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知识企业的界定（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许菲[2]（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认为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朱鸿亮[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李刚[4]（2021）在《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价值共创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老龄化正持续加深,形势十分严峻。在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政策规划引领和市场创新驱动的共同作用下,体医融合不断推进,运动干预、慢病防治、健康促进、体质评估、运动监控、运动康复等产品与服务不断形成,各种运动健康服务模式不断涌现,运动健康服务逐渐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渠道。运动健康服务的相关研究日益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的相关研究还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本文以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价值共创路径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服务主导逻辑理论、MOA理论,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逐层进行分析,探讨了运动健康服务、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相关理论,按照“动因-行为-结果”的逻辑主线构建了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路径的分析框架,并系统分析了各要素的内涵与维度,实证揭示了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价值共创路径。通过全文的分析论证,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运动健康服务是指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健康需求为导向,以运动干预为手段,通过体医部门协同、技术融合、资源整合等方式,提供运动干预慢性病、运动康复、运动促进健康等方面的服务。运动健康服务具有产品混合性、对象广泛性、过程融合性、价值多样性和主动参与性等特征。从功能属性和消费需求角度,运动健康服务可划分为健康修复类、健康维护类和健康促进类;从产业角度,运动健康服务运可划分为运动医疗服务、运动健身服务、运动信息服务、运动保险服务、运动组织管理服务以及运动装备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等。运动健康服务作为一项综合性服务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其划分为核心、次核心和边缘利益相关者三种类型。第二,运动健康服务情境下的顾客参与具有独特内涵,在参与方式上具有体育参与和服务参与双重属性,在服务生产方式上兼具合作生产和独自生产;其特征包括主动健康、全程参与、沉浸体验;在类型划分方面,按照参与动机可分为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按照参与强度可分为强参与和弱参与。企业不能直接提供价值,只能提供价值主张,顾客在价值共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需要投入健康知识、运动技能、运动经验等资源;顾客价值内生于合作生产之中,并由顾客感知获得;顾客价值有着较为复杂的高阶结构,包括显性价值（如健康促进、慢病干预、愉悦身心、健康生活、休闲娱乐等）和隐性价值（包括降低医疗支出,提高劳动能力,促进家庭和睦及社区和谐等）。第三,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涉及参与动机、参与机会、参与能力、顾客参与和顾客价值5个核心范畴及其14个主范畴,其中,参与动机包括健康动机、社交动机,参与机会包括地理可达性、内容可适性,参与能力包括知识储备、身体能力,顾客参与包括人际互动、信息分享和合作行为,顾客价值包括实用价值、享乐价值、学习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参与动机、参与机会、参与能力三者均能显着正向影响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参与动机通过参与机会、参与能力间接作用与顾客参与。顾客参与显着正向影响顾客价值。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新时代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建设的路径逐渐发生变化,健康服务发展逻辑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发展理念,转向预防、康复、健康促进一体化的运动健康服务体系,转向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模式,由此建议政府部门要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优化运动健康服务供给体系,完善运动健康服务需求管理。
李鹏利[5]（2021）在《基于多维异质性的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机理及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时代,早先局限于封闭僵化的科层制组织内部进行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在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价值增值方面表现出明显局限性。为此,企业纷纷探索跨组织边界的合作模式来创新自身的价值创造方式。价值共创作为一种“以合作谋共赢”、“靠共赢的合作来竞争”的发展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成为企业的新战略导向。在价值网络内,合作伙伴带来的多元文化、知识、资源和能力为企业间价值共创提供了动机和优势,然而,基于组织间差异诱发的合作冲突和关系对立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彼此间合作的难度和风险,甚至引致了共创实践探索结果的失败。即组织间客观存在的异质性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将价值共创引向正面结果,也可能造成价值共创的失败。同时,合作网络内参与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伙伴间的异质性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优势理论还是社会交换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均从不同视角强调了对合作网络内企业及企业间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性。治理机制作为防范价值共毁的有效缓冲机制,能够通过调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极大地规避多维异质性的不良后果并增加将价值共毁转化为价值共创的机会,可见,网络治理机制在组织异质性影响价值共创的良性循环系统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然而,当前对组织多维异质性影响价值共创系统化考察的不足和研究深度的不足使得异质性各维度影响合作效率和效果的具体作用方向和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继而导致企业间价值共创过程中的价值隔离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组织间客观存在的多维异质性为研究起点,从网络治理机制视角对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的复杂机制和多元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完善企业网络层面价值共创理论研究框架并回应相应研究争议。具体地,本研究以异质性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指导,首先基于文献分析法对组织异质性、网络治理机制以及价值共创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主要变量的概念内涵和维度划分进行了归纳、提炼和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将组织间多维异质性（目标异质性、关系异质性、知识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作为企业间价值共创结果差异化的根源,构建了组织异质性影响价值共创的主效应框架;同时,将网络治理机制（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作为由多维异质性带来的共创主体非契合行为管理和协调的有效手段纳入研究框架,探讨了多维异质性影响价值共创的内在过程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动态性可能存在的情境制约。据此,基于严谨规范的理论推导和分析构建了组织异质性、网络治理机制、环境动态性与价值共创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作为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机理的核心理论框架。接着,以变量间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为依据,运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的368份国内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假设检验和变量净效应分析。最后,为探索企业间价值共创的多元化实现路径,本研究基于构型理论和组态视角对变量间的组合效应进行了系统考察,并基于路径结果进行了模式提炼与大样本案例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组织异质性是一个多维构念,不同维度组织异质性对企业间价值共创的作用方向和影响效果表现出显着差异性。其中,目标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显着负向影响价值共创,关系异质性和知识异质性显着正向影响价值共创。第二,契约治理机制与关系治理机制均正向影响企业间价值共创,且二者的交互在促成价值共创方面发挥了互补效应。第三,除关系治理机制在目标异质性与价值共创之间的中介效应未通过检验外,网络治理机制在组织多维异质性影响价值共创过程中的其他中介效应假设均得到了验证。第四,环境动态性在目标异质性、文化异质性与价值共创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增强型”调节效应,在关系异质性、知识异质性与价值共创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干扰型”调节效应。第五,目标异质性、关系异质性、知识异质性、文化异质性、契约治理机制、关系治理机制以及环境动态性7个前因变量的组合效应能够对企业间价值共创的差异化效果提供充分解释。其中,6条导致“高效”价值共创的前因条件构型和5条导致“低效”价值共创/价值共毁的前因条件构型验证了前因与结果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和“殊途同归”特性;不同价值共创效果的前因构型之间的非完全对立发现验证了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特征,有效克服了传统定量研究对称性思维的局限并促成了探索性研究发现;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发现也进一步佐证了多元回归分析的重要结论,并从不同理论和方法视角方面交叉验证了本文概念模型的正确性。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包括:第一,基于异质性理论和视角追溯了企业间价值共创效果差异化的根本原因,明晰了多维异质性影响价值共创的具体作用方向和机制,证实了组织异质性在解释价值共创方面的双重效应。第二,基于网络治理机制视角构建了异质性企业间价值共创的实现机理模型,审视、剖析并厘清了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的复杂过程机制,为企业破除价值共创障碍、解决价值隔离问题提供了新思路。第三,基于构型理论和组态视角的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路径研究揭示了多重前因与结果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从研究视角、方法及思路方面补充了网络层面价值共创选题的理论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实证研究、路径研究等多种方法系统考察了企业间价值共创的实现机理及路径,能够较好地补充已有文献研究的局限并回应相关观点争议;同时,本研究对企业正视组织间多维异质性、完善网络治理机制以及匹配异质性与治理机制以解决共创实践难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侯传凤[6]（2021）在《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学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在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占比很少,但审理难度普遍较大,加之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起步较晚,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经验又较少,多重原因导致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审理中争议较多。由此,立足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本身,借鉴产权学派的进路,研究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信息产权如何在私人之间,或私人与公众之间进行分配,才能既使商业秘密保护对激励新信息生产增加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又使因保守商业秘密导致的信息限制造成的损失最小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文章分析了商业秘密保护引起的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及信息权利的初始配置。其次,将商业秘密的保护路径分为公共产权保护和私有产权保护,分析二者导致的不同社会效果。公共产权保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商业秘密拥有者财产权利的保护,但对技术进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有较大作用。因此,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界定,应既能从公平角度保护商业秘密拥有者的个人权利,又能最大程度的公开商业信息。最后,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商业秘密的法律规定及司法适用,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适用应兼顾效率与公平,但具体哪个价值优先,则需要在个案中具体分析。
吴玉浩[7]（2021）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标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已成为调动企业创新活力、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标准化热潮下,众多企业纷纷制定和实施标准化战略,试图凭借技术标准来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然而,数字化转型推动着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催生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快了技术标准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企业的标准化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并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标准体系和标准管理体制,驱动着组织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演进,企业如何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被视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便成为标准化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团体标准发展的如火如荼,网络协同创新模式已成为标准化的全新支撑点。企业通过参与一个或多个技术标准联盟,以直接或间接联结的标准化合作关系与其他企业嵌入至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共同制定、实施和推广技术标准。这种标准化参与形式不仅可以吸纳和集聚联盟成员的资源和能力,推动不同企业围绕标准研发展开深度合作,也使标准化的投入成本和创新风险得以分散,有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然而,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在标准化实践中,即便是身处同一联盟之中,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现预期的联盟目标。事实上,尽管技术标准联盟可能会使参与者共享发展红利,但成员企业能否真正获益仍有赖于自身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因此,为了提升企业参与标准化联盟合作的效率和效益,有必要对其标准化活动予以规范引导。但是,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技术标准联盟相比,标准化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却较为滞后。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标准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尽管部分研究指出了参与标准化的积极影响,但却多探讨其对于宏观经济或中观产业的影响,而鲜有研究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且并未明晰企业自身经由联盟参与标准化而获益的实现路径。同时,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联盟形式,学者们多围绕其他联盟形式进行研究,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作为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联盟参与标准化可获得哪些益处（What）?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盟绩效为何存在差异（Why）?企业又应如何在标准化联盟合作中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How）?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尚不可知,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微观层面为切入点,聚焦于我国技术标准联盟情境下的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以联盟绩效（标准化合作结果）为导向,由网络视角来探讨参与标准化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解释联盟内部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缘由及其绩效增进路径,所剖析的研究问题包括:（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3）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在系统回顾和梳理技术标准联盟、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及企业联盟绩效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长春、杭州和上海的4家标准联盟企业的案例分析,对核心研究构念进行界定,深入阐述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构建得到理论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针对我国团体标准这一市场驱动下的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立足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和汽车产业内的技术标准联盟企业为目标样本,收集到来自437家联盟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收据,借助SPSS 25.0和AMOS 22.0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此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多数研究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支持,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边缘企业,中心企业能够借助网络位置优势来影响标准化合作结果,显着提升自身绩效水平。同时,与联盟合作伙伴编织紧密的关系网络,亦可帮助企业从标准化合作中实现更多收益;（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现实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4）技术不确定性能够增强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不确定性能够增强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围绕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展开研究,针对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技术标准联盟现象,构建了“资源—能力—绩效”这一内外联动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明晰了企业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的理论逻辑,主要创新点和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1）由网络视角对技术标准联盟现象展开分析,丰富了标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战略联盟研究拓展至技术标准联盟情境,并引入网络视角来深入挖掘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剖析企业参与标准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探究参与标准化是否会对企业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如何从参与标准化合作中取得更好的联盟绩效。区别于以往的标准化研究,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视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渠道,按照“结构—关系”两分法来整合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两个维度,深入阐释其对于企业联盟绩效背后的影响机制,即联盟企业应借助网络位置优势和紧密联结的网络关系来增加标准化产出、促动联盟绩效提升。由此,本文突破了标准化研究多集中于影响标准内容、市场采用等领域的局限,使联盟网络的应用范围得以延伸,弥补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研究空白,基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揭示了企业联盟绩效的网络影响机制与规律,彰显了我国团体标准这一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的现实价值。（2）将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理论研究框架,由知识层面强调了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的重要性。技术标准与知识紧密相关,虽然以往研究指出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于标准化具有促动作用,但这一论断尚缺乏有效的实证支持。一方面,本研究搭建了知识吸收能力与外部知识获取机制的联系,考察了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前者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尽管联盟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外部知识来源渠道,但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这些资源取决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高低。因此,由“资源—能力”互动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效解释了企业调动联盟网络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将其吸收利用进而转化为企业联盟绩效的过程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由此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企业提升联盟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动态能力研究的全新视角。（3）通过探究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展现了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规律。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使企业处于动荡不安和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之中,企业愈发需要积极响应和匹配外部环境变化,依靠技术标准的稳定性来化解环境风险,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因此,本文以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依据,由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来分析环境特征对于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的影响,证实企业联盟绩效源于外界环境和内部适应的协同互动效应。由此,本文探明了知识吸收能力影响企业联盟绩效的边界条件,且所得研究结论适用于我国情境特征的技术标准联盟,对于反映我国企业的标准化实践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为把握本土化的技术标准化问题提供全新思路。同时,弥补了以往标准化研究对于环境要素作用关注不足的缺陷,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转型期企业发展的标准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郭天娇[8]（2021）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浪潮下,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技术革新进程逐步加快,知识与信息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进行战略选择,同时更好地整合知识、信息技术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创新以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关注焦点。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知识、技能、信息决策的核心单元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意义,进而探索了高管团队运作过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引入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这一概念,从而探究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和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其中,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学者们通常从合作行为、信息交换与联合决策三个维度展开探讨。现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未展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如何?作用机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中国情境下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探讨,深入探索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机理与调节机制。本文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切入,将组织学习作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作为调节变量整合到理论模型之中,分析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具体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成立;其次,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成立,即高管团队行为整合是否会通过组织学习过程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再者,环境动态性是否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方向如何;最后,环境动态性、高管主动性人格是否会作用于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即是否会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通过组织学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本文依据现有研究以及理论推演提出了研究假设,以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吉林省六个省域的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通过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研,本研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度与效度以及共同方法偏差等达到了基本要求,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作行为、信息交换、联合决策对于组织学习具有显着正向作用;（3）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着正向作用;（4）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环境动态性对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其各维度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动态性越高,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组织学习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6）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高管主动性人格越高,组织学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7）环境动态性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着;（8）高管主动性人格对组织学习在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为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本文为打开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黑箱做了有益尝试,现有研究中关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二者间中介机理的实证研究尚缺乏,本文将组织学习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其次,本文从环境动态性以及高管主动性人格内外两因素出发,分析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特质因素对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这一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最后,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高阶梯队理论情境化研究,丰富了企业高管团队的研究视角,推进了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的发展。尽管如此,由于研究样本、数据测量方式与方法的限制导致本研究存在诸多不足,这是在未来要注意并修正的,本文结尾给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刘燕琪[9]（2021）在《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繁荣使行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剧,开放共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加强与其他各角色参与者的互动建立竞争优势。服务生态系统是A2A（actor to actor,参与者到参与者）导向的系统,强调价值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将广泛的经济社会参与者纳入资源整合者和价值共创者的范畴中,成为探索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新视角。近年来,服务生态系统的实践不断丰富,在2021年Brand Finance公布的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中,位居前三位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均是具有生态系统视野、拥有主导生态系统能力的企业,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探索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然而,现有的关于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的关注更多地聚焦在企业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上。尽管服务生态系统打破了原有价值和创新活动中创造者和毁灭者的界限,强调A2A导向,但是参与者在生态系统中仍存在地位和角色的差异,影响着利益的分配,获得竞争优势对企业来说仍然至关重要。通过对服务生态系统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对于有形的对象性资源,无形的、动态的操作性资源（如知识、技术、关系等）是效果产生的原因,操作性资源能力关乎企业在服务生态系统中活动的效率和效果,是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本研究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探析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的操作性资源能力是如何影响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的;第二,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第三,在企业通过操作性资源能力实现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权变因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本研究对服务生态系统、竞争优势、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共享制度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对W、H、B三个处于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行业的、不同地位的典型企业进行了分析,从实践角度对研究的模型框架进行了探索。再次,基于案例分析的结果,综合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以竞争优势为因变量、操作性资源能力为自变量、价值共创和服务创新为中介变量、共享制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机制的整合模型,并根据模型提出了31个研究假设。最后,通过收集的451份有效问卷,使用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操作性资源能力为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的有效活动奠定了基础,对竞争优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资源识别、价值主张、参与合作、影响制度4个维度均对竞争优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价值共创是服务生态系统中价值创造的一般形式,价值共创及其两个维度合作生产和使用价值均对竞争优势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价值共创在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服务创新关系着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够使企业保持活力,对竞争优势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服务创新在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四,共享制度能够强化操作性资源能力对价值共创和服务创新的正向影响,但其三个维度的调节作用有所区别。在对操作性资源能力和价值共创关系的调节上,规则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正向调节操作性资源能力对价值共创的影响,规范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着。在对操作性资源能力和服务创新关系的调节上,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正向调节操作性资源能力对服务创新的影响,规则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着。第五,共享制度在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向调节了“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竞争优势”和“操作性资源能力——服务创新——竞争优势”两条作用路径。本研究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以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竞争优势、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共享制度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本研究关注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对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进行了探索,明晰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及其各维度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第二,探析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影响的作用路径,识别了价值共创和服务创新两个中介变量。第三,研究探索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权变因素,识别了共享制度这一调节变量,完善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机制的整合模型。此外,本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第一,研究有助于企业打破原有产品主导逻辑的禁锢,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看待企业的发展,制定具有生态系统视野的发展战略;第二,研究有助于企业通过培养和有效运用操作性资源能力,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第三,研究有助于企业形成符合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浪潮的价值创造模式,通过与参与者互动合作实现价值共创;第四,研究有助于企业以开放共享的态度开展服务创新,化解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割裂的问题;第五,研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共享制度的作用,帮助企业在跨文化、跨区域合作中规避风险。
王汇宇[10]（2021）在《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文中认为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所在,是当前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主力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不证自明,“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作为公共治理结果的呈现,营商环境是一种兼具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特殊公共产品,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政府服务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的优劣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高低。然而,满意度是一个复杂构念,既有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显示,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较为繁杂,且公共服务客观绩效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仍是学界的争论点,营商环境客观绩效与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亦无定论。此外,学界及实务届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集中在辨析概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优化路径等方面,关于营商环境满意度的研究则更少,仅有少数文献提及应将营商环境满意度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缺乏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系统性检视。因此,本研究立足可视范围内的理论借鉴与经验事实,从描述及解释两个路径,探讨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本研究聚焦“营商环境满意度是什么?”、“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满意度的?”等三个研究问题,以“文献述评—模型构建—实证分析—路径思考”为研究主线。论证过程分为两部分:扎根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首先,借助扎根理论法的思想和技术,对理论文献与经验线索进行系统编码,探析“营商环境满意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析取可能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并建构理论模型;其次,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模型与所提假设予以检验;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实际,提出提升浙江省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路径思考。研究表明:（1）营商环境满意度即民营企业家对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及法治环境的实际感知与其期望相比较之下心理状态的客观度量。（2）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包括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以及地方政府公信力。具体而言,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包含专业性、公平性、透明性、公益性等4个维度;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及时性、便利性、技术性等5个维度;感知营商环境价值包含给定质量评价价格、给定价格评价质量等2个维度;地方政府公信力包含依法行政、民主化程度、行政人员形象、政府诚信等5个维度。（3）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是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重要前置变量,均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存在显着正向影响;感知营商环境价值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营商环境满意度”路径中,感知营商环境价值所占中介效应量均接近40%;地方政府公信力发挥显着的调节作用,在“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路径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均发挥显着的“倒U型”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1）沿用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等心理体验作了微观刻画,填补既有研究的学术空白,亦加强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学科对话。（2）检验了经典顾客满意度模型部分框架在营商环境领域的适用性,重申并验证了感知价值在营商环境满意度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在公众满意度形成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3）基于扎根理论法及相关理论要旨,并参考SERVQUAL及SERVPERF评价模型,创新性地构建了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内涵维度。（4）遵循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范式,对既有关于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补充,并有效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及外部效度。
二、试论知识企业的界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知识企业的界定（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 小结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4）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价值共创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发展诉求:人口老龄化急需发挥运动的健康促进价值 |
| 1.1.2 现实审视:“体医融合”催生多样化运动健康服务模式 |
| 1.1.3 国际经验:全民参与是政府完善健康保障体系的政策主张 |
| 1.1.4 趋势研判:健康社区是实现主动健康的重要阵地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实践问题 |
| 1.2.2 理论问题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结构安排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要点梳析:运动健康服务研究内容检视 |
| 2.1.1 运动干预、体力活动和科学健身的概念辨析 |
| 2.1.2 体医融合 |
| 2.1.3 运动健康意涵的演变历程 |
| 2.1.4 运动健康服务内涵的多视角审视 |
| 2.2 实践审视:国内外运动健康服务推进工作探索 |
| 2.2.1 政府在运动健康服务发展中富有成效的政策探索 |
| 2.2.2 运动健康服务发展的实践探索 |
| 2.3 总体概览:老年运动健康服务研究剖析 |
| 2.3.1 老年运动健康服务发展现状与困境 |
| 2.3.2 老年运动健康服务需求与供给 |
| 2.4 他山之况:顾客参与研究回顾 |
| 2.4.1 顾客参与的内涵 |
| 2.4.2 顾客参与的维度构成 |
| 2.4.3 顾客参与水平 |
| 2.4.4 顾客参与的前因变量 |
| 2.4.5 顾客参与的结果变量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服务主导逻辑 |
| 2.5.2 MOA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的基本理论 |
| 3.1 运动健康服务的概念界定 |
| 3.1.1 运动健康服务概念的要素结构 |
| 3.1.2 运动健康服务概念要素分析 |
| 3.1.3 运动健康服务的概念表达 |
| 3.2 运动健康服务的特征 |
| 3.2.1 产品混合性 |
| 3.2.2 对象广泛性 |
| 3.2.3 过程融合性 |
| 3.2.4 价值多样性 |
| 3.2.5 主动参与性 |
| 3.3 运动健康服务类型 |
| 3.4 运动健康服务的利益相关者 |
| 3.5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的理论分析 |
| 3.5.1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的分析框架 |
| 3.5.2 运动健康服务情境下顾客参与内涵、特征与类型 |
| 3.5.3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动因的理论分析 |
| 3.5.4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的理论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方法选择 |
| 4.1.2 案例选择 |
| 4.1.3 研究资料收集 |
| 4.2 案例介绍和研究发现 |
| 4.2.0 案例介绍 |
| 4.2.1 研究发现 |
| 4.3 案例研究结论 |
| 第5章 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路径的质性分析 |
| 5.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流程 |
| 5.2 基于扎根理论的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分析 |
| 5.2.1 研究设计 |
| 5.2.2 质性分析过程 |
| 5.2.3 范畴提取与模型构建 |
| 5.3 模型阐述 |
| 5.3.1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前因变量分析 |
| 5.3.2 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维度阐释 |
| 5.3.3 运动健康服务情境下顾客价值内涵及维度阐释 |
| 5.3.4 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价值共创路径的量化分析 |
| 6.1 研究假设推导 |
| 6.1.1 基于MOA理论的运动健康服务参与研究假设 |
| 6.1.2 顾客参与对顾客价值的影响 |
| 6.2 研究量表设计 |
| 6.2.1 初始量表设计 |
| 6.2.2 研究量表纯化 |
| 6.2.3 正式量表设计 |
| 6.3 调查问卷设计与小样本测试 |
| 6.3.1 调查问卷设计 |
| 6.3.2 小样本测试 |
| 6.4 大样本数据收集与分析 |
| 6.4.1 数据收集 |
| 6.4.2 样本特征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3 信度、效度检验 |
| 6.4.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4.5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
| 7.2.2 优化运动健康服务供给体系 |
| 7.2.3 完善运动健康服务需求管理 |
| 7.3 研究的创新点 |
| 7.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7.4.1 研究局限 |
| 7.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多维异质性的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机理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组织异质性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2.1.1 组织异质性理论基础 |
| 2.1.2 组织异质性研究综述 |
| 2.2 网络治理机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2.2.1 网络治理理论基础 |
| 2.2.2 网络治理机制研究综述 |
| 2.3 价值共创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2.3.1 价值共创理论基础 |
| 2.3.2 价值共创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变量界定与理论模型构建 |
| 3.1 变量内涵界定及维度划分 |
| 3.1.1 组织异质性 |
| 3.1.2 网络治理机制 |
| 3.1.3 价值共创 |
| 3.1.4 环境动态性 |
| 3.2 变量间关系及假设提出 |
| 3.2.1 组织异质性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
| 3.2.2 网络治理机制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
| 3.2.3 组织异质性对网络治理机制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
| 3.2.4 网络治理机制对组织异质性与价值共创关系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
| 3.2.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3 理论模型构建及假设汇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原则 |
| 4.1.2 问卷设计步骤 |
| 4.1.3 问卷内容构成 |
| 4.2 变量测量 |
| 4.2.1 组织异质性的测量 |
| 4.2.2 网络治理机制的测量 |
| 4.2.3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4.2.4 价值共创的测量 |
| 4.2.5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4.3 预调研测试 |
| 4.3.1 预调研测试程序 |
| 4.3.2 预调研数据分析 |
| 4.4 数据收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企业特征分析 |
| 5.1.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问卷质量检验 |
| 5.2.1 数据正态性检验 |
| 5.2.2 无回应偏差检验 |
| 5.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3 信效度检验 |
| 5.3.1 信度检验 |
| 5.3.2 效度检验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组织异质性对价值共创影响的假设检验 |
| 5.4.2 网络治理机制对价值共创影响的假设检验 |
| 5.4.3 组织异质性对网络治理机制影响的假设检验 |
| 5.4.4 网络治理机制中介作用的假设检验 |
| 5.4.5 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的假设检验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结果与讨论 |
| 5.5.1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5.5.2 组织多维异质性对价值共创的直接影响 |
| 5.5.3 组织多维异质性对价值共创的影响机理 |
| 5.5.4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路径研究 |
| 6.1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及其适用性分析 |
| 6.2 企业间价值共创影响因素的关联分析 |
| 6.3 fs QCA数据校准及结果分析 |
| 6.3.1 数据校准 |
| 6.3.2 单项前因变量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 6.3.3 前因变量组合的构型分析 |
| 6.4 基于构型结果的模式提炼与案例分析 |
| 6.5 进一步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正视组织间多维异质性 |
| 7.2.2 完善网络治理机制 |
| 7.2.3 企业间价值共创提升策略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附录 |
| 附录1 企业间价值共创状况访谈提纲 |
| 附录2 企业间价值共创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6）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学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综述 |
| 1.2.2 总体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商业秘密保护及价值分析 |
| 2.1 信息与商业秘密 |
| 2.1.1 商业秘密的本质 |
| 2.1.2 作为一种特殊信息的商业秘密 |
| 2.2 商业秘密保护的价值冲突 |
| 2.2.1 对效率的追求 |
| 2.2.2 对公平的追求 |
| 2.2.3 法律价值的选择 |
| 小结 |
| 第3章 商业秘密的保护路径 |
| 3.1 公共产权保护路径分析 |
| 3.2 私有产权保护路径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静态分析: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商业秘密的界定及细化 |
| 4.1 司法解释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
| 4.2 商业秘密界定的具体分析 |
| 4.2.1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法律含义 |
| 4.2.2 何种商业信息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
| 4.2.3 如何保护商业秘密 |
| 4.3 司法解释中的保护偏向 |
| 小结 |
| 第5章 动态分析:司法实践中的商业秘密权 |
| 5.1 司法实践中商业秘密的界定 |
| 5.1.1 商业秘密界定的动态性分析 |
| 5.1.2 法律适用的冲突与妥协 |
| 5.1.3 静态性与动态性的协调 |
| 5.2 商业秘密侵权行为认定的法理分析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网络理论 |
| 2.1.2 知识基础理论 |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标准联盟相关研究 |
| 2.2.2 联盟网络相关研究 |
| 2.2.3 知识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5 联盟绩效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与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结果分析 |
| 3.3.1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核心概念界定 |
| 3.3.2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样本选择与调研流程 |
| 5.3 变量测量 |
| 5.3.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测量 |
| 5.3.2 知识吸收能力的测量 |
| 5.3.3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3.4 企业联盟绩效的测量 |
| 5.3.5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4 预调研与问卷修正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4.1 信度检验 |
| 6.4.2 效度检验 |
| 6.5 假设检验 |
| 6.5.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5 变量间关系的总效应检验 |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2 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6.6.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论文基本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创新绩效 |
| 2.1.1 创新绩效的概念 |
| 2.1.2 创新绩效的维度 |
| 2.1.3 创新绩效的测量 |
| 2.1.4 小结 |
| 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 |
| 2.2.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概念 |
| 2.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维度与测量 |
| 2.2.3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创新行为、组织绩效 |
| 2.2.4 小结 |
| 2.3 组织学习 |
| 2.3.1 组织学习的概念 |
| 2.3.2 组织学习的类型 |
| 2.3.3 组织学习的维度 |
| 2.3.4 组织学习的测量 |
| 2.3.5 组织学习与创新行为、创新绩效 |
| 2.3.6 小结 |
| 2.4 环境动态性 |
| 2.4.1 环境动态性的定义 |
| 2.4.2 环境动态性的测量 |
| 2.4.3 环境动态性相关研究 |
| 2.4.4 小结 |
| 2.5 高管主动性人格 |
| 2.5.1 主动性人格 |
| 2.5.2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概念与测量 |
| 2.5.3 中国情境下的高管主动性人格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本章总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 高阶梯队理论 |
| 3.1.1 高阶梯队理论的产生 |
| 3.1.2 高阶梯队理论的新发展 |
| 3.1.3 高阶梯队理论的中国情境化 |
| 3.2 动态能力理论 |
| 3.2.1 动态能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3.2.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动态能力形成 |
| 3.2.3 小结 |
| 3.3 研究框架 |
| 3.4 研究假设 |
| 3.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2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学习 |
| 3.4.3 组织学习与企业创新绩效 |
| 3.4.4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
| 3.4.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
| 3.4.6 高管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
| 3.4.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
| 3.5 本章总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预调研 |
| 4.1 变量测量量表 |
| 4.1.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量表(TMT Behavioral Integration Scale) |
| 4.1.2 组织学习量表(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cale) |
| 4.1.3 企业创新绩效量表(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cale) |
| 4.1.4 环境动态性量表(Environmental Dynamism Scale) |
| 4.1.5 高管主动性人格量表(Top- Manager Proactive Personality Scale) |
| 4.2 问卷设计 |
| 4.2.1 设计过程 |
| 4.2.2 问卷结构 |
| 4.3 预调研样本描述 |
| 4.4 量表修订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讨论 |
| 5.1 正式调研 |
|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5.2.1 信度分析 |
| 5.2.2 效度分析 |
| 5.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4 假设检验 |
| 5.4.1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主效应检验 |
| 5.4.2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3 调节效应检验 |
| 5.4.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研究结果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研究局限 |
| 6.4 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攻读博士学位学术成果 |
| 致谢 |
（9）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服务生态系统 |
| 2.1.1 服务生态系统的理论来源 |
| 2.1.2 服务生态系统的内涵及核心内容 |
| 2.1.3 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现状 |
| 2.1.4 研究评述 |
| 2.2 竞争优势 |
| 2.2.1 竞争优势的内涵 |
| 2.2.2 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 |
| 2.2.3 竞争优势的测量 |
| 2.2.4 竞争优势的研究现状 |
| 2.2.5 研究评述 |
| 2.3 操作性资源能力 |
| 2.3.1 操作性资源与操作性资源能力的内涵 |
| 2.3.2 操作性资源能力的测量 |
| 2.3.3 操作性资源能力的研究现状 |
| 2.3.4 研究评述 |
| 2.4 价值共创 |
| 2.4.1 价值的内涵 |
| 2.4.2 价值共创的内涵 |
| 2.4.3 价值共创的测量 |
| 2.4.4 价值共创的研究现状 |
| 2.4.5 研究评述 |
| 2.5 服务创新 |
| 2.5.1 服务创新的内涵 |
| 2.5.2 服务创新的理论发展 |
| 2.5.3 服务创新的测量 |
| 2.5.4 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 |
| 2.5.5 研究评述 |
| 2.6 共享制度 |
| 2.6.1 共享制度的发展与内涵 |
| 2.6.2 共享制度的测量 |
| 2.6.3 共享制度的研究现状 |
| 2.6.4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1 案例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 |
| 3.1.2 研究对象 |
| 3.1.3 资料收集 |
| 3.2 资料编码 |
| 3.3 机理分析 |
| 3.3.1 操作性资源能力与竞争优势 |
| 3.3.2 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与竞争优势 |
| 3.3.3 操作性资源能力、服务创新与竞争优势 |
| 3.3.4 操作性资源能力、共享制度与价值共创 |
| 3.3.5 操作性资源能力、共享制度与服务创新 |
| 3.4 结论和命题的提出 |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资源基础观 |
| 4.1.2 动态能力理论 |
| 4.1.3 服务主导逻辑 |
| 4.2 理论框架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 |
| 4.3.2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
| 4.3.3 服务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3.4 共享制度的调节作用 |
| 4.3.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过程 |
| 5.1.2 问卷结构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竞争优势的测量 |
| 5.2.2 操作性资源能力的测量 |
| 5.2.3 价值共创的测量 |
| 5.2.4 服务创新的测量 |
| 5.2.5 共享制度的测量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数据分析方法 |
| 5.4 预测试 |
| 5.4.1 竞争优势量表检验 |
| 5.4.2 操作性资源能力量表检验 |
| 5.4.3 价值共创量表检验 |
| 5.4.4 服务创新量表检验 |
| 5.4.5 共享制度量表检验 |
| 第6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1 信度分析 |
| 6.2.2 效度分析 |
| 6.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研究假设检验 |
| 6.3.1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检验 |
| 6.3.2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3 服务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4 共享制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3.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6 研究结果 |
| 6.4 研究结果讨论 |
| 6.4.1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 |
| 6.4.2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
| 6.4.3 服务创新的中介作用 |
| 6.4.4 共享制度的调节作用 |
| 6.4.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局限 |
| 7.5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企业) |
| 附录2 访谈提纲(客户) |
| 附录3 访谈提纲(其他利益相关者)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4.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关于顾客满意度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 |
| 2.1.1 顾客满意度模型研究 |
| 2.1.2 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模型研究 |
| 2.1.3 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 |
| 2.2 关于营商环境满意度的研究 |
| 2.2.1 营商环境的内涵与测量研究 |
| 2.2.2 公众满意度的内涵与测量研究 |
| 2.3 关于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研究——来自服务质量及公共服务质量的启示 |
| 2.3.1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内涵研究 |
| 2.3.2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测量研究 |
| 2.4 关于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研究——来自顾客感知价值的启示 |
| 2.4.1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内涵研究 |
| 2.4.2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测量研究 |
| 2.5 关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 |
| 2.5.1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研究 |
| 2.5.2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测量研究 |
| 2.6 已有文献的简要述评 |
| 3 研究分析框架 |
| 3.1 基于扎根理论法的模型构建与要素分析 |
| 3.1.1 扎根理论法介绍及其适用性分析 |
| 3.1.2 本研究中扎根理论法的应用设计 |
| 3.1.3 三级编码与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 理论模型的案例叙述与进一步阐释 |
| 3.2.1 理论模型的案例叙述 |
| 3.2.2 理论模型的进一步阐释 |
| 3.3 概念界定与维度划分 |
| 3.3.1 概念界定 |
| 3.3.2 维度划分 |
| 3.4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4.1 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的相关假设 |
| 3.4.2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相关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4 问卷设计与实际测度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的基本结构 |
| 4.1.2 问卷的题项设计 |
| 4.2 信效度检验 |
| 4.2.1 效度检验 |
| 4.2.2 信度检验 |
| 4.3 研究取样 |
| 4.3.1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4.3.2 样本的同源偏差检验 |
| 4.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 5.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1.1 因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1.2 自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与中介效应计算 |
| 5.3.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
| 5.3.2 中介效应计算 |
| 5.4 调节效应检验 |
| 5.4.1 调节效应检验一 |
| 5.4.2 调节效应检验二 |
| 5.4.3 调节效应检验三 |
| 5.5 量化分析结果讨论 |
| 5.5.1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 |
| 5.5.2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
| 5.5.3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调节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6 提升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路径思考 |
| 6.1 以质量感知为基础,提升整体性治理水平 |
| 6.2 以价值感知为导向,推动政企间价值共创 |
| 6.3 以信用体系为中枢,增强地方政府公信力 |
| 6.4 以期望管理为核心,引导民营企业家预期 |
| 6.5 以民企感受为关切,发挥第三方评估效应 |
| 7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不足与后续展望 |
| 附录一: 扎根理论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营商环境满意度调研问卷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试论知识企业的界定（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4]老年顾客参与运动健康服务的价值共创路径研究[D]. 李刚.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5]基于多维异质性的企业间价值共创实现机理及路径研究[D]. 李鹏利.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商业秘密保护的法理学探究[D]. 侯传凤.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D]. 吴玉浩. 吉林大学, 2021(01)
- [8]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天娇. 吉林大学, 2021(01)
- [9]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D]. 刘燕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D]. 王汇宇. 浙江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