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狼”互惠与不对称（论文文献综述）
陆心怡[1]（2021）在《在线医疗社区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线医疗社区,例如春雨医生、好大夫、丁香园论坛等,能够为患者提供与医生或其他患者交流沟通的平台,具有方便、快捷和更新及时的特点,且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线医疗社区能够重新分配和重复使用医疗资源,促进医疗资源和服务的跨地域性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院拥堵问题,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并缓解医疗资源短缺问题。信息质量是在线医疗社区作为互联网平台较为突出的问题,再加上患者获取信息和辨别信息质量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患者感知信息质量与实际信息质量并不一定对等,从而影响医患关系、就诊效率和患者健康等方面。考虑到在线医疗社区的优势和其不可逆的发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在线医疗社区表现出了独特的活跃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帮助医生和在线医疗社区服务提供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和引导在线医疗社区中的患者信息行为,从而达到通过在线医疗社区辅助医生线下诊疗、提高就诊效率的目的,本研究依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医疗健康管理创新》（71532002）,对在线医疗社区中的患者信息行为（包括患者信息查寻行为、医患信息交互行为和患者信息共享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患者信息行为、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和就诊效率为目的的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的初步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在研究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机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研究视角。第一部分对在线医疗社区中的患者信息需求和用户社交关系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患者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用户的人口统计学因素、风险偏好、电子健康素养、患者激活、感知社会支持、感知社会临场感、感知响应性、社区互惠准则、信息质量等。因此,这些因素可以作为变量进行切入对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2）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1）的研究结果,建立理论框架,构建研究模型,提出假设,通过实证研究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受不同调节焦点的患者会分别对新兴治疗方法和成熟治疗方法相关的信息产生查寻行为,通过患者感知信息质量和信息满意度对患者依从性产生积极影响;患者健康素养通过影响患者信息查寻行为对患者依从性产生积极影响;患者信息查寻行为通过其感知社会支持、社会临场感和响应性的中介效应对患者依从性产生积极影响;医患信息交互行为通过影响患者感知信息质量、患者决策偏好和医患一致性对患者依从性产生积极影响;患者信息查寻行为和医患信息交互频率通过影响患者感知情感和认知同理心对患者依从性产生积极影响;互惠、患者对社会支持和响应性的感知对其信息共享行为有积极影响,而患者信息共享行为通过影响其自我效能感、自我价值感和感知信息不对称影响其依从性。（3）基于用户画像与协同过滤的在线医疗社区混合信息推荐算法首先,基于患者在在线医疗社区中的信息需求、社交关系、信息共享意愿以及行为偏好,构建用户信息兴趣模型,然后构建患者的“用户画像”,将患者信息标签化,展现其个人属性、行为特征和信息兴趣,最后结合协同过滤算法计算加权相似度和评分估计值,产生信息推荐结果。该混合推荐算法一方面避免了单独使用协同过滤而产生的冷启动和数据稀疏性问题,另一方面融合了用户画像,将用户信息行为特征和信息兴趣考虑到信息推荐条件中,从而起到通过推荐信息来引导用户信息行为的目的。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三个方面:（1）从患者依从性的角度研究了如何通过在线医疗社区辅助线下诊疗;（2）进行了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行为相关的UTAUT模型应用研究;（3）提出了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和改善就诊效率为目的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本研究为从研究在线医疗社区中的患者信息行为、患者依从性以及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为社会交换理论等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为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与支持。同时,本研究帮助医生和在线医疗社区的服务提供者深入了解患者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行为特征,引导患者信息行为,从而推动在线医疗社区辅助线下诊疗。
潘博[2]（2020）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等。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起来,以发挥党组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党的基层政权、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是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也是亟待学术界予以系统、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的具体形式,一般呈现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中国的“国家-社会”呈现出“政党-政府-社会”三分的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依托该关系模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核心性的主导作用,以强化国家能力的方式提升着治理绩效;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政党,这一核心的政治价值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契合,能够保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因此,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中国之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契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治理模式,同时也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显着特征和巨大优势。从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审视,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特定形态的政治系统;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可以被视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特定政治功能。政治系统的生存、发展和作用,需要通过获取不断信息、能量来达成;而这要求政治系统不仅需要不断调适、优化自身的结构,也需要持续与外部环境进行良好、有效的互动。鉴于此,城市基层党组织实现“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明确与外部环境展开良好互动的有效途径,即充分结合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并将其融入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以期实现“‘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和“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之间更为精准、有效的衔接。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党的领导发挥自上而下的整合作用、多元主体围绕治理目标展开协同合作和强调治理主体履行自身责任三方面显着特征,这也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相较于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等社会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因为其在强调自上而下的有效整合、以协调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发挥权威性主体的主导作用和对各项治理要素的无缝隙整合等方面,与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和关键特征最为契合,而且该理论的理论内涵最为丰富,所以可以将整体性治理视为最适合描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和阐释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治理理论。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涵和作用机制,可以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归纳为:在“党建引领”的积极作用下,以强化自上而下的有机统合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多中心”倾向,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建设“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推进治理成果的社会共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为归纳和建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奠定了基础。只有将治理逻辑融入到”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才能保证运作逻辑真正契合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境、现实需求和客观规律,使运作逻辑更加具有现实指向性、情境针对性和内容系统性,从而在“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实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充分结合。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而言,这是自身政治功能的发挥,是在城市中的执政行为,也是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实现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归纳为:城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执政行为,将政策目标、治理需求、组织结构和机构职能等要素统一纳入整体性的框架中,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为着力点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治理目标、进而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过程。该运作逻辑为构建强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具体实践路径,奠定了结构性框架、主导性价值观念、治理原则导向和整体思路等学理基础。诚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所明确的,是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和重要导向;但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构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而言是很重要的,这凸显出总结相关实践经验并整合到实践路径之中的重要性。从相关的既有经验审视,我国在单位制时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所呈现的发挥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培育邻里间稳定的熟人关系等经验,可以被适当转化、整合到当前的“党建引领”之中;从近些年“党建引领”的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珠海市“青春党建”等优秀案例中,可以汲取关于“党建引领”优化治理资源获取配置、动员和组织治理参与的优秀经验;而在批判地借鉴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当汲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活动经验,以及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重视公民和社会组织作用等经验。由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党的执政环境变化和社会原子化加剧等一系列变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作用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不仅包括一些党组织自身的问题,亦涵括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中出现的可能弱化“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所有其他问题。通过对相关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当前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部分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等四方面问题,这意味着城市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实践路径来应对来自自身和治理情境的双重挑战。当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提供了问题导向,同时也是强化“党建引领”的良好契机。因此,应当依循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这一框架,以现实问题为问题导向,结合中外相关治理经验,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为依归,从“以党建引领强化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以党建引领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以党建引领强化互信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以党建引领强化多元协同监督、强化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等四个方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虽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政治过程,但从其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符合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契合社会治理发展规律等方面审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党建引领”能够不断从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四个方面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实现党建引领下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目标,并实现“强化党的城市基层政权”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双向互促,从而最终使“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强化“中国之治”的国际话语地位的重要途径。
李魏巍[3]（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张力伟[4]（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认为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马津润[5]（2020）在《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的内涵要从经济与伦理两种维度去理解。从经济层面看,全球金融资源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而共享金融以所有权让渡的方式,使得民众可以通过低门槛的方式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经济效率的意义讲,在共享金融模式下,处于闲置的资源所有者通过有偿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获得了利息收入的同时,资金使用者也通过他人的限制金融资源获得了收益,大大提升了经济效率。从伦理层面看,共享金融提升了人们生活自由度,促进了金融大众化目标的实现,促进了金融领域中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卢德之先生认为社会共享的本质是多数人原则与社会公平,决定因素则来自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制度。而在《共享金融—金融新形态》一书中,对于共享金融是这样理解的:共享金融就是通过信息与网络时代的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构建以资源、要素、功能、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发展模式努力实现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公平的配置,从而在促使现代金融均衡发展和彰显金融消费者主权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型发展。共享金融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与伦理意义。从实践上看,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和规模效应明显,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共享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共享经济催生的共享金融模式正在改变现有的和传统的金融模式。新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开始形成。包括增加和提升传统金融机构的共享服务业务,建立新的共享金融平台和机构。与以往以大客户、高资本群体为服务主体的金融机构不同,共享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广泛的消费群体。一般来说,由于缺乏金融资源、缺乏金融知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普通消费者无法安全、便捷地参与金融活动。共享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降低了金融参与门槛,让普通消费者轻松享受共享金融服务,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途径。从伦理上看,共享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金融与伦理原则融合创新的结果,更是基于伦理视角对金融异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与传统金融不同,共享金融从诞生之初就有深刻的伦理基础。共享金融真正实现了金融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共享性统一,无论是共享金融合约本身,还是共享金融活动所要达成的结果,都符合着共享性价值目标。共享金融的发展也是当下社会对经济正义原则呼唤的回应。在利益分配中,共享金融秉持着“利益共享”的理念,真正做到每一个参与金融活动的主体都能平等公正合法合理的享有自己应有的回报,这体现了经济正义中的分配正义。此外,共享金融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共享经济的正义发展,共享金融的出现加速了共享产业链的完善,在整个共享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式各样的共享平台开始出现,竞争在趋于合理化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平的诉求。最后,共享金融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对经济金融活动的责权意识培养中。共享金融淡化了以往金融活动“嫌贫爱富”的特性,强化了每一个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责权意识,每个人既是金融活动权利的享有者,同时也是责任的承担者。然而,共享金融依旧是金融的一种现代理性形式的显现,其金融理性中利己秉性与资本专属性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虽然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归正,但是单纯依靠外部性的法律措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隐藏在共享金融内部的资本垄断性和独断性问题。同时,共享金融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如目标悖论、公正悖论和权利悖论。受金融资本的侵略性和垄断性的影响,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最初的目标发生偏离,真正的共享性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因此,我们必须以辩证头脑来看待当下共享金融的发展,通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中得到启示,深挖造成共享金融与目标发生偏离的金融资本独断性本质,通过对信用异化与虚拟经济异化的发现,认识造成共享金融一系列悖论的深刻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悖论问题,在加强法律监管的同时,必须对共享金融的发展予以深刻的伦理反思与哲学追问。对于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不仅要从伦理视角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进行认知,更要从实践方面解决这一发展问题。在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伦理精神支撑和制度优势。从传统的儒家“义利统一”文化价值观到现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从古代钱庄票号金融体系的建立到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为共享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共享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悖论问题,不仅要从共享金融存在的正当性进行追问,更要从制度、政策、伦理和哲学视角中予以回答。作为人类在金融领域追求自由意志的结果,共享金融的发展首先要做到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即发展共享金融,要维护金融政策制定的基本道德观——正确财富观和利益观,客观公正、公平和诚信的行为准则,富有社会责权的社会制度以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性等等。其次,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导向,坚决杜绝资本主义“自利”“自私”价值观的盛行,防止共享金融出现“脱实向虚”走向。正确看待资本增殖本质,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导引下,使金融资本增殖导向金融的共享服务。最后,对共享金融伦理情操进行呼唤,做到共享金融工具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统一,把握共享金融发展的平衡性,兼顾实体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共享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普惠大众的理念融合在一起。
陈逸超[6]（2020）在《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塔克什肯口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塔克什肯镇,是自治区唯一一处全年开放的中蒙口岸。由于开关时间长,交通条件好,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一度非常发达:2014年,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额达到3.79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占蒙古国对华进口总额的21.44%,是名副其实的中蒙边境第二大口岸。然而从2015年开始,塔克什肯口岸的出口贸易迅速萎缩,当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额仅为上年的10%;在2018年,口岸全年出口贸易总额更是只有1279万美元,仅为2015年的三分之一强,在我国对蒙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0.64%。如此覆巢之下,镇上的边民互市市场,一处由个体商户组成的颇具规模的日用工业品外贸批发市场,也未能独善其身,其出口额从2013年的6700万美元（占当年口岸出口贸易总额的22%）下降到2017年和2018年的3604.7万元（约合533.89万美元,占比31.08%）及3972.25万元（约合600.27万美元,占比46.9%）;市场中边贸商人的人数也因收入下降而大幅减少:在2009年,镇上有430家从事出口边贸的商户,其中370多家商户来自外地;到了2019年,镇上的商户总数只有不到180家（边贸商约120家）。而这些商人的离开——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边疆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常有意地监督外来人员的行迹和言论,并积极参与联防、“反恐处突”演练等活动,也使得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在口岸所在地积聚“人力资源”,实现“边贸戍边”的功能遭到削弱。根据边贸商人们的说法,蒙古国债务危机、图格里克贬值、其它中蒙口岸及第三国对蒙商品输出规模的增长等因素是导致不景气,特别是蒙古国客户人数减少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客户人数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反映的正是边民互市及其所售商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其市场竞争力的下降则与经营活动变迁所导致的区位条件变化及边民互市较差的市场环境有关;此外,边民互市中的经营者们较薄弱的经济实力以及某些不良经营习惯和观念,如对购物者,特别是零售消费者的“势利心态”,也对边民互市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笔者看来,鉴于边民互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导致困境的原因的复杂性,若要进一步改善塔克什肯边民互市的发展条件,首先有必要加强对口岸及口岸所在地的行政管理资源的整合,减少以海关、边检为代表的各垂直管理部门与主管口岸工作的口岸管理委员会及地方政府间的职能错位和交叉,提升口岸规划发展及管理工作的统筹程度和协调性。在具体措施层面,上述各部门应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提升人们参与互市的便利度,降低人们参与互市的中间成本,以及为经营者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举办会展等方式拉近互市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距离”,以此改善人们对塔克什肯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让他们能够且愿意在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中实现消费的升级,从而使得塔克什肯口岸这个中蒙西部边境的大门,一带一路西通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得到国内外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供应基地和物资流转中心。最后,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也发现,世代居住在塔克什肯口岸所在地（原布尔根村）的当地边民对互市的参与度及从中获益的程度目前仍有待提升,故在边民互市之后的发展中,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世居少数民族边民参与边民互市的支持力度。
王身余[7]（2019）在《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信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时,西方世界在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所谓的“政府信用赤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一再创下历史新低,并演化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政府信任问题由此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到20世纪后期,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暴露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信任困境的出现,国内的政府信任研究也随之展开。国内外的政府信任研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普遍注重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从各个学科角度对政府信任的形成基础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对政府信任下降的成因及其影响保持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政府信任下降会导致消极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如何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此前学者们大多从危机应对的角度对“政府信任危机”加以研究,而忽略了处于危机管理前端的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研究。基于“预防胜于治疗”的古训以及地方政府在政府信任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选择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为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文章主要观点如下:与人们习惯性地把信任风险视为信任主体在做出信任托付之后所面临的被信任客体背信,从而期待落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不同,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特指地方政府作为信任客体或受托人所面临的丧失公众信任的风险。它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风险配置的倒置性（风险后果从通常的由信任主体承担变成由信任客体承担）、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不只是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信任危机、政治信任危机乃至整个政府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和风险成因的复杂性（既涉及到作为信任关系双方的公众与地方政府自身,也涉及到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作为中介因素的媒体传播）。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根据生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和交互性风险三大类;根据信任风险涉及的范围宽窄和人数多寡,则可以区分为个体性风险、群体性风险和社会性风险三个层面。在实践中,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常常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区分为六个阶段,即作为初始源头的公众需要生成阶段,具有博弈性质的公众认知抉择阶段,带有实质意义的公众诉求表达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回应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价阶段和充满各种变数的公众信任决策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传导效应和激化效应,非常容易导致政府信任风险在不同主体、客体和信任领域的蔓延、扩散和放大。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客体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主体的多层性和多元性。其构成通常涉及三大类九种类型,即作为一线主体的基层干部、基层机构和基层政府,作为职能部门的信访部门、网信部门和统计部门,以及作为外协系统的新型智库、民调系统和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指标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3类一级指标、6类二级指标、22类三级指标和若干类四级指标。与风险识别和评估要素的多样性相适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也具有多样性,既涉及到人员访谈、专题调研等定性方法,也涉及到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和大数据处理等定量手段。在预防方面,则需要根据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三大源头,从政府角度、公众角度和媒体传播角度系统性地采取相应策略和措施。
谢剑南[8]（2019）在《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和重要性,给两国关系发展趋势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本研究结合中美关系七十年余年来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应从共赢主义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本研究从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价值、特征等,分析共赢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渊源,探讨共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中国以共赢主义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举措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选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范式,简要分析其所包含的共赢主义要素及不足之处,无法达到时代发展要求的普惠共赢,也难以指导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实践。本文认为,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国际社会需要共赢主义来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本研究认为,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既是推进共赢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共赢主义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要能够促进各国普遍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中国古代的共赢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和谐、共享”三者的统一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是双边和多边交往中的共赢主义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为敌对期,从1972年到1978年为波动期,从1979年到1988年为蜜月期,从1989年到2016年为竞合期,从2017年到当前为对手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两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呈现出“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历史定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为上、科技为王、大国竞争复杂的世界。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四大全球治理难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加强和改进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是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难以避免地想着遏制中国“国力”与“国势”崛起,不时在贸易、台湾、南海、人权、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各种牵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代表性大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对抗态势,并且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与其他领域。历史地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全面对抗与冲突的敌人关系,但可能呈会形成对手关系、并行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敌人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或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对手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中美关系尚并没有因此失控,仍然主要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但竞争趋势增长明显,尤其是美国以贸易为名,妄图以国家名义来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基于两国对抗与冲突的代价太大,又同时面临共同的全球问题挑战,因此以共赢主义为关系理念和价值原则的合作共赢关系,应当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牢不可破又双方都得益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分析及预测中美关系时,应当正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日益接近美国并有超越美国之势,中美两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担忧中美能否会绕过或超越这个古老陷阱。本文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超越,不然,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是毁灭性影响。那么,破解的办法就是坚持共赢主义,正确认知并且理性面对,而不是回避,具体的超越办法是解构中美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主要政策建议。其一是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其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其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其四是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主动放弃全球霸权地位,也难以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发展以“共赢主义”为合作原则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要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合作中不能放弃斗争准备,以斗争求合作,才能更好地坚持与发展“共赢主义”,才能推动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苏启陶[9]（2019）在《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地理变异》文中提出为探究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和大狼把草（Bidens frondosa）传粉网络的地理变异。本研究2017和2018年的911月份在北京市、山东省、江苏省、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等样地开展实验,以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及其周边显花植物为研究对象,调查两种入侵菊科植物的访花昆虫及其传粉网络,结合环境因子分析不同地域间传粉网络的差异。结果表明:（1）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为泛化传粉物种,拥有大量的访花昆虫。其中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访花昆虫以双翅目（Diptera）、膜翅目（Hymenoptera）、鳞翅目（Lepidoptera）为主,不同地域间访花昆虫存在差异,高纬度地区和低纬度地区,访花昆虫以蝇类为主,而中纬度地区的访花昆虫蜜蜂科昆虫占比较大;大狼把草的访花昆虫以双翅目和膜翅目为主,且高纬度地区的昆虫丰富度地低于低纬度地区。（2）菊科植物成功入侵之后,竞争本地植物的传粉昆虫,并主导当地的传粉网络。当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作为优势种融入到本地的传粉网络后,均表现出较高的嵌套度和非对称性,其传粉网络连接存在数量不对称和强度不对称。（3）不同地域间,传粉网络存在差异。在传粉网络结构方面,传粉网络的嵌套度可能随着入侵时间的长度而增加。在传粉网络特征方面,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由南向北趋于泛化。随着经纬度的增加,传粉网络趋于泛化,而随着温度、降水量的增加,传粉网络趋于特化;传粉网络的大小随着经纬度的增加而减少,随着降水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加拿大一枝黄花传粉网络互作数随着随着经度、降水量、温度的增加而减少,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互作数则随着纬度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温度、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
高名扬[10]（2019）在《中牟县城乡融合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城乡问题一直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就中国目前国情来看,县域经济作为城乡融合的纽带,也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基础,本文将河南省中牟县的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中牟县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难点,提出相关的对策,为中牟县的城乡融合提供一些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和学习国内外有关城乡融合的文献资料,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对比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牟县城乡的空间融合、产业融合、公共服务融合以及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发现中牟县城乡融合发展中主要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对称、城乡产业结构仍不合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待完善以及城乡生态治理不对等问题;并分析借鉴美国、日本关于城乡融合的成熟形式,总结出适用于中牟县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经验;随后从促进要素资源双向流通,加快城乡产业体系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生态治理等方面提出推进中牟县城乡融合的对策;最后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展望,力求通过今后的研究能够不断完善本文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对中牟县城乡融合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对中牟县城乡融合发展实地调研,分析中牟县城乡融合现状及存在问题,丰富目前关于中牟县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二是通过研究城乡融合的相关概念总结了城乡融合的具体融合方面,笔者通过翻阅文献资料以及借鉴权威学者的期刊论文,归纳出可以从城乡空间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以及城乡生态文明融合这四个方面来体现中牟县城乡融合的现实情况。
二、“狼”互惠与不对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狼”互惠与不对称（论文提纲范文）
（1）在线医疗社区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在线医疗社区相关研究 |
| 1.2.2 信息行为相关研究 |
| 1.2.3 患者依从性相关研究 |
| 1.2.4 信息推荐算法相关研究 |
| 1.3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3 创新点 |
| 1.4 本文组织结构 |
| 2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患者健康素养的基本概念 |
| 2.1.1 电子健康素养 |
| 2.1.2 患者激活 |
| 2.2 患者感知的基本概念 |
| 2.2.1 感知社交因素 |
| 2.2.2 感知同理心 |
| 2.2.3 感知信息质量 |
| 2.3 医患交互的基本概念 |
| 2.3.1 医患一致性 |
| 2.3.2 患者决策偏好 |
| 2.3.3 信息不对称 |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技术接受与利用整合模型 |
| 2.4.2 社会交换理论 |
| 2.4.3 社会信息加工方法 |
| 2.4.4 自决理论 |
| 2.4.5 调节焦点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3 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1 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需求分析 |
| 3.1.1 数据收集 |
| 3.1.2 中文分词处理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在线医疗社区中用户社交关系分析 |
| 3.2.1 数据收集 |
| 3.2.2 用户社交关系的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 |
| 3.2.3 拟合优度检验 |
| 3.3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查寻行为对其依从性的影响机制 |
| 4.1 从风险偏好的角度研究患者信息查寻行为对其依从性影响 |
| 4.1.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4.1.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4.1.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4.2 从患者健康素养角度研究信息查寻行为对其依从性的影响 |
| 4.2.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4.2.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4.2.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4.3 从社交角度研究患者信息查寻行为对其依从性的影响 |
| 4.3.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4.3.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4.3.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4.4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在线医疗社区中医患信息交互行为对其依从性的影响机制 |
| 5.1 患者对在线医疗社区中医患信息交互行为的接受模型 |
| 5.1.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5.1.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5.1.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 患者对在线医疗社区中医生发布信息的接受模型 |
| 5.2.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5.2.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5.2.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3 在线医疗社区中医患信息交互行为对其依从性的影响机制 |
| 5.3.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5.3.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5.3.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4 在线医疗社区中医患信息交互频率对其依从性的影响机制 |
| 5.4.1 模型构建与假设 |
| 5.4.2 量表选取与调研 |
| 5.4.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5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6 在线医疗社区中患者信息共享行为对其依从性的影响机制 |
| 6.1 模型构建与研究 |
| 6.2 问卷调研 |
| 6.2.1 问卷设计 |
| 6.2.2 数据采集 |
| 6.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6.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3.3 中介效应分析 |
| 6.4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患者信息行为的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 |
| 7.1 基于患者信息行为的用户画像 |
| 7.1.1 用户信息兴趣模型构建 |
| 7.1.2 用户画像构建 |
| 7.1.3 用户信息标签化 |
| 7.2 基于用户画像与协同过滤的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 |
| 7.2.1 基于用户画像和协同过滤的混合推荐算法 |
| 7.2.2 面向患者用户的在线医疗社区信息推荐算法 |
| 7.3 本章小结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文量表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基层社会中党的建设相关研究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四)对既有研究的评析与总结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党建引领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功能理论 |
| (二)国家治理理论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党建引领”是城市基层党组织重要的政治功能 |
| (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逻辑 |
| 第二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机理 |
| 一、“政党-政府-社会”模式下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一)不同的现代国家衍生路径:党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前提 |
| (二)“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 |
| (三)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历程中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治理历程 |
| (二)坚持党的领导: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的成功关键 |
| 三、依据“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达成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
| (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与治理价值的内在契合 |
| 第三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协调逻辑:打破治理主体间的协同障碍 |
| (一)以对治理资源的吸收、整合与调配能力来协调治理资源配置 |
| (二)以“刚性”+“软性”相结合的协调方式强化协调能力 |
| (三)以主流治理文化潜移默化地协调个体行为和主体间关系 |
| 二、整合逻辑:推动治理要素形成有机整体 |
| (一)整合目标:型塑政社互嵌的一体化结构 |
| (二)整合形式:发挥“元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 |
| 三、信任逻辑:为主体间合作提供社会资本支持 |
| (一)以执政合法性补强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信任存量 |
| (二)以政治信任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的社会信任水平 |
| 四、责任逻辑: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履责保障 |
| (一)以问责机制嵌入推动基层党组织履责的内在逻辑 |
| (二)以问责机制嵌入推进“党建引领”的关键着力点 |
| 第四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借鉴的相关经验 |
| 一、“后单位”时代对单位制经验的汲取和转化 |
| (一)充分发挥社会中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 |
| (二)邻里间形成了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 |
| (三)对单位制经验的借鉴 |
| 二、国内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 |
| (一)以“党建引领”协调资源获取和配置的案例 |
| (二)以“党建引领”组织和动员治理参与的案例 |
| 三、对国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相关经验的理论借鉴 |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借鉴 |
| (二)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相关举措的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
| (一)部分场域的信息壁垒导致主体间的协同阻碍 |
| (二)部分社会主体的认知偏差导致协同阻碍 |
| (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导致协同阻碍 |
| 二、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 |
| (一)政府机构“条块分割”导致政府治理要素的离散化 |
| (二)权责不对等导致城市社区组织统合能力弱化 |
| (三)中产阶层的治理参与意愿和水平依然偏低 |
| 三、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 |
| (一)一些居民对基层政府和“过度行政化”社区缺乏信任 |
| (二)一些居民对治理活动中的其他社会成员缺乏信任 |
| 四、一些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 |
| (一)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形式主义问题 |
| (二)少数代理方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 |
| 第六章 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水平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信息的共享与协同 |
| (二)以党建引领强化社会认知的调适与型塑 |
| (三)以党建引领推进利益关系的协调和优化 |
| 二、强化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对科层制行政体制的有机整合 |
| (二)以党建引领推动对城市治理空间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党建引领推动对中产阶层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培育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升信任存量和增量 |
| (一)以强化情感纽带和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政治信任 |
| (二)以型塑诚信文化和强化居民接触培育社会信任 |
| 四、以强化多元协同监督、提升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 |
| (一)型构针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监督体系 |
| (二)以科学问责决策和用好问责结果强化问责实效 |
| (三)培育政府和行政化社区内的责任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4）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责任政治的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论证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证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责任政治的内涵阐释 |
| 一、责任的概念框架 |
| (一)责任的词源考释 |
| (二)责任研究的诸学科视角 |
| (三)责任的概念框架与基本关系 |
| 二、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一)责任政治的构词法与基本界定 |
| (二)责任政治涵义的辨析 |
| (三)责任政治的逻辑基础 |
| 第二章 责任政治的思想脉络 |
| 一、西方责任政治观念的演进 |
| (一)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伦理政治观的解体与社会契约论的诞生 |
| (三)走向现代社会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中国责任政治观念的源流 |
| (一)儒家思想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其他思想流派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三)近现代责任政治观念的嬗变与分流 |
| 三、中西责任政治观念的比较 |
| (一)中西思想传统与政治认知模式 |
| (二)“权利优先”抑或“责任优先” |
| 第三章 责任政治的历史演变 |
| 一、西方国家建构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变迁 |
| (一)城邦与共和时代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前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逻辑 |
| (三)早期现代国家进程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 |
| (四)成熟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塑造 |
| 二、中国政治发展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与嬗变 |
| (一)中国古代分封制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大一统”社会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中国古代责任政治运作之困局 |
|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责任政治形态的中西比较 |
| (一)西方“社会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中国“伦理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第四章 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 |
| 一、观念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观念的解释力 |
| (二)作为行动原因的观念 |
| (三)道德金规则: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辨析 |
| 二、结构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责任政治中的定责结构 |
| (二)责任政治中的履责结构 |
| (三)责任政治中的究责机制 |
| 三、行动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建构社会世界意义的责任行动 |
| (二)反思性监控对责任行动的修正 |
| (三)行动理论重思与责任行动的核心 |
| 结语:责任政治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实用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共享金融伦理意义 |
| 三、共享金融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综合评述 |
| 四、共享金融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目的和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一、世界金融演变逻辑中的共享 |
| 二、中国金融历史演变中的共享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现代性演绎 |
| 一、当代金融的模式转型创新 |
| 二、共享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共享金融内在逻辑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对人类历史时间的延续 |
| 一、共享属性对人类未来时间价值的发现 |
| 二、金融创新对人类自然进化时间的突破 |
| 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共享金融价值目标 |
| 一、共享金融的共享性目标要求 |
| 二、共享金融契约的共享性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经济正义属性 |
| 一、共享金融的分配正义要求 |
| 二、共享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益推动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责权意识 |
| 一、责权意识对金融不确定性的抑制 |
| 二、信用契约对共享责权意识的巩固 |
| 第四章 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 第一节 共享金融的目标悖论 |
| 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共享目标的偏离 |
| 二、金融资本的垄断导致共享目标扭曲 |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共享大众性目标的异化 |
|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共享目标失衡 |
| 第二节 共享金融的公正悖论 |
| 一、金融资本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二、金融资源的不均衡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三、风险转移不平等对共享金融公正的破坏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的权利悖论 |
| 一、金融资本秉性对共享权利的剥夺 |
| 二、金融资本权力造成的共享失权现象 |
| 第五章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成因及解决 |
|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看共享金融的伦理悖论 |
| 一、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不公正性的批判 |
| 二、马克思对信用与虚拟资本异化的批判 |
| 三、马克思资本批判对共享金融发展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共享金融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分析 |
| 一、共享金融市场中自律体系的不完善 |
| 二、共享金融政府监管的不严格 |
| 三、共享金融平台建设的制度缺失 |
| 第三节 共享金融伦理悖论的解决 |
| 一、金融市场自律体系对共享性的维护 |
| 二、政府权力与执行力对公正性的确保 |
| 三、经济金融制度设计对正义性的呼唤 |
| 第六章 中国共享金融伦理目标的实现 |
| 第一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正当性追问 |
| 一、共享金融对中国金融市场伦理价值观的传承 |
| 二、共享发展与大众需求的正当性 |
| 三、共享金融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
| 第二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哲学追问 |
| 一、人类追求自由意志的定在——共享金融 |
| 二、共享视域下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 |
| 三、共享金融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融合反思 |
| 第三节 中国共享金融发展的理念探索 |
| 一、共享金融政策的道德哲学回归 |
| 二、共享金融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向 |
| 三、共享金融伦理情操呼唤 |
| 第四节 共享金融发展下利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 我国古代的“边市”与当代“边民互市” |
| 二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 研究理论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方法与思路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塔克什肯口岸与塔克什肯镇 |
| 第一节 作为中蒙走廊的布尔根河沿岸 |
| 第二节 塔克什肯口岸 |
| 一 口岸概况 |
| 二 口岸运行情况 |
| 三 口岸发展规划 |
| 第三节 塔克什肯镇 |
| 一 塔克什肯镇概况 |
| 二 镇区重心的北移 |
| 三 现在的塔克什肯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概况 |
| 第一节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基本情况 |
| 一 塔克什肯口岸的“边民互市” |
| 二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发展 |
| 三 边民互市市场的建设 |
| 第二节 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 |
| 一 边民互市市场中的经营者 |
| 二 市场中的购物者和其他人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的主要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客户流失 |
| 第二节 市售商品综合竞争力不足 |
| 第三节 边民互市市场的经营活动存在无序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的环境因素 |
| 一 蒙古国宏观经济的动荡 |
| 二 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营者自身的局限性 |
| 一 经营者缺乏市场竞争力 |
| 二 负面经营心态对边民互市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反思 |
| 第一节 当地政府及海关的努力 |
| 一 在口岸发展规划中更加重视出口边贸的发展 |
| 二 加强对边民互市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
| 三 改善购物者对边民互市市场的观感 |
| 第二节 促使边民互市经营者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
| 第三节 加强对世居边民参与互市的支持 |
| 一 加强对边民参与互市的引导和组织 |
| 二 明确塔克什肯镇在边贸中的竞争优势和特色加大边境金融机构对互市边民的支持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的结论 |
| (二)对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与简要评价 |
| 1.2.1 信任问题的一般研究 |
| 1.2.2 国内外政府信任研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资料来源 |
| 1.5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难点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概念与类型 |
| 2.1 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风险的概念内涵 |
| 2.1.2 现代风险概念的特征 |
| 2.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
| 2.2.1 信任风险的四种理解和应用 |
| 2.2.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概念 |
| 2.2.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特征 |
| 2.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类型与结构 |
| 2.3.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类型 |
| 2.3.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结构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 |
| 3.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分析的前提设定 |
| 3.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分析的初步框架 |
| 3.3 六大节点: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的过程分析 |
| 3.3.1 公众需要: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初始源头 |
| 3.3.2 公众认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博弈性质 |
| 3.3.3 诉求表达: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实质迈进 |
| 3.3.4 政府回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关键阶段 |
| 3.3.5 绩效评价: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决定步骤 |
| 3.3.6 信任决策: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最后变数 |
| 3.4 三大效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演变的规律呈现 |
| 3.4.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累积效应 |
| 3.4.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传导效应 |
| 3.4.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生成与演变的激化效应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 |
| 4.1 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 4.1.1 风险识别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 4.1.2 风险评估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
| 4.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框架构建 |
| 4.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主体界定 |
| 4.4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指标设计 |
| 4.5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选择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5.1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指导思想 |
| 5.2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基本思路 |
| 5.3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
| 5.3.1 基于政府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5.3.2 基于公众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5.3.3 基于传播角度的信任风险预防与控制 |
| 第六章 案例与讨论 |
| 6.1 案例选择:理论与实践的权衡 |
| 6.2 杭州限牌令:背景与经过 |
| 6.2.1 事件背景 |
| 6.2.2 事件经过 |
| 6.3 杭州限牌令:影响与后果 |
| 6.3.1 事件影响 |
| 6.3.2 事件后果 |
| 6.4 杭州限牌令:分析与讨论 |
| 6.4.1 事件分析 |
| 6.4.2 简要讨论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附录B: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调查问卷 |
| 附录C: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访谈提纲 |
（8）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创新点与难点及研究方法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共赢性分析 |
| 第二节 共赢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
| 第三节 三种理论范式与共赢主义的关系解析 |
| 一、结构现实主义与共赢主义 |
| 二、自由制度主义与共赢主义 |
| 三、身份认知理论与共赢主义 |
| 第四节 为何提出共赢主义 |
| 一、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客观性 |
| 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 |
| 三、国际合作的“变”与“不变” |
| 第五节 共赢主义的推进路径 |
| 一、身份互认 |
| 二、权益分享 |
| 三、合作竞争 |
| 第六节 中国是共赢主义的践行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回顾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发展回顾 |
| 一、敌对期(1949-1971) |
| 二、缓和期(1972-1978) |
| 三、蜜月期(1979-1988) |
| 四、竞合期(1989-2016) |
| 五、对手期(2017-当前) |
| 第二节 中美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分析 |
| 一、经济实力及潜力对比 |
| 二、经济发展潜力 |
| 三、科教实力对比 |
| 四、军事实力对比 |
| 五、软实力对比 |
| 第三节 中美需要发展合作共赢关系 |
| 一、全球治理责任所在 |
| 二、国际公共产品保障 |
| 三、中美在同一条船上 |
| 四、中美合作共赢的现实案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机遇 |
| 第一节 时代趋势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 |
| 二、中美合作的三大时代要求 |
| 第二节 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客观现实 |
| 一、斗则两伤 |
| 二、和则两利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难题需要中美合作应对 |
| 一、逆全球化 |
| 二、恐怖主义 |
| 三、气候变化 |
| 四、人工智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挑战 |
| 第一节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途径 |
| 一、经贸领域 |
| 二、敏感问题 |
| 三、话语权牌 |
| 四、联盟体系 |
| 五、强势军力 |
| 第二节 中美难以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 |
| 一、中美意识形态鸿沟及外交政策差异 |
| 二、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 |
| 三、中美都难以放弃意识形态阵地 |
| 第三节 从“国力”到“国势”的竞争 |
| 一、美国“国力”与“国势”的相对下降 |
| 二、中国“国力”与“国势”的持续上扬 |
| 三、世界对中美国力与国势走势的态度与政策 |
| 第四节 中美关系发展的五种可能前景 |
| 一、中美或是对手关系 |
| 二、中美或是并行关系 |
| 三、中美或是伙伴关系 |
| 四、中美或是朋友关系 |
| 五、中美或是敌对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美推进共赢主义的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规避并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解读 |
| 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外交战略 |
| 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 第二节 与时俱进地解构中美结构性矛盾 |
| 一、解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 |
| 二、解构地缘政治结构矛盾 |
| 三、解构发展道路与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
| 第三节 持续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一、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 |
| 二、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 |
| 三、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 |
| 四、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论文 |
（9）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地理变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文献综述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研究现状 |
| 1.2.2 大狼把草的研究现状 |
| 1.2.3 植物传粉网络的研究现状 |
| 1.2.4 传粉昆虫的地理变异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意义及内容 |
| 2.加拿大一枝黄花与大狼把草访花昆虫组成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样地设置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统计与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访花昆虫 |
| 2.2.2 大狼把草的访花昆虫 |
| 2.3 讨论 |
| 3.加拿大一枝黄花与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结构特征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样地设置 |
| 3.1.2 实验方法 |
| 3.1.3 传粉网络结构分析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拓扑结构 |
| 3.2.2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非对称性 |
| 3.2.3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嵌套结构 |
| 3.3 讨论 |
| 3.3.1 传粉网络拥有较高的嵌套度,网络连接的非对称性 |
| 3.3.2 菊科植物成功入侵后主导当地的传粉网络 |
| 4.加拿大一枝黄花与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地理变异特征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样地设置 |
| 4.1.2 实验方法 |
| 4.1.3 数据收集 |
| 4.1.4 分析方法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结构的地理变异 |
| 4.2.2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特征的地理变异 |
| 4.3 讨论 |
| 4.3.1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地理变异特征 |
| 4.3.2 环境因子影响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变异 |
| 5.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中牟县城乡融合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3.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
| 1.研究方法 |
| 2.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城乡融合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城乡融合的概念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1.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
| 2.城乡统筹发展理论 |
| 3.城乡一体化理论 |
| 三、中牟县城乡融合的现状分析 |
| (一)城乡空间融合现状 |
| 1.中牟县特色小城镇建设情况 |
| 2.中牟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
| 3.中牟县交通区位现状 |
| (二)城乡产业融合现状 |
| 1.中牟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
| 2.中牟县产业融合形式多样化 |
| (三)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现状 |
| 1.中牟县城乡教育发展情况 |
| 2.中牟县城乡医疗改革情况 |
| 3.中牟县城乡社会保障发展情况 |
| (四)城乡生态文明融合现状 |
| 1.中牟县城乡生态工程建设情况 |
| 2.中牟县城乡生态环境治理情况 |
| 四、中牟县城乡融合存在的问题 |
| (一)城乡要素流动不对称 |
| 1.城乡土地流动受阻 |
| 2.城乡劳动力分布不均 |
| 3.城乡资金双向流动受限 |
| (二)城乡产业结构仍不合理 |
| 1.三产结构仍需不断优化 |
| 2.城乡产业发展不均衡 |
| 3.三产融合度低 |
| (三)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待完善 |
| 1.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管理体系不健全 |
| 2.城乡公共资源分配不平衡 |
| (四)城乡生态治理不对等 |
| 1.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严峻 |
| 2.城乡生态保护治理缺乏完善的机制保障 |
| 五、国外城乡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一)城乡融合的美国经验 |
| 1.美国城乡概况 |
| 2.美国的大学镇与公司镇 |
| 3.经验启示 |
| (二)城乡融合的日本经验 |
| 1.日本的田园综合体:Mokumoku农场 |
| 2.Mokumoku农场的经营形式 |
| 3.经验启示 |
| 六、推动中牟县城乡融合的对策 |
| (一)健全城乡融合政府支持政策,促进要素双向流通 |
| 1.继续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
| 2.加快解决城乡就业难题 |
| 3.加强城乡金融支持力度 |
| (二)加快城乡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1.构建创意旅游新业态 |
| 2.健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
| (三)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
| 1.明确政府主体职责 |
| 2.优化城乡公共资源供给 |
| (四)不断强化城乡生态治理,优化城乡人居环境 |
| 1.加强城乡融合生态建设 |
| 2.创新完善城乡生态保护治理机制 |
| 七、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狼”互惠与不对称（论文参考文献）
- [1]在线医疗社区患者信息行为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研究[D]. 陆心怡.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2]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 潘博. 吉林大学, 2020(03)
- [3]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5]共享金融的伦理反思[D]. 马津润.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中蒙塔克什肯口岸“边民互市”发展困境研究[D]. 陈逸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预防研究[D]. 王身余. 湘潭大学, 2019(12)
- [8]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D].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入侵植物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大狼把草传粉网络的地理变异[D]. 苏启陶. 江西农业大学, 2019
- [10]中牟县城乡融合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高名扬. 河南工业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