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仿”者如云皆为利来（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高欣[2]（2021）在《“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六陵冬青”事件是宋元易代之际,因前代帝陵被盗而引发的一场遗民自发组织的陵骨收葬运动。由史事而文学,自元代以来,文人笔记、小说、传奇戏剧、诗歌等相关文学领域对此事多有涉及,因此本文立足于原始文献,从叙事与抒情两个维度,对“六陵冬青”事件在文学领域的发展流变予以考察。第一部分重在发掘杨髡发陵的历史动机、具体表现及其特殊性。考察史上前代帝陵被盗现象,其原因不外乎求宝、政治报复与风水破坏。但在宋、元异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除上述一般性的原因外,杨髡发陵的动机之中更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本文拟将之置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特殊背景下,结合对金、元、清三朝的对比进一步发掘其特殊性。第二部分以理清“六陵冬青”事件叙事的文本生成、传播、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要。首先,元代是“六陵冬青”叙事的形成期,因此需单列一章加以论述,其重点在于对元末之际形成的几个早期叙事文本予以对比分析。其次,明清两代是“六陵冬青”叙事的发展演变期。因早期叙事文本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以至于明清两代笔记杂着类作品对此事的考证盛极一时,不仅推动了“六陵冬青”叙事的发展,更促使其最终被正史叙事所接纳。且在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小说、传奇历史剧等俗文学文体的蓬勃发展,“六陵冬青”叙事的重构也因此而进入鼎盛期,期间“六陵冬青”叙事又有新的发展。第三部分则以“六陵冬青”事件在诗歌领域的创作与批评为研究重点。经梳理发现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尤以明清两代最盛,其中明代的“六陵冬青”题咏多以咏事之作为主,且主要围绕明初理宗头骨之失而复得、陵骨收葬、歌颂冬青义士三大主题而进行,清代则是以“冬青”为意象的咏怀之作更为普遍。而在文学批评领域则以“六陵冬青”事件在《乐府补题》词作批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后世对唐、林诸人所作冬青诗的批评讨论为重点。
朱韬[3]（2021）在《“坐忘”思想史论》文中认为“坐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后世好道者、庄学阐释者的关注。南北朝时期,“坐忘”被道教人士接受,并将之改造为道教众多炼养方术的一种,随着道教义理研究的逐渐深入,道教人士对于“坐忘”的认识也不断变化;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借鉴老庄思想展开译经活动,“坐忘”“槁木死灰”等术语便借此机会进入佛教视野,而“坐忘”“槁木死灰”等带有特定思想内涵的理论术语,一旦被借用,也意味着思想上的交流,站在特定立场的借用,必然要以赋予其新的意义为前提;又因“坐忘”是庄子借孔子和颜回之口讲述的,所以儒者对“坐忘”较为重视,在构建自身学术理论时也常借用“坐忘”。“坐忘”受到儒释道三家广泛关注,承载着儒释道三家的独特思考,本文在探讨“坐忘”在中国思想史上发展演变的同时,也试图描绘更为立体的儒释道交流图景。作为修养论的庄子“坐忘”,具体展开为“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和“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其中“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包括与庄子独特认识论相匹配的“忘仁义”“忘礼乐”“隳体黜聪”的次第性修养,和“心斋”一类的“坐式行气”两方面;“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即“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身心状态,落实到日常生活,最终呈现为游于世的“庸人”。魏晋玄学主要发展了“坐忘”的修养境界义。郭象消解了庄子“坐忘”的修养方法义,将“坐忘”视为圣人统合“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自得”“应物”是圣人“内圣外王”的特质。韩康伯以“坐忘遗照”注解圣人“神”的境界,将郭象以“坐忘”境界塑造“圣人”理想人格时所隐含的神秘性体现得更为突出。道教更重视“坐忘”的修养方法义。早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徒已开始从方术的角度去理解“坐忘”,随着佛道论衡的不断深入,道教认识到自身理论的不足,庄子“兼忘”的思维方式受到道教徒的重视,并由此发展出重玄思潮,“坐忘”也因其心性修养义的解读空间,成为与重玄学相匹配的修养方法;到了唐代,道教徒思考的问题,从义理深化转移到如何将新兴的重玄义理与传统修养实践的肉身成仙说相协调,也就是“心”“形”如何沟通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最终“坐忘”被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所吸收。“坐忘”与佛教“禅”的交流、融合,以及与理学“静坐”的渊源,也值得重视。“禅”在印度包含繁琐的名相分析和复杂的实践步骤,但这种“禅”,自传入中国始便为适应中国文化土壤逐步简化,最终在完全中国化的禅宗那里,“禅”的理论核心已被庄子“坐忘”的思想内涵所取代,反而是强调“坐禅”时,常被斥责为小乘“枯木禅”。在佛道教的影响下,很多儒家学者也采用“静坐”这一修养形式,但为理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二程兄弟不满足于此,他们既批判“静坐”,又以儒家“主敬”说重新定义“静坐”,并最终使“静坐”这一修养形式在理学中得以传承。
李敏[4]（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王宏晨[5]（2019）在《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克拉维乌斯（Christoph Clavius,1537/1538-1612）编注的《欧几里得原本》1574年本前六卷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1562-1633）译成汉语并以《几何原本》为题在1607年出版,是西方数学传入中国的开端,同时也是明清之际西学典籍传入中国的开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克拉维乌斯《原本》的汉译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文本转化:从语言差异角度来看,拉丁语和古汉语分属不同语系,构词、语法均各成系统;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看,侧重演绎推理、抽象证明的欧氏几何学与侧重算法、崇尚实用的中国传统数学也是取向各异。这部西方数学典籍怎样跨越语言障碍得以翻译?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能否由古汉语准确表达?中国传统数学乃至传统文化在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西学原典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要回答上述问题,首要之事是要开展克氏《原本》与汉语译本的比较研究。“克拉维乌斯《原本》”是克拉维乌斯编辑注释的欧几里得《原本》的简称,缀以“克拉维乌斯”这一修饰语,意在凸显该版本在卷数、正文、注释乃至性质方面均不同于欧几里得原作,而受编注者的影响甚深。由于克拉维乌斯《原本》之中包含有大量拉丁语版《原本》已有成果,因此在实际讨论中,本论文从现存首部拉丁语版《原本》阿德拉特本开始,对12-16世纪的重要拉丁语版《原本》展开梳理,将克拉维乌斯《原本》置于12-16世纪拉丁语版《原本》流变这一历史脉络之中予以观照,揭示克本与之前版本的异同。本论文还将克拉维乌斯《原本》与利徐汉译《几何原本》进行全面比勘,分别从正文与专论两个层面,探讨古汉语译本与拉丁语底本之间的传承、删减、增补、改易等复杂关系。具体来说,第一章为“绪论”,概述选题缘起、文献综述、研究要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从文化定位与文本形态两个方面对从阿德拉特本到克拉维乌斯本的拉丁语版《原本》的流变情形展开研究,期间包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阶段。文化定位方面,中世纪编者并不重视《原本》的希腊文化属性,《原本》在中世纪以普通数学教材的面貌出现,编者并未公开提及此书与希腊文明的关联。文艺复兴时期则不然,我们分析了其中赞伯蒂、康曼迪诺和克拉维乌斯三个版本的长篇序言,指出其共同结构模仿了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的数学导言,首先论证数学为希腊学术的正统学科、再论证几何学为希腊数学的正统学科、最后指明欧几里得为“几何学家”、《原本》是一部传授几何学原理的着作,以此树立起《原本》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文本形态方面,公设公理、命题与专论的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注释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原本》逐渐形成以理论几何学为主的正文与几何-算术-代数的注释之《原本》复合体。克拉维乌斯《原本》在思想倾向、体例结构、论证程式、命题数量与专论内容这五个方面都顺应了拉丁语版《原本》的发展趋势,是注释型《原本》的集大成之作。第三章总结克氏《原本》与欧几里得《原本》有三点不同:一、定位不同。欧几里得《原本》是理论性质的着作,并无多少实用成分,而克氏《原本》则加入了相当数量的实用几何学与实用算术内容。二、卷数不同。欧氏《原本》最初由十三卷构成,公元6世纪以来形成了通行十五卷本,克拉维乌斯将此十五卷统称为“欧几里得《原本》十五卷”,又续补一卷,形成克本十六卷本。三、正文不同。克氏《原本》在公设、公理、界说、命题四个层面均较欧氏《原本》有所增补,这些均表明克本在全面继承欧几里得《原本》论证结构的同时,大大扩充了欧氏《原本》的注释性内容。第四章重点考察了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分析《几何原本》中“几何”一词的由来,指出该词既有诸如线、面、体等几何量（magnitudo）之意,又有兼包度与数的一般量（quantitas）之意。相关概念“几何之学”乃至“《几何原本》”后面都有Geometria（拉丁语几何学）的影子,确定了“几何”译名与Geometry之间存在的关联。通过考察“几何”译名,将其上升为对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几何之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认识。随后分别考察底本与译本在界说、命题以及证明结构方面的异同:界说的翻译总体上与底本原文差别较大:全部4个定义联项esse,dicitur,appellatur,vocatur中,只有esse的主要译词合乎底本原意。全部83个被定义项中,合乎底本原意的低于一半。全部80条界说释义部分中,只有28条完全忠于底本原意。利徐有意识地改造底本原文,使之符合古代汉语的表述习惯,显示出会通中西的实绩。句法是界说翻译中最与底本原文贴近的部分。命题的译文最贴合底本原文,密合程度最高。47条求作命题之中,有32条简单句采用的是保持原文句型的翻译模式,此外还有多条复杂句也是如此,占据绝大多数。五类求证命题中,除简单句之外,其余四类句型命题利徐均基本上选用恰当的古汉语虚词,尽量保持底本拉丁语命题的固有句型,条件句与结论句在译文中清晰可辨。证明结构的翻译受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最大。利徐援用中国传统数学语汇,借以构造译本证明结构的提示词,如“解曰”“法曰”,这些都为克本原文所无。克本原文的证明结构承袭自普罗克洛六分法,而利徐则将其改作“解曰”-“论曰”-“法曰”-“注曰”四分法,几乎全部删去原文结论部分,已非底本原貌。利徐又将大量设问句、反问句应用于驳论命题的论证,这些独立于拉丁语原文的辞句,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的驳论有相通之处。以上种种都使得译本的证明结构呈现出中西会通的独特形态。第五章比对了克氏《原本》所载四篇专论,即置于正文之前的《数学学科导言》、第三卷界说16注释中关于切边角的专论、第五卷界说3注释中关于比例分类的专论、以及第六卷界说5注释中关于复合比的专论。通过分析其与译本相应专论之间的异同,结果发现前三组专论的立意、侧重皆不相同,并非译文与原文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克本《数学学科导言》采用了柏拉图哲学的先验说,利徐本相应专论则采用了儒学的“格物穷理”说。与克本切边角专论相比,利徐本切边角专论的重构有两大特点:一、角概念定义内容大为淡化,与中国传统数学不重视角概念相一致;二、援引《庄子》“尺棰之义”强调切边角可以无限细分。克本比例专论中诸如主谓互换、种加属差这些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内容,利徐均加以改易删削,重点保留了原文的计数法则。前三组专论的对勘表明:《几何原本》专论的具体数学材料取自拉丁文的西学文本,但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加以解读。本章第四组专论的对勘则在韩跋本与克氏1574年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中所含专论、以及初函本与克氏1589年之后所出各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与第六卷第二十三题“后注曰”中的专论之间展开。所得结论为韩跋本系《几何原本》初刻本、因此在年代上早于初函本的论断提供了内容上的支持。第六章是结语。本篇论文所探讨的年代范围上起阿德拉特本诞生的12世纪,下至《几何原本》初函本出版的1629年。跨越六个世纪的宏阔历史背景,贯穿中西两大文明,涉及拉丁语、古汉语等多个重要《原本》版本,综合运用科学史、语言学与翻译史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欧几里得《原本》从阿德拉特本到克拉维乌斯《原本》,再从克拉维乌斯《原本》到利玛窦、徐光启汉译《几何原本》的流变过程。本论文从拉丁语底本比勘利徐译本,对克本前六卷全部80条界说、182条命题及其论证展开全面比对梳理。本论文注重以案例分析辨析历史疑难,如通过“几何”译名翻译再考,阐明“几何”一词并不排斥Geometria的背景;又如以《几何原本》第六卷界说五笺注来源分析,确认韩跋本为1607年初刻本。本论文还通过思想探源的方法,分析了汉译《几何原本》中具体体现的中西会通案例,从而为徐光启的“翻译会通”伟大思想提供了具体例证。这是汉译《几何原本》带给中国最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更是“几何之学”感动中国之真谛所在。
相宇剑[6]（2019）在《出土文献《诗经》材料集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於春秋时代,在後世的流传中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除了目前能见到的传世本《诗经》外,出土文献中也存在大量的《诗经》。对这些出土文献《诗经》材料,有必要结合传世本《诗经》进行整理研究,以期望达到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证明互相阐发的目的。将这两种系统的《诗经》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促进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本文收录青铜器铭文、石鼓文、信阳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香港楚简、阜阳汉简、武威汉简、汉石经、汉铜镜、马王堆帛书、敦煌抄本、吐鲁番义熙文书等出土文献中所出现的《诗经》文本。另外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中保存有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诗经》文本,本文也将其收录。本文以《毛诗》的诗篇为序,逐篇逐句逐字比对,罗列众家之说,择善而从,在有必要补充的地方略下按语以作说明。本文涉及古文字、今文字、汉魏六朝俗体字等,利用文字之比对推进文献的整体研究,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诗经》异文的考察,在前人基础之上,总结出《诗经》异文大致有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同义互换、衍文、脱文、倒文等九种,并对每个异文案例做出详尽的疏证。第二、利用传世文献文本可对读的优势,结合出土文献,将古文字、今文字和俗体字在文献的基础上综合比对,以期考索文字流变的规律。第三、立足出土文献,在对出土文献做出详细的分析後,检视传世《毛诗》,对今本《诗经》的形成以及今本《诗经》在各个时代的流变做出合理的推测。第四、充分结合出土文献,反思传统的《诗经》解释,期望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诗经》的某些篇章做出更加合理的阐释。
贺鹏飞[7]（2019）在《贺贻孙《水田居诗文集》校注及其遗民心态研究》文中指出贺贻孙,字子翼,号水田居士,永新人,明末副榜贡生。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卒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江西“豫章社”成员,与万时华（1590-1639）、徐世溥（1608-1657）、陈弘绪（1597-1665）、艾南英（1583-1646）等人交谊颇深。明亡,隐匿不出。顺治七年（1650）,学使樊缵前素慕其名,特列贡榜,不应。顺治十四年（1657）,御史笪重光以博学宏词特荐,贺贻孙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遂入禾山隐居。康熙朝之初,犹屡获征辟,然绝意仕进,拒不应征。晚年家益落,布衣蔬食无愠色,惟日以着述自娱。着作颇丰,有《水田居文集》《水田居存诗》《激书》《诗筏》《骚筏》《诗触》《易触》等,以《水田居文集》《水田居存诗》《激书》三种最为重要,集中反映了贺氏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其《水田居文集》因未注明刊刻时间,故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刻本、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1861）刻本三种观点。笔者采用避讳原则,以及贺氏其他着作的序跋、地方志的相关记载,认为《水田居文集》初刻于乾隆年间,且在乾隆四十年（1775）之前。同时,笔者结合各大图书馆所藏《水田居文集》的收文数量及个别文章的刻迹差异,对《水田居文集》的增刻、翻刻时间做了推测。并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水田居文集》《水田居存诗》作了详细校注。校注以江西省图书馆藏《水田居全集》本《水田居文集》和《水田居存诗》为底本。《水田居文集》凡五卷,分史论、序、策、记、传、颂、赋、启、疏、书、辨、字说、祭文、墓铭、行述、纪事十六种文体,共215篇文章;《水田居存诗》刊刻于同治九年（1870）,凡三卷,附有《诗余》及贺稚圭《眠云馆诗集》。康熙初年,随着大规模反清运动的结束,清廷的统治得以加强,社会由乱而治,遗民渐趋分化。延至三藩之乱后,在康熙帝的文治武功下,清朝初具繁荣之象,遗民社会趋于解体,遗民大多由反清变为附清。贺氏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作为社会大环境下的个体,其对清廷态度的渐次软化在所难免。在校注贺氏诗文集的基础上,笔者充分利用方志、贺氏亲友的诗文集,对其入清后遗民心态作了研究:国变后,贺氏大致经历了从“遗民”到“遗隐”——兼具“遗”“隐”两重身份者,再从“遗隐”到“隐士”的心理嬗变,其最初强烈的遗民意识,最终极大程度地淡化,并基本承认了清王朝的统治。三藩之乱时,其遗民意识虽有所悸动,但终于在三藩殄破之际再次熄灭。
陈峰[8]（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汤浩[9]（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宋世瑞[10]（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仿”者如云皆为利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仿”者如云皆为利来（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内容与方法 |
| 4.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事件缘起之杨髡发陵 |
| 1.1 帝陵被盗之动机初探 |
| 1.1.1 帝陵被盗与厚葬之风 |
| 1.1.2 帝陵盗毁与风水厌胜 |
| 1.2 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宋陵被盗 |
| 1.2.1 金人治下的北宋皇陵 |
| 1.2.2 蒙元治下的宋六陵 |
| 第二章 “六陵冬青”事件早期叙事文本的生成与传播 |
| 2.1 史实基础 |
| 2.2 早期版本 |
| 2.2.1 周密《癸辛杂识》 |
| 2.2.2 罗有开《唐义士传》 |
| 2.2.3 郑元佑《遂昌杂录》 |
| 2.2.4 章祖程《白石樵唱注》 |
| 2.3 初步传播 |
| 2.3.1 口耳相传 |
| 2.3.2 文本传播 |
| 第三章 “六陵冬青”事件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与演变 |
| 3.1 笔记杂着类作品对“冬青义士”的考证 |
| 3.1.1 唯一人论 |
| 3.1.2 唐、林并举 |
| 3.1.3 群体规模的扩充 |
| 3.1.4 诸人共谋 |
| 3.2 “六陵冬青”事件在正史叙事中的演进 |
| 3.2.1 仅论及“杨髡发陵”之事 |
| 3.2.2 对“义士收骨”之事的初步引用 |
| 3.2.3 在考证基础上的吸收与调整 |
| 3.3 “六陵冬青”事件在俗文学叙事中的整合与重构 |
| 3.3.1 明代短篇小说 |
| 3.3.2 传奇历史剧 |
| 第四章 “六陵冬青”事件相关的诗歌创作与评论 |
| 4.1 与“六陵冬青”事件相关的诗歌题咏 |
| 4.1.1 咏事诗:歌咏六陵遗事 |
| 4.1.2 咏怀诗:缅怀旧朝心绪 |
| 4.2 与“六陵冬青”相关的文学批评 |
| 4.2.1 对唐、林二人所作冬青诗的批评 |
| 4.2.2 以“发陵说”阐释《乐府补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坐忘”思想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庄子“坐忘”义辨析 |
| 第一节 “忘仁义”“忘礼乐”解 |
| 一、“坐忘”寓言文本辨正 |
| 二、“忘”之意蕴 |
| 三、“仁义”“礼乐”所指 |
| 第二节 “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解 |
| 一、“隳肢体、黜聪明”与“离形去知”的关系 |
| 二、“一受其成形”的痛苦 |
| 三、“聪明”与“知” |
| 第三节 “同于大通”与“化则无常” |
| 一、何谓“大通” |
| 二、“同则无好,化则无常” |
| 三、“坐忘”与“逍遥游” |
| 第四节 何谓“坐忘” |
| 一、解“坐” |
| 二、“坐忘”与“心斋” |
| 三、“坐忘”与“吾丧我” |
| 第二章 魏晋玄学对“坐忘”修养境界义的发展 |
| 第一节 郭象“坐忘”思想研究 |
| 一、郭象对“坐忘”修养方法义的消解 |
| 二、“坐忘”与“内圣外王” |
| 三、“坐忘自得” |
| 四、“坐忘而后能应务” |
| 小结 |
| 第二节 韩康伯“坐忘遗照”研究 |
| 一、“坐忘遗照”出处 |
| 二、韩康伯“坐忘”义辨析 |
| 三、韩康伯“遗照”义辨析 |
| 四、韩康伯“坐忘遗照”义辨析 |
| 余论 |
| 第三章 道教对“坐忘”修养方法义的发展 |
| 第一节 方术化的“坐忘” |
| 一、“众术”中的“心斋坐忘” |
| 二、“斋”中的“心斋坐忘” |
| 三、“存思”与“坐忘” |
| 第二节 “坐忘”与重玄思潮 |
| 一、重玄学溯源 |
| 二、成玄英对“坐忘”的理解 |
| 三、王玄览以“坐忘”“舍形入真” |
| 第三节 性命双修视野下的“坐忘” |
| 一、《天隐子》的内在矛盾 |
| 二、云本《坐忘论》将“坐忘”系统化 |
| 三、石刻《坐忘论》:“坐忘”是“求道之阶” |
| 四、钟吕金丹道体系下的“坐忘” |
| 第四章 “坐忘”与儒释修养论 |
| 第一节 “坐忘”与“禅” |
| 一、“禅”义溯源 |
| 二、“枯木死灰”与“灰身灭智” |
| 三、“枯木龙吟” |
| 第二节 “坐忘”与“静坐” |
| 一、二程“静坐”说的渊源 |
| 二、二程对“静坐”“坐忘”的矛盾评价 |
| 三、二程对佛教修养论的批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末五子”命名缘起及其作为群体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 |
| 第一节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继承与变革意图 |
| 第二节 胡应麟、李维桢与王世贞的依合 |
| 第三节 魏允中、赵用贤、屠隆与王世贞的依违离合 |
| 第二章 晚明文学思潮与“末五子”的文学观 |
| 第一节 万历前后文学思潮的嬗变 |
| 第二节 “末五子”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末五子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 |
| 第三章 晚明博学思潮与李维桢、胡应麟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末五子”与明代博学思潮 |
| 第二节 李维桢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胡应麟的拟乐府诗创作 |
| 第四章 晚明儒释道思潮与屠隆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概说 |
| 第二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 |
| 第三节 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及践履 |
| 第四节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 |
| 第五章 晚明政治复兴理想与赵用贤、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政坛与“末五子”的政治复兴理想 |
| 第二节 赵用贤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六章 “末五子”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胡应麟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二节 屠隆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三节 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李维桢年谱简编(1547-1626) |
| 附录 2:赵用贤年谱简编(1535~1596) |
| 附录 3:魏允中年谱简编(1544——1586) |
| 附录:4:屠隆《吉道人传》为“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源头考论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文献、研究思路与相关术语的界定 |
| 第2章 拉丁语版《原本》的流变:从阿德拉特到克拉维乌斯 |
| 2.1 拉丁语版《原本》版本流传概况 |
| 2.1.1 古代阶段:一些早期尝试 |
| 2.1.2 中世纪时期 |
| 2.1.3 文艺复兴时期 |
| 2.2 《原本》文化定位的回归:赞伯蒂、康曼迪诺与克拉维乌斯三本序言之对照研究 |
| 2.2.1 三篇序言的内容分析 |
| 2.2.2 三篇序言的文化意义 |
| 2.3 《原本》文本形态的深刻变化 |
| 2.3.1 体例结构与证明程式的变化 |
| 2.3.2 命题与专论的内容拓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克拉维乌斯《原本》介绍 |
| 3.1 克拉维乌斯及其六版《原本》概述 |
| 3.1.1 克拉维乌斯的生平及其学术 |
| 3.1.2 克版《原本》的沿革 |
| 3.2 克版《原本》正文之增补 |
| 3.2.1 增补,而非更换——以首卷公理11 的处理为例 |
| 3.2.2 克本公理、公设之增补 |
| 3.2.3 克本界说、命题之增补 |
| 3.3 克本注释内容分析:以第一卷为例 |
| 3.3.1 克本注释的分类及其特点 |
| 3.3.2 克氏注释对利、徐译本正文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几何原本》翻译研究 |
| 4.1 “几何”译名的历史探源与意义分析 |
| 4.1.1 “几何”译名的历史探源 |
| 4.1.2 “几何”译名含义续考 |
| 4.1.3 “几何家”“几何之学”与“几何原本” |
| 4.1.4 沟通数、形、量:“几何”多义性的文艺复兴溯源 |
| 4.2 《几何原本》界说翻译 |
| 4.2.1 定义联项的翻译 |
| 4.2.2 被定义项术语的翻译 |
| 4.2.3 释义部分的翻译 |
| 4.3 《几何原本》命题翻译 |
| 4.3.1 求作命题的翻译方法 |
| 4.3.2 求证命题的翻译模式 |
| 4.4 《几何原本》证明结构的改造 |
| 4.4.1 证明提示词的创造性使用 |
| 4.4.2 命题正论的翻译 |
| 4.4.3 命题驳论的翻译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几何原本》专论研究 |
| 5.1 利玛窦数学观探源 |
| 5.1.1 克拉维乌斯《导言》中的希腊印记与近代特质 |
| 5.1.3 “几何之理”的演变与“易佛补儒”西学观 |
| 5.1.4 “几何之用”的东方色彩 |
| 5.2 佩尔捷与克拉维乌斯切边角之争的重构 |
| 5.2.1 底本中的切边角之争 |
| 5.2.2 译本切边角之争侧重的偏移 |
| 5.2.3 利徐重构的中国色彩 |
| 5.2.4 利徐对平面角概念的简化处理 |
| 5.3 两篇比例专论的比较研究 |
| 5.3.1 译本因循底本“De proportionibus”之处 |
| 5.3.2 简明致用:译本删减原则探究 |
| 5.3.3 译本改易段落分析 |
| 5.4 《几何原本》第六卷第五界笺注来源探讨 |
| 5.4.1 韩应陛跋文提出的问题 |
| 5.4.2 韩跋本笺注来源考 |
| 5.4.3 初函本笺注增补内容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阿本-克本-《几何原本》:《原本》的时代与文明历程 |
| 6.2 《几何原本》专论研究的成果与意义 |
| 6.3 克本汉译与徐光启的会通思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之学术成果 |
（6）出土文献《诗经》材料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综论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诗经》材料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诗经》文字的歧异 |
| 第三节 研究出土文献《诗经》材料的意义 |
| 第二章 国风集释 |
| 第一节 周南 |
| 关雎 |
| 葛覃 |
| 卷耳 |
| 樛木 |
| 螽斯 |
| 桃夭 |
| 兔罝 |
| 芣苢 |
| 汉广 |
| 汝坟 |
| 麟之趾 |
| 第二节 召南 |
| 鹊巢 |
| 采蘩 |
| 草虫 |
| 采苹 |
| 甘棠 |
| 行露 |
| 羔羊 |
| 殷其靁 |
| 摽有梅 |
| 小星 |
| 江有汜 |
| 野有死麕 |
| 何彼襛矣 |
| 驺虞 |
| 第三节 邶风 |
| 柏舟 |
| 绿衣 |
| 燕燕 |
| 日月 |
| 终风 |
| 击鼓 |
| 凯风 |
| 雄雉 |
| 匏有苦叶 |
| 谷风 |
| 式微 |
| 旄丘 |
| 简兮 |
| 泉水 |
| 北门 |
| 北风 |
| 静女 |
| 新台 |
| 二子乘舟 |
| 第四节 鄘风 |
| 柏舟 |
| 墙有茨 |
| 君子偕老 |
| 桑中 |
| 鹑之奔奔 |
| 定之方中 |
| 蝃蝀 |
| 相鼠 |
| 干旄 |
| 载驰 |
| 第五节 卫风 |
| 淇奥 |
| 考盘 |
| 硕人 |
| 氓 |
| 竹竿 |
| 芄兰 |
| 河广 |
| 伯兮 |
| 有狐 |
| 木瓜 |
| 第六节 王风 |
| 黍离 |
| 君子于役 |
| 君子阳阳 |
| 中谷有蓷 |
| 兔爰 |
| 葛藟 |
| 采葛 |
| 大车 |
| 丘中有麻 |
| 第七节 郑风 |
| 缁衣 |
| 叔于田 |
| 大叔于田 |
| 清人 |
| 羔裘 |
| 遵大路 |
| 女曰鸡鸣 |
| 有女同车 |
| 山有扶苏 |
| 蘀兮 |
| 狡童 |
| 褰裳 |
| 丰 |
| 东门之坛 |
| 风雨 |
| 子衿 |
| 扬之水 |
| 出其东门 |
| 野有蔓草 |
| 溱洧 |
| 第八节 齐风 |
| 鸡鸣 |
| 还 |
| 着 |
| 东方之日 |
| 东方未明 |
| 南山 |
| 甫田 |
| 卢令 |
| 敝笱 |
| 载驱 |
| 猗嗟 |
| 第九节 魏风 |
| 葛屦 |
| 汾沮洳 |
| 园有桃 |
| 陟岵 |
| 十亩之间 |
| 伐檀 |
| 硕鼠 |
| 第十节 唐风 |
| 蟋蟀 |
| 山有枢 |
| 扬之水 |
| 椒聊 |
| 绸缪 |
| 杕杜 |
| 羔裘 |
| 鸨羽 |
| 无衣 |
| 有杕之杜 |
| 葛生 |
| 采苓 |
| 第十一节 秦风 |
| 车邻 |
| 驷驖 |
| 小戎 |
| 蒹葭 |
| 终南 |
| 黄鸟 |
| 无衣 |
| 渭阳 |
| 权舆 |
| 第十二节 陈风 |
| 宛丘 |
| 东门之杨 |
| 墓门 |
| 第十三节 桧风 |
| 隰有苌楚 |
| 第十四节 曹风 |
| 侯人 |
| 鳲鸠 |
| 下泉 |
| 第十五节 豳风 |
| 七月 |
| 鸱鴞 |
| 东山 |
| 破斧 |
| 伐柯 |
| 九罭 |
| 狼跋 |
| 第三章 小雅集释 |
| 第一节 鹿鸣之什 |
| 鹿鸣 |
| 四牡 |
| 皇皇者华 |
| 常棣 |
| 伐木 |
| 天保 |
| 采薇 |
| 出车 |
| 杕杜 |
| 鱼丽 |
| 第二节 南有嘉鱼之什 |
| 南山有台 |
| 湛露 |
| 彤弓 |
| 菁菁者莪 |
| 六月 |
| 采芑 |
| 车攻 |
| 吉日 |
| 第三节 鸿雁之什 |
| 祈父 |
| 黄鸟 |
| 斯干 |
| 第四节 节 南山之什 |
| 节南山 |
| 正月 |
| 十月之交 |
| 雨无正 |
| 小旻 |
| 小宛 |
| 小弁 |
| 巧言 |
| 何人斯 |
| 巷伯 |
| 第五节 谷风之什 |
| 谷风 |
| 蓼莪 |
| 大东 |
| 北山 |
| 无将大车 |
| 小明 |
| 鼓钟 |
| 楚茨 |
| 信南山 |
| 第六节 甫田之什 |
| 甫田 |
| 大田 |
| 裳裳者华 |
| 青蝇 |
| 宾之初筵 |
| 第七节 鱼藻之什 |
| 鱼藻 |
| 采菽 |
| 角弓 |
| 菀柳 |
| 都人士 |
| 采绿 |
| 白华 |
| 渐渐之石 |
| 第四章 大雅集释 |
| 第一节 文王之什 |
| 文王 |
| 大明 |
| 绵 |
| 棫朴 |
| 旱麓 |
| 思齐 |
| 皇矣 |
| 灵台 |
| 下武 |
| 文王有声 |
| 第二节 生民之什 |
| 生民 |
| 既醉 |
| 凫鷖 |
| 假乐 |
| 公刘 |
| 泂酌 |
| 民劳 |
| 板 |
| 第三节 荡之什 |
| 荡 |
| 抑 |
| 桑柔 |
| 云汉 |
| 崧高 |
| 烝民 |
| 韩奕 |
| 江汉 |
| 瞻卬 |
| 召旻 |
| 第五章 颂集释 |
| 第一节 周颂 |
| 清庙 |
| 烈文 |
| 昊天有成命 |
| 潜 |
| 雝 |
| 闵予小子 |
| 访落 |
| 敬之 |
| 良耜 |
| 赉 |
| 般 |
| 第二节 鲁颂 |
| 駉 |
| 有駜 |
| 泮水 |
| 閟宫 |
| 第三节 商颂 |
| 那 |
| 烈祖 |
| 玄鸟 |
| 长发 |
| 殷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贺贻孙《水田居诗文集》校注及其遗民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上篇:《水田居文集》版本考及叙例 |
| 一、《水田居文集》版本考 |
| (一)《水田居文集》之汇编 |
| (二)《水田居文集》的初刻 |
| (三)《水田居文集》的增刻与翻刻 |
| (四)小结 |
| 二、叙例 |
| 中篇:《水田居诗文集》校注 |
| 一、《水田居文集》校注 |
| 文集自序 |
| 《水田居文集》目录【计五卷】 |
| 水田居文集一卷 |
| 水田居文集二卷 |
| 水田居文集三卷 |
| 水田居文集四卷 |
| 水田居文集五卷 |
| 二、《水田居存诗》校注 |
| 序 |
| 永新贺子翼先生诗集序 |
| 水田居存诗目录【文水李谦庵先生选】 |
| 水田居存诗卷一 |
| 水田居存诗卷二 |
| 水田居存诗卷三 |
| 下篇:贺贻孙遗民心态研究 |
| 一、子翼遗民观 |
| 二、从“遗民”到“遗隐” |
| (一)甲申写怨,流寇为忧 |
| (二)心系故国,志存恢复 |
| (三)复明无望,超然远遁 |
| (四)追思明亡,罪究食肉 |
| 三、从“遗隐”到“隐士” |
| (一)“遗隐”之持,因穷而动 |
| (二)遗民意识淡化,基本认同清廷 |
| (三)恢复之心,悸而复息 |
| 四、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8）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取用 |
| 1.4 内容架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 2.1 世风与家学 |
| 2.1.1 清初学风 |
| 2.1.2 扬州学术 |
| 2.1.3 白田家学 |
| 2.2 交游与转益 |
| 2.2.1 学林硕彦 |
| 2.2.2 理学名臣 |
| 2.2.3 乡贤名士 |
| 2.3 着述与流传 |
| 2.3.1 《朱子年谱》 |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 2.3.4 《读书记疑》 |
| 2.3.5 《朱子文集注》 |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 3.1 背景与动因 |
| 3.2 过程与意图 |
| 3.3 取鉴与采择 |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 4.2.1 过程的序列 |
| 4.2.2 史料的辨析 |
| 4.2.3 立场的审视 |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 5.1.4 余论 |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 5.2.1 校雠于版本 |
| 5.2.2 寻绎于师说 |
| 5.2.3 决疑于本事 |
| 5.2.4 小结 |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 6.1.1 治《书》历程 |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 6.2.1 治《诗》历程 |
| 6.2.2 辨毛、郑之异 |
| 6.2.3 订朱熹之注 |
| 6.2.4 创自得之说 |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 6.3.1 治《礼》历程 |
| 6.3.2 纂礼求通 |
| 6.3.3 博古求是 |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 8.1.1 着作的评价 |
| 8.1.2 观点的征引 |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 三、小结 |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板桥体” |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说粤体” |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聊斋体” |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 四、小结 |
| 结语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 一、《玉光剑气集》 |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 三、《楚庭稗珠录》 |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 小结 |
| 总结 |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仿”者如云皆为利来（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D]. 高欣. 山西大学, 2021(12)
- [3]“坐忘”思想史论[D]. 朱韬. 西北大学, 2021(12)
- [4]“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5]克拉维乌斯《原本》及其汉译研究[D]. 王宏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出土文献《诗经》材料集释[D]. 相宇剑. 安徽大学, 2019(02)
- [7]贺贻孙《水田居诗文集》校注及其遗民心态研究[D]. 贺鹏飞.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8]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9]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10]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