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女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李东枝[1]（2021）在《基于症状管理概念修正模型对急性冠脉综合征症状群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描述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确诊前的症状体验。2.采用系统聚类分析鉴别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症状群类型。3.分析影响症状群严重程度的因素,以期为临床实施症状管理提供指导。方法: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探究性顺序混合方法,包含两个部分,即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和量性研究中的横断面调查研究。第一部分: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18名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进行半结构访谈,并采用现象学分析法分析资料。第二部分:在量性研究部分,采取目的抽样法,选取山西省太原某三级甲等医院介入科接受治疗的210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状态、职业、家庭月收入、医疗保险种类及疾病相关信息）、麦克斯维尼急性和前驱心绞痛症状中文版问卷、急性冠脉综合征反应指数量表中文版。描述性统计用于描述患者一般资料,症状（及症状群）的发生率、严重程度;系统聚类分析用于统计症状群的种类;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用于分析各症状群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1.质性研究归纳出4个主题:（1）症状感知:疾病可以被预测、症状体验呈多样性和疾病容易被忽视3个副主题;（2）症状评价:正确评价和评价偏移2个副主题:（3）症状应对:自我应对和家庭-社会支持2个副主题;（4）症状体验过程的反思:就医行为和疾病认知不足2个副主题。2.量性研究（1）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在前驱期存在315个症状。其发生率高的前5位是极度乏力,异常疲倦（62.86%,1.74±0.67）、胸部疼痛或不适感（47.62%,1.31±0.46）、焦虑（43.33%,1.31±0.46）、睡眠紊乱（40.48%,2.01±0.79）、肩部疼痛或不适感（24.76%,1.42±0.53）。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急性发作期存在319个症状,其发生率高的前5位是胸部疼痛/不适感（79.52%,2.12±0.66）、极度倦怠,异常疲劳感（68.10%,2.17±0.81）、出冷汗（67.62%,2.18±0.83）、呼吸短促∕呼吸困难（53.81%,2.15±0.82）和心率加快（30.95%,2.18±0.83）。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介入治疗后为214个症状,其发生率高的前5位为胸痛/有压迫感/胸闷（26.92%）、胸部不适（沉闷感、烧灼发热、触痛感）（16.35%）、气促/呼吸困难（19.23%）、心悸/心率加快（15.38%）、手臂或肩部疼痛（3.37%）。（2）本研究通过对症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到6个症状群和1个单一症状,分别为胸部不适与情绪症状群、心肺相关症状群、典型症状群、非典型症状群、胸部不适感症状群、心肺相关症状群和单一症状极度疲乏,异常疲劳。其中胸部不适与情绪症状群包括胸部疼痛或不适感、焦虑、睡眠紊乱;心肺相关症状群包括肩部疼痛或不适感、咳嗽、呼吸短促/端坐呼吸、心率加快食欲减退;典型症状群包括胸部疼痛/不适感、呼吸短促/呼吸困难、出冷汗、极度倦怠,异常疲劳感;非典型症状群包括头晕/晕厥、肩部疼痛/不适感、上肢疼痛/不适感、心率加快、恶心/呕吐。胸部不适感症状群包括胸痛/有压迫感/胸闷、胸部不适（沉闷感、烧灼发热、触痛感）;心肺相关症状群包括气促/呼吸困难、心悸/心率加快。（3）经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性别、年龄、工作状态、高血压、糖尿病、不良嗜好（喝酒/抽烟）、ACS患者诊断类型、家庭月均收入和医疗报销方式（P<0.05）对ACS患者症状群的严重程度有影响。结论:1.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经历多个症状,并可聚集成症状群,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症状群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医护人员可从症状群行有效的症状管理,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从症状群角度提高对疾病的识别。2.从本研究可看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症状群的严重程度受性别、年龄、工作状态、高血压、糖尿病、不良嗜好（喝酒/抽烟）、ACS患者诊断类型、家庭月均收入和医疗报销方式的影响。为今后采取针对性措施管理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症状群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医护人员可从影响因素角度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
汤文卿[2]（2021）在《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信任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对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正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日益频繁的社会流动,进入陌生人社会后,原有的社会信任模式并不能够有效地调节人际间的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信任缺失的问题不断地冲击着社会的发展。联合国人口时钟显示中国目前有14亿人口,其中女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8.1%,约为678171205名女性,将近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因此女性的社会信任是我国整体的社会信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不仅具有女儿、母亲、妻子、工作者等多重社会角色,女性同时也是独立的个体,其具有独特的视角使得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多样化,其信任模式也会具有一定的特点。本研究以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女性社会信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针对女性的社会信任水平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设计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了女性的三个社会信任因子的基本状况和自变量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从社会资源、社交参与、社会环境态度三个维度分析具体变量对于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第四部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女性社会信任的建议,为营造高信任水平的社会献言献策。本研究的结果如下:第一,女性社会信任结构仍然具有“差序性”。女性的信任呈现为强关系信任水平到一般关系信任水平到弱关系信任水平逐渐递减。第二,社会资源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着。这与大部分持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如果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占有量越多对其社会信任具有影响的观点有所冲突。第三,社交参与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通过增加社交频率对女性社会信任具有双面影响,与他人建立熟悉感并不一定是促进信任水平提升的,因此,从表面社交转向深入社交更有利于女性做出更有益于自己的信任决策。第四,社会环境态度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显着影响。尤其是社会公平感和幸福感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因此,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女性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
吴吉敏[3]（2021）在《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调查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分析影响因素,探讨该群体创伤后成长与反刍性沉思、领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方法,于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便利抽取浙江省某三级医院肛肠科住院部及造口门诊的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及其照顾者200名。研究工具包括一般调查表、患者造口相关情况、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事件相关反刍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问卷结果用Epi Data3.0录入、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相关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索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问卷回收情况:现共发放问卷213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为93.9%。（2）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平均得分为（52.12±14.26）,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五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精神改变维度（2.93±1.07）分、个人力量（2.72±0.92）、欣赏生活维度（2.69±0.97）分、新的可能性维度（2.28±0.87）分、人际关系维度（2.27±0.72）分。（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得分在照顾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持续照顾时间、家庭平均月收入、共同照顾者、与患者相处时长方面有统计学差异（P<0.05）。（4）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得分与侵入性沉思呈负相关,与积极应对、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呈正相关。（5）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领悟社会支持、与患者相处时长、积极应对方式、职业、性别、侵入性沉思,这6个变量解释了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水平35.5%的变异量。研究结论:（1）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有待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2）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领悟社会支持、与患者相处时长、积极应对方式、职业、性别、侵入性沉思。护理人员可以根据影响因素,加强对相关人群关注,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以提高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水平。
汪晟炜[4]（2021）在《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自评、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测算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性别和城乡两个维度的自评健康期望寿命（Self-rate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SRHLE）和自理健康期望寿命（Active life expectancy,ALE）,探讨其在性别和城乡两个维度中存在的差异,并通过分析自评和自理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政府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高人群的生命质量和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江西省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家庭健康询问调查数据,根据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数据,采用模型寿命表法和沙利文法分性别和城乡两个维度测算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自评和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比较不同人群健康期望寿命的差异,并使用分解法分析年龄段死亡率和健康率对不同人群健康期望寿命的差异的影响;另外,以是否自评、自理健康分别作为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1、本次共调查了2731名60岁以上老年人,回收2713份有效调查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9.3%。参与调查的人口平均年龄为70.06±7.75岁,多为60～69岁,高龄老人相对较少,其中男性1308人,女性1405人;1492人为城市人口,1221人为农村人口。参与调查的老年人中,81.05%的老年人是自评健康的,90.20%的老年人生活可以自理。无论自评还是自理,男性健康率总体好于女性,城市好于农村,随着年龄的增加,健康率呈下降趋势。2、江西省60岁以上男性人群SRHLE为15.81岁,期望寿命（Life expectancy,LE）为19.13岁,SRHLE占LE的比值为0.83（15.81/19.13）;60岁以上女性人群SRHLE为16.98岁,LE为22.03岁,占比为0.77（16.98/22.03）。60岁以上男女性相比,SRHL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年龄增加,SRHLE及占LE比值均有所降低。60岁以上男性人群ALE为17.15岁,占比0.90（17.15/19.13）;60岁以上女性人群ALE为19.06岁,占比0.87（19.06/22.03）。60岁以上男女性相比,AL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年龄增加,呈现趋势与SRHLE一致。3、从性别、城乡两维度看,江西省60岁以上城市男性人群SRHLE为17.50岁,LE为20.07岁,SRHLE占LE比值为0.87（17.50/20.07）;60岁以上城市女性对应指标分别为18.99岁、23.10岁和0.82（18.99/23.10）。江西省60岁以上农村男性人群SRHLE为13.51岁,LE为18.96岁,SRHLE占LE比值为0.71（13.51/18.96）;60岁以上农村女性对应指标分别为15.26岁、21.84岁和0.70（15.26/21.84）。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SRHLE分性别、分城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江西省60岁以上城市男性人群ALE为18.26岁,ALE占LE比值为0.91（18.26/20.07）;60岁以上城市女性对应指标分别为20.09岁和0.87（20.09/23.10）。江西省60岁以上农村男性人群ALE为16.62岁,ALE占LE比值为0.88（16.62/18.96）;60岁以上农村女性对应指标分别为18.64岁和0.85（18.64/21.84）。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ALE分性别、分城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按城乡维度分层,无论自评还是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其占比,对于同种性别人群,60岁以上城市人群均大于农村人群。4、健康期望寿命差异的分解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群的健康期望寿命的差异（女性-男性）主要来自死亡率差异,健康率的差异会缩小这一差值;对于同种性别的老年人群,城乡老年人SRHLE差异（城市-农村）主要来自自评健康率,而ALE的差异死亡率和自理率的贡献相差无几。5、自评和自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其他慢性病（除高血压、糖尿病外的慢性病）、视力状况、需要照顾、平均每周锻炼次数、焦虑或抑郁、记忆力下降或痴呆、就业情况11个因素与自评健康有关;年龄、平均每周体育锻炼次数、焦虑或抑郁、视力状况、记忆力下降或痴呆、糖尿病、其他慢性病、饮酒、健康体检、就业状况10个因素与自理健康有关。结论: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健康期望寿命较高但低于全国发达地区的水平。6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健康状况较其他人群处于劣势。年龄、患病情况、心理状况、健康行为和就业状况等因素与自评、自理健康有关。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结合与自评、自理健康的关联因素,针对重点人群制定政策提高老年人群的健康水平及生命质量,最大化地维护健康公平性。
陈擎仪[5]（2021）在《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妊娠期是焦虑情绪高发期,妊娠期焦虑主要分为一般性焦虑和妊娠相关焦虑。妊娠相关焦虑是指由于妊娠而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担忧,主要是指妊娠期女性对胎儿健康、自身健康与外表,以及对妊娠、分娩、子女养育相关的医疗、经济和社会支持等问题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妊娠相关焦虑是一种独特而具体的症候群,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比一般性焦虑更具有预测作用。因此,研究者需要给予妊娠相关焦虑更多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将妊娠期女性视为同质、独立的个体,依据总分高低判断妊娠相关焦虑水平,忽略了妊娠相关焦虑的异质性:不同妊娠期女性的妊娠相关焦虑可能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形态,其干预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因此,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识别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生活质量评估作为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手段,近年来在医疗保健研究和实践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趣。探讨妊娠期女性感知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确定未满足的需求和预测未来的健康问题。然而,尚未有研究探讨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对妊娠期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出发,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探讨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有助于为妊娠期女性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并为改善其生活质量提供可参考的依据。目的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探讨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分析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在社会人口学特征、妊娠相关特征、人格、情绪调节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并比较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4月至2020年10月于山东省某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接受产检的773例妊娠期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和妊娠相关特征（孕周、产次、不良孕产史、妊娠期并发症、计划怀孕等）等资料。采用妊娠相关焦虑量表（Pregnancy-Related Anxiety Questionnaire,PRAQ）、大五人格量表-神经质分量表（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neuroticism,NEO-FFI-N）、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正念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整体生活质量量表（Global Health Status Scale,GHS）分别评估妊娠期女性的妊娠相关焦虑、神经质、反刍、正念和生活质量。采用SPSS 24.0和Mplus 8.3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Fisher精确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多项logistic回归、多元线性回归、潜类别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妊娠相关焦虑平均得分为（20.29±4.78）分,妊娠相关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2.4%,孕中期为18.5%,孕晚期为30.1%。2.妊娠相关焦虑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分为“低焦虑组”、“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其中“低焦虑组”占75.7%,“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占11.5%,“高焦虑-担心分娩组”占12.8%。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F=3.996,P=0.019）、产次（χ2=24.772,P<0.001）、计划怀孕（χ2=7.431,P=0.024）、神经质（F=26.822,P<0.001）、反刍（F=22.773,P<0.001）、正念（K-W检验统计量=23.125,P<0.001）在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在类别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产次、神经质、计划怀孕是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特征。相比于“低焦虑组”,初产妇更容易出现在高焦虑-担心胎儿组（OR=3.332,P<0.001）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OR=3.856,P<0.001）,神经质得分高的人更容易出现在高焦虑-担心胎儿组（OR=1.076,P=0.001）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OR=1.047,P=0.031）,非计划怀孕的人更容易出现在高焦虑-担心胎儿组（OR=2.759,P=0.001）。4.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对妊娠期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同。即使控制了年龄、产次、计划怀孕、神经质、反刍、正念等变量,相比于“低焦虑组”,“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的生活质量更差（P<0.05）,但“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的生活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妊娠期女性的妊娠相关焦虑普遍存在,妊娠相关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2.4%,孕晚期的妊娠相关焦虑检出率高于孕中期。2.妊娠期女性的妊娠相关焦虑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可分为“低焦虑组”、“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三类。3.产次、神经质、计划怀孕是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间存在显着差异的特征。4.相比于“低焦虑组”,“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生活质量更差,但“高焦虑-担心胎儿组”和“高焦虑-担心分娩组”之间的生活质量无明显差异。
石茜娜[6]（2021）在《不同居住模式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文研究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身心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探讨了不同居住模式农村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差异,为相关部门制定老年人群健康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基于社区的现况调查研究,利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地区4595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现场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心理健康状况等。利用欧洲五维健康中文版量表（EQ-5D-3L）、心理症状健康量表（SCL-90）及社会支持量表（SSRS）评价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水平。利用Epidata3.1软件包建立数据库,采用IMB SPSS2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分析,应用t检验、方差分析进行了组间比较,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了身心健康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定义为α=0.05。结果本次共调查4595名农村老年人,问卷有效率为97.2%,其中男性2170人（47.23%）,女性2425人（52.77%）;年龄结构为60～69岁1967人（42.8%）、70～79岁1612人（35.1%）、80岁以上1016人（22.1%）;家庭收入<5000元、家庭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老年人分别为3671人（79.9%）、925人（20.1%）;教育程度为文盲1749人（38.1%）、小学文化2205人（47.9%）、初中及以上641人（14.0%）;有配偶者1228人（26.7%）,无配偶人数3367人（73.3%）;患慢性病及共患慢病情况:无慢性病人数2347人（51.1%）、患1种慢性病为1645人（35.8%）、患2种慢性病的人数为494人（10.8%）、患3种及以上慢性病的人数为109人（2.4%）;不同居住模式下,独居为510人（11.1%）、仅与配偶居住为2283人（49.7%）、与子女居住为1802人（39.2%）。本次调查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群自评健康生命质量总分（EQ-VAS）为70.76±11.72,健康描述系统中5个维度的问题自我报告由高到低依次为:疼痛/不适组（34.56%）,行动能力组（18.2%）,焦虑/抑郁组（18.0%）,日常活动能力组（13.7%）和自我照顾组（7.2%）。不同居住模式中健康生命质量得分最高是仅与配偶居住组为72.87±11.48分、其次是与子女居住得分为70.12±11.6分、最低得分独居组为68.62±11.50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β=-2.30,95%CI:-2.29-0.94）、婚姻状况（β=-2.65,95%CI:-3.55-1.75）、年龄组70-79岁（β=-2.30,95%CI:-2.21-0.76）或80岁以上（β=-3.23,95%CI:-4.13-2.33）、家庭收入情况为1000～3000元（β=-2.97,95%CI:1.86-4.08）或3000～5000元（β=-3.90,95%CI:2.73-5.06）或5000元以上（β=-4.45,95%CI:3.16-5.73）、教育程度为小学（β=1.28,95%CI:0.53-2.03）或初中及以上（β=2.24,95%CI:1.15-3.32）、最近一年有无住院（β=-3.49,95%CI:-4.27-2.71）、患慢性病个数为1种组（β=-2.17,95%CI:-2.86-1.49）、2种慢病（β=-2.08,95%CI:-3.14-1.02）、3种及以上慢性病（β=-7.63,95%CI:-9.72-5.55）、最近一年是否住院过（β=-3.49,95%CI:-4.27-2.71）、居住模式组中仅与配偶居住（β=1.94,95%CI:1.30-3.17）或与子女居住（β=2.73,95%CI:1.59-3.87）是农村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老年人群心理健康总分为111.56±18.89,老年人在各因子得分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躯体因子（1.50±0.42分）、抑郁因子（1.43±0.37分）、强迫症因子（1.33±0.31分）、敌对（1.19±0.32分）、恐怖（1.17±0.29）、精神因子（1.15±0.21分）、人际关系因子（1.12±0.23分）、偏执因子（1.11±0.22分）、焦虑因子（1.01±0.24分）均比全国常模得分低。不同居住模式下心理健康得分:独居老人得分为113.27±18.31分、与子女居住老人组得分为112.46±20.28分、仅与配偶居住老人为109.69±17.67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β=4.83,95%CI:3.73-5.92）、年龄组(年龄组70-79岁（β=0.51,95%CI:-0.67-1.68）或80岁以上（β=3.97,95%CI:2.52-5.43）、家庭收入1000～3000元（β=-2.31,95%CI:-4.11-0.5）或3000～5000元（β=-4.97,95%CI:-6.86-3.09）或5000元以上（β=-2.21,95%CI:-4.29-0.12）、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教育（β=2.26,95%CI:1.05-3.47）、初中及以上（β=0.57,95%CI:-1.19-2.34）、最近一年有无住院（β=7.66,95%CI:6.40-8.93）、患慢性病个数为1种组（β=3.10,95%CI:1.99-4.20）或2种（β=4.74,95%CI:3.02-6.46）或3种及以上（β=11.77,95%CI:8.39-15.15）、最近一年是否住院过（β=-3.49,95%CI:-4.27-2.71）、居住模式组中仅与配偶居住（β=-2.30,95%CI:-4.30-1.3）或与子女居住（β=-2.61,95%CI:-4.46-1.75）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结论1、广西农村地区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水平相对较低,疼痛与不适是老年人主要健康问题。2、与配偶居住老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最高,独居者最差。3、高龄、女性、低文化教育水平、慢性病及共患病、独居是老年人群身心健康的影响因素。
王伯彦[7]（2021）在《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运城市盐湖区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年大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加之城乡一体化改革,导致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子女和老人分居,家庭规模不断缩小,许多老人无人照看,养老现状不容乐观。失能老人相比于一般老年人,身体状况更不好,可能连吃饭洗澡都不能独立完成,心理也比一般老年人更孤独寂寞,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各方面的照护需求也不断增加。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山西省老年人失能率高居全国第四,运城市盐湖区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达到7.4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0.8%。本文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60岁以上的城市居家失能老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对于长期正式照护的需求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共选取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三个层面包含11个自变量以及生活照料需求程度、医疗卫生需求程度、精神慰藉需求程度3个因变量,3个因变量包含12个具体项目。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正式照护3个因变量具体项目的需求分数,通过整理具体项目分数计算出3个因变量的需求分数,然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将不显着的特征剔除掉,最后就运城市盐湖区居家失能老人对于长期照护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显着的影响因素。根据最终的实证分析结果,对失能老人长照体系提出优化建议,包括了以下6方面:健全失能老人长照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失能老人长照服务政府补贴制度,建立多元化照护主体及服务的失能老人长照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培育专业长照队伍,注重失能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优化失能老人医疗卫生服务。希望通过这些建议,能够为优化失能老人长照服务体系,提升失能老人生活质量,改善失能老人的养老现状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李昕[8]（2021）在《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是认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环境考古研究有两条主线,分别是人类文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即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自然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气候、植被、地貌、水文等因子,人类文明系统则包括生业模式、聚落形态、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生业模式是人类对动植物等资源的利用方式,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生业模式是研究过去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不同时空尺度生业模式演变的历史和动力是当前地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热点科学问题。中国古人类生业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约10000-2200 a BP,“a BP”为“距今（1950 AD）年”）,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开展的工作则相对薄弱。河西走廊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研究史前和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及其对生业模式影响的理想地区。河西走廊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生业模式研究已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但历史时期生业模式的研究明显匮乏。一方面,河西走廊位于农牧交错带,远离农业政权核心,与生业模式有关的历史文献记录有限;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历史时期遗址的发掘和系统研究较少。尽管文献中有关于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人类利用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的记载,但是不同农作物和家畜的相对比例和不同食物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及其变化并不清楚。尤其是在文献记录有限的汉晋时代（2152-1530 a BP）,该时期也是丝绸之路开通和中央王朝开始掌控河西走廊的时期,但此时期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的先民的生业模式及其变化并不清楚。骨胶原稳定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先民摄食结构以及探索生业模式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可用于研究特定时段不同区域间人群交流情况。因此,从古人类食谱入手,开展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汉晋时期生业模式的研究,对认识丝绸之路开通前后关键节点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三个已经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系统采集了人骨和动物骨骼（含牙齿）样品,以及部分植物遗存样品,开展了动植物遗存种属鉴定、骨骼碳氮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工作。共测试了18份骨骼和植物样品的碳十四年代,鉴定了动物骨骼（含牙齿）1022块,并测试了37块动物骨骼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采集了三个遗址的185个先民骨骼（包括牙齿）样品,提出185个骨胶原样品并测试了碳、氮、氢、氧稳定同位素值。在上述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及其周边地区已发表的考古、历史文献和古气候资料,系统分析了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的摄食结构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该地区古人类食谱变化与东西方交流、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基于本文的研究工作,获得以下主要结论和新认识:（1）三个遗址的样品分别来自两个阶段:～2150-1750 a BP和～1750-1500 a BP,分别对应汉代和魏晋时期。第一阶段（～2150-1750 a BP）,汉代时期张掖地区和白银地区先民摄食结构存在显着差异。白银地区先民的δ13C平均值（-9.5‰）显示,白银地区主要以C4食物（粟黍和食用C4食物的动物）为主,张掖地区先民(δ13C平均值=-16.0‰)既食用C3（麦类、豆科和食用C3食物的动物）也食用C4食物（粟黍和食用C4食物的动物）。这可能是两个地区不同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的。白银地区距离中央王朝近且处于季风边缘区,适合种植粟黍。而张掖地区则属于绿洲-沙漠区,积温较白银地区低,更适合种植小麦大麦和从事牧业生产。（2）第二阶段（～1750-1500 a BP）的魏晋时期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地区）的先民δ13C平均值（-18.2‰）显示,先民摄食结构以C3食物（麦类、豆科和食用C3食物的动物）为主。并且该地区人群氮同位素显着偏高,极高的δ15N值（16.1‰）说明魏晋时期先民食用了大量的动物产品,同时受到极端干旱环境的影响,因为极端干旱环境下,生物有机体的δ15N值较高。（3）张掖地区西汉中期与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先民的摄食结构有明显差异。西汉中期先民摄食了更多的C4食物(δ13C平均值=-13.3‰),而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先民摄食了更多的C3食物(δ13C平均值=-16.1‰),显示西汉中期张掖地区先民摄食结构很可能受到中央王朝早期移民戍边政策的影响。（4）张掖黑水国汉代墓群和白银黄湾汉代墓群出土人骨的氢氧同位素值只有少数重合,且只有极少个体的数据偏离本地人群的氢氧同位素数据,暗示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张掖和白银至多存在低强度的人群迁徙与交流。（5）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史前-汉晋时期人类摄食结构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不同时期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不一样的。在～4000 a BP,跨大陆交流给研究区带来丰富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为摄食结构变化提供了条件。在～3700 a BP,先民摄食结构中C3食物比例显着增加,气候恶化很可能是促使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西汉中期,中央王朝向西扩张给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群的摄食结构带来短暂影响。西汉晚期至魏晋时期,不同区域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饮食传统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中国北方人类摄食结构出现明显空间差异的原因。（6）通过对比史前和汉晋遗址的人和动物骨骼的δ15N值,发现自～3700 a BP畜牧活动在河西走廊地区强化之后,就一直在河西走廊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西走廊先民摄入了较多的动物产品。即使是在人群更替后,畜牧业和动物产品依然在汉代和魏晋移民及其后代的经济生活和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上工作为认识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食谱的时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并且更新了我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人类生业模式变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的认知。主要表现在（1）历史文献虽然也记载了汉代河西地区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但是它们在先民日常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记载模糊。本项基于考古遗存的研究结果至少部分地突破了历史文献记录的局限性,定量地比较了不同种类农作物和家畜在先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本项研究发现了～3700 a BP河西走廊畜牧活动重要性显着提升,即使是在中原王朝把大量农民迁移到此地后,畜牧业依然在该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3）本项研究显示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地区后,地缘政治因素对当地先民摄食结构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饮食传统可能更重要。本项研究为认识汉晋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生业模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有助于理解丝绸之路关键节点地区在跨大陆交流强化背景下,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的变化。
刘儒曦[9]（2021）在《日光紫外辐射与全球RA疾病负担关系的生态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可导致严重的疾病负担。影响RA的因素有很多,如遗传因素、年龄和性别、肥胖、吸烟及饮酒等危险因素。维生素D缺乏也被认为是RA的影响因素。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机体维生素D的状态是RA发病和进展的因素之一;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机体维生素D的状态与RA存在密切联系。但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否定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大都是一些国家局部地区的流行病调查结果,它们在全球代表性上和剂量反应区间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维生素D缺乏与RA关系研究,从而在宏观上观察维生素D在全球空间分布范围上对各国RA疾病负担的影响。本研究将以日光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的全球分布作为代表各国维生素D水平的主要因素,结合与RA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及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开展其对全球181个国家RA疾病负担及其性别和年龄别疾病负担影响的生态流行病学研究,阐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分布差异对各国RA疾病负担的影响。研究方法:1、数据来源:RA的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网站,它包括RA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of Life,DALY）、发病率、患病率、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和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2004年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数据源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网站,2015年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数据来自于美国太空总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数据库网站,并经我们计算得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我们从WHO获取各国两性人群吸烟率、日平均饮酒克数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数据;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世界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或World Bank）及其它网站获取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各国年人均鱼类消费量、城市化率及各国纬度。2、统计分析:我们以国家为样本单位,首先对各国疾病负担数据进行了正态性检验,对不符合正态性假设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其次,我们对所获得的各国疾病负担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特征描述,并对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进行分层比较RA的疾病负担。然后将维生素D相关因素（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纬度、年人均鱼类消费量和城市化率）、RA密切相关危险因素（吸烟、饮酒和BMI）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HDI）与RA之间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对具有高度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RA疾病负担的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中分析。最后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获得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再进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1、2004年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按四分位法划分Q1～Q4的均值分别为2.03±0.42 KJ/m2、3.80±0.51 KJ/m2、4.93±1.82 KJ/m2和5.60±0.75 KJ/m2;2015年Q1～Q4的均值分别是1.30±0.28 KJ/m2、2.7±0.41 KJ/m2、3.62±0.15 KJ/m2和4.23±0.25KJ/m2。2、随Q1～Q4组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增加,各组RA的DALYs、发病率、患病率和YLDs的均值在Q1～Q4组呈梯度下降;YLLs则相反,呈梯度上升。3、除YLLs外,2015年各国RA疾病负担DALYs、发病率、患病率和YLDs的均值均高于2004年,日人均酒类消费克数、BMI、年人均鱼类消费量、城市化率以及HDI的均值亦高于2004年,只有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吸烟率的均值低于2004年。4、2004年、2015年各国RA疾病负担与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相关分析表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纬度、城市化率、日人均酒类消费克数、BMI和HDI与DALYs、发病率、患病率、YLDs和YLLs大部分具有相关性。5、2004年各国RA两性合计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DALYs、发病率、患病率、YLDs和YLLs均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吸烟率和性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患病率、YLDs和YLLs还与BMI有显着性意义。2015年的DALYs、发病率、患病率、YLDs和YLLs也均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吸烟率和性别具有统计学意义;发病率、患病率和YLDs还与BMI具有统计学意义。6、2004年和2015年两性疾病负担中,YLLs均值女性比男性高接近2倍;DALYs、发病率和患病率均值女性比男性高2倍有余,而YLDs则女性比男性高3倍多。影响因素方面,除紫外线红斑曝光量明显下降及吸烟率和日人均酒类消费克数略微下降外,城市化率、BMI、HDI和年人均鱼类消费量均比2004年高。7、2004年和2015年各国男性RA疾病负担与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相关关系分析表明,它们主要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吸烟率、日人均酒类消费克数、BMI和HDI呈相关性;女性主要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纬度、城市化率、BMI和HDI呈相关性。8、2004年和2015年男性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吸烟率、BMI和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为RA疾病负担的影响因素;而女性只有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9、2004年和2015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男性RA疾病负担无交互作用;而对女性的RA发病率和YLDs具有交互作用,其交互作用对RA发病率和YLDs的贡献分别为0.048*（紫外线红斑曝光量*BMI）～0.058*（紫外线红斑曝光量*BMI）和0.068*（紫外线红斑曝光量*BMI）～0.083*（紫外线红斑曝光量*BMI）。10、2004年、2015年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和高低BMI组两性RA疾病负担在年龄别峰值上表现为RA的DALYs和YLLs出现在最高年龄段75-79年龄段;发病率的峰值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和高BMI组与其同因素对应组相比提前5岁,且女性比男性提前5岁;患病率峰值两因素高低组一样,亦是女性比男性提前5岁;YLDs峰值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间无差异,女性比男性提前5岁;男性高BMI组比低BMI组提前5岁,女性相同。2004年、2015年峰值在RA疾病负担年龄别上基本趋势一致。11、2004年、2015年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和高低BMI组两性RA疾病负担水平在年龄别上的比较可见,男性大部分年龄段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的发病率、患病率和YLDs水平比高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的提前5岁达到,而女性的这三个指标在大部分年龄段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比高紫外线曝光量组提前5-10岁达到,上述指标两性高BMI组比低BMI组在大部分年龄段上也均提前5岁达到。YLLs的变化趋势与上述指标相反。12、2004年、2015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男性年龄别疾病负担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显示,DALYs以50岁,发病率以46岁,患病率和YLDs以60为界,这些年龄之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均有统计学意义,之前BMI则有统计学意义。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与女性年龄别的疾病负担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紫外线红斑曝光量覆盖大部分年龄段,而BMI多在15-69年龄段具有统计学意义。13、对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的男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标准回归系数Beta,仅在老年期间随年龄的增加其绝对值亦增加;BMI标准回归系数Beta则随年龄的增加其绝对值则减少。而女性的紫外线红斑曝光量标准回归系数Beta绝对值则表现为先增加,到老年期间略有下降;BMI标准回归系数Beta也随年龄增加其绝对值减少。14、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对RA发病率减少的贡献在男性为8.6%;女性为8.0%-13.2%。BMI对RA发病率增加的贡献在女性是3.4%-4.4%。结论:1、女性RA的疾病负担约高于男性2-3倍。2、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各国RA的DALYs、发病率、患病率、YLDs存在负相关。3、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是各国RA疾病负担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4、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和BMI对RA疾病负担具有相互拮抗的交互作用。5、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和高BMI组两性的发病率提前5岁或10岁达到高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和低BMI组发病水平,且发病峰值年龄段提前5岁。6、男性BMI在青壮年时期对RA的疾病负担影响明显,而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在中老年时期影响更为突出;女性基本上两种因素贯穿大部分年龄段。
褚越亚[10]（2021）在《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抑郁现状及其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了解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和抑郁的现状。2、探究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抑郁可能的影响因素。3、探索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和生命质量的关系,为该人群心理健康的促进、生命质量的改善和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对疾控中心和传染病医院随访登记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一般特征资料、SF-36量表和CES-D量表,分别评估人口学特征、HIV感染相关情况和性行为情况、生命质量及抑郁水平。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比较生命质量、抑郁在不同特征目标人群中的得分差异;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生命质量与抑郁之间的相关关系,再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各影响因素、抑郁和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强度,应用多元分位数回归探索抑郁与否对不同生命质量状况影响程度的差异。结果:1、本次调查中,共发放问卷数1051份,共收回有效问卷737份,有效率为70.12%。生命质量各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生理机能（87.46±16.64）,得分最低的是一般健康状况（54.57±19.05）;基于全国常模标准化分数计算得该人群躯体健康测量总得分为47.42±9.71,心理健康测量总得分为44.63±11.60,均低于全国常模（P<0.001）。抑郁总得分为21.65±10.91,抑郁者高达498人,占比67.6%。2、对生命质量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感染途径、HIV感染公开情况、HIV病毒载量、CD4+T淋巴细胞计数、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是否进行过HIV检测和是否出现性病症状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在躯体健康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收入、受教育水平、HIV病毒载量、感染途径、HIV感染公开情况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在心理健康维度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出现性病相关症状、HIV病毒载量<400（copies/ml）、离异或丧偶、接受过HIV检测、家庭人均月收入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是躯体健康的影响因素;是否出现性病相关症状、HIV病毒载量≥400（copies/ml）、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是否接受过高效抗病毒治疗是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3、对抑郁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受教育水平、HIV病毒载量和是否出现性病症状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已婚、农民、低受教育水平、低家庭人均月收入、高HIV病毒载量和出现性病症状是抑郁的影响因素。4、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各维度及总分与抑郁各维度及总分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0.05）;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抑郁对生命质量有直接负效应,个人特征因素和HIV感染因素可通过影响抑郁对生命质量产生间接效应。各因素对生命质量产生的总效应依次为:抑郁（-0.726）,个人特征因子（0.298）,HIV感染因子（0.177）;其中个人特征因素和HIV感染因素对生命质量的直接效应分别为0.145和0.094,通过影响抑郁对生命质量产生的间接影响分别为0.153和0.083。各因素对抑郁的影响程度依次为个人特征因子（-0.191）和HIV感染因子（-0.114）,个人特征因子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174,可以通过影响HIV感染因子对抑郁产生的间接影响为-0.017。5、多元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抑郁对除躯体健康维度P90分位点外的9个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躯体健康维度不同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变化范围是-9.93～-1.05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心理健康维度下不同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变化范围是-13.91～-9.31,在P10～P75趋势平稳,而在P75分位点后急增;说明抑郁对躯体健康状况好的HIV感染者/AIDS患者无影响,躯体健康维度情况越差的PLWHA,受抑郁症状的影响程度越严重;抑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较躯体健康大,且对心理健康较好的PLWHA影响更大。结论:1、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生命质量水平较低,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HIV感染途径、是否接受过高效抗病毒治疗、HIV病毒载量、CD4+细胞计数和是否接受过HIV检测和是否出现性病相关症状。2、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抑郁状况较普通人群严重,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HIV病毒载量和是否出现性病症状是抑郁的影响因素。3、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抑郁状况对生命质量存在负向效应,可有针对性的通过改善其抑郁状况以提高生命质量水平。
二、中国女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女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症状管理概念修正模型对急性冠脉综合征症状群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
| 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4. 理论框架：症状管理概念修正模型 |
| 5. 研究设计 |
| 6. 操作性定义 |
| 第一部分 急性冠综合征患者确诊前症状体验的质性研究 |
| 1.研究对象 |
| 1.1 研究对象来源 |
| 1.2 抽样方法 |
| 1.3 纳入标准 |
| 1.4 排除标准 |
| 2.研究方法 |
| 2.1 理论 |
| 2.2 确定访谈提纲 |
| 2.3 资料收集方法 |
| 2.4 资料分析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原则 |
| 3.研究结果 |
| 3.1 症状感知 |
| 3.2 症状评价 |
| 3.3 症状应对 |
| 3.4 症状体验过程的反思 |
| 4.讨论 |
| 4.1 关注并充分认识自身感知的变化 |
| 4.2 提高科学评价症状的能力 |
| 4.3 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 |
| 4.4 促进健康自我管理 |
| 5.小结 |
| 第二部分 急性冠脉综合征症状群及其影响因素的量性研究 |
| 1.研究对象 |
| 1.1 研究对象的来源 |
|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1.3 抽样方法 |
| 1.4 样本量 |
| 2.研究方法 |
| 2.1 研究设计类型 |
| 2.2 调查工具 |
| 2.3 资料收集 |
| 2.4 统计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伦理原则 |
| 3.研究结果 |
| 3.1 调查完成情况及失访原因 |
| 3.2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资料 |
| 3.3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症状评估结果 |
| 3.4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症状群 |
| 3.5 影响ACS者症状群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 |
| 4.讨论 |
| 4.1 研究对象人口学和疾病相关资料分析 |
| 4.2 ACS患者的症状特点 |
| 4.3 ACS患者的症状群探讨 |
| 4.4 ACS患者症状群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结论 |
|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临床疾病症状群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社会信任研究的学科视角 |
| (二)关于社会信任分类的研究 |
| (三)关于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关于女性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五)文献简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社会信任 |
| (二)社会资源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假设 |
| (五)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描述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及构成分析 |
| 一、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的因子结构 |
| (一)因变量介绍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因子结构分析 |
| (三)变量汇总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基本状况分析 |
| (一)人口学特征的基本情况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性分析 |
| (三)人口学特征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 |
| 第二章 社会资源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会资源中的女性 |
| (一)社会资源的内涵与获取 |
| (二)女性拥有社会资源的表现 |
| 二、社会资源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三、社会资源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 |
| (一)收入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二)受教育程度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三)政治面貌与女性社会信任 |
| (四)社经济地位感知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五)主观阶层认同与女性社会信任 |
| 四、社会资源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五、女性通过获取社会资源提高社会信任的方式 |
| 第三章 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一)社交参与的含义 |
| (二)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二、社交参与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分析 |
| 三、社交参与类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四、以社交参与提升女性社会信任的路径 |
| 第四章 社会环境态度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会环境态度及其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一)社会环境态度的内涵 |
| (二)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二、社会环境态度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分析 |
| 三、社会环境态度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四、适应社会环境以提升女性社会信任 |
| (一)理想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二)女性应客观认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三)调节自我适应社会环境 |
| 第五章 女性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一、影响女性社会信任因素的回归模型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 |
| (一)女性社会信任水平分析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线性回归结果的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思考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一)为女性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
| (二)加强社交参与中的诚信评价体系建设 |
| (三)通过提升幸福感来提升女性社会信任 |
|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
| (一)样本数据本身的局限性 |
| (二)缺乏系统信任理论的支持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清单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 |
| 1.2.2 创伤后成长的理论依据 |
| 1.2.3 创伤后成长评估工具 |
| 1.2.4 癌症患者对其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
| 1.2.5 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
| 1.2.6 小结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操作性定义 |
| 1.5.1 创伤后成长 |
| 1.5.2 照顾者 |
| 1.5.3 反刍性沉思 |
| 1.5.4 领悟社会支持 |
| 1.5.5 应对方式 |
| 1.6 技术路线图 |
| 2 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纳入标准 |
| 2.1.2 排除标准 |
| 2.1.3 抽样方法和样本量估算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
| 2.2.2 中文版创伤成长量表 |
| 2.2.3 反刍性沉思问卷 |
| 2.2.4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 2.2.5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
| 2.3 资料收集 |
| 2.3.1 预调查 |
| 2.3.2 正式调查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研究设计阶段 |
| 2.4.2 资料收集阶段 |
| 2.4.3 数据录入与核查阶段 |
| 2.5 统计学方法 |
| 2.6 研究伦理 |
| 3 结果 |
| 3.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和照顾者一般资料 |
| 3.1.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一般资料 |
| 3.1.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造口情况相关资料 |
| 3.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现状 |
| 3.2.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
| 3.2.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各条目得分 |
| 3.3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反刍性沉思、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状况 |
| 3.3.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反刍性沉思状况 |
| 3.3.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应对方式状况 |
| 3.3.3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社会支持状况 |
| 3.4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3.4.1 照顾者一般资料对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
| 3.4.2 患者造口情况相关资料对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
| 3.5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与反刍性沉思、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
| 3.5.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与反刍性沉思的相关性分析 |
| 3.5.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
| 3.5.3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
| 3.6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 3.6.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总体水平多因素分析 |
| 3.6.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多因素分析 |
| 4 讨论 |
| 4.1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和照顾者的一般资料分析 |
| 4.1.1 照顾者一般资料分析 |
| 4.1.2 患者造口情况相关资料分析 |
| 4.2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现状分析 |
| 4.3 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与患者相处时长 |
| 4.3.2 积极应对方式 |
| 4.3.3 领悟社会支持 |
| 4.3.4 职业 |
| 4.3.5 性别 |
| 4.3.6 侵入性沉思 |
| 4.4 对提高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的护理干预建议 |
| 4.4.1 针对性的关注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的一般情况 |
| 4.4.2 鼓励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 |
| 4.4.3 提高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社会支持水平 |
| 4.4.4 降低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侵入性深思水平 |
| 5 结论 |
| 6 研究的创新点、局限和展望 |
| 6.1 研究的创新点 |
| 6.2 研究的局限 |
| 6.3 研究的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癌症患儿父母创伤后成长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自评、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健康期望寿命的定义 |
| 1.2 60 岁以上人群自评、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健康期望寿命的影响因素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2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研究对象 |
| 2.3 抽样方法和样本量 |
| 2.4 调查内容 |
| 2.5 质量控制 |
| 2.6 研究方法 |
| 2.6.1 寿命表的编制 |
| 2.6.2 健康期望寿命的测算 |
| 2.6.3 健康期望寿命差异的分解方法 |
| 2.6.4 统计软件及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 |
| 2.7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第3章 结果 |
| 3.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3.1.1 一般人口学特征 |
| 3.1.2 行为危险因素的分布 |
| 3.1.3 慢性病、焦虑或抑郁的患病情况 |
| 3.2 自评健康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 3.2.1 自评健康的分布 |
| 3.2.2 自评健康率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
| 3.2.3 自评健康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
| 3.3 自理健康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 3.3.1 ADL单项自理健康率 |
| 3.3.2 ADL自理健康率 |
| 3.3.3 ADL自理健康率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
| 3.3.4 ADL自理健康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
| 3.4 自评和自理健康期望寿命 |
| 3.4.1 自评健康期望寿命(SRHLE) |
| 3.4.2 自理健康期望寿命(ALE) |
| 第4章 讨论 |
| 4.1 江西省老年人健康状况 |
| 4.1.1 自评健康现状 |
| 4.1.2 自理健康现状 |
| 4.2 江西省老年人自评、自理健康影响因素 |
| 4.3 自评、自理健康期望寿命 |
| 4.3.1 自评健康期望寿命(SRHLE) |
| 4.3.2 自理健康期望寿命(ALE)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第6章 不足与展望 |
| 6.1 局限性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第六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家庭健康询问调查表(节选) |
| 附录2 江西省60 岁以上人群健康期望寿命表 |
| 综述 健康期望寿命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5）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综述 |
| 2.1 妊娠相关焦虑的概念 |
| 2.2 妊娠相关焦虑的现状及危害 |
| 2.3 妊娠相关焦虑的评估 |
| 2.4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 |
| 2.4.1 妊娠相关焦虑的异质性 |
| 2.4.2 潜在类别模型 |
| 2.5 妊娠期焦虑的影响因素 |
| 2.5.1 社会人口学特征 |
| 2.5.2 妊娠相关特征 |
| 2.5.3 人格 |
| 2.5.4 情绪调节策略 |
| 2.6 妊娠相关焦虑与生活质量 |
| 2.6.1 妊娠期女性生活质量现状 |
| 2.6.2 妊娠相关焦虑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
| 3.1.2 样本量计算 |
| 3.2 研究工具 |
| 3.3 质量控制 |
| 3.4 统计方法 |
| 3.5 伦理考虑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4.1 妊娠期女性的一般资料描述 |
| 4.1.1 妊娠期女性社会人口学及妊娠相关特征 |
| 4.1.2 妊娠相关焦虑和生活质量情况 |
| 4.1.3 妊娠期女性的人格和情绪调节策略 |
| 4.2 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分析 |
| 4.2.1 基于拟合指标识别最佳潜类别模型 |
| 4.2.2 基于三类别模型确定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 |
| 4.2.3 验证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有效性 |
| 4.3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特征 |
| 4.3.1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
| 4.3.2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妊娠相关特征 |
| 4.3.3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人格及情绪调节策略特征 |
| 4.3.4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多因素分析 |
| 4.4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
| 4.4.1 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与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
| 4.4.2 妊娠期女性的生活质量与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线性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讨论 |
| 5.1 妊娠相关焦虑现状 |
| 5.2 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 |
| 5.3 不同妊娠相关焦虑潜在类别的特征 |
| 5.3.1 产次 |
| 5.3.2 计划怀孕 |
| 5.3.3 神经质 |
| 5.4 妊娠相关焦虑与生活质量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七章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7.1 创新性 |
| 7.2 局限性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不同居住模式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农村老年人健康现状研究进展 |
| 1.3 国内外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研究进展 |
| 1.4 国内外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进展 |
| 1.5 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健康研究 |
| 1.6 研究意义 |
| 1.7 研究目的 |
| 第二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抽样方法 |
| 2.3 样本含量 |
| 2.4 调查内容及工具 |
| 2.5 质量控制 |
| 2.6 资料整理 |
| 2.7 统计分析 |
| 2.8 伦理学问题 |
| 2.9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人口学特征 |
| 3.2 老年人健康生命质量结果 |
| 3.2.1 广西农村地区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分析 |
| 3.2.2 不同居住模式中老年人在各维度的问题率 |
| 3.2.3 老年人在不同维度中慢性病自我报告问题比例 |
| 3.2.4 不同居住模式下广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情况 |
| 3.2.5 不同居住模式的老年人社会支持来源情况 |
| 3.2.6 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分析结果 |
| 3.3.1 广西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描述 |
| 3.3.2 农村老年人 SCL-90 得分单因素分析 |
| 3.3.3 不同居住模式下老年人心理健康分析 |
| 3.3.4 不同居住模式老年人心理症状阳性检出率 |
| 3.3.6 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现状 |
| 4.2 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现状 |
| 4.3 不同居住模式下老年人健康的变化情况 |
| 4.4 老年人生命质量状况影响因素 |
| 4.5 不同居住模式的广西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
| 4.6 广西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 |
| 4.7 建议 |
| 4.8 不足与展望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老年人群健康评估方法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运城市盐湖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A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1.5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居家失能老人 |
| 2.1.2 长期照护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全人理论 |
| 2.2.2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2.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2.3 小结 |
| 第3章 运城市盐湖区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需求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指标和研究假设 |
| 3.1.1 研究指标 |
| 3.1.2 研究假设 |
| 3.2 问卷设计和变量定义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变量定义 |
| 3.3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
| 3.4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
| 3.4.1 调查样本的需求程度 |
| 3.4.2 调查样本个人特征 |
| 3.4.3 调查样本家庭特征 |
| 3.4.4 调查样本社会特征 |
| 3.5 小结 |
| 第4章 运城市盐湖区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运城市盐湖区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4.1.1 生活照料类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4.1.2 医疗卫生类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4.1.3 精神慰藉类需求程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4.2 运城市盐湖区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2.1 生活照料类需求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医疗卫生类需求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3 精神慰藉类需求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5章 优化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的对策建议 |
| 5.1 健全失能老人长照服务相关法律法规 |
| 5.2 建立失能老人长照服务政府补贴制度 |
| 5.3 建立多元化照护主体及服务的失能老人长照体系 |
| 5.4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培育专业长照队伍 |
| 5.5 注重失能老人精神文化生活 |
| 5.6 优化失能老人医疗卫生服务 |
| 5.7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附录 盐湖区居家失能老人对于长期照护服务(正式照护)需求程度的问卷调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8）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骨胶原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简介 |
| 1.2 骨胶原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古人类摄食结构的研究进展 |
| 1.2.1 旧石器时代研究进展 |
| 1.2.2 新石器-青铜时代研究进展 |
| 1.2.3 历史时期的研究进展 |
| 1.3 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原理及研究进展 |
| 1.3.1 骨骼氢氧稳定同位素研究基本分析原理 |
| 1.3.2 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在考古领域的研究进展 |
| 1.4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时期古食谱和生业模式研究进展 |
| 1.4.1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时期古食谱和生业模式研究进展 |
| 1.4.2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古人类摄食结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5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地理和气候背景 |
| 2.1.2 植被和稳定同位素背景 |
| 2.1.3 河西走廊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文化背景 |
| 2.2 研究材料和样品采集 |
| 2.2.1 白银黄湾汉墓 |
| 2.2.2 黑水国汉墓 |
| 2.2.3 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14)C方法测年 |
| 2.3.2 动植物遗存的采样、鉴定和统计分析 |
| 2.3.3 骨胶原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考古遗址样品实验结果 |
| 3.1 分析样品的年代序列 |
| 3.2 动植物考古遗存结果 |
| 3.2.1 植物遗存结果 |
| 3.2.2 动物遗存结果 |
| 3.3 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3.3.1 白银黄湾汉墓动物和人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3.3.2 黑水国汉墓动物和人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3.3.3 佛爷庙湾——新店台人骨胶原稳定同位素结果 |
| 第四章 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汉晋时期动物和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1 黄湾汉墓动物和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1.1 黄湾汉墓动物食物特征 |
| 4.1.2 黄湾汉墓先民食谱特征 |
| 4.2 黄湾汉墓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4.3 黑水国汉墓动物和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3.1 黑水国汉代动物葬俗和动物古食谱特征 |
| 4.3.2 黑水国汉墓先民食谱特征 |
| 4.4 黑水国汉墓动物和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4.5 佛爷庙湾——新店台晋墓先民古食谱重建 |
| 4.6 佛爷庙湾——新店台晋墓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4.7 汉晋时期先民食物结构小结 |
| 4.8 汉晋时期先民骨胶原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意义 |
| 第五章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与影响因素 |
| 5.1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 |
| 5.1.1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先民摄食结构的空间差异及流动情况 |
| 5.1.2 河西走廊人类摄食结构的历时性变化 |
| 5.2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 |
| 5.2.1 地缘政治因素对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影响 |
| 5.2.2 生存环境差异对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果与结论 |
| 6.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日光紫外辐射与全球RA疾病负担关系的生态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紫外线暴露等影响因素与各国RA疾病负担关系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及其样本量 |
| 2.1.2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 |
| 2.1.3 各国年人均鱼类消费量 |
| 2.1.4 各国城市化率 |
| 2.1.5 各国人群平均吸烟率、人均酒类消费克数和BMI |
| 2.1.6 人类发展指数 |
| 2.1.7 各国纬度 |
| 2.2 数据处理分析 |
| 2.2.1 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 |
| 2.2.2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 |
| 2.2.3 各国年人均鱼类消费量计算 |
| 2.3 统计分析 |
| 2.3.1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 2.3.2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数据及其影响因素的特征描述及比较 |
| 2.3.3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数据与其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
| 2.3.4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数据与其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2.3.5 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生态学研究技术路线图 |
| 3 结果 |
| 3.1 2004 年、2015 年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各国RA疾病负担关系研究 |
| 3.1.1 全球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分布及四分位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的国家分布 |
| 3.1.2 2004 年、2015 年各国RA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及其四分位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间比较 |
| 3.1.3 2004 年、2015 年各国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 |
| 3.1.4 2004 年、2015 年各国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3.2 2004 年与2015 年各国RA疾病负担的比较 |
| 3.2.1 2004 年与2015 年各国RA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均数比较 |
| 3.2.2 2004年与2015年各国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比较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紫外线暴露等影响因素与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关系及其交互作用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各国两性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 |
| 2.1.2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 |
| 2.1.3 各国年人均鱼类消费量 |
| 2.1.4 各国城市化率 |
| 2.1.5 各国两性吸烟率、日人均酒类消费克数和BMI |
| 2.1.6 人类发展指数 |
| 2.1.7 各国纬度 |
| 2.2 数据处理分析 |
| 2.2.1 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 |
| 2.2.2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 |
| 2.2.3 各国两性BMI及分组 |
| 2.3 统计分析 |
| 2.3.1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两性疾病负担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 2.3.2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两性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特征描述及比较 |
| 2.3.3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两性疾病负担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
| 2.3.4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两性疾病负担与其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2.3.5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两性RA疾病负担交互作用分析 |
| 3 结果 |
| 3.1 2004 年、2015 年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及四分位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疾病负担比较 |
| 3.1.1 2004 年、2015 年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 |
| 3.1.2 2004 年、2015 年全球四分位紫外线红斑曝光量分组RA两性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
| 3.2 2004 年、2015 年各国两性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分析 |
| 3.3 2004 年、2015 年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3.4 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的比较 |
| 3.4.1 2004 年、2015 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均数配对比较 |
| 3.4.2 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比较 |
| 3.5 2004 年与2015 年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比较 |
| 3.5.1 2004 年与2015 年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及其影响因素的均数比较 |
| 3.5.2 2004年与2015年全球两性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 |
| 3.6 2004 年、2015 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两性RA疾病负担的交互作用研究 |
| 3.6.1 2004 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男性RA疾病负担的交互作用研究 |
| 3.6.2 2004 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女性RA疾病负担的交互作用研究 |
| 3.6.3 2015 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男性RA疾病负担的交互作用研究 |
| 3.6.4 2015 年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BMI对女性RA疾病负担的交互作用研究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紫外线暴露等影响因素与各国两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关系研究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 |
| 2.1.2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 |
| 2.1.3 各国城市化率 |
| 2.1.4 各国人群两性吸烟率、酒精平均消费克数和BMI |
| 2.1.5 人类发展指数 |
| 2.1.6 各国纬度 |
| 2.2 数据处理分析 |
| 2.2.1 类风湿关节炎疾病负担 |
| 2.2.2 各国紫外线红斑曝光量 |
| 2.2.3 各国两性BMI及分组 |
| 2.3 统计分析 |
| 2.3.1 各国类风湿关节炎两性年龄别疾病负担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 2.3.2 2004 年、2015 年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RA疾病负担年龄别比较 |
| 2.3.3 2004 年、2015 年高低BMI组RA疾病负担年龄别比较 |
| 2.3.4 2004 年、2015 年各国两性RA年龄别疾病负担与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3 结果 |
| 3.1 2004 年、2015 年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两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研究 |
| 3.1.1 2004 年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男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1.2 2004 年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女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1.3 2015 年全球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男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1.4 2015 年全球高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组女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2 2004 年、2015 年高低BMI组两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研究 |
| 3.2.1 2004 年高低BMI组男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2.2 2004 年高低BMI组女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2.3 2015 年高低BMI组男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2.4 2015 年高低BMI组女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比较 |
| 3.3 2004 年、2015 年两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等影响因素非标准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 |
| 3.3.1 2004 年、2015 年男性年龄别RA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BMI和吸烟率非标准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 |
| 3.3.2 2004 年、2015 年女性年龄别 RA 疾病负担与紫外线红斑曝光量与 BMI 非标准回归系数和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综述 维生素D与RA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抑郁现状及其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 |
| 1 前言 |
| 2 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研究对象的来源 |
| 2.1.2 研究对象的纳入排除标准 |
| 2.1.3 样本量的计算 |
| 2.2 调查方法 |
| 2.3 研究内容及工具 |
| 2.3.1 基本情况调查表 |
| 2.3.2 健康调查简表(SF-36 量表) |
| 2.3.3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量表)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调查设计阶段 |
| 2.4.2 调查实施阶段 |
| 2.4.3 数据整理阶段 |
| 2.5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
| 2.5.1 量表信效度的评价 |
| 2.5.2 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基本情况描述 |
| 2.5.3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和抑郁影响因素的分析 |
| 2.5.4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和抑郁关系的研究 |
| 3 结果 |
| 3.1 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评价 |
| 3.1.1 量表的信度评价 |
| 3.1.2 量表的效度评价 |
| 3.2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描述 |
| 3.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
| 3.2.2 HIV感染情况及性行为情况 |
| 3.2.3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现况描述 |
| 3.2.4 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状况的现况描述 |
| 3.3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
| 3.3.1 人口学特征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
| 3.3.2 HIV 感染及性行为对HIV 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
| 3.4 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
| 3.4.1 人口学特征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 |
| 3.4.2 HIV 感染和性行为情况对HIV 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 |
| 3.5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与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 3.5.1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 3.5.2 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 3.6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
| 3.6.1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与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
| 3.6.2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和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 |
| 3.6.3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和抑郁的分位数回归 |
| 4 讨论 |
| 4.1 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生命质量现状 |
| 4.2 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 |
| 4.2.1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
| 4.2.2 不同HIV 感染情况对HIV 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 |
| 4.3 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抑郁现状 |
| 4.4 HIV感染者/AIDS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 |
| 4.5 HIV感染者/ADIS患者生命质量和抑郁的关系 |
| 4.6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HIV感染者/AIDS 病人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概况 |
| 参考文献 |
| 社会实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中国女性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症状管理概念修正模型对急性冠脉综合征症状群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东枝. 山西中医药大学, 2021(09)
- [2]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D]. 汤文卿.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照顾者创伤后成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吴吉敏. 湖州师范学院, 2021(11)
- [4]江西省60岁以上人群自评、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影响因素研究[D]. 汪晟炜. 南昌大学, 2021(01)
- [5]妊娠相关焦虑的潜在类别及其与生活质量的关系[D]. 陈擎仪. 山东大学, 2021(09)
- [6]不同居住模式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石茜娜. 大理大学, 2021(09)
- [7]居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运城市盐湖区的实证分析[D]. 王伯彦.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摄食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李昕. 兰州大学, 2021(09)
- [9]日光紫外辐射与全球RA疾病负担关系的生态学研究[D]. 刘儒曦.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10]HIV感染者/AIDS患者生命质量、抑郁现状及其关系的研究[D]. 褚越亚.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