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每月话题”的窗口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罗碧[1]（2021）在《“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政治传播效果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受众注意力越来越多转移到网络,主流媒体也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不断探索“宣传上网”的新手段。“答题”作为一种政治传播活动早已有之,“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正可被视为纸媒时代的“政治问答”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形态,是政治传播活动顺应技术逻辑发展的产物。“学习强国”客户端用户数量庞大、使用频率高、持续时间长,近年来在我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独树一帜。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刷题”嵌入了许多用户的日常生活,每天参与答题活动的人次高达数亿,其背后产生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兼顾了答题板块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政治传播效果,拓宽了“学习强国”研究的讨论空间,研究提出的发现和建议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和学习大国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政治传播效果展开研究。第一章分析了“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政治传播特征,第二至四章分别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讨论了“学习强国”答题板块对用户产生的影响,第五章则依据前文发现对“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政治传播的优化提出了建议。在政治传播特征上,“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传播主体呈现出“1+N”的组合结构,核心议题突出政治站位,主要包括重要讲话、时政新闻、经典理论、先进典型、党史国情、红色文艺、科普法普七类内容。该板块以简短化、时新性、游戏性和丰富性呈现主流内容,并在传播形式上采用了以压力推动的传播机制,以及以积分为中心的激励模式。在政治传播效果上,“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整体上对用户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用户对政治议题的了解增进,认同加深,并产生了进一步的政治学习行为,促进了政治学习的日常化。具体而言,答题板块的呈现方式对用户了解政治议题发挥了正向作用,但游戏设计发挥了负向作用,暗藏着“麻醉”隐忧;群体压力在促进用户认同政治权力和制度上发挥了正向作用,而科层压力则在无效空转;积分机制对用户没有产生显着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产生了异化作用。对此,本文对“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政治传播提出了两方面的优化建议:一是升级媒介技术提升答题传播力,答题板块应采用算法分发模式,升级答题形式,同时完善评价体系;二是树立用户本位增强答题积极性,答题板块应增设沟通渠道,防范娱乐风险,最终构建新型学习社群。
吴健[2]（2021）在《严信厚研究》文中指出严信厚生于晚清时期宁波慈溪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观念的浙东学派的多年影响下,以仁爱、平等、冒险、创新为主要特质的宁波人文环境为严信厚个人性格的养成提供了良好的外界因素,同样也对严信厚人生的塑造起到了“根”的意义。晚清时期的上海社会,虽到处充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野蛮行径,但同时这片土地也普遍孕育着新事物、新希望的萌芽。在近代西方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环境中,经营多年钱庄、票号的严信厚认逐渐认识到,这些以儒家观念中“义”为核心的旧式金融机构在面对以产权交换机制为基础并以现代信用体系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时毫无生存空间,因此他建议恰有自办银行主张的盛宣怀创建一个与西方银行制度相仿又能够使得“诚信与官民相洽”的中国银行,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年诞生。银行成立后,严信厚在考虑中国实际政治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参照当时外资银行中的佼佼者——恒丰银行的制度为通商银行制定了多条章程,并且严也凭借通久源、源丰润等工商业成就及与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私交顺利成为银行首任办事总董。在经营的过程中,面对盛宣怀等晚清官僚所提出的总行数量及驻地选择、官款入股等企图将通商银行变成官银行的要求,严信厚能够善于变通,坚守现代银行商办的理念,而在银行分号经理任免等问题上,严信厚却未注重银行新式人才的培养与运用,反而任用此前自己票号生意中的亲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地分行在经营与管理上时常与上海总行背道而驰,这种前后对比实质上便反映出了晚清时期传统商人在向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转变的过程中,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与明清时期江南绅商一样,家财丰厚的严信厚不仅颇善商贾,也有心系桑梓,行善天下的慈善之风。严信厚曾在家乡捐田散资建造寿芝山庄、开设义塾,创办医馆,这些义行不及能够惠及族人,也能恩泽乡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严信厚开始投身近代义赈,从而使得自身的慈善事业由江南地方一隅扩大到了全国,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他用他的财富、担当与努力将义赈带到了空前的高度,在他的带领下,近代义赈这样一种“民捐民办”的跨境救援形式在清末时得到了与一直以来被视为“唯一合法”之官赈几乎平等的地位。“行帮”是中国传统的商人组织形式,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以商人所经营之“行当”为基础,在同业商人长期运输、贸易过程中垂直整合而成的、封闭的商人群体,隔行、隔业如隔山是对这一组织最恰当的形容。鸦片战争后,当西方殖民者裹挟着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来时,中国传统商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双重打击下濒临破产,如何打破商人行业间的天然隔阂进而集结全体商力与之奋力一博成为了生死考验的问题,在严信厚“明联合上海各行帮商人之宗旨”及“联群情”的号召下,1902年,由其主导创办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会,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商人转型成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商人组织形式完成由传统的行会帮派组织向近代商人群体的转型。此外,由于严信厚在商会中提携、任用了众多宁波帮的后辈,即使是在此后商会不断改组的情况下,宁波帮也一直雄踞于中,始终成为上海商业的引领者,这也是严信厚被后世称为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的根本原因。
杨刚[3]（2019）在《融媒体时代党刊名专栏建设的思考——以《当代贵州》“名家专栏”为例》文中提出《当代贵州》（周刊）是中共贵州省委机关刊。于2004年创刊,从半月刊、旬刊到2015年1月改为周刊,成为全国唯一按周出版的党刊。目前,周刊每年出刊50期,期发行量15万份,为贵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秉持"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办刊理念,《当代贵州》先后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百强
苗瀚文[4]（2018）在《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研究 ——基于设计社会学的视角》文中指出本文以从事城市室内设计的深圳设计师群为对象,以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为线索,以人、设计与社会的互动为核心,从社会学的视角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它们分别是:一、肇端于深圳的中国现代室内设计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二、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构成显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和精神文化特征?三、在城市发展之初,深圳室内设计师群是如何组织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设计资源的?四、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当下,如何才能让设计师及其设计作品更好地适应社会空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五、深圳室内设计师群及其设计观念和风格的形成和变迁是基于何种社会机制和文化背景,以及它在中国现代设计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围绕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生成—存在—发展—延续”的历史脉络,通过大量面对面的访谈和实地调研,并辅之以具体的设计案例进行分析和对比,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阐释深圳室内设计师群这样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内在特性和外部“生态”,以期揭示其群体性设计生产活动的变化轨迹和社会意义,并从一个侧面为设计社会学中的设计群体研究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例。首先,笔者考察了深圳作为一个沿海新城的发展历史,以及室内设计师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外部条件,这既包括城市地理、人口和产业等实体因素,也包括城市文化与精神等主观条件。根据实地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深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信息流通优势使它成为了一个适合室内设计发展的理想场所,室内设计师、室内设计活动和室内设计产品可以在这个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同时,深圳也为设计市场和设计销售的形成以及设计文化产业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笔者认为,室内设计师群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设计师和设计团队不断地思索和进取,更需要各方面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其次,文章分析了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生成和发展,尤其对其构成和特征进行了论述,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生成有赖于上世纪末深圳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与信息方面的区位优势,也因此深圳室内设计师群在构成上具有年轻化、地域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等特征,深圳作为一个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的新型城市,它的人口构成多来自全国各地追逐梦想寻求发展的年轻人。三十多年以来,作为新移民的室内设计师群在深圳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再次,文章讨论了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设计风格特点和室内设计风格的演变,其设计风格演变具有明显的脉络可寻,经历了从简易模仿到深度模仿再到融合与创新过程,并且其设计活动具有典型的商业化、组织化的特点。本文认为深圳室内设计风格经历了四次演变: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过书报杂志上的介绍,学习和模仿境外设计作品的风格和手法,以形式让位于功能的现代简约风格为主;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此时深圳与境外设计机构的交流互动机会增多,深圳室内设计师更加广泛地借鉴西方流行的设计风格。这一时期总体呈现的设计风格主要是90年代初期流行的新古典风格（欧陆风格）,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更加明快的现代简约风格,注重追求空间的高利用率;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期——2010年左右,深圳设计师开始走独立发展的道路,风格上开始注重地域和文化特色的表达和自身品牌的塑造,室内设计风格表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但主要是以复古的新中式风格和具有时尚特点的都市风格为主,开始更多的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时尚的审美情趣,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空间功能性的考虑上;第四个阶段是2010年左右至今,这一时期的深圳室内设计师群体组织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在观念上有了更进一步的突破,更多的关注设计与人、社会及自然的关联,更多的主张回归自然并倡导“可持续设计”和智能化设计,其设计风格具有亲和、自然、环保和高效的特征。同时,文章还就深圳室内设计中的女性话语与女性参与进行了讨论,认为深圳女性室内设计师的发展,体现了现当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深圳女性室内设计师的职业参与是以深圳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张和包容奋斗的社会氛围为基础。因此,深圳室内设计的女性具有风格色彩丰富、手法细腻、线条柔和的特征。最后,本文考察了深圳室内设计师群与深圳社会及市场的互动,重点分析了深圳室内设计师群对深圳城市面貌、室内设计行业及国内其他设计师群体的影响。深圳室内设计师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更紧密地与市场接轨,在设计规范、设计协作方式、设计与市场的互动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商业化运作特点。笔者认为,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从外部环境来说,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增长的现实为基础的,同时又有行业的规范管理与相互协作作为保障;而从内部动因来说,则是由于它始终把兼收并蓄和创新求变作为推动设计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在保证设计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文关怀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作为设计的根本目标。
卞相捧[5]（2017）在《中韩文化产业政策和法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全世界最瞩目的主力产业之一是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成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之后,逐渐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产业,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许多国家的文化产业不仅占有国内总生产（GDP）的很大比重,在经济方面的贡献也相当突出。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不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还可有效地带动其它一系列相关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扩大了文化产业规模,为取得全球市场文化产业的主导权,强化了政府政策和法规的支持。韩国的文化产业始于1998年,并不早于中国。亚洲经济危机后,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有了新的认识,将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战略性重点产业”,积极推进并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计划。韩国和中国实施的都是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产业政策,在政府部门里设有管理文化产业的机构,产业发展每个阶段,政府的作用都很大。中韩两国虽然在对文化产业强力支持上具有共同点,但是因国家体制不同、产业发展的历史和轨迹也有所不同,因此存在着很多差异。本文以中韩两国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和法律系统比较为基础,论述两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研究其发展特征,进而通过全面比较和系统分析中韩两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支持政策和相关法规,从而提出针对两国具体国情的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建议。
范晔[6]（2017）在《张伯苓的南开大学教育实践与思想》文中研究指明张伯苓作为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的典范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在其一生的教育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思想。自张伯苓立志教育救国之后,他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而奋斗着,展开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包括创办私立中学堂（后改名为南开中学堂）、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等,形成了完整的南开教育系统。南开大学是民国私立大学的典范,如今也是我国现代大学之中的佼佼者,这是离不开当时其创办者张伯苓所作出的努力的。在南开中学校时期,张伯苓就提出了“三育并进而不偏度”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等等教育思想。随着南开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张伯苓感到仅仅是基础教育还是不能够达到其“教育救国”的目的,因此办一所大学又成为了他新的奋斗目标。在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不遗余力地为学校做出自己的贡献,向社会各界筹措办学经费,建设了一流的校园文化环境,依据社会的需要来进行学科设置,为学生们聘请品德兼优的良师等等。在南开大学的实践办学中,张伯苓也形成了他独特的高等教育思想,并为推动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目的、“土货化”的办学方针、“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宗旨等等,不仅是当时高等教育思想中不可多得的财富,也能为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一些借鉴。如校园环境与教育质量相辅相成,以及对当代教育家们和大学校长们在办学时具有一定的启示。张伯苓的高等教育思想是与其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人才也是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饶曙光,李国聪[7]（2017）在《2003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流变与市场走向》文中研究表明自2003年中国电影启动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在产业化与市场化的推进下,多元资本力量战略性介入电影领域;电影企业纷纷进入资本市场,通过市场重组、上市融资及资源整合,以求做大做强电影市场。电影产品趋向丰富多元,创作主体完成新老更替,新力量与新势力朝气蓬勃、蓄势待发;以"提升竞争力"为导向的发行领域市场集中度不断增强,新媒体营销社交化、数据化更趋明显;主流院线基本实现数字化放映,影院建设走向多厅化、商圈化,高格式银幕不断增多;终端市场持续扩张至四五线城市,档期意识趋向成熟,多窗口建设仍在探索路上。这十几年来,"大电影产业"范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机制、市场结构交相辉映,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并开始将视角转向海外市场,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金素凡[8]（2016）在《新媒体时代国产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 ——基于2010至2015年的传播现象研究》文中认为国产电视剧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例如《雍正王朝》、《还珠格格》、《甄嬛传》、《琅琊榜》等优秀剧作在获得国内观众认可的同时,也走出国门进行了跨文化传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古装剧、武侠剧的受欢迎程度最高。但我国电视剧出口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传播地区数量分布不平衡,专注于历史、武侠题材,因此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出口强国仍旧处于劣势,并没有真正实现强大的跨文化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仍然较弱,规模化和国际化程度也仍然较低。2010年后,随着新媒体传播工具快速发展,国产电视剧跨文化传播平台得以更加多元化,国产电视剧对于主要来自网络小说的版权内容开发也在不断深化,呈现出新的形式和特色。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通过对于以《甄嬛传》和《琅琊榜》为代表的国产电视剧作为案例,通过对于2010-2015年国产大剧的跨文化传播现状的梳理,运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纬度理论,哈里约窗口理论、编码—编码理论与翻译的同化和异化,对我国电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因素进行重点探讨。研究发现,由集体主义占主导的文化导致了中国电视剧所呈现的人物形象扁平化,创新精神缺失;文化上男性度的发展使得部分电视剧对家庭与社会矛盾过分渲染,缺乏东方温情形象展示;网络小说版权的开发扩大了电视剧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开放区,但也出现故事逻辑差,历史情节设置完全混乱导致国外观众误解的现象。电视剧制作方需要对文化因素进行“再文化”的融合,利用好当下网络文学版权开发的热潮,把握好网络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渠道,培养一批适应国际要求的影视明星与制作团队以更好地走出去。
李世敏[9]（2016）在《展示政治：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考察来理解》文中认为政治在向社会传播和渗透的过程之中离不开展示,当政治与展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展示政治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本文对展示政治的研究,就是尝试从展示的视角对微观政治进行考察和理解。尽管展示政治现象无处不在,然而目前对其的研究还远远不足。国外主要从“展览”的角度进行探讨,将“展览政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往往从博物馆、展览馆、博览会等具有明显“展览”色彩的对象入手,分析其中的政治考量或者政治变迁。在中文语境中,展示比展览具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因此对展示政治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展览政治”的狭窄领域。为了更加直观和形象地说明展示政治在其他非展览领域的存在,本文选取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展示政治的分析和表述对象。本文并非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部或者整体视为一种展示,而是从这个建设过程链中选取最具明显的展示要素进行分析。文章第二、三、四、五章从经验材料出发,分别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建筑、宣传和“迎检”等过程进行展示政治分析。第二章,指出政策具有展示的一面。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分析,指出它不仅展示出了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同时通过“服务”的政策话语也试图展示出“服务型政府”的形象和理念;第三章,通过调查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波公共文化建筑建设热潮,并指出其中不乏大量的“文化景观”式建筑,而这其中就存在明显的展示色彩;第四章,通过重点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宣传政策和实践分析,指出目前的宣传主要以宣传政绩为主,以亮点展示为主,而对公众的服务性信息宣传则相对缺乏;第五章,对公共文化服务“迎检”中的展示政治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地方政府在准备“迎检”、引导检查和“应付”检查中的展示行为的实态分析,剖析其背后的展示动机。在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展示政治进行分析之后,文章紧接着指出展示政治无处不在。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存在于公共空间、公开仪式、公共文本等各种公共媒介之中。同时,展示政治具有多重内涵。它可以释放一种政治信号、表达一种权力姿态、塑造一种政府形象、传播一种合法性理念。可以说,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可以在展示之中得以表现或者表达。展示政治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它会根据不同的展示主体和展示对象进行调整。展示的编码与解码也是一个互动的博弈过程,同时展示政治还会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观。展示政治无处不在、千变万化,使得它不仅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观察政治的新视角。
徐依婷[10]（2016）在《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离婚现象与婚姻价值观的变迁 ——以四川省S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不仅涉及经济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深刻影响到个体日常生活领域。在当前的农村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并有继续增长的势头,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离婚背后体现的婚姻价值观的变迁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婚姻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关乎个人幸福、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对农村离婚现象的阐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农村离婚现象值得关注。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通过对四川省S市五个基层人民法院离婚判决书进行内容分析,并通过实地访谈获得大量的质性材料,综合分析认为农村离婚现象体现了个体在家庭中的崛起,其主要表现为：进城务工成为影响夫妻关系的主要事件；情感缺乏是离婚的首要理由；物质欲求冲击了婚姻关系；个体权利是离婚背后的追求。本研究借助个体化理论对农村离婚现象进行阐释。在解放维度上,个体从家庭中凸显,个体的权利与体验得到重视。其次,在祛魅维度上,个体对待婚姻,不再信仰“从一而终”,而是实践着“好聚好散”,相信命运可以通过自我争取而改变。同时在个体化社会,“为自己而活”己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义务。最后,在重新植入维度,个体开始强调自己在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将离婚视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个体逐渐信奉自我依赖、自我负责、自我控制、自我奋斗。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是农村婚姻价值观变迁的现实背景。在个体层面,真正影响农民婚姻价值观变迁的是进城务工、城市体验,以及现代消费文化的兴起。基于个体化理论的阐释,本文认为随着个体化时代的来临,婚姻价值观发生了变迁：从注重家庭整体到重视个体权利体验；从注重共同奋斗到重视个体物质享受；从注重传宗接代到重视个体情感满足。另外,当前农村社会的婚姻价值观仍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传统逐渐演变成个体根据自己利益进行取舍的一种资源。
二、谈“每月话题”的窗口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每月话题”的窗口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政治传播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媒体技术背景:打造主流媒体移动平台 |
| 二、现实应用背景:每天数亿人次参与答题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 一、“答题”是一种政治传播活动 |
| 二、“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规则和功能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新媒体环境下政治传播效果研究现状 |
| 二、“学习强国”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内容分析法 |
| 二、问卷调查法 |
| 三、深度访谈法 |
| 第一章 “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政治传播特征 |
| 第一节 “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政治传播内容 |
| 一、传播主体 |
| 二、核心议题 |
| 三、呈现方式 |
| 第二节 “学习强国”答题板块的政治传播形式 |
| 一、以压力推动的传播机制 |
| 二、积分为中心的激励模式 |
| 第二章 “学习强国”答题板块对用户政治认知的影响 |
| 第一节 整体效果 |
| 第二节 具体影响 |
| 一、呈现方式的正向作用 |
| 二、游戏设计的负向作用 |
| 三、积分机制的假性作用 |
| 第三章 “学习强国”答题板块对用户政治态度的影响 |
| 第一节 整体效果 |
| 第二节 具体影响 |
| 一、群体压力的正向作用 |
| 二、科层压力的空转作用 |
| 三、积分机制的异化作用 |
| 第四章 “学习强国”答题板块对用户政治行为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政治学习行为“再生产” |
| 第二节 促进政治学习行为“日常化” |
| 第五章 对“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政治传播的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升级媒介技术提升答题传播力 |
| 一、探索算法精准分发 |
| 二、升级融媒答题形式 |
| 三、完善学习评价体系 |
| 第二节 树立用户本位增强答题积极性 |
| 一、开通板块沟通渠道 |
| 二、谨防过度娱乐风险 |
| 三、构建新型学习社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严信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严信厚与严氏家族 |
| 第一节 宁波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 |
| 一、海定则波宁:宁波的地理环境 |
| 二、经世致用:浙东学派影响下的宁波人文环境 |
| 第二节 严氏家族与严信厚 |
| 一、严氏家族简介 |
| 二、严信厚生平事迹 |
| 三、严信厚生卒年考 |
| 第二章 严信厚与中国通商银行 |
| 第一节 “诚信与官民相洽”:严信厚创办银行之缘起 |
| 第二节 严信厚“办事总董”地位的取得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严信厚的银行设想与实践 |
| 一、通商银行总行数量及驻地选择问题 |
| 二、严、盛二人关于银行股本问题的讨论 |
| 三、严信厚与中国通商银行的早期经营 |
| 第三章 严信厚的商会实践 |
| 第一节 19 世纪末晚清朝野创办商会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二节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会议公所 |
| 一、中外商约谈判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诞生 |
| 二、严信厚与公所的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总会 |
| 一、上海商务总会的成立、构成及其职能 |
| 二、严信厚与中美公约风潮 |
| 第四章 严信厚慈善活动研究 |
| 第一节 慈祥恺恻:严信厚与地方社会救助 |
| 一、近代义赈前的初步尝试 |
| 二、泽被乡里:严信厚与寿芝山庄 |
| 第二节 从地方慈善救助到近代义赈 |
| 一、国家场域下的慈善:近代义赈 |
| 二、义赈起点:1889—1890 年浙水赈灾中的严信厚 |
| 三、余论 |
| 第三节 从独立走向合作:1890—1897 年义赈中的严信厚 |
| 一、独自办赈阶段 |
| 二、向合作办赈的过渡 |
| 第四节 合作办赈:1898—1900 年义赈中的严信厚 |
| 一、1898 年徐淮义赈中的势力整合 |
| 二、“留养妇儒为救荒第一善政” |
| 三、义赈领袖地位的确立 |
| 结语 |
| 附录 |
| 严信厚年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致谢 |
（3）融媒体时代党刊名专栏建设的思考——以《当代贵州》“名家专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名专栏的内涵建设 |
| 二、名专栏的选题策划 |
| 三、名专栏的二次开发 |
| (一)开展主题活动。 |
| (二)策划系列图书。 |
| (三)搭建专家智库。 |
| (四)坚持移动优先。 |
| 四、结语 |
（4）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研究 ——基于设计社会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拟要解决的问题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资料来源说明 |
| 1.6.1 问卷调查 |
| 1.6.2 深度访谈 |
| 1.6.3 文献与信息搜集 |
| 1.7 基本理论 |
| 第2章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生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群 |
| 2.1.2 室内设计师群 |
| 2.1.3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 |
| 2.2 构成与特征 |
| 2.2.1 群体构成 |
| 2.2.2 群体特征 |
| 2.3 生成机制 |
| 2.3.1 特区体制的确立 |
| 2.3.2 设计市场的形成 |
| 2.3.3 移民情结和文化认同 |
| 2.3.4 境外设计文化的影响 |
| 2.3.5 设计主题的群体自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发展 |
| 3.1 发展分期 |
| 3.1.1 初创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
| 3.1.2 成长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期 |
| 3.1.3 成熟阶段：21世纪初期至2010年左右 |
| 3.1.4 转型阶段：2010年左右至今 |
| 3.2 发展特征 |
| 3.2.1 群体结构的变迁 |
| 3.2.2 社会角色的变迁 |
| 3.2.3 总体发展趋势和特征 |
| 3.3 发展动因 |
| 3.3.1 设计师的教育和文化背景 |
| 3.3.2 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
| 3.3.3 地缘优势和地缘文化结构 |
| 3.3.4 外来设计潮流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运作模式 |
| 4.1 设计规范 |
| 4.1.1 法律法规约束 |
| 4.1.2 行业协会引导 |
| 4.1.3 知识产权保护 |
| 4.2 协作方式 |
| 4.2.1 行业设计联盟 |
| 4.2.2 项目设计协作 |
| 4.2.3 跨界设计融合 |
| 4.3 运作模式的变迁 |
| 4.4 设计与市场的互动 |
| 4.4.1 设计对市场的适应 |
| 4.4.2 市场对设计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设计风格 |
| 5.1 风格界定 |
| 5.1.1 何为室内设计风格 |
| 5.1.2 深圳室内设计风格的类型 |
| 5.2 风格特征 |
| 5.2.1 总体特征：多元、前沿、高效 |
| 5.2.2 时代特征：从纯粹功能到符号价值 |
| 5.3 风格变迁 |
| 5.3.1 风格变迁过程：从简单模仿到本土创新 |
| 5.3.2 风格变迁动因：社会与文化的双重作用 |
| 5.4 “女性风格” |
| 5.4.1 女性设计师的介入：社会背景、文化意涵、参与方式与生存状态 |
| 5.4.2 女性设计师的设计风格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的影响 |
| 6.1 对深圳室内设计行业及设计师自身的影响 |
| 6.1.1 行业地位与职业声望的提升 |
| 6.1.2 国际化参与程度的提升 |
| 6.1.3 室内设计师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确立 |
| 6.1.4 室内设计师群体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
| 6.2 对深圳城市环境的影响 |
| 6.2.1 营造城市新锐面貌,提升城市品格 |
| 6.2.2 型塑城市精神气质,提高城市认同 |
| 6.2.3 散发城市文化魅力,厚植城市底蕴 |
| 6.3 对内陆地区室内设计的影响 |
| 6.3.1 室内设计作品形式与技术的引领作用 |
| 6.3.2 产业布局和运营管理的示范作用 |
| 6.3.3 开放创新的行业精神的鼓舞作用 |
| 6.3.4 包容互助的行业组织的促进作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深圳室内设计大事记 |
| 附录(二) 深圳不同时期室内代表设计师主要作品 |
| 附录(三) 图表来源索引 |
| 附录(四) 深圳代表设计师个案研究 |
| 附录(五) 深圳室内设计师群体基本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六) 访谈提纲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中韩文化产业政策和法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现状 |
| 1.2.2 韩国文化产业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文化产业概述 |
| 2.1 理论考察 |
| 2.1.1 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的定义 |
| 2.2 文化产业的概念 |
| 2.3 文化产业的范围 |
| 2.4 文化产业的特性和功能 |
| 2.4.1 文化产业的特性 |
| 2.4.2 文化产业的功能 |
| 3 韩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主要政策 |
| 3.1 韩国文化产业的现状 |
| 3.2 韩国文化产业的主要政策 |
| 3.2.1 金大中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1998 年至2002年） |
| 3.2.2 卢武铉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2003 年至2007年） |
| 3.2.3 李明博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2008 年至2012年） |
| 3.2.4 朴槿惠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2013 年至今） |
| 4 中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主要政策 |
| 4.1 中国文化产业的现状 |
| 4.2 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
| 4.2.1 从意识形态统治中摆脱出来的文化产业（1978 年-1992 年） |
| 4.2.2 由于文化事业的体制转换而出现的“文化产业（1993 年-2002 年） |
| 4.2.3 获得许可的外资和民间资本的进入（2003 年-2005 年） |
| 4.2.4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2006 年-2010 年） |
| 4.2.5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2011 年-2015 年） |
| 4.2.6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期间（2016 年-2020 年） |
| 5 中韩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比较 |
| 5.1 中韩文化产业政策特征比较 |
| 5.1.1 文化政策的性质 |
| 5.1.2 文化产业的介入水平 |
| 5.1.3 文化产业的中心 |
| 5.2 中韩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的比较 |
| 5.2.1 地区文化产业振兴政策 |
| 5.2.1.1 中国 |
| 5.2.1.2 韩国 |
| 5.2.2 进军海外的扶持政策 |
| 5.2.2.1 中国 |
| 5.2.2.2 韩国 |
| 5.2.3 人才政策 |
| 5.2.3.1 中国 |
| 5.2.3.2 韩国 |
| 5.2.4 金融支持政策 |
| 5.2.4.1 中国 |
| 5.2.4.2 韩国 |
| 5.2.5 文化产业相关行政法规 |
| 5.2.5.1 中国 |
| 5.2.5.2 韩国 |
| 6 中韩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发展的策略建议 |
| 6.1 明确区分文化产业和文化艺术 |
| 6.2 实行以实现经济价值和高附加值为目标的文化产业政策 |
| 6.3 通过政府作用最小化确保市场的自律性 |
| 6.4 实行强力的着作权保护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6）张伯苓的南开大学教育实践与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难点与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张伯苓教育救国志向的确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张伯苓的学习经历 |
| 一、早年私塾求学 |
| 二、北洋水师学堂 |
| 三、国外求学经历 |
| 第二章 张伯苓对南开大学的建设和管理 |
| 第一节 经费的筹措及使用 |
| 一、经费的筹措 |
| 二、经费的使用 |
| 第二节 校园环境建设 |
| 一、自然环境建设 |
| 二、文化环境建设 |
| 第三节 学科设置情况 |
| 一、试办学时的学科设置情况 |
| 二、南开大学的学科设置 |
| 第四节 教职工的聘用和管理 |
| 一、对南开大学教职工的聘用 |
| 二、对南开大学教职工的要求 |
| 三、对南开大学教职工的管理 |
| 第三章 张伯苓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南开精神 |
| 第一节 以“国”为中心的教育目的 |
| 一、“爱国救国” |
| 二、“知中国 服务中国” |
| 三、“以教育力量使中国现代化” |
| 第二节 以“公能”为中心的教育宗旨 |
| 第三节 以“土货化”为中心的教育方针 |
| 第四节 以“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教育内容 |
| 一、体育教育 |
| 二、德育教育 |
| 三、眼界教育 |
| 第五节 以“私立非私有”为中心的教育管理思想 |
| 一、师生参与民主管理 |
| 二、“法制”学校 |
| 三、管理需要不断改革 |
| 第四章 张伯苓办学实践及理念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
| 第一节 校园环境与教育质量相辅相成 |
| 第二节 教育家要有信念和抱负及永不言败的精神 |
| 第三节 大学校长要有终身办教育和终身爱学生的思想觉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2003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流变与市场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探索迈向“电影强国”的中国道路 |
| 二、政策驱动与资本介入:亟待转型的中国电影产业 |
| (一) 与电影市场改革脉搏同频共振的产业政策 |
| (二) 与电影产业发展趋势相呼应的资本介入模式 |
| (三) 助力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技术革新浪潮 |
| (四) 基于产业实践的市场细分与观影群体结构变化 |
| (五) 全球化浪潮与好莱坞电影冲击 |
| 三、优化升级与跨界融合:中国电影产业新版图 |
| (一) 电影创作:质性提升与梯形结构下的繁盛景观 |
| 1. 喧哗中的转捩:迈向主流的中国式大片 |
| 2. 中小成本电影崛起:是塔基也是开路先锋 |
| 3. 中外合拍片:共赢、整合与博弈 |
| (二) 整合、并购与上市:亟待转型与趋向活跃的电影企业 |
| 1. 国有影视企业:集聚发展新势能与市场经济新主体 |
| 2. 趋于活跃和渐居主导的民营影视企业 |
| (三) 发行放映层面:从群雄逐鹿迈向合纵连横 |
| 1. 院线制改革: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 |
| 2. 电影消费:新媒体助力下的整合营销 |
| 3. 影院建设:多厅化、商圈化与高档化 |
| 4. 走向成熟和细化的电影档期 |
| (四) 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转型升级与机制创新 |
| 四、2003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总体特征 |
| (一) 创作格局: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 |
| (二) 高速增长的电影市场与规模化、数量型发展模式 |
| 五、中国电影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短板 |
| (一)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
| (二) 以“票房”而非“创意”为重心的电影产业链条 |
| (三) 资本入侵电影:过度渗透、玩票试水与负面效应 |
| (四)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文化折扣、票房惨淡与渠道稀缺 |
| 六、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亟待市场规范 |
| (一) 加强顶层设计与科学性发展 |
| (二) 《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中国电影产业将迈入“法治时代” |
| (三) “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电影结构性调整 |
| 七、“互联网+”与中国电影产业新走向 |
| (一) 电影全产业链构建:创意为核、跨界融合与网状布局 |
| (二) 中国电影新力量:崛起的新生代导演与新观众群体 |
| (三) 中国电影市场增速放缓:正常调整与回归契机 |
| 八、结语: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创意”与“工匠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
（8）新媒体时代国产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 ——基于2010至2015年的传播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创新点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 |
| 1.3.2. 国外研究 |
| 1.3.3. 述评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跨文化传播 |
| 1.4.2. 大众传媒与软实力 |
| 1.4.3. 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
| 1.4.4. 电视剧与网络文学 |
| 第二章 新媒体时代国产电视的传播特征 |
| 2.1. 2010-2015年中国电视剧进出口情况概述 |
| 2.1.1. 情况概述 |
| 2.1.2. 出口地区和数量分布不平衡 |
| 2.1.3. 努力克服题材局限化 |
| 2.1.4. 小结 |
| 2.2. 新媒体时代电视剧传播的变革 |
| 2.2.1. 传播平台多样化 |
| 2.2.2. 新传播方式促进市场繁荣 |
| 2.3. 2010-2015年国产电视剧的开发特点 |
| 2.3.1. 网络自制剧发展迅速 |
| 2.3.2. 周播剧场得到认可 |
| 2.3.3. 版权开发成重要来源 |
| 第三章 2010年-2015年国产大剧跨文化传播现状 |
| 3.1. 概述 |
| 3.1.1. 在亚非引起关注 |
| 3.1.2. 文化差异导致主要质疑 |
| 3.1.3. 与韩剧差距仍较大 |
| 3.2. 与韩剧的差异比较 |
| 3.2.1. 韩剧定位更轻松 |
| 3.2.2. 韩剧呈现更多样化的社会矛盾 |
| 3.2.3. 韩方“流水线”造星已成规模 |
| 3.2.4. 韩国文化输出意识更强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的文化因素 |
| 4.1. 文化渊源与文化差异性 |
| 4.2.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 |
| 4.2.1.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
| 4.2.2. 男性度与女性度 |
| 4.2.3. 权力距离与不确定性规避 |
| 4.2.4. 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 |
| 4.3. 文化的约哈里窗效应 |
| 4.3.1. 开放区 |
| 4.3.2. 隐蔽区 |
| 4.3.3. 盲区与未知区 |
| 4.4. 翻译 |
| 4.4.1. 编码与解码 |
| 4.4.2. 翻译的归化异化和目的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策略建议 |
| 5.1. 制作过程 |
| 5.1.1 注重明星培养 |
| 5.1.2 元素“再文化”开发 |
| 5.1.3 重视国外字幕组作用 |
| 5.2. 传播过程 |
| 5.2.1. 善用新媒体进行营销 |
| 5.2.2. 利用社交媒体了解审美期待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展示政治：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考察来理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展示政治的提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展示政治研究述评 |
| 一、展示概念及本质 |
| 二、国外对展示政治的研究 |
| 三、台湾对展示政治的研究 |
| 四、从展览政治到展示政治 |
| 第三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五、研究的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的展示政治 |
| 第一节 公共文化政策概述 |
| 第二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 |
|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界定 |
|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背景 |
|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升级 |
| 四、展示服务型政府的形象 |
| 第三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
|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出台 |
| 二、展示示范性的典型 |
| 三、展示“政府责任”的姿态 |
| 四、展示顶层设计的理念 |
| 第四节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
| 第五节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公共文化服务建筑中的展示政治 |
| 第一节 文化建筑建设热潮 |
| 一、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加大 |
| 二、公共文化建筑持续增多 |
| 第二节 文化景观兴起 |
| 一、什么是文化景观? |
|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文化景观 |
| 第三节 文化景观的两面性 |
| 第四节 文化景观背后的展示逻辑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文化服务宣传中的展示政治 |
| 第一节 宣传与传播 |
| 一、中西“宣传”的流变 |
| 二、传播是什么? |
| 三、宣传与传播的异同 |
| 第二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宣传 |
| 第三节 政绩宣传:亮点展示 |
| 一、典型的宣传青睐 |
| 二、大型公共文化活动的宣传偏好 |
| 三、体制机制创新的宣传倾向 |
| 四、对标准化均等化的宣传热衷 |
| 第四节 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渠道的多样化 |
| 第五节 公共文化服务:从宣传到传播 |
| 一、“看得见的宣传” |
| 二、双向互动的传播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公共文化服务“迎检”中的展示政治 |
| 第一节 “创建”与检查 |
| 一、“创建”催生检查 |
| 二、“委托—代理”孕育检查 |
| 第二节 “迎检”中的展示政治 |
| 一、准备“迎检”中的展示政治 |
| 二、引导检查中的展示政治 |
| 三、“应付”检查中的展示政治 |
| 第三节 “迎检”中地方政府的展示动机 |
| 一、理性经济人的角色 |
| 二、理性经济人的政治选择 |
| 三、理性经济人的政治展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展示政治:理解政治的一个新视角 |
| 第一节 展示政治的多样面孔 |
| 一、公共空间中的展示政治 |
| 二、公开仪式中的展示政治 |
| 三、公共文本中的展示政治 |
| 四、视觉符号中的展示政治 |
| 第二节 展示政治的多重内涵 |
| 一、展示之中蕴含权力的再生产 |
| 二、展示之中塑造政府形象 |
| 三、展示之中隐喻政治合法性 |
| 四、展示之中彰显权利话语 |
| 五、展示之中反映政治变迁 |
| 第三节 展示政治的互动 |
| 一、展示政治主体与对象 |
| 二、展示政治的“编码”与“解码” |
| 三、展示政治的媒介环境与权利意识 |
| 第四节 展示政治的限度 |
| 一、“作秀”的展示 |
| 二、“过度”的展示 |
| 三、“恰当”的展示 |
| 第七章 展示政治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离婚现象与婚姻价值观的变迁 ——以四川省S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2. 研究问题 |
| 3. 概念界定 |
| 4.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关于离婚趋势的研究 |
| 2. 关于离婚原因的研究 |
| 3. 关于离婚后果的研究 |
| 4. 关于农村离婚与婚姻价值观的研究 |
| 二、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理论 |
| 1. 个体化理论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发展历程 |
| 3. 个体化理论的应用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当前农村离婚现状：个体的崛起 |
| (一) 资料来源与基本情况 |
| 1. 女性主动离婚普遍,自主性上升 |
| 2. 婚姻责任缺失,义务意识下降 |
| 3. 离婚理由多元且与个体体验相关 |
| 4. “抛夫弃子”现象普遍 |
| 5. 规范真空与婚外情的产生 |
| (二) 农村离婚现象的特征 |
| 1. 进城务工：影响夫妻关系的主要事件 |
| 2. 情感缺乏：离婚的首要理由 |
| 3. 物质欲求：婚姻关系的重大冲击 |
| 4. 个体权利：离婚背后的追求 |
| 四、农村离婚现象：一种个体化的阐释 |
| (一) 解放维度下的农村离婚 |
| 1. 从家庭本位迈向个人本位 |
| 2. 从传宗接代的社会义务迈向个体幸福 |
| 3. 从男尊女卑迈向民主与平等 |
| (二) 祛魅维度下的农村离婚 |
| 1. 从“从一而终”走向“好聚好散” |
| 2. 从“听天由命”走向“我命由我” |
| 3. 从“为他人而活”走向“为自己而活” |
| (三) 重新植入维度下的农村离婚 |
| 1. 离婚彰显权利意识上升,义务意识下降 |
| 2. 离婚成为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 |
| 3. 离婚成为个体自我负责的选择 |
| 五、个体化与婚姻价值观变迁 |
| (一) 个体层面影响婚姻价值观变迁的因素 |
| 1. 进城务工与个体权利的崛起 |
| 2. 消费兴起与个体物质欲望上升 |
| (二) 个体化视角下婚姻价值观的变迁 |
| 1. 从注重家庭整体到重视个体权利体验 |
| 2. 从注重共同奋斗到重视个体物质享受 |
| 3. 从注重传宗接代到重视个体情感满足 |
| (三) 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婚姻价值观 |
| 六、结论与反思 |
| (一) 结论 |
| (二) 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谈“每月话题”的窗口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学习强国”答题板块政治传播效果研究[D]. 罗碧.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严信厚研究[D]. 吴健.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3]融媒体时代党刊名专栏建设的思考——以《当代贵州》“名家专栏”为例[J]. 杨刚. 传播力研究, 2019(26)
- [4]深圳室内设计师群研究 ——基于设计社会学的视角[D]. 苗瀚文.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5]中韩文化产业政策和法规比较研究[D]. 卞相捧. 青岛科技大学, 2017(01)
- [6]张伯苓的南开大学教育实践与思想[D]. 范晔. 苏州大学, 2017(04)
- [7]2003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流变与市场走向[J]. 饶曙光,李国聪. 艺术百家, 2017(02)
- [8]新媒体时代国产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 ——基于2010至2015年的传播现象研究[D]. 金素凡. 上海交通大学, 2016(12)
- [9]展示政治：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考察来理解[D]. 李世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8)
- [10]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离婚现象与婚姻价值观的变迁 ——以四川省S市为例[D]. 徐依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