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迈向新世纪的江苏司法行政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周冰[1]（2020）在《场域视野下的清代中央司法权研究》文中认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点内容,党和国家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学术界关于司法权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于司法体制改革中众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是一条合理可行的研究进路。清代是中国封建君主政治最末的时期,也是帝制中国政治体制最为成熟的时期,清代的实体法律制度和司法审判制度等方面皆是基于继承历代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形成。清代法制也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中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其法制实践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清代中央司法权的研究,是通过对传统法制及其实践进行的再阐释研究,最终目的是希冀对当下的法治建设及其中司法权运行、司法权配置等重要内容有所裨益,而非单纯是对历史上的法律实践进行梳理和描述的传统研究模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引入了着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构建了古今对话的通路。通过对清代中央司法权的研究,为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提供可资利用的“本土资源”。本文在绪论部分对司法权的概念进行了厘清,将我国当下学术话语中处于混同状态的“司法权”概念,区分为作为舶来语的“司法权”概念、当代中国的“司法权”概念和传统中国的“司法权”概念。“司法权”一词在清末自海外传入之前,并不存在于传统中国的话语中,但代表着司法权能的各种词语实质上在几千年的帝制中国时期已经存在于司法领域中。中国古代的司法与现代意义的司法既有同质性,又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及蕴意。正文首先是对清代中央司法场域进行的理论建构,在正文的开始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对场域理论的特征、司法场域的功能、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场域理论的实践逻辑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为前提,将场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为本文的研究和写作打好方法论基础。通过司法场域形成的特征为界定,将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兴衰分为萌芽阶段、雏形阶段、成熟阶段和瓦解阶段。得出司法场域是元场域派生下的子场域之一,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兴衰伴随着政权建立、发展、成熟到瓦解的全部过程。第二章是对清代中央司法权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通过对清代逐级审转复核制下的地方和中央司法职权配置进行归纳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案件进入中央司法场域的路径与法律规定并非完全一致。京控案件的当事人采取一系列的诉讼策略将原本无法进入中央司法场域的案件推进该场域内,因此自身也成为不掌握司法权资源但影响司法权运行的场域参与者,进而实现自己“伸冤”的目的。“钦案”是指司法场域中受皇帝的个人意愿支配产生的案件,皇权并没有采取法律以外的方式对意图铲除的官员进行处理,而是选择了利用皇权在权力场域中对于官员的支配地位,将个人意志传递给了掌有参劾、司法职权的官员群体,从而推动该案件进入中央司法场域的策略。此外,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官采取策略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中央司法机构对命盗重案的“无权”审判的状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央场域天然的低自主性,中央司法权主体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社会场域和权力场域的双重影响,但场域本身的对外部影响因素的重塑过程,使得清代中央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立运行。第三章对中央司法权的资本分配与竞争进行研究,通过对明清以前官方法律教育兴衰史,交叉对比历代官员获取法律知识资本的方式以及历代官员法律素养或司法技能的差异,判断出司法场域中的法律知识资本并非由刑部官员垄断,而是通过皇权来对获得法律知识资本的资格进行分配,从而进一步生成更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在清中晚期的中央司法场域中,司法技能资本是竞争司法权力资本过程中兑换率最高的资本,这种兑换率促生了中央司法权主体刑部官员形成竞相钻研法律、提高司法技能的“专家掌部”现象。第四章以纵奸致命案件为例,分析了惯习的生成与场域重塑。本章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中央司法场域内行动者是否存在惯习这一特殊的性情倾向,以及惯习是否有重塑司法场域的功能。通过对“纵奸”和“纵奸致命”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进行梳理,结合司法档案中官员带有价值倾向性的用语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清代中央司法权的惯习是一种对不涉及国家稳定和政权统治的案件,更多考量其社会效果,但对于“人命重案”,有可能动摇帝国统治根基的案件,则在法律框架内予以重判的主观偏好。在对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考察中发现司法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实际影响了司法场域的运转,一定程度上对场域的边界进行了重构。第五章是清代中央司法权研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通过司法场域为司法权独立运行提供具体场景、司法技能作为最重要的资本以及惯习作为重塑司法权的主观倾向三个角度入手,结合当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结语部分回归到整篇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贯穿始终的思考:“对中国法律史研究应当如何进行”。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及文化也不应当如同只应陈列于博物馆之中的文物。研究历史的终极意义从来都在于当下,研究中国法律史的目的和意义也在于为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智识资源。
薛浩[2]（2020）在《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认为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标识,是窥视地方社会运行的微观窗口。它源于生产、扎根民间、相伴生活,并穿梭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但民间武术在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变动中,也必然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武术长期嵌套于地方社会管理和运行中,在推进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净化社会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武术界对民间武术关注颇多,但主要基于本体论视角下考察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或在体育学框架下说武议武,或对其叙事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却未曾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进行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从“民间习武所为何来?”为支点对民间武术结构与功能意义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四因说”解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沛县武术,以窥探民间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这或许是对武术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并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有可能对武术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可对民间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的图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体育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以四因说、自然秩序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历史分析、案例研究、口述史等方法,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理路,全面考察沛县武术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功能变迁,来呈现不同时空坐标下沛县武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以此来探讨民间武术在自由与秩序框架下是如何参与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进而对民间武术进行现代文化图景的意义建构。其得出主要结论:（1）在传统时期,民间武术扮演着村落自治与管理的非官方组织。不仅具有传承武术拳种、发扬武术精神的作用,还兼具促进社会认同、参与社会治理、调试社会秩序等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功能选择由国家、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判定,并在一个整体框架内适时调整。（2）民间习武作为世人追求自由的惯常手段,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主动选择性。习武是一种价值指向性的积极自由行为,并以此来满足自身价值预设。但价值达成之余,因人之欲的驱使而不断扩张,以掠获更大的资源与权力空间等,但必然受到武林制衡、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从而使之走向秩序。（3）民间武术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起着一种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其能够很好地实现一种彼此接近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从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从社会控制的价值取向上来看,民间武术相较于行政干预或强权政治,则能更加根本地、更加有效地触及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达成概念下的社会控制。（4）民间武术在不同时期被国家征用是一个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过程。其根据国家主题的转换、政府性质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需求来采择其结构功能,而使之为国所用、为社会服务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与此同时,民间武术自身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5）民间武术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也是国家意志行为向地方性社会延伸、管辖、治理的具体应现,具有鲜明的国家在场、社会治理与精英行动互为共治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民间武术从自由到秩序的意义建构过程。（6）民间武术意义的现代建构是其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一种由文化主体依靠自身能动性所进行的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
顾超[3]（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王炎[4]（2019）在《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首先要融入宪法。宪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经由宪法的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获得规范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宪法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聚,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宪法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生活形成双向互动,巩固了根本法的正当性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法外价值与法律体系的融合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价值”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价值,如果逸脱整体而单独进入法律体系,那么都有可能破坏法的安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被视为法外价值入法入规的绿色通道,而应被定位成法外价值融入法律体系的筛查要素。基此于上述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需先完成三种“解释立场”的转化:一是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二是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三是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重在将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中关于“善与恶”的判别立场,从伦理意义上的“黑白之争”转向现实关系中的“义利权衡”。通过考察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对现实规范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事业的关切、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人的发展的倡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观在近现代变迁中对实践要求的回应,进而凝合出一种“个人—共同体—个体”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诠释立场。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密不可分。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是冰冷的法律条文,不经宪法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是对“核心价值观”入宪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宪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回应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不断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文本填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表达的抽象性,赋予了核心价值观“法治语境”下的规范意义,使普通法可以经由合宪性解释与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内涵建立规范联系。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宪法核心价值观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所谓“多元”是指其在表述上包含了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纵向分布与多元价值平等共存的横向陈列;所谓“一体”是指其在纵向上可以经由某种共同善,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勾连,在横向上“十二个核心价值观”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调和、自我完善而成为一种超验的价值共同体。宪法核心价值观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理论定位应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价值引导,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法律体系而存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始于人理性的道德启蒙,又止于人知性的道德需求,是人在共同体道德生活中类特性的反向觉醒。申言之,核心价值观的超验性有别于深藏在自由主义宽容原则背后的虚无主义,而是认为人有自省的能力,可以在多元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理解达成一种“止于至善”的共同追求。它既承认建构主义中纯粹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但又否定纯粹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支配作用;它既承认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可以孕育出一种符合共同体生活需要的道德规则,但又否定这种道德规则的终局性。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调和中,康德把良善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道德公设的认知逻辑,不能当然推出道德理性与行为德性的必然联系。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天”与致良知的“人”之间的双向耦合,才能实现“天理”与“人情”在“道德情理”上的交融。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天”是有人格化意志的超验体,能感知世间的“仁”,因此,作为伦理欲求的法外价值应当有合理的入法进路,也应当被包含在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释义当中,并通过多元价值的整全不断趋近某种“天人合一”的善端。第一种解释立场展现了一种文化基因中的“情”,第二种解释立场确立了一种规范结构中的“法”,而第三种解释立场则为“情”与“法”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但是,在法释义学的运用中,核心价值观“理一分殊”的价值结构,还需预设一种“元价值”进行整全。从“和谐”在宪法文本中的深度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地位、法律体系中的原生构造、释义脉络中的语用条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整合来看,宪法核心价值观中的元价值当属“和谐”。“和谐”要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应遵循一定的整全路径。建构解释,将蕴含现实关切的实体性概念导入抽象的价值法则之中,通过人作为类存物的共性来建立法内价值与法外价值之间的解释性联系。个案权利,将价值作为一种“最佳化命令”,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当一个法外价值与法内价值发生冲突时,两个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基于某种共同善,从而在其可接受的“不完整意义”上指向一对相互支持的权利,这种支持使法外价值和法内价值可以在权利的表达上实现相融。宪法作为串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天然媒介,为上述两种法内外价值的融合,提供了一条规范的证成路径。在此三条路径的导控下,某个蕴含“人情”的法外价值可以经由元价值的导控,重塑其自身的价值内涵,获得进入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依据,进而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此亦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秩序协调上的释宪功能。除此之外,法律体系在规范层面有一套特定的适用规则,这套规则要符合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法则。通过上位法与下位法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效力控制说,进而论证了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特别法与一般法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导出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样态,进而论证了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新法与旧法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以及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证了新法与旧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此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规范冲突控制上的释宪功能。法律规范的统一是协调价值秩序的前提,只有先处理好规范的选择问题,才能继续处理价值释义的融合问题。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两种释宪功能,分别从价值秩序与规范秩序的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法治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规则。
周世民[5]（2019）在《常州市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武进区提出工业强区的发展战略,以机械、冶金、纺织为骨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发展。产业的高度聚集形成强大的拉动力,吸引外来人口以“打工者”的形式大量涌入,流动人口的无序快速增长给城市基础公共设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就业岗位的饱和造成了就业秩序的混乱,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公共秩序的管理造成一定的冲击,近年来武进区流动人口作案数量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左右武进区刑事犯罪整体水平及其走向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管理难、流动人口犯罪打防难”已经成为政府面临并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因此做好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对护航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来说都至关重要。本文对治安大队分管负责人、派出所治安副所长及基层社区民警进行实地访谈,深入了解流动人口基层管理运作模式,调取流动人口管理系统中武进区近十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并在档案室查阅回顾了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发展历程,对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发展进程作了细致的研究,通过收集的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犯罪成因,并详细介绍了以往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中的先进做法。通过研究发现,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存在着治安管理执法难、市民化进程缓慢、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完善宏观政策导向构建流动人口治理体系、以居住证赋权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和鼓励社会中间组织发展来促进流动人口参与共同治理。
禹辉映[6]（2019）在《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探索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内在地包含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史。同历史对话,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及未来走向。新时代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就有必要对党管党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以党员及党组织为“生命载体”,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运行机制,所形成的一种总体性或普遍性的发展状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指政党为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而借助一定力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以提高党员及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建设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为旨归,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健康发展的实践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和学说。回顾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探索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既有辉煌的成就,也遭遇过一些严重挫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探索发端于党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背景,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危害,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新要求,党在总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理性自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解放战争时期,党面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气象,伴随着一系列有效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法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新场域。面对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党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新举措,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的新状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损害,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果断措施,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一系列党的建设措施的实施,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修复,政治生态建设成就显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从严管党治党新举措,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正在形成。考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七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一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四是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五是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六是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七是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新时代继续做好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就有必要汲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实践中坚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许振江[7]（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谈笑[8]（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张雯雯[9]（2018）在《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研究（1986-2016）》文中认为1986年中国第一条“节约用水”电视公益广告在贵阳电视台播出,开启了中国当代公益广告传播的先河,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自此,公益广告不仅成为中国当代广告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也成为广告舆论引领和广告话语呈现的重要载体。中国当代公益广告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而不断进步。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政治改革不断深入,经济建设成果斐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双引擎,引领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推动着中国社会快速向前发展。公益广告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不仅真实记录着中国当代社会价值变迁的轨迹,诠释着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和新观念,还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讲文明、树新风的时代新风尚,弘扬正气,针砭时弊,呈现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公益广告实践过程中呈现的话语,往往以潜移默化地方式塑造国家品格、民族精神和时代风尚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广告作为社会发展的“镜像”,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公益广告自然也烙有中国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时代印记,公益广告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所有话语都与社会语境互为关联。在中国当代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无论是脍炙人口的公益广告语、公益广告创作主题、创意理念的提炼,还是公益广告的学术话语、规制话语以及实践活动话语的呈现,都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形式相适应。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和历史研究双重视角对中国当代公益广告的话语变迁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在费氏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公益广告自身发展特点,分别从社会背景、文本呈现、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影响四个层面展开研究,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公益广告话语呈现及话语变迁的探讨作为研究的主线索,注重探析不同发展阶段公益广告话语呈现的逻辑关系,并通过分析公益广告传播过程中广告与受众、广告与媒体、广告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来佐证这种逻辑关系呈现的必然性。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呈现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媒介技术变革、社会管理规制以及民众审美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程度不同,最终呈现的公益广告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也有很大不同。从注重行为规范和礼仪教化的引领,到注重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倡导和培育。从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道德相对单一主题的选择,到涉及国计民生丰富多元话语的呈现。从社会责任观念观照下的媒体自主行为,到文明进步思想统领下的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建设。公益广告的社会影响不断提升,并逐步进入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与商业广告一起成为推动中国当代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改变在广告学术话语中也多有体现,从公益广告作为商业广告的补充的认知,到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都是推动中国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力量的判断,到“公益性商业广告”和“商业性公益广告”学术话语的争论,都表明公益广告发展和公益广告话语呈现逐步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显性话题。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历经了媒体倡导的行为规劝、政府管理的“命题作文”、企业参与的形象树立以及全民动员的价值观培育四个阶段。公益广告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表现形式,它不仅通过语言反映着、记录着社会现实,更通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来传达社会意义,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等文化符号,铸造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马学礼[10]（2016）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三,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三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三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三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三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二、迈向新世纪的江苏司法行政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迈向新世纪的江苏司法行政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场域视野下的清代中央司法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司法权概念的厘清 |
| 五、本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作为分析工具的“司法场域” |
| 一、司法场域的特征 |
| 二、司法场域的功能 |
| 三、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 |
| 四、场域理论的实践逻辑 |
| 第二节 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萌芽阶段 |
| 第三节 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雏形阶段 |
| 第四节 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成熟阶段 |
| 一、三法司 |
| 二、内阁、军机处 |
| 三、内务府、宗人府、八旗都统衙门 |
| 四、理藩院 |
| 第五节 清代中央司法场域的瓦解阶段 |
| 小结 |
| 第二章 策略斗争: 中央司法权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逐级审转复核制下的司法职权配置 |
| 一、自理与审转: 地方司法的权力配置 |
| 二、部权特重: 中央司法的权力配置 |
| 第二节 案件进入中央司法场域的路径 |
| 一、常规案件 |
| 二、京控案件 |
| 三、钦案 |
| 第三节 地方官规避审转复核程序的案件 |
| 第四节 司法场域的自主性与司法权的实现 |
| 小结 |
| 第三章 专家掌部: 中央司法权的资本分配与竞争 |
| 第一节 司法权力与司法能力的普遍矛盾 |
| 一、明清两代官员整体司法素养的匮乏 |
| 二、书吏与讼师的兴起 |
| 第二节 官员司法技能不足的历史成因 |
| 一、官方律学教育的缺失和律博士制度的消亡 |
| 二、官员习律的现实障碍 |
| 三、官员习律的心态障碍 |
| 四、权力场域对法律知识资本的分配 |
| 第三节 司法技能: 中央司法场域中的关键资本 |
| 小结 |
| 第四章 惯习的生成与场域重塑: 以纵奸致命案为例 |
| 第一节 “奸罪”与“人命”: 传统刑律中的典型罪名 |
| 第二节 “纵奸”的司法实践 |
| 一、清代司法档案中“纵奸”案件概况 |
| 二、宽纵倾向: 刑部官员的惯习生成与策略 |
| 第三节 从“奸罪”到“人命案” |
| 一、社会场域中的“纵奸”与命案 |
| 二、立法中的“纵奸致命” |
| 三、“纵奸致命”的司法实践 |
| 四、中央司法场域的重塑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中央司法权研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司法场域为司法权独立运行提供具体场景 |
| 第二节 司法技能: 最重要的资本 |
| 第三节 惯习: 重塑司法权的主观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2）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武术研究述评 |
| 1.3.1.1 武术的起源和概念研究 |
| 1.3.1.2 武术的价值和定位研究 |
| 1.3.1.3 武术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
| 1.3.2 地域武术研究述评 |
| 1.3.3 武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
| 1.3.4 民间武术研究述评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1.1 民间武术 |
| 1.4.1.2 自由 |
| 1.4.1.3 秩序 |
| 1.4.1.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 |
| 1.4.2 理论基础 |
| 1.4.2.1 四因说 |
| 1.4.2.2 自然秩序理论 |
| 1.4.2.3 社会控制理论 |
| 1.4.2.4 国家治理理论 |
| 1.5 研究问题与创新 |
| 1.5.1 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创新 |
| 1.5.2.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2.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 1.5.2.3 学术观点的创新 |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研究方法 |
| 1.6.2.1 文献研究法 |
| 1.6.2.2 田野调查法 |
| 1.6.2.3 历史分析法 |
| 1.6.2.4 案例研究法 |
| 1.6.2.5 口述史方法 |
| 1.7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研究内容 |
| 1.8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8.1 研究重点 |
| 1.8.2 研究难点 |
| 2 历史与田野:江苏沛县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图景 |
| 2.1 历史情景中的田野 |
| 2.2 地理场景中的田野 |
| 2.3 现实图景中的田野 |
| 2.4 沛县域景中的武术 |
| 3 演进与变迁:江苏沛县武术的历史考察 |
| 3.1 古代沛县武术(秦汉—1840年) |
| 3.1.1 古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1.2 古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1.2.1 兵操演练 |
| 3.1.2.2 隐匿民间 |
| 3.1.2.3 寓于舞中 |
| 3.1.3 古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1.3.1 战事之需 |
| 3.1.3.2 武举制度 |
| 3.1.3.3 任侠尚武 |
| 3.1.4 古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1.4.1 统一天下 |
| 3.1.4.2 治国理政 |
| 3.1.4.3 竞逐自由 |
| 3.2 近代沛县武术(1840年—1949年) |
| 3.2.1 近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2.2 近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2.2.1 流转授拳 |
| 3.2.2.2 民间结社 |
| 3.2.2.3 湖团组织 |
| 3.2.3 近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2.3.1 自然环境 |
| 3.2.3.2 政权迭变 |
| 3.2.3.3 社会变迁 |
| 3.2.4 近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2.4.1 驱除鞑虏 |
| 3.2.4.2 强国强种 |
| 3.2.4.3 自由放任 |
| 3.3 现代沛县武术(1949年—2000年) |
| 3.3.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 |
| 3.3.1.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1.2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1.3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1.4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3.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 |
| 3.3.2.1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2.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2.3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2.4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 当代沛县武术(21世纪—至今) |
| 3.4.1 当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4.2 当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4.2.1 竞技武术 |
| 3.4.2.2 群众武术 |
| 3.4.2.3 学校武术 |
| 3.4.3 当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4.3.1 国家战略 |
| 3.4.3.2 政策利好 |
| 3.4.3.3 续写传统 |
| 3.4.4 当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3.4.4.2 搞活沛县武术产业 |
| 3.4.4.3 提升全民健身健康 |
| 3.4.4.4 助力地域品牌建设 |
| 3.4.4.5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
| 4 记忆与表达:江苏沛县武术的门派纷呈 |
| 4.1 沛县武术门派的历史形成 |
| 4.2 沛县武术门派的纷呈图景 |
| 4.2.1 纷呈图景 |
| 4.2.2 地理分布 |
| 4.2.3 传承谱系 |
| 4.3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械套路 |
| 4.3.1 沛县武术内容存量丰厚 |
| 4.3.2 沛县武术器械五花八门 |
| 4.4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种特点 |
| 4.5 民间武术门派的纷呈根源 |
| 4.5.1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是武术门派纷呈的重要因素 |
| 4.5.2 血缘宗法的传承脉络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制度根源 |
| 4.5.3 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核是武术门派纷呈的思想源泉 |
| 4.5.4 门户空间的社会建构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动力机制 |
| 4.5.5 偏于一偶的武学追求是武术门派纷呈的直接动因 |
| 5 追问与悬搁:民间习武所为何来? |
| 5.1 始末缘起:自由的嵌入 |
| 5.2 反本溯源:自由的追问 |
| 5.3 实证考察:自由的达成 |
| 6 扩张与制约:民间武术的社会控制 |
| 6.1 民间武术中的自由扩张 |
| 6.1.1 自利则生 |
| 6.1.2 以正求反 |
| 6.1.3 自由扩张 |
| 6.2 社会控制中的民间武术 |
| 6.2.1 利他方能利己 |
| 6.2.2 制衡利益格局 |
| 6.2.3 正义穿插其中 |
| 7 平衡与秩序:民间武术的国家征用 |
| 7.1 国家强权与军事征用 |
| 7.2 国家形象与政治征用 |
| 7.3 立德树人与育人征用 |
| 7.4 全民健康与身体征用 |
| 8 从自由到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机制 |
| 8.1 精英行动 |
| 8.1.1 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行动策略 |
| 8.1.1.1 日常生活交往积累了良好的乡性 |
| 8.1.1.2 原发性人力资本增加了社会威望 |
| 8.1.1.3 介入村落公私事务树立公共威望 |
| 8.1.2 武术精英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行动策略 |
| 8.1.3 武术精英在村落纠纷调解中的行动策略 |
| 8.2 地方社会 |
| 8.2.1 湖田之争与地方社会 |
| 8.2.1.1 建国前湖田之争 |
| 8.2.1.2 建国后湖田之争 |
| 8.2.1.3 事件之何以形成 |
| 8.2.2 门派林立与地方社会 |
| 8.2.2.1 门派林立彰显社会伦理规训 |
| 8.2.2.2 武术门派参与村落社会治理 |
| 8.2.2.3 武术门派协同调试社会秩序 |
| 8.3 国家在场 |
| 8.3.1 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武术 |
| 8.3.2 国家权力代理人与民间武术 |
| 8.3.3 国家权力符号与民间武术 |
| 8.4 相互在场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访谈提纲Ⅰ |
| 附录2 :访谈提纲Ⅱ |
| 附录3 :访谈提纲Ⅲ |
| 附录4 :碑文选录Ⅰ |
| 附录5 :碑文选录Ⅱ |
| 附录6 :碑文选录Ⅲ |
| 附录7 :碑文选录Ⅳ |
| 附录8 :文件Ⅰ |
| 附录9 :文件Ⅱ |
| 附录10 :民事纠纷案例Ⅰ |
| 附录11 :民事纠纷案例Ⅱ |
| 附录12 :口述访谈选录 |
| 学习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重难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法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的法理逻辑 |
| 一、域外“核心价值”的法理之争 |
| 二、英美式: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 |
| 三、法德式:社会本位的共和主义 |
| 四、东亚式: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
| 一、“内圣外王”的尊严观 |
| 二、“为民而王”的民本观 |
| 三、“尽其在我”的群己观 |
| 四、“均和以安”的和谐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继受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 |
| 第四节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近现代发展 |
| 一、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导性价值(1840年—1949年)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1949年—2006年)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升华(2006年—2018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规范结构与法治化进路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渊源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宪经过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条文结构与属性 |
| 一、“核心价值观”在宪法文本中的显性规范及其属性 |
| 二、“核心价值观”在宪法文本中的隐性规范及其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化进路 |
| 一、域外国家核心价值融入法治的宪法路径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施进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结构与元价值预设 |
| 第一节 多元价值的体系化建构与元价值预设 |
| 一、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多元一体结构 |
| 二、多元价值体系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困境 |
| 三、西方“核心价值”的实践启示 |
| 四、元价值的理论预设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和谐”作为元价值的考证因素 |
| 一、规范解读——宪法条文中的“和谐演绎” |
| 二、文化沉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
| 三、体系解析——法价值体系的“和谐构造” |
| 四、释义脉络——文义解释中的“和谐内涵” |
| 五、经验整合——司法裁判中的“和谐取向” |
| 第三节 “和谐”作为元价值的作用机理 |
| 一、“和谐”的统合价值——生存驱动的共生关系 |
| 二、“和谐”的人本价值——仁爱驱动的伦理秩序 |
| 三、“和谐”的安定价值——安宁驱动的稳定秩序 |
| 四、“和谐”的衡量价值——中和驱动的内力衡平 |
| 五、“和谐”的调和价值——均和驱动的外力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中元价值对价值秩序的协调功能 |
| 第一节 价值多元化的和谐导控:情与法的交融 |
| 一、价值分立的整合路径——建构解释 |
| 二、价值冲突的调和路径——权利衡平 |
| 三、价值共存的导向路径——依宪说理 |
| 第二节 元价值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关系 |
| 一、“富强”是“和谐”的物质条件 |
| 二、“民主”是“和谐”的政治基础 |
| 三、“文明”是“和谐”的精神依托 |
| 第三节 元价值与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关系 |
| 一、和谐的自由观 |
| 二、和谐的平等观 |
| 三、和谐的公正观 |
| 四、和谐的法治观 |
| 第四节 元价值与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关系 |
| 一、“和谐”要求爱国为根的国际交流观 |
| 二、“和谐”要求敬业为先的职业道德观 |
| 三、“和谐”要求诚信为本的商业交往观 |
| 四、“和谐”要求友善为上的人际伦理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中元价值对规范冲突的控制功能 |
| 第一节 法制统一性的和谐建构:法与法的统和 |
| 一、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 |
| 二、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 |
| 三、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 |
| 第二节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 |
| 一、从规范来源说到效力控制说的和谐导控 |
| 二、不同效力规范的冲突认定 |
| 三、上位法优先原则的适用例外 |
| 四、下位法的合法性审查与处理 |
| 第三节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
| 一、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和谐样态 |
| 二、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识别标准 |
| 三、《立法法》中特别法优先适用的条件 |
| 四、特别法优先的适用例外 |
| 第四节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
| 一、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 |
| 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
| 三、溯及法律的识别标准与具体类型 |
| 四、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 |
| 第五节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
| 一、新法优先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和谐分殊 |
| 二、新法的识别与优先适用的条件 |
| 三、新法优先原则的限制与例外 |
| 四、新旧法的过渡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常州市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理论分析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流动人口 |
| (二) 流动人口治安管理 |
| 二、相关理论 |
| (一) 相对剥夺理论 |
| (二) 现代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现状 |
| 一、武进区流动人口发展及基本情况 |
| (一) 武进区概况 |
| (二) 武进区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
| 二、武进区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情况 |
| (一) 流动人口犯罪数据分析 |
| (二) 流动人口犯罪成因分析 |
| 三、流动人口法律法规建设情况 |
| (一) 全国流动人口法律法规制定变化历史沿革 |
| (二) 武进区流动人口管理规章变化情况 |
| 第三章 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发展概况 |
| 一、行政化的严格管理到法律化的现代性转变(1991-2002) |
| (一) 行政化的严格管理 |
| (二) 法律化的现代性转变 |
| 二、从部门管理到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社会化管理机制(2002-2018) |
| (一) 政府形成合力、建立流动人口三级管理模式 |
| (二) 加强人口流出地警务横向沟通 |
| 三、从专政管理到民本管理、建立健全亲情化管理机制(2002-2018) |
| (一) 流动人口推行居住证制度 |
| (二) 探索推广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管理模式 |
| (三) 重点小区“平安卡”工程建设 |
| 四、从人工管理到智能信息化管理、建立健全动态化管理机制(2002-2018) |
| (一) 传统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存在的问题 |
| (二) 建立流动人口信息中枢,提升管理应用实战效能 |
| (三) 试行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集 |
| (四) 试点推广警务信息站 |
| 第四章 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存在的问题 |
| (一) 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执法难 |
| (二) 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 |
| (三) 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存在局限性 |
| 二、原因分析 |
| (一) 流动人口法律体系不健全 |
| (二) 流动人口市民化成本高企 |
| (三) 流动人口治安管理中社会中间组织缺位 |
| 第五章 完善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对策 |
| 一、完善宏观政策导向构建流动人口治理体系 |
| (一) 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
| (二) 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 创新人口管理模式 |
| 二、以居住证赋权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 |
| (一) 完善流动人口居住证积分管理模式 |
| (二) 拓宽积分赋权范围,提高服务水平 |
| (三) 推进居住证配套设施 |
| 三、发展社会中间组织促进流动人口参与共同治理 |
| (一) 社会中间组织是官方管理力量的有效补充 |
| (二) 社会中间组织是流动人口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桥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党内政治生态及其结构特征 |
| 一、政治生态的概念界说 |
| 二、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三、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结构 |
| 四、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及逻辑架构 |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客体 |
|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 |
| 五、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目标 |
| 第三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二、列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探索 |
| 一、党创立时期的特点及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内容 |
| 三、面貌一新的党内政治生态初具雏形 |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实践 |
| 一、国共合作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新背景 |
| 二、右倾错误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危害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具体行动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自觉 |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要求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性自觉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逐步向好 |
|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深入展开 |
| 一、全面抗战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形势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深入展开的主要手段 |
| 三、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基本形成 |
|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持续推进 |
| 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党内政治生态的新气象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续推进的新做法 |
| 三、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清朗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积极实践 |
| 一、执政党新的历史方位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新场域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做法 |
| 三、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呈现良性发展新局面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征程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遭遇挫折的缘由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风险开始显现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
| 一、极“左”路线与党内特殊的政治环境 |
| 二、党内政治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原因 |
| 三、党内政治生态危机凸显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及其净化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起步和全面展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 |
| 一、改革开放与党内政治生态重塑面临的新任务 |
| 二、党内政治生态重塑的主要举措 |
| 三、党内政治生态重塑成效显着 |
| 第二节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修复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与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新挑战 |
| 二、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 |
| 三、党内政治生态修复的主要成就 |
|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新阶段 |
| 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主要成就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进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侵蚀 |
| 二、“七个有之”问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的严重破坏 |
| 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的污染 |
| 四、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恶劣影响 |
| 五、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考验 |
| 第二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战略举措 |
| 一、以“严紧硬”替代“宽松软” |
| 二、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
| 三、打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组合拳” |
| 第三节 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创新 |
| 一、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 |
| 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
| 三、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修养” |
| 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 五、“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六、“抓住建章立制”及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规定” |
| 第六章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
| 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 四、坚持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 |
| 五、落实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责任 |
| 六、坚决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和反对腐败 |
| 七、健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当代启示 |
| 一、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
| 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综合施策协同推进 |
|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持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
（7）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 |
| (一)学术发展趋势分析 |
| (二)国内研究文献梳理 |
| (三)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核心文献 |
| 三、研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指导与借鉴 |
| (二)分析思路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与探讨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探讨难点 |
| 五、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改革开放：“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 (二)改革开放史及其研究范式 |
| (三)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
| (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及其学术发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上海改革开放概念辨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史的概念界定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价值意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背景变迁 |
| (一)改革开放由试点到全面深化、纵深发展 |
| (二)中共党史研究由规范、兴盛到全面发展 |
| (三)上海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由“后卫”到“排头兵”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时间脉络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萌生与初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规范与兴盛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全面发展 |
| 第二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问题聚焦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 |
| (二)关于领导人与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典型改革与试点的研究 |
| (一)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金融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五)关于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
| (六)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
| (七)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改革的研究 |
| (八)关于上海大型城市社会管理与治理的研究 |
| (九)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上海研究的热点问题 |
| (一)全球化与上海改革开放 |
| (二)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
| (三)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四,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一)对上海改革开放定位与特色的追问与解答 |
| (二)对上海改革开放实践模式与经验的总结与凝练 |
| (三)对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考与探索 |
| (四)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 |
| 第三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方法 |
| 一、文献史料研究方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史料来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文献史料研究方法运用 |
| 二、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 (一)什么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方法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如何更好地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 |
| 三、口述史学方法 |
| (一)何为口述史学方法？ |
| (二)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应用 |
| (三)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功用及局限 |
| 四、跨学科研究方法 |
| (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产生及流变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效果与改进 |
| 五、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
| (一)历史比较研究方法释义 |
| (二)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运用 |
| (三)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中效能与不足 |
| 第四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机构团体 |
| 一、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类型 |
| (一)国内研究成果的主要类型及分布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与影响力 |
| (三)上海报刊与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二、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机构社团及其人员组成 |
| (一)党史研究机构及党校 |
| (二)驻沪高校及上海社科院等机构 |
| (三)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纪念馆及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 |
| (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国内高校 |
| 三、海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机构、期刊、人员 |
| (一)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基本概况和发展趋势 |
| (二)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主要国家、机构、人员 |
| 四、海外上海研究的特点及与国内研究的异同 |
| 五、海外上海研究的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启示 |
| 第五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成就、特征及经验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就概述 |
| (一)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拓展 |
| (二)研究成果类型多样且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 |
| (三)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反思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
| (二)研究内容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政策性 |
| (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
| (四)研究视角与场域的多维性 |
| (五)研究问题的聚焦性与延展性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经验及借鉴价值 |
| (一)重视基本史实的研究,理清改革开放历史脉络 |
| (二)突出典型改革实践研究,凸显上海改革开放特色 |
| (三)做好研究规划和引导,注重研究资政育人功能发挥 |
| (四)整合研究力量,增强研究的协同性 |
| 第六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展望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一)官方档案的封闭性与民间史料的收集发掘 |
| (二)地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相对短缺、科研能力相关不足 |
| (三)党史学科归属及建设问题 |
| (四)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 |
| (五)对改革争论和理论突破的研究不足 |
| (六)区县改革开放研究相对薄弱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问题的改进 |
| (一)继续推进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规划 |
| (二)增强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
| (三)注重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互济 |
| (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前景趋势 |
| (一)注重改革开放经验模式的总结 |
| (二)突出“现代化”的研究叙事范式 |
| (三)继续以社会史为基础考察改革开放史 |
| (四)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 |
| (五)彰显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征 |
| 四、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予以关注的研究议题 |
| (一)对“人”的发现与关怀 |
| (二)对“改革开放精神”凝练 |
| (三)对“改革争论”的探讨 |
| (四)对改革开放“史”的定位与探究 |
| (五)对改革开放国际阐述与传播话语的构建 |
| (六)国家战略视阈下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结语 |
| 一、选题研究的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改进及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科研经历 |
| 后记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9）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研究（1986-2016）（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广告话语：广告研究的新视角 |
| (一)有关广告话语概念的阐释 |
| (二)广告话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解析 |
| 二、公益广告话语：历史研究与话语研究 |
| (一)中国当代公益广告发展史研究 |
| (二)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 一、研究方法 |
| (一)话语分析法 |
| (二)历史文献法 |
| (三)个案研究法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 (二)话语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基本思路 |
| 二、主要研究问题 |
| 第二章 公益广告与公益广告话语 |
| 第一节 公益广告的内涵与外延解读 |
| 一、当代公益广告认知衍化的三个层面 |
| (一)商业广告的补充 |
| (二)先进文化的传播渠道 |
| (三)社会治理的新沟通方式 |
| 二、公益广告的概念解读 |
| 第二节 公益广告话语的内涵与外延解读 |
| 一、广告话语的概念界定 |
| (一)语言和社会双重视角下的“话语” |
| (二)广告话语：语言和语境的合体 |
| 二、公益广告话语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一)超越语言学视域的公益广告话语 |
| (二)公益广告话语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媒体倡导时期的中国公益广告话语 |
| 第一节 媒体倡导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背景 |
| 一、时代转折孕育公益广告话语 |
| 二、精神文明建设建构公益广告话语 |
| 三、先进广告观念启迪公益广告话语 |
| 四、传媒与广告业改革催生公益广告话语 |
| 第二节 媒体倡导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文本呈现 |
| 一、主题：治理“脏、乱、差”现象 |
| (一)社会秩序“乱”与道德规范 |
| (二)社会环境“脏”与环境保护 |
| (三)安全意识“差”与安全教育 |
| 二、诉求策略：提醒、规劝、批评 |
| (一)提醒呼吁式广告话语 |
| (二)规劝警告式广告话语 |
| (三)批评恐惧式广告话语 |
| 三、创意表现：巧用修辞与婉转叙事 |
| (一)巧用修辞,贴切达意 |
| (二)婉转叙事,分寸适度 |
| 第三节 媒体倡导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实践 |
| 一、媒体自发组织形成的理论话语 |
| (一)媒体对公益广告的态度和认知 |
| (二)《广而告之》的广告话语引领 |
| (三)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关系博弈 |
| 二、专项奖设立对公益广告话语的影响 |
| (一)“公共广告奖”的设立 |
| (二)专项奖从“公共”到“公益”的更名 |
| 三、“广而告之”效应及产生的公益广告话语 |
| (一)公益广告话语呈现与媒体公信力提升 |
| (二)“广而告之”范式与公益广告话语创新 |
| (三)公益广告话语引领与公益事业发展 |
| 第四节 媒体倡导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影响 |
| 一、公益广告指导性话语：“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道德建设 |
| 二、公益广告时代性话语：“致富光荣”观念下的道德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管理时期的中国公益广告话语 |
| 第一节 政府管理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背景 |
| 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社会“乱象”滋生 |
| 二、广告业稳步发展与市场环境净化 |
| 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开展 |
| 第二节 政府管理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文本呈现 |
| 一、主题：社会失衡亟需新风尚引领 |
| (一)道德失范与重塑美德 |
| (二)下岗潮与“自强创辉煌” |
| (三)自然灾害与环境保护 |
| 二、创意思路：人本意识觉醒的感性诉求 |
| (一)回归本真的感性诉求 |
| (二)平民视角挖掘日常素材 |
| 三、表现策略：系列化作品和不对等的图文关系 |
| (一)广告作品的系列化现象 |
| (二)图像对文字语言的过分依赖 |
| 第三节 政府管理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实践 |
| 一、公益广告理论话语的三方碰撞 |
| (一)社会作用：“三个有利于” |
| (二)传播内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三)发展困境：“三不”状态 |
| (四)运行模式：初级觉醒 |
| (五)公益广告与企业营销之间的“蓝海战略” |
| 二、政府政策规制：“公益广告月”话语的建构 |
| (一)话语主题的限定和不限定 |
| (二)话语主体由单一到多元 |
| (三)话语运行机制的建立 |
| 第四节 政府管理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影响 |
| 一、公益广告指导性话语：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
| 二、公益广告时代性话语：服务全国大局关注社会热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社会责任强化时期的中国公益广告话语 |
|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强化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背景 |
| 一、政治、经济改革持续深入 |
| 二、城市化进程加速与“美好生活”的追求 |
| 三、双效益并举：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增强 |
| 四、公民道德建设与“讲树”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强化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文本呈现 |
| 一、主题：跟热点、讲荣辱、促和谐 |
| (一)社会热点事件的舆论引导 |
| (二)建构和谐社会形象 |
| 二、话语来源：企业参与和受众意识彰显 |
| (一)企业参与下的“话题作文”式创作 |
| (二)“以小见大”的素材挖掘 |
| 三、创意表现：内容与形式美的融合 |
| (一)借助名人效应 |
| (二)平民化的情感演绎路线 |
| (三)视听语言丰富优美 |
| 第三节 企业社会责任强化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实践 |
| 一、品牌化发展的公益广告实践活动 |
| (一)系列化公益广告活动日益增多 |
| (二)地方性公益广告活动活跃性增强 |
| 二、制度化建设的公益广告规制性话语 |
| (一)加强公益广告制度建设 |
| (二)鼓励企业参与公益广告活动 |
| 三、学术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创意与表现：多元观点交融 |
| (二)功能：从伦理道德建设到公共事务发展 |
| (三)关系：商业性与公益性博弈 |
| (四)运行机制：整合社会各界力量 |
| 第四节 企业社会责任强化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影响 |
| 一、公益广告指导性话语：社会文明的“一盏灯” |
| 二、公益广告时代性话语：转变认识与树立形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民动员时期的中国公益广告话语 |
| 第一节 全民动员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背景 |
| 一、文化强国战略提升公益广告话语力量 |
| 二、全民公益理念丰富公益广告话语 |
| 三、媒介融合推动公益广告传播 |
| 四、政策话语保障公益广告权力 |
| 第二节 全民动员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文本呈现 |
| 一、主题倾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
| (一)和谐社会语境下关爱弱势群体 |
| (二)中国文化的中国表达 |
| (三)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 |
| 二、传播策略：协同互动与场景体验 |
| (一)从“广而告之”到“协同互动” |
| (二)从“平面宣传”到“场景体验” |
| 三、创意表现：讲好中国故事 |
| (一)纪实型叙述的文本表意 |
| (二)中国元素激发民族记忆 |
| 第三节 全民动员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实践 |
| 一、“创新与发展”的公益广告学术话语 |
| 二、法治化建设的公益广告规制性话语 |
| 三、立体化管理公益广告评优活动 |
| 四、全媒体协调传播主题公益广告 |
| 第四节 全民动员时期的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影响 |
| 一、公益广告指导性话语：整合力量传播文明 |
| 二、公益广告时代性话语：公益传播创造文化奇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的考察 |
| 一、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的轨迹 |
| (一)媒体倡导的行为规劝 |
| (二)政府管理的“命题作文” |
| (三)企业参与的形象树立 |
| (四)全民动员的价值观培育 |
| 二、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
| (二)媒介技术的变革 |
| (三)社会责任意识的彰显 |
| (四)社会管理规制的调整 |
| (五)民众审美需求的转变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的反思 |
| 一、公益广告发展中的话语权博弈 |
| (一)意识形态建构的隐性转化 |
| (二)商业行为渗透的合理性权衡 |
| 二、公益广告话语的社会意义建构 |
| (一)公益广告话语对社会身份的建构 |
| (二)公益广告话语对社会关系的塑造 |
| (三)公益广告话语对社会观念的培育 |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 |
| 二、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立意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结构与逻辑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 |
| 2.1 区域经济合作相关概念：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1.1“区域”与“东亚”：概念的界定 |
| 2.1.2“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
| 2.1.3 区域经济合作的四个基本特征 |
| 2.2 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解释 |
| 2.2.1 国际经济学的解释 |
| 2.2.2 国际政治学的解释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
| 2.3 国际政治经济学解释的新发展：区域公共产品理论 |
| 2.3.1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渊源 |
| 2.3.2 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脉络 |
| 2.3.3 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3.1.2 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
| 3.1.3 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 |
| 3.1.4 区域经济合作公共产品分析框架的简要说明 |
| 3.2 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 |
| 3.2.1“区域”的逻辑内涵：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的界定 |
| 3.2.2“公共”的逻辑内涵：产品公共性的三维判断标准 |
| 3.2.3“产品”的逻辑内涵：供给客体的形态与内容界定 |
| 3.3 本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 |
| 3.3.1 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 |
| 3.3.2 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界定 |
| 3.4 国家层面：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动力与约束 |
| 3.4.1 预期收益：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动力 |
| 3.4.2 供给成本：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部约束 |
| 3.4.3 外部性：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约束 |
| 3.5 国际层面：区域公共产品合作供给的实现条件 |
| 3.5.1 供给机制：连接各供给主体的制度安排 |
| 3.5.2 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跨越” |
| 3.5.3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收益条件 |
| 3.5.4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条件 |
| 3.5.5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外部性条件 |
| 3.6 实现区域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政策建议 |
| 3.6.1 选择合适的供给模式、创设合理的供给机制 |
| 3.6.2 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决定了具体的供给途径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 |
| 4.1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4.1.1 东亚经济合作的酝酿、探索与启动 |
| 4.1.2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4.2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4.2.1 东亚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4.2.2 东亚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 |
| 4.3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与成效 |
| 4.3.1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
| 4.3.2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成效的总体评估 |
| 4.3.3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成效的实证检验 |
| 4.4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成功的实现条件 |
| 4.4.1 收益条件：稳定的预期收益与绝对收益关注占主导 |
| 4.4.2 成本条件：总供给成本较低与大国的选择性激励 |
| 4.4.3 外部性条件：“开放的区域主义”与美国的有限介入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 |
| 5.1 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 |
| 5.1.1 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深化的动因 |
| 5.1.2 深度合作趋势与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需求的产生 |
| 5.1.3 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内容和判定标准 |
| 5.1.4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 |
| 5.2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5.2.1 东亚高质量贸易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5.2.2 东亚高质量投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 |
| 5.3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成因 |
| 5.3.1 收益原因：相对收益竞争弱化了供给的根本动力 |
| 5.3.2 成本原因：供给成本高昂强化了供给的内部制约 |
| 5.3.3 外部性原因：美国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制约 |
| 5.4 东亚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突破 |
| 5.4.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 |
| 5.4.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
| 6.1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 |
| 6.1.1 供给主体广泛化且不可避免 |
| 6.1.2 供给产品多层次化且无法相互替代 |
| 6.1.3 供给机制多元化且长期并进 |
| 6.2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不确定性 |
| 6.2.1 东盟：供给中心地位的不确定性 |
| 6.2.2 中日关系：竞争性供给影响的不确定性 |
| 6.2.3 美国：TPP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
| 6.3 东亚区域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决定因素 |
| 6.3.1 收益因素：预期收益分化下的再整合 |
| 6.3.2 成本因素：大国与强国率先支付的重要性 |
| 6.3.3 外部性因素：竞争与互融中的外部性内在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 |
| 7.1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定位 |
| 7.1.1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双重身份 |
| 7.1.2 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7.2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 |
| 7.2.1 将国内经济转型与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结合起来 |
| 7.2.2 将深化对外开放与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统一起来 |
| 7.2.3 以重点供给某些产品为突破口，逐步向全面供给拓展 |
| 7.2.4 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立足点，逐步向全球层次过渡 |
| 7.3 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建议 |
| 7.3.1 加快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机制 |
| 7.3.2 渐进提高供给机制的制度化水平 |
| 7.3.3 警惕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规则风险 |
| 7.3.4 全面优化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迈向新世纪的江苏司法行政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场域视野下的清代中央司法权研究[D]. 周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2]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 薛浩.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4]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D]. 王炎. 东南大学, 2019(01)
- [5]常州市武进区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D]. 周世民. 苏州大学, 2019(06)
- [6]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历史考察[D]. 禹辉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中国当代公益广告话语变迁研究（1986-2016）[D]. 张雯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10]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以贸易投资合作为例[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