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传统抑商思想的滥觞——商鞅韩非的抑商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李香玉[1]（2021）在《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人的商鞅评价从以古鉴今的角度出发,表现为对《商君书》进行辑录、征引,进而在变法革新活动中援引商鞅言论、旧事来评论现实政治活动。《商君书》在宋代的着录中多次出现,宋人质疑《商君书》的真伪。在诗歌、士人言谈与大臣奏议中,可窥探民众、士大夫对《商君书》的阅读情况。宋代的“改革派”屡屡援引商鞅其人及其变法旧事,通过对商鞅的高度评价来推动现实变法活动的顺利开展。宋代的“反改革派”则依据自身的立场选择抨击商鞅,他们以商鞅废“先王之道”所体现的思想,反对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现实政治中反变法的旗帜。“反改革派”借商鞅“尚法令”“重农战”的历史事实,用来影射现实政治中的新法,藉此指出改革措施的弊病来表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时人认为引鉴商鞅的改革方法是王安石的罪责之一,他们通过驳斥商鞅的富国强兵之术,来批判王安石变法。宋代倡导法治思想的学者肯定商鞅,推崇商鞅赏罚并用的治国理念。而主张用儒家治国思想者,倡导义理,反对法家的功力主义,由此抨击商鞅。宋人推崇皇王之道,主张行“仁政”治国,抨击商鞅的田制改革,痛惜商鞅废“先王之法”。宋代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士人通过关注商鞅探讨富国强兵的措施,以期解决社会问题,体现出宋人强烈的现实关怀。通过系统地分析宋人对商鞅的评价,有利于推进商鞅及其变法研究史的发展,也可加深对宋代政治史、史学史、思想史和文献学的理解。
拓志超[2]（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赵婧童[3]（2019）在《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法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四大显学之一,其思想及相关实践在中国古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代表人物管仲、商鞅、韩非均对先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教育等多元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先秦法家独特性的农战教育使得秦国国富兵强,战斗力提升,为秦国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秦的统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探究先秦法家的农战教育的思想及实践,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理解法家农战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历史局限性,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先秦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格局,丰富先秦教育史的研究。本论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分析有关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一手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旨在于通过回溯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历史背景,探究法家农战教育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分析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概括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主要特点,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更好地理解先秦法家农战教育思想及相关实践,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本真,对当今社会的农业及军事教育提供参考与借鉴。研究认为先秦法家农战教育顺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时代要求,对秦国完成大一统这一历史进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有其恶劣的消极影响,应客观辩证地分析看待法家农战教育的功与过,得与失。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本部分主要阐释了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并在充分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和其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了相关概念,明确阐明先秦法家的农战教育是社会教育,是大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教育特点。第二部分主要从先秦时期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文化基础等角度分析先秦法家农战教育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以及培养“耕战之士”;主要教育内容是“尊农战之士”的法教、“顺天之时”的农教和“谋兵胜霸”的战教。农战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以法为教”、利益鼓动、奖惩结合、榜样示范。本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和核心部分。第四部分主要在于总结概括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客观、辩证地评价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功过是非。
唐洁琼[4]（2019）在《《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管子》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古典着作,内容涉猎治国、经济、军事、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广泛的。受重义轻利伦理倾向所影响,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往往耻于言利,因而遗留下来的与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思想着作也不甚多见,而《管子》恰恰成为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无论就文章篇幅抑或思想深度,《管子》当中的经济思想所体现出的系统性与完备性在先秦诸家学派当中绝对是大放异彩,进而其中所渗透出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便显得更为丰富饱满。本文在把握《管子》全文基本旨意的基础之上,力图对书中所体现出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客观而精准的阐述。在对本文的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标和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等进行了基本介绍之后,着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两个方面分析了《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可能条件,阐释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来源:稳定霸业的政权需要、富国强兵的发展动因、多元激烈的文化交融以及对同时代儒道法等流派思想的吸收。对于《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经济活动的四环节入手展开阐述。在富国强兵的生产总体导向之下,《管子》以务本饬末作为发展生产的具体实践途径,同时,在具体生产细节方面又施以宽济的爱民恤物式的管理;对于交换伦理思想,《管子》则着重对交换领域中诚信的职业伦理规范、市场的规约作用以及对对外贸易展开了相应论述;及至分配伦理思想,其中又包含了均地分力的资源分配、足民分货的成果分配及富夺贫予的调节分配等几个分配层次;最后在消费伦理思想中,俭侈并重是《管子》中的最大思想特色,即以尚俭为主要消费导向的同时将侈靡消费作为消费调节手段。在与同时期其他流派经济思想进行对比的基础之上,本文还概括总结出《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四个主要特点:讲求经济与道德的融合、主张富国与富民的统一、肯定农业与商业的道德价值、强调节俭与奢侈的结合。除此之外,文末则是对《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客观评价及其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启示,评价基于正反两个方面,依据前人评述分别阐述了《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地位价值与理论缺陷,现代启示则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诚信品质要求、分配正义观及惠民保民思想的视角提炼《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思想,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
耿爽[5]（2017）在《从《商君书》到《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政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鞅与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在秦统一前后影响秦政策实施的两位重要人物。将商鞅学派的思想与韩非的法家思想进行比较,在思想内容和实际功效上,既有共通性也存在着演变。共通性主要体现在:奖励农战、厚赏重刑、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与秦政治关联密切。同样,为了推动秦政治向前发展,二人的法家思想也存在着些微差异与演变:法治地位下降、臣民能力被忽略、文化专制和思想控制更加严重、对待德政的矛盾态度以及忽略力的作用。这些演变不仅体现出学说主张上的差异,更促使秦孝公时代的法治与秦朝建立后的大一统法治在质上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转变既推动秦政治发展也阻碍其前进。如商鞅的法家思想为秦国的崛起和称雄作出贡献,韩非的学说为秦王朝创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打下理论基础。而二人法家思想的差异与演变,也导致秦政权收效速而不可持久,渐渐地失去士人之心,走向严刑酷法的道路,最终短命而亡。虽然法家思想是否应为秦的速亡负直接责任,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法家思想与秦政治息息相关,联系紧密,却是不可否认的。对商鞅与韩非法家思想的共通性与演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论及其与秦政治兴亡的密切关系,可以更深入、清楚地分析秦骤兴暴亡的原因。这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论题之一。
李宗辉[6]（2015）在《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着作权法——文化结构制约下的着作权法缺位》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着作权法的根源在于文化结构。物质文化结构上,封建地主制经济没有为文化生产和知识消费提供便利条件,也就无法形成着作权立法的经济基础;精神文化结构上,儒家文化重伦理轻财产,塑造统一人格,维护等级秩序,压抑个性创新,没有为着作权法建构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同样没有为着作权法奠定系统的哲学基础;制度文化结构上,封建君主专制、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连结成一张严密的思想控制之网,排斥着着作权法所力求保护的自由文学艺术表达。只有尽量消除传统文化结构的不利影响,当代中国才能营造出良好的着作权法文化环境。
周学熙[7]（2015）在《周秦之际的商业观念及政策演变》文中研究指明周秦之际的社会经济处在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革背景下,随着"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列国对商业的政策也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自春秋以降伴随着战争推动的以强国为目的的改革背景下,商业政策的改变、政体的改变以及战争的爆发等三者之间紧密交织,正是其中相辅相成的互动构成了中国封建——集权转型期的发展脉络并推进其向前发展。
李惠[8]（2015）在《“重农抑商”经济思想之商榷（上）》文中研究说明"重农抑商"自商鞅时提出,几近延续到封建王朝彻底灭亡,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贯彻的主流经济指导思想。但是抑商却并非如此,抑商之说开始于战国,其后在漫长的中国帝制时代里,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是在不断调整商业政策。
杨绍成[9]（2015）在《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为题,主要从唐宋变革时期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背景视野下,通过纵向考察、横向分析,对李觏的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农商关系经济思想、理财经济思想、民生经济思想及其经济思想的历史回响和现实借鉴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李觏作为北宋初期首先在经济思想领域掀起波澜的思想家,其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既合乎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又决定于唐末宋初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进程和客观要求,堪称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因此,研究和探讨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首先,本文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价值、研究的意义以及目前研究现状。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实质上是当时社会变革现实和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动向和新变化的深刻反映。分析由唐至宋变革期的时代特征,可以对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获得更新、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进而揭示唐宋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人们经济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宋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情况。第一章唐宋变革与经济思想转型,探讨了唐宋变革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思想的转型变化对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重点分析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学术文化繁荣的情况,从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变革产生的根本原因、义利关系思想的演变、农商关系思想的演变、新功利主义的产生以及李觏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路径等方面,指出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充分体现了唐宋变革时期文化继承批判与双重关怀的学术学风特点,同时兼具独特的创新性,实现了对后世的思想引领。第二章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流变,阐述了李觏的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李觏以“人论”、“易论”和“礼论”作为其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通过义利之辩,确立了“注重功利、义利双行”的义利双重价值观；通过对佛教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实用论；通过为富人辩护,提出了安富保富的新思想——保富论,构建了极富特色的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体系。第三章李觏新功利主义农商关系经济思想,在分析中国古代农商关系经济思想演变的基础上,阐述了李觏以“强本抑末”论为核心的农本经济思想和以“商业富国论”为核心的商业经济思想,说明其农商并重、农商相补、农商互利的重农不抑商的农商关系思想。第四章李觏新功利主义理财经济思想,通过立足于中国古代理财文化的流变考察,探讨了北宋理财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指出宋代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入不敷出,横征暴敛、开始陷入“积贫积弱”的状况。针对社会现实,李觏在理财富国论、理财养民论、“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基本观点基础上构建了其富有特色和实用价值的理财经济思想体系。第五章李觏新功利主义民生经济思想,论述了中国古代民生经济思想的流变以及李觏民生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和特点。李觏的民生经济思想遵循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尊天、敬德、保民”的逻辑思路,提出了“医国救民”、“康国济民”、“富国利民”等一系列民生政策、措施。李觏民生经济思想是其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闪光点。最后,第六章结论及启示,强调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难免存在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并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许多理论观点上都表现出不足和缺陷。但是,应该看到,李觏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和丰富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自宋以后经济思想的发展衍变产生了长期积极、深远的影响,其诸多的经验和启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喻小航[10]（2012）在《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文中研究指明重农轻商为同处农耕文明世界的早期中西产业思想共同的基调和取向。重农的合理性蕴含了轻商的合理性。可是,轻商的合理性在早期中西方之间呈现出重大分化。早期西方产业思想保持了一般轻商观的历史合理形态,在中国,一般轻商观却演化出极端的抑商主张并主导了秦以后的古代产业思想。抑商主张是否合理只能通过动态的比较研究给出判断。在思想史内来检讨,抑商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逸出经济思想的范畴将产业关系政治化。
二、封建传统抑商思想的滥觞——商鞅韩非的抑商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封建传统抑商思想的滥觞——商鞅韩非的抑商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重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商君书》在宋代的整理与传播 |
| 第一节 宋代《商君书》的辑录与辨伪 |
| 一、《商君书》的辑录 |
| 二、《商君书》的辨伪 |
| 第二节 宋代《商君书》的阅读与运用 |
| 一、诗歌中的《商君书》 |
| 二、士人奏议、言谈中的《商君书》 |
| 第二章 王安石变法与商鞅评价 |
| 第一节 “变法派”对商鞅的评价 |
| 一、肯定商鞅“令出必行”的施政风格 |
| 二、引鉴商鞅重“农战”的思想 |
| 三、汲取商鞅“缘法而治”的思想 |
| 第二节 “反变法派”对商鞅的评价 |
| 一、上书责难 |
| 二、反变法——罢制置条例司 |
| 第三节 南宋士人对商鞅的评价 |
| 一、批判商鞅废“先王法制” |
| 二、驳斥商鞅“富国强兵”之术 |
| 第三章 “儒法论争”与宋人的商鞅评价 |
| 第一节 “倡儒学”论者对商鞅的评价 |
| 一、论商鞅与改制的关系 |
| 二、倡“孔孟之道”:批判商鞅 |
| 第二节 “倡法学”论者对商鞅的评价 |
| 一、论商鞅与改革的关系 |
| 二、斥“孔孟之道”:推崇商鞅 |
| 第四章 宋人商鞅评价的特点 |
| 第一节 推崇皇王之道 |
| 第二节 强烈的忧患意识 |
| 第三节 义理化倾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2）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平衡”与“均衡” |
| 1.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
| 1.2.3 学术史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经济平衡/均衡的研究 |
| 1.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研究 |
| 1.3.4 文献研究评述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学术史 |
| 2.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萌芽 |
| 2.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雏形的成型 |
| 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2.1 政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形成的贡献 |
| 2.2.2 学界研究推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形成 |
| 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发展深化 |
| 2.3.1 经济管理实践中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认识的深化 |
| 2.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第二次研究高潮 |
| 2.3.3 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题的文献大量涌现 |
| 2.3.4 其他研究发展深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有用武之地 |
| 2.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转型创新 |
| 2.5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
| 2.5.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 |
| 2.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总述 |
| 3.1.2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内容 |
| 3.1.3 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特点 |
| 3.2 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 |
| 3.2.1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内容 |
| 3.2.2 西方经济均衡理论的特征 |
| 3.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我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3.3.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 |
| 3.3.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存在根本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没有过时 |
| 4.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关系的学理分析 |
| 4.1.1 宏观调控概述 |
| 4.1.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都是按比例规律的体现 |
| 4.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关系的历史逻辑分析 |
| 4.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指导下成功经验催生理论的萌芽 |
| 4.2.2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形成 |
| 4.2.3 经济调整改革推动理论的深化 |
| 4.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理论转型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 |
| 5.1.1 价格思想中的平衡 |
| 5.1.2 “重本抑末”的小农式经济结构平衡思想 |
| 5.1.3 货币币值稳定思想 |
| 5.1.4 财政收支平衡思想 |
| 5.1.5 财富分配平衡思想 |
| 5.1.6 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 |
| 5.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中国古代优秀思想 |
| 5.2.1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内容 |
| 5.2.2 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特点 |
| 5.2.3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关系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时代价值 |
| 6.1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创造 |
| 6.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未来启示 |
| 6.2.1 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 |
| 6.2.2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 |
| 6.2.3 在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
| 6.2.4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1.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历史借鉴性 |
| 2.农业教育及军事教育的现实需要 |
| (二)研究综述 |
| 1.有关先秦法家教育的研究 |
| 2.有关先秦法家农战的研究 |
| 3.有关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1.农战 |
| 2.教育 |
| 3.农战教育 |
| (四)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一、先秦法家农战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先秦法家农战教育产生的经济基础 |
| 1.铁犁牛耕的使用 |
| 2.井田制瓦解和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 |
| 3.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
| (二)先秦法家农战教育产生的政治基础 |
| 1.分封制的瓦解 |
| 2.新兴地主阶级队伍的壮大 |
| 3.“士”阶层的崛起 |
| (三)先秦法家农战教育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 |
| 1.官学的衰落及私学的兴起 |
| 2.学术下移和百家争鸣的局面 |
| 二、以富国强兵为旨归的农战教育目的 |
| (一)农战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
| (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 |
| (三)以耕战之士为培养目标 |
| 三、以农战为核心的农战教育内容 |
| (一)“尊农战之士”的法教 |
| 1.“壹教” |
| 2.农战律令教育 |
| 3.尚农战的价值观教育 |
| (二)“顺天之时”的农教 |
| 1.天时教育与物候教育 |
| 2.农事教育 |
| (三)“谋兵胜霸”的战教 |
| 1.军事作战策略教育 |
| 2.常规军事训练教育 |
| 四、以奖惩为基本策略的农战教育原则方法 |
| (一)“以法为教”与农战教育的紧密结合 |
| (二)“利出一孔,政不二门”的利益鼓动 |
| (三)“有功必赏,有错必惩”的奖惩结合 |
| (四)“显耕战之士”的榜样教育 |
| 五、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主要特征及历史影响 |
| (一)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主要特征 |
| 1.农战教育与法律教育紧密结合 |
| 2.教育对象的普及性与教育效果的时效性 |
| 3.农战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
| 4.教育内容与教育原则方法的专制性 |
| 5.政教结合,官师合一 |
| (二)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的历史影响 |
| 1.农战教育的积极影响 |
| 2.农战教育的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背景 |
| 第一节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社会背景 |
| 一、推进霸业、稳定地位的政权需要 |
| 二、适应体制、富国强兵的发展动因 |
| 三、百家争鸣、多元交融的学术环境 |
| 第二节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儒家德性理论 |
| 二、道家素朴思想 |
| 三、法家功利主义 |
| 四、齐国文化传统 |
| 第二章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管子》生产伦理思想 |
| 一、富国强兵的生产导向 |
| 二、务本饬末的生产途径 |
| 三、爱民恤物的生产管理 |
| 第二节 《管子》交换伦理思想 |
| 一、注重诚信的交换要求 |
| 二、以市为准的交换规范 |
| 三、利益至上的对外贸易 |
| 第三节 《管子》分配伦理思想 |
| 一、均地分力的资源分配 |
| 二、足民分货的成果分配 |
| 三、富夺贫予的调节分配 |
| 第四节 《管子》消费伦理思想 |
| 一、崇尚节俭的消费导向 |
| 二、适度侈靡的消费调节 |
| 三、度爵制服的消费等级 |
| 第三章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 |
| 第一节 讲求经济与道德的融合 |
| 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 二、德有六兴,义有七体 |
| 三、经济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主张富国与富民的统一 |
| 一、地大国富,霸王之本 |
| 二、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
| 三、国本位与民本位的悖论分析 |
| 第三节 肯定农业与商业的道德价值 |
| 一、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
| 二、商人通贾,利在前也 |
| 三、务本饬末和重农抑商的区别判断 |
| 第四节 强调尚俭与奢侈的结合 |
| 一、不知量不知节不可 |
| 二、不侈,本事不得立 |
| 三、俭侈消费观的矛盾辨析 |
| 第四章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评价 |
| 一、《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地位价值 |
| 二、《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局限 |
| 第二节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
| 一、物质满足构成道德进步基础 |
| 二、诚信品质强调微观伦理责任 |
| 三、富夺贫予重视正义均衡调配 |
| 四、藏富于民形成惠民保民关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从《商君书》到《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现状 |
| 一、商、韩法家思想的基本内涵 |
| (一) 商鞅法家思想的基本内涵 |
| 1. 聚力专一以成全农战 |
| 2. 厚赏重刑以辅一教 |
| 3. 抑儒抑商与以法强国 |
| (二) 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基本内涵 |
| 1. 合论法、术、势与君主专制 |
| 2. 君臣以计相交 |
| 3. 以刑赏为执法手段 |
| 4. 以法为教与思想统制 |
| 二、商、韩法家思想的共通性与演变 |
| (一) 商、韩法家思想的共通性 |
| 1. 奖励农战 |
| 2. 厚赏重刑 |
| 3. 时移事异,与时俱进 |
| (二) 商、韩法家思想的演变 |
| 1. 法、术、势理论的演变 |
| 2. 君臣民关系的演变 |
| 3. 从"一教"到"以法为教"的演变 |
| 4. 从"德生于刑"到以刑德为二柄的演变 |
| 5. 从"力出一孔"到罕言生力的演变 |
| 三、商、韩法家思想的演变对秦政治的影响 |
| (一) 商鞅法家思想对秦政治的主要影响 |
| 1. 与时俱进与奖励农战——秦国的崛起及称雄 |
| 2. 厚赏重刑——埋下骤兴暴亡之隐患 |
| 3. 忽视德政——收效速而难以持久 |
| (二) 韩非法家思想对秦政治的主要影响 |
| 1. 专制集权——创设大一统政治体制 |
| 2. 术论——君主独裁 |
| 3. 文化专制与思想控制——失去士人之心 |
| 4. 忽视民与力——短命而亡 |
| 四、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重农抑商”经济思想之商榷（上）（论文提纲范文）
| 1重农思想发源 |
| 2重农原因探析 |
| 2.1政治经济因素 |
| 2.2文化宗教因素 |
| 2.2.1深厚的思想积淀 |
| 2.2.2农业宗教崇拜 |
（9）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思路框架 |
| 第一章 唐宋变革与经济思想转型 |
| 一、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
| (一) 政治领域的变革 |
| (二) 经济领域的变革 |
| (三) 社会领域的变革 |
| (四) 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 |
| 二、唐宋变革与经济思想转型 |
| (一) 义利关系思想的转变 |
| (二) 农商关系思想的转变 |
| (三) 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 |
| 三、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先驱——李觏 |
| (一) 人生历程与思想路径 |
| (二) 批判引领与双重关怀 |
| (三) 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 |
| 第二章 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
| 一、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源流及衍变 |
| 二、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
| (一) 人本经济哲学——人论 |
| (二) 新社会变革论——易论 |
| (三) 新社会秩序论——礼论 |
| 三、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 政治经济伦理观——富国富民 |
| (二) 生产伦理观——平土以强本 |
| (三) 交换伦理观——平准与平籴 |
| (四) 消费伦理观——等级消费与损上益下 |
| (五) 职业伦理观——人各有事,事各有功 |
| 四、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 |
| (一) 义利并行——义利双重之价值观 |
| (二) 经世致用——反佛思想之实用论 |
| (三) 保富安富——为富民辩护之新思想 |
| 第三章 李觏新功利主义农商关系经济思想 |
| 一、中国古代农商关系经济思想的源流及衍变 |
| 二、李觏强本抑末论与农本经济思想 |
| (一) 平土均田论 |
| (二) 薄赋均役论 |
| (三) 兴修水利论 |
| 三、李觏商业富国论与商业经济思想 |
| (一) 商业富国论 |
| (二) 商业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 |
| 四、李觏新功利主义农商关系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
| (一) 农商并重 |
| (二) 农商相补 |
| (三) 农商互利 |
| 第四章 李觏新功利主义理财经济思想 |
| 一、中国古代理财经济思想的源流及衍变 |
| 二、李觏新功利主义理财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 理财富国论 |
| (二) 理财养民论 |
| (三) 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
| 三、李觏新功利主义理财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天下为公,理财富国 |
| (二) 去伪存真,理财利民 |
| (三) 量入制出,节用爱人 |
| (四) 平准平籴,宏观调控 |
| 四、李觏新功利主义理财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
| (一) 宏观调控富国富民 |
| (二) 合理预算财政收支 |
| (三) 有效赋税调节财政 |
| 第五章 李觏新功利主义民生经济思想 |
| 一、中国古代民生经济思想的源流及衍变 |
| (一) 儒家民生经济思想的理论线索 |
| (二) 儒家民生经济思想之利欲观的历史演变 |
| (三) 道家、墨家和法家对民生问题的论述 |
| 二、李觏新功利主义民生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特色 |
| (一) 尊天——天生斯民,天人合一 |
| (二) 敬德——天下归仁,以人为本 |
| (三) 保民——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
| 三、李觏新功利主义民生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 医国救民,扶弱济困 |
| (二) 康国济民,保富教民 |
| (三) 富国利民,上下皆益 |
|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
| 一、历史回响 |
| (一) 个人评价 |
| (二) 历史影响 |
| 二、现实借鉴 |
| (一) 社会转型期的经济思想必须具有创新性 |
| (二) 以人为本的经济思想必须关注解决民生问题 |
| (三) 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
| (四) 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普世共享的“重农” |
| 二、“轻商”观的共享与分化 |
| 三、中西轻商的特点 |
| 四、抑商的历史特殊论 |
| 五、轻商观在中国近世的延续 |
| 六、余论:商业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
四、封建传统抑商思想的滥觞——商鞅韩非的抑商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D]. 李香玉.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3]先秦法家农战教育研究[D]. 赵婧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4]《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唐洁琼.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从《商君书》到《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演变与秦政治[D]. 耿爽. 内蒙古大学, 2017(02)
- [6]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着作权法——文化结构制约下的着作权法缺位[J]. 李宗辉.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2015(02)
- [7]周秦之际的商业观念及政策演变[J]. 周学熙.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04)
- [8]“重农抑商”经济思想之商榷（上）[J]. 李惠. 农民致富之友, 2015(12)
- [9]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杨绍成. 云南大学, 2015(09)
- [10]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J]. 喻小航.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