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社会科学关系民族兴亡盛衰（论文文献综述）
许多娇[1]（2021）在《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95年至1911年的晚清时期,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呼吁进行大众动员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小说因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被认为具有群治功用。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是如何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的,以及晚清小说在文本中贯彻群治观念时出现了哪些主旨之下的变奏。第一章讨论民族主义思想与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以及晚清知识界对小说群治功用的强调。晚清的群治观念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群治观念影响了对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知识分子都从相同或相近的理念出发,把小说的政治功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热望,无疑是助推晚清小说创作高峰到来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群治功用成了许多晚清小说的创作主旨。但在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所表达出的群治观念要比政论文章或小说理论中所探讨的群治观念更为复杂和多元,既有对群治这一主旨的细化,又出现了主旨之下多声复议式的变奏。第二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晚清诸多小说都存在对公众道德的批判,对革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期盼。尤其在面临1895年之后的危局时,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道德堕落被认为损害了社会活力,国家思想缺失被认为影响了合群,观念愚昧落后被认为影响了社会发展,虚假维新则成了多方面问题的集合式展现。晚清小说家们希望通过批判道德状况,呼唤生成国家思想,批评落后观念,发挥小说的刺激作用,推动公众道德、思想、观念的内在重塑。甚至为了达到刺激作用,个别作者不惜在小说中故意夸大晚清社会的弊端和扭曲真实的社会道德状况。在晚清小说家那里,国家思想的塑造、新观念的养成,基本上需要通过引入西学、学习域外经验来完成,而道德重塑则更多指向儒家道德准则的践行与恢复。第三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这是晚清小说家们为推动群治对个体外在重塑的思考。晚清鸦片泛滥、女子缠足等问题被认为不仅损害了个人身体,也损害了国家肌体,通过体育、体操等规训与重塑国民身体因此和国家强大紧密关联在一起,尚武精神、侠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提倡是对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演绎。在晚清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女权的论述,但女权在晚清小说家那里主要是群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为使女性与男性担负起同样的国家责任。晚清小说家还喜欢塑造英雄,从民族主义叙事来讲英雄的塑造应该指向英雄群体,但在晚清小说文本中,英雄叙事往往塑造的都是被神化的个人英雄,希望以个人英雄完成救国壮举。身体、女权与英雄叙事都服务于群治思想,但细剖文本我们又会发现一些吊诡之处,比如有的女权小说仍在闪现男权的影子,新式英雄的描摹却又有复制传统帝王将相传奇叙事的痕迹,形成了群治主旨之下的变奏。第四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1895年后的晚清政府,已经在知识分子那里失去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君主专制也已面临诸多批判。晚清小说在倡导群治时亦多畅想进行实质性的政体变革,这也是群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当时多元社会思潮与复杂社会现实影响,晚清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言说政体变革时,一定程度上充满了犹疑、徘徊。一方面因晚清小说家大多属于改良派,支持立宪成为很多小说在政体言说上的共同立场;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家又认为当时民众的政治素养难以达到立宪所需程度,因此又不断强调塑造国民应当先从自治做起。当一些小说家对现实政体变革充满无奈时,他们又开始在乌托邦小说中塑造理想政体。而设想理想政体时,君主制思想的残余、殖民思想的引入,却在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从小说文本中流露出来,使对政体变革的言说又呈现出了变奏。第五章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观念。这几种观念生发于群治观念,却又是群治观念的悖反。在排满小说中,或因于对民族主义内涵的曲解,或因于对推翻专制王权的功利主义诉求,华夷之辨重新出现,把“群”的边界变得狭隘和窄化;在种战小说中,晚清小说家基本都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终有一战,黄种应该联合,尤其同属黄种的中日两国应当亲近,小说家笔下“群”的边界又超出了中华民族范围或中国范围,黄种之群不再是群治最初所指的国家之群;在乌托邦小说中,作者们大多认为群治的终点并不是中国自身的强大,而要经由中国的强大走向世界的联合,倡导世界主义,迎来大同世界的实现,但在大同世界叙事中,国家边界消失,种群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小说的群治功用也同时被消解。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潘知常,苗怀明,赵建忠,乔福锦,高淮生[3]（2021）在《新红学百年回顾与反思学术笔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红学百年取得了不可低估的学术功绩,回顾与反思新红学百年的得与失,有益于红学新百年的学术传承与学科建构。潘知常认为,尽管新红学的功绩不容小觑,然而新红学至今未能真正走出《红楼梦》研究的困局;从"旧红学""新红学"到"后红学",一个更加繁荣的《红楼梦》研究的时代必将到来;"后红学"应走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研究的康庄大道,回到王国维,超过王国维;只有王国维,才是继旧红学、新红学之后的《红楼梦》研究的正确道路的开创者。苗怀明认为,"新红学"是个很常用的学术术语,但尴尬的事实是这个术语并未被学界广泛接受。人们在使用"新红学"一词时所表述的内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至少有五种理解。概念内涵认识的不统一必然影响红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学界的基本认知来看,新红学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内涵与广义的内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为"新红学"这一概念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界定,不妨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两种内涵并存的情形,但在撰写着述的时候应加以说明,以免影响研究的准确性。赵建忠则重新审视"新红学"关于《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研究结论的诸多问题,继其提出《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新命题之后,又提出了《红楼梦》"版本累积说"的新思考;《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是为了解释《红楼梦》文本内部的矛盾现象,《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版本累积说"则是为了更圆满解释《红楼梦》从残钞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变轨迹。乔福锦认为,谈论新红学百年史,绝对绕不开周汝昌,他发扬光大了新红学事业。周汝昌精神上与胡适较远,与陈寅恪、吴宓等视民族文化为个体生命依托的新人文主义色彩较浓的边缘化学人联系更为紧密。众所周知,周汝昌堪称百年新红学的"独行侠"。实际上,周汝昌晚年所面对的并非个别人,而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批人,是权力化的学术体制,是极端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当下学界之主要任务,是在承继新红学未竟事业的同时,增强这门学问与华夏传统学术的联系,进而重新认识与评价被现代性偏见否定的索隐派红学。高淮生则提出了红学新百年三个方面的展望与构想:1、红学史建构、红学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是新百年红学的基础工程;2、红学体系和学派的建构和生成是新百年红学的生命力所在;3、红学的有效学术评价机制的建构是红学良性发展的学术保障。不仅红学需要有效的学术评价,当今的中国学术整体性地需要有效的学术评价。
高子芹[4]（2021）在《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文中认为
周迪[5]（2021）在《刘禹锡诗歌中的六朝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吕宇婷[6]（2021）在《唐诗中的隋亡书写》文中研究表明
张珂[7]（2021）在《南宋诗歌中的开元天宝书写》文中指出
丁晓宇[8]（2021）在《明代怀古咏史词研究》文中提出
刘怡[9]（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研究指明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廖珍珍[10]（2021）在《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文中研究指明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与史学新旧转型的要求下,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以培养新式国民成为时代急务。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域外教科书到改编再到独立编写的过程,逐步实现近代化和本土化。罗元鲲在20世纪三十年代编纂出版了三部历史教科书,涉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与中国通史诸领域。《史学概要》是一部史学通论性质的授课讲稿,既对中西、新旧史学有所介绍与区分,又论述了史学理论与方法,而后者是主要的。《中国近百年史》编撰起自乾隆朝晚期至1933年《塘沽协定》的签订止,尽量清晰完整地展现了近代社会事变的历程。《高中本国史》出版于1934年,将远古到20世纪三十年代“新生活运动”时期的历史叙述详明。三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体例都是章节体,并对史学史与历史发展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脉络清晰。罗元鲲的教科书,以民族史、政治史与外交史为叙事重点。他通过勾勒我国多源民族经过长期的同化、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来建构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政治史方面,罗氏尤重历代治乱兴衰与政治改革的得失,以为其时社会改革之资鉴。他还着力梳理我国古代的中西交通与近代的外交失败过程,加深国民对世界形势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了解。虽然侧重不同,但都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经世致用,体现了“君史”与“民史”的调和。罗元鲲还广泛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比事物的异同,凸显其本质。在论述过程中,秉持“切戒偏激”的史论原则,反映了他对于史德的理解。罗元鲲的三部历史教科书涉及范围广、包含的内容庞大,对其教科书的编纂活动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对近代史学史的认识。
二、哲学社会科学关系民族兴亡盛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哲学社会科学关系民族兴亡盛衰（论文提纲范文）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 既有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晚清群治观念的生成:民族主义与小说动员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思想与群治观念 |
| 第二节 群体动员与小说群治功用的阐释 |
| 第三节 小说实践:群治理念的构想与现实 |
| 第二章 群治的共识:晚清小说中的道德批判与观念重构 |
| 第一节 道德的批判与重塑 |
| 第二节 国家思想的缺失与培植 |
| 第三节 提升民智与观念革新 |
| 第四节 虚假维新批判:综合思想的呈现 |
| 第三章 群治求诸己:晚清小说中的身体、女权与英雄 |
| 第一节 身体重塑及其演绎 |
| 第二节 女权的阐扬与变形 |
| 第三节 英雄叙事:人性与神性 |
| 第四章 群治与政体:晚清小说中的政体想象 |
| 第一节 反专制与倡自治 |
| 第二节 立宪:根本性变革的憧憬 |
| 第三节 乌托邦中的理想政体想象 |
| 第五章 群治的悖反:晚清小说中的排满、种战与大同世界 |
| 第一节 排满叙事与群治之界 |
| 第二节 黄种认同与种战观念 |
|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与大同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红学百年回顾与反思学术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 回到王国维超越王国维———从“旧红学”“新红学”到“后红学” |
| 何为“新红学”——为纪念新红学创建一百周年而作 |
| 一 |
| 二 |
| 三 |
| 新红学百年之际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研究问题的反思 |
| 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百年 |
| 一、 现代新红学创立及胡适与周汝昌之师徒关系 |
| 二、 俞平伯先生之早年贡献与晚年“悔悟”及俞周关系 |
| 三、 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事业之发扬光大 |
| 四、 第三代“主流”红学家与周汝昌先生之群体对立 |
| 五、 周汝昌先生与新红学学脉隔代传承 |
| 六、 周汝昌先生与新百年红学 |
| 红学光四海,文卷载痴心——红学新百年的学术思考 |
| 一、 红学史建构、红楼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是新百年红学的基础工程 |
| 二、 红学体系和学派的建构和生成是新百年红学的生命力所在 |
| 三、 红学的有效学术评价机制的建构是红学良性发展的学术保障 |
（9）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一)动物 |
| (二)动物观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动物学史的研究 |
| (二)动物文化史的研究 |
| (三)动物伦理学的研究 |
| (四)总体评价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起源 |
| 第一节 天地化育万物 |
| 第二节 动物的生殖现象 |
| 第三节 动物的化生现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生物特征 |
| 一、“血气”的解说 |
| 二、“血气之属”的生理特征 |
| 三、“血气之属”的心理特征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社会特征 |
| 一、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道德属性之别 |
| 二、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社会结构之别 |
| 三、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类劳动能力之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生活联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利用 |
| 一、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情况 |
| 二、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基本理由 |
| 三、先秦儒家利用动物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管理 |
| 一、动物职官与儒家制度规范 |
| 二、驯养动物与儒家统治艺术 |
| 三、人兽冲突与儒家礼法之争 |
| 四、动物管理与儒家政治理念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对动物的保护 |
| 一、儒家动物保护的主要措施 |
| 二、动物保护与儒家社会蓝图 |
| 三、儒家动物保护的生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道德关系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形象 |
| 一、人类的禽兽化与禽兽的仁义形象 |
| 二、仁禽义兽与凶禽猛兽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论动物的道德地位 |
| 一、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 |
| 二、儒家动物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三、仁民爱物的等差秩序 |
| 四、仁民爱物的伦理困境 |
| 第三节 先秦儒家论“德化动物” |
| 一、恩及禽兽与德化鸟兽 |
| 二、百兽共舞与儒家乐教 |
| 三、万舞翼翼与墨子“非乐” |
| 四、沉鱼落雁与道家天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论动物与人的信仰联系 |
| 第一节 动物神灵与儒家信仰体系的建构 |
| 一、山川精怪 |
| 二、灵禽瑞兽 |
| 三、农业动物神 |
| 四、人兽变形 |
| 第二节 动物献祭与儒家祭祀礼仪的转向 |
| 一、动物献祭的传统 |
| 二、动物祭品的道德化 |
| 三、动物献祭仪式的变革 |
| 第三节 动物占卜与儒家天命观念的转型 |
| 一、龟甲占卜 |
| 二、动物与占梦术 |
| 三、动物与占星术 |
| 第四节 动物与神道设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特征 |
| 三、先秦儒家动物观的主要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结构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三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缘起与概貌 |
| 2.1 三部历史教科书的成书背景 |
| 2.2 三部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与出版 |
| 2.2.1 《史学概要》 |
| 2.2.2 《中国近百年史》 |
| 2.2.3 《高中本国史》 |
| 2.3 编纂方法 |
| 2.3.1 史书体例的选择——章节体 |
| 2.3.2 分期意识 |
| 2.3.3 重视图表 |
| 3 民族史、政治史与外交史:教科书的三个叙事重点 |
| 3.1 重视民族史:梳理民族发展脉络以构建民族认同 |
| 3.2 凸显政治史:取鉴历史经验以救亡图存 |
| 3.3 瞩目外交史:注重中外史事联络以审视世界大势 |
| 4 见诸行事:教科书对新旧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践 |
| 4.1“君史”与“民史”的调和 |
| 4.2 比较研究的广泛应用 |
| 4.3“切戒偏激”的史论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哲学社会科学关系民族兴亡盛衰（论文参考文献）
- [1]主旨与变奏：晚清小说群治观念研究[D]. 许多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红学百年回顾与反思学术笔谈[J]. 潘知常,苗怀明,赵建忠,乔福锦,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4]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D]. 高子芹. 江南大学, 2021
- [5]刘禹锡诗歌中的六朝印象研究[D]. 周迪.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6]唐诗中的隋亡书写[D]. 吕宇婷. 西北大学, 2021
- [7]南宋诗歌中的开元天宝书写[D]. 张珂. 西北大学, 2021
- [8]明代怀古咏史词研究[D]. 丁晓宇.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9]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10]20世纪三十年代罗元鲲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活动[D]. 廖珍珍.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