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政府昨日召开常务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磊[1]（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认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杨小琼[2]（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并不断向华北进攻,各界民众便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这激发了全体民众最强烈的爱国热情,前方有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后方也积极组织民众声援抗战并募集物资支援前线。于是,在国民政府与民众的不懈努力下,全国各省市有计划有组织的成立抗敌后援会,以期集中全部人力物力支援抗战。四川省便在政府支持及广大民众努力下于1937年7月21日成立了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此后在全川各市县、各行业成立抗敌后援分会。这些抗敌后援会组织,有较为完备的组织章程、规章体系,保证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和领导下,联合其他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动员方面,组织宣传队讲演、举行游艺、散发传单、办壁报、办报刊、表演戏剧、教唱救亡歌曲等多种宣传活动,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征募物资方面,组织征募寒衣、征募抗战物资、捐款献金等各项募捐活动,募集全川物力财力支援抗战,保证持久战顺利进行。抵制日货方面,成立根绝仇货委员会,配合肃清仇货委员会工作,清查全川日货,有效引导全川民众抵制日货,推动民族工业发展。本文通过具体叙述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分析其在动员民众、征募物资、支援抗战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剖析全川各界民众力量的汇集,展现后方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历程。
王力[3]（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认为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田若言[4]（2019）在《战后印尼华文报纸与新中国形象建构（1949—1954） ——以印尼《生活报》为中心》文中提出国家形象对于国家战略需求和国家利益诉求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改变他者的认知,获得更多的认同与支持,巩固政权合法地位。新中国初立,对内面临着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以及其盘踞台湾和占据着联合国席位的现实,尤其是国民党为了与中共竞争,积极争取华侨华人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把自己塑造为中国的正统代表和中华文化的传承者,由此对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产生了考验。对外则面临着美国为首的反共体系的封锁和遏制。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和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诉求合流,在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尼）和海外华侨华人之中掀起了对新中国的负面宣传。而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和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建立,使其得以领导和代表全中国,“国家”层面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国民党的绝对政治优势。在上述情况下,如何建构自己的国家形象,获得更多的承认和支持,从而一方面回应美国和国民党对新中国形象的歪曲、一方面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成为新中国面临的紧要课题。国家形象建构的路径在当时主要体现为报纸,尤其是战后印尼华文报纸的快速发展,加强了报纸作为国家形象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生活报》为载体,以国家形象为视角,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中印尼关系正常化为时间段,结合国际关系、新闻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首先论述了国家形象的概念与内涵、价值与意义、建构路径,尤其是报纸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性。其次探讨了战后印尼华文报纸的发展以及《生活报》对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意义。然后结合国家形象的理论和《生活报》的内容探讨新中国如何利用《生活报》建构国家形象。最后分析新中国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新时期下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李珂杨[5]（2019）在《民国时期女童子军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女童子军组织是民国时期我国最大的青少年女性教育团体,最早由上海仓圣明智女子中学创办。从1919年到1949年,民国时期的女童子军教育共走过三十年的历程,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全国童子军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央政府也对童子军教育不加干涉。因此各地童子军办理情况不一,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办法,全国童子军教育呈现出自主性、分散性的特点,政治色彩较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统一办理童子军教育,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制定各项组织条例,还规定初中必须实行童子军教育。在童子军党化的过程中该种教育呈现出强制性、系统性的特点,政治色彩大大加强。虽然女童子军在三十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没有独立的领导机构,但却逐渐拥有了独立的女童子军团,单独的登记制度,专属的制服和专为女性设置的课程内容。广大女性儿童通过参加各种户外活动和从事各类社会服务提高了身体素质,培养了自身的独立意识和服务精神。并通过与世界各国女童子军的交往,开拓了视野,建立起女童军间的深厚情谊。女童子军教育使女性逐渐摆脱传统社会带给女性的桎梏,她们开始走出家庭,并将自己看作国家的一份子,承担起家庭与社会赋予她们的双重责任。在当时,女童子军教育弥补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足,推动了近代妇女的解放运动;在现代,女童子军教育中蕴含的德育为先、学生本位、重视实践的教学思想与自主探索、团队合作为主的教学方法也对当今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李明明[6]（2019）在《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研究（1927-193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也是民国四大报纸之一。该报历来关注民生问题,其刊登的大量禁烟禁毒文章即是明证。本文在收集与整理1927-1932年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报道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法与跨学科研究法对文本进行分析,旨在说明上海《民国日报》作为民国时期的一大媒体,对禁烟禁毒问题的重视及发挥的宣传作用。文章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上海《民国日报》的刊行史及其对禁烟禁毒问题文章刊载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梳理上海《民国日报》对“渐禁”时期和“断禁”之尝试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的禁烟禁毒措施及官员、军人及民众对官方禁烟禁毒破坏的相关报道。第三部分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为例,分析上海《民国日报》对民间拒毒团体的报道。此一时期,中华国民拒毒会督促南京国民政府拒毒、号召民众拒毒、重视国际禁烟禁毒宣传、扩大自身组织及应付国际禁烟大会,上海《民国日报》对此一一进行了报道。“江安轮运土案”是民国时期的重大禁烟禁毒事件,文章的第四部分以上海《民国日报》为切入口,分析了“江安轮运土案”的经过、社会各界对案件的认知过程、警备司令部封锁相关消息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案件的审讯过程等。第五部分阐释了上海《民国日报》对国际方面禁烟禁毒促进与破坏正反两方面的报道,及中央禁烟委员会和中华国民拒毒对国外消极拒毒的反应。最后,对上海《民国日报》关于禁烟禁毒问题的报道进行整体上的评价。文章认为:该报作为当时重要的媒体之一,在报道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禁烟禁毒问题时,所站的立场整体上较为客观,但也不乏对国民党禁烟禁毒政策进行美化的成分,其既对禁烟禁毒起到了舆论宣传的作用,又起到了对政府禁烟禁毒工作的监督作用。
刘佳[7]（2019）在《新闻转述话语的中日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主要媒体强化“对外信息发布”,把中国国内的新闻翻译成英语、日语、俄语等外语,充实了面向海外的多种语言网站内容。本实践以“中国?大连（日语版）”为对象,以顺应论（the theory of adaptation）为基础,探讨了中文新闻的转述话语中所使用的信源、转述动词和引语的翻译方式及同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得出以下结论。（1）在信源中,对于像“政府/机关人士”这样具有权威性的“明确信源”,译者通常会选择尽可能不去介入原文,有效利用异化策略进行翻译。另一方面,为着重表现原发话人所说的内容,像“**专家”这样的“明确信源”常被看作是“个人信源”,此时多使用省略身份或姓名的同化策略。而同一段落中,“人物信源”出现两次以上时,在后文中一般用“王司长”这样的“姓氏+职位”的方式来表达。同“明确信源”相比,“非明确信源”的翻译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像“韩国媒体”这样的“匿名信源”,在日语中通常会直接翻译出来。但是,像“据悉”这样的“非明确信源”作为信息来源时,其权威性较低,为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须仔细斟酌。也就是说,比起形式更要顺应意义的对等。或者说,为寻求对读者“心理世界”的顺应,要多采用同化策略,译成“とみられる”或“?という”。（2）在转述动词的翻译中,动词极性的变化与信源、被转述的内容和译者的目的密切相关。极性动词也会对读者的判断产生影响。例如,把中性动词“说（shuo）”翻译成积极动词“表明”时,明确表示出报道者对被转述的内容持有赞成的态度。这也可以看作是顺应读者“心理世界”的一种方法,此时,译者可多采用同化策略来选择转述动词。但是,当信源是以“政府/机关人士”为首的权威组织（人）所提出的法规或报告时,译者要降低介入度,动词极性往往不会发生变化。此时,更要忠实于原文信息进行转述,多采用异化策略。（3）在引语的翻译中,引语形式受读者的“心理世界”、“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及译者“视点”的制约。在“直接引语”中,因其是原封不动地引用原发话人的说话内容,所以在翻译时一般会忠实于原文,选用异化策略。但是,当以读者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为中心时,有时也会将“直接引语”译成“间接引语”,采用同化策略。在“自由直接引语”中,译者要控制自身对原发话人情感表达的介入,最好是忠实于原文直接翻译。当“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同时出现时,考虑到二者“视点”一致,在译文中可采用同化策略,将其统一成“直接引语”。在“间接引语”中,其翻译上最大特点是通过“视点”的转移来实现“间接引语”到“直接引语”的转换。报道者通过介入原文的表现形式来统一引语,有效地发挥了同化策略的作用。在“施为引语”中,关于“认同的是……”这样的命题内容的转述有很多。此时,报道者应保持客观的“视点”,不去介入原发话者的思想或发话内容,而是按照原文的样子自然地叙述会更好。并且,当转述“深表认同”这样的说话态度时,译者可站在报道者的“视点”,使用“表明”这种积极动词来翻译,进而表示出对于原说话者的想法?行为的认可。在日语的译文中,也会用到对语义、语法层次进行调整的异化策略。本实践报告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翻译实践的背景、目的、意义和内容;第二章综述了转述话语的相关研究;第三章描述了实践过程,即译前准备、翻译流程和进度;第四章说明了翻译理论及其在新闻翻译中的指导作用;第五章从信源、转述动词、引语这三方面进行了举例分析,并结合第四章的顺应论探讨了转述话语的翻译策略;第六章总结出新闻翻译的一般性规律和心得体会,并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张瑞[8]（2019）在《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文中认为“党化教育”指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为三民主义。“党化教育”源自孙中山的“党治”思想,戴季陶将其阐发为“党化教育”,此后又成为了国民党各级党部推行的政治教育思想。“党化教育”并不仅仅是在狭义的教育界被推行,它渗透了社会各界的各个方面。当时的浙江是国民党政治、经济腹地,因此积极施行“党化教育”。浙江省实行“党化教育”的首要群体是党员,内容主要侧重训练党员工作的能力、加强党员对党的认识。浙江省保安团队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随着浙江省保安团队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开始对其进行“党化”,以达到完全为其服务的目的。1938年6月,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成立。国民党要求省国民抗敌自卫团官兵必须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军队中成立团、连党部,实施“政治训练计划”。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政工队受中国共产党掌握。尽管国共两党在浙江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国民党对政工队员的教育仍然强调政工队与国民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民党省党部在各类校园中设置了党义课程、聘任及检定党义教师,积极进行与“党化教育”相关的课外活动。此外,浙江省还对社会民众进行“社会宣教”,借助党报和社会纪念活动,不断加强党义及时事政策的宣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收效,但是由于“党化教育”本身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其目的在于让社会各个阶层必须接受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政治主张,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徐娴[9]（2019）在《日伪在杭州沦陷区的奴化宣传研究》文中提出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军占领杭州初期,主要是通过维持会和自治委员会实行统治。1938年后,日本相继扶持了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两个伪政权先后在杭州地区建立起了地方伪政权。日伪杭州政权以日本军事占领为靠山,不但对杭州进行了残酷的军事统治和经济上的统制,而且还开展了对民众的奴化宣传。本文聚焦从1937年杭州沦陷到1945年抗战胜利八年间,日伪政权在杭州的奴化宣传,主要内容包括日伪政权在杭州推行奴化宣传的专门组织机构,日伪推行奴化宣传的政策和策略,日伪推行奴化宣传的途径和奴化宣传的内容,此外也分析了日伪在杭州推行奴化宣传过程中的困局。日伪在杭州的奴化宣传主要是由日伪政权的宣传部门和社会管理部门负责,此外,也充分动用了大民会等伪组织的力量。日伪在推行奴化宣传的过程中,既执行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总体政策,也有针对杭州的特定宣传政策。其宣传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报纸、期刊（包括各类特刊）、广播电影、集会演讲,演艺和街头标语等,其中利用各种纪念日开展的奴化宣传活动以及利用杭州佛教盛行而展开的相关宣传活动成为日伪在杭州实施奴化宣传的重要特征。日伪在推行奴化宣传的过程中,既注重在固定公共场所的宣传,也组织了在各地的各种巡回宣传活动。日伪奴化宣传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日军占领杭州初期,主要是通过伪政权来树立其占领者的“亲民”形象,宣扬日本军事上的不可战胜,诋毁国共合作抗战。汪伪政府时期,其奴化宣传更具有系统性,其中突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等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奴化宣传中又强调了反美的内容。杭州沦陷时期日伪推行的奴化宣传并未达到日伪消弥杭州人民抗日反日思想的初衷。由于杭州周边地区抗日力量的存在,反日宣传的广泛开展,以及杭州民众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极大消解了日伪奴化宣传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日伪奴化宣传本身的虚假和欺骗性注定了其奴化宣传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失败。
马冬[10]（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二、省政府昨日召开常务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府昨日召开常务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全国各地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一、“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团体概况 |
| 二、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省市抗敌后援会概况 |
| 第二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一、四川省早期的抗日救亡团体 |
| 二、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正式成立 |
| 第三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分会与支会 |
| 一、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业别支会 |
| 二、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各县抗敌分会 |
| 第二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机构与规则 |
| 第一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总会及分会组织机构 |
| 一、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改组前组织情况 |
| 二、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改组后组织情况 |
| 第二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规章制度 |
| 第三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推动军队出兵抗战 |
| 第二节 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
| 一、宣传活动 |
| 二、宣传形式 |
| 第三节 征募抗战物资 |
| 一、征募衣物 |
| 二、捐款献金 |
| 第四节 抵制日货 |
| 一、成立根绝仇货委员会 |
| 二、抵制日货主要活动 |
| 第四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性分会 |
| 第一节 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分会 |
| 一、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二、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活动 |
| 第二节 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 |
| 一、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的成立 |
| 二、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的主要工作 |
| 第五章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历史价值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历史价值 |
| 一、宣传抗战,动员民众 |
| 二、征集大量物资,支援抗日前线 |
| 三、促进后方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局限性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战后印尼华文报纸与新中国形象建构（1949—1954） ——以印尼《生活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的内容、方法与限制 |
| 第一章 国家形象概论 |
| 第一节 国家形象的概念与内涵 |
| 第二节 国家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三节 国家形象的建构路径 |
| 第二章 战后印尼华文报纸的发展及其作为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
| 第一节 战后印尼华文报纸的发展 |
| 第二节 战后印尼华文报纸作为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
| 第三章 《生活报》与新中国形象建构 |
| 第一节 《生活报》与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 |
| 第二节 《生活报》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建构 |
| 第三节 《生活报》与新中国的经济形象建构 |
| 第四节 《生活报》与新中国的文化形象建构 |
| 第五节 《生活报》与新中国的军事形象建构 |
| 第六节 《生活报》与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建构 |
| 第四章 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不足与建议 |
| 第一节 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 |
| 第二节 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不足 |
| 第三节 对于新时期我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国时期女童子军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成果及最新动态 |
| 2 童子军教育的起源 |
| 2.1 童子军组织的创办 |
| 2.2 童子军教育的原理 |
| 2.2.1 童子军教育的内涵 |
| 2.2.2 童子军教育的理念 |
| 3 中国女童子军教育的发展历程 |
| 3.1 北洋时期女童子军教育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童子军组织初建 |
| 3.1.2 中国女童子军组织出现 |
| 3.1.3 童子军教育事业开展 |
| 3.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童子军教育发展历程 |
| 3.2.1 初步开展阶段 |
| 3.2.2 全面开展阶段 |
| 3.2.3 迅速衰落阶段 |
| 3.2.4 战后复苏阶段 |
| 4 女童子军的组织及制度 |
| 4.1 女童子军的基层组织 |
| 4.1.1 组织编制 |
| 4.1.2 人员构成 |
| 4.1.3 日常工作 |
| 4.1.4 登记情况 |
| 4.2 女童子军的制服与徽章制度 |
| 4.2.1 女童子军制服 |
| 4.2.2 女童子军徽章制度 |
| 5 女童子军训育概况 |
| 5.1 女童子军的课程设置 |
| 5.1.1 北洋时期的课程 |
| 5.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课程 |
| 5.2 女童子军师资培养 |
| 5.2.1 短期训练班 |
| 5.2.2 师范学校童子军专科 |
| 5.2.3 体育教员兼任童子军教练 |
| 6 女童子军的主要活动 |
| 6.1 户外活动 |
| 6.1.1 宣誓游艺 |
| 6.1.2 比赛露营 |
| 6.1.3 旅行野战 |
| 6.1.4 其他活动 |
| 6.2 社会服务 |
| 6.2.1 会场服务 |
| 6.2.2 赈灾服务 |
| 6.2.3 战时服务 |
| 6.3 国际交往 |
| 6.3.1 参加世界童子军活动 |
| 6.3.2 与各国女童子军组织交往 |
| 7 女童子军教育的评价 |
| 7.1 女童子军教育的意义 |
| 7.2 女童子军教育的不足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研究（1927-193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禁烟禁毒问题的宏观性研究 |
| 2.禁烟禁毒问题的微观性研究 |
| 3.以近代报刊为主要史料的禁烟禁毒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方法 |
| 2.创新之处 |
| 一、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对禁烟禁毒问题的刊载 |
| (一)上海《民国日报》简介 |
| (二)上海《民国日报》对禁烟禁毒问题的刊载 |
| (三)小结 |
| 二、上海《民国日报》对官方禁烟禁毒的报道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措施 |
| 1.“渐禁”时期 |
| 2.“断禁”之尝试时期 |
| (二)地方禁烟禁毒措施 |
| 1.督促中央禁烟禁毒之举措 |
| 2.地方本身禁烟禁毒措施 |
| (三)官方禁烟禁毒受挫折的国内因素 |
| 1.官员 |
| 2.军人 |
| 3.民众 |
| (四)小结 |
| 三、上海《民国日报》对民间禁烟禁毒团体的报道——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为例 |
| (一)中华国民拒毒会宗旨及目标 |
|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禁烟禁毒举措 |
| 1.督促南京国民政府拒毒 |
| 2.号召民众拒毒 |
| 3.重视国际宣传 |
| 4.扩大自身组织 |
| 5.应付国际禁烟大会 |
| (三)小结 |
| 四、上海《民国日报》对重大禁烟禁毒事件的报道——以“江安轮运土案”为例 |
| (一)“江安轮运土案”之经过 |
| (二)各界对“江安轮运土案”的反应 |
| 1.中央禁烟委员会 |
| 2.中华国民拒毒会 |
| 3.中华妇女节制会 |
| 4.上海各区党部 |
| (三)各方对相关新闻被扣留的看法 |
| (四)“江安轮运土案”之审讯 |
| (五)小结 |
| 五、上海《民国日报》对国际方面参与禁烟禁毒的报道 |
| (一)积极参与禁烟禁毒 |
| 1.国际相关组织积极禁烟禁毒 |
| 2.与我国合作积极禁烟禁毒 |
| (二)消极参与禁烟禁毒 |
| 1.外人公然贩毒之事实 |
| 2.远东鸦片调查团 |
| 3.外人对南洋华侨实施鸦片政策 |
| 4.外人参与贩毒之危害 |
| (三)我国各方对国外消极拒毒的反应 |
| 1.中央禁烟委员会 |
| 2.中华国民拒毒会 |
| (四)小结 |
| 六、对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报道的评价 |
| (一)报道形式多样化 |
| (二)体现知识分子对民生问题之关注 |
| (三)利用媒体的舆论宣传力量督促各界禁烟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新闻转述话语的中日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1 序论 |
| 1.1 実践の背景 |
| 1.2 実践の目的と意义 |
| 1.3 実践の内容 |
| 2 伝达构文に関する先行研究 |
| 2.1 ニュース?ソース |
| 2.2 伝达动词 |
| 2.3 话法 |
| 2.4 先行研究のまとめと本実践の位置付け |
| 3 実践の过程 |
| 3.1 実践の准备 |
| 3.1.1 翻訳ツール |
| 3.1.2 伝达构文に関する用语 |
| 3.1.3 伝达构文の収集と分类 |
| 3.2 実践の流れと进度 |
| 4 翻訳理论 |
| 4.1 适応性理论 |
| 4.2 ニュース翻訳への応用 |
| 5 伝达构文の翻訳実践 |
| 5.1 ニュース?ソース |
| 5.1.1 実名ソース |
| 5.1.2 无记名ソース |
| 5.2 伝达动词 |
| 5.3 话法 |
| 5.3.1 直接话法 |
| 5.3.2 自由直接话法 |
| 5.3.3 间接话法 |
| 5.3.4 発话行为の语り手による报告 |
| 6 结论 |
| 6.1 本実践のまとめ |
| 6.2 心得 |
| 6.3 今後の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谢辞 |
（8）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想渊薮 |
| 一、孙中山的“党治”理论 |
| 二、戴季陶与“党化教育” |
| 三、浙江省“国民党化的教育” |
| 第二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党部的党员教育 |
| 一、编制教育计划 |
| 二、推行党员训练 |
| 三、学习党义书籍 |
| 第三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地方武装政治训练 |
| 一、省保安团队的“党化” |
| 二、抗卫团队党部的政治训练 |
| 三、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集训 |
| 第四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中小学的教育 |
| 一、党义课程与党义教科书 |
| 二、中小学党义教师的管理 |
| 三、学生的课外党义活动 |
| 第五章 “党化教育”与浙江的社会宣教 |
| 一、国民党报中的民众宣教 |
| 二、纪念日活动的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日伪在杭州沦陷区的奴化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写作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杭州沦陷及日伪政权的建立与流变 |
| 一、杭州沦陷 |
| 二、伪政权的建立 |
| 三、日伪政权中的宣传机构 |
| 第二章 日伪奴化宣传的政策与策略 |
| 一、日伪奴化宣传政策的制定 |
| 二、日伪在杭州沦陷区推行奴化宣传的策略 |
| 第三章 日伪奴化宣传的途径与内容 |
| 一、日伪在杭州的报刊宣传 |
| 二、广播与电影 |
| 三、集会演讲、演艺、标语及其他方式 |
| 第四章 日伪奴化宣传的困局 |
| 一、抗日力量的反日宣传 |
| 二、民众对日伪奴化宣传的抵制与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论题研究的现状和分析 |
| 三、重要概念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 |
| 第一节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历史回溯 |
| 一、孙中山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基础 |
| 二、戴季陶重构“以党治国”的哲学方向 |
| 三、蒋介石推进“以党治国”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民党“党化新闻界”有关法规的制定 |
| 一、确立蒋介石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垄断解释地位 |
| 二、执行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宣传制度 |
| 三、严控“新闻纸”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
| 一、课堂中的“党义”教育 |
| 二、校园中的“党化”控制 |
| 三、时间上的“党国”记忆 |
| 四、空间上的“总理”符号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 |
| 第一节 以制度时间为核心的符号宣传 |
| 一、总理纪念周的舆论推广 |
| 二、革命纪念日的媒体教化 |
| 三、孙中山陵寝的精神崇拜 |
| 第二节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向心宣传 |
| 一、对国民党其它重要人物和势力的轻视 |
| 二、对镇压共产党行动的支持 |
| 三、对“新生活运动”的拥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抗争宣传 |
| 一、对被动抵抗日本侵略的无奈宣传 |
| 二、与苏联关系曲折恢复的尴尬报道 |
| 三、借美国政治外交支持的自惭宣传 |
| 四、维护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重点报道 |
| 第二节 以民权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宣传 |
| 一、烘托推进民权的氛围 |
| 二、展现间接民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以民生主义为旨向的发展经济及社会文化宣传 |
| 一、主张改善生产环境 |
| 二、疾呼充实粮食生产 |
| 三、展示交通建设发展 |
| 四、列举文化建设措施 |
| 五、号召顺应服饰潮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 |
| 第一节 间接阐释公共舆论的立场 |
| 一、呼吁挽救民族危亡 |
| 二、要求实现国内统一 |
| 三、号召促进民生进步 |
| 第二节 直接反对“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 |
| 一、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策略性 |
| 二、展现新闻纸遭受检查的普遍性 |
| 第三节 利用短评坚守“文人论政” |
| 一、涉及国计民生全方位的议题设置 |
| 二、代表公共舆论守门人的价值立场追求与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省政府昨日召开常务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研究[D]. 杨小琼.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4]战后印尼华文报纸与新中国形象建构（1949—1954） ——以印尼《生活报》为中心[D]. 田若言. 厦门大学, 2019(08)
- [5]民国时期女童子军教育研究[D]. 李珂杨. 宁波大学, 2019(06)
- [6]上海《民国日报》禁烟禁毒问题研究（1927-1932）[D]. 李明明.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3)
- [7]新闻转述话语的中日翻译实践报告[D]. 刘佳.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3)
- [8]国民党在浙江省“党化教育”研究（1927-1949）[D]. 张瑞.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9]日伪在杭州沦陷区的奴化宣传研究[D]. 徐娴.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10]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