 5.3.1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
| 5.3.2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
| 5.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差异 |
| 5.6.1 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6.2 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7 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
| 5.8 本章结论 |
| 6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 |
| 6.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1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民主增进效应 |
| 6.3.2 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 |
| 6.4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讨论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差异分析 |
| 6.5.3 中介效应分析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7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文献综述:历史维度的分析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3.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公共品效率的影响 |
| 7.3.2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3 村庄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作用 |
| 7.3.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内在机理 |
| 7.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3 描述性统计 |
| 7.4.4 基本模型构建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 7.5.4 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效应 |
| 7.6 影响差异分析 |
| 7.6.1 公共品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6.2 村庄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7 影响机制分析 |
| 7.8 本章结论 |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7）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改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关于村级组织的研究综述 |
| 2、国外关于村级组织的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 |
| (四)创新之处 |
| 二、基础理论与概念界定 |
| (一)基础理论 |
| 1、政府治理理论 |
| 2、政府职能理论 |
| 3、结构功能理论 |
| (二)概念界定 |
| 1、村级组织 |
| 2、组织功能 |
| 三、博爱县村级组织的发展现状 |
| (一)博爱县村级组织的概况 |
| 1、村级组织类型和特征 |
| 2、村级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
| (二)博爱县村级组织的变迁 |
| 1、新中国成立以后村级组织建设 |
| 2、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建设 |
| 3、当前的村级组织建设 |
| 四、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弱化的问题分析 |
| (一)村级组织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弱化——村委会建设 |
| 1、村级组织制度建设处于劣势 |
| 2、村级组织经济生产力缺失 |
| 3、村级组织思想文化落后 |
| 4、村级组织职责定位不清楚 |
| (二)村级组织政治功能的弱化——党组织建设 |
| 1、部分党员思想政治意识薄弱 |
| 2、党员队伍管理工作开展不顺利 |
| 3、领导班子的能力素质亟待提高 |
| 4、党员带头作用发挥不好 |
| (三)村级组织经济功能的弱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 |
| 1、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
| 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 |
| 3、政策扶持与财政支持不足 |
| 4、村级集体经济体系不健全 |
| 五、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改善的途径 |
| (一)加强村级组织契约治理 |
| 1、实践调查——基于博爱县A村水电站考 |
| 2、改善途径 |
| (二)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 |
| 1、实践调查——基于B村大拱棚孵化种植公司考察 |
| 2、改善途径 |
| 六、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改善的保障措施 |
| (一)组织保障:村级组织保障的基本要素 |
| 1、加强民主监督能力 |
| 2、明确划分村级组织的职能 |
| (二)服务体系保障:村级组织后续稳定的前提条件 |
| 1、加大资金投入,拓宽投入渠道 |
| 2、加快推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 |
|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
| (三)文化保障:村级组织长效发展的必要手段 |
| (四)人力资源保障:村级组织治理的核心资源 |
| 1、培养选拔优秀村级组织队伍 |
| 2、建立村级组织干部教育培训机制 |
| (五)财务资金保障:村级组织发展的动力源泉 |
| 1、推进重点项目,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
| 2、多渠道融资,吸引社会资本 |
| 3、加强村内财务管理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论依据 |
| 1.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治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 |
| 1.3.2 村治中的实体论研究视角 |
| 1.3.3 分析范式转向: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
| 1.3.4 村治困境与村庄公共性的研究 |
| 1.4 篇章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5.3 核心概念 |
| 1.6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6.1 分析框架 |
| 1.6.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村庄社会经济基础:浙西南部竹村与鄂东北部河村概述 |
| 2.1 浙西南部竹村概况 |
| 2.1.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1.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1.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1.4 小结 |
| 2.2 鄂东北部河村概况 |
| 2.2.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2.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2.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2.4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的行动角色:两个乡镇不同的表达 |
| 3.1 行政压力向下传导与自利性表达:林乡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1.1 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 |
| 3.1.2 项目进村初期的“拉资跑项”、村级债务 |
| 3.1.3 从“跑”到“分”的自利性项目资金分配 |
| 3.1.4 运动式治理与村庄社会的接轨 |
| 3.1.5 “一票否决”的任免考核 |
| 3.2 治理现代化下的精细化、留痕化:泉镇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2.1 早期结果考核的“计划生育”政策 |
| 3.2.2 治理现代化时期的运动式治理 |
| 3.2.3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考核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组织的比较:被困的私人治理与公共性再造 |
| 4.1 多方被困的治理:浙西南部竹村的村级组织 |
| 4.1.1 从一项村庄公共品说起 |
| 4.1.2 私人治理的村干部寡头 |
| 4.1.3 无行动能力的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
| 4.2 鄂东北部河村的村级组织:多元的治理主体 |
| 4.2.1 “五议两公开”公共性再造的场域 |
| 4.2.2 村治主体的“两个原则”与“四个特性” |
| 4.2.3 治理下沉与小组善治的村民小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动员群众的比较:私人治理与公共性激活的呈现 |
| 5.1 私人治理下的利益群体:浙江竹村的农民群众 |
| 5.1.1 嵌入在土地利益里的“硬”钉子户 |
| 5.1.2 两头游走的政治投机分子 |
| 5.1.3 村庄中的“软钉子”与牟利群众 |
| 5.2 激活公共性的治理群体:湖北河村的农民群众 |
| 5.2.1 在公共话语场域被磨“软”的钉子户 |
| 5.2.2 双向的村务反馈与村庄决策的普通村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私人治理:对治理困境发生机制的解读 |
| 6.1 私人村治主体与配置性权威资源丧失 |
| 6.2 村庄治理空间与乡镇政府的管控逻辑、村治自主性 |
| 6.3 项目进村困境与项目争取和落地的私人治理 |
| 6.4 私人关系建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性再造:一种“找回群众”的治理机制 |
| 7.1 制度动员:公共场域、精英吸纳、多元村治主体与治理身份 |
| 7.1.1 公共场域再造 |
| 7.1.2 精英吸纳逻辑 |
| 7.1.3 村治主体多元化 |
| 7.1.4 治理主体的多重身份 |
| 7.2 价值动员:“公心”评价体系、内生价值与自主参与 |
| 7.3 舆论动员:集体舆论对少数钉子户的压制 |
| 7.3.1 舆论动员 |
| 7.3.2 对钉子户的治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8.1 村治逻辑核心机制:比较与归纳 |
| 8.1.1 两村乡镇政府的治理逻辑比较 |
| 8.1.2 两村村干部治理逻辑比较 |
| 8.1.3 两村村民小组治理比较 |
| 8.1.4 两村找回村内群众的逻辑比较 |
| 8.2 对找回群众理路的探讨 |
| 8.2.1 吸纳逻辑 |
| 8.2.2 消解逻辑 |
| 8.2.3 动员逻辑 |
| 8.3 从私人治理逻辑的发生机制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1 制度权威衰落困境 |
| 8.3.2 治理资源缺乏困境 |
| 8.3.3 村庄利益分化困境 |
| 8.3.4 应对私人治理的思路 |
| 8.3.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8.4 再造村庄治理公共性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内涵 |
| 8.4.2 制度公共性在不同层面的价值 |
| 8.4.3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5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10）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行政村妇联建设的相关理论及现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一、村级妇联组织 |
| 二、公民权理论 |
| 三、自治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行政村妇联建设的现状 |
| 一、我国行政村妇联建设的基本情况 |
| 二、我国行政村妇联建设的成功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的现状 |
| 第一节 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的基本情况 |
| 一、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的组织构成及人员配备基本情况 |
| 二、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工作经费及工作人员待遇基本情况 |
| 三、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工作职能及服务范围基本情况 |
| 四、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的工作亮点 |
| 第二节 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行政村妇联建设发展不平衡 |
| 二、行政村妇联工作人员发挥服务作用弱化 |
| 三、行政村妇联工作缺少活动经费 |
| 四、行政村妇联工作管理不规范 |
| 第三节 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行政村组织支持妇联工作的激励性不足 |
| 二、行政村妇联工作人员职业能力素养不足 |
| 三、行政村妇联工作经费来源单一 |
| 四、行政村妇联管理制度化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中的对策 |
| 第一节 进一步加强村级妇联组织的政治建设 |
| 一、明确村级妇联组织的政治定位 |
| 二、强化村级妇联组织的思想引领 |
| 三、改进村级妇联组织的作风建设 |
| 第二节 进一步加强村级妇联组织的队伍建设 |
| 一、加大对村级妇联工作者的培训力度 |
| 二、注重选拔培养后备工作人员 |
| 三、明确妇联工作者的绩效考核 |
| 第三节 进一步加强村级妇联的阵地建设 |
| 一、完善村级妇女之家阵地建设 |
| 二、打造村级妇联网上阵地建设 |
| 第四节 进一步加强村级妇联的活动建设 |
| 一、村级妇联活动开展常态化 |
| 二、村级妇联活动形式多样化 |
| 三、村级妇联活动内容丰富化 |
| 第五节 健全村级妇联管理的制度保障 |
| 一、完善村级妇联执委会议事工作制度 |
| 二、加强村级妇联执委联系妇女工作制度 |
| 三、落实村级妇联组织工作公开制度 |
| 四、强化村级妇联主席轮值工作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四、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2]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D]. 李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3]瑞安市行政村撤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陶山镇沙洲村为例[D]. 陶鹏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3)
- [4]山区村级治理现状与对策分析 ——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D]. 谢佳兵. 湘潭大学, 2020(02)
- [5]乡镇区划调整改革背景下我国农村村级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 ——以湖南省C县W村为例[D]. 宁容容.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4)
- [6]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D]. 胡伟斌. 浙江大学, 2020(01)
- [7]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8]博爱县村级组织功能改善研究[D]. 李颖. 延安大学, 2020(12)
- [9]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 [10]汤原县行政村妇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 刘晓明. 黑龙江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