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可一蹴而就（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伟[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宋晓娟[2]（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提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刘春玲[4]（2021）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人类应走向一条怎样的未来之路,世界应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等问题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客观现实,科学审视了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走向,深刻剖析了世界各国共生共存与全体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普遍规律。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下,对“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议题作出了及时的解答,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快世界秩序变革,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力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客观现实有机结合的再一次伟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视角聚焦于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之中,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的发展与全人类发展统一起来的宽广视野、博大胸襟与人类关怀。跟随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着重指向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为世界解决政治冲突、化解经济摩擦、加速文化融合、推进安全合作、破除生态困境等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促进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理论前提与现实基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厚重的思想底蕴。纵观古今,无数思想家、理论家都曾经将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视为探讨的重点,尽管这些思想家并未作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表述,但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思,对人类共同体概念的考察,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思考,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从《礼记》中的“大同”思想到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理论,都为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智慧源泉,都对共同体精神进行了深刻揭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再次诠释,彰显了人文关怀与科学建构的有力统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人类发展观、世界秩序观与共同价值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涵的人类发展观,是对资本主义唯利益论的超越,在合作共赢、共生共荣的价值前提下建立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的世界秩序观,是对传统全球秩序的变革,在开放、包容、公正、平等的价值基础上,建立起团结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并最终实现人类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安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人类的共同价值。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与发展,因而人类的根本利益是共通的,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类可以形成普遍性的价值认识。包括和平、发展、自由、民主、正义等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主张。全文可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全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作出简要的概括。第二部分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进行全面总结,其中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三个小节。第三部分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理路进行详细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主要特征、话语体系等多维视域进行考察。第五部分是从理论价值角度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科学的评价,努力彰显这一思想在理论层面上的延续、发展、创新等价值意蕴。第六部分阐明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重点介绍了我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作出的努力,这其中包含了我国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政策以及“一带一路”的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交往行为,旨在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交往理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共生、共存与共荣,是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新型外交理念,必然会为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世界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完善作出卓越的贡献。千百年来,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直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憧憬。在全人类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美好的生活必然会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即是中国向世界许诺的光明未来。
马池春[5]（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岳苗玲[6]（2020）在《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改革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大学治理有效性,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但当前我国高校治理重心偏高,权力仍然集中于学校层面的现实,使得大学发展面临着原动力不足的挑战,与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相背离。因此,改革大学校院两级管理结构、推动大学治理重心下移,实现从“校院两级管理”向“院为实体”转变,已经成为探索我国大学新型校院关系、释放院系办学活力、提高校院两级治理效益的关键。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高校现有内部运行体制,更是提高大学治理有效性,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有效路径。本研究以探索校院纵向权力划分为抓手,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以及案例研究法开展研究。在论述校院纵向分权治理历史变革的基础上,以上海交通大学由“校院两级管理”到“院为实体”改革的转变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在不同阶段的改革举措与改革成效,并对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变革进行机理分析,思考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后果,为国内校院纵向分权治理改革提供完善思路。首先,研究阐述了在大学内部治理中,权力划分的研究重心呈现出从横向分权向纵向分权转变的趋势。其次,在上海交通大学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变革中发现,改革表现出一种“间断—均衡”的演变特征,即长期连续性稳定变迁中伴随着短期非连续性的急剧性变迁。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上海交大“院为实体”改革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综合预算改革、协议授权、人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扩大并落实学院办学自主权的改革举措进行研讨,尝试分析上海交大从“校院两级管理”到“院为实体”的变革逻辑。然后,运用集权与分权治理理论阐释大学内部集权与分权治理的差异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得出兼顾集权与分权治理是提高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路径的结论。又借助于路径依赖、“内卷化”、“间断均衡”等理论,对校院纵向分权变革的机理展开论述。最后,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校院纵向分权治理变革表现出大学权力“有限下移”与学院“承接乏力”并存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因校院过度分权而导致集权与分权失衡,产生“碎片化”管理问题;“学院至上”导致权力滥用,滋生腐败;学院间“各自为政”,阻碍跨学科共同体的建立等。基于此,提出四点对策建议:第一,兼顾集权治理与分权治理,实行放管“两手抓”策略;第二,遵循渐进性改革方式,差异化放权原则;第三,完善制度建设,明晰校院责权划分;第四,促进学院间多维互动,实现学科交叉融合。
赵唱[7]（2020）在《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文中指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种以“公民”为主体、以“养成公民保护生态自觉性”为目的的新型生态治理模式。这种新型方案通过培养“自下而上”的公民生态道德自觉性来应对以往“由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公众保护生态模式,这一过程的完成须经认知、规范和实践三条进路才可能达成:认知进路为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思想觉悟”,规范进路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有理可依,而实践进路则从内外两个层面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具体策略,三条路径缺一不可。本文内容由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是对论文的选题、主旨、框架、创新点等所做的详细说明。基于对国内外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梳理,更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政府管理及环境保护领域,从哲学或伦理学角度分析的研究不多。本文以“公民”主体为立足点,从哲学角度透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的”生态道德养成模式,这是关于生态问题的一种价值观或认知上的新诠释。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包括公民身份理论、道德自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它们分别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的主体、认知、实践、目标（生态目标与道德养成目标）支撑;现实基础则源于文艺复兴之后主体性的复归以及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加剧。而整个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历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分别是“顺天而行”的朴素直觉生态阶段、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生态阶段、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生态阶段,这是一个从直观到理性、从独断到相互的生态进化过程。第二章阐释的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公民与生态公民、道德与道德养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与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等概念的辨析,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场以“生态公民”为主体、以“生态觉悟”为核心、以“道德养成”为目标、存在于生态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模式改革,其特征是多元性、引导性和实践性,其实质是将生态保护阵地由“政府”转至“公民”、由“强制主导”转为“自觉维护”。这种对公民主体自觉性的强调确保了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存续价值,但是这种自觉性道德养成的困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分别体现在认知、规范和实践领域,具体指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和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第三章是从认知角度探究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作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第一困境,认知困境是公民主体“自主、自觉”发生形态的根源所在。从历史来看,要促进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仅仅依赖科技的发展是不够的,解除对主体的束缚、发掘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才是应对生态治理的根本思路。当整个世界都在催促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时,“觉悟”便成为了每个公民最重要的一种认知能力,其中“思考性觉悟”、“学习性觉悟”和“实践性觉悟”在切入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困境、规范困境和实践困境方面意义重大,而由此引申出的“和谐觉悟”、“过程觉悟”和“递进觉悟”分别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总体目标、内在心态和信心表征,这些内容的综合便是公民与生态和谐相处的道德标杆——“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第四章从规范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觉悟”仅仅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钥匙,若要使得公民生态道德逐步成型,为公民设定具体的规范与方案是必须更是必要的。但问题是,生态公民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故针对不同群体也要有不同的道德养成方案。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可以看出,公民大体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类生态观,而前者又可分为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后者则包括无差别利他主义与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而这四种在养成难以度上也有不同。故此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合理利己”、“他者不伤害”和“多思慎行”三立场出发,分别可为上述四种生态公民设定一套“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方案,即当公民在与生态交往初期应当具有“生态警觉”规范,当公民与生态无利益冲突时公民应当保持一种“不伤害原则”,而当公民与生态发生利益冲突时则应当持有一种“多为他者着想”的心态,直至最后养成“无私为他”的最高公民生态道德标准。第五章从实践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马克思在分析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时曾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实践异化”才促使人类生态急剧恶化;而旧有的生态治理路径多采取的是政府强制管理与教育措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人类平等性意识的增强,人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也愈加强烈,而这种追求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正是这些主体愿望的不断萌发使得“己（内在自主追求）+他（外在引导式教育）”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从己出发”的内在路径源于“公民主体与生态客体无法通约”问题,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公民无法直观体会到生态之悲、之苦,它是公民与生态难以和谐相处的内在困境,而“移情”可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策略,其作用集中体现在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具同情之心;“从他出发”的外在路径指的是除己之外可以影响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其他措施,具体包括作为“引导者”的政府、作为“推进者”的学校、作为“扶持与监督者”的社会和作为“熏陶者”的家庭,他们分别采取法规约束、语言引导、身教熏陶、网络宣传和反复操作这五种方式对公民进行生态知识以及生态技能的训练,从而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加顺畅,最终促使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结语部分主要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一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二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化与本土化。
郭海峰[8]（2020）在《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文中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个至关人类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降,局部冲突和世界战争此起彼伏,战争与和平问题已无法简单的通过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威得以解决;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产生,战争成为了全人类的不可承受之痛。因此,实现永久和平成为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不仅是近现代政治思想家埋头钻研的方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思想语境下,思想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着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思想家的理论思考不会凭空而出,其不仅受构建思想家思想时的理论变迁的影响,而且受思想家自身所处的具体的情势和语境的制约和影响,是思想家对特定社会政治的历史语境的思考,是思想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产物。米特兰尼就是其中一位以其最为着名的功能主义来实现永久和平的政治思想家——肯尼思·汤普森将米特兰尼列入《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一书中的十八位国际思想大师行列,肯定米特兰尼功能主义为观察初级性社会经济地区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为世界秩序问题和弥合国际无政府与世界共同体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思路,为局限于政治的、外交的和法律的问题之上的传统的国际思想拓展了一种全新的思考维度。因此,肯尼思·汤普森盛赞米特兰尼为“‘以功能主义超越政治学’的世界秩序理论家”。功能主义是米特兰尼为实现永久和平而提出的一种有关于方法和行动的实践路径的理论,其理论主旨主要体现在关于为什么和如何实现永久和平的客观分析和理性选择上,其凝聚着人类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和尝试,而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则是在米特兰尼探索实现永久和平基础上的总结、反思、提炼和升华所做出的哲学表达,是米特兰尼探索实现永久和平这一哲学命题的具体表现、理性思考和本质探究。本文从社会意识形态对理论塑造和理论指导政治实践的角度,对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进行学理意义上的全面系统的阐释和分析,具体呈现出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背景、思想渊源、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价值追求。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主体部分以五个章节展开:第一章重点阐述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背景。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米特兰尼的个人经历、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等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它无疑是人类探索实现永久和平的一次伟大尝试。第二章主要阐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米特兰尼在近现代国际思想界是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他自称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或相对中左的自由主义学者,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离不开米特兰尼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实际经历——在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同时,L.T.霍布豪斯、格雷厄姆·华莱士、伦纳德·伍尔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近现代思想家和费边社-费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学派对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章着重分析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国际体系组织化。二战末期,欧洲盛行以联邦主义指导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米特兰尼并不认同当时的主流思想,米特兰尼以国际体系组织化为逻辑起点,不仅批判国际联盟的失败,而且指出联邦主义的缺陷,进而提出功能主义指导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虽然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并未得到当时英国官方的认可,却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第四章重点探讨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内涵——世界共同体。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间期的欧洲政治思想家,米特兰尼深刻地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现代民族国家已很难满足其民众的安全、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成为了民族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米特兰尼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否定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肯定国家共同体的衰落,提出构建能够满足民众的安全、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国际功能性组织,并以国际功能性组织逐渐取代国家共同体进而构建世界共同体。第五章主要阐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有效和平体系。永久和平是全人类最为美好而永恒的共同价值追求,1943年米特兰尼发表《有效和平体系》,提出以功能主义替代联邦主义指导二战后的国际体系组织化建设,以期彻底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即将从世界大战漩涡中走出来的人们提供了一条独具一格的实现永久和平的理论道路,米特兰尼毫无遮掩的将实现永久和平诠释为功能主义的价值追求,却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战后欧洲的历史进程,不仅为当代政治思想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而且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是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突出的现实价值的学术探索,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就是要在政治哲学视阈下,全面阐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情境,进一步追问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人文关怀,深入挖掘米特兰尼功能主义超越历史情境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遗产和实践价值,系统总结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当代价值,全新还原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生动形象的真实面貌。本文研究不仅是要重新诠释功能主义的理论意义,而且是要深入研究功能主义“既将治理扩展到全球层面,也将治理缩小到地方层面”的实践价值,以期为全球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养分。
李鹏[9]（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王雪[10]（2020）在《破解资本权力之谜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政治问题》文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显赫学科,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按照英国着名政治哲学研究专家杰弗里·托马斯的看法,主流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包括:权力与公共利益、正义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国家与法律、权利与财产权等重大问题;其中的权力问题又是所有这些主题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从而是探讨任何政治哲学问题的合理起点（1）,因为围绕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2）。或者引用赵汀阳先生的论断:“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3）马克思当然不能归属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而是这一主流政治哲学的批判者;马克思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批判的最重要理论成就,是他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理解而达成的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透视资本的压迫性本质,追问资本何以具有权力,探讨这种权力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就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应有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的权力问题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而进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中的,由亚当·斯密首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理论的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将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蓝图建构在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之上。由此产生的理论后果是,经济领域中权力与利益的分配问题成为近代政治哲学的新主题,财产成为权力作用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权力取代传统的以宗教和政治为主的权力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照光”意义的最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马克思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性本质,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机理内部去探寻资本作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解资本权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全新政治哲学规划。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以政治哲学中的权力问题为基本视角,通过探究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内容,来透析资本权力隐秘而复杂的运作机制,以此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政治问题,并由此说明马克思对近代政治哲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旨在对近代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权力和资本权力问题的生成作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为探究资本权力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意义提供一个学术背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取代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地位是“资本权力”概念形成的总体性理论背景。政治经济学作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科学”,终结了古典政治理论的政治观念论传统,经济取代政治被置于理论的首要位置,财产权取代传统的政治权力成为近代市民社会的实体性社会内容。马克思从对人的现实生存条件的考察出发,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无法解决“物质利益的困惑”;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由此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伟理论工程,为反思财产权理论的政治性与历史性限度提供了最恰当、最深刻的平台。马克思指出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两个根本性教条:第一,财产权理论依托于近代哲学所构建的“个人”范畴,“个人式主体”是财产权理论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了财产权理论的“个人原则”。第二,“主体式个人”开创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社会,私有财产权被确立为自由的首要基础,“自我保全”的欲求使“财富最大化原则”成为财产权理论的另一个教条,所谓个人权利主要是“获得财产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个人作为财富主体与权利主体,成为近代哲学的主导性范式。在近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性格局中,财产对自身权利边界的扩张,嬗变为其最高政治形式,即资本的权力,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也最强大的支配性力量,其理论依据是作为市民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政治经济学崇尚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资本权力统治的现实根源,揭露了资本权力所造成的历史幻相、劳动幻相和自由幻相,为反思资本权力的形式与本质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平台和理论方法。第二章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深度解读,从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探讨资本权力的发生机理和运行机制。通过描摹经济运作的现实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批判的高度上揭示出资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路径,还原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劳动力,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劳动者的主体性被消解。资本权力转化为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规训权力”,以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塑造生产者,将独立自主的个人驯化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在分配层面,资本家以工资购买劳动形成一种隐秘的非等价交换,资本的权力建构起一种平等幻相,掩盖了资本以财产权名义索取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压迫性;同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并凭借自身资本量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资本权力由此获得了维系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交换层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形成了资本权力的价值幻相,商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掩盖,资本权力表现为货币的权力,以其自身的购买力形成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支配力。在消费层面,消费以异化自身的方式实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权力的新一轮攫夺和自身转型,通过控制现代人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重建了评定社会价值标准的方式,并形成一套全新的资本权力运作机制;由此导致的自由幻相表现为,表面上人成为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奴隶,深层意义上则接受了资本权力的更彻底的统治。第三章基于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价值批判,以此澄明马克思所规划的超越资本统治,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主题。这一部分主要吸取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共同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来展开讨论资本权力批判问题的理论思维前提,指出马克思将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人的实践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为基础,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受资本权力的统治,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推翻造成权力压迫关系的社会历史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现消解资本权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目标。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理论以极为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启发了后世哲学家对于权力问题的思考建构,形成了资本权力问题的“生命政治回响”。作为这方面的两个着名案例,本章专题探讨了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工作对福柯权力理论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福柯正是沿着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思路和问题框架继续前进,进一步揭示了资本权力的外显形式变化:工厂纪律——“规训权力”——“生命权力”,并以此重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则以对“生命存在样态”的追问在新时期重启对资本权力的思考,发掘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理论中的生命政治要素,以期建构“新共同性”,在新时期探索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路径。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可一蹴而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可一蹴而就（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主要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支撑 |
| (一)“仁者爱人”的和平情怀 |
| (二)“德法相行”的治理之道 |
| (三)“见利思义”的价值判断 |
| (四)“和而不同”的文化积淀 |
| (五)“天下大同”的世界理念 |
|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奠基 |
| (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
| (二)“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 |
| (三)“真正的共同体”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嬗变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战略思想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经验 |
| (三)十八大以来的外交理念演进 |
| 注释 |
| 第三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理路 |
|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
| (二)世界格局演进呈现复杂之势 |
| (三)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
|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客观要求 |
|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要求 |
| (二)当代中国开放发展模式的路径探索 |
| (三)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
|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脉络 |
| (一)萌芽阶段:实现海峡两岸互惠融同的“命运共同体” |
| (二)形成阶段: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三)深化阶段:全面推动构建内涵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注释 |
| 第四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视域 |
|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 (一)树立国际权力观,迈向政治共同体 |
| (二)弘扬共同利益观,迈向经济共同体 |
| (三)倡导新型文明观,迈向文明共同体 |
| (四)坚持整体安全观,迈向安全共同体 |
| (五)构建绿色发展观,迈向生态共同体 |
|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特征 |
| (一)构建世界发展整体性的战略布局 |
| (二)完善全球治理法制性的正义弘扬 |
| (三)推动人类社会应然性的实然选择 |
| (四)彰显协同发展公共性的价值共享 |
| (五)促进社会发展科学性的文明场域 |
|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话语体系 |
| (一)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
| (二)深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 |
| (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识 |
| 注释 |
| 第五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价值 |
| 一、一脉相承的理论延续 |
| (一)对唯物史观的最新发展 |
| (二)对人类命运主题的传承 |
| (三)对共同体形式的时代创新 |
| (四)对改变世界的功能性认知 |
| 二、继往开来的理论发展 |
| (一)概念构成凸显综合性 |
| (二)思考方式凸显包容性 |
| (三)发展样态凸显过渡性 |
| (四)演变动力凸显时代性 |
| (五)实践方略凸显具体性 |
| 三、立足时代的现实创新 |
| (一)在总体规划上,实现了从理想追求到现实方案的转变 |
| (二)在设计理念上,实现了从西方思维到中国智慧的转变 |
| (三)在价值选择上,实现了从对抗博弈到命运与共的转变 |
| (四)在领导主体上,实现了从资本驱动到政党引领的转变 |
| (五)在构建路径上,实现了从制度革命到全球治理的转变 |
| 注释 |
| 第六章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 |
| 一、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合作关系 |
| (一)准确定位外交关系关键环节 |
| (二)不断扩大筑牢伙伴关系网络 |
| (三)积极参与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变革 |
| 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 (一)科学评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问题 |
| (二)在推进全球治理上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
| (三)统筹处理好全球治理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三、共同搭建“一带一路”国际交往新平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二)“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 |
| (三)“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改革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问题提出 |
| 1.政策背景 |
| 2.现实困境 |
| 3.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1.大学治理模式 |
| 2.校院两级管理 |
| 3.“院为实体” |
| (四)文献综述 |
| 1.大学治理模式 |
| 2.校院两级管理 |
| 3.“院为实体” |
| 4.启示 |
| (五)研究内容及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校院纵向分权治理实践的历史沿革 |
| (一)有效治理:从“横向分权”到“纵向分权” |
| 1.横向分权:校级层面的治理变革 |
| 2.纵向分权:有效治理的新探索 |
| (二)从“校院两级管理”到“院为实体” |
| 1.“校院两级管理”的改革实践 |
| 2.“院为实体”的改革探索 |
| 3.“校院两级管理”与“院为实体”的关系及变革逻辑 |
| 二、上海交通大学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改革实践 |
| (一)“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践(上世纪末至2010年) |
| 1.改革措施 |
| 2.改革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二)新时期“院为实体”的改革探索(2010年——) |
| 1.校院权责划分 |
| 2.改革成效及价值意义 |
| (三)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改革特色 |
| 1.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
| 2.厘清校院关系,推行权责清单制度 |
| 3.结合院情,实行差异化放权 |
| 三、校院纵向分权治理改革的机理分析 |
| (一)集权治理与分权治理的差异比较及辩证关系 |
| 1.两者的差异比较 |
| 2.辩证关系 |
| (二)校院纵向分权治理变迁的机理分析 |
| 1.权力难放的路径依赖与变革创新的“内卷化” |
| 2.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间断均衡变迁 |
| 四、校院纵向分权治理实践中的问题及完善思路 |
| (一)存在的问题 |
| 1.大学权力“有限下移”与学院“承接乏力” |
| 2.校院过度分权的后果 |
| (二)完善思路 |
| 1.兼顾集权治理与分权治理,实行放管“两手抓”策略 |
| 2.遵循渐进性改革,差异化放权原则 |
| 3.完善制度建设,明晰校院责权划分 |
| 4.促进学院间多维互动,实现学科交叉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半结构式访谈(预调研) |
| 附录二 上海交通大学“院为实体”改革的半结构式访谈(学校层面) |
| 附录三 上海交通大学“院为实体”改革的半结构式访谈(学院) |
| 附录四 部分“双一流”高校校领导关于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半结构式访谈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意义 |
| 0.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意义 |
| 0.1.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0.3 思路与结构框架图 |
| 0.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0.3.2 结构框架图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0.5.1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0.5.2 研究的难点 |
| 第一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形成基础 |
| 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 |
| 1.1.1 公民身份理论 |
| 1.1.2 道德自觉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 |
| 1.1.4 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
| 1.1.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1.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基础 |
| 1.2.1 主体性复归是公民自觉生态道德养成的前提 |
| 1.2.2 生态危机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必然 |
| 1.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历史嬗变 |
| 1.3.1 以“顺天而行”为特征的朴素直觉时期 |
| 1.3.2 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时期 |
| 1.3.3 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时期 |
| 第二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涵与特征 |
| 2.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涵阐释 |
| 2.1.1 以“生态公民”为主体的关系剖析 |
| 2.1.2 以“生态觉悟”为核心的素养培育 |
| 2.1.3 以“道德养成”为目标的生态模式 |
| 2.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特征 |
| 2.2.1 多元性特征 |
| 2.2.2 引导性特征 |
| 2.2.3 实践性特征 |
| 2.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困境 |
| 2.3.1 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 |
| 2.3.2 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 |
| 2.3.3 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 |
| 第三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进路 |
| 3.1 从认知角度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必要性 |
| 3.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历史困境 |
| 3.1.2 公民生态道德的认知现状堪忧 |
| 3.1.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内容 |
| 3.2 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的内涵 |
| 3.2.1 觉悟概念的层次划分 |
| 3.2.2 和谐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总体目标 |
| 3.2.3 过程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心态 |
| 3.2.4 递进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信心表征 |
| 3.3 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的作用 |
| 3.3.1 “思考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价值认知困境的作用 |
| 3.3.2 “学习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规范引领困境的作用 |
| 3.3.3 “实践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实践操作困境的作用 |
| 第四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规范进路 |
| 4.1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的源起及内涵 |
| 4.1.1 个人主义生态观 |
| 4.1.2 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 |
| 4.1.3 无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 |
| 4.1.4 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 |
| 4.2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之养成剖析 |
| 4.2.1 四种公民道德观之养成优劣势透析 |
| 4.2.2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之养成难易度分析 |
| 4.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立场 |
| 4.3.1 合理利己立场 |
| 4.3.2 他者不伤害立场 |
| 4.3.3 多思慎行立场 |
| 4.4 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 |
| 4.4.1 生态警觉——生态交往初期的公民生态道德 |
| 4.4.2 不伤害原则——无利益冲突时的公民生态道德 |
| 4.4.3 为他者着想——有利益冲突时的公民生态道德 |
| 4.4.4 无私为他者——公民生态道德的最高标准 |
| 第五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进路 |
| 5.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渊源与范式确立 |
| 5.1.1 实践异化与生态危机 |
| 5.1.2 旧有实践路径梳理与分析 |
| 5.1.3 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实践范式内涵 |
| 5.2 从“己”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内在路径 |
| 5.2.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困境——主客不可通约 |
| 5.2.2 主客不可通约困境的应对路径——移情策略 |
| 5.2.3 移情策略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应用 |
| 5.2.4 公民生态道德的移情递进养成模式 |
| 5.3 从“他”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 |
| 5.3.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外在因素及其作用 |
| 5.3.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的核心内容 |
| 5.3.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的主要方式 |
| 5.3.4 公民生态道德的教育递进养成模式 |
| 5.4 从“和谐”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综合路径 |
| 5.4.1 “己+他”式个体公民生态道德实践养成 |
| 5.4.2 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实践养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及研究目的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简要评析 |
| 三、研究内容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背景 |
| 1.1 生平和着述 |
| 1.2 社会历史背景 |
| 1.3 理论思想背景 |
| 第二章 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 |
| 2.1 伦敦经济学院的启蒙 |
| 2.1.1 L.T.霍布豪斯 |
| 2.1.2 格雷厄姆·华莱士 |
| 2.2 自由主义的熏陶 |
| 2.2.1 伦纳德·伍尔夫 |
| 2.2.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 2.2.3 费边社-费边社会主义 |
| 2.3 实用主义的影响 |
| 2.3.1 东南欧研究 |
| 2.3.2 美国新政研究 |
| 第三章 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国际体系组织化 |
| 3.1 国际体系 |
| 3.1.1 国际体系 |
| 3.1.2 国际体系变革与国际体系组织化 |
| 3.2 联邦主义与国际体系组织化 |
| 3.2.1 康德的“欧洲联邦”思想 |
| 3.2.2 卡莱基的“泛欧”思想 |
| 3.2.3 二战期间的联邦主义思潮 |
| 3.3 功能主义与国际体系组织化 |
| 3.3.1 批判联邦主义 |
| 3.3.2 提出功能主义 |
| 第四章 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内涵—世界共同体 |
| 4.1 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演进 |
| 4.1.1 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思想 |
| 4.1.2 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共同体思想 |
| 4.1.3 近代的国家共同体思想 |
| 4.1.4 当代的国家共同体思想 |
| 4.2 国家共同体的衰落 |
| 4.2.1 国家共同体的转变 |
| 4.2.2 国家共同体的衰落 |
| 4.3 构建世界共同体 |
| 4.3.1 当代共同体的新发展 |
| 4.3.2 国际共同体 |
| 4.3.3 世界共同体 |
| 4.3.4 政治的未来 |
| 第五章 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有效和平体系 |
| 5.1 “有效和平体系”的思想溯源 |
| 5.1.1 圣·皮埃尔的《欧洲永远和平计划书》和卢梭的《永久和平计划》 |
| 5.1.2 边沁的《国际法的原则》 |
| 5.1.3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
| 5.2 “有效和平体系”的理论特质 |
| 5.2.1 个体平等 |
| 5.2.2 功能民主 |
| 5.2.3 功能转移 |
| 5.3 “有效和平体系”的当代价值 |
| 5.3.1 理论价值 |
| 5.3.2 实践价值 |
| 5.4 对“有效和平体系”的当代反思 |
| 5.4.1 功能主义与联合国 |
| 5.4.2 功能主义与欧洲一体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二)政府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三)政府信用的特征 |
| (四)政府信用的变迁 |
| (五)政府失信的原因与影响 |
| (六)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 (二)公共行政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新制度主义理论 |
| 三、论文分析框架 |
| (一)现代社会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制度信用 |
| (二)制度信用的影响因素: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 |
| 第二章 政府信用的影响因素 |
| 一、价值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价值诉求 |
| (二)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政府信用生成价值诉求的公共性转向 |
| (三)价值因素的构成 |
| 二、绩效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绩效基础 |
| (二)绩效因素的构成 |
| (三)绩效因素结构变化的历时态考查 |
| 三、制度运行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制度运行保障 |
| (二)制度运行因素的构成 |
| 第三章 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二、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比较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的现状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总体状况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央高地低”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 |
| (一)行政价值缺失的表现 |
| (二)政府绩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
| (三)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的表现 |
| 三、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情境考察 |
| (一)制度情境 |
| (二)社会情境 |
| (三)文化情境 |
| (四)媒介情境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以行政价值实现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平正义性 |
| (二)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共利益性 |
| (三)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民主参与性 |
| (四)行政价值实现要提高行政伦理水平 |
| 二、以政府绩效有效供给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加快效能政府建设 |
| (二)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强化社会绩效供给 |
| (三)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科学的政绩观与绩效评估体系 |
| 三、以制度有效运行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以法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二)以责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三)以公开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四)以政策高效执行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五)以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破解资本权力之谜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政治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资本权力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政治问题 |
| 1.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场域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本文结构及论证思路 |
| 第1章 权力与资本权力——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
| 1.1 从政治权力到财产权 |
| 1.1.1 理论视域的转向: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
| 1.1.2 社会形态的发展:从契约社会到商业社会 |
| 1.1.3 主体诉求的转变:从对死亡的恐惧到“过得更好的欲求” |
| 1.1.4 财产成为权力作用的核心要素 |
| 1.2 从财产的权利到资本的权力 |
| 1.2.1 现代财产权理论的两个教条:个人原则与财富原则 |
| 1.2.2 财产权的悖论:对主体间关系的忽视 |
| 1.2.3 从“财产”到“资本”:财产的异化形态 |
| 1.2.4 从“权利”到“权力”:资本的非理性力量 |
| 1.3 作为“异化的社会权力”的资本 |
| 1.3.1 政治与社会的区分 |
| 1.3.2 “市民社会”中的资本逻辑 |
| 1.3.3 马克思对“社会”概念的重建 |
| 1.3.4 资本权力的神秘面纱:“异化的社会权力” |
| 1.4 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权力的幻相 |
| 1.4.1 资本正当性幻相的解构——对资本权力的还原 |
| 1.4.2 劳动幻相的解构——“异化人”生存论状况批判 |
| 1.4.3 自由幻相的解构——现代性意识批判 |
| 第2章 资本权力的运作机制研究 |
| 2.1 资本权力与形而上学 |
| 2.1.1 资本支配性权力的形上基础:计算范式与进步范式 |
| 2.1.2 资本支配性权力的实现路径:交换原则与增殖原则 |
| 2.1.3 资本权力的形上本质:“个人受抽象统治” |
| 2.2 资本作为规训劳动的权力 |
| 2.2.1 主体性的消解:劳动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 |
| 2.2.2 资本权力重塑主体的时间维度 |
| 2.2.3 资本权力重塑主体的空间维度 |
| 2.2.4 资本权力塑形的新主体 |
| 2.3 资本作为分配领域的权力 |
| 2.3.1 工资:隐秘的不等价交换与赤裸的工人生命 |
| 2.3.2 剩余价值:资本权力维持自身的秘密 |
| 2.4 资本作为交换领域的权力 |
| 2.4.1 商品交换与价值抽象 |
| 2.4.2 “货币权力”的生成 |
| 2.5 资本作为消费领域的权力 |
| 2.5.1 资本权力形成的显逻辑与隐逻辑 |
| 2.5.2 消费主义:资本权力的自由幻相 |
| 2.5.3 消费与需要:资本权力的消解 |
| 第3章 资本权力批判的哲学前提及其理论效应 |
| 3.1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资本权力批判的哲学前提 |
| 3.1.1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 |
| 3.1.2 关于“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 |
| 3.2 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与福柯的权力理论 |
| 3.2.1 从工厂生产纪律到社会“规训权力” |
| 3.2.2 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 |
| 3.2.3 基于“权力的生产性”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 |
| 3.3 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生命政治”回响 |
| 3.3.1 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与资本权力的接榫 |
| 3.3.2 劳动力商品化:资本权力中的生命政治 |
| 3.3.3 重返阶级范式与建构新共同性 |
| 3.4 资本权力的瓦解与人的解放 |
| 3.4.1 资本的内在界限与资本权力的瓦解 |
| 3.4.2 共同性对资本逻辑的对抗 |
| 3.4.3 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 |
| 结语:资本权力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
| 1.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旨趣——“认识世界”的“眼睛” |
| 2.资本权力批判的现实意蕴——“改变世界”的“武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不可一蹴而就（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2]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价值研究[D]. 刘春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6]校院纵向分权治理的改革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D]. 岳苗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7]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D]. 赵唱. 山西大学, 2020(12)
- [8]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政治哲学研究[D]. 郭海峰. 山西大学, 2020(11)
- [9]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D].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2)
- [10]破解资本权力之谜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政治问题[D]. 王雪.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