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我国自创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杜怡乐[1](2021)在《上市公司商誉会计核算问题研究 ——以开元股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市场竞争以及政策鼓励促使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增长迅速,随着并购活动的增多,大量商誉不断涌现,商誉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不断增高。资本市场频发的商誉“爆雷”事件引发了对商誉会计处理合理性的讨论,如何更准确的反映商誉的本质以及商誉的价值波动成了企业会计核算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商誉理论的梳理和对商誉计量案例的研究,探讨目前商誉会计处理的合理性,探究更合理的商誉会计处理方式,为完善我国商誉会计研究提供参考。本文首先梳理了商誉相关理论以及关于商誉确认、商誉计量、商誉列报与披露的研究文献;之后阐述了商誉会计准则的演变,对比分析国内外会计准则异同;而后引入案例,介绍案例基本情况,探究巨额商誉的成因,对后续减值测试的合理性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开元股份的财务数据,对开元股份业绩承诺期的利润质量进行分析,同时进一步探索可能的商誉后续处理方式,进行数据对比,指出使用摊销与减值测试结合法更符合现实要求。最后从商誉会计处理、企业、监管三个层面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在商誉减值测试中不应只看利润的“量”,还应测试利润的“质”,以便更加准确、合理地计量商誉及其减值,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李明,彭川[2](2021)在《商誉理应减值还是摊销?——兼评IASB《讨论稿》》文中认为商誉资产在企业合并报表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但会计界对商誉的后续会计处理问题一直颇存争议。本文通过对"持续经营假设"内涵的深入分析,论证了商誉资产是消耗性资产这一命题,并从理论合理性、实务可操作性及会计方法导致的经济后果等多个方面,分析比较了减值测试及摊销处理两种方法的优劣。鉴于目前准则体系中缺乏有效计量无形资产的方法,减值与摊销在度量商誉真实价值及其变动方面的有效性都有不足。但摊销不仅能够消除仅减值模式下的不良经济后果,还可以在合理成本下实现理论上及实务上的增量效益。因此,有必要重新引入商誉摊销处理。
罗婷婷[3](2020)在《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壳资源的会计处理研究 ——以法因数控公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加速发展,上市公司以增发股份作为并购支付对价的并购活动日渐增多。相较于以现金支付的并购,定增并购中确认的商誉数额更高,其主要原因是作为对价的定增股份中含有股权溢价(即壳资源价值),这种股权溢价会导致并购标的作价虚高,进而导致商誉虚高,即定增股份的壳资源价值计入了商誉中。在我国企业上市审核严格且上市资格数量限制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壳”就具有稀缺性和高价值性,当较高价值的壳资源计入商誉,将会形成虚高的大额商誉,使得商誉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出商誉本质和经济实质,有悖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质量要求,并且大额的商誉在后期还存在较大的减值风险和盈余管理空间,将会影响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和受托责任评价。研究问题:本文研究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壳资源的会计处理问题,具体探讨在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能否将壳资源从商誉中剥离出来单独确认、能否将壳资源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及其后续计量方式,以期得到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壳资源更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研究思路:首先分析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正向并购和反向并购两种情况下壳资源计入商誉的情况,指出反向并购中矛盾和问题更为突出,并选择上海华明反向并购法因数控的案例进行研究;其次,演示计算案例中大额商誉初始确认的过程和结果,分析其大额商誉的来源,并进一步探究其壳资源是否应该计入商誉以及壳资源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问题;最后通过对案例会计处理的分析与评价,指出其矛盾与问题,结合之前的分析,提出针对案例会计处理的建议,得到上市公司定增并购的反向并购中壳资源会计处理方法结论,并将此结论拓展至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研究结论: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应该通过壳资源的价值计量将并购交易中的壳资源价值从商誉中分离出来单独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壳资源后续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试,若发生减值则计提减值准备。研究价值及创新:现有关于壳资源会计处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富有创新性地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壳资源的会计处理问题,探讨是否能将壳资源从商誉中分离出来单独确认为无形资产,不仅能丰富会计理论研究,还能解决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确认含有壳资源价值的巨额商誉实务问题与矛盾,促使会计信息更能真实反映要素本质和经济业务实质,具有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姜彦竹[4](2020)在《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商誉问题研究 ——以露笑科技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会产生商誉。近些年宏观经济形势低迷,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影响下,大批传统企业开始踏上并购转型之路。2018年我国A股市场商誉集体“爆雷”事件的发生,让商誉问题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引发了业界的关注与讨论。其中,商誉问题集中反映在多起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的事件中,暴露了这一新的并购现象背后隐含的商誉问题和潜在风险,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商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至今都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怎样进行商誉确认和计量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出商誉的经济实质?本文通过对2018年我国A股市场并购商誉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究企业并购的动机、商誉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的现状,进而锁定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这一类并购事件。新能源行业是在政策导向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政策的变化给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传统企业转型新能源并购过程中,标的企业具有鲜明的技术型特征,无形资产占比较重。本文选取露笑科技为案例公司,对它接连并购三家新能源企业的过程和商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厘清新能源转型并购的情况和特点、高溢价并购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在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中商誉会计暴露的问题。研究发现,在露笑科技的新能源转型并购事件中,商誉确认存在表外资产评估不充分、合并对价溢价偏高等问题,后续计量采用减值测试法存在主观性、滞后性等缺陷。鉴于此,本文提出在商誉初始确认时采用实物期权模型优化收益法评估以规避风险,丰富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范畴来充分识别表外资产,根据企业并购获取的资源类型来分类来决定商誉后续计量的方法是选择摊销还是减值,以及将商誉减值进入“其他综合收益”来抑制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动机等建议。新能源产业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并购是行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的必由之路。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企业转型并购的选择提供借鉴和参考,帮助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有助于监管部门提高监管质量,丰富了商誉会计问题的案例研究内容。
张昶敏[5](2020)在《皇氏集团并购御嘉影视商誉减值成因及经济后果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行业竞争,通过并购可以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多元化经营、打进新市场等。因此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购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选择。但企业大量的并购也引发了商誉金额连年快速增长,一旦企业经营形势有变,可能面临巨大减值计提的压力和风险。2019年临近春节,中国A股市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商誉“爆雷”事件。事件的起因在于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动态(2018年第9期)》,其中大部分咨询委员认为对比目前商誉仅计提减值而言,对商誉进行摊销更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将商誉账面价值减计为零。A股上市公司闻风而动,本来业绩预告为盈利的公司,纷纷“业绩变脸”、“扭盈为亏”,接近300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变脸”与商誉有关。针对巨额商誉的形成及减值原因进行研究,并对其减值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了一家在2018年由于计提巨额商誉减值而导致“业绩变脸”的公司——皇氏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第一,对并购商誉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二,对高溢价并购的形成进行了剖析,发现控制权市场的激烈争夺、皇氏集团迫切多元化经营的发展需求、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无形资产价值无法充分体现、以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不够谨慎以及高业绩承诺催生出了商誉泡沫等六方面导致了此次高溢价的并购;第三,对皇氏集团巨额商誉的减值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并购价格过高、对商誉初始确认的方法使用资本化的方式、减值准备的计提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影视行业所特有的行业风险、以及由于管理层的控制导致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等造成了巨额的商誉减值;第四,对商誉计提巨额减值后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发现商誉对于公司的股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商誉减值将损害股东权益、商誉的形成和减值都会对当期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巨大影响以及计提巨额减值将导致企业偿债能力,特别是长期偿债能力的下降。第五,分别从企业内部和监管层角度,提出应对商誉减值的防范措施,以规避减值风险。本文将从多角度对巨额商誉减值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尽可能提出全面、系统的针对防止商誉发生巨额减值的防范措施,为相关企业和监管层提供一些建议。
丁媛[6](2019)在《企业合并商誉会计问题的分析研究 ——以蓝色光标合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来并购重组活动日渐活跃。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巨额商誉应运而生,成为伴随并购活动一系列问题中的重要一项。商誉的确认,其本质是合并方对标的资产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但是不合理的估值导致的高商誉成为悬在企业头上的利剑,商誉金额越高,潜在的减值风险越高。因此,对于并购方来说,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降低并购商誉减值对企业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论文首先概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合并商誉的基础理论进行阐述,然后使用文献分析法了解学术界关于商誉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比研究了国内外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商誉的相关规定,通过借鉴国外准则试图为解决我国商誉问题提供参考。选取蓝色光标并购博杰广告作为案例,对其并购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对并购案例中企业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分析,并用数据说明合并商誉对企业业绩的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法可以发现同类型并购可能存在的问题。使用系统摊销计量方式对商誉进行重新评估,研究该计量模式下商誉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对案例中商誉会计计量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提出操作性建议和政策性建议,有助于给予其他企业启示。通过以上分析内容和方法,发现商誉会计计量存在以下问题:(1)商誉初始确认存在估值方法缺陷和无形资产认识不足的问题;(3)减值测试法不完善;(4)商誉信息披露不充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操作性建议:(1)合理区分商誉和无形资产;(2)提升专业人员职业水平;(3)加强对企业合并的监管,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1)改进估值方法;(2)完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3)加强信息披露,重视非财务信息。
黄蔚[7](2019)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趋同,企业并购中形成的商誉,即合并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按照并购支付对价大于被并购方公允价值的差额单独作为一项资产于资产负债表中列报,且后续计量方法采用减值测试替代了系统摊销,作为合并商誉唯一的后续计量方法。据Wind数据库显示,我国2007年A股上市公司总体商誉余额为386.62亿,总体商誉减值额为4.78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为37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为564家,到2016年总体商誉余额增至10 496.51亿,突破万亿,总体商誉减值达到98.89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也增加到309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增至1748家,即过半数的A股上市公司的报表中有商誉这项资产,其中又有17.68%的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1随着并购浪潮的兴起,近年来合并商誉与其减值金额都有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起了监管部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等各方的关注。因此,进一步加强关于合并商誉的理论研究能够为监管部门以及实务界提供相应地理论依据。现行准则下合并商誉的计量方法是否能反映商誉的经济实质?合并商誉能否真正地改善企业的绩效?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方式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应如何改进?而目前有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商誉减值进行的。但本文认为仅对于减值测试法本身的研究尚不足以解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改进的问题,还应该针对是否应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进行调查。对于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及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此外,现有文献鲜有探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绩效、盈余管理以及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以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机制。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从我国资本市场合并商誉发展趋势方面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总额、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以及商誉减值都有大幅增长,尤其受到并购浪潮的影响,自2013年起,上述指标的增速均显着加快。从行业分布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誉余额及其减值增幅较大,且商誉余额占总资产比重较大,减值风险凸显。从板块分布看,创业板商誉余额,商誉减值以及商誉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幅都是最大的。商誉账面价值过大和巨额减值等问题集中在“轻资产”公司和中小创企业。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并未发现合并商誉能够为企业带来当期或持久的超额收益。现行会计准则下确认计量的合并商誉的主要来自于并购的价差,包含相当程度的“非核心商誉”部分,与其超额收益本质有一定程度偏离。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本文对合并商誉的分类而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合并商誉分为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和业已形成的合并商誉(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分别考察二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当期绩效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是并不持久。而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对企业当期、滞后一期甚至更长期间的绩效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此外,行业集中度对于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能够增加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以及缓解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从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增加了企业正向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股权支付方式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即股权支付方式的运用增加了合并商誉确认过程中导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进一步地,以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对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有相当程度是通过正向的盈余管理来实现的,对企业的绩效尤其是企业长期的绩效并无本质上的改善。从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行商誉会计准则下确认的合并商誉价值由于其估值中的泡沫因素和商誉会计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增加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获取外部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但是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和四大审计能够对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加剧作用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即,二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造成的外部融资约束。更进一步地,本文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在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加剧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监管层面和准则改进两个方面的建议。针对监管方面:首先是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于存在较高商誉减值风险的行业的监管,对于商誉占资产比重较高的行业和公司,跨界并购,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公司更应加强监管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及其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风险管控应重点关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中小创企业,该行业和板块的特征使得并购中容易出现过高估值现象,导致商誉泡沫产生,减值风险较大,应着重规范。第二是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及事后的监督审查,加强对于商誉的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对于报表中的信息应做到明确易懂,而对于出具评估报告进行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应该公开易得以便于投资者及监管者能够充分获得商誉及其减值的相关信息。第三是增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应承担的责任,因为商誉计量对于评估结果的依赖使得评估报告的可靠性是商誉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之一。除了监管层面对资本市场商誉问题的规范,更重要的是针对商誉准则的改进:首先是对于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的改进,使得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价值尽可能地体现商誉的“超额获利能力”本质。其次,提高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效率降低减值测试中的自由裁量权。最后本文建议考虑重新在商誉的后续计量中引入摊销的方法,采用摊销与减值相结合的方法作为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利用商誉做高企业估值后,又利用巨额减值操纵利润而引起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且引入摊销,会使得合并后面临长期的摊销费用,且商誉价值越高,相应地摊销费用越大,可以使企业更谨慎地对待并购重组,能够对部分企业利用并购盲目扩张起到一定约束作用。此外,本文建议在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尽量避免采用现值模型来进行减值测试,加强第一层级公允价值在合并商誉后续计量中的运用。
熊晶晶[8](2019)在《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研究 ——以海康威视为例》文中提出在学术界,有关无形资产的讨论经久不衰,而作为最为特殊无形资产的商誉,一直都是探讨的热点问题。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以知识型经济为代表的新的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在2010年到2018年之间,在上市公司的列报总价值中,商誉总价值增加了13倍,列报商誉的公司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这表明国内市场的上市公司兼、并购现象频繁,而商誉是影响其价格因素的重要指标。因此商誉价值评估的公允性也显得格外重要,但目前在会计实务中,普遍认为外购商誉应当确认,在企业资产进行计量时,多做外购商誉减值测试,而自创商誉计量很少。从本质上来看,外购商誉与自创商誉并无区别,两者是内在统一、相互联系的。外购商誉是自创商誉在产权交易时一个短暂的状态,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外购商誉存在于自创商誉。因此,外购商誉可以被视为并购过程中并购企业自创商誉的明确化和市场化。评估企业自创商誉的价值在于不仅可以反映企业的超额盈利水平,而且对商誉的减值测试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回顾商誉的理论文献,包括追溯商誉本质及来源、探讨自创商誉计量与否并梳理总结商誉评估方法;其次探讨了自创商誉及其评估方法的理论基础,在界定相关理念的同时,对商誉的构成要素进行总结,还重点介绍了传统的商誉评估方法,指出了传统评估方法存在的合理性及不足之处。相比较割差法,超额收益法在计量商誉方面更为适用,但仍存在着固有的弊端,应当加以纠正。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建议引入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修正。结合影响商誉价值因素、安防行业特点以及安防行业自创商誉特性,构建出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模型,并对其各个指标具体量化,使得评估的准确性有所提升。本文用海康威视验证了所构建的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模型,探讨了自创商誉与公司巿值之间关系,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所掌握的资源的真实价值,提高经营业绩,也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和会计信息。
郑志涛[9](2016)在《商誉私法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誉,是法治经济中珍贵的无形财产。但是学界对于商誉的法律性质认识莫衷一是。学理上,尽管商誉作为新型民事权利的客体已为我国学界普遍认可,但我国仅通过个别民事特别法对于商誉利益予以一定程度的承认和保护,仅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侵权法研究领域对商誉侵权问题给予一定讨论,对于商誉权的保护关注亦不足够,鲜有从私法视角对商誉及其私权形态进行系统性地研究。立法上,商誉在我国法律上含义模糊不清,存在立法错位,没有明确的权利地位,严重脱离社会实践和司法裁判需要。本文从商誉及其私权形态的基础理论研究出发,考察各国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经验和国际公约、双边协议中商誉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反思我国商誉私法保护的现状和困境,明确商誉确权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价值性。分析商誉侵权案例,进一步研究商誉侵权和商誉利用的私法保护理论,从私法的宏观视角提出我国商誉私法保护具体的完善路径和立法建议。全文结构从理论研究到现实分析,再到完善建议和立法措施,基本逻辑如下:第一部分,商誉的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阐述商誉的基础理论,探讨商誉的形成和信息、经营的关联,并分析“线下”和“线上”的商誉载体类型和功能,以及商誉和其载体的关系。其中,着力说明商誉及其载体之间非严格的依附关系,为研究商誉的利用和变动先行理论铺垫。商誉载体的变动,仅会导致依附于该载体的商誉发生变动。当整体商誉依附于多种载体时,其中个别载体的变动对商誉仅造成相应的减值效应,而不会导致商事主体整体商誉的变动。另一方面,基于商誉的属性和本质,分析不同理论语境下商誉的类型,以及商誉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各自内涵。其中,基于商誉属性的分析,着力探讨商誉的可转让性,商誉的财产价值评估,以及商誉的资本化。从研究商誉经济价值转为研究商誉财产价值,体现的正是商誉价值估定由纯粹的会计学研究向商誉权利类型化这类民法学研究的转变。同时,就商誉财产价值评估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予以分析,以及解析商誉的资本化利用,进一步揭示商誉的财产本质。第二部分,商誉利益私权化理论研究。首先,分析商誉利益保护的正当性、可行性和价值性,以及确立商誉权的必要性。其次,基于商誉的确权保护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分析,解析商誉权利形态的基本构成,即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存续期间。再次,重述商誉权的无形财产权属性。在系统阐明商誉权的主体类型、商誉的生产、商誉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以及商誉本质的基础之上,明确商誉权法律属性。论证商誉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经营性资信权,属于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新型无形财产权,具有无形性、独立的财产性,以及非严格的依附性和地域性,其客体是非物质形态的财产——商誉,属于精神产品。然后,辨析商誉和其他相关概念的权利形态,包括辨析商誉权和信用权、法人名誉权、荣誉权之间的不同,进一步明晰商誉权独立的权利形态。最后,探讨商誉权的变动。一方面,分析商誉权变动的方式,即商誉权的许可使用和转让;另一方面,解析商誉权的变动途径,即包括商业特许经营,以及公司合并和分立。第三部分,不同理论视域下商誉私法保护的比较分析。当前,学界主要在人格权理论、知识产权理论和无形财产权理论之中,对商誉私法保护的各类问题予以了研究。尽管各理论的研究结论不同,但是不同理论之间都有相同的研究范围。如,各理论都对商誉的本质、商誉权的法律属性或基本特征、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模式,以及具体的商誉权立法构建等问题予以了探讨。于是,基于重合的研究范围,分析各理论的研究基点,通过比较比分各理论的研究基点,阐述各理论的研究优缺,为全文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启示。第四部分,商誉私法保护现状、困境和反思的分析。首先,考察各国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例,以及国际公约和双边协议中商誉保护的相关规定,并基于考察梳理其中的启示。然后,通过商誉私法保护的个案实证分析,分析我国商誉私法保护的现实困境,包括商誉侵权保护的现状和商誉利用私法保护的现状,并指出其中所存的问题。最后,反思我国商誉权私保护的现实困境,即理论上商誉权法律属性的认识分歧较大,商誉的生成和本质,商誉财产价值的认知,以及商誉权的基本构成和特征的研究不尽准确;立法上商誉权立法模式的构建不健全,缺失系统的直接保护立法模式,法人名誉权的立法设计无法涵盖完整的商誉权益,商誉侵权保护立法滞后,以及《商标法》等相关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不足以全面保护商誉利益。第五部分,商誉的私法确权保护,主要是在未来《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商誉权的民事权利地位。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主体制度中应对商誉权作一般性规定,确定权利的主体、客体和范围,且调整相应规定以相互协调。商誉主要涉私法体系化保护实际上是立法模式的选择。我国应该坚持全面保护立法原则和节约立法资源原则,并确立对商誉直接保护的立法模式,在民事基本法上确立商誉权及一般概念,辅以《侵权责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和《公司法》等民事特别法的相关规定。第六部分,商誉权的使用及相关配套制度。首先,商誉权的使用不同于商誉的利用,应根据商誉权的内容对商誉权的使用予以界定。其次,商誉权的使用应遵守利益平衡原则、价值位阶原则和评估监督原则。权利人在使用商誉权的同时,应该尊重他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基于商誉财产价值不断波动变化的特征,权利人还应根据自身交易的需要或法律规定的情形,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商誉财产价值予以评估,确保市场交易的诚信公平和安全。再次,就商誉利用私法保护提出立法建议,即完善商誉权许可使用合同规范和完善商誉出资的立法规范。在商誉权许可使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商誉权许可使用期限、新增商誉的归属、具体许可使用的商誉载体范围,以及明确规定许可使用关系终止后的附随义务。同时,围绕商誉出资,应建立完善的商誉评估、商誉交付机制和商誉出资风险分担机制,并取消商誉出资的比例限制。最后,相关制度层面,主要探讨商誉权使用的配套制度,包括我国征信法律制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机制和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机制。第七部分,侵犯商誉权的民事责任。首先,分析侵犯商誉权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即归纳一般环境和网络环境的侵犯商誉主体类型,判定侵权行为的违反性、侵权行为类型和违法阻却事由,明确侵犯商誉权行为人过错认定和过错归责原则,以及阐述侵犯商誉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探讨侵犯商誉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重点探讨除“赔偿损失”这一财产性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以外的非财产性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并且,结合网络侵权的基本特点,分析网络环境下非财产性民事责任承担的特殊性。最后,讨论侵犯商誉权民事责任的赔偿认定原则、范围和计算标准,并构建法定赔偿数额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商誉侵权损害赔偿应遵循全面赔偿原则、衡平原则,以及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相结合原则。商誉侵权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直接的财产损失,还包括间接的财产损失。但是,商誉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不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当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或者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行为人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支出额外的赔偿数额,以惩戒和抑制该类侵权行为。
冯卫东[10](2014)在《知识经济下商誉会计:理论研究与准则改进》文中研究表明摘要:在知识经济下,企业能力和知识积累效应,对企业成长的贡献率已明显超过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本文以商誉理论起源及其经济实质作为逻辑研究起点,围绕无形资产与商誉、商誉的经济实质及构成因素、商誉确认与计量、商誉列报与披露等内容,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会计准则演变过程进行了文献综述,梳理商誉理论研究现状,发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运用归纳总结法、比较分析法,并结合上市公司年报信息,对我国现行有关商誉会计准则现存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以下问题:一是并购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原则与其他资产不一致;二是多次交易实现企业并购提前确认了商誉;三是复杂股权结构下企业并购商誉确认与计量不完整;四是并购商誉后续计量未能反映出并购协同效应;五是商誉列报与披露信息缺失。之后,本文对并购商誉与公司业绩相关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2007-2012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并购商誉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确认计量的“并购商誉”能够提升公司当期业绩;在以后期间内,除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外,确认计量的“并购商誉”显着降低了公司业绩,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的对价而确认的“并购商誉”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存在滞后性;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能够提升公司业绩。这表明按照我国现行会计准则确认与计量的商誉没有体现出商誉的经济实质。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以会计基本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企业并购协同理论为依据,对我国商誉会计准则的改进与重构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提出了商誉会计理论框架,对商誉作出了新的定义与分类。本文认为,商誉是指企业的能力,该能力是企业在过去持续经营中逐渐积累形成的或通过并购取得的、能够控制的、现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不能单独辨认和交易的、能够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本文对商誉进行重分类,除按来源或取得方法不同划分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外,为了客观反映并购协同效应,本文还按企业并购日时间点将并购商誉划分为“并购日商誉”和“并购后商誉”两类,其中,“并购日商誉”是指并购日时点的商誉,即外购商誉,“并购后商誉”是指并购日以后各期期末商誉,包括并购日已确认的外购商誉和因并购协同效应而新增的商誉。从定量角度来看,并购后商誉=并购日商誉+并购后新增商誉(并购协同效应)。二是提出了并购商誉确认与计量一般原则,确保商誉定义和实体理论得到一致性的遵循。三是对一次交易实现企业并购、多次交易分步实现企业并购、间接控股子公司实现企业并购以及通过多路径控股子公司实现企业并购商誉的确认与初始计量提出改进意见。四是提出了并购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原则和方法,以客观反映并购协同效应,即“并购后商誉”的变化情况。五是提出了商誉公允价值发现、评价及修正机制,以解决目前企业账面价值与企业市场价值相背离的问题。目前上市公司会计账面价值与公司市场价值有较大的差别,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没有把体现企业能力的全部商誉予以确认与计量。对并购商誉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核心问题是对“两个公允价值”的估值,而采用估值技术对企业整体及其可辨认净资产进行定价,仅依靠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自身力量难以胜任。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商誉计量这一会计学发展的瓶颈,本文运用系统的方法,提出构建商誉公允价值发现、评价及修正机制,使商誉估值尽可能接近市场价值。商誉公允价值发现、评价及修正机制包括三个方面:①企业内设价值评估部门或委托企业价值评估专业机构,对企业商誉价值进行估值,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估值一次,并向会计机构指供相关数据;同时根据市场、专业分析师反馈情况进行修正;②企业会计机构、会计师根据商誉价值估值数据,对商誉进行确认、计量与报告,这也是企业价值的发现过程;③市场分析师作为独立第三方,对商誉估值的公允性、可靠性以及企业信息质量进行持续评价。六是提出了商誉权益属性和商誉权益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客观反映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商誉资产权益的归属。七是提出了改进商誉列报与披露的建议。现行财务报告体系是在传统资产观基础上建立的,未将反映企业能力、竞争优势的商誉作为一项真正意义上的资产加以确认,也未反映“商誉人力资本观”,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完整性。本文提出将现行“资产负债表”改为“财务状况表”,将“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项目改为“负债及主体权益”项目,在原“所有者权益”基础上增加“待确认权益”项目,以反映企业包括人力资本价值在内的商誉价值。其中,“待确认权益”反映的是企业并购后由于并购方与被并购企业之间整合所带来的协同效用,该权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资本公积,有一部分属于“资本雇佣劳动”背景下的不完备契约机制而形成的财富积累,这部分财富可用于企业股权或期权激励、分红、员工被遣散时的补偿费等,作为主体权益的一部分单独列报。同时,在主体权益(商誉)变动表“待确认权益(商誉)”项目下列示,在综合收益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下列示。
二、关于我国自创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我国自创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上市公司商誉会计核算问题研究 ——以开元股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对商誉本质的研究 |
2.1.2 对商誉确认的研究 |
2.1.3 对商誉计量的研究 |
2.1.4 对商誉披露和列报的研究 |
2.1.5 文献综述评述 |
2.2 合并理论 |
2.2.1 实体理论 |
2.2.2 所有权理论 |
2.2.3 母公司理论 |
3 商誉核算的相关会计准则 |
3.1 商誉的会计处理 |
3.1.1 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与计量 |
3.1.2 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 |
3.2 商誉相关的中外会计准则的发展与比较 |
3.2.1 国际商誉会计核算的发展 |
3.2.2 中国商誉会计核算的发展 |
3.2.3 商誉相关的中外会计准则比较与思考 |
4 我国上市公司商誉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
4.1 对商誉初始确认的准确性质疑 |
4.1.1 自创商誉未予确认 |
4.1.2 外购商誉初始计量存在偏差 |
4.2 对商誉的后续计量的合理性质疑 |
4.3 商誉的披露列报不充分不及时 |
5 开元股份并购商誉的会计核算 |
5.1 开元股份商誉的初始计量及存在的问题 |
5.1.1 开元股份实施并购的动机 |
5.1.2 开元股份商誉的初始计量 |
5.1.3 并购价格偏高 |
5.1.4 自创商誉未确认带来的隐患 |
5.2 开元股份商誉后续计量及存在的问题 |
5.2.1 开元股份商誉的后续计量 |
5.2.2 商誉减值测试中的主观判断问题 |
5.2.3 商誉减值测试中的滞后性问题 |
5.2.4 商誉后续计量中可选择方案比较 |
5.3 开元股份商誉披露及存在的问题 |
5.3.1 在商誉初始确认时的信息披露 |
5.3.2 在商誉后续计量时的信息披露 |
6 商誉会计核算改进思路和建议 |
6.1 案例总结 |
6.2 进一步完善我国商誉相关的会计准则 |
6.2.1 将自创商誉纳入会计核算体系 |
6.2.2 引入商誉摊销和减值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
6.2.3 细化商誉后续计量的计量参数 |
6.2.4 完善商誉的披露与列报 |
6.3 加强商誉核算的外部监督 |
6.3.1 监管部门加大关注和问询的力度 |
6.3.2 加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责任承担 |
6.4 提高企业相关人员素养 |
参考文献 |
附录 2014年-2018年披露评级均为A的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披露情况(单位:万元) |
致谢 |
(2)商誉理应减值还是摊销?——兼评IASB《讨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
二、商誉的内涵 |
(一)商誉的价值内涵 |
(二)合并商誉的价值确认 |
三、商誉减值测试的有效性问题 |
(一)商誉减值测试的应有目标 |
(二)商誉减值测试的失效 |
四、商誉减值确认的滞后性问题 |
(一)减值确认滞后的成因 |
1.掩护效应 |
2.管理层过度乐观 |
(二)减值确认滞后的经济后果 |
1.加剧商誉资产信号的混乱程度 |
2.扩大金融风险 |
五、商誉摊销的重新引入 |
(一)摊销处理更符合会计理论体系的自洽性要求 |
1.自创商誉的不可确认性 |
2.并购商誉向自创商誉的转化 |
3.现行商誉减值测试方法损害会计理论体系自洽性 |
(二)摊销处理能促进利益相关者对商誉资产达成一致性理解 |
(三)摊销处理有助于投资者更有效地促使管理层对其并购决策承担责任 |
六、引入摊销的成本效益考量 |
七、商誉后续计量的美国影响与中国顾虑分析 |
八、结论 |
(3)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壳资源的会计处理研究 ——以法因数控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 研究意义与创新 |
2 文献综述 |
2.1 商誉的相关研究 |
2.1.1 商誉的本质和特征 |
2.1.2 商誉的初始确认和计量 |
2.1.3 商誉高估的成因及影响 |
2.2 壳资源的相关研究 |
2.2.1 壳资源的定义 |
2.2.2 壳资源价值构成 |
2.2.3 壳资源价值评估 |
2.2.4 壳资源会计处理研究 |
2.3 概括性评述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 商誉初始确认规范 |
3.2 反向购买相关概念 |
3.3 无形资产定义及确认条件 |
3.4 无形资产后续计量规范 |
4 案例选择与案例概述 |
4.1 案例选择 |
4.2 案例概述 |
4.2.1 法因数控公司简介 |
4.2.2 上海华明公司简介 |
4.2.3 并购交易概述 |
5 案例分析 |
5.1 商誉初始确认 |
5.2 大额商誉的来源—壳资源 |
5.3 壳资源是否应该计入商誉分析 |
5.3.1 从本质特征角度分析 |
5.3.2 从商誉构成角度分析 |
5.4 壳资源会计处理分析 |
5.4.1 初始确认分析 |
5.4.2 后续计量分析 |
5.5 本案例会计处理的分析与评价 |
5.6 案例总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商誉问题研究 ——以露笑科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意义与本文创新 |
1.2.1 研究意义 |
1.2.2 本文创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论文总体研究框架 |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回顾 |
2.1.1 商誉的本质 |
2.1.2 商誉与资本市场 |
2.1.3 商誉的初始确认 |
2.1.4 商誉的后续计量 |
2.1.5 文献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协同效应理论 |
2.2.2 信号传递理论 |
2.2.3 过度自信理论 |
3 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特点及商誉现状 |
3.1 我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情况及商誉现状 |
3.2 新能源行业特点 |
3.2.1 目前发展阶段依赖政策导向 |
3.2.2 行业并购整合速度加快 |
3.2.3 资金流动性差,风险较高 |
3.3 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特点 |
3.3.1 并购方企业特点 |
3.3.2 被并购方特点 |
3.3.3 传统行业新能源转型并购动机分析 |
3.4 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商誉会计问题 |
3.4.1 商誉初始确认问题 |
3.4.2 商誉后续计量问题 |
4 案例分析 |
4.1 案例分析整体框架 |
4.2 案例概况 |
4.2.1 案例公司介绍 |
4.2.2 案例背景与并购动机 |
4.2.3 案例选择依据 |
4.3 并购概况 |
4.3.1 并购时间线 |
4.3.2 标的企业介绍 |
4.3.3 并购过程及商誉形成 |
5 商誉成因及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的问题分析 |
5.1 商誉初始确认问题 |
5.1.1 高溢价偏离商誉本质 |
5.1.2 表外无形资产未能充分识别 |
5.1.3 收益法评估结果导致估值偏高 |
5.2 商誉后续计量问题 |
5.2.1 商誉减值存在主观性和滞后性 |
5.2.2 商誉会被企业自身产生的“内部净空”所掩护 |
5.2.3 商誉减值测试法助长了并购溢价的产生和盈余管理动机 |
6 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商誉问题对策和建议 |
6.1 初始确认充分识别表外无形资源 |
6.1.1 加强对新能源行业的政策解读和市场引导 |
6.1.2 丰富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定义范畴 |
6.1.3 用实物期权模型优化收益法评估 |
6.2 商誉后续计量改进建议 |
6.2.1 后续计量引入摊销法分类进行计量 |
6.2.2 将企业整体或发生协同效应的多个资产作为减值对象 |
6.2.3 建议商誉减值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7 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皇氏集团并购御嘉影视商誉减值成因及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商誉本质的综述 |
1.2.2 商誉初始确认的综述 |
1.2.3 商誉后续计量的综述 |
1.2.4 商誉减值及防范的综述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2.1 商誉的相关概述 |
2.1.1 商誉的本质 |
2.1.2 商誉的分类 |
2.1.3 商誉的初始确认 |
2.1.4 商誉的后续计量 |
2.1.5 商誉的减值及其风险 |
2.2 理论基础 |
2.2.1 并购动因理论 |
2.2.2 博弈论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第三章 案例介绍 |
3.1 购买方与被购买方介绍 |
3.1.1 购买方:皇氏集团 |
3.1.2 被购买方:御嘉影视 |
3.2 并购过程 |
3.2.1 并购背景 |
3.2.2 并购目的 |
3.2.3 并购方案 |
3.3 并购商誉价值减值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4.1 高溢价成因分析 |
4.1.1 激烈的控制权市场竞争 |
4.1.2 迫切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
4.1.3 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4.1.4 无形资产价值体现不足 |
4.1.5 收益法的评估不够谨慎 |
4.1.6 高业绩承诺催生商誉泡沫 |
4.2 巨额商誉减值成因分析 |
4.2.1 并购价格过高 |
4.2.2 资本化处理形成巨额商誉 |
4.2.3 减值准备计提存在滞后性 |
4.2.4 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 |
4.2.5 行业风险高 |
4.3 经济后果分析 |
4.3.1 短期市场反应 |
4.3.2 商誉减值损害股东权益 |
4.3.3 商誉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
4.3.4 商誉减值加大偿债压力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案例启示 |
5.1 从皇氏集团自身角度 |
5.1.1 建立完整内部控制系统 |
5.1.2 以现金为主的支付方式 |
5.1.3 合理划分商誉与无形资产 |
5.1.4 对并购标的更理性估值 |
5.1.5 采用创新业绩承诺模式 |
5.2 从监管者角度 |
5.2.1 加强监管与强制信息披露 |
5.2.2 改进现有初始计量方法 |
5.2.3 采用减值与摊销并行的后续计量方法 |
5.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企业合并商誉会计问题的分析研究 ——以蓝色光标合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2.1 企业合并的相关理论概述 |
2.1.1 企业合并的定义及类型 |
2.1.2 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 |
2.2 合并商誉的相关理论概述 |
2.2.1 商誉的定义及特点 |
2.2.2 商誉的分类 |
2.3 合并商誉的会计计量 |
2.3.1 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 |
2.3.2 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 |
第3章 文献分析 |
3.1 合并商誉会计处理的研究 |
3.1.1 合并商誉初始确认的研究 |
3.1.2 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的研究 |
3.1.3 合并商誉披露的研究 |
3.2 企业合并商誉会计问题 |
3.2.1 商誉初始确认方法缺陷 |
3.2.2 商誉减值测试规定的不完善 |
3.2.3 商誉披露信息不完整 |
3.3 文献评述 |
第4章 中外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的比较研究 |
4.1 中外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定义的比较 |
4.2 中外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初始确认的规范 |
4.2.1 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初始确认的规范 |
4.2.2 国外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初始确认的规范 |
4.2.3 关于合并商誉初始确认比较研究 |
4.3 中外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的规范 |
4.3.1 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的规范 |
4.3.2 国外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的规范 |
4.3.3 关于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的比较研究 |
4.4 中外关于商誉披露的规范研究 |
4.4.1 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商誉披露的规范 |
4.4.2 国外会计准则关于商誉披露的规范 |
4.4.3 关于合并商誉披露的比较研究 |
第5章 蓝色光标并购博杰广告案例分析 |
5.1 并购案例基本情况介绍 |
5.1.1 合并方基本情况—蓝色光标 |
5.1.2 被合并方基本情况—博杰广告 |
5.1.3 并购动因分析 |
5.1.4 并购过程分析 |
5.1.5 合并商誉的确认与减值 |
5.1.6 合并商誉对企业业绩影响 |
5.2 系统摊销法计量评估 |
5.2.1 合并商誉的摊销 |
5.2.2 合并商誉对企业业绩影响 |
5.3 蓝色光标合并商誉会计问题分析 |
5.3.1 合并商誉初始确认问题分析 |
5.3.2 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的规定 |
5.3.3 商誉披露信息不全 |
5.4 案例小结 |
第6章 对策及建议 |
6.1 操作性建议 |
6.1.1 合理区分无形资产与商誉 |
6.1.2 提高专业人员职业能力 |
6.1.3 加强对企业合并的监管 |
6.2 政策性建议 |
6.2.1 改进估值方法 |
6.2.2 改进商誉后续计量方法 |
6.2.3 规范信息披露准则,重视非财务信息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7)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一、研究方法 |
二、本文的结构安排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制度背景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商誉的本质 |
二、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 |
三、合并商誉与盈余管理 |
四、合并商誉与融资约束 |
五、现有文献不足 |
第二节 制度背景 |
一、商誉的初始计量 |
二、商誉的后续计量 |
三、商誉会计改进的进展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第一节 经济学基本理论 |
一、信息不对称 |
二、代理理论 |
第二节 会计学基本理论 |
一、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VS决策有用观 |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VS可靠性 |
三、准则弹性规则导向VS原则导向 |
四、会计基本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第三节 商誉的本质理论与商誉的计量 |
一、超额收益观与直接计量法 |
二、总计价账户观与间接计量法 |
第四节 理论框架 |
第三章 我国A股市场合并商誉现状分析 |
第一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的总体概况 |
第二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年度分析 |
第三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行业分析 |
第四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板块分析 |
第五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披露情况分析 |
第四章 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假设提出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二、变量定义 |
三、模型构建 |
第四节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合并商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盈余管理中介效应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推理与假设提出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二、变量定义 |
三、模型构建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合并商誉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中介效应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二、变量定义 |
三、模型构建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回归结果分析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本章小结 |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监管方面 |
二、准则完善方面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8)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研究 ——以海康威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3 本文创新点 |
2.文献综述 |
2.1 商誉的本质研究综述 |
2.2 自创商誉价值计量与否研究综述 |
2.3 自创商誉计量方法研究综述 |
2.4 文献评述 |
3.自创商誉及评估方法的理论概述 |
3.1 自创商誉的概念界定及构成要素 |
3.1.1 自创商誉的概念界定 |
3.1.2 自创商誉的构成要素分析 |
3.2 自创商誉的传统评估方法及其评价 |
3.2.1 割差法及其评价 |
3.2.2 超额收益法及其评价 |
3.3 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引入及其必要性 |
3.3.1 弥补缺乏同业性比较的弊端 |
3.3.2 有利于自身管理 |
3.4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在自创商誉价值评估中的运用 |
3.4.1 可行性分析 |
3.4.2 构建自创商誉的评估模型的整体构思 |
3.4.3 多层次评价的模糊计量 |
3.4.4 超额收益现值法的精确计量 |
3.4.5 精确性计量和模糊性评估相结合的商誉估值 |
4.安防行业分析及评估指标模型的构建 |
4.1 安防行业分析 |
4.1.1 安防行业发展现状 |
4.1.2 安防行业五力分析 |
4.1.3 安防行业的特征 |
4.1.4 安防行业自创商誉的特性 |
4.2 构建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指标体系 |
4.2.1 评估指标的选取依据 |
4.2.2 评估指标筛选的理论说明 |
4.2.3 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指标的构建 |
5.自创商誉评估的案例分析 |
5.1 被评估企业介绍——海康威视 |
5.1.1 海康威视的基本情况 |
5.1.2 海康威视自创商誉价值评估指标的现实情况 |
5.2 海康威视商誉价值评估 |
5.2.1 评估目的 |
5.2.2 评估对象 |
5.2.3 评估范围 |
5.2.4 评估基准日 |
5.2.5 评估方法 |
5.2.6 评估估算过程 |
5.3 评估结果分析 |
6.结论与不足 |
6.1 结论 |
6.2 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9)商誉私法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动因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观点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第五节 研究前提 |
一、私权保护对象的拓展 |
二、传统大陆法系财产权体系的发展 |
三、私法保护的优越性 |
第二章 商誉的界定 |
第一节 商誉的形成和特征 |
一、商誉的形成 |
二、商誉的特征 |
第二节 商誉的载体 |
一、商誉载体的基本类型 |
二、商誉载体的功能 |
三、商誉载体和商誉的关系 |
第三节 商誉的类型 |
一、市场中的商誉 |
二、立法中的商誉 |
三、学理中的商誉 |
第四节 商誉的法律属性 |
一、商誉的人格属性 |
二、商誉的财产属性 |
第五节 商誉的利用 |
一、商誉的可转让性 |
二、商誉财产价值的评估 |
三、商誉的资本化 |
第三章 商誉利益私权化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商誉的私权保护 |
一、明确商誉权的必要性 |
二、商誉利益保护的正当性、可行性和价值性 |
第二节 商誉权的构成 |
一、商誉权的主体 |
二、商誉权的客体 |
三、商誉权的内容 |
四、商誉权的存续期间 |
第三节 重述商誉权的无形财产权属性 |
一、商誉权的主体类型 |
二、商誉的生成 |
三、商誉的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 |
四、商誉的本质——经营性资信 |
第四节 商誉和相关概念的权利形态辨析 |
一、商誉和信用的权利形态 |
二、商誉和法人名誉的权利形态 |
三、商誉和荣誉的权利形态 |
第五节 商誉的权利形态变动 |
一、商誉权的变动方式 |
二、商誉权的变动途径 |
第四章 不同理论视域下商誉私法保护的对比研究 |
第一节 人格权理论下商誉私法保护的探究 |
一、人格权理论中的商誉利益 |
二、人格权理论下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理论下商誉私法保护的推进 |
一、知识产权理论中的商誉利益 |
二、知识产权理论下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 |
第三节 无形财产权理论下商誉私法保护的发展 |
一、无形财产权理论中的商誉利益 |
二、无形财产权理论下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 |
第四节 上述各理论研究的评析 |
一、上述各理论的研究基点 |
二、上述各理论的研究优缺及启示 |
第五章 商誉私法保护的现状、困境和反思 |
第一节 商誉私法保护的域外考察与启示 |
一、各国商誉私法保护的立法例 |
二、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的相关规定 |
三、域外考察的启示 |
第二节 我国商誉私法保护的现实困境 |
一、商誉私法保护实证分析及启示 |
二、商誉利用私法保护存在的不足 |
第三节 我国商誉私法保护困境的反思 |
一、缺少商誉权法律属性的界定 |
二、商誉财产价值的认识不足 |
三、商誉侵权保护立法的滞后 |
四、相关知识产权法保护不足 |
五、缺失系统的直接保护立法模式 |
第六章 立法明确商誉权 |
第一节 立法模式的选择 |
一、选择原则 |
二、选择方案 |
三、直接保护立法模式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未来《民法典》应规定商誉权 |
一、各观点的评介 |
二、本文的观点 |
第三节 民事特别法的细化规定 |
第七章 商誉权的使用 |
第一节 商誉权使用的内涵界定 |
第二节 商誉权使用的基本原则 |
一、利益平衡原则 |
二、价值位阶原则 |
三、评估监督原则 |
第三节 商誉权使用的私法保护 |
一、完善商誉权许可使用合同规范 |
二、完善商誉出资的立法规范 |
第四节 商誉权使用的配套制度 |
一、我国征信法律制度 |
二、我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布机制 |
三、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机制 |
第八章 侵犯商誉权的民事责任 |
第一节 侵犯商誉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
一、侵犯商誉权的主体 |
二、侵犯商誉权行为的分析 |
三、侵犯商誉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
四、侵犯商誉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第二节 侵犯商誉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
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发展 |
二、侵犯商誉权的财产性民事责任承担 |
三、侵犯商誉权的非财产性民事责任承担 |
第三节 侵犯商誉权民事责任的赔偿认定 |
一、侵犯商誉权损害赔偿的原则 |
二、侵犯商誉权损害赔偿的范围 |
三、侵犯商誉权赔偿数额的计算 |
四、明确侵犯商誉权的法定赔偿数额 |
五、构建侵犯商誉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知识经济下商誉会计:理论研究与准则改进(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序 |
目录 |
图录 |
表录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表述 |
1.2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文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关于无形资产与商誉 |
2.2 关于商誉经济实质及构成因素 |
2.3 关于商誉确认与计量 |
2.4 关于商誉列报与披露 |
2.5 关于商誉与公司业绩 |
2.6 本章小结 |
3 理论基础 |
3.1 会计基本理论 |
3.1.1 会计环境、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3.1.2 合并会计报表理论 |
3.2 企业能力理论 |
3.2.1 企业能力概念与特征 |
3.2.2 企业能力理论的主要观点 |
3.2.3 企业能力与企业绩效 |
3.3 企业并购协同理论 |
3.3.1 企业并购含义与分类 |
3.3.2 企业并购协同效应 |
3.4 本章小结 |
4 我国商誉会计准则现存问题研究 |
4.1 我国商誉会计准则现存问题定性研究 |
4.1.1 并购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问题研究 |
4.1.2 并购商誉后续计量与计提减值准备问题研究 |
4.1.3 商誉列报与披露问题研究 |
4.2 并购商誉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 |
4.2.1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商誉描述性统计 |
4.2.2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
4.2.3 研究设计与模型选择 |
4.2.4 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4.2.5 并购商誉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结论 |
4.3 本章小结 |
5 商誉会计准则改进与重构 |
5.1 关于商誉会计理论框架 |
5.1.1 商誉定义、经济涵义与特征 |
5.1.2 商誉划分标准与分类 |
5.1.3 商誉确认与计量原则 |
5.2 关于并购商誉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改进 |
5.2.1 一次交易实现企业并购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5.2.2 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并购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5.2.3 间接控股子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5.2.4 多路径控股子公司并购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5.2.5 并购协同效应与并购商誉后续计量 |
5.3 关于商誉计量方法与商誉公允价值发现、评价及修正机制 |
5.3.1 商誉计量方法 |
5.3.2 商誉公允价值发现、评价及修正机制 |
5.4 关于商誉权益属性与商誉权益的会计处理 |
5.4.1 人力资本与商誉权益属性 |
5.4.2 商誉权益的会计处理 |
5.5 关于商誉列报与披露 |
5.5.1 并购商誉列报改进建议 |
5.5.2 并购商誉披露改进建议 |
5.6 本章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关于我国自创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上市公司商誉会计核算问题研究 ——以开元股份为例[D]. 杜怡乐.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商誉理应减值还是摊销?——兼评IASB《讨论稿》[J]. 李明,彭川. 会计研究, 2021(01)
- [3]上市公司定增并购中壳资源的会计处理研究 ——以法因数控公司为例[D]. 罗婷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4]传统企业新能源转型并购商誉问题研究 ——以露笑科技为例[D]. 姜彦竹.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5]皇氏集团并购御嘉影视商誉减值成因及经济后果研究[D]. 张昶敏. 广东工业大学, 2020(02)
- [6]企业合并商誉会计问题的分析研究 ——以蓝色光标合并为例[D]. 丁媛.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7]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D]. 黄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安防行业自创商誉价值评估研究 ——以海康威视为例[D]. 熊晶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9]商誉私法保护研究[D]. 郑志涛. 海南大学, 2016(01)
- [10]知识经济下商誉会计:理论研究与准则改进[D]. 冯卫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