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张凯[1](2021)在《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重要、最致命、最隐蔽的风险之一。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借短贷长的期限错配特征使得商业银行天然存在着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整个金融市场的阵痛性改革的深化,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事件频发。包商银行被接管和破产、锦州银行战略重组以及营口沿海银行和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集中挤提事件等,充分暴露出我国中小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风险事件爆发后,银行业流动性出现较大波动,同业拆借成本飙升。因此,在以上复杂的金融市场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和监管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势在必行,同时还应该建立适用我国国情的流动性风险识别、预警、监测和控制法律体系和框架,这对于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指中小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从国内外案例来看,一旦中小银行无法偿还一定规模的到期债务,便会发生流动性风险,这也是中小银行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真正致命的是严重的流动性断裂。其诱发因素很多,可能是单纯的流动性风险本身也可能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的传染机制导致。就我国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本身而言,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同业业务压缩和资产回表加剧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二是资管新规及系列文件放大了中小银行期限错配风险。三是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举措加剧银行存款流失风险。在流动性风险监管和控制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因此,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和监管并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Ⅰ》)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Ⅱ》)以及《巴塞尔协议Ⅲ:后危机改革最终方案》(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Ⅲ》)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巴塞尔协议Ⅲ》,为加强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控制流动性风险,除银行资本监管的三支柱外,还特别增加了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两个新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重要指标。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出了其他辅助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以及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等。在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法律体系中,《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规定,但是随着近几年金融业形势的变化,现有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监管理念滞后,二是监管法律位阶较低,三是监管方式过于僵化,四是监管体系不完善等。究其原因既有中小银行本身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因素的原因,还有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指标、监管方式和监管体系设计等方面的因素。中小银行吸储能力较弱,严重依赖同业融资,流动性管控压力较大。而有些中小银行的股东无视国家规定,关联交易甚至违规挪用中小银行的资金。同时,银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打破原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金融科技的创新和普及令银行服务渠道、手段和服务内容发生巨大改变,全新的市场竞争态势让原有银行金融机构必须面对来自银行同业和新的非银行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这些因素都使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要。基于全国多家中小银行流动性指标和数据的比较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及其他国家相关文件,结合我国自身实际设置适配性分层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在构建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体系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在宏观层面上,需要采取稳定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根本原因过多的“加杠杆”造成的资金短缺和高利率。在微观层面上,银行应坚持回归原点,服务实体,专注于主营业务,并做好基于信贷的信贷业务,避免过度创新而导致不稳定。在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的理念方面应该贯彻适配性监管理念,即根据银行的风险特征和系统重要性来确定相适应的监管规则和监管行为。我国流动性监管法律制度的从无到有,是一个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与创新的过程,更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坚持与努力。我国现行流动性监管制度体系,主要以较低层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载体,存在政策依据过多、法律依据不足、不能适应当下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等问题。为此,从进一步改革现行监管体制、使其更好适应我国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综合经营改革需求的角度,制定、修订相关金融法律,规定具有适配性的流动性监管统一规则与指标。
赵斯彤[2](2021)在《中国股票市场的ESG责任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ESG责任投资已成为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前沿课题之一。ESG责任投资是一种考量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因素(ESG指标)并长期产生有竞争力的财务回报和积极社会效应的投资行为。相比较已发展近半个世纪的欧美资本市场ESG责任投资,国内ESG责任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为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和吸收成熟资本市场ESG责任投资的先进经验,本文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股票市场ESG责任投资。全文的理论意义在于社会责任投资并非仅靠投资者理念倡导和宗教信仰推动,而是从作用机理上证明社会责任投资能够创造价值,存在发展的内生动力;实践意义在于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中的ESG责任投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价值型机构投资者指明建立和发展ESG责任投资的实践路径,还为监管者提供有力的监管依据,从而引导ESG责任投资资金在国内市场占比逐步提高,助力金融投资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同目标。论文分别对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实践研究三方面进行重点探讨。并围绕如下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ESG责任投资的理论基础和投资逻辑。第二,建立基于ESG信息条件下的资产价格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模型,拓展并完善资产定价理论模型。第三,ESG责任投资财务绩效实证研究,对国内已开展ESG责任投资的公募基金展开研究,分析基金风险收益的潜在特征和规律;通过构建实证模型,验证加入ESG信息因子后资产定价模型的有效性,这也是论证研究假说的实证核心。并且,通过正向筛选策略建立高分值股票组合的方式,进一步验证实践策略的有效性。第四,分析海外机构投资者的ESG投资实践策略和国际监管比较,构建符合中国机构投资者特征的ESG责任投资体系,以及借鉴国际监管先进经验。关于ESG责任投资的理论基础和投资逻辑。本文以投资主体的微观企业为出发点,深入剖析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社会责任投资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并基于工具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目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阐释了社会责任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相互作用的机理。关于基于ESG信息条件下的资产价格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模型。本文将ESG因素内生地纳入至现代金融理论体系之中,依据资产价格的时间特征,建立基于ESG信息条件下的DDM模型;同时结合资产价格的横截面特征,阐述了ESG-SR有效前沿和ESG-CAPM模型的应用价值。研究发现,两类模型对ESG信息对股票收益率r的影响存在分异。由此,本文提出两条递进待后文检验的研究假说,即ESG信息对投资收益率有显着影响;高分值ESG评级信息与投资收益率显着正相关,且对基金组合产生超额收益率。关于ESG责任投资财务绩效实证研究。第一,本文采取对国内公募ESG责任投资基金展开描述统计,分析证明了研究假说的一般规律,还发现ESG责任投资基金具有低风险波动特征。第二,本文构建了FF5+ESG面板实证模型,选取了基于Bloomberg 2010至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股票ESG评级数据构建全样本股票组合,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盈利能力效应、投资风格效应和ESG信息效应。FF5+ESG模型检验的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异更小,表明市场更趋有效,可作为ESG责任投资最有效的资产定价模型,进一步严谨地验证了研究假说。第三,为了消除ESG责任投资基金产生的多重异质性特征影响,本文通过正向筛选策略建立高分值股票组合方式再次证明了研究假说,并发现了筛选强度与超额收益率呈现正向关系等推论。关于机构投资者的ESG责任投资实践和监管国际比较。本文梳理和借鉴了海外机构投资者应用的ESG整合策略,即将ESG因素和传统财务因素同时嵌入至传统投资研究各个流程环节。特别地,具体到股票分析应用层面,本文从基本面分析策略和量化策略展开分析。由此,明确了ESG责任投资原则和投资框架,为中国机构投资者构建ESG责任投资体系。此外,本文还通过国内外监管比较,归纳总结了国际监管趋势和国内监管特点,指出了监管政策补短板和改进的方向。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结论,分别对中国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市场监管者提出了实践建议和监管建议,具有较高的可参考借鉴的路径指引意义。
杜海龙[3](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认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田琳[4](2020)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也被称为全球研究型大学(Global Research Univeristies),这些大学有公认的、区别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包括:(1)人才汇聚;(2)资源丰富;(3)全球参与;(4)国际声誉;(5)良好治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一国国家软实力、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关注只增不减,但是,没有研究从对比分析和国际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鉴于大学功能既是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大学实践的出发点,且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及特征,那么,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探索能在加深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认识的同时,有助于充实学术理论,为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开辟新的视角。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采用混合研究法,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系统探索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具体而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比分析了43所世界一流大学和40所一般研究型大学四类官方文件的文本(校长寄语、使命宣言、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深入访谈了74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然后,研究者向世界一流大学校领导和国际(学术)专家发放了网络问卷(N=118)以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验证。本研究围绕四大研究问题展开:(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有何差异?(2)除三大基本功能外,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特有功能?(3)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其功能上有何不同?(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在未来会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存在差异。在科学研究功能上,两类大学的差异最为明显,两类大学在科学研究的类型、内容、层次和规模上不同;在人才培养功能上,两类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方法和途径上差异较大;在社会服务功能上,两类大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服务的范围不同。以上差异受到了大学的可用资源、理念、定位、视野等的影响,也与大学对不同外部需求的回应有关。(2)世界一流大学有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主要表现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和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两个方面,其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和全球合作。以上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及其全球性也被不断强化。通过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与其三大基本功能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差异,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全局性和深远性、其实践途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超越了三大基本功能的范畴;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是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特有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与其独特优势密切相关,包括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和全球声誉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定义为全球化使命(GLOBALIZING),即面对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世界一流大学凭借其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全球声誉等独特优势,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并持续强化其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全球合作等。(3)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和大学管理架构等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不同大学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也因此在发挥各项功能上各有所长、有所差异。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性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和多样性的体现,这些大学共同构成了全球学术网络中的顶尖大学并利用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引领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其所在国家以及全球社会做出贡献。(4)世界一流大学三大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基本功能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在功能的发挥上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体现其国家和地区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将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而被不断强化。但是,很难预测世界一流大学在未来是否会产生新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因素包括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其中,前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各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下,还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影响因素,如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包含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1)首次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全球化使命;(2)系统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3)首次探索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阐释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大学管理架构等所带来的影响;(4)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并揭示了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虽然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但本研究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因素,是较为系统、全面的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研究。
顾娇妮[5](2020)在《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英国,教育督导被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视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它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教育改进的动力源头,也是衡量国家教育先进性的主要标杆。本研究聚焦于英国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简称为Ofsted)的学校督导制度,并建立起学校督导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学校督导制度的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功能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涉及到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教育督导、学校督导和学校改进。对三个概念的界定和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是本研究首先要阐释的基本问题。本研究的理论线索有两条,一条线索是宏观的理论思潮,另一条线索是微观的理论基础。宏观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对督导实施的主体——Ofsted的组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思潮,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教育监管改革浪潮是推动英国督导制度变革的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另一条微观的理论基础是影响Ofsted学校督导政策制定和体系建设的背景理念,以CIPP模式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核心,作用于督导的流程设计、指标框架和现场实施等环节,成为学校督导制度的灵魂。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Ofsted的指向改进的学校督导制度,围绕这一内容研究者设计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对Ofsted的研究,它是制定政策和实施督导的主体;二是对英国学校督导制度的研究,它的目标设定、内容发展和实施策略都会影响到学校改进的过程和结果。对Ofsted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形态。Ofsted的当代形态包含了宏观职能与愿景、组织任务、内部构架和各类督学的管理等几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保证一个非内阁组织有效运作的主要元件。研究者通过对Ofsted职能与愿景的解读,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层次的分析了Ofsted存在的价值。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Ofsted为学校改进服务的运作机制。督学的质量是保证督导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Ofsted十分注重对督学的遴选和培训。研究者对这六类督学的任职资格、职责内容、在职培训等方面做了较全面地分析,尤其是督学在新时期不断变换的角色定位,正是决定了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能顺利发挥作用的时代特征。研究者对Ofsted学校督导系统的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督导流程、框架指标和学校自评,三元素构成了学校督导的核心内容。在CIPP督导模式框架下,深入分析引领学校变革改进的督导流程,督导前、督导中和督导后几个阶段的任务与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理念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督导流程的合理性。在对Ofsted的框架指标分析中,研究者使用了因素分析法,深入探究指标框架的逻辑体系、指标内容、观测手段等。不仅阐明学校督导指标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更探究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态的背后机理,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学校自我评价作为Ofsted外部督导的补充形式,具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运行机制。研究者从原则、要素和改进逻辑三个方面切入,阐释了它的自循环逻辑以及发挥的改进学校的作用和效果。最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Ofsted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这是对Ofsted学校督导的再次解剖和重构。在分析中,研究者反思了前文中所描述的督导涉及到的组织、人员、技能、财物、对象、方法等各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合理的组织与科学的实践,达到了改进学校的效果,为中国的督导工作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督导的实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朱金明[6](2020)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职业需求导向的鲜明特征、高层次应用研究型人才的目标定位、产学研协同培养的教育过程和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期待,规定了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蓬勃兴起,迫切需要以高质量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质量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随着培养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职业适应性不强、解决问题能力不够、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质量内外部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还未形成一套完善的适切中国情景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政策分析、历史研究、调查分析、比较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治理系统论等,试图构建各利益相关者互相协调、互相关联、责权对等的质量保障体系。一是基于质量观的视角,系统梳理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变迁,分析了参与主体、理念内容、机制模式的变化原因。二是基于大数据调查分析,从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用人单位的视角,识别了影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数据挖掘发现主要存在专业学位教育单位内部质量保障不力与规模发展、政府引导的宏观监管、评价机制不健全与规模发展、社会多方参与薄弱与规模发展等三大主要矛盾。三是系统比较研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以德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型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四是基于现代治理理论,构建了资格准入和监督评估协同、专业学位评估与培养单位整体审计协同、政府外部宏观指导与培养单位内部自我评估协同、社会监督与行政性评估协同的“四协同”专业学位质量保障机制。五是对优化构建适切中国情境的高质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陈鹏[7](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郑颖鑫[8](2020)在《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国际比较》文中认为服务渗透在生产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每个角落,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外包化现象日益普遍,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研发、营销等以服务为主的环节。可见服务贸易在经济以及对外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的深入,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服务贸易起步晚、底子薄,虽然服务贸易出口规模逐年扩大,但出口附加值较低,并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为主,而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贸易出口占比较低,并且这种状态长期没有得到优化提升,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存在“质量”与“数量”错位问题。本文从服务贸易质量角度出发,阅读和整理相关文献,找到文章的核心研究指标,并对其概念和研究方向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从出口总值和增加值的角度比较分析了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现状,提出增加值研究视角的现实必要性。同时,借助增加值数据分别从行业和国家两个层面深入地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与分析,从而得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低并且发展滞后的原因是传统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大。在此基础上,对比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国际中的地位,回答了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经济体国家之间的优劣势问题。最后基于增加值视角,引用Hausmann et al.(2007)的“成本发现”模型和灰色关联法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找到提升中国服务贸易质量,转变其发展结构的方法。
杜金泉[9](2020)在《中国企业债务短期化成因研究 ——基于供给端的视角》文中提出企业债务短期化指企业短期负债(期限在一年以内的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过高的现象。过去20年间,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非常显着,企业短期负债率(短期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持续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其均值和中位数均远高于所有可比国家的可比企业。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企业债务短期化带来的期限错配、违约风险聚集以及投资不足等经济问题逐渐凸显,威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发掘企业债务短期化背后的经济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避免债务短期化可能引发的潜在经济问题。企业债务期限是融资活动中债务资金供求双方博弈的均衡结果,由企业自身的资金需求、债权人的资金供给以及双方缔约的制度环境共同决定。关于企业债务期限的现有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从企业角度分析代理问题等需求端特征的作用;二是从制度环境角度分析信息共享、债权保护与合约执行等基础制度安排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三是基于金融危机等一次性冲击分析宏观环境变化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揭示企业债务期限的决策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见解,但对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这一特殊现象缺乏足够强的解释力;对债务期限的国别差异的解释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从债务供给端的视角,聚焦货币政策和银行行为这两大供给因素,探索了企业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的供给端决定机制,并分别利用国内、国外的企业和银行样本对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本文从供给端出发,为企业债务期限的国别差异和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本文首先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索了企业债务短期化的现状,从多个维度对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国内分析发现,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我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不包含金融业)的上市企业,而且在过去接近20年中一直持续。企业的行业特征、资产规模、产权、控制权分配等需求端特征能够部分解释国内企业间的截面差异,但解释力偏弱,只能解释短期负债变化的极少部分。国际比较显示,无论按照国家收入水平、地理区域还是文化差异划分,中国上市企业短期负债率下四分位数、均值和中位数均远高于国外可比国家和地区的上市企业。国内和国际的现状比较分析表明,需求端特征以及制度环境很难对我国企业长期持续的显着债务短期化现象做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现有关于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的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债务期限相对于发达国家普遍偏短,造成这一差异的直接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银行贷款期限相对于发达国家偏短。基于这一事实基础,本文(第四章)从供给端的视角,以银行为决策主体,构建了一个三期两阶段融资模型,通过分析在不同竞争环境和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下银行的贷款期限选择,探索货币政策和银行竞争这两大供给端要素对贷款期限的作用。该模型将货币政策划分为融资难度、短期利率和期限利差三个维度,通过银行的跨期优化决策,得到最优融资期限结构(对于银行),发现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银行贷款期限的影响,从供给端给予债务期限国际差异以及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新的解释。理论分析发现:第一,更加严苛的融资环境、更高的短期利率、更加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以及更弱的银行竞争程度都会引起短期贷款的上升;第二,银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短期利率以及期限利差对短期贷款的作用效果,银行业竞争越弱、银行市场力量越强,则货币政策对最优短期负债占比的影响越弱。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银行产业竞争程度普遍相对于发达国家更低,本文揭示的理论机制能够对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债务期限短期化的现象提供新的解释。为了验证理论模型展示的债务期限供给端决定机制的存在性和经济重要性,及其对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的解释力,本文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国内实证部分首先(第五章)采用2007-2018年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样本,运用带调节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微观层面对理论机制在国内企业短期债务决定中的统计显着性和经济重要性进行了检验。计量分析发现:(1)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水平与银行产业集中度正相关,即银行产业集中度越高、银行间竞争程度越弱,企业债务短期化程度越严重,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2)货币政策的各个维度在部分回归中统计显着,但根据估计结果计算的经济意义均不明显。国内企业货币政策变量回归的经济意义不显着,可能是因为政策变量均属于年度变量,其变化较少,作用效果被年度效应或者趋势项吸收。该问题可以通过采用季度数据,扩充研究的时间序列,增加政策变量变化的方式予以解决。第六章按照该思路,基于2002-2018所有非金融上市企业季度财务报表合并构造了总体短期负债率,采用季度数据扩充时间序列,从总量角度采用时间序列回归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会引起企业总量短期负债率的反方向变化。当货币政策变得宽松、再融资风险下降的时候,企业反而借入了更多长期债务(而不是更加便宜的短期借款)。(2)期限利差的变化在1%统计水平上与企业总量短期负债率负相关,且系数意味着一个标准差的趋势性期限利差波动(约0.19个百分点)会引起企业总量短期负债率约13.5%的变化。两者均不符合债务需求者(企业)的意愿但与本文理论模型预测一致,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我国企业债务期限决定的重要决定力量,短期债务的均衡结果的确更多(相比于需求端)反映了银行这样的供给端决策主体偏好。国内实证分析证实了理论模型的预测,证明货币政策和银行竞争这两大供给端因素的确显着影响了国内企业债务期限。但是,仅仅国内实证结论还不足以解释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相对于可比国家)现象,也无法解释更加广泛的债务期限国别差异。为了证明供给端因素在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中的重要性,本文分别基于全球银行和上市企业微观样本,从银行和企业两个角度,分别对供给端机制在全球企业债务期限决定中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作了进一步检验。其中,第七章以2010-2018年间全球商业银行为样本,第八章以2007-2018年间全球上市企业为样本,两章均采用带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别考察货币政策三个维度(货币供给、短期利率以及期限利差)、银行竞争程度对银行短期贷款以及企业短期债务的最终影响效果。国际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的确显着影响了不同国家企业债务期限结构,而且影响方向与本文理论模型预测一致。整体而言,第五章和第六章证实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这两大供给端要素本身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均显着影响了国内企业的短期债务使用;第七章和第八章则证实了该机制在不同国家企业债务期限决策中的重要性。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程度这两大供给端因素是决定我国企业短期化程度以及企业债务期限国别差异的重要原因。结合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以及中国的货币政策数据,我们认为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以及欠缺竞争的银行体系共同导致了我国企业债务持续短期化。
金辉[10](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二、全球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中小银行规模和度量状况的研究 |
1.3.2 关于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衍生的研究 |
1.3.3 关于银行业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实践的研究 |
1.3.4 关于中小银行流动性与法律监管政策的研究 |
1.3.5 关于危机后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改革的研究 |
1.4 研究框架与逻辑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1.5.1 历史研究法 |
1.5.2 实证研究法 |
1.5.3 比较研究法 |
1.5.4 数据分析研究法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6.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6.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概述 |
2.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概念界定 |
2.1.1 中小银行及流动性风险内涵外延 |
2.1.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构成要素 |
2.1.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外在表现 |
2.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形成机理 |
2.2.1 存款挤兑与流动性短缺 |
2.2.2 违约冲击与流动性转移 |
2.2.3 同质资产与流动性危机 |
2.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现实特征 |
2.3.1 同业业务压缩和资产回表加剧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 |
2.3.2 资管新规及系列文件放大了中小银行期限错配风险 |
2.3.3 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举措加剧银行存款流失风险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逻辑起点 |
3.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 |
3.1.1 成本收益理论 |
3.1.2 国家适度干预理论 |
3.1.3 金融监管辩证理论 |
3.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市场失灵” |
3.2.1 市场不完全——资金流动性下降 |
3.2.2 竞争不充分——资产负债表衰退 |
3.2.3 信息不对称——金融危机的源泉 |
3.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政府失灵” |
3.3.1 流动性风险金融监管权错位 |
3.3.2 风险监管指标设计的趋同化 |
3.3.3 对流动性分层现象关注不够 |
3.3.4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缺失 |
3.4 小结 |
第4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实证研析 |
4.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典型案例研判 |
4.1.1 包商银行破产案 |
4.1.2 锦州银行重组案 |
4.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诱致因素 |
4.2.1 宏观经济形势因素 |
4.2.2 公司治理体系因素 |
4.2.3 资产负债结构因素 |
4.2.4 其他风险转化因素 |
4.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典型案例启示 |
4.3.1 建立回应银行差异化发展的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 |
4.3.2 全面应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挑战 |
4.3.3 优化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和监管协调机制 |
4.4 小结 |
第5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检省 |
5.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现状 |
5.1.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的演进 |
5.1.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规范 |
5.1.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主体 |
5.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缺陷 |
5.2.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理念滞后 |
5.2.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位阶较低 |
5.2.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方式过于僵化 |
5.2.4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
5.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缺陷的成因 |
5.3.1 中小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受到冲击 |
5.3.2 中小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加剧期限错配 |
5.3.3 中小银行混业经营使系统性风险增大 |
5.3.4 影子银行不断削弱金融监管法律效力 |
5.4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 |
5.4.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目标 |
5.4.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 |
5.4.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框架 |
5.5 小结 |
第6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6.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理念的校正 |
6.1.1 确立适配性监管理念 |
6.1.2 确立穿透式监管理念 |
6.1.3 确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理念 |
6.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方式的强化 |
6.2.1 强化迈向市场化的金融监管方式 |
6.2.2 强化单体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 |
6.2.3 强化审慎性和连贯性的监管方式 |
6.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完善 |
6.3.1 重构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框架 |
6.3.2 重设具有创新性意识的适配性监管指标 |
6.3.3 重识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
6.3.4 重置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应急管理措施 |
6.4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中国股票市场的ESG责任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第一节 社会责任投资与ESG责任投资的涵义 |
一、历史沿革 |
二、概念厘清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综述 |
一、投资者行为 |
二、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演变 |
三、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财务绩效 |
第三节 国内文献综述 |
一、ESG责任投资学术研究综述 |
二、ESG责任投资市场研究综述 |
第四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ESG责任投资:全球发展现状分析 |
第一节 全球ESG责任投资发展现状分析 |
一、全球ESG责任投资发展概览 |
二、美国股票市场ESGETF发展现状 |
三、欧洲ESG责任投资的现状 |
四、全球ESG责任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 |
第二节 国内ESG责任投资发展现状分析 |
一、上市公司ESG披露现状 |
二、泛ESG股票指数的发展 |
三、ESG公募基金产品情况 |
四、商业银行ESG理财产品情况 |
五、国内ESG责任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ESG责任投资:一般理论分析 |
第一节 ESG责任投资者动机 |
一、道德和宗教动机 |
二、鼓励企业维护利益相关人关系动机 |
三、经济利益动机 |
四、影响企业经营方式动机 |
五、监管动机 |
第二节 社会责任投资的理论基础 |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 |
二、社会责任投资与利益相关者 |
三、传统金融投资与社会责任投资的联系和区别 |
第三节 ESG责任投资的数理模型 |
一、ESG信息条件下的DDM模型推导 |
二、ESG投资资产价格横截面模型 |
第四节 本章节小结 |
第五章 ESG责任投资:指标体系分析 |
第一节 ESG指引学理分析:来自香港联交所的案例 |
第二节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指标的经济学解读 |
一、环境(E)因素指标内容 |
二、社会(S)因素指标内容 |
三、公司治理(G)因素指标内容 |
第三节 MSCI ESG指标体系的经济学分析 |
一、MSCI ESG评级方法论 |
二、关键问题评估 |
三、构筑评级 |
四、ESG评级流程概述 |
第四节 Bloomberg ESG评级体系的经济学分析 |
一、ES Scores产品开发流程 |
二、评分框架和问题优先级 |
三、评分方法 |
第五节 国内外ESG评级体系的综合解析 |
第六章 ESG责任投资:财务绩效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国内ESG责任投资基金的描述统计 |
第二节 实证模型和研究假设 |
一、实证模型的文献梳理 |
二、实证模型的构建 |
三、本文实证模型的思路 |
第三节 实证数据采集和构造 |
一、投资组合的划分 |
二、因子定义 |
三、样本数据选取与处理 |
第四节 FF5+ESG因子模型实证结果 |
一、各因子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 |
二、各因子的市场风格检验1 |
三、各因子的市场风格检验2 |
四、5x5 因变量分组检验结果 |
五、FF5+ESG与其他模型表现的比较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一、各因子的市场风格检验1 |
二、各因子的市场风格检验2 |
三、5x5 因变量分组检验结果 |
四、FF5+ESG与其他模型表现的比较 |
第六节 通过筛选策略建立股票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 |
一、Bloomberg EQBT股票回测方法 |
二、10%正向筛选强度构建组合情况 |
三、5%正向筛选强度构建组合情况 |
四、1%正向筛选强度构建组合情况 |
五、正向筛选ESG投资组合的回测结果 |
第七节 本章小节 |
第七章 ESG责任投资:机构投资者的实践和监管国际比较 |
第一节 ESG责任投资的单一实践方式 |
一、筛选(Screening)策略 |
二、股东积极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策略 |
三、社区投资(Community Investment)实践方式 |
第二节 海外机构投资者的ESG责任投资管理 |
一、ESG整合策略整体框架 |
二、ESG整合策略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应用 |
三、股票分析的具体应用 |
第三节 中国机构投资者ESG责任投资体系的建设 |
一、ESG责任投资原则 |
二、ESG责任投资框架 |
三、ESG事件在投资流程中的影响——案例分析 |
第四节 监管政策国际比较 |
一、全球监管整体现状 |
二、ESG责任投资监管政策的学理分析 |
三、国际监管政策前沿动态和趋势 |
四、中国监管政策的进展和不足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本文结论 |
一、利益相关人理论是ESG责任投资的理论基础 |
二、ESG信息对股票收益率的理论影响 |
三、财务绩效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四、国内ESG责任投资基金和正向筛选策略的风险收益特征 |
第二节 实践和政策建议 |
一、对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实践建议 |
二、对中国股票市场监管者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现状 |
1.4 名词界定 |
1.5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1.7 本文创新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2.1 概念梳理 |
2.2 内涵辨析 |
2.3 特征论述 |
2.4 理论基础 |
2.5 系统模型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3.1 ESMF比较矩阵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3.4 德国DGNB UD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3.10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创新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后记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清单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一)研究型大学 |
(二)世界一流大学 |
(三)大学功能 |
(四)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 |
三、理论基础 |
(一)结构功能主义概述 |
(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
(三)基于AGIL模型的大学功能分析框架 |
四、研究问题与论文框架 |
(一)研究问题 |
(二)分析框架 |
(三)论文框架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一、大学功能的历史演变 |
(一)三大基本功能的演变过程 |
(二)多视角的大学功能划分及演变过程 |
二、现代大学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一)人才培养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二)科学研究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三)社会服务功能的内涵、发展及具体表现 |
(四)现代大学的新功能或其他功能的内涵与表现 |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与使命 |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 |
四、大学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 |
(一)科学技术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二)全球化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三)知识经济对大学功能的影响 |
五、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一、文献资料法 |
(一)文献资料法的数据来源 |
(二)文献资料法的数据分析 |
二、访谈法 |
(一)访谈法的数据来源 |
(二)访谈法的数据分析 |
三、问卷调查法 |
(一)问卷调查法的数据来源 |
(二)问卷调查法的数据分析 |
第四章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文献资料法的研究结果 |
(二)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三)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四、两类大学三大基本功能差异的讨论 |
(一)两类大学人才培养功能差异的讨论 |
(二)两类大学科学研究功能差异的讨论 |
(三)两类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差异的讨论 |
五、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研究结果 |
(一)访谈法的研究结果 |
(二)问卷法的研究结果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特征分析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二)全球化进程与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本质特征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的内涵界定 |
(一)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与基本功能的关系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源于其独特优势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定义 |
(四)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案例分析 |
四、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研究结果 |
(一)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二)发挥科学研究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三)发挥社会服务功能的国家/地区差异 |
(四)发挥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国家/地区差异 |
二、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一)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
(二)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 |
三、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一)历史文化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二)经费来源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三)国家/政治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四)国家发展水平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五)大学管理架构对世界一流大学发挥功能国家/地区差异的影响 |
四、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一、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预测的研究结果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预测 |
(二)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预测 |
二、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
(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二)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程度 |
(三)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 |
三、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
(一)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二)全球化和国际化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三)全球性议题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四)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五)渐增的全球合作对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 |
四、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一、论文的主要结论 |
(一)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 |
(三)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国家/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
(四)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及影响因素 |
二、论文的创新性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文献资料法样本院校名单 |
附录2 受访者详细情况及代号(N=74) |
附录3 中、英文访谈知情同意书 |
附录4 中、英文访谈提纲 |
附录5 问卷发放院校名单(N=112) |
附录6 中、英文问卷 |
附录7 有关人才培养功能的编码情况 |
附录8 有关科学研究功能的编码情况 |
附录9 有关社会服务功能的编码情况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5)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缘起 |
1.1.1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 |
1.1.2 教育督导是学校改进的动力源头 |
1.1.3 英国教育督导是保障教育质量与标准的标杆示范 |
1.1.4 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模式是我国学校督导改革的必然趋势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1.2.1 理论与实践价值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教育督导 |
2.1.2 学校督导 |
2.1.3 学校改进 |
2.2 相关研究述评 |
2.2.1 国内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2.2.2 国外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2.2.3 国内外对英国Ofsted的研究 |
2.2.4 国内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2.2.5 国外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第3章 Ofsted督导改革的背景思潮及理论基础 |
3.1 教育督导制度变革的背景思潮 |
3.1.1 新公共管理运动 |
3.1.2 教育监管改革浪潮 |
3.2 教育督导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
3.2.1 CIPP模式 |
3.2.2 发展性评价模式 |
3.2.3 理论运用浅析 |
第4章 Ofsted发展历程审视与当代形态 |
4.1 Ofsted的成立 |
4.1.1 成立背景 |
4.1.2 改革举措 |
4.2 Ofsted的历史沿革 |
4.2.1 正规化与统一化: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2.2 精致化与完善化:工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2.3 多样化与简洁化:联合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3 Ofsted的当代形态 |
4.3.1 宏观职能与愿景 |
4.3.2 具体任务及内容 |
4.3.3 内部组织与架构 |
4.3.4 督学遴选与职责 |
4.4 发展特征与流变规律 |
4.4.1 从权威走向合作:学校改进的合伙人 |
4.4.2 从问责走向改善:学校改进的协助者 |
4.4.3 从他评走向自评:学校改进的助推者 |
第5章 Ofsted学校督导系统剖析 |
5.1 督导系统和流程引领学校改进方向 |
5.1.1 督导前的准备——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 |
5.1.2 督导实施阶段——CIPP模式的过程评价 |
5.1.3 督导反馈阶段——CIPP模式的结果评价 |
5.1.4 对Ofsted督导流程的评价 |
5.2 督导框架和指标体系聚焦学校改进要件 |
5.2.1 贴近教育本质的指导思想 |
5.2.2 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 |
5.2.3 对框架和指标的深度反思 |
5.3 Ofsted指导下的自我评价开拓学校改进手段 |
5.3.1 自我评价的基本原则 |
5.3.2 自我评价的核心要素 |
5.3.3 自我评价的主要特点 |
第6章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 |
6.1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分析 |
6.1.1 督导人员的专业性是助力学校改进的灵魂 |
6.1.2 督导设计的合理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支柱 |
6.1.3 督导实践的科学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航标 |
6.1.4 督导循证的有效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关键 |
6.1.5 督导研究的近地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保障 |
6.2 对我国学校督导的启示 |
6.2.1 强调循证原则,为教育研究建立督导的大数据库 |
6.2.2 注重服务功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信息 |
6.2.3 加强改进职能,从以督政为主向督政与督学并重转变 |
6.2.4 增进指导功能,推动学校自评体制建设 |
6.2.5 加强公正客观,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一、专业学位 |
二、研究生教育 |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 |
四、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回溯 |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回溯 |
三、高等教育治理机制研究回溯 |
四、已有文献研究评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三、内容框架 |
四、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理论探讨 |
第一节 利益相关者理论:质量保障主体探析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二、主体构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
第二节 三角关系理论:质量保障主体责权分析 |
一、三角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二、主体关系:基于三角关系理论的分析 |
第三节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协同的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
一、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
二、体系构建: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探讨 |
第三章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及其质量管理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背景 |
第二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历史脉络 |
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试点孕育期 |
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初步建设期 |
三、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期 |
第三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
一、规模现状:着眼从数量提升到质量提升转变 |
二、分布现状:呈现从普遍院校到一流高校集聚 |
三、质量现状:专业学位定位与特征尚缺乏共识 |
第四节 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质量观 |
一、阶段论质量观 |
二、需要论质量观 |
三、适应论质量观 |
四、目标论质量观 |
五、全面的质量观 |
第五节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制度变迁 |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演进分析 |
第四章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践研究 |
第一节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践分析 |
一、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
二、专业学位水平评估 |
三、专业学位质量认证 |
第二节 我国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的绩效评价研究 |
第五章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国际比较研究 |
第一节 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一、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
二、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三、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征 |
第二节 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一、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
二、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三、德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征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一、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 |
二、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三、英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特征 |
第四节 国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研究 |
一、国外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比分析 |
二、国外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启示 |
第六章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优化研究 |
第一节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再设计 |
一、质量保障体系再设计基本原则 |
二、质量保障体系再设计路径方法 |
第二节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多主体评价协同机制 |
一、专业学位教育评价主体责权关系 |
二、基于责权关系的协同评价机制 |
第三节 中国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重构策略 |
一、构建使命导向的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体系 |
二、构建与教育认证相协同的专业学位合格评估体系 |
三、构建与质量监测相协同的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体系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二、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7)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五、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一种区域治理模式 |
第一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提出的背景 |
一、我国区域治理的基本现状 |
二、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三、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提出 |
第二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第三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和运作方式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
第四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一、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必要性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可行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困境 |
第一节 城市群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 |
一、城市群的提出 |
二、城市群协调发展 |
第二节 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一、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 |
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
第三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一、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
二、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
三、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 |
四、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完善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选择 |
第一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
一、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
二、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 |
三、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致使人口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问题加剧 |
四、城市群上级政府的统筹力度不足阻碍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
第二节 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治理路径选择 |
一、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 |
二、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 |
第三节 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事权运行格局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缘起 |
一、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生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受阻 |
三、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
四、城市群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通常成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洼地 |
五、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 |
一、制定跨省域城市群规划法和省域内城市群规划条例 |
二、不断增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适用性 |
三、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四、编制和实施城市群专项规划 |
五、实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间规划变更承诺制度 |
第四节 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 |
一、统一编制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二、在部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示范区 |
第五节 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 |
一、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必要性 |
二、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手段 |
第六节 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
一、不断优化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
三、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财权运行格局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一、碎片化的财税管理权限给城市群协调发展带来的阻碍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 |
一、地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制定权限进行无序竞争的主要手段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的主要措施 |
第四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 |
一、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税收分享制度 |
二、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推动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基金 |
三、推动实施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
第一节 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 |
一、依据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来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
二、减少纵向政府间共同财政事权数量并规范共同财政事权运行 |
三、不断提升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法治化水平 |
四、建立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动态调整机制 |
第二节 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 |
一、谈判 |
二、调解 |
三、仲裁 |
四、诉讼 |
第三节 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 |
一、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必要性 |
二、适合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考核的地方政府政绩类型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8)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
1.2.2 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
1.2.3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
1.2.4 增加值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关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方法 |
1.3.1 研究的内容、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2 不同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
2.1 总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
2.1.1 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
2.1.2 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
2.1.3 服务贸易出口流向 |
2.2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 |
2.2.1 服务贸易出口规模 |
2.2.2 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
2.2.3 服务贸易出口流向 |
2.3 小结 |
3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与分析 |
3.1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
3.2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与分析 |
3.2.1 行业层面 |
3.2.2 国家层面 |
3.3 小结 |
4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国际比较 |
4.1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际地位 |
4.1.1 国家层面 |
4.1.2 行业层面 |
4.2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 |
4.2.1 国家层面 |
4.2.2 行业层面 |
4.3 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 |
4.3.1 国家层面 |
4.3.2 行业层面 |
4.4 小结 |
5 增加值视角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分析 |
5.1 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
5.1.1 理论模型 |
5.1.2 影响因素的选择与模型的建立 |
5.2 模型的检验与实证分析 |
5.2.1 模型的检验 |
5.2.2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分析 |
5.3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5.3.1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 |
5.3.2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国际比较 |
5.4 小结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中国企业债务短期化成因研究 ——基于供给端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1.1.1 我国企业债务期限特征 |
1.1.2 研究企业债务短期化的必要性 |
1.2 债务期限相关研究以及不足 |
1.3 本文的研究目标与结构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2.文献综述 |
2.1 关于企业债务期限的一般性理论 |
2.1.1 债务期限与代理问题 |
2.1.2 债务期限在缓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 |
2.1.3 利率期限结构与税收差异对债务期限的影响 |
2.1.4 小结 |
2.2 企业债务期限的国际比较研究 |
2.2.1 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短期化现象的研究 |
2.2.2 发展中国家债务短期化的直接来源 |
2.2.3 小结 |
2.3 需求端因素对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 |
2.3.1 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 |
2.3.2 期限与流动性 |
2.3.3 行业特征与税收压力 |
2.3.4 小结 |
2.4 供给端因素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 |
2.4.1 宏观经济环境 |
2.4.2 信贷总量供给 |
2.4.3 利率期限结构 |
2.4.4 小结 |
2.5 环境因素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 |
2.5.1 制度性差异 |
2.5.2 文化差异 |
2.5.3 小结 |
2.6 我国特有制度因素的影响研究 |
2.6.1 政企关系 |
2.6.2 货币政策 |
2.6.3 经济市场化与股权特征 |
2.6.4 小结 |
2.7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2.7.1 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 |
2.7.2 现有研究的不足 |
2.7.3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3.中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的现状分析 |
3.1 本章引言 |
3.2 样本与变量 |
3.2.1 样本 |
3.2.2 债务期限变量 |
3.3 我国企业短期负债的变迁 |
3.3.1 企业层面负债期限变迁 |
3.3.2 总量层面负债期限的变迁 |
3.4 企业短期债务的地域与行业特征 |
3.4.1 地域特征 |
3.4.2 行业特征 |
3.5 企业截面特征对短期债务的影响 |
3.5.1 截面特征变量描述性统计 |
3.5.2 截面特征的回归分析 |
3.6 短期负债的国际比较 |
3.7 本章小结 |
4.债务短期化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 |
4.1 本章引言 |
4.2 理论逻辑 |
4.2.1 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务期限的直接影响机制 |
4.2.2 银行竞争的直接影响 |
4.2.3 银行结构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 |
4.3 理论模型 |
4.3.1 模型设定 |
4.3.2 贷款选择的优化条件 |
4.3.3 模型结论 |
4.4 进一步讨论 |
4.4.1 模型的经济内涵 |
4.4.2 理论模型的验证思路 |
5.企业债务短期化的国内微观证据 |
5.1 本章引言 |
5.2 检验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3.1 变量选择 |
5.3.2 模型设定 |
5.4 计量分析 |
5.4.1 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统计特征 |
5.4.2 基准回归 |
5.4.3 调节效应回归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调节效应模型设定的稳健性 |
5.5.2 信息与治理的影响 |
5.5.3 产权差异的影响 |
5.6 本章小结 |
5.6.1 计量分析结果 |
5.6.2 进一步讨论 |
6.货币政策对债务短期化的总量影响 |
6.1 本章引言 |
6.2 研究设计 |
6.2.1 研究假设 |
6.2.2 模型设定 |
6.3 变量与数据 |
6.3.1 被解释变量 |
6.3.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
6.3.3 货币政策的趋势与波动分解 |
6.4 计量分析 |
6.4.1 变量统计特征 |
6.4.2 回归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银行角度的贷款短期化国际实证 |
7.1 本章引言 |
7.2 研究样本 |
7.3 变量设定 |
7.3.1 银行贷款期限 |
7.3.2 银行竞争的度量 |
7.3.3 货币政策变量 |
7.3.4 控制变量 |
7.3.5 变量描述性统计 |
7.4 银行竞争的直接影响 |
7.4.1 固定效应回归 |
7.4.2 回归结果稳健性 |
7.5 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 |
7.6 银行竞争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调节效应 |
7.6.1 模型选择 |
7.6.2 基准回归结果 |
7.6.3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与讨论 |
7.6.4 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7.7 本章小结 |
8.企业角度的债务短期化国际实证 |
8.1 本章引言 |
8.2 研究设计 |
8.2.1 样本 |
8.2.2 变量选择 |
8.2.3 计量模型 |
8.3 样本企业短期债务国别差异 |
8.4 计量分析 |
8.4.1 描述性统计 |
8.4.2 回归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8.6 本章附录 |
9.主要结论与建议 |
9.1 结论汇总 |
9.1.1 我国企业债务短期化现象 |
9.1.2 关于短期债务的供给端理论 |
9.1.3 稳健的实证结论 |
9.1.4 其他结论 |
9.2 对我国债务期限短期化的供给端解释 |
9.3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1 难点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3.4 启示与借鉴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政策启示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全球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张凯. 辽宁大学, 2021(02)
- [2]中国股票市场的ESG责任投资研究[D]. 赵斯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3]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D]. 田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5]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D]. 顾娇妮.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2)
- [6]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D]. 朱金明. 天津大学, 2020(01)
- [7]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增加值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国际比较[D]. 郑颖鑫.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9]中国企业债务短期化成因研究 ——基于供给端的视角[D]. 杜金泉.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