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部论述史前社会史的力作——读《中国远古社会史论》（论文文献综述）
裴世东[1]（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王宏强[2]（2019）在《韩非君道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诸子大多将重建秩序和实现治世寄托在“明君”身上,他们的“治道”因而往往最终落实在“君道”上。所谓君道是思想家对理想君主所赋予的政治目标、政治原则以及政治规范。有别于其他诸子,韩非试图为“中主”设计一套为君之道,意在使资质平平的君主也能够实现高效统治。如何确保君主权位的恒久稳固,并能够有效运用绝对化的权力,使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是韩非君道论的核心问题。韩非一方面反对“必待贤而治”,刻意遮蔽中主极易沦为暗主的问题,为中主进行集权统治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君臣易位,将君主永享国祚视为天经地义。运用“法治”进行社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的重要内容。从先秦礼法转变、儒法之争和驱民于农战三个维度看,韩非的法治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即一方面君主绝对控制臣民,另一方面臣民绝对顺从君主。官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最独特的部分,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二是君主对官僚系统中重臣的重点控制。所谓“整体控制”是指君主将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法术”来选拔、课考和规范官僚,使官僚系统得以高效运转,从而成为忠实贯彻君主意志的工具。所谓“重点控制”是指君主将重臣作为重点控制对象,以“术”来防范、伺察和严惩重臣,消除对君权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君主的社会控制和官僚控制归根结底均是对“人”的控制,“人情”便是君主控制臣民最切实的着力点。韩非的“人情”仅仅指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缺少“人之为人”的内涵。“因人情”实际上是君主“用人情”基础上对“人”进行控制的方略,具有鲜明的将“人”工具化的倾向。韩非君道论本身呈现出君主由自我控制向自我膨胀演化的轨迹,这一演变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制君主从自信自律向自圣自负演变的趋势,即“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最终必然逻辑地转变为“逆人情”。总之,韩非君道论的要旨是君主简便高效地控制官僚系统进而控制社会,意在构建一个强大到极致的君主权力系统和一个萎缩到极致的编户齐民社会,从而以富强之资一统天下。研究韩非君道论既有助于理解周秦之变的历史趋势,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政治思维和理论困境。
徐国利[3]（2018）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神话传说和古史料价值的阐发——吕振羽前期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三题》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创建和发展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基础上的,为此中国现代史家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及现代新史学关系做过不同程度和层面的审视和探讨。在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做出开创性贡献最多的史家（1）,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与奴隶社会史、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等领域均有开创之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侯外庐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
何伟[4]（2018）在《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寻找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成为当代人的精神追求。中国千姿百态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不同地区多样化的风景面貌,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智慧,是现代区域风景管理和城镇格局营建的得失参照与灵感来源。文章选取地域独立的杭嘉湖平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形态的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第一部分以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背景研究为主,从空间支撑性的视角出发关注该区整体地域的环境背景;第二部分从空间的延续性和集约性的角度出发,以该区传统风景营建过程、营建内容的解析为主体;第三部分从空间的功能性和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分析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机制和特征;第四部分总结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传统智慧,并予以展望。本文基于风景园林的多重角度,展开对“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研究。首先从空间支撑性的视角出发,界定杭嘉湖平原的研究范围,分析其自然环境基础。其次从空间延续性视角茶法,通过地域文化基础、城乡建制历程、水网环境梳理和农业环境生成四部分研究该区风景营建的发展脉络。基于上述研究,分别从先秦至清末的不同阶段分析杭嘉湖平原城乡营建的动态变化,并对农田水利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运河和海塘的开凿、西险大塘的建设为水网开发提供发展契机,四围河网的生成为农业开发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农田水利的开发最终形成了杭嘉湖平原水网纵横、田野阡陌的风景本底。而后从空间集约性的视角出发,将杭嘉湖平原传统的风景营建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通过释山、叙水分析区域内自然山水的形成过程和特征;人文景观首先以该区的运河水网和农业格局为对象,通过对水网分区、特征、工程设施和农田类型、特征、农耕制度,解读最终形成的农田水利格局;其次为该区的三府十一县及城镇网络营构,包括古城的相地选址、形胜布局、城池营构,市镇格局以及簇群地段的形成过程与特征。根据以上对风景营建过程及内容的解析,从空间功能性的视角出发,挖掘其营建机制。城池的营建源于政治影响、环境制约和建筑技艺;合形辅势的园林格局源于历朝各代多种类型的园林营造;山水相辅的规画方式、平原水网的交通营造和农桑共济的生产因素影响着郊野景观的营建;传统的风水观、诗画、城乡八景等人文意向影响着城镇与山水的整体态势。进而得出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主要特征,从空间差异性的视角出发,通过人化风景演替天然风景的过程特征、城池营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分析和区域风景营建的体系特征三个层面分析该区传统风景营建特征。最后通过风景营建的变迁特征分析全球化影响下该区域景观格局的变化。文章建构出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的多维分析框架,在理论研究层面,扩展了人居环境风景营建的研究方法;在该方法指导下,通过对地域典型案例、城镇各阶段景观特征的分析,总结出了杭嘉湖平原风景的演变规律,以及“理水、务农、营城”的人工管控和城镇内外景观营建因素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风景“默化、主导、牵引、渗透”的营建,对杭嘉湖平原地区历史风景营建的基础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成果创新、方法创新及思路延展三个方面。具体为从风景园林学的综合视角出发,结合历史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等理论,通过由区域到城市、由整体到典型的研究思路,构建了杭嘉湖平原区域—城市;城郊—城内等多重空间维度下的传统地域景观研究框架。本研究填补了杭嘉湖平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拓展了研究尺度,以分层研究的方法探讨传统地域景观的动态发展与格局特征,总结出传统地域景观的营建经验与生态智慧,为开展国土层面地域风景营建的研究奠定基础。
周新年[5]（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朱茉丽[6]（2018）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探微》文中提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双重价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学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方法构建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体系,成为20世纪上古史重建的一种主要路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勾画一个无私有财产、无阶级、无压迫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既借此批驳“私有制恒有论”,又服务于当下的社会革命和民族斗争。他们以原始社会中的无私有财产、无阶级等共产主义景象投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而指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运动,打破了人们长久以来对上古黄金世界的迷信。然而疑古思潮不仅未能阻止学人们的“稽古”之情,反而愈加强化了他们以科学方法探源的热情。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不仅作为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且成为他们解释历史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介绍原始社会的相关理论。第二章梳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40年代末期,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大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处于理论宣传阶段。该时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主,原始社会作为社会进化阶段之一环而被人们熟知。30年代后,在继续宣传社会进化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尝试中国原始社会研究。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探索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下,如何建构中国原始社会体系。40年代后,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呈多样化展开,不仅原始社会史专着相继涌现,且随着马克思主义者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原始社会研究开始出现在中国通史着作中。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中国历史特殊性,原始社会的研究出现了从强调“一般”到并重“一般”与“特殊”的转变特点。第三章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主题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内容丰富,其中一些主题贯穿始终,如“原始人类的起源”、“原始社会的平等”、“氏族社会”。“原始人类的起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他们对原始人类起源的认知经历了由“人是猿,不是神”到“劳动创造了人”的转变。随着中国人种外来说的盛行,马克思主义者将原始人类起源的探讨转向中国人种起源的辨析。关于“原始社会的平等”,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的原始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多以中国古代的“禅让制”来论证原始民主制的存在;经济上的平等指的是原始社会无私有财产。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原始社会的无私有财产现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私有制恒有论”的荒谬。关于“氏族社会”这一论题,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原始社会中存在一个先于父系社会存在的母系社会,且女性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但这一认识被现代人类学家证明是错误的,母系社会并非普遍存在,且母系社会衰落之后不一定是父系社会。同时,母系社会中女性地位虽优于男性,但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母权制社会。第四章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采取历史学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史料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新审视、择取史料,主要体现在对地下材料、神话传说材料以及“伪史料”的运用上。在借鉴考古学成果上,主要表现为: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原始社会的书写中加入了大量史前考古发现研究。其二,由于受自身考古学理论水平的限制,他们多以考古材料证明原始社会的某些特征,缺少对考古材料的专业分析,存在明显不足。在借鉴人类学方法方面,他们多参考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原始社会分期、原始社会中家族结构演进以及古代社会发展历程的普世性三个方面。由于受恩格斯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摩尔根原始社会理论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但从思想史角度看,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五章分析并总结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的现实旨趣,即以原始社会投射共产主义社会,并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描述原始共产社会的无私有财产、无阶级、无压迫,以及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友爱的美好景象时,他们会有意识地强调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野蛮的生活状态。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其实是为了突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同时,由于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多会引用传统大同社会的描述来比附原始共产社会的平等、自由等美好景象,从而间接证明了原始共产制社会的存在。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是一个融学术和思想于一体的复杂论题。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如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母权制社会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原始社会史,均被现代学者证明存在一定错谬。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了一个中国原始社会体系,为“无人问津”的中国上古史填补了空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的学术史价值。就思想史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始社会史料缺乏,论证不足,颇带有几分“冒险尝试”的情况下,他们仍要建构出一个无私有财产、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共产社会,究其本质是为了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命题。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原始社会的研究,为共产主义理想寻找了历史证据,这正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研究的思想史价值所在。
王震中,王祁[7]（2017）在《从文明起源到古史重建——王震中先生访谈录》文中研究说明一、求学的三个阶段王祁:王老师,您好!受《南方文物》编辑部委托,由学生完成此次访谈,感谢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您常和我们讲起您的求学经历,我们每每都深受启发,我想请老师再谈谈您由考古入历史的学习历程,这也是许多初学考古与历史的学生关心话题。王震中:在一个人一生的学术历程中,大学本科每每是其学术的基础和起点。尤其是对于经历了"文革"十年没有好好读书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级大学生来说,入学后的求知欲是强烈而高昂的。我大学的专业是考古学,但那个时
杨玉莹[8]（2017）在《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文中指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史学所蕴藏的史学思想同样是丰富的,体现为中国史学的评议传统。这一传统在先秦、秦汉时期产生,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出现总结与嬗变。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史学近代化随之而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中国史家在吸收外国学术思潮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认识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与传播,奠定了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基础。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包含史学思想研究的着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次将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史纳入到中国思想通史之中,使之成为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怀祺是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的专家,他在白寿彝的指引下,从对郑樵和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开始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漫漫长路。吴怀祺对郑樵研究凝结成《郑樵研究》一书,全书展现了郑樵坚韧的治学精神、敢于批评的学术理念、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宽广的治学道路。吴怀祺在研究宋代史学思想时,将史学和哲学联系起来考察,探讨史学和社会的辩证关系,通过详实的史料、朴实的文风展示了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接着,吴怀祺由宋代史学思想向上溯先秦两汉至隋唐探源,向下往明清近代延伸,探求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对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在这两部通史性着作中,吴怀祺勾勒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展现不同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展示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及深邃。在贯通研究之后,吴怀祺又觉察在"论"的方面缺乏研究,进而他由博返约的继续开展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以专题形式进行通史性的理论研究,考察各类史学思想的源流,从思维角度把握民族史学的特点。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以开阔的视野、详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向我们描绘了中国史学思想这幅美丽的画卷,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民族不仅有浩繁的典籍,更有充满魅力的史学思想。吴怀祺在多年治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架构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体系结构,建构起了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他立志要用民族语言,努力发掘民族史学思想的宝库,整理总结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吴怀祺在关注史学思想民族性的同时,十分重视史学思想的时代性,主张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运用到当代史学的创新中,关注全球化对史学的影响,在世界进程中思考中国史学的发展,关注当代信息科学的进展对史学的意义,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开始,白寿彝提倡史学工作者要重视中国史学遗产的问题,他本人对史学遗产的总结做了大略锥轮的思考。我们当看到,沿着白寿彝的思考,出现了一些总结史学遗产的路径。吴怀祺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瞿林东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角度总结史学遗产,陈其泰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积极探索民族精神。吴怀祺、瞿林东及陈其泰的研究都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内的路径创新,虽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的研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郑和泽[9]（2014）在《论吕振羽及其史学素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发展时期，各种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不断被引进和传播，在不同程度上向传统史学发出挑战。总的来说，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分为“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两派，而新史学又可以大致分为“史观派”和“史料派”两种，前者以梁启超为代表，引领新史学的潮流；后者则在重视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催生了一批史学大师，如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等。“新新史学”是相对于“新史学”而言，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即马克思主义史学。自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以来，唯物史观就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关注，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初期存在诸多问题，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重理论而轻史料、重一般规律而轻具体研究等缺陷，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时期，出现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着作。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占鳌头，与此同时，由于与阶级斗争联系紧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偏差。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绝不能绕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兴盛，每一个阶段都有吕振羽的身影和贡献。吕振羽（1900—1980），湖南武冈人，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共同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实基础。其自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正式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极具广度，在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社会史、通史等方面皆颇有成绩，着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等，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西周封建论”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学界对吕振羽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给予了吕振羽应有的历史定位。然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要么是对其每一个领域的研究贡献进行论述，要么即是宏观对其评价，至于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方面系统研究吕振羽史学素养的实属少见，这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于文善[10]（2011）在《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文中认为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一史学现象的前提。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狠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到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到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一研究是抗战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分内容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以及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渡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
二、一部论述史前社会史的力作——读《中国远古社会史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部论述史前社会史的力作——读《中国远古社会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韩非君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韩非研究述评 |
| 一、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法家与韩非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韩非研究 |
|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港台地区的韩非研究 |
| 四、国外的韩非研究 |
| 五、韩非思想的专题研究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本文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非其人其书及韩非思想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非其人其书 |
| 一、韩非的生平 |
| 二、《韩非子》一书的编纂、传承、版本与真伪问题 |
| 第二节 韩非君道论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韩非君道论的思想背景 |
| 第二章 韩非君道论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道理论与以道论君 |
| 第二节 变化史观与新圣登场 |
| 第三节 矛盾观与敌对意识 |
| 第四节 人情论与君臣市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韩非的“势”论与绝对君权理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以赏罚权为核心的君主之“势” |
| 第二节 韩非“势”论所内含的绝对尊君意识 |
| 第三节 追求明主、批判暗主与绝对尊君 |
| 第四节 韩非绝对尊君的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韩非的“法治”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从礼法转变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二节 从儒法之争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三节 从驱民于农战看法家“法治”的御民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韩非的“术”与官僚控制 |
| 第一节 韩非的“法术”与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
| 第二节 韩非的“术”与君主对重臣的“重点控制” |
| 一、重臣对君主的壅蔽 |
| 二、君主的防壅之术 |
| 第三节 韩非官僚控制理论的内在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韩非的“因人情”与君道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不以“人之为人”为内涵的“人情” |
| 第二节 “因人情”与“人”的工具化 |
| 第三节 有关君之“人情”的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韩非君道论的政治逻辑与内在矛盾 |
| 第一节 体道守法与依道弄法 |
| 第二节 虚静无为与贪躁妄为 |
| 第三节 顺人情与逆人情 |
| 第四节 韩非君道论的内在逻辑 |
| 第五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神话传说和古史料价值的阐发——吕振羽前期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三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得失与史学方法的非科学性 |
| (一)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扼要批评 |
| (二)传统史学的非科学性 |
| 二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及其古史研究价值 |
| 三 古史史料文献问题 |
| 四 结语 |
（4）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本土文化的丧失 |
| 1.1.2. 快速城镇化对历史地域风景保护的冲击 |
| 1.1.3. 现代化背景下杭嘉湖平原历史城镇景观的危机 |
| 1.2. 研究对象及研究时期 |
| 1.2.1. 研究对象:杭嘉湖平原 |
| 1.2.2. 研究时期:清末民初之前(传统范畴)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概念辨析 |
| 1.4.1. 风景(Landscape)及其相关概念 |
| 1.4.2. 营建(Formation)及其相关概念 |
| 1.4.3. 风景营建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区域、城市、自然与文化的综合思考 |
| 1.5.2. 不同视角的区域风景营建相关研究 |
| 1.5.3. 古代杭嘉湖平原相关研究 |
| 1.6. 研究方法、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内容 |
| 1.6.3. 研究技术路线 |
| 2. 杭嘉湖平原区位与自然环境基础 |
| 2.1. 区位及地域范围 |
| 2.1.1. 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杭嘉湖平原” |
| 2.1.2. 自然地理学中的“杭嘉湖平原” |
| 2.1.3. 政治经济区划中的“杭嘉湖平原” |
| 2.1.4. 本文中杭嘉湖平原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自然环境基础 |
| 2.2.1. 形势地貌 |
| 2.2.2. 水文条件 |
| 2.2.3. 气候条件 |
| 2.2.4. 土壤条件 |
| 2.3. 小结 |
| 3.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过程分析 |
| 3.1. 地域文化基础 |
| 3.1.1. 杭嘉湖平原地域文化的过渡性 |
| 3.1.2. 原始氏族的文化基础 |
| 3.1.3. 吴越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
| 3.2. 度地:城乡建置历程 |
| 3.2.1. 先秦 |
| 3.2.2. 秦汉六朝 |
| 3.2.3. 隋唐五代 |
| 3.2.4. 两宋 |
| 3.2.5. 元明 |
| 3.2.6. 清 |
| 3.3. 理水:水网环境的梳理 |
| 3.3.1. 总体发展 |
| 3.3.2. 凿河建塘 |
| 3.3.3. 分化河网稳固堤塘 |
| 3.4. 务农:农业环境的生成 |
| 3.4.1. 火耕水耨的远古农业 |
| 3.4.2. 水网平原中开垦屯田 |
| 3.4.3. 桑争稻田进程的加剧 |
| 3.4.4. 垦殖加重带来环境负担 |
| 3.5. 小结 |
| 4.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内容解析 |
| 4.1. 释山 |
| 4.1.1. 天目山脉 |
| 4.1.2. 内陆和滨海山体 |
| 4.2. 叙水 |
| 4.2.1. 太湖 |
| 4.2.2. 钱塘江及杭州湾 |
| 4.2.3. 苕溪水系 |
| 4.2.4. 长兴水系 |
| 4.3. 水网农田 |
| 4.3.1. 秩序井然的纵横水网 |
| 4.3.2. 因地制宜的良畴沃野 |
| 4.4. 城池市镇 |
| 4.4.1. 合形辅势的城池格局 |
| 4.4.2. 缘水而生的市镇格局 |
| 4.5. 小结 |
| 5.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机制 |
| 5.1. 圈地营城 |
| 5.1.1. 自上而下的政治影响 |
| 5.1.2. 内外贯通的利水居行 |
| 5.1.3. 就地取材的建筑技艺 |
| 5.2. 园林成境 |
| 5.2.1. 皇家园林 |
| 5.2.2. 私家园林 |
| 5.2.3. 寺庙园林 |
| 5.2.4. 书院园林 |
| 5.3. 规画治野 |
| 5.3.1. 经营山水 |
| 5.3.2. 优化交通 |
| 5.3.3. 择优选种 |
| 5.4. 人文赋意 |
| 5.4.1. 山水为序 |
| 5.4.2. 八景立意 |
| 5.4.3. 风俗附会 |
| 5.5. 小结 |
| 6. 杭嘉湖平原风景营建的特征 |
| 6.1. 区域风景营建的演化特征 |
| 6.1.1. 水 |
| 6.1.2. 田 |
| 6.1.3. 城 |
| 6.2. 区域风景营建的体系特征 |
| 6.2.1. “山—水—田—城—镇”融合的全局风景营建 |
| 6.2.2. “焦点—天际—诗画”三位一体邑郊景观营建 |
| 6.2.3. “边界—轴线—骨架—群域”集约化的城内景观营建 |
| 6.3. 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分析 |
| 6.3.1. 景观结构与影响力的相似性 |
| 6.3.2. 景观分布与特色的差异性 |
| 6.4. 当代风景营建的变迁特征 |
| 6.4.1. 工业化进程逐渐加速的全局改造 |
| 6.4.2. 城内外空间逐渐模糊的景观格局 |
| 6.4.3. 风景名胜旅游区的景观保护进程 |
| 6.5. 总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1.1. 默化:优越深厚的自然与文化基础 |
| 7.1.2. 牵引:人与天调的水利农田营建 |
| 7.1.3. 主导:因形就势体国经野的城镇营建 |
| 7.1.4. 渗透:逐级开发自然相适的历史经验 |
| 7.1.5. 现代语境中传承历史的发展策略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附录一: 杭嘉湖平原各府境内主要山体统计 |
| 附录二: 截止2017年杭嘉湖平原主要河湖水系统计 |
| 附录三: 杭嘉湖平原清末民初测绘图汇总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术语的说明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本文思路、方法及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晚清以降的上古社会研究 |
| 一、中国上古史观念的转变:从“传说时代”到“史前史” |
| 二、关于中国历史叙事的起点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始社会理论传播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 |
| 二、列宁提出“父权制的原始社会” |
| 三、斯大林确定原始公社制为人类五种生产方式之一种 |
| 第二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研究历程 |
| 第一节 “主义”的引介:1920年代的社会进化论与原始社会 |
| 一、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 |
| 二、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进化史中的原始社会论述 |
| 三、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普遍规律与本土建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原始社会研究 |
| 一、社会发展史视野下的原始社会研究 |
| 二、1930年代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兴起 |
| 三、1940年代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多途发展 |
| 四、30、40年代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趋向:并重“一般”与“特殊” |
| 第三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的主题内容 |
| 第一节 人类起源问题 |
| 一、人和猿同一祖先:“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 |
| 二、“劳动创造了人” |
| 三、中国人种起源说 |
| 第二节 原始社会的“平等”问题 |
| 一、经济层面的“平等”:无私有财产 |
| 二、“禅让说”与原始民主政治 |
| 第三节 氏族制度 |
| 一、母系社会是否存在? |
| 二、原始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母系制”还是“母权制”? |
| 第四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史料学方法 |
| 一、地下材料的大量运用 |
| 二、神话传说材料的大胆使用 |
| 三、活用“伪史料” |
| 第二节 考古学与原始社会研究 |
| 一、史前考古发现与原始社会的轮廓 |
| 二、考古学方法的运用 |
| 第三节 以人类学理论建构原始社会:摩尔根、恩格斯与中国原始社会研究 |
| 一、摩尔根、恩格斯的人类学理论在民国时期的传播 |
| 二、原始社会分期 |
| 三、原始社会中家族结构演进的认知 |
| 第五章 革命理想的远古投射: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旨趣 |
| 第一节 为共产主义理想寻求历史证据 |
| 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 |
| 二、大同社会与原始社会 |
| 第二节 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
| 一、“后五四时代”: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批驳私有制恒有论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原始社会史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
| 结语 |
| 附录: 民国时期原始社会研究论着材料(1921-1949)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从文明起源到古史重建——王震中先生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求学的三个阶段 |
| 二从文明起源到古史重建 |
| 三寄语年轻学子 |
（8）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史学评议传统 |
| 第一节 古代史学的评议传统 |
| 一、古代史学评议的产生与形成 |
| 二、古代史学评议的发展与总结 |
| 第二节 近代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建构 |
| 一、西学影响下的传统史学新认识 |
| 二、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
| 第二章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历程 |
| 第一节 白寿彝的引领示范作用 |
| 一、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 |
| 二、建设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构想 |
| 第二节 吴怀祺对郑樵及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 |
| 一、对郑樵的研究 |
| 二、对宋代史学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研究 |
| 一、一部总论性着作 |
| 二、一套系统的专着 |
| 三、由于博返约的新创获 |
| 第三章 吴怀棋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成就 |
| 第一节 建构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 |
| 一、指出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
| 二、界定史学思想的研究内容 |
| 三、探索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 |
| 四、自身研究历程体现学科形成思路 |
| 第二节 开展有民族特点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
| 一、发掘史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
| 二、思考民族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三节 思想、理论、文化视角总结史学遗产之比较 |
| 一、相同之处 |
| 二、不同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论吕振羽及其史学素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 |
| 第一章 吕振羽生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 |
| （一）、新中国建立前的吕振羽 |
| （二）、新中国建立后的吕振羽 |
| 第二章 吕振羽的史才 |
| （一）、“独创一格多论述” |
| （二）、“挟史笔于雷鸣电闪”之间 |
| 第三章 吕振羽的史识 |
| （一）、“对古书的材料进行一次开挖” |
| （二）、“争鸣百家富新章” |
| 第四章 吕振羽的史德 |
| （一）、“二十世纪的董狐” |
| （二）、“立学高风世馨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本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二、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抗战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时代使命 |
| 第一节 战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一、历史认识论的转变: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
| 二、社会史论战与社会形态历史理论的构建 |
| 三、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的运用评析 |
| 第二节 “学术中国化”与抗战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
| 一、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 |
| 二、“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新阶段② |
| 三、重庆学界与延安学界的相互交流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推进 |
| 第一节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构 |
| 一、关于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等问题论述 |
| 二、对各种错误历史观的批判 |
| 三、确立“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 |
| 第二节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
| 一、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强烈关注 |
| 二、史学方法论的总结 |
| 三、重视史料和历史考证的运用 |
| 第三节 社会形态史理论的研讨 |
| 一、古代社会史分期及其争论 |
|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读 |
| 三、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
| 第一节 古代社会史研究溯源 |
| 第二节 侯外庐的“古典社会”研究 |
| 第三节 吕振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 |
| 第四节 吴泽的古代社会史研究 |
| 一、吴泽与《中国原始社会史》 |
| 二、吴泽与《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
| 第四章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 第一节 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 |
| 第二节 吕振羽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
| 第三节 郭沫若、杜国库与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一、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二、杜国库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嵇文甫与晚明思想史研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概述 |
| 一、进化史观指导下中国通史撰述回顾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通史着述 |
| 第二节 通史研究中社会形态理论的构建 |
| 第三节 通史研究中历史发展动因论分析 |
| 第四节 通史研究中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
| 第五节 通史研究中的编撰方式问题 |
| 第六章 抗战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评述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
|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反思 |
| 一、反思问题之一:史学要不要为现实社会服务? |
| 二、反思问题之二: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海外先进史学与文化的关系? |
| 三、反思问题之三::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便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
| 结语 |
| 附录一:抗战时期华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贡献 |
| 附录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着述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一部论述史前社会史的力作——读《中国远古社会史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2]韩非君道论研究[D]. 王宏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3]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神话传说和古史料价值的阐发——吕振羽前期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三题[J]. 徐国利. 理论与史学, 2018(00)
- [4]杭嘉湖平原传统风景营建研究[D]. 何伟.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5]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6]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探微[D]. 朱茉丽. 山东大学, 2018(12)
- [7]从文明起源到古史重建——王震中先生访谈录[J]. 王震中,王祁. 南方文物, 2017(02)
- [8]吴怀祺与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设[D]. 杨玉莹. 安徽大学, 2017(08)
- [9]论吕振羽及其史学素养[D]. 郑和泽. 湘潭大学, 2014(04)
- [10]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D]. 于文善.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