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钟焓[1]（2020）在《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清史学界开始流行一种貌似新颖时髦的观点,并渐渐影响到国内。这种观点强调在清朝或清帝国的统治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不止一座都城,其中北京作为首都的意义和功能只适用于内地及汉人,而对于其他那些内陆亚洲民族或人群来说,坐落在长城以外的承德（热河）才是他们心目中具有政治意义的首都。换言之,有清一代,北京和承德各自承担起对于内地和边疆的统治中心的政治作用。下面我们先来简要梳理该学说的具体形成过程。
宋以丰[2]（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包慕萍[3]（2018）在《从佛阿拉到沈阳城:北亚多文化体系下的清初都城空间结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满洲的都城佛阿拉、赫图阿拉、辽阳东京城的空间结构分析,总结了后金女真的都城空间构造原理。之后考察了盛京（沈阳）城中对满族建筑文化的继承以及在满蒙联盟体制下的藏传佛教建筑的建设赋予城市空间的新意义,并分析了因此带来的多体系文化影响的匠作人员以及建筑材料的来源及工匠组织的变迁。最后阐明17世纪中叶沈阳的都城空间是辽东地域木构建筑技术以及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等多元文化的载体。
蔡炯昊[4]（2017）在《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文本并非一种纯然透明的介质,通过它们即可以直接抵达“客观”的过去,而更像是一种在不同政治力量和文化立场的博弈之下形成的一种类似于透镜的东西。我们通过历史文本所看到的只是事实经过一定角度折射后所呈现的“像”。在不同人类社会和文化中,历史记忆每每以不同的方式与现实政治纠葛缠绕。历史并非一个尘封于棺木中的木乃伊,而是与当下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成为一个不同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场域和容器。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史学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无定于一尊的宗教信仰和晚近传入的西方诸种社会科学,史学说明并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事,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自辛亥革命、清室覆亡之日起,如何叙述和理解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就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清代历史书写与记忆亦随之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在政治文化已经变易的情形下,最后的王朝历史记忆如同碎裂一地的镜子,从中折射出叙述者自身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这种碎裂的图景,至今仍在牵扯着我们对于清代历史的不同理解和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现实情境的判断。因为政治文化的转型,传统“正史”的命运亦如同许多传统时代的许多儒家经典一样逐渐被边缘化,梁启超在晚清时曾说:“于今泰西同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似乎有为传统史学正名的意味,但其立论的目标在于将中国旧史进行彻底地改造。有论者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至1925年大革命前后之间的大约三十年时间称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辛亥革命所处的时间点,恰恰是三十年转型时代的中点,绵延二千余年的传统帝制在短时间内被终结,加上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废科举、兴学堂、设立咨议局等举措,皆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冲击甚大。其引起的变化决不仅在政治体制等层面,思想观念等领域亦随流风所及而发生巨变。在这一转型时代中,如何看待清代历史,与立说者自身的政治立场与文化态度皆密不可分,可以说不同的清代历史记忆所呈现的正是不同人物、不同群体对于当下以及未来中国的态度。透过考察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开馆修史的历程,以及当时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分析在共和政体之下,旧的正史是如何在新旧杂糅的过渡时代因应新的政治现实,中央政府、地方社会、个人是如何利用宣付史馆立传这一帝制时代的遗存机制表达自身的诉求。个人情谊、不同的政治态度、文化理念又是如何在这些宣付史馆立传的案例中体现的;考察北伐前后《清史稿》的刊行和被国民政府查禁以及最终被作为一种“史料”的命运,我们可以理解在民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和学术都在进行转型的“过渡时代”,史学是如何与政治发生纠葛,新旧各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是如何缠绕互动的。通过考察紫禁城——故宫,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在辛亥鼎革之后所承载的清代历史记忆的变迁。展现其从唤起故国旧君之思的空间转变为共和与专制对比的场所,最终转变为国宝与阶级斗争等历史记忆的承载空间的历程。然而,政治势力与精英学者所汲汲于形塑的清代历史记忆,在各自的场域中博弈、斗争之外,一般民众亦通过小说戏曲、稗官野史、影视剧作等通俗文本接受和调适他们的清代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更为复杂多元。民众心目的中的清代历史记忆,并非与官方、精英学者所希望建构的版本截然对立,而是通常叠加了上述几个版本的记忆糅合在一起,而又添加了若干受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宫闱秘辛和香艳传奇等元素。而且,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族群、性别的人们,对于清代历史记忆的汲取和认知通常也有着极大差别。以往的史学史领域,研究者较多关注到职业史家和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叙述,而最近的研究则越来越注意到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个时代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层面所起到的作用。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文化转型,无疑使得在此前后的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重要文化因素的理解皆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通过清代历史记忆这样的个案研究得以呈现。
李春保[5]（2016）在《论王钟翰对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兼论其关于清代新疆民族政策的研究》文中认为满族人在清代分布广泛,远至古称"西域"的新疆。其社会形态逐渐成为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钟翰先生对满族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兼及论述了清代新疆民族政策,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张晖[6]（2014）在《清代江南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江南寺院的各项收入中,田产收入最持久、最可靠。寺田的来源主要有官府的拨赐、施主的捐赠、僧人的购置三种。这三种来源的寺田,在性质、规模不同的寺院占有不同的比重。寺田的经营模式以租佃制为主,因为它能避开土地分布零散、劳动力不足、僧人管理水平低等不利因素,为寺院提供稳定的收入。寺田的收租以定额租、实物租为主,租额与附近民田相近。寺田的交易受到律例的限制:僧人未经施主或官府的同意,不得私自典卖寺田;施主也不能借故收回、转卖田产。佛事酬金作为一项普遍性、经常性的收入,重要性不亚于田产。佛教内部有应院与禅门两个派别,他们在佛事经营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应院以经忏佛事为生,经常接受施主的邀请,为他们提供上门的小型佛事服务;禅门以守戒修行为主,拒绝外出承揽经忏佛事,只在寺内举行符合仪轨的大型佛事活动。两者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前者主要面向平民阶层,后者主要面向官绅、富户。除了田产和经忏佛事,江南寺院还拥有一些特殊产业。江宁大报恩寺邻近城市,建造了大量的市房,房租收入非常可观。大报恩寺与嘉兴楞严寺分别拥有《永乐南藏》和《嘉兴藏》的雕版,刻经业比较发达。前者由经铺印刷,寺院收取板头银,后者由寺院印刷,收取经价。由于《嘉兴藏》在版本和流通方面都要胜过《永乐南藏》,楞严寺的刻经业比大报恩寺更为兴盛。这些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反映了清代江南寺院经济的商业化趋势。寺院的各项支出中,修建庙宇是最重大的支出。清廷为了控制寺院的数量,严禁民间创建寺院,只许修缮旧有的寺院。寺院的修缮分为官修与民修两种模式,江南的名山古刹经常得到官方的赞助,修缮经费主要来自朝廷的杂项税收,以及地方官的养廉银与盐商的捐款。一般寺院不受重视,只能依靠民间力量进行修缮。士绅、土豪作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担负起修缮本地寺院的责任。他们领衔捐助,并充当工程的管理者。民修寺院由于经费不足,建造的规模与施工的进度都无法与官修寺院相比。寺田的赋役是强制性支出,凡有田产的寺院都要承担赋役。明初南京各大寺田地出自钦赐,享有超出江南一般寺院的免税特权;中后期南京各大寺田加征马草、耗米,而江南其它寺田减免赋役,两者的税负差别逐渐减小。清代江南寺田普遍享有免税权利,但免税内容存在地区差异:江宁寺田免除杂项捐派;镇江寺田免除徭里银、地亩银;苏州寺田免纳徭里银、河工捐;杭州寺田漕粮改折银两。总体而言,清代江南寺田的免税数额较小,与民田的差异不大。寺院的日常支出分为僧人斋粮、殿堂焚修公费、常住事务公费三类,不同时期占有不同的比重。明代大报恩寺的常住开销很大,其中僧人斋粮最多,殿堂焚修公费其次,常住事务公费最少。清代大报恩寺的常住开销大为缩减,同时支出结构也发生变化:常住事务公费最多,殿堂焚修公费其次,僧人斋粮最少,只剩下住持、执事僧的俸食。各僧房供养僧徒,分摊部分公务开支,成为与常住并立的经济单位。报恩寺房头的兴盛并非特例,而是江南寺院的普遍现象,它反映了清代江南寺院经济的私有化趋势。
王学勤[7]（2013）在《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文中提出布特哈（butha）,满语,汉译为“打牲”。早在顺治朝（1644-1661年）时,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地区的索伦达斡尔等族部众内迁至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等广大地区,清廷将其编设牛录,设置佐领、总管进行统一管理,因其以“打牲”为生,故称“布特哈打牲处”。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将其正式编入了八旗组织,设立布特哈八旗,其辖区包括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鄂伦春自治旗、黑龙江省讷河市等地区。这一组织管理机构到乾隆朝（1736-1795年）时得以发展完善,此后,直至同治朝（1862-1874年）,均未发生大的变化。晚清时期,社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布特哈八旗制度亦受到剧烈冲击,随着清朝的灭亡布特哈八旗也开始解体。但作为管理布特哈八旗的官职——布特哈总管,却直到伪满洲国建立才被取消。布特哈八旗从建立到解体存在了二百多年,与清朝的兴衰命运相始终,在维护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族问的交融和国家的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以晚清至民国初期（即1875-1922年）的布特哈八旗为研究对象,探讨布特哈八旗建立、演变和衰亡的历史,研究侧重于布特哈八旗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经历了沙俄侵略、清末新政、开禁放垦等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布特哈社会激烈的动荡和变化。晚清局势的变化给布特哈八旗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的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布特哈八旗之行政建制、管理机构、兵制和警察建制的演变等问题,揭示布特哈八旗制度的衰亡及其对布特哈社会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布特哈八旗研究的视角多侧重在清朝前期,尤其是乾隆朝之前,不仅成果丰富,而且解决了布特哈八旗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但对光绪朝之后的布特哈八旗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不仅没有专着问世,论文亦鲜有论述；对于晚清民初的布特哈八旗社会的整体研究至今尚属空白。因此,对此阶段的布特哈八旗作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清代八旗制度全面了解和把握。本文主要利用《清实录》、《达斡尔资料集》（第九集档案专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等史料,论述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机构的调整、职能的转变、兵制的嬗变、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分析导致其衰亡的原因及其对布特哈地区的影响。论文第一章为布特哈八旗的建立,理清从天聪朝（1627-1636年）至嘉庆朝（1796-1820年）时期,索伦达斡尔各族的内迁、初期基本组织以及布特哈八旗设立的背景、编立过程、基本特征。第二章为晚清时期布特哈八旗制度的演变,论述布特哈八旗在晚清时期,由于社会时局的变化而导致清廷对布特哈八旗的调整和改造。表现在行政上,管理机构、管辖范围、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军事上,兵制和军队职能都发生了演变,这一系列变化都使布特哈八旗由军政体制逐渐向民政体制转化。第三章为清末新政时期布特哈八旗制度的逐步解体,论述随着“新政”的实施,布特哈八旗无论在行政体制上,还是在军事职能上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第四章为民国初期布特哈八旗转为民政体制,论述布特哈八旗管理机构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成为一个仅管理旗务的组织部门。随着布西设治局的设立,布特哈地区最终由军政管理体制转变为民政管理体制。第五章为布特哈八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论述布特哈八旗对布特哈各族民众政治、经济、文化、族群关系等层面的影响。通过对布特哈八旗的建立、发展、演变和衰亡历史论述,可以全面客观的认识布特哈八旗的历史地位。布特哈八旗作为清廷对布特哈地区索伦达斡尔等族部众的组织管理机构,经历了逐步建立、发展完善、调整改造到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布特哈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实行的统治政策,也是清廷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体现。布特哈八旗制度的建立适应了布特哈地区社会生活实际和需要,曾经对边疆的稳固和国家的统一以及布特哈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作为旧制度必然要被淘汰,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方艳[8]（2012）在《伊犁锡伯人社会生活研究》文中指出历史上锡伯部曾是我国东北一个古老的部族,明末清初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用重金从科尔沁蒙古赎回锡伯、卦尔察等部众,编入满洲八旗；并分派至东北各军事要地驻防,随后南迁至盛京及其周围各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盛京千余名锡伯官兵奉旨迁往西极伊犁,开始他们长达170余年的戍边历程。西迁伊犁后,满洲锡伯部开始独立建营,以锡伯之名称着于世。锡伯营八旗编制,在肥沃的伊犁河南岸建立八个牛录。锡伯八旗官兵主要的军事任务就是驻守卡伦、赴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和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游牧地界,当边疆出现动乱与危机时,锡伯官兵作为八旗中坚往往出兵征讨与平抚；锡伯闲散则自耕自食,保障八旗官兵给养。锡伯官兵素以骁勇着称,民众则凭借善于农业经营而在其他各营中脱颖而出,成为伊犁各营的典范。锡伯部逐渐成为伊犁旗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作为维系伊犁旗人社会的重要力量,曾先后多次补充索伦营和新满营。在中国近现代西北边疆民族史上,锡伯部族是伊犁唯一一个作为民族群体较完整保留下来的满洲部族,其背后的较深层次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但就现今锡伯部族的历史而言,书写当中太多的矛盾,把想了解它的人们带进诸多困惑当中。对于锡伯的族源、固有语言问题,至今在本族学者内乃至学界,依然存在着矛盾与争议。本文从对锡伯见诸于史册的早期历史开始,聚焦于部分西迁伊犁的锡伯部族。对独立建营后的锡伯部的军事功能、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多有涉猎,剖析它们对锡伯从部落到形成民族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其为铺垫,重点阐述清末民国间锡伯部族内所发生的变革：锡伯族的诞生,锡伯文在满文基础上的改制,最终使锡伯部族脱离满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随后由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与争议至今未息；这也是让学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
王学勤[9]（2012）在《布特哈八旗研究述略》文中研究表明布特哈八旗是清政府对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和嫩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等民族实行管辖的组织机构,在有清一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此为对象,对有关布特哈的记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分析和评价,并对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郑峰,张荣[10]（2011）在《清朝卡外界内哈萨克身份问题再探讨——以“征收马匹”为中心》文中提出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卡外界内哈萨克征收马匹,是以往中国学界判定卡外界内哈萨克是清朝属民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清朝相关历史文献中,此项征收马匹在称谓上有一个从"贡马"、"贡赋"到"租马"的变化过程,观其历史语境,可以分析出清朝政府对卡外界内哈萨克的态度从尝试建设藩部到视作徼外藩国的变化,这一过程同时还伴有清朝政府对卡外界内哈萨克的各种复杂思量。从实际统治效果来看,"征收马匹"仍可以作为判定卡外界内哈萨克是清朝属民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4）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界说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综述 |
| 四、材料略述 |
| 第一章 众声喧哗中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族群认同与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国家危亡与历史记忆的纠葛 ——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四节 1949年之后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史馆开馆与官修正史的式微 |
| 第一节 清史馆开馆与立意 |
| 第二节 新史学观念下传统正史的式微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与史学观念的新旧杂陈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 |
| 第一节 宣付清史馆立传的程序与案例 |
| 第二节 个人情谊与政治立场的纠葛——湖南提督黄忠浩 |
| 第三节 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辛亥殉难的非汉族官员 |
| 第四节 前朝忠烈还是革命先声:戊戎六君子宣付清史馆立传的争议 |
| 第五节 光耀门楣——谋求亲人进入正史的努力 |
| 第六节 女性与正史——唯一一例宣付清史馆立传的女性 |
| 小结 |
| 第四章 党国干预下的前代历史——政治文化转型视野下的《清史稿》修撰、刊印与被禁 |
| 第一节 清史馆修史的过程略述 |
| 第二节 两个民国政府的不同政治文化与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三节 北伐前后《清史稿》的刊印与被禁 |
| 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时期作为清代历史记忆之场的故宫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黍离之悲与革命痕迹:辛亥革命与清宫的部分开放 |
| 第三节 溥仪出宫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
| 第四节 北伐之后的故宫博物院与变动中的清代历史记忆 |
| 第五节 再度鼎革之后被展览的清代历史记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论王钟翰对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兼论其关于清代新疆民族政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 |
| (一) 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形态 |
| (二) 皇太极时期满族的社会形态 |
| (三) 满族入关前社会的分期与清代新疆的民族政策 |
| 二、对满族社会形态研究的特色 |
| (一) 资料运用充分 |
| (二) 在史料考证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诠释问题 |
| (三) 综合比较研究 |
| (四) 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 |
| 三、对满族社会形态研究小结 |
（6）清代江南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回顾 |
| 三 思路与结构 |
| 四 史料介绍 |
| 第一章 清代江南寺院的管理制度 |
| 一 住持的选任 |
| 二 两序的职能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江南寺院的修建经费 |
| 一 修寺的政策 |
| 二 修寺的经费 |
| (一) 杭州净慈寺 |
| (二) 常熟兴福寺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江南寺田的来源、经营与流失 |
| 一 寺田的来源 |
| (一) 杭州净慈寺 |
| (二) 江宁灵谷寺 |
| (三) 常熟三峰寺 |
| (四) 常州天宁寺 |
| 二 寺田的经营 |
| (一) 江宁大报恩寺 |
| 三 寺田的流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江南寺田的赋役 |
| 一 明代江南寺田的赋役 |
| (一) 应天 |
| (二) 其它地区 |
| 二 清代江南寺田的赋役 |
| (一) 苏州 |
| (二) 杭州 |
| (三) 镇江 |
| (四) 江宁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江南寺院的佛事经营 |
| 一 应院的佛事经营 |
| 二 禅门的佛事经营 |
| (一) 水陆法会 |
| (二) 无量寿忏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代江南寺院的收支结构——以江宁大报恩寺为例 |
| 一 大报恩寺的房地产收入 |
| 二 大报恩寺的刻经收入 |
| 三 大报恩寺的日常支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7）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文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布特哈八旗的建立 |
| 第一节 清初对内迁索伦达斡尔部众的管辖 |
| 一、索伦达斡尔等族的迁徙 |
| 二、编设牛录和阿巴、扎兰 |
| 第二节 布特哈八旗的编设 |
| 一、布特哈八旗编设的动因和编设过程 |
| 二、布特哈八旗的军事建制 |
| 第三节 嘉道时期布特哈八旗的状况 |
| 一、布特哈牲丁的社会保障和救济 |
| 二、贡貂职役的变化 |
| 第二章 晚清时期布特哈八旗制度的演变 |
| 第一节 布特哈八旗管理机构的调整 |
| 一、晚清时局的变化 |
| 二、副都统衙门的设立 |
| 第二节 布特哈八旗兵制的变化 |
| 一、增加兵额数量 |
| 二、布特哈八旗兵制的变化 |
| 第三节 布特哈八旗对鄂伦春人统辖的变迁 |
| 一、清朝前期布特哈总管对鄂伦春人的管理 |
| 二、布特哈总管衙门对鄂伦春人的收拢和旗佐的编设 |
| 三、五路鄂伦春脱离布特哈八旗而单独编设八旗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布特哈八旗制度的逐步解体 |
| 第一节 布特哈八旗行政体制的变革 |
| 一、清末黑龙江地区形势 |
| 二、东西布特哈总管衙门分治 |
| 第二节 布特哈八旗兵制的日益解体 |
| 一、清末布特哈地区的军事形势 |
| 二、巡警军的创办和八旗兵制进一步解体 |
| 第三节 布特哈牲丁职役的变化 |
| 一、贡貂职役的弱化和取消 |
| 二、其他职役的变化 |
| 第四节 清末新政下的布特哈八旗社会 |
| 一、旗民身份的变化 |
| 二、社会矛盾的激化 |
| 第四章 民国初期布特哈八旗转为民政体制 |
| 第一节 布特哈管理机构与辖区的变化 |
| 一、西布特哈总管公署及其辖区 |
| 二、布西设治局的设立 |
| 三、民政管理体制的最终确立 |
| 四、东布特哈行政设置 |
| 第二节 警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治安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一、警察机构的设立 |
| 二、保卫团的设立 |
| 第五章 布特哈八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布特哈八旗官兵在抗击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 |
| 一、抗击外来侵略 |
| 二、维护祖国统一与安全 |
| 三、维护社会治安 |
| 第二节、布特哈八旗制度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
| 一、满化政策的推行及布特哈各族的“满化” |
| 二、清末民国时期布特哈八旗各族的汉化 |
| 第三节、八旗制度对布特哈各族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
| 二、牧猎经济格局的分布和变化 |
| 三、商业的发展 |
| 四、手工业的进步 |
| 五、布特哈地区社会关系的转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图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伊犁锡伯人社会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关于选题及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对时间界定、考察对象与地域的一点说明 |
| 四、 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与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文献及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选题在文献上的突破 |
| 第二章 从降清到建营伊犁 |
| 第一节 锡伯之名探源 |
| 第二节 东北锡伯部 |
| 第三节 西迁与建营 |
| 一、 西迁 |
| 二、 独立建营 |
| 三、 锡伯营的军事职能 |
| 第三章 锡伯营众的经济生活 |
| 第一节 东北的经济生活 |
| 第二节 伊犁屯垦 |
| 第三节 经济形态及经济功能 |
| 第四章 萨满教与藏传佛教信仰 |
| 第一节 萨满教信仰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萨满信仰实质是建立在万物有灵上的祖先崇拜 |
| 三、 传承与变异 |
| 四、 “相通”即北方民间信仰的“香头” |
| 第二节 藏传佛教信仰 |
| 一、 西迁之前的藏传佛教信仰状况 |
| 二、 西迁后的藏传佛教信仰考察 |
| 三、 卡伦寺庙和寺院的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民间信仰及其他 |
| 第五章 教育与文化 |
| 第一节 鍚伯营众的教育 |
| 第二节 留学俄、苏 |
| 第三节 民国期间的教育 |
| 第四节 朱伦呼兰比 |
| 第六章 清末民国之变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问题与矛盾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之变 |
| 一、 背景 |
| 二、 变革 |
| 第三节 锡伯部脱离满洲后所引发的相关争议与问题 |
| 一、 族源之争 |
| 二、 关于锡伯族使用固有语言之争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9）布特哈八旗研究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建国前有关布特哈的记述 |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 |
| (一) 20世纪50-70年代 |
| (二)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
| 1. 通论、通史性着作 |
| 2. 专题性着作 |
| 3. 论文类 |
| (1) 关于布特哈八旗各族族源问题: |
| (2) 关于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问题 |
| (3) 关于布特哈八旗的治所和所属关系问题 |
| (4) 关于布特哈八旗的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 |
| (5) 文化、法律与宗教 |
| (6) 经济贸易 |
| 4. 史料集 |
| 三、日本研究 |
| 四、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一) 史料使用上。 |
| (二) 研究层面不平衡。 |
（10）清朝卡外界内哈萨克身份问题再探讨——以“征收马匹”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被称为“贡马”、“贡赋”的阶段 |
| 二、被称为“租马”的阶段 |
| 三、从“藩部”到“藩国”的定位 |
四、《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J]. 钟焓. 新史学, 2020(02)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从佛阿拉到沈阳城:北亚多文化体系下的清初都城空间结构[J]. 包慕萍.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8(01)
- [4]共和时代的清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文化 ——以清史馆、《清史稿》、故宫为中心[D]. 蔡炯昊.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8)
- [5]论王钟翰对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兼论其关于清代新疆民族政策的研究[J]. 李春保. 昌吉学院学报, 2016(05)
- [6]清代江南寺院经济研究[D]. 张晖. 南京大学, 2014(05)
- [7]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D]. 王学勤.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伊犁锡伯人社会生活研究[D]. 胡方艳. 复旦大学, 2012(03)
- [9]布特哈八旗研究述略[J]. 王学勤. 满族研究, 2012(01)
- [10]清朝卡外界内哈萨克身份问题再探讨——以“征收马匹”为中心[J]. 郑峰,张荣.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