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去年10万人告别贫困（论文文献综述）
唐厚权[1]（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认为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何瑾[2]（2021）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群体实施的专项扶贫工程,在缓解空间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12月,我国全面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96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现了脱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保障生计安全成为后续发展阶段的关键。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状况,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发展问题,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角下,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实际的调研,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总结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的形成过程、生计安排的转变过程和整个生计发展过程的特点,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具体而言,以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发展作为研究主题,从生计起点、生计策略、生计安排、生计结果等关键要素层面来分析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过程,总结其生计转型阶段的生计特点,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起点表现为其生计资本分布和可利用的生计政策资源。搬迁后,移民生活空间从农村社区转为城市社区,其生计资本分布呈自然资本降低、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金融资本相对提升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搬迁移民利用内生能力与外部政策,建立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和金融资本建设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生计策略,搬迁移民调整生计安排以适应当前生计环境。非农就业方面,以外出务工、社区就近就业以及兜底保障为主。农业就业方面,以经济作物种植和散户传统种植为主。最终,搬迁移民的生计结果表现为生计改善和生计风险并存,其生计风险主要体现在产业就业发展空间受限、弱势群体生计融入难和脱贫主体内生能力不足。研究表明:搬迁移民生计起点表现为生计资本分布和可利用的政策资源,其中以资本为核心的政策资源供给奠定了后续生计发展的基础;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重在提升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和金融资本建设;搬迁移民差异化生计安排体现在对不同生计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式上,同时其生计安排一定程度上呈二元分化趋势;搬迁移民生计结果表现为生计改善与生计风险并存,后续发展阶段重在降低生计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从宏观政策设计层面来说,要加强资产建设理论指引并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要加强生计资本的多样化供给、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并持续加强区域性“1+2+N”产业就业体系建设。其次,从中观层面来说,要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和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关联。通过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为移民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促进搬迁移民的生计融入与发展。最后,从微观层面来说,要培育激发搬迁移民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其生计能力。本研究认为,在可持续生计理论指导下,将生计资产建设理念贯穿于政策制定与生计实践中,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经历了脱贫攻坚期的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已经初步建立了搬迁移民生计发展体系,如何推广地域性搬迁移民生计发展模式,进一步促进搬迁移民生计安全和生计可持续发展仍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在后续研究中,需要重视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域下更进一步挖掘搬迁移民家庭生计需求的差异性和生计资产建设维度的多元化,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阶段保障搬迁移民稳定脱贫和生计安全,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阶段推进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支持。
伍秋林[3]（2021）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后扶贫时代从狭义上看是指国家完成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与相对贫困作长期斗争的扶贫时期,一般以2020年为时间起点。教育扶贫政策作为教育扶贫的核心手段,在后扶贫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变下,也同样到了调适的窗口。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是我国扶贫环境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又对扶贫提出来新任务和新目标。随着党和国家逐步重视教育在扶贫当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向扶贫政策体系核心迈进,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人口流动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困的发生空间由原本的农村伴随着人口流动逐渐向城乡分散。从更深层次来看,农村学生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落入竞争的相对不利,成为相对贫困的根源之一。这几点成为民族地区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亟需调适的四个基本动因。本文通过文献法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梳理,用实证研究法对广西民族地区访谈调查。访谈发现,目前民族地区学校依然存在制约教育扶贫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的不利因素,比如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农村原生家庭问题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和其衍生出来的心理问题,以及基层资助工作和支教工作问题。由此,在掌握以往政策调适的一般规律和现实基础上,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广西教育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导向上需要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教育价值,在政策目标上要向更深层次的教育公平迈进,在政策体系上要更加注重政策均衡,在政策主体上要强调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由此,政府在进行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时候,首先应当建立以人为本,兼具科学性和多元性的政策调适原则;其次,加强政府实地调研,高效准确的收集民族地区群众对教育政策的各项反馈信息和数据,与民族地区基层教育部门建立动态沟通机制;再次,建立教育扶贫政策的保障机制,在政策供给、财政供给、信息共享等领域建立制度保障,切实保证各项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开展和落实;最后,建立实施监督和反馈机制,拓宽和疏通各层政府和群众密切沟通的渠道,切实保障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得到有效监督,为下一阶段的教育扶贫政策的调适提供支撑。
刘扬[4]（2020）在《河北省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成效及空间相关性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河北省内的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2015户主要依托森林旅游来实现脱贫的贫困户,抽样比为27.4%。森林旅游扶贫效率的评价,需要选择全面的、有代表性的指标,因此从一个多层级（目标层、指标层、准则层、要素层）的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选取年末乡村从业人员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公路里程、旅游景区数量作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GDP、年末总人口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产出指标。DEA（数据包络分析法）是将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数字化,然后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各单元的有效性。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用来分析旅游扶贫效率动态变化情况。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用来分析所选用的指标,在空间上是否有关联。局部莫兰指数Ii用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变量集聚现象。结果表明:（1）2013-2017年河北省贫困县森林旅游扶贫效率整体处于较优水平。从总体来看,研究期内,仍然存在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无效的贫困县,意味着小部分贫困县森林旅游扶贫仍存在投入资源不足等问题。（2）2013-2017年内生产率指数整体表现为上升趋势,技术改进不足是贫困县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限制因素,加强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可进一步提升森林旅游扶贫效率。（3）2013和2014年森林旅游扶贫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2015、2016和2017年森林旅游扶贫效率不具有空间相关性,呈现随机分布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沽源县、隆化县2013和2014年局部空间自相关为正,阜城县2015和2016年局部空间自相关为负。
陈杰[5]（2020）在《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形成的原因》文中研究说明1792-1815年欧洲爆发了一场长达二十三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法国为保卫革命果实而被迫进行的的军事反击,止于欧洲各国为抵抗拿破仑的强权而联合起来将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它的皇帝彻底打垮。这场战争以拿破仑上台掌权的1799年为界,前半段因其起点被称作“法国革命战争”,后半段因其最夺目的主角被称作“拿破仑战争”。在1792年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法军在各个方面均处不利,这种不利既与当时法国的社会动荡和军队的缺乏训练有关,又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主导欧洲作战形式的有限战争已经发展到了尽头的层面上。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法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尝试,无论是对当时的军事制度,还是作战方法,法军都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实验。这些改革的效果深刻而显着,不仅使法国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全民武装动员能力的国家,从而把法国的军事机器率先升级到可以进行总体战争的级别,同时也让法国陆军取得了丰硕的军事成果,幅员辽阔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些军事成果为基础建立的。至拿破仑战争前期,法国陆军无论是在战绩上,还是军事制度的先进完善上,都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王牌军队,法国陆军的优势为各国所公认,欧洲各国也先后以法国陆军为模板,纷纷发起了旨在赶超法军的军事改革,借此机会,法军的建军思想与军事制度得以迅速传播,成为19世纪前半期各国新军建设的规范。
黄润青[6]（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张瑜[7]（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孙雪[8]（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周莹[9]（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孙延青[10]（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提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二、湖南去年10万人告别贫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去年10万人告别贫困（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 (四)本文的创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 四、资料来源 |
| (一)调查资料 |
| (二)文史资料 |
| (三)地方志 |
| (四)年鉴 |
| (五)档案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易地扶贫搬迁研究 |
| (二)可持续生计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可持续生计理论 |
| (二)资产建设理论 |
|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生计起点:搬迁移民生计状况和政策资源 |
| 一、搬迁移民生计状况 |
| (一)自然资本流失 |
| (二)物质资本大幅提升 |
| (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为匮乏 |
| (四)金融资本相对提升 |
| 二、搬迁移民生计政策资源 |
| (一)生计资本规划帮扶政策 |
| (二)安置社区服务供给体系 |
| (三)生计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生计策略:搬迁移民资产建设过程性分析 |
| 一、人力资本建设 |
| (一)参与香菇培训:生产技能的有效提升 |
| (二)进“大袜厂”务工:适应能力的初步提升 |
| (三)在家门口就业:资源利用能力的加强 |
| (四)参与社区治理:治理能力的培育发展 |
| 二、社会资本建设 |
| (一)成立“香菇互助小组”:劳务互助的组织化形成 |
| (二)获得“就业帮助”:就业信息的互惠型供给 |
| (三)强化“家族支持”:家族式现金互助的强化 |
| 三、金融资本建设 |
| (一)主动申请“香菇贷”:兜底产业的积极参与 |
| (二)“被动”参保:香菇产业风险的有效降低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生计安排:搬迁移民差异化生计选择 |
| 一、非农型生计:搬迁移民主要的生计方式 |
| (一)外出务工:收入为重的主流生计方式 |
| (二)社区就近就业:顾家的生计选择 |
| (三)兜底保障:“老弱病残”生计的兜底支持 |
| 二、农业型生计: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生计选择 |
| (一)农业现代化生产:生计方式的现代转型 |
| (二)传统农业生产:生计方式的传统承继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结果:生计改善与生计风险并存 |
| 一、生计改善状况 |
| (一)生计资本存量逐渐积累 |
| (二)生计活动呈多样化趋势 |
| 二、生计风险表征 |
| (一)产业就业发展空间受限 |
| (二)弱势群体生计融入难 |
| (三)脱贫主体内生能力不足 |
| 三、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讨论 |
| (一)案例社区移民生计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推广复制? |
| (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差异性原则 |
| (三)文化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作用 |
| 三、政策建议 |
|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搬迁移民生计资产建设 |
| (二)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促进搬迁移民生计融入 |
| (三)培育内生发展主体性,加强搬迁移民能力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1.理论价值 |
| 2.实践意义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1.后扶贫时代 |
| 2.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 |
| 3.公共政策调适 |
| (六)相关理论基础 |
| 1.结构主义贫困论 |
| 2.文化资本理论 |
| 3.渐进决策理论 |
| (七)研究思路 |
| (八)基本分析框架 |
| (九)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调查研究法 |
| 3.个案研究法 |
| 一、广西教育扶贫政策成效与主要问题 |
| (一)广西教育扶贫政策的回溯 |
| (二)广西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成效分析 |
| (三)广西教育扶贫政策的主要问题 |
| 1.政策偏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滞后 |
| 2.教师发展政策支持不足 |
| 3.教育管理水平较低 |
| 二、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调适动因 |
| (一)政策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教育扶贫政策诸要素的被动适应 |
| 1.经济水平的发展引起教育扶贫政策目标调适的需求 |
| 2.教育扶贫政治地位的提升引起教育扶贫政策体系调适的需求 |
| 3.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教育扶贫政策主体调适的需求 |
| 4.文化环境的变化会引起教育扶贫政策价值调适的需求 |
| (二)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诉求 |
| 1.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是教育扶贫政策的短板 |
| 2.农村家庭问题阻碍教育扶贫的深入开展 |
| 3.留守儿童问题形成教育扶贫的制约因素 |
| 4.心理疏导的缺失形成教育扶贫的隐形阻碍 |
| 5.精准度较低使得教育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
| 三、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对象 |
| (一)价值的调适:回归人的全面发展 |
| (二)目标的调适:教育公平向更深层次迈进 |
| (三)体系的调适:从全面走向均衡 |
| (四)主体的调适:从单一走向多元 |
| 四、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策略 |
| (一)确立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原则 |
| 1.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扶贫政策调适原则 |
| 2.坚持公平性的教育扶贫政策调适原则 |
| 3.重视教育扶贫政策的科学性原则 |
| 4.多元化政策调适参与主体 |
| 5.建立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屏障 |
| (二)强化政策调适过程的各项保障 |
| 1.建立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智力支持系统 |
| 2.建立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财政支持系统 |
| 3.建立多部门协同的教育扶贫政策调适联合行动框架 |
| (三)建立政策调适的监督反馈机制 |
| 1.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监督反馈体系 |
| 2.建立和完善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法律体系 |
| 3.大力建设数字化政策动态监控平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4）河北省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成效及空间相关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项目资助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旅游扶贫概念研究 |
| 1.3.2 生态旅游扶贫研究 |
| 1.3.3 森林旅游扶贫相关政策与法规 |
| 1.3.4 区域实证研究 |
| 1.3.5 旅游精准扶贫及其效应研究 |
| 1.3.6 旅游精准扶贫监测和评估研究 |
| 1.3.7 小结 |
| 1.4 河北省概况 |
| 1.4.1 河北省区域概况 |
| 1.4.2 河北省交通概况 |
| 1.4.3 河北省社会经济条件概况 |
| 1.4.4 河北省贫困县概况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2.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情况调查结果 |
| 2.1 贫困县状况 |
| 2.1.1 河北省贫困人群县区分布及致贫原因 |
| 2.1.2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人数及增收情况 |
| 2.1.3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主要途径 |
| 2.1.4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带动成效 |
| 2.2 精准扶贫典型模式及案例分析 |
| 2.2.1 企业主导型 |
| 2.2.2 政策性主导拉动型 |
| 2.2.3 产业互动发展型 |
| 2.2.4 大区带动发展型 |
| 2.2.5 精准扶贫案例分析 |
| 3.构建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
| 3.1 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
| 3.2 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3 监测和评估指标多层级体系 |
| 3.4 指标选取 |
| 4.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效果评价 |
| 4.1 基础指标分析 |
| 4.2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综合效率评价 |
| 4.3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效率动态变化分析 |
| 4.4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2 讨论 |
| 5.2.1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效率影响因素 |
| 5.2.2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图1 河北省2013年贫困县位置分布图 |
| 附图2 河北省2013-2019年贫困县动态变化分布图 |
| 附图3 河北省贫困县景区数量分布图 |
| 附图4 河北省国家森林公园位置图 |
| 附图5 贫困县重点森林景区数量 |
| 附图6 河北省贫困县地形图 |
| 附图7 河北省贫困县道路分布图 |
| 附表1 河北省2013-2019贫困户数/贫困人口数/贫困发生率动态变化表 |
| 附表2 河北省贫困县森林旅游景区汇总 |
| 附表3 2013-2017年贫困县森林旅游扶贫效率及分项平均值 |
| 附表4 森林旅游扶贫效率测算投入指标 |
| 附表5 森林旅游扶贫效率测算产出指标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5）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形成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争初期法国的军事困境及渊源 |
| 第一节 战争初期法军在战场上的接连失利 |
| 第二节 战争初期法国军队的混乱 |
| 第三节 法军困境的历史根源 |
| 第四节 法国大革命前军事改革的成败 |
| 第二章 法国陆军军事优势的形成 |
| 第一节 革命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的酝酿 |
| 第二节 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陆军军事优势的形成及全盛 |
| 第三章 大革命创造的新型的军队和战争形态 |
| 第一节 大革命创造的新精神和新军队 |
| 第二节 大革命创造的总体战争及相应的政治调整 |
| 第四章 法军新型进攻决战战略 |
| 第一节 革命以前的战略概况 |
| 第二节 卡尔诺的决战战略 |
| 第三节 拿破仑的进攻决战战略 |
| 第四节 与新型战略相适应的新式战术 |
| 第五章 法军的新型军事制度 |
| 第一节 编制革新 |
| 第二节 军官职业化 |
| 第三节 单一司令制 |
| 第四节 各兵种改革 |
| 第五节 后勤补给制度的转变 |
| 第六章 和平外交和反法同盟国状况 |
| 第一节 革命外交向和平外交的转变 |
| 第二节 反法同盟的情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山河为患:徐水的自然环境与居民的生计选择 |
| (一) 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结构 |
| (二) 连年被灾之下的生计选择与社会关系 |
| 第二章 “大家发财”:集体化导向在徐水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
| (一) 抗战与灾荒中的党政军民互助合作 |
| (二) 解放战争时期徐水的土改、救灾与生产 |
| 第三章 “铁打的江山金饭碗”:新中国成立后徐水的集体化实践 |
| (一) 救荒、治贫、共富:上下互动中的集体化理想与实践 |
| (二) 改土、造田、治水:1957年徐水农田水利建设的浩大实践 |
| (三) 生活、劳动、战斗:1958年徐水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 |
| 第四章 从沸腾到冷却:“徐水经验”的幕后与台前 |
| (一) 陈正人与“徐水经验”的初步总结 |
| (二) “沸腾的徐水”:毛泽东的徐水之行 |
| (三) 北戴河会议与“徐水经验”的泛化和异化 |
| (四) “徐水经验”的冷处理及时人的反思 |
| 结论: 中共集体化理想的传承与变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湖南去年10万人告别贫困（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D]. 何瑾. 武汉大学, 2021(02)
- [3]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研究 ——以广西为例[D]. 伍秋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河北省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成效及空间相关性分析[D]. 刘扬.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论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陆军军事优势形成的原因[D]. 陈杰. 山东大学, 2020(09)
- [6]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7]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8]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9]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