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批评报道“三原则”（论文文献综述）
靳冠辉[1]（2021）在《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伴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日本确立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国内形成了浓厚的“反军国主义规范”。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社会对于自卫队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较消极的态度。结合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消极认识,以及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日本社会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进而推动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为研究对象,在基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中关于“身份”与“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心理学派的身份建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而搭建了一个以“身份建构升级”与“规范退化加速”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扩大的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下,及“反军国主义规范”的约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强烈自尊需求的驱动下,而通过自主建构“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及“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军国主义规范”不断退化,进而实现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不断扩大。通过本研究的分析,不仅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整体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断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重点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着“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会及国民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改变自战后以来所形成的“反军国主义”安全认同,进而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治精英通过这样不断的身份建构过程,不仅重塑了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角色认知,同时还丰富了日本自卫队的功能与作用,从而不断改变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促使日本社会对自卫队海外派兵的认知与观念从一种消极、谨慎的态度逐渐转变成一种认可与接受。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渐消除了日本国民心中“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了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新认知。其目的就是为了想要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营造一种“和平国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充满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世界”的“氛围”,从而为未来继续推动自卫队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宪法”奠定基础。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还严重破坏了“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使得本已远离战争的日本社会及国民逐渐卷入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之中。
柳承址（SEUNGJI RYU）[2]（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指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徐思聪[3]（2020）在《目的论指导下的电视同声传译模拟实践报告 ——以2019年“普京连线”同传为例》文中认为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俄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如今两国的互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入了解俄罗斯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普京连线”节目是总统普京与民众进行直接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也是各界了解俄罗斯内政外交的重要渠道之一。笔者选取了前58分10秒的内容作为模拟材料,主要涉及国民收入、医疗、垃圾处理等主题。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指导,结合电视同声传译的特点,分别从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的视角对笔者2019年“普京连线”节目模拟同声传译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主要运用了描述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讨电视同传中会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研究成果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电视同声传译领域的研究,并提供翻译方法论指导;所分析的语料皆可用于指导俄语口译学习及俄语翻译教学之中。本实践报告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口译任务描述。第二章为同声传译模拟实践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介绍和同声传译模拟实践过程描述。第三章中介绍了目的论和电视同声传译的研究现状。第四章笔者结合目的论三原则分析了电视同传中可采用的翻译技巧。第五章中为此次模拟实践的总结与反思,以期丰富电视同声传译的研究语料和口译教学资料,为未来口译活动提供参考。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常见的翻译技巧和方法都可为电视同传服务,某些具体情况适用于特定的翻译技巧。因此,译员应熟练掌握电视同传的这些特点,并在现场灵活应对。
昝溪[4]（2020）在《《敢于领导：勇敢工作、坚持对话、全心全意投入》（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一篇英汉翻译实践报告,翻译材料节选自励志书籍《敢于领导:勇敢工作、坚持对话、全心全意投入》（Dare to Lead:Brave Work.Tough Conversations.Whole Hearts.）。原文作者是美国作家、演讲家、博士布琳·布朗。本书主要介绍了如何培养勇敢的领导技能和增强勇气。此外,书中还涉及脆弱、羞耻感、好奇心、同理心、自信心等一系列话题。笔者选取了第一部分第一节和第二节（节选）作为翻译材料,该部分内容主要谈及了脆弱与领导力。原文用词简洁朴素,语言平实,选词多为常见单词。但正因如此,导致笔者翻译时往往只关注其常见释义,从而导致理解上有困难,因此如何对这些词义进行适当的引申是一大挑战。其次,原文多长难句,如何分析句子成分,正确理解原文,并将其意传达出来也是一大难点。最后,实现译文的连贯也是笔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翻译时,不仅要照顾到原文的行文习惯,在保证忠实的前提下,也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习惯。因此,笔者在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理论指导下,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角度,运用适当的翻译方法,以期译文能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流畅、连贯。通过此次翻译实践,笔者希望能将原文作者的思想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脆弱,坚强面对生活。同时,笔者还希望通过此次翻译实践,为不识或不熟英语的受众提供更多素材,让他们对于励志书籍的材料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孙吉娟[5]（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黄忠[6]（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提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陈阵[7]（2019）在《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研究》文中认为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其中《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也是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日本国宪法》作为日本近代立宪主义的延续,既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封建专制”、“军国主义”赖以滋生的制度进行了剔除;又确立了“国民主权”、“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三大原则。《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的主旨是日本彻底杜绝“由政府的行为发动战争”,决意“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最终实现“恒久和平”。《日本国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的规定是“和平主义”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设计,也是“和平主义”的制度保障,因此也被称为“绝对和平主义”、“非武装和平主义”。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荫庇下,日本能重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而又以“轻武装、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模式踏上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发展之路,经济总量曾一度跃居世界第二。日本长期以来,因“和平主义”的荫庇,而实现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在政治上形成与宪法相脱离的趋势。日本的修宪政治势力以《日本国宪法》是“强加宪法”,宪法第9条使日本国家主权不完整,《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不足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第9条不适应当下的国际环境等借口,主张修改《日本国宪法》第9条,鼓噪和推动了此起彼伏的修宪运动浪潮。战后日本的修宪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明文修宪”。明文修宪是以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启动“修宪权”,对宪法第9条进行修改。但由于修宪程序的严格限制,在不具有多数日本国民支持的情况下,“明文修宪”非常困难。二是“解释修宪”。“解释修宪”在宪法学上是伪命题,却是日本的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宪政实态。日本政府正是在无法达到明文修改宪法目的的情况下,通过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来证明拥有自卫权、自卫队的存在、海外派遣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不违反宪法第9条,进而通过立法来架空宪法第9条。从整个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的历史来看,“明文修宪”与“解释修宪”相互交叉与转换深受国际环境变化和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冷战时期,在美苏两极格局对峙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本国的防卫责任,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武装。日本政府在这一要求下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也从“否定自卫权”到“不否定自卫权”,再到防卫政策的“最低限度的防卫”、“专守防卫”,以“有限度的武装”迎合日本政治主流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虽然出现日本政治支流的鸠山一郎、岸信介修宪内阁,试图修改宪法重新武装日本,但在日本国民的反对声中宣告失败。20世纪80年代,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对“政治大国”的诉求愈来愈强烈,中曾根康弘内阁提出日本要进行“战后日本总决算”,把“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战略调整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军事正常化是政治大国化的前提,而限制日本重新武装的宪法第9条成为政治大国化的障碍。中曾根试图对宪法第9条进行修改,但在日本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宣告流产,而事实上突破了防卫预算GNP百分之一的限制。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中国的崛起,日本为在国际社会中减少对抗和对自身的重新评估,将“政治大国化”国家战略调整为“正常国家”战略,但“正常国家”战略其实质还是追求政治大国化。“军事正常化”是“正常国家”应具有“战争权”之意,日本政府为实现“军事正常化”,修宪被提上政治日程,实现自卫队海外派遣的合法性、推进和制定“有事法制”,特别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试图从明文修改宪法着手,为修改宪法做准备,制定《国民投票法》,主张修改宪法第96条“修宪程序”,将修改程序“软化”,但也面临诸多困难,日本修宪的未来走向尚存诸多变数。关于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从宪法保障制度体系来看,即存在修改程序上保障,也存在救济制度上的保障——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第96条为宪法设置修改程序上的保障是修宪无法逾越的限制,是最为严格的制度保障。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缺位造成违宪的案例屡屡发生。严格恪守修宪程序,完善违宪审查制度,才能确保日本宪法在民主主义原则下,进行变革。《日本国宪法》规定修宪权由主权者国民行使,国民通过国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修改宪法。《日本国宪法》自1947年实施至2014年,修宪派政党在国会一直未能占有“各议院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所谓的“修宪势力”政党,其所属国会议员占有众议院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2016年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宪势力占据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但是,所谓“修宪势力”政党所属的国会议员对修改第9条的具体方案未必能形成一致的意见,故此,未能启动修宪程序。战后,日本主流民意经历从“护宪”到“论宪”的转变,虽然在某一时期,支持修宪的国民比例高于“护宪”国民的比例,但长期以来日本主流民意仍是反对修宪。日本修宪如能在民主主义原则下进行,日本主流民意是未来修宪运动趋势的决定性因素。在整体的和平国际环境下,日本主流民意是维护和平宪法的中坚力量。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日本国宪法》第9条存续下去的重要外部条件。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存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而东亚地区的朝核问题,美国远东战略部署使远东地缘政治趋于紧张,尤其是日本政府极力渲染的“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对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给予重要的影响。美国对日本与其“亚太战略”及“全球战略”的同步性要求,使日本修宪运动具有显着的“从美”特征。但是,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来看,必然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同步性要求存在矛盾。故而,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显现出日本在政治上摆脱美国操控的动向。
戎璐[8]（2019）在《目的论指导下时政新闻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说明时政类新闻作为传播最新政策动态以及输出国家价值观的窗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翻译实践报告立足于目的论三原则理论体系,以环球网时政类新闻为分析素材,分别从新闻的词汇、语句和篇章三个维度进行案例剖析。在词汇层面,主要以目的论三原则中的目的性原则为依据,聚焦于数词（字）的翻译、专有名词的翻译以及介词的翻译。针对数词（字）翻译,采用增译与改译的方法以便信息更有效地传达;针对专有名词的翻译,主要采用直译以及音译加注的方法以便于读者理解;针对介词翻译,主要运用词性转换的方法以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在语句层面,主要以目的性原则和连贯性原则为指导,分别对新闻标题短句以及复合句进行了举例分析,在处理新闻标题短句时,主要采取了增译与编译的翻译方法,与目的性原则相吻合;在处理复合句时,主要采取了拆分与重组的翻译方法,使译文表达清晰明了,语言晓畅通顺,确保译文的连贯性。此外,对于新闻标题短句和复合句中均涉及到的被动句则进行转态处理,化被动为主动,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读写习惯,符合目的论的连贯性原则。在篇章层面,立足于忠实性原则和连贯性原则,主要从语篇衔接的角度出发,采取逻辑重组与信息整合的方法,确保译文的忠实通顺。总之,在目的论三原则指导下,通过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力求译文忠实有效地传达出原文内容,确保时政新闻的时效性、精准性和客观性。
马婷婷[9]（2019）在《侦查比例原则研究》文中认为比例原则是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专门机关实施的行为应兼顾行为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实现目标的手段可能有损相对人的权益,则应尽可能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将伤害减小到最低程度。比例原则通常包含三个子原则,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实施的行为和采取的手段应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在相同有效的手段中,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相称性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为追求一定目的所采取的限制手段的强度及其造成的侵害程度,不得逾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见,比例原则的基本意旨在于限制公权力,以预防其过度侵犯公民权利。在刑事程序中,能够对公民权利构成直接的,且较为激烈侵犯的主要是侦查中的各种取证行为、强制措施,以及武力使用的行为。用比例原则约束这些行为可以令侦查立法更为合理,亦可促进侦查执法更为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可见,对侦查比例原则开展系统研究,对侦查立法和实践皆有重大意义。本文除引言、结语外,分五章展开论述,简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比例原则萌芽于朴素的正义观。经过古希腊诸位先贤的论证,合比例思想逐渐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比例原则的实在法渊源起步于限权理论、确立于警察规范、经由1858年的“药房案”上升到宪法位阶。而后,比例原则的适用扩展到多个领域,这其中就包括刑事诉讼领域、特别是侦查程序。虽然,这些扩张颇具争议,但侦查中诸项行为和措施的涉权特点决定了依据比例原则对侦查加以规制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总的来讲,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比例原则多数有成文法的明确规定,德国、法国、都在其“宪法”或相关法律中规定了比例原则的内容;英美法系国家虽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但英国和美国刑事程序中贯彻的“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混合制诉讼模式下,日本和意大利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比例原则都有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对比例原则的贯彻亦较为彻底;诸多国际人权法都或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了比例原则。自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伊始,侦查规范中就蕴含了合比例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根据地的规范亦有合比例的设计;新中国成立后,从《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开始,有关侦查比例原则的设计越发增多,2012《刑事诉讼法》相关设计最为详细和具体,2018年对侦查行为的微调亦有比例原则的设计。侦查中各行为和措施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直接目的是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特殊目的是预防罪案的发生和继续。在上述目的下,侦查的适当性原则是指侦查取证行为和强制措施的设置和设计应当有利于实现侦查目的;侦查必要性原则是指应当在设置强弱不同等级的侦查行为和措施之后,尽量选择侵害性较小的为之;侦查相称性原则是指侦查行为和措施的设置应当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及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匹配。比例原则在立法中发挥着对侦查行为和措施设置和设计的指引作用,在执法中则发挥着限制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内容是“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比例原则落到实处的前提首先是要进行系统的程序设计。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时间不仅仅局限于立案后,初查中的行为亦需遵循比例原则;其规制对象包括所有侦查行为和措施,即侦查取证行为和人身强制措施。此外,侦查执法武力使用虽然并不属于侦查行为,但其实施却是侦查达成目的的重要保证,故亦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侦查比例原则的保护范围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等所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为了完成上述目标,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比例原则并将之作为规范设计的工具;侦查机关应当在内部审批中严格落实比例原则;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执法中违背比例原则的行为加强监督,并切实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同时,还应当通过加强辩护权、侦查公开、程序性制裁和国家赔偿等方式对相对人的权利进行配套救济。第三章的内容是“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取证行为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对此,应当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在具备取证可能且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侦查取证行为;在对侦查取证行为进行强弱分类后,应尽量选择侵害较小的行为;在取证时,应当使用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相匹配的侦查取证行为。在常规侦查取证行为中,应当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进行严格限定,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明确身体采样的目的,将身体采样行为类型化,并对其实施程序进行轻缓化设计;应当对被采样人的罪行、危险性及采样手段进行评估,以避免采样行为过度。对于搜查行为,应当在明确搜查目的的情况下,设置紧急搜查制度;应严格限制搜查强制手段的使用;一般的搜查行为应当在具备合理根据时才能使用,无证搜查的启动也要严格掌握紧急情况的范围。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行为,应当在厘清行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明确适用对象、限制适用期限、限定使用条件的方式令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特殊侦查取证行为中,对于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厘清其目的;应当将其适用时间提前,并对其适用程序进行细化,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最后手段原则、将技侦措施层次化、限制其整体的适用期限,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设计技术侦查措施的危害性条件和危险性条件,以令具体操作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诱惑侦查,应当明确诱惑侦查的目的;建立完善的案件保密制度以避免证人因惧怕而拒绝提供证言;应将诱惑侦查作为最后手段,尽量选择诱惑程度较小的行为,并需设置时间限制;应当为诱惑侦查设定底线,并根据罪行的危害性和危险性适用相称的诱惑侦查措施。第四章的内容是“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强制措施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其原因既有主观认识不足、亦有法条规范缺失;既有程序设计缺陷、又有配套制度缺位。对此,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整体要求应当是,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完善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形成强弱不同的强制措施等级、明确侵害程度的标准、明确不同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和条件,以使强制措施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羁押性强制措施中,拘留比例原则实现的前提首先就应当令拘留目的回归。应当设置无证拘留以满足其紧急状态下令犯罪嫌疑人及时到案的适当性原则的要求;拘留的羁押时间应尽量缩短以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无证拘留和有证逮捕的适用对象进行调整,令二者适用对象符合紧急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特征,以满足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对于羁押比例原则而言,首先应当明确最长的羁押期限、严格限制羁押期限的延长、规制法官对羁押时间的迁就,还要严格把握羁押适用的刑罚条件、危险性条件,以此实现必要性原则和相称性原则。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中,对于取保候审行为,应当在厘清取保候审目的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防止被取保候审人逃跑,加大对违反义务的被取保候审人和保证人的处罚力度,避免脱保现象发生,以达到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应当增加取保候审的方式,并尽量选择对被取保候审人侵害最小的方式为之,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避免收取过高保证金和随意没收保证金现象,同时,还应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以便降低羁押率。对于监视居住措施,应当在厘清其目的的前提下避免其成为“羁押”行为。应当对一般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进行改革,通过加大技术手段的运用以满足监视居住的设计目的;应当避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羁押混同,可以借鉴英国的保释公寓制度,形成“一般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的强弱阶梯,以达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应当改革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规定,以符合相称性原则的要求。第五章的内容是“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通过访谈、调研和数据分析可以得见,实践中的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有诸多不符合比例原则之处。应当通过树立正当性意识、完善武力使用立法、厘清武力使用的性质、加强武力使用专业培训、提高武力使用公开性的方式达到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要求;还应当确立“最小使用武力”原则,在将武力划分等级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伤害较小的武力手段,以符合武力使用的必要性原则;应当设定武力使用的紧急性条件、人身危险性条件和涉嫌罪行条件以构建武力使用的相称性原则。开枪属于武力使用的最高等级。对于鸣枪示警,应谨慎用之。应当对开枪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设计以避免实践中的弃用或滥用,以保证适当性原则的实现;开枪时应尽量避免击打要害部位,以实现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开枪行为应当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匹配,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逸不应成为开枪的唯一理由,应当要求开枪所保护的权益大于开枪行为造成的损害,以便实现开枪的相称性原则。
邱娅[10]（2019）在《目的论视角下天津大学校园新闻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中国高校也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高校的对外宣传在高校国际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高高校新闻英译质量刻不容缓。但目前高校新闻英译质量不容乐观,部分高校的英文新闻甚至无法起到传递信息和对外宣传的基本作用。因此,研究如何高高校新闻英译质量也成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热门课题。2017年10月,笔者经学院推荐,加入天津大学国际新媒体中心,参与天津大学新闻英译工作。笔者在此期间共编译新闻一万余字,内容涉及校内重大活动、科研突破、领导讲话等。本文是笔者以本次实践为基础,以实践过程中涉及的多篇新闻英译材料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法所完成的一篇实践报告。笔者在实践报告中总结了自己在高校新闻翻译中的一些收获与经验,论述了笔者是如何在目的论三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高校新闻英译实践的。本实践报告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任务述,笔者介绍了任务背景、任务简介、任务特点、任务要求及任务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是翻译过程述,笔者依次从译前准备、翻译过程及译后审校三个步骤介绍了本次翻译实践的整体翻译流程;第三部分是翻译实践案例分析,笔者采用案例分析法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次分析了目的论三原则在本次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最后一部分为实践总结,包括笔者对本次翻译实践的一些收获与反思。本实践报告论证了目的论三原则对高校新闻翻译的适用性及指导作用。在目的论三原则的理论框架内分析高校校园新闻英译,不仅能够拓宽该理论的应用范围,还能够为校园新闻的译者供参考。
二、浅谈批评报道“三原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批评报道“三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1）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身份”与“规范” |
|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
| 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 |
| 三、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 四、“身份”与“规范”的关系 |
| 第二节 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 |
| 一、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 |
| 二、规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 三、身份建构与规范转变的内在联系 |
| 第三节 身份建构升级、规范退化加速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 一、“非正常国家”身份带来的强烈且持久的自尊挫败感 |
| 二、强烈自尊需求驱动下的“身份建构升级” |
| 三、“身份建构升级”导致“规范退化加速” |
| 四、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 |
| 本章小节 |
| 第二章 历史回顾: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禁足与酝酿 |
| 第一节 日本“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 一、“和平宪法”的颁布与“和平国家”身份的确立 |
| 二、50 年代的“修宪尝试”与“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形成 |
| 第二节 “和平国家”身份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探索 |
| 一、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时期海外青年合作队的创设 |
| 二、七十年代: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与日美(旧)防卫合作指针 |
| 三、八十年代:国际紧急援助队法的制定与波斯湾安全航行问题 |
| 第三节 “和平国家”身份的“动摇” |
| 一、战后政治总决算与对“和平国家”身份的质疑 |
| 二、对“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挑战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进程 |
| 第一节 “国际和平贡献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1991-2000) |
| 一、地区冲突背景下“国际和平贡献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有限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有限扩大化 |
| 第二节 “国际安全守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01-2011) |
| 一、反恐战争背景下“国际安全守护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快速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快速扩大化 |
| 第三节 “国际秩序维护者”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2012-2020) |
| 一、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建构 |
| 二、“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加速退化 |
| 三、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 |
|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特征与本质 |
| 第一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加速扩大化的进程特征 |
| 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加速扩大化 |
| 二、影响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 第二节 加速重塑“和平国家”的身份 |
| 一、“身份建构升级”与“军事积极化”的观念认知 |
| 二、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实践进程 |
| 三、试图在日本社会塑造“国际和平国家”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本质 |
| 一、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推动军事崛起 |
| 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正常国家” |
|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扩大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挑战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 一、“国际贡献”论的虚假与不足 |
| 二、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
| 第二节 严重破坏“和平宪法”的立宪精神 |
| 第三节 强化日本自卫队的统合运用 |
| 第四节 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
| 本章小节 |
| 终章 |
|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前景 |
| 二、研究总结 |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3）目的论指导下的电视同声传译模拟实践报告 ——以2019年“普京连线”同传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第1章 口译任务描述 |
| 1.1 口译任务 |
| 1.2 口译任务的特点 |
| 第2章 同声传译模拟实践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2 翻译过程描述 |
| 2.3 译后总结 |
| 第3章 翻译目的论和电视同声传译研究综述 |
| 3.1 翻译目的论概述 |
| 3.1.1 翻译目的论的提出与发展 |
| 3.1.2 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 |
| 3.1.3 翻译目的论的三原则 |
| 3.2 电视同声传译相关研究 |
| 3.2.1 电视同声传译研究综述 |
| 3.2.2 电视同声传译的特点 |
| 第4章 案例分析 |
| 4.1 目的原则指导下的翻译策略选择 |
| 4.1.1 合理预测以达到翻译目的 |
| 4.1.2 概括归纳以达到翻译目的 |
| 4.2 连贯原则指导下的翻译策略选择 |
| 4.2.1 减译以达到语内连贯 |
| 4.2.2 增译以达到语内连贯 |
| 4.2.3 转译以达到语内连贯 |
| 4.3 忠实原则指导下的翻译策略选择 |
| 4.3.1 音画结合以达到语际连贯 |
| 4.3.2 顺译以达到语际连贯 |
| 4.3.3 拆分句子以达到语际连贯 |
| 第5章 口译实践总结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平行文本 |
| 附件 |
（4）《敢于领导：勇敢工作、坚持对话、全心全意投入》（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项目介绍 |
| 1.1 项目来源 |
| 1.2 项目意义 |
| 1.3 项目分析 |
| 1.3.1 原文作者 |
| 1.3.2 原文版本 |
| 1.3.3 原文介绍 |
| 1.3.4 原文分析 |
| 1.4 报告结构 |
| 第二章 任务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2 翻译过程 |
| 2.3 译后处理 |
| 第三章 质量控制 |
| 3.1 翻译重难点问题 |
| 3.2 翻译理论阐述 |
| 3.3 翻译理论的应用与重难点问题的解决 |
| 3.3.1 词汇翻译 |
| 3.3.1.1 词性转换 |
| 3.3.1.2 引申 |
| 3.3.2 句子翻译 |
| 3.3.2.1 重组 |
| 3.3.2.2 增译 |
| 3.3.2.3 拆分 |
| 3.3.3 语篇翻译 |
| 第四章 翻译总结 |
| 4.1 翻译启示 |
| 4.2 翻译教训 |
| 4.3 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原文 |
| 附录2 译文 |
| 致谢 |
（5）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意义和创新 |
| 第一章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制定《日本国宪法》的背景 |
| 一、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
| 二、占领下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 |
| 第二节 日本自主起草宪法草案作业 |
| 一、日本统治层自主的起草宪法草案作业 |
| 二、日本各政党、民间组织的起草宪法草案活动 |
| 第三节 从“GHQ草案”到日本政府宪法草案 |
| 一、GHQ起草宪法草案的动机 |
| 二、GHQ民政局起草宪法草案作业 |
| 三、GHQ与日本政府共同作业 |
| 第四节 《日本国宪法》成立及其“和平主义” |
| 一、宪法草案众议院审议 |
| 二、日本国会关于“放弃战争”条款的议论 |
| 三、《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与第9条 |
| 第二章 冷战前期的日本修宪运动 |
|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初“再军备”修宪运动 |
| 一、日本“再军备”议论与吉田茂宪法政策 |
| 二、“宪法强加”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自主宪法”运动 |
| 一、从“强加宪法”论向“自主宪法”论转换 |
| 二、政府宪法调查会的设置与调查活动 |
| 第三节 20世纪60年代修宪运动 |
| 一、岸信介的修宪论 |
| 二、岸信介内阁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 |
| 三、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与修宪运动 |
| 第四节 20世纪60年代修宪运动的挫折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扩充自卫队战力政策 |
| 二、日本政府宪法调查会提出《宪法调查会报告书》 |
| 第三章 冷战后期的日本修宪运动 |
| 第一节 修宪运动的沉寂期 |
| 一、日本政府的“解释修宪”政策 |
| 二、宪法第9条的约束力与“自卫力”的限定 |
| 三、防卫政策的转换与“防卫力”增强 |
|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的修宪运动 |
| 一、20 世纪80年代日本修宪运动的背景 |
| 二、20 世纪80年代的修宪运动的展开 |
| 第三节 宪法第9条政策的调整 |
| 一、从“个别自卫权”转向“集体自卫权” |
| 二、宪法九条解释与解禁集体自卫权 |
| 第四章 后冷战时代的日本修宪运动 |
| 第一节 90年代的日本修宪运动 |
| 一、90年代的修宪论——“国际贡献”论 |
| 二、“国际贡献”论与自卫队海外派遣、《PKO协力法》成立 |
| 第二节 21世纪初日本修宪运动 |
| 一、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的设置与宪法调查活动 |
| 二、小泉纯一郎内阁推动的宪法运动 |
| 第三节 安倍内阁时期的修宪运动 |
| 一、“摆脱战后体制”的修宪论 |
| 二、先行修改宪法第96条的议论 |
| 第五章 日本修宪运动的趋势 |
| 第一节 突破程序的保障 |
| 一、《日本国宪法》修改程序导入国民投票制度的理论支撑 |
| 二、日本国民投票法的成立过程 |
| 三、日本国民投票法制度设计的局限 |
| 第二节 自卫队宪法条文化 |
| 一、“自卫队宪法条文化”构想的形成 |
| 二、自卫队与九条并存的实态 |
| 第三节 争取国民的支持 |
| 一、政党在修宪问题上的协调与对抗 |
| 二、国民在修宪问题上的盲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目的论指导下时政新闻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翻译任务描述 |
| 1.1 翻译任务背景 |
| 1.2 翻译文本特点 |
| 1.3 委托方要求 |
| 第2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2 翻译过程 |
| 2.3 译后校对 |
| 第3章 翻译案例分析 |
| 3.1 翻译理论 |
| 3.1.1 目的论简介 |
| 3.1.2 目的论对时政新闻翻译的指导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词汇的翻译 |
| 3.2.2 语句的翻译 |
| 3.2.3 篇章的翻译 |
| 第4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经验小结 |
| 4.2 不足与反思 |
| 参考?献 |
| 附录 |
| 致谢 |
（9）侦查比例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域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范围的厘定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及发展 |
| 一、比例原则的产生及发展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确立 |
| 三、侦查比例原则域内外适用及发展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内容 |
| 一、侦查的正当目的 |
| 二、侦查比例原则的含义 |
| 第三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功能 |
| 一、对侦查立法的指引功能 |
| 二、对侦查执法的指引功能 |
| 第二章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 |
| 第一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 |
| 一、时间范围 |
| 二、规制对象 |
| 三、保护范围 |
| 第二节 侦查比例原则的适用程序 |
| 一、立法设计 |
| 二、执法落实 |
| 三、司法适用 |
| 四、配套保障 |
| 第三章 侦查取证行为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侦查取证行为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侦查取证行为的目的 |
| 二、侦查取证行为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侦查取证行为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侦查取证行为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常规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身体采样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三、搜查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四、查封、扣押、冻结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特殊侦查取证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技术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诱惑侦查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章 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对强制措施目的的认知及态度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总体要求 |
| 一、明确强制措施的目的 |
| 二、强制措施适当性原则的要求 |
| 三、强制措施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
| 四、强制措施相称性原则的要求 |
| 第三节 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拘留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羁押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四节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取保候审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二、监视居住比例原则的实现 |
| 第五章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的比例原则 |
| 第一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实证考察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践情况 |
| 第二节 侦查执法武力使用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侦查执法武力使用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侦查执法武力使用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侦查执法武力使用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第三节 开枪行为比例原则的实现 |
| 一、开枪行为适当性原则的实现 |
| 二、开枪行为必要性原则的实现 |
| 三、开枪行为相称性原则的实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目的论视角下天津大学校园新闻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翻译任务描述 |
| 1.1 任务背景 |
| 1.2 任务简介 |
| 1.3 任务特点 |
| 1.4 任务要求 |
| 1.5 任务意义 |
| 第2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2 翻译过程 |
| 2.3 译后审校 |
| 第3章 翻译实践案例分析 |
| 3.1 理论指导 |
| 3.1.1 目的论三原则 |
| 3.1.2 目的论三原则在高校新闻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
| 3.2 翻译案例分析 |
| 3.2.1 词汇层面 |
| 3.2.2 句子层面 |
| 3.2.3 篇章层面 |
| 第4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收获与心得 |
| 4.2 不足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浅谈批评报道“三原则”（论文参考文献）
- [1]身份建构视域下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的扩大化研究[D]. 靳冠辉. 外交学院, 2021(11)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3]目的论指导下的电视同声传译模拟实践报告 ——以2019年“普京连线”同传为例[D]. 徐思聪.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20(08)
- [4]《敢于领导：勇敢工作、坚持对话、全心全意投入》（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昝溪. 安徽大学, 2020(08)
- [5]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战后日本修宪运动研究[D]. 陈阵.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8]目的论指导下时政新闻翻译实践报告[D]. 戎璐. 天津大学, 2019(06)
- [9]侦查比例原则研究[D]. 马婷婷.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目的论视角下天津大学校园新闻翻译实践报告[D]. 邱娅. 天津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