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杨洋[1]（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王美[2]（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张磊[3]（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指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姜剑[4]（2020）在《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自然承担着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报道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即学界所称的“东学西渐”。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展现和传递彼此的文化信息和成果,由此拉近了东西方认知距离,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高葆真是众多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许他不像马礼逊、理雅各和傅兰雅等人那样是闪耀的明星,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文字记述留下了他所独有的扎实脚印,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脚印和声音也许不够清晰和响亮,但正如许许多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播活动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忽视和磨灭,相反非常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因为他们是担当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首先,通过高葆真的英文小说《中国桃胡项链》（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1895）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的贡献。《中国桃胡项链》是一部用英文创作、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此书通过小说的传播方式收集整理了华中民俗文化素材,包括民间故事与传说、习俗生活、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以小说情节为线索向西方读者展现相关的民俗现象、神话或民间故事及文化符号,使异质文化中陌生而遥远的中国印象在他的生动语言中变得鲜活而真切。借助传播学理论,我们试图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论述这部特殊小说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他的这部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模式。其次,通过高葆真的西文着述本文试图关注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印象。通过游记《漫游华中》（Rambles in Central China,1896）高葆真展现他的华中印象,向西方读者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生态:文人与迷信、官员与府衙、弑婴现象、妇女与教育以及鲜活生动的商业街;通过《中国概观》（China under the Searchlight,1901）高氏从人口众多、团结稳固、祖先崇拜、官僚制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介绍和阐释他眼中的晚清中国;通过他在重要西文刊物上发表的西文文章论述他眼中的中国经典文化: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追寻上古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从基督教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和风水学等。再次,高葆真的中文出版活动是他传教生涯中的重要一页,这里他同着名的传教士出版活动家李提摩太产生交集,他主编的《大同报》是广学会继《万国公报》后又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刊物。本文从《大同报》介绍传播西学的角度论述它对晚清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大同报》（1904-1917）是广学会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后又一份没有传教性质的中文综合性报纸。笔者从传播西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这份中文报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和影响,并试图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与《万国公报》相比默默无闻的缘由。最后,高葆真通过他的译述活动将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文化思想编译成中文,进一步促进近代西学东传。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英文译着:《欧化篇》、《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和《泰西奇效医术谭》,本文阐述了这些译述活动无论是在论述和总结西方历史和成就方面或是在相关领域传播重要的或最新成果与理念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故纸堆中发黄的资料档案中,我们试图追溯和勾勒百年前这位英国来华传教士的生活轨迹和传播活动,他在这方土地上与中国文化和经典思想产生不可避免的触碰和交流的火花,化作他的文字阐释作品和思想译述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拥有一席之地和作用。他和他的传播活动和作品代表了一批还没有被发掘、发现的默默无闻的来华传教士及他们所作出的各自贡献,只因为不够显耀,他们也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正慢慢隐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随之而去的是那个时代众多他者视角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思想火花。
陈斯亮[5]（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陈凯健[6]（2021）在《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主要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总体情况,包括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文本、典型案例、发案特征、惩办特点,通过研究清代前后各朝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变化,从中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得失成败以及制约因素,并为进一步完善当今反腐败工作提出建议。首先是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文本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文本主要为《大清律例》。罪名主要设置在《刑律》中,如“监守自盗”“官吏受财”“事后受财”等贪污贿赂犯罪基本罪名,《名例律》《户律》《工律》《兵律》等部门律中也有关于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是为对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律法补充。在研究《大清律例》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条文时,按照罪名分类方法,对贪污罪、行贿罪、受贿罪进行归纳分析。其次是研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措施。清代除了较为严密的法制体系外,基于治吏在治贪、惩贪兼劝廉的惩贪倡廉的思想下,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施策,形成一个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体系。比如注意官员选拔考核,提升官员的整体素质;注重对官吏的监察,以减少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通过从严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群体性犯罪,来实现整饬吏治;通过注重道德教化、注重清官廉吏的保护和褒奖,倡导高薪养廉,营造良好的官场风气。再次是研究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惩治。首先介绍清代各朝典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通过分析清代贪污贿赂大案,总结出贪贿渠道繁多、手段多样,数罪并发、数额巨大,上下勾结、共同贪贿,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等特点。在分析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措施时,以乾隆朝惩治督抚高官贪污贿赂案件为主线,结合其他朝的案件,对清代贪污贿赂案件的惩治措施进行分析。清代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一般分为题参、摘印初查、革职查办、查抄家产、按律定罪、案件复核、皇帝裁决、刑罚执行等几个环节。从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实践可以看出,其呈现以下特点:惩贪力度前后不一,即便在同一朝,一些君主的惩贪力度也是此消彼长,随意性较大。皇权直接参与,皇帝往往亲自办理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严惩集团腐败,对于集体贪污贿赂案件,体现出从严从速惩治政策,一网打尽,绝不姑息。加强对失职官员的惩戒,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官员存在办案不力或者故意庇护等情形的一律予以严处。体现连带责任制度,即一旦某官吏有贪污贿赂行为,负有监督职责的官员,甚至家人都要受到惩处。然后是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因素。清代由于封建社会的属性,以及一些不合理制度都对治理贪污贿赂犯罪产生了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公权力的私有化,行政的集权化,人治方式的影响,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传统陋规制度因素,胥吏体制的影响,监察权的萎缩等,都削弱了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成效。最后是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与镜鉴。虽然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看是失败的。首先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效,清代前中期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起到了整饬吏治的作用,净化了官场风气,同时也减轻了百姓负担,维护社会稳定。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查抄官员家产,在一定程度上积累银两提升国家实力。其次是分析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不足,法律的搁置导致一些贪污贿赂行为习以为常,惩贪的政治化倾向导致未能全面打击,最高统治者的有意庇护影响惩治效果,反贪政策先紧后弛导致贪污贿赂不断,因此清代后期整个官场贪贿之风盛行,清廷覆灭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反思清代治理贪污贿赂,其将法律作为工具来使用,而且在惩治贪污贿赂时并未很好地坚持平等原则,其在官吏的选拔上也存在较大的漏洞,在惩治贪污贿赂和廉政文化建设方面也没有保持连续性和制度化,因此难免失败的结局。对照清代惩治贪污贿赂的得失教训,我们应当建立科学的官员选拔机制,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依法严惩贪污贿赂犯罪行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建设,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更上新台阶。
徐叶彤[7]（2020）在《英国中古后期的代议思想及其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代议制度滥觞于中古英国,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孕育于中古代议思想之中。而代议思想的出现亦非一日之功,而是古典时期的文化与制度遗产传承、发展、演变、融合的结果。伴随着中古代议思想家们的理论探讨,这一思想最终形成并被运用于中古英国的政治实践,由此产生了代议制。这一问题曾一度引起学界的重视,但相关成果的研究重点在于制度层面的梳理和剖析,而缺少思想层面的考察与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对中古英国代议思想的萌生、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合代议思想家们的“代议观念”对中古英国代议制度的早期实践进行探讨,不仅深化学界对代议制度的既有认识,更能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代议思想与其实践的关系问题。代议思想的形成受益于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以及中古早期的传统制度,这一部分构成本文的首章内容。中古英国的代议思想根植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遗产、日耳曼文化中的传统习俗以及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另外,中古早期,国王对于国家管理、罗马基督教会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和实践,这也为代议民主思想的萌生创造了条件。贤人会议和封建法庭是中古世俗政权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管理机构,教会内部的争端也要诉诸于“早期宗教全体大会”的民主形式。王权在贤人会议、封建法庭以及教会系统中的影响是中古英国王权在教俗两界的初步政治结构形态。同时,王权在贤人会议、封建法庭和教会系统中享有何种权力、又受到何种制约,以及王权的本源为何物,这些问题也促进了中古代议思想家们对“代议”的相关探讨,由此形成了中古代议民主的思想轨迹。12世纪伊始,代议思想家开始围绕自然权利、财产自由权、政治自由权进行思考。自然权利是政治权力的基础,财产权是政治权力的前提,而人们获得政治自由之后,才可以保障经济自由、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利。格拉提安、奥卡姆的威廉、巴黎的约翰、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以及根特的亨利等一批代议思想家们,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因而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社会利益,然而在涉及这三种权利的问题时,都基本认为,自然权利、财产自由权和政治自由权是人民享有自由权的重要标志。人民享有上述自由及自由权是自然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是任何人不可随意侵犯和剥夺的基本自由权。人民作为立法者主体,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权,有权利选举自己的君主,也有权利选择政府的组织形式。不仅如此,人民还可以利用所享有的自由权表决关乎全体人民利益的事情。代议思想家们对自由的阐述促进了中古自由精神的传播,激励了人民对自由的坚持和对自由的扞卫,对英国代议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古政治思想包括代议思想在内,最大的特点是统摄于神学思想的框架之下。由此,代议思想的理论体系也建立在对教会及其教皇权问题认识的基础之上。奥卡姆的威廉、库萨的尼古拉以及罗马的吉莱斯等,是本文第三章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们对教皇权的认识、对教会会议的理解以及对教会权力的表达,构成了中古代议思想的理论体系的首要内容,对于构建英国中古代议思想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思想家们还讨论了保证其代议理论实现的制度问题,这将在本文的第四章中予以呈现。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思考主要来自于马西利乌斯的人民立法者理论、萨索菲那多的巴托鲁斯对城市共和国中存在的代议制进行的思考,即他的“主权在民思想”,以及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等人对选举君主制的带有“神学意味”的认识。无论哪一种制度思考,在本质上都隐含着“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共同体”的基本思想以及“涉及众人之事需由众人决断”的罗马法原则,构成了代议思想的重要内涵。第五章讨论英国代议制政府早期实践的成果及其不断调整的过程。代表权和代表制度应运而生,促进了各级会议在形式上更加规范,例如西门议会、模范议会。地方代表的兴起扩大了民主范围,改变了议会的组织形式,对后期两院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早期实践中,虽然已经开始孕育自由制度,却仍然存在着矛盾,因为盎格鲁-诺曼时期的国民会议还没有能力完全摆脱个人专权,发挥限制王权的作用。因此,代议民主思想从理论转为实践需要一个过程,即王权与议会之间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在后期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历程中,英国宪章的演进有效地保障了“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公民共同体”。中古英国的宪章史记录了在公共权利和政治保障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贵族阶级与国王之间的博弈:国王忙于维护其特权,而贵族又坚持不懈地尝试让国王做出新的让步。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代议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综上所述,英国代议制的形成植根于古典文化与制度遗产,孕生于中古的代议思想。这些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共同体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王权源于人民权力的转让,但人民仍保留着对它的所有权以及终极控制权;公共权力的使用应以社会共同体的同意为基础;由各等级或社会团体选派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能够行使共同体的政治权力。
周冬[8]（2019）在《伪满行政公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伪满行政公文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控制的伪满洲国政府所使用的行政公文。伪满行政公文是在外国侵略者殖民统治下产生的殖民地公文,它是中国公文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本论文以伪满行政公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重点阐述伪满行政公文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公文程式的退变,概括公文体式的概貌和公文语言的特点。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治背景下的伪满行政公文呈现出过渡性、殖民性的阶段特征。本研究从伪满政府的殖民政治背景切入,重点考察伪满前后期行政公文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932年3月1934年2月,伪满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东北的各项政策尚未成熟,伪满政府实行临时性“共和制”政体。受临时体制的影响,伪满初期的大同公文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1934年3月1945年8月,伪满后期实行“君主制”,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总务制”“次长制”实现了对伪满政府的全面殖民控制,日本殖民体制日益强化之下的伪满康德公文具有明显的殖民性特征。其次,伪满政体的变革带来公文程式的退变。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控制的强化促使伪满政体完成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更替,进而带来伪满公文程式不同程度的退变。伪满政体的更替导致伪满行政公文通用文种的社会属性由现代性退向封建性,文种设置由简明趋向繁杂,并且恢复封建文书的制文要求,文种使用规范出现“悬置”现象。这些都显示了伪满公文程式在体制变革后的退变态势。再次,伪满公文程式的退变促使行政公文体式呈现出新体与旧体并存的状况。如命令类公文因使用主体的行政级别不同,公文体式驳杂多样;宣告类文书体式繁复,既存在复体行文的形式,又出现旧体回溯的现象;呈文属于上行公文,由于各级呈文层层转述,公文体式大多繁复冗长;批复类文书一般直接叙事,回复来文,所以体式较简洁,行文模式较固定;咨、函文书属于平行公文,多为“三段式”结构,用语谦和是其鲜明特点。最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伪满行政公文的书面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伪满行政公文的书面语文白并存,并以文言文为主,公文术语呈现出新旧杂陈的样貌,存在许多繁复费解的术语和封建公文的旧式套语等。此外,受到日语殖民政策的影响,伪满行政公文的书面语存在日语和中文并写,以及大量出现“协和语”的现象。
陈若萱[9]（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关伟[10]（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认为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二、大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1874—1911) |
| 一、清末特殊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动荡政局为开办特殊教育提供宽松土壤 |
| (二)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为特殊教育的产生创造条件 |
| (三)新教育发展为特殊教育移植创设宽容氛围 |
| 二、清末特殊教育的嚆矢 |
| (一)清末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 |
| (二)教会特殊教育机构的兴起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启蒙 |
| (一)盲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 (二)聋哑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初步探索 |
| (一)确立“识字明道”的培养目标 |
| (二)尊西仿新的课程体系初具 |
| (三)教学方法的移植与改进 |
| 五、特殊教育经费对西国的依附 |
| (一)教会慈善人士的联合募捐 |
| (二)国内教会组织的支持资助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办学的零星尝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初期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1912-1926) |
| 一、民初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军权至上的政局导致特殊教育发展边缘化 |
| (二)城市社会变动改变残疾人的救助观念 |
| (三)教育热潮迭起为特殊教育发展创设民主氛围 |
| 二、民初特殊教育政策的形成与确立 |
| (一)民初特殊教育宗旨的流变 |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初定 |
| (三)特殊学校确立地位与规范管理 |
| 三、特殊教育师资来源的自给自足 |
| (一)特殊学校毕业生扩充师资队伍 |
| (二)特殊学校附设短期师资训练班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变革与课程教学完善 |
| (一)确立“塑造独立国民”的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丰富充实 |
| (三)语言教学方法的改进与调试 |
| (四)上海盲童学校的个案考察 |
| 五、广源众筹的多渠道经费来源 |
| (一)特殊学校的外源性筹资 |
| (二)特殊学校的内源性筹资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办学增加,国人积极仿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的“中国化”渐变(1927-1936)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教育行政渐趋稳定与教育秩序规范 |
| (二)国内预防残疾意识逐渐增强 |
| (三)儿童学研究的发展促使国人关注残疾儿童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
| (一)特殊教育宗旨的核心确立 |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 |
| (三)私立特殊学校的管理权过渡 |
| (四)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变通政策 |
| (五)卫生教育与慈善救济的强化实施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确立职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 (二)注重专业知识技能的课程设置 |
| (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经验积累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革新与课程教学的本土探索 |
| (一)确立“盲哑教育职业化”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宗教性弱化 |
| (三)国人对语言教学的尝试与突破 |
| 五、西方母国经费来源缩减 |
| (一)国内捐款与政府补助增加 |
| (二)制定学费标准,补充学校经费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与国人办学数量的此消彼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1937-1949)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致使特殊教育重心南移 |
| (二)特殊教育专业组织的兴起助力 |
| (三)战后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特殊教育生存举步维艰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完善 |
| (一)战时特殊教育政策的应时调整 |
| (二)战后特殊教育政策的完善性规划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性增强 |
| (一)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 (二)注重系统理论学习的课程设置 |
| (三)延聘专业教师开展培训 |
| (四)战后拟定专业师资培养方案 |
| 四、特殊教育办学目标与课程教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
| (一)确立“培养社会有用公民”的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规范设置 |
| (三)特色教学法的形成 |
| 五、经费来源渐趋稳定 |
| (一)社团组织的经费补助 |
| (二)政府经费投入渐增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学校数量扩充,残疾人渐成办学主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
| 一、特殊教育发展的外生性影响因素 |
| (一)政权更替与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 |
| (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新生与生产力的客观需求 |
| (三)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强势推进 |
| 二、特殊教育发展的内生性影响因素 |
| (一)特殊教育自身的功能转换 |
| (二)特殊教育的人本价值逐渐突显 |
| (三)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 |
| 三、特殊教育发展的特点归结 |
| (一)教育观念由“养”到“教”不断明晰 |
| (二)教育监管由“放”到“收”的集权化 |
| (三)特教师资培养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
| (四)课程教学体系杂糅走向融合的本土化适应 |
| (五)经费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开放化集资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 |
| (一)特殊教育本质功能的表达与强化 |
| (二)政府主权意识觉醒加强特殊教育整顿规范 |
| (三)特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形成与教学经验积累 |
| (四)西式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植入与改造 |
| (五)多方支援加强特殊教育根基巩固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困境 |
| (一)角色定位摇摆不定,教育观念难转变 |
| (二)政策法规零散不健全影响特殊教育规范管理 |
| (三)师资培养体系欠缺阻碍教学工作进展 |
| (四)课程教学过度依赖制约特殊教育独立发展 |
| (五)经费支出基础薄弱导致特殊教育发展缓慢 |
| 三、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
| (一)拓展融合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 |
| (二)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
| (三)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 |
| (四)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 |
| (五)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来华经历 |
| 第一节 传教背景 |
| 第二节 简要生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桃胡与民俗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故事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符号 |
| 第三节 民俗记录 |
| 第四节 传播策略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中国印象 |
| 第一节 近看华中 |
| 第二节 概观中国 |
| 第三节 对话中国经典文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同报》与西学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刊 |
| 第二节 广学会与《万国公报》 |
| 第三节 高葆真与《大同报》 |
| 第四节 面对变革,他们的声音 |
| 第五节 同时期本土报刊《大公报》 |
| 第六节 《大同报》历史地位 |
| 小结 |
| 第五章 译述活动和西学东渐 |
| 第一节 《欧化篇》 |
| 第二节 《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 |
| 第三节 《泰西奇效医术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6）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大清律例》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总则性规定 |
| 第二节 《大清律例》治理贪污犯罪的条文分析 |
| 第三节 《大清律例》治理贿赂犯罪的条文分析 |
| 第四节 《暂行新刑律》治理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分析 |
| 第五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法律文本的特点 |
| 第二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措施 |
| 第一节 注重对官员的考选 |
| 第二节 注重对官员的监察 |
| 第三节 严密受贿犯罪法网 |
| 第四节 加强官场风气整顿 |
| 第三章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与惩治 |
| 第一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典型案件 |
| 第二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特征 |
| 第三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措施 |
| 第四节 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特点 |
| 第四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公权力私有化 |
| 第二节 行政的集权化 |
| 第三节 人治方式的不足 |
| 第四节 不合理制度因素 |
| 第五节 监察制度的萎缩 |
| 第五章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与镜鉴 |
| 第一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成效 |
| 第二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不足 |
| 第三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反思 |
| 第四节 清代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镜鉴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英国中古后期的代议思想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简析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传统与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代议因子 |
| 一、古希腊罗马文化 |
| 二、基督教文化 |
| 三、日耳曼文化 |
| 第二节 贤人会议 |
| 第三节 封建法庭 |
| 第二章 思想的萌生 |
| 第一节 自然权利 |
| 第二节 财产自由权 |
| 第三节 政治自由权 |
| 第三章 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有限教皇权 |
| 第二节 教会内部的民主 |
| 一、同意问题 |
| 二、宗教全体会议 |
| 三、教会的权力 |
| 第四章 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人民立法者和等级君主制 |
| 第二节 城市共和国中的“主权在民” |
| 第三节 选举君主制 |
| 第四节 世界帝国理论 |
| 第五章 实践与调适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 |
| 一、何谓代表权 |
| 二、地方代表的兴起 |
| 第二节 西门议会和模范国会 |
| 第三节 早期实践 |
| 一、盎格鲁-诺曼制度 |
| 二、代议制政府的兴起 |
| 三、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两院制的建立 |
| 第五节 王权与议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8）伪满行政公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原因分析 |
| 1.4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殖民政治背景下伪满公文的基本特征 |
| 2.1 临时政体下“大同公文”具有过渡性 |
| 2.1.1 伪满初期临时性共和政体 |
| 2.1.2 伪满“大同公文”过渡性明显 |
| 2.2 殖民体制下“康德公文”具有殖民性 |
| 2.2.1 伪满后期殖民体制的强化 |
| 2.2.2 伪满“康德公文”殖民性显着 |
| 第3章 政体更替后“公文程式”趋向退变 |
| 3.1 文种性质退化、设置繁杂化 |
| 3.1.1 通用文种由现代走向封建 |
| 3.1.2 文种设置由简明趋向繁杂 |
| 3.2 公文制发规范倒退与悬置 |
| 3.2.1 恢复封建文书的制文要求 |
| 3.2.2 康德文种使用规范“悬置” |
| 第4章 新体与旧体并存的公文体式 |
| 4.1 命令因级异体,样式驳杂 |
| 4.1.1 公布令结构简单,文面各异 |
| 4.1.2 行政令多层嵌套,指称累赘 |
| 4.2 宣告文书体式繁杂,旧制回溯 |
| 4.2.1 布告转发文件,复体行文 |
| 4.2.2 君用文书抬头制复辟,韵散并存 |
| 4.3 呈文层层呈转,体式繁冗 |
| 4.4 批复体式简洁,模式固定 |
| 4.5 咨、函“三段式”结构,用语谦和 |
| 第5章 诸体裹杂沉渣泛起的公文语言 |
| 5.1 公文语体文白并存 |
| 5.2 公文术语诸体杂陈 |
| 5.2.1 繁复虚浮的北洋公文术语 |
| 5.2.2 陈腐守旧的封建公文套语 |
| 5.3 日语对公文书面语的浸染 |
| 5.3.1 日语与中文并行书写 |
| 5.3.2 日满“协和语”蘖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伪满大同年间《暂行公文程式令》 |
| 附录B 伪满康德年间《公文程式令》 |
| 附录C 伪满康德年间《关于训令及其他公文程式之件》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有关成果 |
| 致谢 |
（9）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大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姜剑. 浙江大学, 2020(08)
- [5]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6]清代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及其镜鉴研究[D]. 陈凯健. 扬州大学, 2021(02)
- [7]英国中古后期的代议思想及其实践[D]. 徐叶彤. 山东大学, 2020(01)
- [8]伪满行政公文研究[D]. 周冬. 长春理工大学, 2019(01)
- [9]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10]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