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2000年张家界市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角[1](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毛海亮[2](2019)在《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地处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秦岭山脉西段,位于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交汇处,南邻嘉陵、北携渭水,景区内石窟雕塑精美,古树林立、奇峰秀水、被誉为“东方雕塑博物馆”。近年来,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旅游业高速发展,游客接待量逐年递增,景区的粗放式开发建设以及周边村镇的肆意改扩建对景区原有水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本论文以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各景点实地考察、现场勘察、深入调研,掌握了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资源分布情况,确定了景区水环境主要污染类型,测算了景区主要污染因子产生的污染量,分析了水环境现状调查结果,确定了主要污染类型及污染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制定了景区水环境质量监测方案,确定了景区水环境监测断面、监测项目、监测时间与频率,检测、分析了麦积山风景名胜区2018年1月-12月水体典型监测项目,结合景区所属地表水二类功能区等级及对应的国家标准,统计、评价各采样点监测项目是否达标。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主要污染因子、各污染因子变化趋势2个方面对景区水环境质量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通过对麦积山风景名胜区各景点实地走访与调查,发现景区水环境保护工作滞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随着近年国内旅游热持续上升,景区内水环境压力日益严重,水体质量总体上呈持续恶化趋势,水资源也逐年短缺,污染逐年加重。二是通过对调查、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与测算,确定景区主要污染来源是景区旅游接待及村镇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景区面源污染,其中主要污染是农田面源污染,其次为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含游客接待),其中由游客参观接待产生的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污水总量达到8.069万吨/年,COD排放量达到14.73 t/a、氨氮为1.470t/a、TN为1.719t/a、TP为0.196t/a。三是结合各采样点监测数据,综合分析、评价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现状,明确了麦积山景区2018年大部分时间各项水质符合II类水体,个部分月份超标的污染项目是TN、NH3-N、TP、COD及粪大肠菌群,其中重点污染因子为TN、NH3-N、TP及COD。分析了景区水环境质量主要问题是沿途生活污水未实现全收集全处理、景区河流沿岸垃圾堆积、畜禽养殖废水直接排放、景区未采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四是对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质量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出景区环境水质持续下降、农村生活污水及农田面源是主要污染来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现有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缺乏稳定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居民及游客环保意识淡薄等主要原因。通过深入分析研究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质量问题,结合考虑景区所在区域条件,针对性地提出景区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一是推动景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调整景区现有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景区产业体系,推进景区旅游业发展,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减少面源污染;二是推进养殖面源污染防治,推进畜禽养殖禁、限养区制度,严格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标准,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推行生态养殖、资源化利用模式,实现畜禽养殖排泄物综合利用的组织化、市场化;三是推进景区污水治理,加大景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制定污染处理总体规划,形成“点面结合”的景区污水治理综合体系,推动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和完善,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化利用;四是推进景区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村厕所改造、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加强农家乐等服务行业环保监管,加强景区用水管理及推广节水设备的安装与使用,减少垃圾堆放引起的水体污染;五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景区用水总量,提髙景区用水效率,加强景区生活节水。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农业节水,提高农田灌溉效率;六是推进景区水环境生态治理,建设水源涵养林,推进水环境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完善水源地水质监测体系。
吴玉姣[3](2019)在《地方立法谦抑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谦抑”一词体现了谦让、抑制、慎密、恭谨等意思。大致说来,地方立法谦抑一般是指地方立法者以及地方立法参与者在进行地方立法活动时有必要秉承审慎、节制的宗旨,尽可能地达到地方性法规数量恰当以及地方性法规质量良好的目的。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很多立法思想和实践中都蕴含着谦抑的理念。例如,在西方世界中,无论是柏拉图对法律的不信任,奥古斯丁要求世俗法必须遵循永恒法,孟德斯鸠所提到的立法权需要制约,还是萨维尼反对的立法狂热,莱奥尼有关立法之法泛滥会背离个人自由的论证,爱波斯坦所直言的简约法律的力量等,都是西方社会有关立法谦抑思想的重要理论论述。我国古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汉初约法省刑”、“唐律疏而不漏”、“持法深者无善治”等思想及制度实践,以及我国清末民国时期开展的习惯调查运动、新中国时期“成熟一部,制定一部”和“试点立法”等立法原则和方针,这些思想理论与制度运行无不体现了立法的谦抑精神。然而,尽管历史上立法谦抑有丰富的思想渊源和制度实践,也有相当多中外学者的肯定,但在现实的立法实践中,包括地方立法谦抑在内的立法谦抑的相关原理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也极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总结。结合近年来我国立法领域出现的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有必要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角度去总结我国地方立法的相关问题并反哺地方立法实践。随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修订,地方立法主体扩容至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和四个不设区的市。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一级地方立法主体,以及自治州这类市一级地方立法主体,我国地方立法主体的数量多达354个。地方立法主体数量的增加,又直接导致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截止至2019年1月1日,仅新增的享有地方立法权的243个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总数已达906部,其中程序性地方性法规206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700部。然而,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不仅表现在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等数量方面,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先立法、地方性法规超出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等内容方面,也对地方立法谦抑提出了现实要求。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这一现实要求出发,深入研究和探讨后发现,既有从立法理论上展开地方立法谦抑研究的必要性,又有从地方立法实践上讨论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代议制立法失灵和法律局限性两个方面向地方立法谦抑提出的要求。所谓代议制立法失灵,即是指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总是能刻意设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或实实在在地是立法者表述的成果,而且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立法表达媒介的误差以及现代法律理论研究也证明,法律在立法表达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再加上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不少被质疑的地方,这使得制定法在其根基上存在问题。法律局限性主要在于,法律仅仅是道德、习俗、政策、市场规则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因而其管辖范围有限;且因为绝对的公正不可得、耗费的成本巨大等原因,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而由于人的认知有限、社会复杂多变、立法过程漫长等原因,法律还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法律繁杂也可能会存在众多危害,比如可能会干预私人领域进而吞噬自由,可能会带来权利主张的狂热进而妨碍公正,还可能会使得人们因害怕承担法律风险而不敢创新,进而束缚人类进步。因而,从立法理论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必要性。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主要是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地方立法权异化等三个方面对地方立法谦抑所提的要求。地方立法能力不足,既包括地方立法主体资格受限、地方立法权限范围不清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又包括地方立法机构不健全、地方立法队伍力量薄弱以及地方立法技术不到位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地方立法不成熟包括省一级、较大的市以及新增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祁连山事件、潘洪斌事件以及其他违法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2012)、《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2016)等诸多观赏型地方性法规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地方立法权异化则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会借助地方性法规来“要人”、“要钱”、“要权”以及“推责”。比如在地方性法规中通过设立增设专门机构、增设下属事业单位、为协调性虚职机构挂牌设编的条款来增设编制,通过设立巧设罚款明目、增加收费项目、侵占第三方经费的条款来创设经费,通过设立新设或扩充部门职权的条款来增加权力,以及通过设立剥夺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条款来推脱责任。因而,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地方立法谦抑确有其迫切性。上述地方立法谦抑的实际操作,就其有效路径来看,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地方立法权的规制,包括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第二,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包括健全地方立法程序、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第三,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包括普遍性的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以及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第四,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包括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以及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上措施旨在确保地方立法谦抑,以提升地方立法的质量,进而实现地方立法科学化。而由于地方治理优先化、地方治理的差异性和自主性,以及地方立法相较于中央立法的成本效益优势,地方立法权的适度下放成为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这也在我国地方立法扩张的事实中得到体现。并且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主体、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等方面还有待进行适度扩张。因此,地方立法在秉承谦抑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适度扩张,二者不可偏颇。当然,现今在我国地方立法暂不成熟之时,地方立法应该以谦抑为主,辅之以稳步适度的扩张。综上,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在《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扩容限权的这一新背景下,深入研究地方立法谦抑这一主题,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立法繁杂的现状,进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推进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且补白地方立法领域的相关研究,以丰富法学理论。
黄璐[4](2019)在《基于生态系统连通性的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土地是大多数自然资源的载体,其本身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与地表土地覆盖存在直接的联系,土地开发直接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当前我国空间规划体制正在发生转变,原来分散在各部门各行业的空间规划与管控职能全部统一到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门,实现对国土空间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在国土空间规划体制进行大变革的背景下,研究地表覆盖演变的生态效应,分析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而从生态系统宏观格局的层面,识别需要保护的核心区域、关键路径和战略节点,构建并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分析了湖南省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宏观格局,使用多期土地覆盖数据对湖南省过去20年的生态安全格局演变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近年来湖南省土地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问题及其空间分布。引入多个生态系统评估模型综合评价了湖南省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地下水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在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的基础上,引入生态系统连通性理论,对湖南省重要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分别进行了识别,并按照“源地-廊道-节点-路径”的思路,对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出了建议,提出了生态系统保护的宏观策略和方向;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和支持。论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方面,湖南省在长江经济带都有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经济发展方面,湖南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联系沟通东部沿海与西部腹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省“一带一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在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都将受益,未来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市扩张都面临重大战略机遇。生态保护方面,洞庭湖是长江“双肾”之一,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在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调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腹地,“湘资沅澧”四水都汇入洞庭湖,湖南省在长江流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湖南省是长江经济带关键的战略地带,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对长江流域系统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湖南省正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过去20年,湖南全省城镇人口增加了2369万人,城镇用地增加了1839.14平方公里。人口城镇化带动土地城镇化,显着改变了湖南省地表覆盖状况,也对湖南省生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初步测算湖南未来仍有1500万左右的城镇人口增量,城镇化对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的影响还将深入。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人类活动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开发活动显着改变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组成和格局,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局部区域尤其是城镇化强度大的区域影响更显着,具体表现为自然斑块受人类活动的影响逐渐破碎化,人工景观面积比例显着上升,景观系统总体变得复杂多样,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交错关联的区域(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域)在显着增加。基于InVEST的生境质量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湖南省幅员辽阔,气候条件佳,植被条件好,生境质量总体较好。过去20年,城镇化对湖南省2700平方公里的区域产生了显着影响,导致生境显着下降,影响区域占湖南省面积比例达到了1.27%。城镇化强度越高、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越快的区域,生境质量下降的幅度越大。(3)在大量基础数据的支持下,使用NPP法、模型法、InVEST法三种方法对湖南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湖南省水源涵养极重要区、重要区、中等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重要区比例分别达到了19.20%、43.87%、1.30%、28.41%、7.22%。湖南省生物多样性维护极重要区、重要区、中等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重要区比例分别达到了57.29%、20.07%、18.13%、3.93%、0.58%。湖南省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极重要区、重要区、中等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重要区分别占比16.57%、24.42%、29.09%、18.20%、11.71%。全省整体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为:洞庭湖“一湖”、武陵-雪峰山脉、罗霄-幕阜山脉、南岭山脉“三山”;以及湘资沅澧“四水”;从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结果来看,“一湖三山四水”区域也是湖南省提供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核心区和重要区,需要加强保护。(4)生态源地是生态系统保护的最核心区域。在生态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景观连通性与生境质量,识别了湖南省生态源地,并与基于模拟退火算法的保护区优化算法结果进行比对,校验了源地识别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重要生态源地总面积为5.94万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国土面积的28.04%;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省域西北和东南。湖南省面积较大林地区域如武陵山区、雪峰山区、南岭山地、越城岭、衡山、阳明山区都是重要生态源地,洞庭湖等区域面积较大的湿地水域也具备重要的生态功能,属于生态源地范畴,需要重点保护。(5)生态廊道是生态系统保护的关键区域。论文基于生态连通性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建立了景观阻力表面,模拟物种在景观中的迁徙,识别出潜在的迁徙廊道。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47块重要生态源地之间存在85条潜在迁徙的廊道。湖南省中部区域由于源地分布较为分散,景观破碎化更为严重,生态廊道集中分布,且廊道的长度偏大;而南部南岭、越城岭,西北武陵山区的源地相对完整,源地斑块之间的距离不远,物种迁徙通道通畅,生态廊道相对较少,且廊道长度偏短。生态廊道保证了生态源地之间物质、能量、基因的连通性,需要加强保护;尤其是在景观破碎度高的区域,需要重点关注生态廊道的生态效益。(6)在湖南省47块重要生态源地、85条重要生态廊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省域生态安全格局进行研究,提取了重要生态节点和关键辐射道。共识别出重要节点873个,关键辐射道1036条。在考虑连通性的基础上,对源地、廊道、节点进行重要性评估,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47块生态源地中,有重要生态源地18块;85条生态廊道中,有重要廊道26条;873个生态节点中,有重要生态节点40个。综合生态源地、廊道、辐射道、节点分析的结果,结合源地、廊道、节点重要性评估,构建了湖南省省域生态安全格局并对湖南省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提出了建议和策略:生态源地尤其是极重要生态源地应进行重点保护,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严控人类活动;生态廊道尤其是极重要生态廊道应加强保护,城镇开发、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尽量避开生态廊道的关键区域,确保生态系统的连通性;生态节点尤其是极重要生态节点,应实施抢救性保护或者生态修复,恢复节点区域生态功能。
曾文[5](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研究说明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郭兴华[6](2018)在《多维贫困测度、扶贫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A市农村的调查数据》文中研究指明精准识贫、精准扶贫、快速脱贫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一次历史性的战略举措。深入研究贫困的精准测度、扶贫路径的选设及扶贫绩效评估,不仅十分必要,且十分迫切。精准识贫是快速脱贫的前提,也是脱贫工作的关键。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改进的A-F模型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以精准识别贫困个体;同时,运用多项probit模型对多维贫困测度和他人主观评价的差异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查找导致个体贫困的原因。在明晰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基于区域特征和个体特征,有针对性的为贫困主体选设适宜有效的扶贫路径,为其快速脱贫提供重要的路径保障。立足于扶贫工作的系统性,抓住扶贫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从贫困个体的生活境况、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绩效评估。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在对国内外关于贫困概念的界定的基础上,对贫困的测度、扶贫路径、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将共同富裕理论、路径理论、绩效理论作为全文撰写的理论支撑点和分析研究的方法工具。论文对我国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贫困特征、扶贫大政方针、扶贫措施及执行效果进行了系统分析,尤其是阐述了我国当前贫困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可知,贫困人口大幅度的减少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很好地涓滴效应;扶贫路径的不断拓展和对扶贫对象的不断精准聚焦。现阶段扶贫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有些地方贫困程度仍然较深;仅将收入作为贫困认定标准,缺乏对于致贫原因的系统性认知;精准选设扶贫路径较难以及扶贫绩效评估需进一步科学化等。论文在对我国贫困标准进行纵向比较,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贫困标准进行横向对比的基础上;对单维贫困测度方法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进行比较,拓展性的构建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同时,构建了涵盖健康、教育、生活条件、就业和收入等5个维度15项指标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以A市为例进行了多维贫困测度实证分析,得出A市及各县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各指标的单维贫困发生率及其对贫困的贡献率;体现了贫困精准识别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然后,基于改进的A-F模型多维测度结果与实际调研过程中他人对于调研对象贫困与否的主观评判存在差异的现象,运用多项probit模型进行估值回归和边际效应回归分析;以人均年收入为因变量,进行OLS回归和多位数回归分析,以检验差异性分析的稳健性。通过对多维贫困测度结果和他人主观评价的差异性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对于贫困的影响程度,从而为扶贫路径的选设提供重要依据。在明晰扶贫路径选设目标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从根源上解决个体的贫困问题。认为应多维发力,系统选设扶贫路径,包括:以特色产业扶贫提高贫困个体的收入水平;运用教育扶贫来提升贫困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利用健康扶贫减小健康冲击的不确定性;通过异地搬迁来改其生存环境,提高其机会获取得能力;实施政府兜底为特殊贫困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由于绩效评估对扶贫工作具有很强的牵引性和导向性,进行科学的扶贫绩效评估也是反贫困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A市各县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A市各县区扶贫工作进行绩效评估,得出了各县区在贫困个体的生活境况、对扶贫的满意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公因子的得分排名,以及各县区扶贫绩效综合得分排名。分析表明,所构建的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对于加强各扶贫主体的绩效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何治民[7](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提出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周运瑜[8](2015)在《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与建设成果评估》文中认为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开展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启动新时期全国旅游改革工作的重要内容。旅游城市作为最典型的旅游目的地,比较多地涉及到旅游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因而旅游综合改革将以旅游城市为重点。2010年12月,国家旅游局确定张家界市、成都市、秦皇岛市和舟山市为首批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要求在五个领域先行先试。三年多过去了,这四个先行试点城市所进行的旅游综合改革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怎样对这些成果进行评价,它们的做法对相似旅游城市改革可以提供什么经验、模式、做法、理念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基于此,本文选取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与建设成果评估作为研究内容。运用文献归纳法、频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及主观赋分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阐明研究背景与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理论、增长极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在了解我国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定义,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内涵、性质、分类,并对旅游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评价体系进行了阐述,构建由共有指标与特有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框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张家界市为实证研究,建构了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依照评价体系对其建设成果进行了评估(截止到2013年底),针对张家界市在旅游综合改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张家界市缩小目标差距的对策。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是指为顺应国家深化改革的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旅游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先行试验一些国家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发挥旅游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的功能,最终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国家优秀旅游城市。(2)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改革性质就是打破束缚旅游城市发展的生产关系,促进旅游城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3)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主要涉及国家旅游局和旅游城市两大主体,由于开展旅游综合改革试点的动机不同,从而形成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动力机制。(4)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评价体系框架主要由共有指标和特有指标组成。共有指标体系主要有旅游业增加值指标、生态文明指标、体制机制创新指标等组成;特有指标主要由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改革目标、主要任务所反映出的相关指标组成。(5)构建了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该体系由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旅游业、环境优美度和社会发展五个一级指标,44个二级指标构成。(6)评估认为到2013年底,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建设成果获评为良好等级。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对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与建设成果进行评估研究,可丰富旅游综合改革研究内容,对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概念、性质与类型进行探讨,可丰富旅游综合改革研究的相关理论。文中研究结论与对策对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具有指导价值,对与张家界相类似的旅游城市进行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阐述了“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概念、旅游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性质、分类与形成机制,同时构建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评价体系,丰富了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研究理论与内容,也丰富了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领域。
许爽[9](2013)在《湖南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改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湖南省农村饮用水源为研究对象,通过资料的收集和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湖南农村饮用水资源和饮用水源现状;湖南农村饮用水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对湖南农村饮用水源问题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饮用水源保护和改善的对策和措施,所得出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湖南水资源丰富,饮用水源充足。湖南农村饮用水源有:河流水、溪沟水、湖泊水、水库水、塘水、井水、泉水、蓄池水、山涧水等。湖南农村饮用水源水质的优劣的大致顺序为:泉水>水库水>山涧水>蓄池水>湖泊水>河水>井水>溪沟水>塘水。根据农村饮用水源人数和饮用水源水体特点,本文将农村饮水分为四类:河溪水、塘库水、井(包括人工水井和泉)水、山涧水。湖南农村人口3725.06万人,占湖南省总人口的56.7%。其中饮用河溪水的约占22%,饮用塘库水的约占25%,饮用井水的约占40%,饮用山涧水的约占10%,无稳定饮用水源658.28万人,占农村饮水总人口的17.7%。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1920.88万人,占农村饮水总人口的51.57%。2、湖南农村饮用水源主要问题:局部地区缺乏稳定饮用水源;饮用水源水质达不到饮用水质标准;饮用水的污染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水质呈恶化趋势;饮用水源保护设施不完善;饮用水源保护和管理措施不健全。影响农村饮用水的污染源主要有: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养殖废水、农用化学物质等)、工矿及企业“三废”污染、环境污染物污染(包括污染环境物质和自然本底环境污染物)。农村饮用水水质主要超标项目为总大肠菌群,总氮、总磷等。3、产生湖南农村饮用水源问题的主要原因是:(1)湖南缺水原因:降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匀;人为活动使地下水位降低,泉水源减少,河溪蓄水功能退化;塘库(池)数量减少,库容淤塞,有效蓄水量减少。(2)河溪水、塘坝水、井水、山涧水污染原因:降雨和农田排水及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生活垃圾和农业秸秆污染;畜禽渔养殖废水及屠宰废水污染;工矿和企业排污不达标;动物粪便及残体污染;旅游业影响;生物能源开发影响。4、湖南饮用水源保护和改善的主要措施:(1)抓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契机,全面开展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建设,确保“十二五”湖南农村饮用水源合格率100%;(2)开辟新水源,保护和改善现有水源,确保农村有稳定的饮用水源;(3)治理工矿和企业污染,整治农村环境,确保饮用水源不受污染;(4)加强饮用水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饮用水源区域环境保护,确保饮用水源水质质量;(5)健全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管理体制、法律和制度,建立农村饮用水源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农村饮用水清洁、安全。5、完善农村饮用水源管理机制:健全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管理体制;完善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法律和制度;明确和落实饮用水源相关部门的职权和职责,完善长效机制;完善农村饮水突发事件的应急预警机制;重视水源的预防和管理能力的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和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
汪朝辉[10](2012)在《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文中提出森林旅游以高质量的环境资源和森林景观为主要旅游资源,已成为生态旅游的主要形式。然而随着森林旅游的迅猛发展,森林旅游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森林旅游的生态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完善和改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水平,开展森林公园的生态安全评价和管理研究,是实现森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已有的森林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基本是分析旅游活动对大气、水体、植被、垃圾、噪声、土壤、野生动物等各自然生态环境因子的影响和评价各自然生态环境因子所发生的变化。而很少有学者从旅游生态系统的整体安全出发,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旅游的影响进行综合的评价。已有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涉及的对象虽然很广,但目前关于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还没有提出完整的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以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安全评价还是空白。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旅游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对我国山岳型森林公园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评价方法,并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进行了实证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探讨了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基础。在深入分析其他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森林公园复合旅游生态系统的特性,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对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基础予以了探讨。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生态安全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环境影响评价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提议的开发计划和决策的不利环境影响和后果进行预测和控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手段和综合决策机制,是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方法;生态系统理论要求生态安全评价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考虑旅游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因子的变化对旅游生态系统的安全影响程度。(2)分析了影响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通过综合分析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山岳型森林公园的主要特征,得出影响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森林气象和地质灾害、大气污染、地表水的污染、旅游垃圾污染、噪声污染;人为因素包括游客接待量的增长强度的压力、水量供需平衡能力、旅游开发对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干扰、外来物种的入侵、森林植被的破坏、生态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三废”处理的强度、环境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和社区管理水平。(3)构建了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按照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综合运用文献法、频度统计法、专家咨询法、开放式访谈法和高层专家研讨等方法,经过4轮的讨论最终建立了包括游客量接待强度等21个指标的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4)提出了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及评价等级分类标准。在分析现有生态安全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管理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及评价等级分类标准。(5)以温州森林公园为例分析了我国森林公园的生态安全现状。得出温州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中仅有花岩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安全处于“安全”状态,其余公园都处于“不安全”状态。(6)对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予以实证。运用所提出的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等级分类标准对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实证,并分析了影响其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其生态安全管理对策。以上研究成果是对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理论的完善和补充,从生态安全视角研究我国森林旅游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拓宽了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旅游生态学和森林旅游学的内容,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外,本研究成果将为我国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指导我国森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1991~2000年张家界市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结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1~2000年张家界市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2 国内文献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3.1.3 新型城镇化 |
3.1.4 绿色发展 |
3.1.5 绿色城镇化 |
3.1.6 耦合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3.2.5 系统理论 |
3.2.6 PSR框架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4.3.7 其他原因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6.2.2 权重的确定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6.2.4 数据来源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1.1 德国埃朗根 |
7.1.2 瑞典马尔默 |
7.1.3 美国伯克利 |
7.1.4 日本北九州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2.1 北京 |
7.2.2 上海 |
7.2.3 贵阳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旅游业发展现状 |
1.1.2 政策支持与导向 |
1.2 立题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内容 |
1.4.1 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方案制定 |
1.4.2 基础资料的收集 |
1.4.3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分析 |
1.4.4 水环境监测与评价 |
1.4.5 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2 景区基础资料 |
2.1 麦积山景区综述 |
2.2 景区环境基础资料 |
2.2.1 地形地貌 |
2.2.2 水文资料 |
2.2.3 地质资料 |
2.2.4 气候气象 |
2.2.5 自然资源 |
3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3.1 环境问题综述 |
3.1.1 相关概念界定 |
3.1.2 景区环境现状概述 |
3.2 水环境现状调查 |
3.2.1 调查方案制定 |
3.2.3 景区污染源测算 |
3.2.4 景区水环境现状调查结果 |
4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监测与评价 |
4.1 监测断面布点、监测项目、监测时段及方法 |
4.1.1 监测点位布设 |
4.1.2 监测项目及监测时段 |
4.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及评价 |
4.2.1 评价方法及标准 |
4.2.2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监测结果 |
4.3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
4.3.1 主要污染因子 |
4.3.2 水环境质量年内变化趋势 |
4.4 景区水环境质量综合分析 |
5 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
5.1 景区水环境污染原因分析 |
5.2 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
5.2.1 推动景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
5.2.2 推进养殖面源污染防治 |
5.2.3 推进景区污水治理及水资源可持续化利用 |
5.2.4 推进景区环境综合整治 |
5.2.5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
5.2.6 推进景区水环境生态治理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
(3)地方立法谦抑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
2.1 地方立法谦抑的界定 |
2.1.1 谦抑的词义及法学上的涵义 |
2.1.2 地方立法谦抑的具体涵义 |
2.2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及制度的脉络梳理 |
2.2.1 地方立法谦抑思想渊源的概述 |
2.2.2 地方立法谦抑制度实践的追溯 |
第3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 |
3.1 地方立法数量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3.1.1 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 |
3.1.2 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 |
3.2 地方立法内容方面的现状要求地方立法谦抑 |
3.2.1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 |
3.2.2 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相立法 |
3.2.3 地方立法超出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 |
第4章 从立法理论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必要性 |
4.1 代议制立法失灵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4.1.1 法律在立法表达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
4.1.2 代议制本身在“代表”、“公意”、“选举”等方面存在问题 |
4.2 法律局限性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4.2.1 法律仅是道德习俗等多元社会规范中的一元 |
4.2.2 法律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公正且具有滞后性 |
4.2.3 法律繁杂会吞噬自由公正以及束缚人类进步 |
第5章 从地方立法实践的角度看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 |
5.1 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5.1.1 地方立法在主体资格与权限范围等权利能力方面的不足 |
5.1.2 地方立法在机构、队伍、技术等行为能力方面的不足 |
5.2 地方立法不成熟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5.2.1 地方性法规频繁修改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完善 |
5.2.2 地方性法规违法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规范 |
5.2.3 地方性法规观赏型立法所体现的地方立法不实用 |
5.3 地方立法权异化对地方立法谦抑的要求 |
5.3.1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增设编制的条款来“要人” |
5.3.2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创设经费的条款来“要钱” |
5.3.3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新设或扩充职权的条款来“要权” |
5.3.4 在地方性法规中设立忽视公民权益的条款来“推责” |
第6章 地方立法谦抑的路径 |
6.1 地方立法权的规制 |
6.1.1 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侵犯公民权益 |
6.1.2 强化和落实地方立法者责任以确保地方立法权不被滥用 |
6.1.3 转变地方立法参与者的意识以保证地方立法权科学行使 |
6.1.4 厘清社会规范的管辖范围以防止地方立法权不当干预法外空间 |
6.1.5 明晰央地立法领域以防止地方立法权超出法定权限 |
6.2 地方立法活动的规范 |
6.2.1 健全地方立法程序 |
6.2.2 落实地方立法审批备案制度 |
6.2.3 推进地方开门立法制度 |
6.3 地方立法活动的统筹 |
6.3.1 普遍性地方立法事项由省或全国进行统一立法 |
6.3.2 加强省市之间权力机关的联合立法 |
6.4 地方立法活动的优化 |
6.4.1 强化地方立法的立项论证以及地方性法规内容的论证 |
6.4.2 完善地方立法前和地方立法后的评估 |
6.4.3 合理配置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其他规范性文件 |
余论: 地方立法谦抑与地方立法适度扩张之间的平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基于生态系统连通性的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1.2.2 景观生态学 |
1.2.3 生态系统连通性 |
1.2.4 生态安全格局 |
1.3 基础数据来源与处理 |
1.4 论文的主要工作与组织结构 |
1.4.1 主要工作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湖南省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分析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2.1.1 自然地理和气候特征 |
2.1.2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2.2 湖南省环境质量现状与生态保护状况分析 |
2.2.1 湖南省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
2.2.2 湖南省生物多样性现状 |
2.2.3 湖南省自然保护地体系概况 |
2.3 湖南省资源、经济与生态竞争力分析 |
2.3.1 资源禀赋竞争力分析 |
2.3.2 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分析 |
2.3.3 生态环境竞争力分析 |
2.4 湖南省已有的空间规划区划分析 |
2.4.1 国家层级规划区划 |
2.4.2 省本级规划区划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湖南省生态安全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分析 |
3.1 引言 |
3.2 研究方法 |
3.2.1 研究区域 |
3.2.2 基础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
3.2.3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3.2.4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
3.2.5 生境质量变化分析 |
3.3 湖南省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趋势分析 |
3.4 湖南省景观格局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分析 |
3.4.1 类型水平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
3.4.2 景观水平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
3.5 湖南省生境质量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分析 |
3.5.1 生境主要威胁源分析 |
3.5.2 生境质量分析结果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湖南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
4.1 引言 |
4.2 研究方法与分析过程 |
4.2.1 研究方法 |
4.2.2 分析过程 |
4.3 湖南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
4.3.1 水源涵养评估 |
4.3.2 生物多样性维护评估 |
4.3.3 水土保持评估 |
4.3.4 地下水调节及其脆弱性评估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湖南省生态源地识别 |
5.1 引言 |
5.2 生态源地概念内涵与其识别方法 |
5.2.1 生态源地概念内涵 |
5.2.2 基于层次分析模型(AHP)的综合评估法源地识别 |
5.2.3 基于最小覆盖集模型的源地识别优化方法 |
5.3 基于AHP法的生态源地识别 |
5.3.1 基于AHP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
5.3.2 生态源地指标因子计算 |
5.3.3 基于AHP法的生态源地初步识别结果 |
5.4 基于Marxan的最优保护区识别 |
5.4.1 保护单元划分与基础数据整理 |
5.4.2 模型参数设置 |
5.4.3 识别结果 |
5.5 湖南省生态源地识别结果与分析 |
5.5.1 源地识别结果 |
5.5.2 湖南省生态源地分布特征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湖南省生态廊道识别 |
6.1 生态廊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6.1.1 生态廊道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
6.1.2 生态廊道的基础理论 |
6.1.3 国内外生态廊道建设实践 |
6.2 研究方法 |
6.3 阻力面构建 |
6.3.1 阻力面指标体系构建 |
6.3.2 阻力面数据库的建立 |
6.4 生态廊道识别 |
6.4.1 生态廊道识别过程 |
6.4.2 湖南省生态廊道识别结果 |
6.5 不同阻力面情景下生态廊道的不确定性分析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7.1 引言 |
7.2 研究思路方法 |
7.2.1 基于空间形态学的生态安全格局分析 |
7.2.2 基于格局连通性的景观安全格局评价 |
7.2.3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7.3 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 |
7.4 生态关键路径与关键节点识别 |
7.5 源地、廊道、节点重要性评价 |
7.5.1 生态源地重要性评估 |
7.5.2 廊道重要性评估 |
7.5.3 节点重要性评估 |
7.6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附录 B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参与的研究课题 |
(5)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动态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二、污水的治理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第五章 评价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一、主要经验 |
二、主要教训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多维贫困测度、扶贫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A市农村的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贫困概念的界定 |
1.2.2 关于贫困测度的研究 |
1.2.3 关于扶贫路径的研究 |
1.2.4 关于绩效评估的研究 |
1.3 研究的目标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 |
2.1 共同富裕理论 |
2.1.1 共同富裕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
2.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2.1.3 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
2.2 主要反贫困理论 |
2.2.1 抑制人口增长理论 |
2.2.2 收入再分配理论 |
2.2.3 福利经济学理论 |
2.3 相关路径理论 |
2.3.1 路径依赖理论 |
2.3.2 路径-目标理论 |
2.3.3 路径选择理论 |
2.4 绩效评估理论 |
2.4.1 绩效 |
2.4.2 政府绩效 |
2.4.3 绩效管理 |
2.4.4 扶贫绩效评估 |
3 我国扶贫开发历程及现状分析 |
3.1 广义的扶贫 |
3.1.1 土地制度创新缓解贫困(1949-1977年) |
3.1.2 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1978-1985年) |
3.2 有计划的扶贫开发 |
3.2.1 实施开发式扶贫策略(1986-1993年) |
3.2.2 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 |
3.2.3 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1年) |
3.3 现阶段贫困状况分析(2012-2016年) |
3.3.1 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
3.3.2 脱贫状况 |
3.3.3 我国农村2016年底静态的贫困状况 |
3.4 扶贫开发的经验与现阶段面临的问题 |
3.4.1 扶贫开发取得的宝贵经验 |
3.4.2 现阶段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
4 贫困的精准测度:从单维到多维 |
4.1 贫困标准的界定 |
4.1.1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 |
4.1.2 我国的贫困标准 |
4.1.3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贫困标准 |
4.1.4 我国的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标准、美国标准的比较 |
4.2 单维贫困测度方法 |
4.2.1 贫困人口比率度量 |
4.2.2 恩格尔系数 |
4.2.3 贫困缺口 |
4.2.4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度量P和能力方法 |
4.2.5 FGT指数法 |
4.2.6 单维贫困测度的优点及缺陷 |
4.3 多维贫困测度法 |
4.3.1 A-F多维贫困测度法 |
4.3.2 人类贫困指数 |
4.3.3 模糊集法 |
4.3.4 多维贫困测度的优点及影响因素 |
4.4 贫困测度模型的选取与改进 |
4.4.1 贫困测度模型的选取 |
4.4.2 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的改进 |
4.5 基于改进的A-F模型多维贫困测度实证分析—以A市为例 |
4.5.1 A市贫困状况 |
4.5.2 多维贫困测度的数据来源 |
4.5.3 模型测度结果 |
4.5.4 实证分析结论 |
5 基于改进的A-F模型多维贫困测度与主观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5.1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置 |
5.1.1 数据来源 |
5.1.2 模型设置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1 自变量选择 |
5.2.2 变量描述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多项probit模型回归 |
5.3.2 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 |
5.3.3 实证分析结论 |
6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的扶贫路径选择 |
6.1 扶贫路径体系的构建 |
6.1.1 扶贫路径选设的目标 |
6.1.2 多维贫困视角扶贫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6.1.3 多维贫困视角扶贫路径选择的策略与思路 |
6.2 特色产业扶贫路径:通过就业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收平 |
6.2.1 建立特色产业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 |
6.2.2 典型的特色产业扶贫路径 |
6.3 教育扶贫路径:系统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
6.3.1 贫困人群人力资本建设模型的构建 |
6.3.2 系统的学校教育:提升社会一般人力资本 |
6.3.3 技术扶贫:提升专业化人力资本水平 |
6.4 健康扶贫路径:减小健康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 |
6.4.1 完善农村居民的医保制度 |
6.4.2 加大农村贫困地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源配置 |
6.5 易地搬迁:提升贫困人口机会获取能力 |
6.6 政府兜底:提升贫困人口的保护性安全 |
6.6.1 政府兜底扶贫的内涵 |
6.6.2 政府兜底扶贫的具体路径 |
7 扶贫绩效评估 |
7.1 扶贫绩效评估的意义、目的与原则 |
7.1.1 扶贫绩效评估的意义和目的 |
7.1.2 扶贫绩效评估的原则 |
7.2 绩效评估模型的比较与选择分析 |
7.2.1 绩效评估模型的比较 |
7.2.2 扶贫绩效评估方法的选择 |
7.3 实证分析: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扶贫绩效评估——以A市为例 |
7.3.1 构建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7.3.2 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7.3.3 数据的检验 |
7.3.4 提取因子 |
7.3.5 因子的识别与命名 |
7.3.6 因子得分 |
7.3.7 实证分析结论 |
8 结论、对策建议与展望 |
8.1 基本结论 |
8.1.1 理论方面得出的结论 |
8.1.2 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如何更好的做好个体的贫困测度 |
8.2.2 如何做好扶贫路径的选设与实施 |
8.2.3 改进扶贫绩效评估机制 |
8.3 存在的不足和研究展望 |
8.3.1 存在的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四、研究框架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第一节 S村概况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二、S村概况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一、富饶的资源 |
二、贫困的经济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一、S山泉水项目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三、S村蔬菜产业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一、孤儿LXL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类 |
二、着作类 |
三、论文类 |
四、网络文献类 |
五、外文文献类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8)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与建设成果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选题依据 |
(三) 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综述 |
(二) 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研究综述 |
(三) 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框架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一、制度创新理论 |
二、增长极理论 |
三、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第三章 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发展概述 |
一、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发展概述 |
(一) 广东省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情况 |
(二) 云南省国家旅游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情况 |
(三) 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情况 |
(四) 海南岛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情况 |
二、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发展概述 |
(一) 张家界市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
(二) 秦皇岛市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
(三) 成都市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
(四) 舟山市旅游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
第四章 旅游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理论探讨 |
一、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内涵、性质与分类 |
(一) 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内涵 |
(二) 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性质 |
(三) 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分类 |
二、旅游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形成机制分析 |
(一) 形成原因 |
(二) 形成机制分析 |
三、旅游城市综合改革试点评价体系 |
(一) 设计原则 |
(二) 评价体系框架 |
第五章 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设计 |
一、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
二、设计思路 |
三、选取方法 |
四、指标选取依据 |
(一) 低碳城市指标选取依据 |
(二) 生态城市指标选取依据 |
(三) 宜居城市指标选取依据 |
(四) 国际旅游城市指标选取依据 |
(五) 五个领域先行先试指标选取依据 |
(六) 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第一轮结果 |
五、指标的筛选 |
(一) 专家咨询(德尔菲法) |
(二) 第一轮统计结果分析和指标体系框架的提出 |
(三) 第二轮统计结果和指标体系的修正 |
(四) 第三轮统计结果 |
六、指标体系的确立 |
(一) 问卷调查与回收情况 |
(二) 量表检验 |
(三) 评价体系最终结果 |
第六章 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建设成果评估 |
一、评估方法 |
(一) 层次分析法 |
(二) 主观赋分法 |
二、评估结果 |
三、评估结果分析 |
(一) 得分较高项目 |
(二) 得分较低项目 |
第七章 张家界市缩小目标差距的对策 |
一、发展经济是中心任务,两区两县应各有侧重 |
二、加快市中心城区建设,接轨国际旅游城市 |
(一) 加快市中心城区、县城建设 |
(二) 重视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三) 加强教育与宣传,提高商业服务水平 |
三、提升国际旅游业水平,建成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 |
(一) 继续拓展国际航空线,提高国际游客比重 |
(二) 继续向国际旅游市场推介张家界 |
(三) 继续按国际旅游城市标准优化旅游环境 |
四、重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环境优美度 |
(一)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 |
(二) 实施水污染防治 |
(三) 实施噪声污染整治 |
(四) 加大城市绿化力度 |
五、拓展城乡居民增收渠道,促进社会发展 |
六、继续创新旅游综合改革体制机制 |
(一) 创新旅游管理体制机制 |
(二) 加快旅游产业转型 |
(三) 创建智慧旅游景区,提升游客满意度 |
(四) 率先行动,创建低碳旅游示范景区 |
(五) 继续拓展开放合作范围,创建开放合作示范区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一) 理论结论 |
(二) 实践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一) 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相关理论的再研究 |
(二) 其他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估研究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附录五 |
附录六 |
附录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湖南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改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1 研究的意义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 国内研究进展 |
2.2 国外研究进展 |
3 研究内容及目的 |
3.1 研究内容 |
3.2 研究目的 |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设计 |
1 研究的思路 |
2 调查方法与设计 |
2.1 相关资料收集方法 |
2.2 湖南省农村饮用水源调查方法 |
2.3 湖南省农村饮用水源设计方法 |
3 主要资料来源 |
第三章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概况、现状与问题 |
1 湖南水资源和饮用水资源概况 |
1.1 湖南省水资源 |
1.2 湖南省饮用水资源概况 |
2 湖南省农村饮用水源的分类 |
3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现状 |
4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管理现状 |
4.1 我国饮用水源管理机制 |
4.2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管理现状 |
5 小结 |
第四章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问题及分析 |
1 湖南农村局部地区饮用水源缺乏的分析 |
2 湖南河溪饮水水源问题分析 |
2.1 河溪水水质现状 |
2.2 河溪水污染原因 |
3 湖南库塘饮水水源问题分析 |
3.1 塘库水污染现状 |
3.2 塘库水污染原因 |
4 湖南井水饮水水源问题分析 |
4.1 井水水质现状 |
4.2 井水污染原因 |
5 湖南山涧水水源问题分析 |
6 湖南典型污染源(矿山、企业)污染饮水水源问题分析 |
7 湖南饮用水源地水质变化状况分析 |
7.1 2010-2011 年试点监测村庄地表水源地水质变化 |
7.2 2010-2011 年试点监测村庄地下水源地水质变化 |
8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管理问题分析 |
9 小结 |
第五章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对策与措施建议 |
1 抓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契机 |
2 湖南饮用水源缺乏的改善和建设措施 |
3 保护和改善河溪饮水水源的措施 |
4 改善湖南库塘饮水水源措施 |
5 保护和改善井水饮水水源的措施 |
6 改善山涧水饮水水源措施 |
7 治理矿山、企业污染饮水水源的措施 |
8 对湖南农村饮用水源管理(机制)措施的建议 |
9 小结 |
第六章 湖南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改善的案例 |
1 案例一:益阳沅江三眼塘镇对地下井水的保护 |
1.1 益阳沅江三眼塘镇饮用井水基本情况 |
1.2 益阳沅江三眼塘镇井水主要问题 |
1.3 益阳沅江三眼塘镇井水保护和改善措施 |
1.4 益阳沅江三眼塘镇饮用水源取得成效 |
2 案例二: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对黄龙山泉的保护 |
2.1 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黄龙山泉饮水基本情况 |
2.2 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黄龙山泉主要问题 |
2.3 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黄龙山泉治理措施 |
2.4 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黄龙山泉整治成效 |
3 案例三:益阳桃江县对董家冲水库的保护 |
3.1 益阳桃江县董家冲水库基本情况 |
3.2 益阳桃江县董家冲水库主要问题 |
3.3 益阳桃江县董家冲水库治理措施 |
3.4 益阳桃江县董家冲水库治理效果 |
4 案例四:永州祁阳县对祁水流域燕子岩河水源保护 |
4.1 永州祁阳县祁水流域燕子岩河基本情况 |
4.2 永州祁阳县祁水流域燕子岩河饮用水源主要问题 |
4.3 永州祁阳县祁水流域燕子岩河饮用水源治理措施 |
4.4 永州祁阳县祁水流域燕子岩河饮用水源治理效果 |
5 案例五:郴州市资兴市东坪乡窖前村东坪金矿污染水源治理 |
5.1 郴州市资兴市东坪乡窖前村东坪金矿污染情况和饮用水源主要问题 |
5.2 郴州市资兴市东坪乡窖前村东坪金矿污染治理措施 |
5.3 郴州市资兴市东坪乡窖前村东坪金矿污染治理效果 |
6 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1 研究结论 |
2 论文创新点 |
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 |
1.1.1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1.1.2 环境影响评价发展的需要 |
1.1.3 生态安全研究的需要 |
1.2 文献综述 |
1.2.1 概念的界定及辨析 |
1.2.2 国外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进展 |
1.2.3 国内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进展 |
1.2.4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 |
1.3.1 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基础研究 |
1.3.2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研究 |
1.3.3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1.3.4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及评价等级分类标准研究 |
1.3.5 我国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1.3.6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实证研究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现实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1.6 技术路线 |
1.7 本章小结 |
2 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基础 |
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及理论体系 |
2.1.2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安全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 |
2.1.3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2.1.4 森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科学理论指导 |
2.2 环境影响评价理论 |
2.2.1 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及目的 |
2.2.2 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方法及技术方法 |
2.2.3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概述 |
2.2.4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的难点 |
2.2.5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与旅游生态安全评价的关系 |
2.3 生态系统理论 |
2.3.1 生态系统的概念及特征 |
2.3.2 旅游生态系统的内涵 |
2.3.3 旅游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
2.3.4 旅游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
2.3.5 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评价 |
2.3.6 旅游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意义 |
2.4 本章小结 |
3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研究 |
3.1 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3.2 森林公园的分类 |
3.3 山岳型森林公园的主要特征 |
3.4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 |
3.4.1 森林火灾灾害 |
3.4.2 森林病虫害灾害 |
3.4.3 森林气象、地质灾害 |
3.4.4 大气污染 |
3.4.5 地表水污染 |
3.4.6 旅游垃圾污染 |
3.4.7 噪声污染 |
3.4.8 游客接待量增长强度的压力 |
3.4.9 水量供需平衡能力 |
3.4.10 旅游开发对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干扰 |
3.4.11 外来物种的入侵 |
3.4.12 森林植被的破坏 |
3.4.13 生态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 |
3.4.14 “三废”处理的强度 |
3.4.15 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 |
3.4.16 社区管理水平 |
3.5 本章小结 |
4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4.1 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4.1.1 生态环境的安全性与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 |
4.1.2 科学性原则 |
4.1.3 主导性原则 |
4.1.4 可行性原则 |
4.1.5 可比性原则 |
4.1.6 前瞻性原则 |
4.1.7 系统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原则 |
4.1.8 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
4.2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4.3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3.1 指标筛选的技术路径 |
4.3.2 指标筛选的方法 |
4.3.3 指标的筛选 |
4.4 本章小结 |
5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及评价等级标准研究 |
5.1 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标准的构建原则 |
5.2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标准 |
5.3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评分值研究 |
5.4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分级标准研究 |
5.4.1 单个评价指标的生态安全分级及评分值 |
5.4.2 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总体评价分级标准 |
5.5 本章小结 |
6 我国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现状分析-以温州市森林公园为例 |
6.1 选取温州市为调研对象的原因分析 |
6.2 近三年旅游发展状况分析 |
6.3 生态安全现状分析 |
6.3.1 生态环境压力 |
6.3.2 生态环境状态 |
6.3.3 人文环境响应 |
6.4 本章小结 |
7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实证研究 |
7.1 选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作为研究地的原因分析 |
7.2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概况 |
7.2.1 自然环境概况 |
7.2.2 旅游业发展状况 |
7.3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分析(以2009年为例) |
7.3.1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各评价指标值选择、采集及分析 |
7.3.2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 |
7.4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7.4.1 游客等生态意识淡薄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
7.4.2 黄金旅游线路的环境容量压力 |
7.4.3 周边旅游开发对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干扰 |
7.4.4 生态教育体系不完善 |
7.4.5 生态环境监测及保障体系不健全 |
7.5 本章小结 |
8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管理对策 |
8.1 完善公园的管理体系,为生态安全提供制度保障 |
8.1.1 精简机构,强化和突出管理处的旅游管理职能 |
8.1.2 将环境管理纳入公园管理体系 |
8.2 完善生态环境教育体系,为生态安全提供智力支持 |
8.2.1 健全森林公园旅游教育和培训体系 |
8.2.2 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生态环境教育,培养其生态环境意识 |
8.2.3 对游客开展全程的生态环境教育 |
8.2.4 建立森林公园环境解译系统,使之成为生态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 |
8.2.5 学术型团队引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管理 |
8.3 构建生态环境监测及管理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质量 |
8.3.1 建立长期定位的环境监测保护体系 |
8.3.2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健康管理体系 |
8.3.3 完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 |
8.3.4 建立旅游发展统计体系 |
8.3.5 建立游客体验监测体系 |
8.4 完善法律保障体系,为生态安全提供法律支撑 |
8.4.1 完善公园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 |
8.4.2 加强执法的监督 |
8.5 构建多渠道的环保资金筹措体系,加大生态安全的科技投入 |
8.5.1 吸引社会捐助 |
8.5.2 组建内部生态环保基金 |
8.5.3 以生态彩票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 |
8.5.4 民间资本融资方式 |
8.6 本章小结 |
9 结论 |
9.1 主要结论 |
9.2 创新点 |
9.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9.4 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湖南省张家界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09年度) |
附录B:森林公园部分考察照片 |
附录C: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标准A |
附录D: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现状调查表 |
附录E:真空厕所的经济效益分析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1991~2000年张家界市区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结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2]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D]. 毛海亮. 兰州交通大学, 2019(01)
- [3]地方立法谦抑论[D]. 吴玉姣. 湘潭大学, 2019(12)
- [4]基于生态系统连通性的湖南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D]. 黄璐. 湖南大学, 2019(01)
- [5]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6]多维贫困测度、扶贫路径及其绩效评估研究 ——基于A市农村的调查数据[D]. 郭兴华. 武汉大学, 2018(06)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8]张家界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评价体系构建与建设成果评估[D]. 周运瑜. 云南大学, 2015(09)
- [9]湖南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改善研究[D]. 许爽. 湖南农业大学, 2013(08)
- [10]山岳型森林公园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 汪朝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2(10)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安全饮用水论文; 环境评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