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方位构建工业扩张战略通道 探求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认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房帅[2]（2020）在《利达食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进步,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对于食品行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再是停留在之前的能吃就行,现在要求吃好,吃得健康,吃得养生。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食品工业也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我们食品行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仍要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然存在着数量有余,品质不足的现状。作者认为食品行业属于薄利多销的行业,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淘汰率也很高。尤其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大环境对于我国的各个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对于食品行业更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国内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对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食品行业的影响尤其严重。国际上,作为之前我国第一大出口国的美国采取制造业回流战略,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近期的经济增长指数以及职业经理人采购指数降低可以看出,受疫情的影响我们国内二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惊人的数值,仅仅为35.7%。从国内上看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降级,不敢花、不舍得花是目前经济消费的总体情况,目前国内消费无法提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为,之前的房地产扩张政策,大大的透支了国民的消费能力。但是笔者认为挑战和机遇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挑战往往伴随而来的是带给我们的机遇,目前我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鼓励企业积极的走出去,同时也鼓励把国外的优质资源引进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本文作者在对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从利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主要生产饼干系列产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适合利达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的企业发展战略。首先,分析了利达公司外部环境,运用PEST和波特五力模型方法以及EFE矩阵分析等工具,对公司的外部环境展开分析,分析了公司目前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以及其他环境等。其次分析了企业的内部环境,公司的内部环境包括公司的人才队伍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公司管理水平、公司规划水准等等,然后,对公司的内部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用SWOT方法对利达公司内部环境的优缺点及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以便促使公司制定出企业发展的最佳战略组合,发现公司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和难点,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规划和解决方案。最后,针对性地给出了实施利达公司战略的保障措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利达公司采取积极走出去战略,例如参加近期召开的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及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合理的利用了国家不断出台的减税降费的经济政策,例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做出的报告中指出,新的一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制造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包括食品行业）从之前的16%降低到13%,运输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0%降低到9%,运输行业增值税税率的降低运输行业税率的降低可以降低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运输成本,同时进一步产生连锁反应,减少利达公司的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利达公司明显的感觉到从国外进口材料变得越来越简单快捷。例如,之前企业从国外采购白糖,由于国家目前对于白糖等涉及到民生的生活物料进行配额管理,企业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申请白糖的配额证。现在由于国家鼓励企业从国外采购,现在白糖配额的审批时间非常的高效。总而言之,包括利达公司在内的食品企业需要直面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以及疫情所带来的挑战,更要紧紧抓住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利用所学习的企业战略研究理论,分析利达公司在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中的优势以及劣势、机遇以及挑战,得出企业如何很好的规避风险,抓住机遇的结论,并制定出符合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紧紧的抓住我国历史上的最好发展机遇,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在分析利达公司的同时,希望为其他食品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丁宇[3]（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田竞争[4]（2019）在《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研究》文中认为走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中大型金融服务发展迅速,为城市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对而言,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缺乏创新,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小微企业等农村金融消费群体长期受金融排斥。本世纪初国际国内相继提出并广泛着手发展普惠金融,这一现象有所缓解,但广泛服务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核心价值和包容性导致其业务上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缺乏动力。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农村金融服务模式诞生,它以数字化与数据化为核心,并以技术商品化、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为方向改变金融演绎逻辑,为农村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2016年G20峰会提出并制定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结合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更全面的监管要求。应当下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需要,本文拟对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研究分析。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研究进行梳理,分析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通过概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内涵、孕育成长的发展历程,从时代价值、存在的风险分析其监管的必要性;其次,运用规范研究法从经济学的激励相容、产业融合理论,以及法学的网络空间正义、农民金融权、功能性监管、包容性监管理论等方面深入论证发展及监管的必要性,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再次,运用实证分析法,考量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现状,考察兰考、北川县域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监管实践以及宜信普惠、京东农业众筹的平台监管实践,梳理现有监管政策及规范,并进一步分析法律监管在监管依据、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准入及退出引导、差异化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五个方面的问题及其成因;同时,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英、美国两国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经验,结合实际,得出启示;最后,提出监管对策,明确差别化监管和审慎监管的法律监管原则,构建适宜的穿透式、多元合作协调的农村数字普惠监管模式,从完善监管法律规范体系、制定数字技术与业务的标准和规则、确立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三个方面健全农村数字普惠法律监管制度体系,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监管应用程序、生物识别、区块链等监管科技建立风险防范系统,通过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优化政策支持体系等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本文希望能够为相关监管部门提供法律监管构建思路,保障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姚金艳[5]（2018）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的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信息媒介技术,通过多种文化渗透途径,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扩张,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严重威胁着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文化渗透的基本内涵及生成逻辑,正确认识西方文化渗透的本质与特征,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加以应对等,这些都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以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紧紧围绕“什么是西方文化渗透”、“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本质与特征”、“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三个基本问题展开研究。论文主体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理论阐释部分（包括第2章和第3章）。通过对文化渗透基本内涵的把握及其与文化交流、文化侵略等概念的辨析,更加清晰明确地界定了文化渗透的内涵。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我们探讨文化渗透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交往的世界历史特性是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指导性理论,马克思关于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文化殖民批判,包括文化殖民的根源、内容、方式、及消除文化殖民的根本途径等内容,为我们研究西方文化渗透的生成逻辑、内容、本质目的及应对等问题指明了方向。论文运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借鉴当代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深入考察了文化渗透的生成逻辑:全球化时代具有时空压缩、网络信息化、文化经济兴起和大众文化崛起等环境特征,对文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宏观文化场域下,各种文化力量相互角逐,文化矛盾凸显,尤其表现为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西方文化则凭借着经济技术优势、文化势差优势、传播媒介优势等条件,在全世界推行文化渗透战略,以其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文化渗透反映的既是一种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文化领导权的权力之争,又是一种关于世界文化市场的利益之争,其产生的根源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世界权力不平衡。文化渗透本质是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强势输出,以实现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目的。二是理论论证部分（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运用归纳总结、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基本类型、主要内容、多元途径及主要特征。论文认为,西方文化渗透的基本类型主要有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美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不同类型的文化渗透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渗透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无论在哪一种文化渗透类型中,其渗透内容都包括:作为日常生活模式、消费产品、意识形态载体的表层物质文化;以西方民主制度、选举制度和人权制度为主的中层制度文化;以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为代表的深层文化。从物质文化的强势侵袭,到制度文化的移植,最后到价值观的变革,是一个循序渐递的过程。为了完成政治、经济入侵,西方文化渗透的途径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表现得极为隐蔽,比较典型的途径有:经济扩张途径,网络信息技术传播途径,精英代理途径,宗教渗透途径等。在此基础上,论文归纳了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在战略、途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如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阵地从官方渗透逐步转向更加注重民间渗透;文化渗透的手段从显性渗透转变为更加注重隐性渗透;文化渗透的形式从单纯注重文化输出转向输出与扶植相结合;文化渗透战略呈现出协调配套与整体效应的特征等。在文化渗透运行过程中,它遵循着势差规律,即从高势能文化向低势能文化渗透;结构规律,即从表层文化到深层文化渗透;空间规律,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从边缘文化渗透到中心文化的规律。三是理论应用部分（第7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给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进而运用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与文化渗透的逻辑规律,结合当代西方文化渗透的新特征,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的战略方案。论文认为,西方文化渗透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宗教安全、网络信息安全造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和极大冲击;为避免这些挑战带来的潜在危害,论文提出从文化自强（软防治）、文化管控（硬防治）、文化疏导（对内疏导）和文化交流（对外构建有序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四个层面构建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基本战略。
王术森[6]（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惠及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四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成效进一步显现,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进一步增强,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资金融通明显改善,民心相通水平明显提升。总体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发展的。自提出以来,中国新安全观历经三个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逐渐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形成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这是对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出发,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基础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第二、三章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中东地区、欧洲等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第四章对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本章第一节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国家安全观做了简要梳理,然后文章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第二节梳理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与完善;第三节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然后,第五章对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指导意义做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可合作安全”的概念,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为例,分析了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安全合作的理论。最后,第六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第二,区分“可合作安全”和“不可合作安全”,提高安全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很多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看得过重,也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其次,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思路:第一,“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第二,“一带一路”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要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差异很大,要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第四,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应对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第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除坚持以上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外,在具体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要加强对沿线地区安全形势的研判,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第二,优先考虑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国家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第三,充分利用现有科技合作的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第四,要特别重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石松[7]（2017）在《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出于服务国家战略、人道主义等多重因素的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后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向其他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农业进步对于消除贫困、维护全球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和很多援助机构将相当数量的对外援助资源投入了农业发展领域,其形式包括农业物资的直接投入、灌溉设施等工程援建,以及教育和技术援助等。经过多年实践,美国政府、科学和教育界人士逐步得到共识:帮助受援方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才是最为关键的援助内容和有效的援助方式。纵观美国自身的农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开创这一发展模式的美国赠地高校,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关注的对象从本国农业逐步扩大至更广阔的范围。他们分享知识、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也因此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和拓展。尤其是在二战后,为了配合杜鲁门政府“第四点计划”的战略需求,美国赠地高校首先在政府组织下承担实施了一批对外援助项目。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在诸多赠地高校乃至美国高校中,康奈尔大学可谓是先锋和代表。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康奈尔大学自20世纪开始组织和参与的农业领域的对外援助活动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一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查论述,并作对比分析。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较早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为其初步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二战结束后,康奈尔大学的对外农业援助开始逐步向第二个阶段转型,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纵观这两个阶段,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不论是起源还是转型,均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动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援助地域和对象的侧重、援助方式和内容的选择同样也有着较为显着的变化。从两个发展阶段中选取的代表性援助案例“康奈尔—金陵故事”和“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既折射出各自历史阶段的不同背景和特点,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延续性和传承性的脉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整个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进行客观的评述,首先必须承认这些援助行为给受援方带来的客观帮助,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它对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传播和应用的推动。但是,我们亦不能忽视对外农业援助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性特点,以及援助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而绝非单向给予的基本特征。由此来看,这些援助行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观点和视角的创新:一是将康奈尔对外援助行为从学界普遍理解的二战后起源向前追溯至19与20世纪之交,将当时的一些民间和个人行为认定为其对外农业援助的开端,从而得以更完整地把握和分析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从对外农业援助的利益指向出发,能更好地理解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实施援助一方从中的获益;三是明确了对外农业援助行为与农业高校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科学归纳和梳理具体援助内容与形式。此外,本研究发掘利用了大量康奈尔大学保存的珍贵档案和史料,在研究内容和材料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通过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多地挖掘历史、还原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历史轨迹,更可以从史实中总结归纳出一定的经验和启示。希望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农业高校在放眼全球寻求更大发展机遇时能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和其他各国加强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有所启迪。
华克思[8]（2017）在《区域产业转移作用机理与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皖江示范区的实践》文中指出产业转移是指由于生产要素、环境、供需等的改变,国家或地区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将产业转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现象,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实际上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产业转出地来讲,是产业转移;对于产业转入地来讲,是产业承接。产业转移强调的是经济现象的客观性,而"承接产业转移"更多地强调利用经济规律,促进产业发展的主动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自本世纪开始,我国实施的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便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被国务院正式批复。规划指出,皖江示范区要积极探索如何进行产业承接与自主创新,构建发展新模式。本研究按照"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机理归纳—定性和定量分析—路径构建"的研究思路,对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整理分析国内外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理论,深入剖析不同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特性及模式。通过对国内外产业转型升级的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和归纳其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为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对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分析,从理论上阐释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各地科学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对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对产业转移的特性、模式和内在机理进行了构建。本研究提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协同性、层次性、动态性、区域性的六个特性。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由目标、路径和动力三个方面构成。目标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转型路径通过推进产业转移、发展新兴产业、实施管理创新,动力来源于各类主体的内动力和生产要素的驱动力。产业转移内在机理主要体现为"234"。通过集聚市场与政府两个外在作用力,优化要素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整合价值链三条具体途径,强化产业承载、选择、创新和配套等四个支撑力。围绕产业承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效应,定性分析了皖江示范区的设立背景和重大意义,归纳总结了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明显成效。在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进行分项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效应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总结皖江示范区在"承接中创新"取得的成绩及经验,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市场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强化规划引领和软硬件建设,推动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互动发展,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由产业承接向创新驱动、由分散孤立向集群联动转变。结合前述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多角度提出推动皖江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框架,多角度分析产业承接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为皖江示范区下一步发展路径的制定提供事实依据。本研究进一步明晰了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经济新常态等时代背景,按照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针对示范区存在的问题,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发展路径。着力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畅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路径;以科技创新与高端服务业嵌入为切入点,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畅通产业转型升级的中观路径;以"互联网+"和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进价值链整合,畅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宏观路径;以规划为引领,充分发挥政府对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引导作用;以软硬件建设和开发区整合为抓手,增强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
史献芝[9]（2017）在《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化交往互动与生存为突出特征的时代。可以断言的是,快速勃兴与全面铺展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大大拓宽与改变了人们交往互动的空间与生存模式,也给人们价值观念的生成、固化与改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互联网本身的隐蔽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和大容量等特质决定了多元行为主体话语表达的任意性和行为选择的多元性。在广袤无垠的网络空间中,现实空间中的身份差异、地域界限被完全遮蔽与消解,尤其是随着社交软件的快速更迭,多元行为主体表达的渠道也更加宽广与顺畅,不问出处的多元行为主体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了自由、任性表达自我价值诉求的权利。“互联网+”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不仅开始浮现,而且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扞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个关键变量。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耦合,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愈加困难的时代课题。本文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成效、时代要求和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基础上,系统地探究了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可行性路径与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扣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这个核心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政治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宏观视域中系统地探究了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阐释了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核心概念的内涵,搭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二是通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主体和基本场域的分析,勾勒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内在机理;三是通过对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历史沿革、实践成效和时代要求,剖析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四是深入检视了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和成因,明晰进一步探究相关问题的向度;五是从规范性的视角,综合探究了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路径与对策。通过研究表明:在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仅仅依赖于网民的道德自律或传统自上而下的线性治理模式,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各种相互绞缠的潜在挑战,更不要去奢谈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扞卫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质言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秉承现代治理理念和法治精神,建构一种动态的现代多元共治模式。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层面看,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把准治理的价值导向;大力培育公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创新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路径方法;充分汲取和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文化基础;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技术与制度网络,加强顶层设计,提升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研发能力;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实践中,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要求我们进一步创新中国治理话语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国治理逻辑,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模式的传承、创新与超越。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一是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综合性。本文并没有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研究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来多维度视角地探究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恰切之道。二是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近些年来才开始逐渐浮现的一个新颖研究议题,进入学界研究视野的时间算不上长,现在也尚未发现将其作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前瞻性,意味着在理论与实践领域都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拓展或挖掘的研究空间。三是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本文对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成效、潜在挑战、存在的问题、成因和路径建构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即本文将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突破了既有文献研究以单一或几个层面内容为研究议题的弊端。
王海英[10]（2016）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提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三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三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三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三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三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三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三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二、全方位构建工业扩张战略通道 探求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方位构建工业扩张战略通道 探求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利达食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略管理理论基础 |
| 2.1 战略管理内涵及影响因素 |
| 2.1.1 战略管理内涵 |
| 2.1.2 战略管理影响因素 |
| 2.2 战略管理理论 |
| 2.2.1 竞争战略理论 |
| 2.2.2 核心竞争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 |
| 2.2.3 顾客价值中心理论 |
| 2.3 战略管理绩效内涵及绩效评价 |
| 2.3.1 战略管理绩效内涵 |
| 2.3.2 战略管理绩效评价 |
| 2.4 企业战略管理流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达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公司发展现状 |
| 3.1.1 公司简介 |
| 3.1.2 公司经营情况 |
| 3.1.3 公司发展战略现状 |
| 3.2 宏观环境 |
| 3.2.1 政治环境分析 |
| 3.2.2 经济环境分析 |
| 3.2.3 社会环境分析 |
| 3.2.4 技术环境分析 |
| 3.2.5 行业环境分析 |
| 3.3 公司外部环境五力模型分析 |
| 3.3.1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
| 3.3.2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
| 3.3.3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
| 3.3.4 替代品的威胁 |
| 3.3.5 同行业竞争者的威胁 |
| 3.4 外部环境综合评价 |
| 3.4.1 外部关键机遇 |
| 3.4.2 外部关键威胁 |
| 3.4.3 外部环境影响 EFC 矩阵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达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4.1 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4.1.1 公司产能资源分析 |
| 4.1.2 技术资源分析 |
| 4.1.3 品牌资源分析 |
| 4.1.4 公司人力资源分析 |
| 4.1.5 公司财务资源分析 |
| 4.2 公司内部优势分析 |
| 4.3 公司内部劣势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达公司发展战略制定 |
| 5.1 公司SWOT分析 |
| 5.2 公司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原则 |
| 5.2.1 战略目标 |
| 5.2.2 战略原则 |
| 5.3 公司的战略定位 |
| 5.4 公司竞合战略 |
| 5.5 公司职能战略 |
| 5.5.1 创新战略 |
| 5.5.2 营销战略 |
| 5.5.3 生产战略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利达公司发展战略保障 |
| 6.1 组织保障 |
| 6.1.1 建立研究国家食品政策团队 |
| 6.1.2 落实扁平化组织结构 |
| 6.2 技术保障 |
| 6.2.1 激励新技术开发与创新 |
| 6.2.2 推进技术合作与共享 |
| 6.3 制度保障 |
| 6.3.1 建立营销激励机制 |
| 6.3.2 提升营销和客户服务水准体系 |
| 6.3.3 建立生产服务体系 |
| 6.3.4 建立快速物流制度体系 |
| 6.4 资金保障 |
| 6.5 合作伙伴保障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理论 |
| 2.监管实践研究 |
| 3.法律监管对策研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金融监管理论研究 |
| 2.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功能研究 |
| 3.数字化普惠金融监管模式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与分析进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概述 |
| 2.1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 |
| 2.1.1 普惠金融 |
| 2.1.2 数字普惠金融 |
| 2.1.3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
| 2.2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 |
| 2.2.1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孕育 |
| 2.2.2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成长 |
| 2.3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
| 2.3.1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时代价值 |
| 1.保障公平,提升效率 |
| 2.农村金融服务的改进、扩展和成本降低 |
| 3.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和监管改革 |
| 4.促进农村普惠金融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计划 |
| 2.3.2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风险 |
| 1.与数字交易平台相关的风险 |
| 2.与数字技术相关的风险 |
| 3.与代理相关的风险 |
| 3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理论基础 |
| 3.1 经济学理论 |
| 3.1.1 激励相容理论 |
| 3.1.2 产业融合理论 |
| 3.2 法学理论 |
| 3.2.1 空间正义理论 |
| 3.2.2 金融权利理论 |
| 3.2.3 金融监管理论 |
| 1.功能性监管 |
| 2.包容性监管 |
| 4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现状考量 |
| 4.1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实践 |
| 4.1.1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试验区监管实践 |
| 1.兰考县——一平台四体系全面保障发展与监管 |
| 2.北川县——全国首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评价体系 |
| 4.1.2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监管实践 |
| 1.宜信普惠——金融云生态系统 |
| 2.京东众筹——首发行业自律+众筹保险 |
| 4.1.3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政策及规范梳理 |
| 4.2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2.1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
| 4.2.2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问题的成因 |
| 1.较难平衡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 |
| 2.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使得监管体系难以覆盖 |
| 3.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市场信用建设难以支撑风险监管 |
| 5 英美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 5.1 英美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实践 |
| 5.1.1 英国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实践 |
| 5.1.2 美国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实践 |
| 5.2 英美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
| 5.2.1 保持对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动态完善 |
| 5.2.2 依目标监管原则设置监管机构和职能 |
| 5.2.3 加强行业自律和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
| 5.2.4 放宽监管权限,培育多元监管主体 |
| 5.2.5 建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沙盒” |
| 6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对策 |
| 6.1 明确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原则 |
| 6.1.1 确立差别化监管原则 |
| 6.1.2 树立审慎监管原则 |
| 6.2 健全农村数字普惠法律监管制度 |
| 6.2.1 完善监管法律规范体系 |
| 6.2.2 制定数字技术与业务的标准和规则 |
| 6.2.3 确立市场准入与退出法律制度 |
| 6.3 选择适宜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模式 |
| 6.3.1 应用恰当的穿透式监管模式 |
| 6.3.2 开展多元合作协调监管模式 |
| 6.4 建立以监管科技为基础的风险防范机制 |
| 6.4.1 利用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构建监管科技基础 |
| 6.4.2 应用监管程序接口打造新的监管执行工具 |
| 6.4.3 使用生物识别和安全技术提升风控与合规性 |
| 6.4.4 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信息相关问题 |
| 6.5 相关配套保障措施 |
| 6.5.1 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 |
| 6.5.2 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
| 6.5.3 构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2 基本概念解析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解析 |
| 2.2 西方文化渗透研究的理论依据 |
| 3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生成逻辑 |
| 3.1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场域 |
| 3.2 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文化矛盾 |
| 3.3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生成原因 |
| 4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基本类型 |
| 4.1 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 |
| 4.2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 |
| 4.3 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渗透 |
| 5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内容和途径 |
| 5.1 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内容 |
| 5.2 西方文化渗透的多元途径 |
| 6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特征和规律 |
| 6.1 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的新特征 |
| 6.2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渗透的内在规律 |
| 7 中国应对西方文化渗透的战略分析 |
| 7.1 西方文化渗透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多重挑战 |
| 7.2 中国积极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战略方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6）“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当前研究现状 |
| (一)关于“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 |
| (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 |
| 三、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性 |
| 五、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一带一路”倡议 |
| (二)安全 |
| (三)国家安全观 |
|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演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演进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基础和风险挑战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基础 |
| (二)“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风险挑战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上) |
| 第一节 东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 一、恐怖主义 |
| 二、民族问题 |
| 三、宗教冲突 |
| 四、极端主义 |
| 五、水资源争端 |
| 六、毒品问题 |
| 七、其他安全问题 |
| 第二节 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 一、恐怖主义 |
| 二、民族问题 |
| 三、宗教冲突 |
| 四、毒品问题 |
| 五、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 |
| 六、其他安全问题 |
| 第三节 中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 一、极端主义 |
| 二、恐怖主义 |
| 三、民族问题 |
| 四、边界领土争端 |
| 五、水资源争端 |
| 六、其他安全问题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下) |
| 第一节 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 一、战争 |
| 二、恐怖主义 |
| 三、民族、宗教冲突 |
| 四、水资源争端 |
| 五、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 |
| 第二节 欧洲及其他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 一、欧洲地区 |
| 二、俄罗斯 |
| 第三节 海洋通道安全 |
| 一、海洋领土边界争端 |
| 二、海盗与持械抢劫船只问题 |
| 三、海上恐怖主义 |
| 四、海洋自然灾害、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
| 第四章 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进及其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回顾 |
| 一、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 |
| 二、中国近代的国家安全观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三个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与演进 |
| 一、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 |
| 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 |
|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完善 |
| 第三节 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
| 一、共同安全 |
| 二、综合安全 |
| 三、合作安全 |
| 四、可持续安全 |
| 第五章 中国新安全观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应对 |
| 第一节 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的指导作用 |
| 一、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共同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 二、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综合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 三、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合作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 四、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可持续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 第二节 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 |
| 一、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 |
| 二、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 |
| 三、总结与思考 |
| 第六章 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 |
| 二、区分“可合作安全”与“不可合作安全” |
| 三、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一带一路”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思路 |
| 一、加强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
| 二、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 |
| 三、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 |
| 四、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 |
| 五、充分利用现有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具体对策 |
| 一、加强对沿线安全形势研判,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 |
| 二、建立海外安全战略支点 |
| 三、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 |
| 四、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针对康奈尔大学的相关研究 |
| 二、对外农业援助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康奈尔大学近代开展对外农业援助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一、相关理论依据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援助”的内涵与外延 |
| 一、对外援助(援外)、国际援助 |
| 二、对外农业援助 |
| 第二节 几个相关概念的阐释和辨析 |
| 一、国际发展援助 |
| 二、粮食援助 |
| 三、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 |
| 第二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
| 一、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宏观背景 |
| 二、对外农业援助在康奈尔大学起源的内部动因 |
| 第二节 起源阶段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地域与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拉美与亚太地区 |
| 二、基于高校基本职能的援助方式的选择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招收外国留学生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零星出现的资源考察 |
| 三、以个人活动为主的知识转移与技术推广 |
| 四、校内组织或相关保障: 民间组织与社团的成立 |
| 第三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转型和快速发展 |
| 第一节 转型的背景和动因 |
| 一、对外农业援助发生转型时的全球局势与宏观背景 |
| 二、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转型中的地域和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广泛性与重点性并存 |
| 二、更加综合多样的援助方式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关注重点从规模向质量的转变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内容极大拓展与丰富 |
| 三、在技术推广基础上形成更加立体综合的援助项目 |
| 四、校内组织或保障: 官方机构的成立与激励措施 |
| 第四章 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个案及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 康奈尔—金陵故事 |
| 一、援助背景与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二节 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 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 |
| 一、援助背景及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三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两个发展阶段的比较和分析 |
| 一、援助行为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的对比 |
| 二、援助对象和发生地点的比较 |
| 三、援助方式与行为的比较 |
| 第五章 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评价 |
| 一、带给受援方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
| 二、援助行为具有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特征 |
| 三、推动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
| 四、特定时代背景下帮助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
| 五、“美国需要”和“美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对外农业援助与农业高校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 |
| 二、紧紧依托高校基本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
| 三、“官民并举”和多渠道的经费投入 |
| 四、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属性 |
| 五、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区域产业转移作用机理与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皖江示范区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对产业转移的研究 |
| 1.2.2 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文章结构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文章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定性分析法 |
| 1.4.3 定量分析法 |
| 1.4.4 案例分析法 |
| 1.4.5 实地调研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1.5.1 研究视角上的创新 |
| 1.5.2 研究内容上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产业转移的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转移 |
| 2.1.2 国际产业转移 |
| 2.1.3 区域产业转移 |
| 2.2 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界定 |
| 2.2.1 产业结构变化 |
| 2.2.2 产业转型 |
| 2.2.3 产业升级 |
| 2.3 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 |
| 2.3.1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基础 |
| 2.3.2 国内产业转移理论基础 |
| 2.4 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4.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4.2 比较优势理论 |
| 2.4.3 动态能力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 |
| 3.1 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特性与模式 |
| 3.1.1 基本特性 |
| 3.1.2 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 |
| 3.2 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分析 |
| 3.2.1 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意义 |
| 3.2.2 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
| 3.2.3 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 |
| 3.3 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分析 |
| 3.3.1 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决于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合力 |
| 3.3.2 产业转移从三个具体路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3.3.3 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四个支撑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经验 |
| 4.1 国内外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
| 4.1.1 国际产业转移的阶段 |
| 4.1.2 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变化 |
| 4.1.3 国外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
| 4.1.4 国内产业转移的新变化 |
| 4.1.5 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趋势 |
| 4.2 国内外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主要经验做法 |
| 4.2.1 国外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经验做法 |
| 4.2.2 我国部分地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经验做法 |
| 4.2.3 国内外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分析 |
| 5.1 设立皖江示范区的背景 |
| 5.2 皖江示范区规划实施的历史演进 |
| 5.3 设立皖江示范区的意义 |
| 5.3.1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新突破 |
| 5.3.2 提升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布局 |
| 5.3.3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5.3.4 推动安徽又好又快发展 |
| 5.3.5 促进全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
| 5.4 皖江示范区要素配置的效应分析 |
| 5.4.1 皖江示范区与长三角各地市的Lilien指数 |
| 5.4.2 皖江示范区比较资本利润率的变化 |
| 5.5 皖江示范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分析 |
| 5.5.1 皖江城市带与长三角各地市More值比较 |
| 5.5.2 皖江示范区产业区位商的变化 |
| 5.6 皖江示范区经济梯度变化分析 |
| 5.6.1 皖江示范区整体发展水平略有提高 |
| 5.6.2 皖江示范区与全省的梯度差在缩小 |
| 5.7 产业承接对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总体评价 |
| 5.7.1 产业承接对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综合评价体系设置 |
| 5.7.2 评价方法 |
| 5.7.3 评价结果 |
| 5.8 示范区产业承接的转型升级效应评价结果分析 |
| 5.8.1 总体评价分析 |
| 5.8.2 要素配置优化效应分析 |
| 5.8.3 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 |
| 5.8.4 价值链整合效应分析 |
| 5.8.5 内在支撑能力效应分析 |
| 5.8.6 外在推动合力效应分析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经验 |
| 6.1 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做法 |
| 6.1.1 安徽省推进示范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
| 6.1.2 皖江各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创新做法 |
| 6.2 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取得的成效 |
| 6.2.1 要素集聚效应明显 |
| 6.2.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2.3 "一轴双核两翼"空间结构基本形成 |
| 6.2.4 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 6.2.5 人居环境保持良好 |
| 6.2.6 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
| 6.2.7 辐射带动效应显现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发展路径构建 |
| 7.1 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 |
| 7.1.1 新常态 |
| 7.1.2 新优势 |
| 7.1.3 新使命 |
| 7.1.4 新思路 |
| 7.2 促进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 |
| 7.2.1 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
| 7.2.2 发挥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作用 |
| 7.2.3 激活要素集聚的市场主体 |
| 7.2.4 利用世界市场促进要素的最佳配置 |
| 7.3 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 |
| 7.3.1 把握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
| 7.3.2 增强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力 |
| 7.3.3 集聚产业创新发展的源动力 |
| 7.3.4 以产业融合促结构转型 |
| 7.4 以"互联网+"推动价值链深度整合 |
| 7.4.1 构筑价值链整合的技术平台 |
| 7.4.2 完善价值链整合的载体平台 |
| 7.4.3 强化价值链整合的主体带动 |
| 7.5 发挥政府对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引导作用 |
| 7.5.1 落实和完善相关规划 |
| 7.5.2 协调推进"引进来"与"走出去" |
| 7.5.3 深化区域合作 |
| 7.6 加强软硬件建设及开发区整合 |
| 7.6.1 加强示范区硬件建设 |
| 7.6.2 优化产业承接与转型升级的软环境 |
| 7.6.3 提升开发区承载能力 |
| 7.6.4 拓展生态承载空间 |
| 7.7 皖江示范区进一步发展设想 |
| 7.7.1 加强长三角产业有序转移专题合作 |
| 7.7.2 试行行政区划调整 |
| 7.7.3 争取列为国家金融创新改革示范区 |
| 7.7.4 设立皖江国家级新区 |
| 7.7.5 在皖江示范区设立自贸(港)区 |
| 7.7.6 推行区域生态补偿试点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主要结论 |
| 8.1.1 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本质是要素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 |
| 8.1.2 产业转型升级内涵丰富 |
| 8.1.3 产业转移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杠杆 |
| 8.1.4 皖江示范区产业承接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显着效应 |
| 8.1.5 皖江示范区应以科学承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
| 8.2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9）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基本框架和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核心概念厘析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 |
|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意识形态的特征 |
| 三、意识形态的功能 |
| 第二节 网络意识形态 |
| 一、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网络意识形态的特征 |
| 三、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关系 |
| 第三节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
|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
|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结构要素 |
|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
| 第二章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多维视角阐释 |
| 第一节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互联网的扩展与应用 |
| 二、多元文化即时性的交互碰撞 |
| 第二节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行为主体 |
| 一、个体网民:基础性的行为主体 |
| 二、意见领袖:发挥着重要牵引力的行为主体 |
| 三、国家:作为重要助推力的行为主体 |
| 第三节 网络意识形态生成的基本场域 |
| 一、民间舆论场 |
| 二、精英舆论场 |
| 三、官方舆论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历史沿革、实践成效及时代要求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分治化”模式 |
|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协作化”模式 |
|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整体化”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实践成效 |
|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
|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的常态化水平不断提升 |
| 三、社会公众的理性认知与辨析能力不断增强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时代要求 |
|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
| 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
| 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着力点 |
| 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的现实抓手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挑战及成因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一、治理理念的相对滞后 |
| 二、硬件保障与专业人员配备相对不足 |
| 三、多元合作共治机制仍显薄弱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挑战 |
| 一、西方国家的信息技术霸权 |
| 二、西方国家的网络话语霸权 |
| 三、多元社会思潮的共时性浮现 |
| 四、西方宗教的渗透 |
| 五、怨恨心态的弥漫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问题的成因 |
| 一、地方基层政府的认知盲视 |
| 二、地方基层政府的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倾向凸显 |
| 三、日常监管中的形式主义 |
| 四、“硬件”建设和“软件”保障的“短板效应” |
| 五、问责的边界不清和问责的力度不强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路径与对策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 |
| 三、秉承大数据思维 |
| 四、坚持舆论引导与约束相结合 |
| 五、立足治理的中国语境与逻辑 |
| 第二节 把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价值向度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 |
| 二、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共识功能 |
| 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
| 第三节 培育公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 |
| 一、充分认识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
| 二、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目标指向 |
| 三、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实现机制 |
| 第四节 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文化基础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 |
| 三、积极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
| 第五节 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技术与制度网络 |
| 一、加快网络信息技术的自主创新 |
| 二、提升政府大数据应用能力 |
| 三、加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法律建设 |
| 四、进一步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工作机制 |
| 第六节 建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
| 一、打造公开、平等的话语平台 |
| 二、建立健全多元共治的规则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视角、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五、方法与实证材料的获取 |
| 第二章 历史制度主义与产业变迁：展开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及其理论特征 |
| 二、经济社会学的历史制度学派与产业变迁 |
| 三、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产业变迁的分析要素 |
| 第三章 第一次增量改革：体制内银行的曲折改革（1984-2007） |
| 一、银行业金融形态：从分割化专业银行体系到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 |
| 二、决策者认知：国家关于国有银行业体系变革的双重战略理解 |
| （一）工具性认知：银行业应积极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宏观调控 |
| （二）实质性认知：“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
| 三、增量式战略的构建：发展股份制银行等“准体制外”金融与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 |
| （一）市场结构增量：培育和发展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组织形式 |
| （二）产权结构增量：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 |
| 四、产业政治：国家控制下依附性的政银商关系及央地金融控制权博弈 |
| （一）国有银行业增量式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分化与形成 |
| （二）国家控制下依附性的政银商关系及其影响 |
| （三）央地间金融控制权的博弈 |
| 第四章 第二次增量改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努力（2008-2012） |
| 一、银行业金融形态：民间金融的再次兴起与制度化发展 |
| （一）早期的民间金融 |
| （二）民间金融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 |
| 二、决策者认知：服务三农、实体经济与民间金融规制“宜疏不宜堵” |
| （一）从服务“三农”到服务实体经济：国家对银行业金融要回应的问题及应有角色的认识 |
| （二）从严格打击到疏堵结合：国家重新理解和看待民间金融 |
| 三、增量式战略的构建：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和区域金融改革 |
| （一）民间金融准入政策变迁与村镇银行等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 |
| （二）以民间金融为重点的区域金融改革：温州、广东、泉州等地的试点 |
| 四、产业政治：市场化政银商关系及民间金融组织的准入门槛“游戏” |
| （一）市场化的非对称银企关系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
| （二）“开大门”与“设门槛”：“村镇银行”的准入游戏 |
| 第五章 第三次增量改革：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与合法性支持（2013-2015） |
| 一、银行业金融形态：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传统金融的超越 |
| （一）互联网金融从“默默无闻”到“异军突起” |
| （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超越 |
| 二、决策者认知：传统银行业的弊端与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 |
| （一）传统银行业金融体系弊端重重亟须创新 |
| （二）互联网金融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形式 |
| 三、增量式战略的构建：鼓励和规范以第三方支付等为重点的互联网金融发展 |
| （一）整体政策环境的塑造：从“让子弹飞”到“靴子落地” |
| （二）具体治理探索：以第三方支付与P2P为代表的重点治理 |
| 四、产业政治：传统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竞合博弈及隐含的政银商关系 |
| （一）余额宝存废之争：互联网金融发展折射的政银商关系 |
| （二）竞争与合作：传统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的博弈游戏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进一步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全方位构建工业扩张战略通道 探求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利达食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房帅.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
- [3]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4]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研究[D]. 田竞争.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5]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渗透研究[D]. 姚金艳.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6)
- [6]“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D]. 王术森. 兰州大学, 2018(11)
- [7]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D]. 石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8]区域产业转移作用机理与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皖江示范区的实践[D]. 华克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06)
- [9]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D]. 史献芝.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D]. 王海英. 上海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