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的再思考——与林华国教授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赵明[2]（2019）在《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文中指出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首相,也是迄今为止英国历史上唯一的犹太人首相。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历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财政大臣、国家首相,在英国政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丰富,涵括了银匙小说、教育小说、航海小说、成长小说、历史传奇小说和政治小说等,再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动态,被誉为“时代文献”。而且迪斯雷利辛辣诙谐的语言风格还深刻影响了乔治·萧伯纳、奥斯卡·王尔德、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优秀作家,被赞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正是由于迪斯雷利深广的小说题材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研究涉及迪斯雷利小说的内容题材,小说蕴含的宗教思想、殖民思想、政治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及其小说互文性研究等,其中“政治性”一直是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对他小说中的政治思想、政治身份认同、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学界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纵有关注也基本属于“附带式研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以迪斯雷利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突破以往的研究框架,把情感带入迪斯雷利小说的政治研究中,将政治情感视作促成政治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谓政治情感,即人们对政治系统和政府输出活动所表现的感情,可以表现为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支持或反抗等心态,是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是建立在他对时代政治的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表达,是一种多元的、复合的情感,它不仅具有个人情感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明显的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情感作为政治领导人政治行为取向的驱动力,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见证者。与此同时,由于迪斯雷利所代表的精英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本文试图突破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大众政治文化”研究为主导的范式,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精英政治文化”之间建立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动态,力图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研究提供一种可能性。因此,本论文以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为研究重点,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围绕迪斯雷利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探究其政治情感产生的背景、表达内容,及其价值。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篇章结构由绪论、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首相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价值评价以及结论等六个部分组成。绪论是论文的总起,首先简述了迪斯雷利的政治生涯、政治情感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为本研究的论题确立可能性;然后对国内外迪斯雷利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和梳理,为本研究确立坚实的研究依据;之后对本研究的关键性概念——政治文化及相关学术术语进行概念梳理与阐释,为本研究的展开确立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本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等。第一章通过分析迪斯雷利政治学徒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揭示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由诱发到酝酿再至成熟的动态发展过程。家庭背景下“小我”认同的缺失与国家背景下“大我”认同的缺失触发了迪斯雷利身份的焦虑,并促使迪斯雷利搭建、弥合断裂的身份,重建新的自我。迪斯雷利将自我政治身份的构建作为其重塑自我、寻找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对政治身份的追索与构建,迪斯雷利政治身份的“情感轮廓”——政治情感逐渐酝酿成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表达。虽然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具有浓厚的怀旧情结,但怀旧不是复古,而是迪斯雷利寻求建构英国新价值体系的依据,体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宁静、和谐的农业社会的怀念与向往,对浮躁、嘈杂的工业社会的厌恶与憎恨,其本质是对英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追思,对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摒弃。第二章在前文基础上深入研究迪斯雷利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发现迪斯雷利这一时期小说中弥漫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情怀与帝国情怀。作为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的治国思想中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他期望通过宣扬倾注人文关怀的“善政”、“德政”、“仁政”延续贵族阶级的统治权力。此外,迪斯雷利还通过信守贵族精神和推行审慎改革,实现延续贵族统治的政治目的,即通过推崇英国传统价值观,批判工具理性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实现对英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维护、传承和发展。迪斯雷利通过强调情感、精神、信仰等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元素来抗衡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理性主义,倡导维多利亚式英雄主义,构建以贵族阶级为首的政治共同体,增强了贵族阶级统治下的政治凝聚力。与此同时,受殖民时代语境的影响,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表达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再现了迪斯雷利的帝国情怀。它不仅揭示了英国国家在现代危机背景下所产生的“自我焦虑”,同时也象征了英国通过殖民扩张所进行的“自我救赎”。相较于政治学徒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的迷茫与困惑,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政治情感表达的凝重与强烈,迪斯雷利首相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殷切守望。这一历史的守望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宗教信仰文化的信靠。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对英国传统文化与信仰文化的回归,不仅呈现了迪斯雷利对英国历史与传统的怀念,更强调了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困境的走出与信仰体系的重建,即借助传统重塑未来。但这一“回归”不仅代表了英国贵族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重铸,还表征了迪斯雷利对边缘化民族权利的肯认,倾诉了犹太人对权力的渴望,对家的思念,象征了迪斯雷利的犹太复国思想。同时,“回归”不仅是对英国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的强化,也是对英国国家外部权力的延扩,从而重建英国国家政治权力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回归中凝聚着超越,是对个人身份、民族身份、国家身份认知的超越,是对英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和保守性的追溯。在前三章对迪斯雷利不同时期政治情感进行细致阐述基础上,第四章对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价值进行评估,认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具有双重性、建构性、功用性及社会影射性等特征。从身份的构成来看,作为犹太裔英国人,迪斯雷利的政治情感既有对犹太性的认同与恪守,也有对英国性的维护与发展,体现了犹太性与英国性的共存与共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情感作为一种“主观社会现实”,是对社会原有认知、社会情感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的建构。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体现了对英国国家身份的维护与革新,对公共社会情感空间的瓦解与重建,对传统与现代互动模式的建构。从情感的功能来看,情感可以被唤醒、被培养。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是以情唤情、以情育情的典范,它唤醒和激发了人们的正性情感,消除或减少了负性情感,增强了行为主体对政治机构和领导阶级的情感承诺,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政治文化的构成来看,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从精英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驯顺型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即精英政治文化的“驯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恭顺”,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与“同质性”,并指出它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因素。总言之,本研究以精英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视角,对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表达进行历时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共时角度评估这些政治情感的特征,不仅丰富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视角,也深化了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的内容,同时还丰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途径,也为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和谐、稳定、发展”三者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朱彤[3]（2019）在《利权冲突视野下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借贷研究》文中指出1865年,汇丰银行在中国成立。从它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之前,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行业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它是中国近代银行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外资银行。它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历史中产生,随着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发展战略,汇丰银行在中国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作为一个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它的主要营业目的是获得金融盈利,但它在近代中国的实际经营范围远远超出一般的外资银行,它往往代理行使了中国中央银行的职能。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设立之初它曾经为鸦片贸易提供过融资服务,洋务运动时期为一些企业提供金融贷款;它既通过经办中国的赔款贷款业务帮助英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但同时也为中国的铁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它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汇丰银行大多数时候代表英国国家的利益,不论是从本意还是结果来看,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获得的益处远大于其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正面效益。在不同的时期,汇丰银行的经营目的和策略有所不同。甲午战争之前,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出借贷款的主要是为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甲午战争之后,汇丰银行作为英国实施对华政治经济政策的代理银行,它在英国特权制度的庇护下运行,享有英国殖民政策为它带来的优惠条件,这一时期汇丰银行与英国的利益在根本上保持一致。因而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借贷的目的和产生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多面性。本文截取汇丰银行从创立初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营业过程,立足史料,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将史料事实和历史数据相结合,分析和还原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借款的背景及借款对中国、汇丰银行、英国多方的影响。本文首先说明了选题的背景、思路、所用的方法和研究意义,其次交代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创立发展时的背景。本文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三方利权冲突的视角,从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借款、汇丰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和战争赔款借款、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企业和行政借款几个方面详述汇丰和近代中国之间的借贷活动并且分析该贷款发生时的情况。最后,文章分析了汇丰银行借贷活动在近代中国的两面性以及以汇丰银行为例的在华外资银行通过提供外债这一金融活动对近代中国的多方影响。
余柏青[4]（2019）在《《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教学》创办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历史学刊物。至2010年12月,该杂志已出版613期。它以基础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办刊风格。自创刊以来,它为繁荣国家历史教学及史学研究,建立史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等,均作出突出贡献。此前,学界只是零星地、局部地研究《历史教学》,还没有系统地、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为丰富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拓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领域,强化历史教学、历史教科书与历史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学历史教学与相关学术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对《历史教学》60年的发展进行了整体研究。《历史教学》是在以下四个背景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京津地区的几位历史学者敏锐地感觉到历史教师对唯物史观的迫切需求,因此创办一种专供历史教师阅读的刊物,《历史教学》应运而生。第二,知识分子心态使然。新中国成立使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期望,他们经历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紧跟政治,渴望跟上时代的变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三,《历史教学》创刊申请得到了天津军政委员会批准,在办刊过程中又得到天津市军管会文教部部长黄松龄的大力支持;第四,李光璧、傅尚文、杨生茂等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份同人刊物《历史教学》就此诞生,并且很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成为中学历史教学杂志领域的一面旗帜。《历史教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专业师生、历史教学研究工作者、教研员等。据不完全统计,5901位署名作者在《历史教学》共发表了10546篇作品。《历史教学》的作者群体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而稿源又集中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教学》编辑部等三个单位。其组织架构可以从下列四个时期来进行分析:1951年1月创刊到1954年8月属于同人办刊时期。1954年9月到1959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1959至1966年、1979年复刊后至1985年,这两个时期属于天津市教育局管理。1986年开始至2010年这段时期属于天津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1951年1月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的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分同人办刊、政府改造、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同人办刊阶段,知识分子办刊主动紧跟政治形势,在“教”与“学”方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特点。政府改造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立第三编辑室,专门负责编辑《历史教学》。该时期的“大家小文章”“问题解答”等学术性研究文章,“看似写来不难”“结果非高手莫办”,至今都传为美谈。1959年到1966年6月是《历史教学》曲折发展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1979年1月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到1985年是《历史教学》的复刊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教学和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学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逐步得到恢复;1986到1990年3月是《历史教学》特色重建时期。这个阶段重建教学特色后,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对杂志发展而言存在着两难处境。1991年4月到2001年3月是《历史教学》继续偏重教学与学术“滑坡”时期。前期,杂志研究突出以能力为核心的考试测量与评价,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培养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途径。后期,由于杂志管理失控,编辑出现许多乱象,学术论文弱化的趋势明显。在同类刊物崛起及网络迅猛发展的双重冲击下,《历史教学》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2001年3月到2010年12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和“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平稳过渡、“黄金”发展、分刊后继续发展三个阶段。2001年3月到2002年1月是《历史教学》平稳过渡阶段,它呈现“不温不火”状态;2002年2月至2006年12月是《历史教学》发展的“黄金”阶段。杂志编辑部组织对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教材进行讨论,将受众群体聚焦到《历史教学》平台;发表与中学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研究性学习案例和“听课随笔”,以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发表中青年专家访谈录,使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2007年1月以后分中学版和高校版,《历史教学》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历史教学》从创刊以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对出版物的影响。在1957-1978年,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历史教学》紧跟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导致杂志的内容有时出现偏离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轨道。一本杂志能坚持办刊多年,而且现在还在良性健康地发展,这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将同人刊物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之中,由国家提供办刊经费,这是一本杂志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杂志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杂志在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它不完全是市场反映的结果,杂志的发展主要依靠党和国家的支持。研究《历史教学》不但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变化特点,而且要从中透视在中国政治变化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及思想变化动态。《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发展历史,终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教学文章要抓教改典型,抓教学的前沿问题,使杂志发挥引领作用。《历史教学》兼顾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采用高校版与中学版的办法解决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并重的问题。中学版是《历史教学》的根基和发行量的基本保证,保持中学版的内容和质量是这本杂志能够存活的关键所在。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严重制约着杂志的发展。《历史教学》被某所大学收入麾下,或是转移到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无论哪种归宿,对《历史教学》都是福音。
王鑫[5]（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提出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李耀鹏[6]（2018）在《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思想轴心已然成为了我们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许多人的内心中都缔结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同样无可争议地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跃迁产生着深刻的制导作用。伴随着时间的累积,“五四”已经逐渐地被凝固成一个伟大的“时间神话”和“思想图腾”,甚至有的论者指出,“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总是自觉地透过对“五四”的重新阐释来为自身的思想言说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点,因此,“五四”的阐释史也就形成了“五四”不断被历史化和寓言化的过程。本文主要以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以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论述中心,意在通过阐明80年代回归“五四”的历史和思想诱因,以及80年代以何种内在方式回归了“五四”等思想和文化命题,进而相对清晰完整地呈现出80年代对“五四”进行重新阐释的历史状况。本文需要具体阐释的问题是:80年代重回“五四”的历史语境和缘由——80年代征用和重构“五四”的历史方式——80年代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五四”——揭示出其深层的时代及历史意义。之所以择取80年代的“五四话语”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其主要缘由在于80年代这一同时兼具着历史终结和开启意义的时间范畴中,无论是对50—70年代历史的反思亦或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变革,80年代都鲜明地表征出“又一个五四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80年代成功地借助了“五四”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现代性起源”的神话地位为自身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当然,强调和突显80年代历史意识的建构和文化变革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并不意味着将二者之间建立均质和透明的同构关系,及其作出表面化的覆盖式理解而忽略和遮蔽了差异性的存在。因此,本文作者以“征用和重构”作为叙述核心意在表明80年代与“五四”在思想和精神谱系上存在着历史“共振”,但又承认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与原初意义上的“五四”之间存在的历史距离和错位关系。论文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界说以及对80年代以来的“五四”研究现状进行历史性和宏观性的描述,从而阐释和确立了80年代“五四话语”研究的缘由和方法。论文第一章主要立足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谈及80年代回归“五四”的思想动因和历史缘由。应该说,历史“祛魅”的时代契机促使人们产生整合“五四”与80年代之间内在历史联系的冲动和激情。一方面,“五四”的魂兮归来成为80年代反思历史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源,正是“五四”的精神感召使人们暂时淡忘了历史的创伤而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另一方面,80年代又在“五四”的价值参照下有效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意识。论文第二章以80年代的文化论争作为思想聚焦点,通过对“五四”时期就纷争迭起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个历史“元问题”的重新审视来看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五四”持有的思想和文化立场。在80年代“文化热”的激烈论争中,“五四”时期形成的关于“传统”和“西化”的历史意识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解构,而这种新的价值判断无疑包蕴和彰显着新的“五四观”。论文第三章至第六章则主要以启蒙、人道主义、国民性和科学主义四个“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文化命题作为切入点,以此透视出80年代如何借由“五四”的力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建构和思想嬗变过程。其一,80年代在整体意义上是一个“启蒙时代”,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变革的重要精神资源,“新启蒙”知识分子重新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但是却并未在80年代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本文作者以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考证了“新启蒙”在80年代的发展图式,既强调了“潜在写作”中的启蒙思想对“新启蒙”形成的历史铺垫作用,同时又充分地意识到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在90年代的分化和瓦解。其二,对“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了80年代文学最恒定的思想主旨,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情呼唤使80年代自觉地回归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传统。本文从8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两个层面谈及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思想和审美的共融中解析人道主义话语构成的独特景观。在文化方面,通过对“异化”论、“主体性”以及美学中关于“人”的自由想象等问题的剖析读解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于“人”的历史姿态;在文学方面,通过对张贤亮和巴金等创作中“人性”修辞的建构审视80年代文学对“五四精神”的修复和重建。其三,历史的反思和“人”的再发现使80年代的文学叙事再次重提了“五四”时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人”的现代化与国民灵魂的改造成为了80年代文化论者无法规避的现实难题。通过对韩少功、高晓声以及柏杨的文学创作中国民性主题的历史分析,既看到80年代对“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历史继承,又呈现出80年代文学叙事中国民性的独特面相。其四,80年代的历史转型和思想启蒙的现实需求使“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科学不仅为80年代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对80年代的知识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结语指出,“五四”在不断被征用和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其意义也在不断地衍生和增殖,“五四”并未真正地远离我们,当下时代仍旧需要“五四精神”。最后,需要指出和明确的是,面对80年代的“五四话语”这样厚重而极具历史感的研究对象,本文作者虽然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历史,但却无意于对其做出任何主观性的臆断和诗意化的阐述,而是试图打破那种在预设的秩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场域中去解释历史的研究方法。尊重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让历史自己呈现出自身的效果是论文作者渴求达到的目的。
胡盼盼[7]（2018）在《“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当代中国着名的近代史专家,李时岳早年以辛亥革命为基点,深入探寻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厘清许多重要问题,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十分重视被众多研究者忽视的民众运动研究,在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研究领域做出了拓荒性贡献。改革开放启幕之初,李时岳即从为洋务运动翻案入手,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传统的以“两个过程”为依据形成的以“阶级斗争”、“根本矛盾”等作为基本线索的“革命史范式”,着重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线索来探索中国近代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四个阶梯说”,从而构造出与“革命史范式”并驾齐驱的“现代化范式”。李时岳通过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认识和论述,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范式”竖起了标杆。李时岳为史学事业殚精竭虑、耗尽心神,他的史学思想至今依旧光彩夺目。他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主张以宏观的视野,将历史发展作为一个运动的整体来考察,并通过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起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对其进行客观、不苛求的评价;他认为史论的辩证结合才是正确理解、运用二者关系的原则,强调必须站在时代高度推动史学的革新,才能克尽历史学探究历史发展规律、解释社会发展进程、指明历史发展方向的功能。在近代史研究过程中兼具才华与智慧的李时岳,在史学作品中展现了其视角独特、取材丰富,概念先行、文思畅达,善用修辞、文采出众的写作风格。
张德强[8]（2018）在《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济安着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1968年）及本书中文版（2015年）、《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济安选集》（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版）、《文学杂志》（1956-1960）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对三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以及夏氏其他未结集中英文着作的研究,考察了这些文本中作为中心问题的左翼文学观和左翼作家论;同时对夏济安着作中隐含的现代文学史观和独特的文学研究方法加以梳理。本文首先关注的是,在“西潮”冲击与传统余响的历史背景下,夏济安在思想和立场上呈现的西化倾向与保守性;而“疏离的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意义上的“业余性”,又使他在人生选择上“一再流亡”。与五四前辈共同面对着相似的“感时忧国”的文化处境,使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责任感与对现代左翼作家在批判之外的认同感。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与五四先辈关于“世界文学”的认知类似,夏济安的比较文学视野更多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纳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中。他用于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比较文学方法,注重文学原型上的相关性、文学类型上的相似性与文学风格上的同源性。其次,对夏济安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本文尝试从他的写作和编辑活动中梳理出几个比较明确的线索。通过将夏济安置于与五四先辈和大陆同行的文学史写作活动的对比中,展示其现代文学史观中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忽略的边缘性作品艺术价值的发现,以及其文学史叙述中鲜明的个人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夏济安现代文学史建构模式的心理学色彩与开放性特征。这种心理学色彩体现为他以“卑劣错综”为比喻性的架构,来解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西潮”产生的心理纠葛;夏济安将之应用于左翼作家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因之成为《黑暗的闸门》一书的论述重心。而夏济安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他的文学史研究与五四和大陆主流文学史叙述场域间的对话性,对后者既有认同也有辩驳;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文学观的开放性也体现在对50年代《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同时期文学批评活动中,夏济安不是把现代文学视为一个已经历史化、知识化的封闭传统,而是将五四以来开创的现代白话文学看成一个有待完善的开放性传统,他通过一系列带有探索性的编辑和批评实践,推动现代文学传统的写实主义一脉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和发展。最后,本文集中分析了夏济安二度赴美后完成的以《黑暗的闸门》为代表的英文论述,关注重点在于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中着力最深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力图摆脱对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政治立场探讨,将研究重心放在夏济安的左翼文学运动叙述模式及其对左翼作家精神史的关注上,这可说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较为鲜明的两个特征。本文也会论及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框架在课题选择和立场表达上对夏济安构成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他论证过程的“客观”与结论的不免“武断”间的矛盾性症候。作家精神史研究,是夏济安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以夏济安的瞿秋白研究和鲁迅研究为例,具体分析了夏济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模式。夏济安对瞿秋白“软心肠”（tenderhearted）文人气质的认识,是借鉴自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个体性格气质的划分法。夏济安将之借用为建构自己瞿秋白叙述的结构性支撑,将瞿秋白置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心理学场域中,通过对其传记材料和早期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对《最后的话》等材料的解读,来凸显其“文人化”、“软心肠”的一面,从而描述出一个内心始终处在激烈的矛盾与焦虑中的左翼作家形象。夏济安的发现既有其创见也不免对瞿秋白的革命家一面有所忽略。本文对夏济安的鲁迅研究,着眼点在于对身处特殊历史时期,其相对中西同行表现出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与对艺术家鲁迅形象的“发现”与描述的分析。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夏济安认为“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鲁迅的确不能作为真正的代表人物”,而将其文学上的创作倾向归于20世纪的世界文学视野下的现代主义。在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上,值得关注的是,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中对于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重视程度,其实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提高的。他早期论述中对鲁迅文学生命结束于1926年的说法,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等文章中其实有所修正。与一般对于鲁迅作品的思想性阐释不同,夏济安对鲁迅杂文的探讨更多是从艺术家个人趣味这一角度出发,同时也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时代性症候。
胡倩[9]（2017）在《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平心是近现代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从事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领域辛勤耕耘,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的代表性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李平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其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学、中国近代史、生产力理论等众多学科、众多领域,并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李平心于1930年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着作《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在这部专着中,李平心不仅强调唯物史观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又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其中,同时,还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把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科学地引入社会学的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李平心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专着,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着作,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专着中,李平心一改传统的精英式的着史模式,不仅站在民众立场上着史,在价值立场上同情下层百姓,颂扬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且从宏观上把握了历史的演变进程,初步构建了以“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路数和话语体系,这是专注于史料考证与注释的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企及的,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起了开辟新路的作用。在生产力理论研究方面,李平心于1959至1961年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十余篇论述生产力的文章,诸如《论生产力性质》、《论生产力运动和生产关系性质》、《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运动的初步分析》等,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结合中,科学地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首次提出“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值自己更新的趋势”,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等观点,这对深入研究生产力内部运动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他还首次提出并使用“生产力系统”的术语,拓宽了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考和运用,也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因而是一项在理论指导与现实需要结合视域中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结合中的努力,其目的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地位,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从而加快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李平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突出的地方:一是突出的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李平心并非“书斋式”学者,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但也具有强烈的“中国中心”的研究意识,善于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如此,李平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建立学术研究的“中国范式”为使命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推向了新的理论高度,不仅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进程,而且也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李平心坚持中国本位的研究取向,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使学术研究赋予了民族的生命力并直接有助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出了积极而又宝贵的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李平心的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他整个学术体系的显着特色。李平心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突出地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李平心不仅使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得到有力贯彻,而且还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支撑,故而其学术研究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开阔的思维空间,其学术着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蕴,有力地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象的诠释力,这是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三是彰显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李平心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钻研,继而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结合,进而又将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的指导推进到中国近代史、经济学等学科,故而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开展学术研究,善于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并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实践,因而所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历史的文化的底蕴,这使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理上的深度,其学术见地与研究成果也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其构建的以“革命史观”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体系也具有典范性,为后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示范与借鉴。即使是在社会学理论、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中,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也是十分鲜明的特色。四是体现学术批判与学术体系构建的有机统一。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程中注重学术批判,但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社会、既有学术见解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将学术的批判、学术的反思和学术体系的构建统合起来,并在学术批判中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独到的学术观点,从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体系。李平心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批判与学术构建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五是遵循学术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李平心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并传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社会演进的需要而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有着继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的研究路线,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李平心秉承了在学术研究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的研究路线,将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统一到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实践中,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生命力,彰显了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完善体系的特征,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中的发展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李平心学术研究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李平心是现代中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学术大家,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其学术经历与人生历程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亦颇具代表性。故而,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层面来研究李平心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不仅能够恢复和再现李平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形象,凸显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贡献,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化,促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研究现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态及其前进的态势,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历史的和学术的论证,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提供本土化资源。
丁林兴[10]（2017）在《做一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文中认为当下,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教育界探讨的热点。无论是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抑或精彩课堂的呈现,都离不开历史教师,尤其是有思想的历史教师。李惠军老师说:"教师要有思想!当思想敏锐地走动时,就会产生碰撞。教师要善于从貌似常规的现象中,以其独具的慧眼,去发掘那些蕴含着哲思的教育资源,在灵魂统摄下弹奏动人心魂的旋律。"[1]教师有思想,这是一种风骨、一种品性、一种
二、关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的再思考——与林华国教授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的再思考——与林华国教授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迪斯雷利:政治家与政治小说家 |
| 一、政治学徒期的迪斯雷利 |
| 二、政党领袖时期的迪斯雷利 |
| 三、英国首相时期的迪斯雷利 |
| 第二节 迪斯雷利小说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情感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与价值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政治学徒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 |
| 第一节 政治情感的诱发 |
| 一、身份认同的焦虑 |
| 二、社会身份的追索 |
| 三、政治身份的构建 |
| 第二节 政治情感的酝酿 |
| 一、诗性之我与理性之我的挣扎 |
| 二、信仰之我与俗世之我的挣扎 |
| 三、本真之我与社会之我的挣扎 |
| 第三节 政治情感的初声 |
| 一、传统的记忆书写:田园牧歌 |
| 二、当下的辛嘲直书:功利主义 |
| 三、作家的时代使命:政治檄文 |
| 第二章 政党领袖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 |
| 第一节 迪斯雷利政治情感中的保守主义情怀 |
| 一、保守主义的渊源 |
| 二、人文关怀的保守主义 |
| 三、信守贵族精神的保守主义 |
| 四、审慎改革的保守主义 |
| 第二节 迪斯雷利政治情感表达中的浪漫主义情怀 |
| 一、拜伦精神的影子:迪斯雷利式英雄 |
| 二、贵族精神的力量:“爱”的政治共同体 |
| 三、骑士精神的延伸:维多利亚式英雄主义 |
| 第三节 迪斯雷利政治情感表达中的帝国情怀 |
| 一、“十字军”隐喻下的殖民东征 |
| 二、文化霸权下的被殖民认同 |
| 三、文化霸权下的种族他者 |
| 第三章 英国首相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 |
| 第一节 传统信仰文化的信靠 |
| 一、传统文化的出走与回归 |
| 二、传统宗教信仰的出走与回归 |
| 三、信仰困境的走出 |
| 第二节 新权力模式构建的想象 |
| 一、贵族政治权力的重铸 |
| 二、边缘化民族权力的肯认 |
| 三、国家权力辖域的延扩 |
| 第三节 回归中的超越 |
| 一、个体身份认知的超越 |
| 二、民族身份认知的超越 |
| 三、国家身份认知的超越 |
| 第四章 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价值评析 |
| 第一节 迪斯雷利政治情感表达中的双重性 |
| 一、犹太性的认同与恪守 |
| 二、新英国性的构建及其本质 |
| 三、犹太性与英国性的共存与共荣 |
| 第二节 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建构性 |
| 一、国家政治身份的政治文化构建 |
| 二、公共社会空间的情感建构 |
| 三、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模式建构 |
| 第三节 迪斯雷利小说中政治情感的功用性 |
| 一、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唤醒”功能 |
| 二、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育情”功能 |
| 三、“唤醒”与“育情”的目的 |
| 第四节 迪斯雷利政治情感的社会影射性 |
| 一、大众政治文化的影射:恭顺 |
| 二、精英政治文化的影射:驯化 |
| 三、驯顺型政治文化下的呈现:“和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利权冲突视野下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借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利权 |
| 1.4.2 利权冲突 |
| 第2章 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
| 2.1 汇丰银行在中国成立的背景条件 |
| 2.1.1 晚清政府政治腐败 |
| 2.1.2 晚清政府军事力量的虚弱 |
| 2.1.3 晚清政府社会经济的落后 |
| 2.2 利权冲突视野下新式银行的兴办 |
| 2.2.1 清政府传统金融机构的没落 |
| 2.2.2 中国近现代殖民地银行的兴办 |
| 2.2.3 外国强权为外商银行提供庇护 |
| 2.3 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的成立及其经营管理特点 |
| 2.3.1 汇丰银行的成立和发展 |
| 2.3.2 汇丰银行的管理特点 |
| 2.3.3 汇丰银行的借贷特点 |
| 第3章 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借贷 |
| 3.1 汇丰银行参与的铁路借贷 |
| 3.1.1 汇丰银行直接参与的铁路贷款 |
| 3.1.2 中英公司参与的铁路贷款 |
| 3.1.3 华中铁路公司参与的铁路贷款 |
| 3.2 清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确立过程及意义 |
| 3.2.1 清政府对借外债修筑铁路的争议 |
| 3.2.2 清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深入演变 |
| 3.2.3 地方商民对于借用外债筑路的态度 |
| 3.2.4 近代中国借债建设铁路的意义 |
| 3.3 汇丰银行铁路借贷产生的利权冲突 |
| 第4章 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和战争赔款借贷 |
| 4.1 对近代中国的军事借贷 |
| 4.1.1 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 |
| 4.1.2 左宗棠筹借的西征借款 |
| 4.1.3 中法战争期间的军需借款 |
| 4.1.4 甲午战争期间战费借款 |
| 4.2 对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借贷 |
| 4.2.1 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 |
| 4.2.2 1901年庚子赔款借款 |
| 4.2.3 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 |
| 4.3 小结 |
| 第5章 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企业借贷和行政借贷 |
| 5.1 对近代中国的企业借贷 |
| 5.1.1 对近代中国的华资企业贷款 |
| 5.1.2 对近代中国的外资企业贷款 |
| 5.2 对中国政府的行政借贷 |
| 5.2.1 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借款 |
| 5.2.2 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 |
| 5.2.3 对近代中国的其余行政贷款 |
| 5.3 小结 |
| 总结:利权冲突中的两面性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 |
（4）《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创办背景和组织架构及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历史教学》的创办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
|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需要 |
| 三、天津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支持 |
| 四、七位同人的共同努力 |
| 第二节 《历史教学》的组织架构 |
| 一、同人办刊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二、天津市人民出版社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三、天津市教育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四、天津市新闻出版局管理时期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历史教学》的运行机制 |
| 一、编辑出版责任机制 |
| 二、稿源与作者群体 |
| 三、印刷、发行及价格 |
| 第二章 特色形成和曲折发展(1951.1-1966.6) |
| 第一节 同人办刊时期的“教”与“学” |
| 一、主动紧跟政治形势 |
| 二、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教” |
| 三、建国之初《历史教学》中的“学” |
| 第二节 学习苏联与坚持特色 |
| 一、政府接管后的办刊方针 |
| 二、1956 年版教材的特点及讨论 |
| 三、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法 |
| 四、“大家小文章”与问题解答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曲折发展 |
| 一、曲折发展时期的中学历史教学 |
|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学术研究 |
| 第三章 缓慢恢复和特色重建时期(1979.1-1991.3) |
| 第一节 复刊时期的拨乱反正 |
| 一、历史教学逐渐恢复到正常轨道 |
| 二、及时反映史学界的研究动态 |
| 第二节 教学特色的重建与学术文章水准 |
| 一、教学特色的重建 |
| 二、重建特色的两难处境 |
| 第四章 偏重教学和学术“滑坡”(1991.4-2001.5) |
| 第一节 高考的能力立意与能力培养的教学 |
| 一、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的渐趋稳定 |
| 二、以能力立意的考试测量与评价体系形成 |
| 三、中学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学术论文弱化与编辑乱象 |
| 一、论文质量下降的表现及原因 |
| 二、编辑出现乱象的表现及原因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和“黄金”时代(2001.6-2010.12) |
| 第一节 平稳过渡时的“不温不火” |
| 一、初步探讨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 |
| 二、继续配合人教社的教材修订 |
| 三、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独立办刊形成特色 |
| 一、2003 年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一标多本” |
| 二、21世纪初历史课程设置与编写教材专题讨论 |
| 三、研究性学习与“聂马之争” |
| 四、有重大影响的中青年着名学者访谈录 |
| 第三节 分版后的发展趋势 |
| 一、中学版和高校版的特点 |
| 二、专家引领中学教学研究 |
| 三、提倡以“教学设计”取代教案 |
| 四、研究高考试题引领高中教学 |
| 第六章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及发展策略 |
| 第一节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
| 二、《历史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发展策略 |
| 一、杂志的变化趋势及原因 |
| 二、发展的现实隐忧及策略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想象“五四”的方法 |
| 一、研究对象的界说 |
| 二、选题的确立与研究方法的阐释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浮出历史地表的“五四话语” |
| 第一节 历史“祛魅”与“五四”的魂兮归来 |
| 第二节 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与“五四传统” |
| 第二章 80年代文化论争视域中的“五四” |
| 第一节 “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论辩 |
| 一、“五四”反传统思想的历史探源 |
| 二、“文化寻根”与《河殇》：“回归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姿态.. |
| 三、80年代对“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质疑和解构 |
| 第二节 别求新声：重构“西方”及其“西化”意识的重审 |
| 第三章 “启蒙”到“新启蒙”的历史变革 |
| 第一节 80年代思想启蒙的先声：“潜在写作”中的启蒙之光 |
| 一、鲁迅精神风骨与“七月诗派”的启蒙立场 |
| 二、用生命献祭“五四”：黄翔的“野兽”诗学 |
| 第二节 “新启蒙”话语的知识考古 |
| 第三节 王元化与《新启蒙》 |
| 第四节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五四”的历史重释 |
| 第四章 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实践 |
| 第一节 人道主义复归的历史诱因 |
| 第二节 人归何处：“想象人的苍凉之美” |
| 一、两种“异化”观的争论 |
| 二、“主体性”与“人”的再发现 |
| 三、在“美的自由王国”中想象“人” |
| 第三节 “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的复活与生长 |
| 一、历史反思中的“人性”修辞 |
| 二、“反抗的诗魂”：“朦胧诗”与“一代人”的精神觉醒 |
| 三、“越轨的笔致”：身体介入历史的叙事 |
| 四、《随想录》：忏悔者的心灵独语与“五四精神”的修复 |
| 第五章 “人”的现代化与国民灵魂的改造 |
| 第一节 80年代的国民性话语焦虑 |
| 第二节 “阿Q主义”的幽灵：80年代文学的国民性话语面相 |
| 一、《爸爸爸》：文化劣根与国民性隐喻 |
| 二、“陈奂生系列”：高晓声的国民性想象 |
| 三、如何“现代”,怎样“丑陋”：柏杨的文化省思与国民性批判 |
| 第六章 “五四”科学精神的历史铸塑 |
|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科学信仰的建构 |
| 第二节 科学精神的失落：80年代的唯科学主义倾向 |
| 第三节 金观涛与《走向未来》丛书的科学立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80年代以来“五四”研究书目辑要 |
| 二、《新启蒙》杂志文章列表(第1—6期) |
| 三、《走向未来》丛书书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李时岳近代史专题领域研究简论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史研究 |
| 第二节 近代反洋教运动史研究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史研究 |
| 第二章 质疑“革命史范式”,扛起“现代化范式”的大旗 |
| 第一节 对“革命史范式”的质疑 |
| 第二节 扛起“现代化范式”的大旗 |
| 第三节 李时岳构建的新体系产生的影响 |
| 第三章 李时岳的史学思想与史学风格 |
| 第一节 史学思想 |
| 第二节 史学风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李时岳的生平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潮”影响下的人生与世界文学眼光 |
| 第一节 “西潮”背景与传统影响 |
| 第二节 动荡的学术生涯与独特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独辟蹊径的现代文学史观与编辑实践 |
| 第一节 身处边缘的“业余”文学史书写 |
| 第二节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关怀重点 |
| 第三节 《文学杂志》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章 精神史角度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叙述模式 |
| 第二节 “软心肠”与“二元性”：瞿秋白研究 |
| 第三节 时代性焦虑下的“黑暗面”：鲁迅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国小说中的梦境解析——《西游补》 |
| 后记 |
（9）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条件 |
| 第一节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社会条件 |
| 一、思想解放潮流的激荡 |
| 二、上海大学的学术熏陶 |
| 三、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
| 第二节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条件 |
| 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立 |
|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开展 |
| 第三节 李平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观条件 |
| 一、良好的自身素质 |
| 二、革命的实践活动 |
| 第二章 李平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李平心社会学研究中的概念及方法论 |
| 一、李平心对社会的定义 |
| 二、李平心对社会学的定义 |
| 三、李平心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
| 第二节 李平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
| 一、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 |
| 二、初步探索了社会运行的规律 |
| 三、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李平心社会学研究的显着特征 |
| 一、鲜明的批判性色彩 |
| 二、强烈的现实感 |
| 三、研究的系统性 |
| 第三章 李平心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
| 第一节 李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建树 |
| 一、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的探讨 |
| 二、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 |
| 三、颂扬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
| 四、注重对近代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 第二节 李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点 |
|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
| 二、以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三、强调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 |
| 四、将近代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之中 |
| 第三节 李平心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 |
| 一、“革命史范式”的酝酿与初创 |
| 二、李平心构建“革命史范式”的努力 |
| 第四章 李平心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李平心探索生产力理论的依据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国情依据 |
| 第二节 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对生产力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
| 二、首次提出和使用了“生产力系统”的观点 |
| 三、将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 四、对生产力的运动形式和规律作了创造性诠释 |
| 第三节 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局限 |
| 一、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李平心生产力思想的历史局限 |
| 第五章 李平心学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贡献与启示 |
| 第一节 李平心学术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贡献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
| 二、彰显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文化性内涵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本土化资源的建设 |
| 四、为革命和建设提供有力的学术论证 |
| 第二节 李平心学术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特质 |
|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核心话语 |
| 二、以关注社会现实为目标的时代话语 |
| 三、以与时偕行为导向的动态话语 |
| 四、以学科融合为特点的结合话语 |
| 第三节 李平心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
| 一、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二、学术研究必须同错误思潮作斗争 |
| 三、学术研究必须坚持人民本位的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着作图书类 |
| 学术期刊类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关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的再思考——与林华国教授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迪斯雷利小说中的政治情感研究 ——基于精英政治文化视角[D]. 赵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利权冲突视野下汇丰银行对近代中国的借贷研究[D]. 朱彤.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4]《历史教学》（1951-2010年）研究 ——以中学历史教学的考察为重点[D]. 余柏青.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D]. 李耀鹏. 吉林大学, 2018(01)
- [7]“现代化范式”的主将 ——李时岳的近代史研究述论[D]. 胡盼盼. 山东大学, 2018(12)
- [8]夏济安现代文学研究初探[D]. 张德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李平心学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D]. 胡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10]做一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J]. 丁林兴.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