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教育政策制定者个人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朱培源[2]（2021）在《政策法制与实践视角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文中认为
凌琳[3]（2020）在《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文中指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下文简称特殊精英教育）是适合超智儿童身心特点的一种特殊的优质教育,它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认识中在大众教育里仅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精英教育”,其特点在于教育对象仅面向超智儿童,针对其特殊性进行有效教学,即因材施教,它同时也是当前教育体系的的完善和补充,还可以开发被教育者的潜在能力,发扬其优势才能,实施一种最适合超智儿童的教育模式。英才（天才）教育、资优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遵循着“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而不同之处在于,除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之外的其他几种教育的受众的定义都包括了多元化的能力,而本文提出的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只针对智力超群的学生。特殊精英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国家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式,且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以公平视角审视特殊精英教育问题,综合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政策制定理论,认为新时期的教育公平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并拓展出新的内涵来促进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当前社会普遍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均等、公平就是绝对的平均,甚至认为教育上任何的区别都是不公平现象。然而,特殊精英教育是否真的站在教育公平的对立面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的性别、年龄、个性、能力生来就有差别,教育上的“均匀用力”是最低层次的、浮于表面的伪公平,根据受教育对象在各方面素质的不同提供适合每个人的相应的教育条件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公平。换言之,教育公平应该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该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其一,人们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认为公平就是完全相同的教育;其二,我国特殊精英教育异化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大众教育被精英化;其三,当前我国的“超常教育”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满足人民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发展的需要;其四,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英才教育,一些国家甚至将英才教育提高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加大经费投入,并且颁布法律法令予以法制和政策保障,而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却缺乏政策保障。本研究的目的是对各国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与政策进行分析、比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试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方式,为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颁布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首先梳理各国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了解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研究以及实施现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结合各国国情与我国实际情况,为本研究提供借鉴经验;接着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对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各相关人群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及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三个方面的问题。问卷调查部分,发出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648份,深入访谈了33位专家（含教育家和高校其他专家）、教育实践家、教师、家长、学生,其中包括国内顶级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和裴娣娜先生,以及多位国内一流中小学校领导,问卷数据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访谈质性数据使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进行三级编码分析,数据分析和访谈分析为本研究提供量化和质性研究基础,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得出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许多国家（地区）都对特殊精英教育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如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立法立规发展英才教育,德国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重视“天才教育”,其他如俄罗斯、韩国、日本等,甚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有相关法律法规或条例为特殊精英教育保驾护航,如台湾1984年颁布的《特殊教育法》就包含了关于资优教育的内容。不少发达国家（地区）特殊精英教育已颇具规模,如英国受惠者比例为1%-5%,新加坡为1%,俄罗斯为1%,以色列为1%,韩国也已达到1%。我国特殊精英教育虽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也存在主体异化、培养模式单一、系统性缺失、发展不平衡,甚至缺失政策和法律法规保障等问题。我国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构建可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和有关政策,从成才渠道、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方式、教育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建议为:构建完整的成才渠道,一方面科学地建立超智儿童鉴定选拔机制,具体可使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智力测试量表结合学生、家长自荐和教师推荐的多元化鉴定选拔机制,另一方面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让超智儿童受到连贯、系统的培养,更好地成为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师资上,从选培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激励保障机制三方面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为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专门的优秀教师;在课程上,加强需求调查,提升课程和教学形式的多元化,在课程设置上更加重视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注重差异化教学和探究式教学;在管理上,需在政府职能部门设专人管理特殊精英教育,也可考虑设置专门的部门以调整课程模式,协调教育队伍,加强教学管理,且加强政策宣讲,以减少政策实施阻力;在政策法规上,为特殊精英教育立法立规,提供经费、政策和法制保障,填补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政策法规空缺。本研究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内容上,通过对国外特殊精英教育政策的分析,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我国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的发展情况,探索本土化的培养政策;二是方法上,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由于受到研究条件与能力等各方面的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期待能邀请到更多的国内顶级专家和一流名校的校领导参与调研,也期待以后国家支持更多探索性的教学试验。
邹群霞[4]（2020）在《中美《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语言领域》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学前教育质量提升背景下《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研究已成为早期儿童教育改革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语言领域是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其中一个领域,对中美《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语言领域》（以下简称《标准·语言领域》）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语言领域的修订确立相应的参照,也为我国早期儿童的语言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与思考。本文以中美《标准·语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法、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比较法对中美《标准》制定背景、价值取向、目标和《标准·语言领域》的内容、实施及效果等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通过对中美《标准》制定背景的比较,在国际背景方面,全球化时代背景是影响中美两国《标准》制定及其推进极其重要的元素;国内外学前教育相关研究成果交流直接或间接对中美《标准》制定起推进作用。同时,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背景的不同,进而对《标准》制定产生影响;（2）从课程政策视角探析中美《标准》的价值取向与目标,研究发现我国《指南》价值取向以幼儿为中心和幼儿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美国《标准》则呈现自由主义取向、保守主义取向和社会效率取向等多元价值取向态势。实现教育公平、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幼儿教师专业素质与能力、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实施教学范式改革、实施评价改革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美《标准》制定的目标,但中美目标方向并不一致;（3）通过对中美《标准·语言领域》的形式结构、内容结构和结构性质的比较分析,发现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同为指导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的学前教育课程政策文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不仅表现在编排体例、语言表述等形式结构方面,在基本框架设计上也呈现各自的特点,美国《标准·语言领域》结构框架所反映的框架性质和一体化衔接值得我们学习;（4）在借助于NVivo12软件对《标准·语言领域》相关内容进行编码与分析,结果表明: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在子领域分类、内容标准与表现标准、策略与建议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反映了两国语言领域的教育理念与理论取向。两国在早期儿童语言教育上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关注语言发展的全面性。美国《标准·语言领域》关注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为特殊需要儿童的语言发展提供支持,语言发展强调向早期读写偏移等理念。中美《标准·语言领域》也分别体现了“全语言教育”取向和“平衡化教育”取向;（5）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实施状况、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标准·语言领域》实施现状总体没有美国的实施现状乐观;我国受访教师对《标准·语言领域》实施评价感知与认同度较低;在样本数据下,美国受访教师的实施效果测度值总均值高于我国受访教师的实施效果测度值总均值。通过对中美《标准·语言领域》的研究得出主要的启示:一方面,对我国《标准·语言领域》修订的启示是标准修订需兼顾稳定性与发展性;标准修订需考虑连续性与阶段性;标准修订需考虑综合性与个别化;标准修订需注重指引性与操作性的统一;标准修订需平衡统一性与适宜性。另一方面,对《标准·语言领域》实施的启示是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构建《标准·语言领域》实施的支持系统;发展我国幼儿语言学习与发展项目与评估体系。
王玲[5]（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程明喜[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文中提出课程价值取向是指课程设计主体进行课程设计时所持的导向性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确定中的选择性倾向。课程价值取向伴随课程设计的技术安排和要素实施的全过程,是课程设计具体技术背后的“幽灵”和“无形的手”。笔者在长期从事教师培训过程中发现,当前,我国教师培训课程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思想观念多样、课程设计理念纷繁芜杂、各种声音此消彼长现象。由于缺少研究,很多课程参与主体,包括不同培训机构、课程设计者、培训者、参培教师等课程取向意识缺失,无法在相对共识、清晰的课程立场下有效沟通、设计课程并形成合力,这是导致教师培训“无序”与“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立足于我国教师培训的历史与现实,视界从1978年起至2018年,整整贯通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研究旨在考察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历史分期;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三是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影响因素。研究以教师培训历史发展为主线,聚焦不同时期教师培训课程,主要采取了文献法、文本分析法、访谈法和德尔菲法。一是文献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的检索和阅读,确立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依据不同时期教师培训重要政策和关键事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进行了“四阶段”划分。将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置于历史坐标下,还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历史真相。二是文本分析。研究按教师培训发展四阶段展开,选取了不同时期多种形态的教师培训课程37份,从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三方面展开文本分析,揭示了不同时期教师培训课程特征,并依据课程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做出判定,最后,确定了不同时期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进而全面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变迁。三是德尔菲法和访谈法。通过文献阅读,初步圈定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通过对11位培训专家的函询,确定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六个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教育改革与发展、培训政策与标准、培训理论与实践、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和课程设计者素质与观念;最后,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及参训教师的访谈,揭示了不同因素对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年）,学历补偿、提高与继续教育初行阶段（1989-1998年）,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年）以及“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至今）。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年）课程呈现出知识中心取向;学历补偿、提高与继续教育初行阶段（1989-1998年）课程呈现出知识中心向能力中心过渡取向;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年）课程呈现出能力中心取向;“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至今）课程呈现出专业发展取向与综合素养取向并存取向。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整体上呈现出由知识中心、能力中心、专业发展、向综合素养取向变迁的特征。第三,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形成与变迁受多种因素影响。第四,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遵循一定的变迁逻辑。本研究提出的建议是:一是对教师培训课程设计者的建议:第一,加强教师培训课程研究,提升课程取向意识,在明晰的课程取向指导下实施课程设计技术;第二,加强教师培训政策、标准和理论学习,确保正确的课程价值取向和规范的课程设计技术。二是对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议:第一,把握教育改革与教育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对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作出正确判断;第二,有意识地建立课程设计团队,避免课程设计者个体视角偏见和经验束缚;第三,本着分层、分类、分岗的原则设置培训项目,基于教师实际,聚焦主题设计培训课程。三是对教师培训课程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第一,立足教育改革与发展,及时更新教师专业标准,为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提供依据;第二,立足教师培训理论与实践,及时出台教师培训政策、推广教师培训经验。四是对教师培训课程研究者的建议:第一,进行综合素养取向下的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与开发研究;第二,选择知识社会学视角对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进行深度分析。
冯钰平[8]（2019）在《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学位制度包含学位体系、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等内容,是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逻辑,对完善我国学位制度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构建新制度主义理论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文献计量方法,剖析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轨迹,分析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与影响因素,预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逻辑归宿是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和“结构观”,结合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探寻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历史观角度审视,发现中国学位制度变迁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突变与渐变交互出现,关键节点和阈值效应交织其中。突变完成后则以阈值效应为主,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呈现渐进性变迁的特征。从结构观视角分析中国学位制度主体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分为政府、学位授予单位和社会力量,三方主体在中国学位制度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呈现非对称性,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政府强力主导,学位授予单位主动响应,社会力量些微参与。综合历史观和结构观,发现在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已然形成路径依赖,若想弱化路径依赖效应,须利用学位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和阈值临界点。同时,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两种文献计量方法,使用Pajek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学位政策文本的主题词进行可视化处理,探究中国学位制度的政策热点,展现中国学位制度的变迁路径。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位政策的焦点包括“学位”、“专业学位”、“学位授权审核”、“研究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和“来华留学生”等内容。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明显路径,分别是从学术至上转变为学术与职业并举,从国内承认发展为国际认可。在政府建立学位制度整体框架的基础上,经国家授权的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政府出台的宏观政策制定相应的制度细则,中国学位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深化发展。构建新制度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从需求和供给的进路分析影响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第一,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三个方面探究引致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通过测算19932017年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职业教育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进一步激发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须解除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阻碍,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结合技术进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双一流”建设以及学习型社会建设,分析其对学位类型、学位授予标准、学位质量保障制度以及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提出的新要求。第二,从制度成本、法律因素、文化观念和政策制定者偏好四个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学位制度供给的因素。就制度成本而言,制度成本影响学位制度变迁主体的参与程度,制度成本越高,政府越倾向于维持制度现状,学位授予单位越容易选择消极参与变迁。就法律因素而论,法律基础是学位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位法律不完备将极大地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从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看,文化观念能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效果,集权计划式思想易限制学位制度变迁的灵活性,“重学轻术”思想将增大学位制度变迁的阻力,熟人社会文化易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框架中,政策制定者偏好能直接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优先顺序和效率。因此,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接受教育提升自我的需求,构建学术性与职业性分化明显且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学位制度,需疏导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方面的阻力,增加学位制度的有效供给,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探索学位制度的中国特色。从理论层面剖析,基于制度变迁的强制同形性、模仿同形性和规范同形性,认为制度分化与创新是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从实践层面分析,通过梳理西方国家学位制度的演进历程,发现其学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生成了新的特色;而中国学位制度在变迁历程中初步呈现中国风格,凝练了政治性和国家性,推断中国特色学位制度是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逻辑归宿。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因素和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差异较大,中国学位制度变迁须基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学位制度的先进理念和先进做法,使学位制度变迁轨迹越来越接近社会发展轨迹,变迁内容越来越符合人民实际需要,变迁方向越来越彰显中国特色。扎根中国现实情境,探索中国特色,不仅是中国学位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更是未来中国学位制度变迁须坚持的方向。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三点。第一,选择了新的研究视角。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中国学位制度的产生、发展及走向,构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剖析了中国学位制度演进的动态过程,分析了变迁历程中的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阐述了变迁进程中制度主体的结构关系,探讨了如何从旧的学位制度转变到新的学位制度。第二,采用了新的分析范式。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综合运用于学位制度研究。用文献计量方法可视化地展现中国学位制度变迁路径,阐释政策背后的价值选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探讨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轨迹、动力、影响因素和变迁方向。第三,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基于中国学位制度的历史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求,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不同于西方学位制度的“自发演进”,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贯穿于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始末,中国学位制度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下取得了快速发展。二是在一定条件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效率优于诱致性变迁。三是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建立中国特色学位制度,在吸收国外学位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制度设计,凝练中国特色,实现从普通中国学位制度向中国特色学位制度的质性变迁。
郝世文[9]（2019）在《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取向、方式、影响》文中指出近十年来美国教育评价改革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教师评价与学生学业成就结合起来,学生测试结果被纳入教师评价中,学生考试成绩作为奖励及支持“有效”教师或惩罚“无效”教师的多种手段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与教师薪酬,任期,雇用和解雇相关的决策。高风险教师评价特别着重于以学生在高风险测试（high-stakes testing）中的成绩来对教师成就进行评价。它强调问责,以竞争取代合作,涉及到较高的赌注,对教师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如聘任、终身教职、工资和奖金等的评价。高风险教师评价的本质是强调教师对学生成绩负责,加强对于教师问责,使得人们对教育质量的关切点由学校转移到教师,教师成为学生成绩的直接负责者。高风险教师评价基于外在激励﹙失业,任期或冻结薪酬)是教师行为改善的主要动力。本研究总体思路是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进行多层级的分析。引言和第一章主要是说明现象及提出问题,同时对研究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进行深入地探讨。第二章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与发展重点揭示了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的背景与动因以及政策的演进。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从思想上主要受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思潮影响,也与两党在教育理念上日趋一致有关,而在现实的社会动因方面,则与国际大规模考试项目、市场和商业力量的推动等外部因素有关,也与教师职业自身专业建设不足等内部因素有关。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源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中关注教育产出,标准化改革以及加强问责,强调学生成绩和学校竞争等一系列思想和措施的影响。《国家在危险中》,《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对高风险教师评价政策都产生影响。小布什总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标志高风险教育政策正式形成,而后尤以奥巴马的“力争上游”计划对高风险教师评价影响最大。第三章主要着重于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政策实施现状与特征的总体分析,这涉及到教师评价政策的驱动与定位、教师评价的管治体系、教师评价方式变革和教师评价结果运用等多个方面。总体看来,联邦政策变革直接驱动教师评价的发展,州成为教师评价政策实施的管制主体,结合学生学习成果成为教师评价的主要方式,教师评价结果运用上则突出体现出高风险特征。第四章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典型的实践模式则侧重于分析具体高风险教师评价在实施过程中如何操作。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最早的实践典型是田纳西增值模式,其评价思想与原理对美国教师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高风险评价方法的拓展,学生学习目标比增值评价有其进步之处。但是也应该看到,承认学生学习目标法优点以及将其应用于教师评价中的前提恰恰是不能将其用于高风险的目的。高风险教师评价新的典型是华府公立学区IMPACT系统,这一高风险教师评价系统强调了使评价与奖惩体系挂钩以及与不合格教师的解聘挂钩,将教师评价的高风险特征发展到新的高度。作为与典型的高风险教师评价模式的特例和对比,PAR模式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虽有优点但实施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此外,也与近些年美国教育总体改革的主基调不同,所以基于测试结果和学生成长的方式仍是许多追求高风险教师评价的州的首选模式。第五章主要分析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产生的影响,重点分析了高风险教师评价所引发的问题与争论。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在伦理学、法律方面引发诸多争论与问题,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教育本身也具有伤害性。第六章分析了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价值取向。高风险教师评价是以控制为主要目的,强调结果取向,强调外部问责为主要手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进程。它将属于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变成政府的责任,强调客观责任,忽视主观责任,通过权力上移的形式,强调组织权力,限制专业权力。高风险教师评价强调对外回应,这一外在主导的评价总体上是使教师专业去技能化的过程,并不指向于教师个体成长。第七章详细阐述高风险教师评价的比较与反思。通过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与我国教师评价进行对比,针对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价值取向及实践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反思与建议。应对高风险教师评价,需要从大处着眼,包括改善教师生存的环境,重建对于教师的信任,确立反竞争的教育观以及降低教师评价的利害关系。同时还需提高教师自身素养来回应社会,包括增强教师自身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感;加强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以及提升教师自身的权力和能力。最终,要努力建立一个基于信任和教师个体解放的教师评价体系。这个体系要以内部动力为基础,以专业问责的行使为核心,以共同领导的制度建立为保障。总之,改变现状需要所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共享知识、共同信念和集体承诺的达成,从而在观念、情感和行动上有着一致的方向。
徐振天[10]（2019）在《全面二孩背景下农村教育政策调整研究 ——以湖南省T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十八届五次会议作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新生婴幼儿增多,农村的教育政策同时也需要进行调整,以实现农村新生人口的优生优育,全面提升农村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文章运用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农村教育政策作了深入的探析。文章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文献综述和理论依据、生育意愿与教育政策变迁、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农村教育政策的效用分析与理性决策、结论与讨论。调查发现,二孩生育人口增多将给T县农村地区的教育政策环境带来压力,对农村学校的教学规模、教师素质和教育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的诉求,这种情况还会反过来影响农村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T县现有农村教育政策能够在整体上改善当地的办学条件,并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同时,也在财政投入、出台时效性、政策调研评估等方面存在消极效用,难以满足全面二孩背景下出现的教育新诉求。文章指出教育政策的理性决策要建立在深刻调研的基础上,精准预测农村新生人口的数量,根据人口结构变动趋势适时调整教育政策,主动出击、整体统筹、积极引导和注重差异,促进我国农村教育政策不断适应人口结构变化,保障农村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论教育政策制定者个人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教育政策制定者个人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社会对教育公平存在误解 |
| (二)特殊精英教育的异化 |
| (三)特殊精英教育无法满足个人、社会及国家发展 |
| (四)特殊精英教育缺乏政策法律保障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三)实践价值 |
| 三、相关概念 |
| (一)超智儿童 |
| (二)精英与精英学生 |
| (三)精英教育、超常教育与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 |
| (四)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与政策制定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超智儿童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超智儿童鉴定选拔的研究 |
| (三)关于超智儿童培养模式的研究 |
| (四)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师资建设的研究 |
| (五)其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超智儿童内涵的研究 |
| (二)关于特殊精英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研究 |
| (三)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实施经验的研究 |
| (四)关于超智儿童身心特征的研究 |
| (五)关于特殊精英教育国际比较的研究 |
| 三、总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内容和目的 |
|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取样与样本情况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拟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与调研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调研设计 |
| 五、信效度分析及研究伦理 |
| (一)信效度分析 |
| (二)研究伦理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一、智力理论 |
| (一)智力差异客观存在 |
| (二)智力是可以科学测量的 |
| 二、最近发展区理论 |
| (一)最近发展区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最近发展区理论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启示 |
| 三、教育公平理论 |
| (一)教育公平的层次与原则 |
| (二)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平衡 |
| (三)教育公平在特殊精英教育中的体现 |
| 四、政策制定理论 |
| (一)理性决策理论 |
| (二)公民参与理论 |
| 第四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国际经验 |
| 一、国外(地区)特殊精英教育相关法律政策发展概述 |
| 二、国外(地区)特殊精英教育政策执行经验 |
| (一)选拔机制 |
| (二)培养方式 |
| (三)师资建设 |
| 三、典型国家的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分析 |
| (一)俄罗斯 |
| (二)美国 |
| (三)韩国 |
| 四、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殊精英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发展现状 |
| 一、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实践进程 |
| (一)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发展历史 |
| (二)中国特殊精英教育发展现状 |
| 二、国内相关政策的发展 |
| (一)重点学校、重点班的政策与实践 |
| (二)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班级的尝试 |
| (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计划 |
| 三、中国特殊精英教育案例分析 |
| (一)北京八中经验与成绩 |
| (二)江苏天一中学经验与启示 |
| 四、总结 |
| 第六章 特殊精英教育的社会认知 |
| 一、对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
| (一)特殊精英教育的基本认识 |
| (二)对特殊精英教育的态度 |
| (三)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对特殊精英教育重点问题的看法 |
| (一)对成才渠道的看法 |
| (二)对安置形式的看法 |
| (三)对课程教学的看法 |
| (四)对师资队伍的看法 |
| (五)对保障和资金的看法 |
| 三、特殊精英教育国内实践经验 |
| (一)走出误区,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 |
| (二)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
| (三)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
| (四)尽可能提供好的条件和资源 |
| (五)制定科学的准入准出机制 |
| 四、总结 |
| 第七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研究 |
| 一、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问题确定 |
| 二、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
| 三、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目标与功能 |
| (一)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目标 |
| (二)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的功能 |
| 四、特殊精英教育政策实施的可行性 |
| (一)政治可行性 |
| (二)经济可行性 |
| (三)技术可行性 |
| 第八章 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建议 |
| 一、构建完整的成才通道 |
| (一)建立科学的鉴定选拔机制 |
| (二)打通超智儿童升学渠道 |
|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一)特殊精英教育教师的选培制度 |
| (二)重视特殊精英教育入职培训和在职教师专业发展 |
| (三)完善特殊精英教育教师激励和保障机制 |
| 三、优化培养环节 |
| (一)课程设置的优化 |
| (二)教学方式的优化 |
| 四、加强教育管理 |
| (一)确定特殊精英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 |
| (二)强化教育管理机构的管理作用 |
| (三)增加理解减少阻力:加强政策宣讲 |
| 五、完善保障机制 |
| (一)经费保障 |
| (二)政策保障 |
| (三)法律保障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特色与创新 |
| 三、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社会认知调查问卷 |
| 附录2 专家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校领导访谈提纲 |
| 附录4 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5 家长访谈提纲 |
| 附录6 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7 访谈内容节选 |
| 后记 |
（4）中美《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语言领域》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美《标准》制定背景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美《标准》制定的国际背景 |
| 一、全球化趋势时代的发展 |
| 二、国际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推广 |
| 三、早期儿童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 |
| 第二节 中美《标准》制定的国内背景 |
| 一、政党的教育政策主张 |
| 二、政府财政的支持 |
| 三、教育立法的推进 |
| 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五、学前教育的改革 |
| 第二章 中美《标准》价值取向与目标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美《标准》价值取向的比较 |
| 一、中美课程政策的决策模式 |
| 二、中美《标准》的价值取向 |
| 第二节 中美《标准》目标的比较 |
| 一、促进教育公平 |
| 二、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
| 三、实施教学范式改革 |
| 四、促进教育质量评价方式改革 |
| 五、提升幼儿教师专业素质 |
| 六、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
| 第三章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结构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形式结构的比较 |
| 一、文本呈现形式 |
| 二、文本编排体例 |
| 三、文字表述形式 |
| 第二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内容结构的比较 |
| 一、组成要素 |
| 二、基本框架 |
| 第三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结构性质的比较 |
| 一、框架的性质 |
| 二、一体化的衔接 |
| 第四章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内容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内容概况 |
| 一、中美语言领域“语言”的内涵 |
| 二、语言领域内容的分析框架 |
| 三、语言领域指标统计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引言的比较 |
| 一、引言的内容 |
| 二、语言教育的基本理念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子领域的比较 |
| 一、子领域的内容划分 |
| 二、子领域的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内容标准与表现标准的比较 |
| 一、内容标准和表现标准的内容 |
| 二、内容标准与表现标准的比较分析 |
| 第五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策略与建议的比较 |
| 一、策略与建议的内容 |
| 二、策略与建议的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实施与效果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实施现状的比较 |
| 一、调查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 |
| 二、现状的统计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实施过程的比较 |
| 一、《标准·语言领域》实施推进的层级 |
| 二、课程实施计划制订 |
| 三、教师的语言教育实践活动 |
| 第三节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实施效果的比较 |
| 一、实施效果测度指标体系 |
| 二、实施效果测度统计分析 |
| 三、教师对《标准·语言领域》及实施效果评价 |
| 第六章 中美《标准·语言领域》研究结论、启示与反思 |
|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
| 一、中美《标准·语言领域》之共性 |
| 二、中美《标准·语言领域》之差异 |
| 第二节 研究的启示 |
| 一、对我国《标准·语言领域》修订的启示 |
| 二、对我国《标准·语言领域》实施的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的反思 |
| 一、研究的不足 |
| 二、研究的展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理解及界定 |
| 一、中小学教师培训 |
| 二、课程设计 |
| 三、价值与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历史变迁的研究 |
| 一、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 |
| 二、教师培训历史分期研究 |
| 三、教师培训历史变迁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关于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的研究 |
| 一、教师培训课程建设研究 |
| 二、教师培训课程设计研究 |
| 三、教师培训课程内容研究 |
| 四、教师培训课程问题与策略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 |
| 一、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 |
| 二、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 |
| 三、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影响因素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教师培训的其他研究 |
| 一、教师培训思想研究 |
| 二、教师培训理论研究 |
| 三、教师培训政策研究 |
| 四、教师培训需求研究 |
| 五、教师知识与教师素质研究 |
| 第三章 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本体论研究 |
| 第一节 价值取向及其相关范畴 |
| 一、价值与价值取向 |
| 二、价值取向形成的机制 |
| 三、价值取向的特点、作用与规定性 |
| 第二节 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及其价值取向 |
| 一、一般意义课程的多种界说 |
| 二、教师培训课程 |
| 三、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 |
| 第四章 中小学教师培训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 年) |
| 一、培训背景 |
| 二、培训使命 |
| 三、课程资源建设 |
| 第二节 学历补偿、提高和继续教育初行并举阶段(1989-1998 年) |
| 一、培训背景 |
| 二、培训使命 |
| 三、课程资源建设 |
| 第三节 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 年) |
| 一、培训背景 |
| 二、培训使命 |
| 三、课程资源建设 |
| 第四节 “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培训背景 |
| 二、培训使命 |
| 三、课程资源建设 |
| 第五章 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中心取向教师培训课程的探察(1978-1988 年) |
| 一、学历补偿培训:八十年代教师学历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二、非学历培训:八十年代非学历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三、学历补偿阶段教师培训课程知识中心取向的共性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中心向能力中心过渡取向的教师培训课程分析(1989-1998 年) |
| 一、学历补偿与提高培训:九十年代教师学历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二、继续教育:继续教育课程特征分析 |
| 三、学历补偿、提高和继续教育初行阶段教师培训课程知识向能力过渡取向的共性特征 |
| 第三节 能力中心取向的教师培训课程透视(1999-2009 年) |
| 一、全员教师岗位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二、骨干教师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三、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教师培训课程能力中心价值取向的共性特征 |
| 第四节 专业发展与综合素养取向下教师培训课程的聚焦(2010 年至今) |
| 一、“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二、“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培训课程特征分析 |
| 三、“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教师培训课程专业发展和综合素养取向的共性特征分析 |
| 第六章 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的确定 |
| 一、可能影响因素的圈定 |
| 二、主要影响因素的确定 |
| 三、影响因素的分类 |
| 第二节 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 |
| 二、培训政策与标准 |
| 三、培训理论与实践 |
| 四、教育技术的发展 |
| 五、教师专业发展需求 |
| 六、课程设计者素质与观念 |
| 第三节 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
| 一、社会学的视角 |
| 二、课程目标的社会应对与选择 |
| 三、课程结构的社会谋划与平衡 |
| 四、课程内容的社会筛选与重组 |
| 五、培训方式的社会惯习与创新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
| 二、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呈现由知识中心、能力中心向专业发展和综合素养取向变迁的特征 |
| 三、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受多种因素影响 |
| 四、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遵循一定的变迁逻辑 |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
| 一、对教师培训课程设计者的建议 |
| 二、对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议 |
| 三、对教师培训课程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
| 四、对教师培训课程研究者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选题价值 |
| 1.2.1 实践价值 |
| 1.2.2 理论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学位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 |
| 1.3.2 关于中国学位制度的研究 |
| 1.3.3 关于外国学位制度的研究 |
| 1.3.4 关于教育制度变迁的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路径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1.5.1 创新点 |
| 1.5.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新制度主义理论及其启示 |
| 2.1.1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及其启示 |
| 2.1.2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启示 |
| 2.1.3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及其启示 |
| 2.1.4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学位 |
| 2.2.2 学位制度 |
| 2.2.3 学位制度变迁 |
| 3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 3.1 中国学位制度的滥觞(清朝末年) |
| 3.1.1 国势弱、洋学进:学位制度进入中国的背景 |
| 3.1.2 废科举、立新学:中国学位制度的开端 |
| 3.2 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民国时期) |
| 3.2.1 民众推动政府:民国前期中国学位制度的兴起 |
| 3.2.2 政府顽强实施:民国后期中国学位制度的发展 |
| 3.3 中国学位制度的新生(新中国成立) |
| 3.3.1 破旧立新:新中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初次尝试 |
| 3.3.2 独立自主:新中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再次努力 |
| 3.4 中国学位制度的勃发(改革开放以来) |
| 3.4.1 借鉴模仿:中国学位制度的重建(1979~1989) |
| 3.4.2 充实提升:中国学位制度的成熟(1990~2010) |
| 3.4.3 优化创新:中国学位制度的完善(2011~至今) |
| 3.5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基本特点 |
| 3.5.1 变迁方式从诱致性变迁演进为强制性变迁 |
| 3.5.2 变迁主体的权力结构呈非对称性 |
| 3.5.3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 |
|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 |
| 4.1 经济增长对学位制度产生新需求 |
| 4.1.1 经济增长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 4.1.2 经济增长需要建立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
| 4.2 技术进步对学位制度提出新要求 |
| 4.2.1 技术进步要求调整学位授予标准 |
| 4.2.2 技术进步要求创新质量保障制度 |
| 4.2.3 技术进步要求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位制度形式 |
| 4.3 教育发展对学位制度提出新诉求 |
| 4.3.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需要新的学位制度支撑 |
| 4.3.2“双一流”建设需要新的学位制度助力 |
| 4.3.3 建设学习型社会需要新的学位制度保障 |
|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
| 5.1 制度成本消减学位制度变迁的动力 |
| 5.1.1 学位制度变迁的制度成本分析 |
| 5.1.2 制度成本过高导致政府维持制度现状 |
| 5.1.3 制度成本过高导致高校消极参与变迁 |
| 5.2 法律因素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基础 |
| 5.2.1 学位法律不健全削弱学位制度变迁的法律效力 |
| 5.2.2 立法滞后导致学位制度供给不足 |
| 5.3 文化观念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效果 |
| 5.3.1 集权计划式思想限制学位制度变迁的灵活性 |
| 5.3.2“重学轻术”观念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阻力 |
| 5.3.3 熟人社会文化增加学位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
| 5.4 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影响学位制度变迁的效率 |
| 5.4.1 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影响学位政策的制定 |
| 5.4.2 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影响学位政策的执行 |
|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生成结果 |
| 6.1 中国特色学位制度生成的理论充分性 |
| 6.1.1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形同” |
| 6.1.2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质异” |
| 6.2 中国特色学位制度生成的现实可行性 |
| 6.2.1 西方国家学位制度在变迁中生成自身特色 |
| 6.2.2 中国学位制度的“中国元素”初步显现 |
| 6.3 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 |
| 6.3.1 变迁轨迹越来越接近社会发展趋势 |
| 6.3.2 变迁内容越来越契合人民实际需求 |
| 6.3.3 变迁方向越来越彰显中国特色 |
|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附录:关于我国学位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的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取向、方式、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探讨 |
| (一)关于评价目的的研究 |
| (二)关于以往美国评价系统存在问题的研究 |
| (三)关于高风险教师评价改革实践的研究 |
| (四)关于美国教师评价改革特征的研究 |
| (五)关于教师评价与学生成绩相结合的研究 |
| (六)关于教师评价方式和工具的研究 |
| (七)关于教师评价改革所需要支持条件的研究 |
| 三、研究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评价 |
| (二)教师评价 |
| (三)高风险(高利害)测试 |
| (四)高风险(高利害)教师评价 |
| 四、评价所涉及相关概念界定与相关议题探讨 |
| (一)控制概念及相关议题 |
| (二)问责概念及相关议题 |
| (三)责任概念及相关议题 |
| (四)专业概念及相关议题 |
| (五)信任概念及相关议题 |
| (六)权力概念及相关议题 |
| (七)回应概念及相关议题 |
| (八)成长概念及相关议题 |
| (九)赋权增能概念及相关议题 |
| 第一章 研究思路与基本设计 |
| 一、研究目的、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件分析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案例研究法 |
| 四、研究价值、创新与局限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研究创新处 |
| (三)研究的局限性 |
| 第二章 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
| (一)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与发展的的思想背景 |
| (二)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与发展的的现实动因 |
| 二、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产生与发展的政策演进 |
| (一)《国家在危险中》成为高风险教师评价之重要思想和政策来源 |
| (二)布什、克林顿政府的教育改革措施对高风险的教育政策的推动 |
| (三)小布什总统《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标志高风险教育政策正式形成 |
| (四)奥巴马的“力争上游计划”促使教师评价成为许多州政策优先点 |
| (五)“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弹性计划”及共同核心国家课程标准的影响 |
| (六)《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对高风险教师评价的部分修正及其局限 |
| 第三章 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政策改革的现状及特征 |
| 一、联邦政策变革直接驱动教师评价的发展 |
| 二、州成为教师评价政策实施的管制主体 |
| 三、结合学生学习成果成为教师评价的主要方式 |
| (一)建立教师评价与学生学习成就之间的直接联系 |
| (二)增加教师评价的实施频率 |
| (三)建立教师评价中数据分析系统 |
| 四、教师评价结果运用突出体现出高风险特征 |
| (一)增加教师薪酬与评价结果的联系 |
| (二)加强教师评价结果在教师终身教职获得中的作用 |
| (三)促使教师评价结果成为教师解雇和裁员决定的重要依据 |
| 五、教师评价结果在教师发展中发挥作用仍然有限 |
| 第四章 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政策主导下的典型评价模式 |
| 一、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肇始之田纳西增值模式 |
| (一)田纳西州增值评价模式的产生背景与基本内涵 |
| (二)增值模式与学生成长和教师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
| (三)增值模式操作的基本原理 |
| (四)增值评价模式的优缺点争论 |
| (五)田纳西州高风险教师评价的发展 |
| 二、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方法拓展之学生学习目标法的运用 |
| (一)学生成长措施的分类与SLO的缘起 |
| (二)学生学习目标法内涵及分类 |
| (三)学生学习目标法的运用情况 |
| (四)学生学习目标的制定、实施流程与保障 |
| (五)SLO实施过程—以得克萨斯州为例 |
| (六)学生学习目标法应用于教师评价中的争论与反思 |
| 三、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新高度之IMPACT评价系统 |
| (一)华府公立学区教师评价系统的理念与目的 |
| (二)IMPACT评价系统的具体实施 |
| (三)华府公立学区教师评价系统的特征 |
| (四)华府公立学区教师评价系统的存在的问题 |
| (五)华府公立学区教师评价系统的存在的启示 |
| 四、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比照之PAR模式 |
| (一)美国教师同行协助与审查模式的理念与目的 |
| (二)美国教师同行协助与审查模式的构成体系与实施 |
| (三)美国教师同行协助与审查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四)美国教师同行协助与审查模式的影响与挑战 |
| (五)美国教师同行协助与审查模式的实施建议 |
| 第五章 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存在的争论与问题 |
| 一、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在伦理学引发的争论与问题 |
| (一)高风险教师评价违背了无伤害的伦理原则 |
| (二)高风险教师评价引发关于善行原则的争论 |
| (三)高风险教师评价引发关于自治原则的争论 |
| (四)高风险教师评价引发忠诚原则的问题与争论 |
| (五)高风险教师评价违背正义原则引发一系列问题 |
| 二、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在法律方面的争议与问题 |
| (一)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立法层面存在诸多争议 |
| (二)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实施中引发诸多法律问题 |
| 三、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
| (一)高风险教师评价引发教师罢工的问题 |
| (二)高风险教师评价引发教师大量流失的问题 |
| (三)高风险教师评价加剧教师的短缺 |
| 四、高风险评价结果本身对教育的伤害 |
| (一)高风险教师评价最终使教学质量下降 |
| (二)高风险教师评价造就管理的官僚化与技术化 |
| (三)高风险教师评价冲击教师专业 |
| (四)高风险教师评价扼杀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
| 第六章 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价值取向分析 |
| 一、高风险教师评价与控制 |
| 二、高风险教师评价与权力 |
| 三、高风险教师评价与问责 |
| 四、高风险教师评价与信任 |
| 五、高风险教师评价与专业 |
| 六、高风险教师评价与责任 |
| 七、高风险教师评价与回应 |
| 八、高风险教师评价与成长 |
| 第七章 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的比较与反思 |
| 一、我国教师评价制度概述 |
| (一)我国教师评价发展的阶段 |
| (二)我国教师评价发展的特征 |
| (三)我国教师评价存在的问题 |
| 二、我国教师评价与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比较分析 |
| (一)我国教师评价中的权责分析 |
| (二)我国教师评价与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之异同 |
| 三、高风险教师评价应对的反思 |
| (一)营造支持教师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
| (二)提高教师自身素养来回应社会期望 |
| (三)构建基于信任和个体解放的评价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全面二孩背景下农村教育政策调整研究 ——以湖南省T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样本 |
| 1.4.2 研究工具 |
| 1.4.3 资料搜集 |
| 1.5 研究思路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依据 |
| 2.1 有关教育政策理论的研究 |
| 2.2 有关教育政策执行和决策的研究 |
| 2.3 有关二孩生育和教育政策调整的研究 |
| 2.4 文献总结 |
| 2.5 理论依据 |
| 3 生育意愿与教育政策变迁 |
| 3.1 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1.1 调查地人口样本概况 |
| 3.1.2 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
| 3.1.3 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2 教育政策环境对生育意愿的作用 |
| 3.2.1 T县教育政策环境 |
| 3.2.2 教育政策环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
| 3.3 农村教育政策的演进与变迁 |
| 3.3.1 教育拨乱反正时期 |
| 3.3.2 教育体制与结构改革时期 |
| 3.3.3 教育新变革时期 |
| 4 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 |
| 4.1 受教育现状和教育诉求 |
| 4.1.1 农村居民子女受教育现状 |
| 4.1.2 农村居民的教育诉求 |
| 4.2 人口变动对教育政策环境的影响 |
| 5 农村教育政策的效用分析与理性决策 |
| 5.1 T县农村教育政策的执行 |
| 5.2 农村教育政策的效用分析 |
| 5.2.1 积极效用 |
| 5.2.2 消极效用 |
| 5.3 农村教育政策的理性决策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创新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论教育政策制定者个人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政策法制与实践视角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D]. 朱培源.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中国中小学超智儿童特殊精英教育培养政策制定研究[D]. 凌琳. 西南大学, 2020(05)
- [4]中美《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标准·语言领域》比较研究[D]. 邹群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D]. 程明喜.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学位制度变迁研究[D]. 冯钰平.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9]美国高风险教师评价︰取向、方式、影响[D]. 郝世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全面二孩背景下农村教育政策调整研究 ——以湖南省T县为例[D]. 徐振天.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