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耕牛冬季常见病的发生与防治（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张政[3]（2020）在《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文中指出公共卫生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大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其相关事宜也逐渐由传统的民间自发应对转变为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事业。近代以来,现代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我国由上而下逐渐建立,这一过程中,作为华北重镇的山西也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而其省会太原,作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共卫生建设成绩较之省内其他地区更为显着。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时期。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行政从最初的包含于警政到后期逐渐与警政分离,其间虽然多有反复,但卫生行政独立的趋势已然较为明显。在山西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中,防疫是其重点。山西省政府在1918年晋北防疫工作中,建立了一套组织相对完备的防疫体系。疫后,山西政府在将中医引入防疫工作中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日常预防接种工作,结合中西医双方的力量推进山西防疫工作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较为有效的防疫处置措施。环境卫生与饮食卫生和防疫息息相关,因而受到山西政府的重视,在省会太原尤为明显。围绕与太原市环境、饮食卫生相关的各个问题,山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良,同时也推动了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观念的进步。然而由于政府行政能力欠缺,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公众痼习难改等原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取得的效果颇为有限。尽管如此,近代太原公共卫生建设促进了太原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的变革,为之后的公共卫生建设奠定了基础,依旧有其价值。妇婴卫生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山西也得到了发展。山西省政府大力推行了反缠足运动,并通过推广新式接产方式、改造旧式产婆等方法,加强了对妇婴安全的保障。虽然仍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但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并开启了太原乃至山西省的妇幼保健事业,体现了山西政府对女性身体卫生的关怀和保障女性权益的努力。总的来说,近代山西省的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在官方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配合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各方因素的掣肘,在看似完善的外表下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纰漏。而其在发展中遭遇的困难,又多是由于时代原因所造成的。因而山西的公共卫生发展情况也可以看作那个时代全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缩影。
许秀文[4]（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焦帅帅[5]（2019）在《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与乡村社会研究（1917-1976）》文中提出历史时期,整个山西畜牧业的发展经历了由传统时期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到民国时期的政府为主,民众被动参与再到集体化时期的政府主导,民众积极参与这一复杂发展过程。众所周知,传统社会发展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从而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畜牧业发展上,亦是如此,并呈现出一家一户一头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方式。民国时期,随着中国民众的衣食住行和审美观念发生变化,阎锡山政府开始注重畜牧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实行“六政三事”,建立模范畜牧场,颁布有关牲畜管理的法令制度和税收政策;在教育方面,创办畜牧农业学校,注重畜牧人才的培养;在改良方面,引进西方的优良品种,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然而,在这一具体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培养畜牧人才还是畜牧改良方面,都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主要是依靠强大的行政权力支持发挥作用,多停留在宣传或示范层面,各项政策并没有真正的传达于民众,影响于民众。即政府与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信息交流机制和信息监督机制,政府与民间的呈现着一种单向化的关系。集体化时期,山西畜牧业的发展既注重发挥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也注重发挥民众、模范、饲养员等民间力量的作用。在关注畜牧政策变化的同时,更多关注牲畜发展背后“人”的变化。即饲养员群体构成变化、社会活动、政府如何塑造的问题,试图将牲畜的命运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直白一点的讲,民国时期山西畜牧的发展更多重视“牲畜”的变化,而集体化时代的畜牧业更多注重与牲畜相关的“人”作用,实现“由物及人”的变化。因此,通过研究饲养员的群体特征、车把式地位的变化及将牲畜作为一种话语权等方面的内容,刻画出模范饲养员爱畜如子,一心为集体的形象及车把式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谁掌握赶马车的鞭子,谁就掌握整个公社发展的命脉,掌握了整个公社发展的走向。从侧面反映出牲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国家是非常重视牲畜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牲畜是非常幸福的。更进一步的讲,就是集体化时期的人和牲畜都是非常幸福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原因,主要归功于集体化时代畜牧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助关系。所以,本研究以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地区的畜牧业为研究对象,站在社会史的角度,通过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更多地去考察观念、制度、政策、人为因素等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初步探讨畜牧业背后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呈现着一种由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到国家与社会的单向化再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化的关系。对如何正确认识民国至集体化时期的时代特征及国家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如何实现国家与民众的互动提出思考。
高云波[6]（2019）在《唐代疫疾流行与社会主要应对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疫疾作为一种群体性多发疾病,古往今来肆虐于华夏各地,其文献记载不绝于史。据正史统计,唐代见诸文献的疫疾流行共有49次;考量成因,既有征服自然的客观“天灾”,也有社会涌动的历史“人祸”;观其规模,疫情遍及唐境南北,严重侵蚀农业发展各因素;探其影响,最为直接的打击便是人口的大量减损,进而土地抛荒、商业停滞、军备不振、经济萧条,原先的繁荣丧失殆尽,苦难与恐慌迅速弥漫于整个社会,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疫灾的铺卷,成为大唐盛世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与农业立国的发展理念格格不入。梳理文献,唐帝国面对如此危机,整体既无“哀民生之多艰”的空号,也罕见大规模依仗“寻巫问药”的盲目与无奈,而是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整合相对高效的行政手段牵头搭建了不同以往的救灾、治灾平台,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的疫疾救助团队成为其时救灾治疫主体,彰显出有别以往的、较为理性的认知特质,这既是对医学技术的客观推进,也是社会资源充分调动的时代体现。有鉴于此,比照分析疫疾流行与唐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要应对机制,不难发现二者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存在着必然的历史互动与情境咬合。如果将疫疾流行视为一种社会问题,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动员能力的产生与维系显然有更为复杂的动因。处置疫疾如何在唐代可以实施?其具体举措又呈现何种时代风貌?这种社会行为对后世又有哪些垂范价值?凡此种种都为我们探讨唐代社会问题提供了颇有意义的研究内容,为把脉唐代社会变迁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契机与可能。
王宏涛[7]（2018）在《洼村：一个西北贫困村落的民族志》文中提出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出发,针对宁夏固原一个回族村落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将贫困看作是一种被生产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客观现象的反映,认为它解决的不仅仅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贫困农户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过程中,所形成和展示出的行为模式和文化适应。贫困农户的生计方式是村落文化系统中的核心内容,而文化教育、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病患医疗等则是适应环境的生活结果,受到文化系统中生计方式的决定和塑造,同时自身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并显示出促进或延缓生计适应性的作用。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缘起与问题意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关键概念、研究方法及文章内容结构。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作为田野调查地点的洼村村落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约束下、人文生态环境影响下的人居生态环境适应性进行历时性分析,可以在时空层面更好地理解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提供贫困村落应对自然生态的人居环境适应。第三章主要从对洼村生计的时间、空间角度出发,分析贫困农户生计结构及其背后的逻辑运行机制,提出了“生计决策”和“生计平衡”。以扶贫机构的视角,描述一个致力于贫困农户生计改善的扶贫项目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分析扶贫机构所秉持的“发展的话语”与贫困农户“隐藏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指出“目标错位”是导致扶贫项目难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大众传播介入贫困问题的话语作用和影响。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探讨在当前洼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现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学校教育在洼村中满足生存条件下底层社会身份再生产机制的生成。第五章分为性别分工与生育制度、婚姻与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三个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洼村贫困在性别分工和生育抚育方面的影响,以及由高价彩礼所导致的家庭贫困和家庭结构在应对贫困的功能变迁。第六章主要从患者对疾病治疗的感受和经历,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求医行为、求医方式选择、医疗机构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及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对医疗场域的村医治疗惯习和医患互动关系进行解剖,揭示村民在贫困生活状态下的疾病治疗逻辑,寻求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健康维护中的参与和价值,力图从医疗场域的动态变化形式中折射出洼村村民对待疾病和治疗的生活态度。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部分,在前文内容的基础上总结贫困农户在生计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生存逻辑和消费特征,从对发展话语的反思向对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文化人类学路径实施转变,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脱贫发展的最终目的。
麦地乃·阿不都克力木[8]（2018）在《伊犁维吾尔族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发展直到形成一种体系,都离不开它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同一种事物,生活在不同地域环境的人们常常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解释及利用方式,追根溯源还是受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本土生态知识是指特定民族或特定地域、社群对他们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做出文化适应的知识总汇,是相关民族或社群在世代的经验中积累和不断完善的知识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疆地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本土生态知识正在迅速消失。本文以生态人类学和民俗学为理论基础,从理性认识和田野调查两个层面出发,对伊犁维吾尔族生计策略中的本土生态知识进行阐释,力图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上找出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生态问题的相应对策,同时挖掘伊犁地区维吾尔族本土生态知识中所蕴含的地方智慧,为当地的生态建设提供服务。本研究以伊犁地区的苏布台乡、吐鲁番于孜乡、巴彦岱牧业七队三个典型地区为调查点,分别从农业旱田种植、林果业种植、畜牧养殖三种不同生计方式中所蕴含的本土知识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法、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对当地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中所蕴含的生态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分析当地维吾尔民众如何用所掌握的本土生态知识弥补脆弱环节所造成的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各种灾害,以及如何传承保护各种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论述选题背景、本土生态知识的概念及其研究范围、本土知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调查方法等内容。第一部分主要解释选择伊犁地区作为调研点的原因以及调研点的选择依据,分析生态观与计时制度在维吾尔族生计方式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从传统生计方式入手,分析半干旱区苏布台乡小麦种植中的的生态文化,从常态适应中的麦种选择、播种、收割、打麦场上的劳作、唱谷歌、农闲里的麦西来甫,到抗风险适应中的求雨行为、粮食存储、农户间的互帮协作、防治病虫害,再到补救性适应中的休耕、粪肥沙田的营造、圈养牲畜弥补损失等,即从文化适应的三个方面深挖小麦种植中的本土生态知识。第三部分以吐鲁番于孜乡林果业种植中的本土生态知识入手,分析其生产方式中的本土生态知识。第四部分以巴彦岱乡牧业养殖中的本土生态知识为例,剖析其在长期文化适应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通过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在伊犁地区由于山地、水源、降水量的多少,造就了不同的地域小气候,而在这些地域小环境内,当地民众或种植旱田、或栽培果树、或放牧牛羊,都找到了适应环境的生计方式,并且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生态知识,搜集整理这些地方性知识对于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都有重要的意义。
李春亭[9]（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李国有[10]（2017）在《情缘(上、下集)》文中研究表明上集序幕北京—乌鲁木齐71特快列车上,车厢里的广播在《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歌曲中,开始了播音:"旅客同志们,71次特快列车就要发车了,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是美丽的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为古准噶尔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乌鲁木齐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融合处。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全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新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区域,乌鲁木齐则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它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天山山
二、耕牛冬季常见病的发生与防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耕牛冬季常见病的发生与防治（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近代公共卫生研究 |
| (二)城市公共卫生研究 |
| (三)近代疫病问题研究 |
| (四)山西公共卫生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山西公共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一、时代背景与卫生体制的建立 |
| 二、山西的卫生行政与警政 |
| 小结 |
| 第二章 卫生与防疫 |
| 一、晋北鼠疫与山西防疫体制的建立 |
| (一)省防疫总局的设置 |
| (二)预防工作的施行 |
| (三)临时救治机构的设立 |
| 二、中医与防疫 |
| (一)近代中医在山西的发展 |
| (二)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工作 |
| (三)中医与山西的防疫宣传 |
| 三、日常防疫工作 |
| (一)常规接种 |
| (二)防疫宣传与预防接种 |
| 小结 |
| 第三章 卫生与城市生活 |
| 一、街道的清理 |
| (一)街道卫生状况 |
| (二)政府对清道问题的介入 |
| (三)污水问题的处理 |
| (四)实施效果 |
| 二、公共厕所的改良 |
| (一)政府对粪厕问题的管理 |
| (二)政府管理成效 |
| 三、饮水卫生的改进 |
| (一)近代太原饮水状况 |
| (二)饮水问题的改善 |
| 四、食品卫生的监管 |
| (一)太原饮食卫生状况 |
| (二)卫生部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 |
| (三)成效和局限 |
| 五、居民旧习的规范 |
| (一)停柩问题 |
| (二)弃死婴问题 |
| (三)吸烟问题 |
| (四)养犬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卫生与城市空间 |
| 一、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一)旧式娱乐场所的改良 |
| (二)新式娱乐场所的出现 |
| (三)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 |
| 二、服务行业的整顿 |
| (一)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 |
| (二)成果与评价 |
| 三、医疗空间的变化 |
| (一)医院的发展 |
| (二)医疗监管的进步 |
| 小结 |
| 第五章 卫生与女性身体 |
| 一、卫生对女性身体的解放 |
| (一)清末民初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民国中期妇女身体的解放 |
| 二、卫生对女性身体的保护 |
| (一)对产婆行业的规范 |
| (二)新式接生方法的推行 |
| (三)旧式产婆的改造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卫生行政的办理内容 |
| 二、公共卫生建设的不足及原因 |
| 三、山西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总体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
|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着力点及创新点 |
| 五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 儒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概况 |
| (二)天谴灾异说 |
| (三)仁政思想 |
| (四)民本思想 |
| (五)宗族互助思想 |
| 二 佛教的慈善思想 |
| (一)佛教的传播 |
| (二)慈悲精神 |
| (三)因果报应 |
| (四)福田思想 |
| 三 道教的慈善思想 |
| (一)《太平经》中的慈善思想 |
| (二)其他经书中的慈善思想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社会救助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概况 |
| 二 灾害救助措施 |
| (一)下诏罪己,检讨政策 |
| (二)削减开支,节用救荒 |
| (三)整顿吏治,省刑赦罪 |
| (四)赈济救恤,救荒活民 |
| (五)蠲免赋役,减轻负担 |
| (六)兴修水利,防御灾害 |
| (七)南朝时期水灾与救助的个案考察:建康水灾记录再认识 |
| 三 贫弱群体救助 |
| (一)皇帝登基、改元救助 |
| (二)立后、立太子救助 |
| (三)皇帝出巡救助 |
| (四)朝廷日常和重大事件救助 |
| (五)地方政府官员救助 |
| (六)其他救助 |
| 四 疫病救助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 |
| (二)颁书办学,普及医学常识 |
| (三)发放药物,医治疾疫 |
| (四)埋骨助葬,防控疾疫 |
| (五)隔离消毒,重视预防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优抚 |
| 一 优抚制度古已有之 |
| 二 脱籍封爵制度 |
| 三 休假制度 |
| 四 抚恤制度 |
| (一)三国抚恤制度 |
| (二)晋朝抚恤制度 |
| (三)南朝抚恤制度 |
| (四)北朝抚恤制度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 |
| 一 尊老恤老福利 |
| (一)“养老”对象的界定 |
| (二)大赦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三)日常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四)三老五更之礼 |
| (五)行乡饮酒礼 |
| (六)存留养亲制度 |
| (七)版授高年制度 |
| (八)赐几杖制度 |
| 二 妇女儿童福利 |
| (一)妇女福利 |
| (二)儿童福利 |
| 三 残疾人福利 |
| (一)残疾人日常救助 |
| (二)残疾人免役制度 |
| 四 官员致仕福利 |
| (一)致仕年龄 |
| (二)致仕福利 |
| 五 官办福利机构 |
| (一)六疾馆 |
| (二)孤独园 |
| (三)别坊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慈善 |
| 一 佛教慈善活动 |
| (一)佛教慈善的宣传 |
| (二)魏晋南朝的佛教慈善活动 |
| (三)北朝佛寺的慈善活动 |
| 二 道教慈善活动 |
| (一)以医疗救助促进道教传播 |
| (二)葛洪的医疗慈善 |
| (三)鲍姑的医疗慈善 |
| (四)陶弘景的医疗慈善 |
| (五)其他道教慈善 |
|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慈善救助 |
| 一 宗族慈善救助 |
| (一)宗族救助的基本内容 |
| (二)宗族安全救济 |
| (三)宗族贫困救济 |
| (四)宗族养老育幼 |
| 二 个人慈善救助 |
| (一)赈灾救荒 |
| (二)医疗救济 |
| (三)施棺助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基本古籍 |
| 二 学术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北魏汉译佛经所见“布施”词例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与乡村社会研究（1917-1976）（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的主要框架 |
| 第一章 因地制宜:山西畜牧业的发展概况及条件 |
| 一、山西畜牧业的发展状况 |
| (一)民国之前山西畜牧业的发展状况 |
| (二)民初山西畜牧业的发展状况 |
| 二、山西畜牧业发展条件 |
| (一)山西畜牧业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 |
| (二)山西畜牧业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区域、环境与畜牧:山西畜牧的空间分布格局 |
| 一、山西的畜牧种类 |
| (一)使用与役用 |
| (二)食用与毛用 |
| 二、主要畜牧品种的地域分布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策、教育与改良:民国时期的山西畜牧业 |
| 一、民国山西畜牧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
| (一)阎锡山与六政三事 |
| (二)民国山西牲畜管理的法令制度 |
| (三)税收政策 |
| 二、民国山西畜牧教育的发展及影响 |
| (一)学有所用:畜牧教育思想的提出 |
| (二)创办农学校,培养畜牧人才 |
| (三)认识与反思 |
| 三、民国山西畜牧引进及改良 |
| (一)马的引进与改良 |
| (二)牛的引进与改良 |
| (三)猪的引进与改良 |
| 四、畜牧改良的典范—美利奴羊入山西 |
| (一)六政三事:美利奴羊的引进 |
| (二)政府主导:美利奴羊的推广 |
| (三)水土不服:美利奴羊的引进与改良过程 |
| (四)亡羊补牢:寻求土办法弥补损失 |
| (五)认识与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模范、话语与牲畜: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的新变化 |
| 一、牲畜与话语:作为政治话语的牲畜 |
| (一)举足轻重:中央文件报道中的牲畜 |
| (二)由物及人:新闻报纸报道中的牲畜 |
| (三)利益博弈:影视小说报道中的牲畜 |
| 二、牲畜与模范:山西地区畜牧模范研究 |
| (一)畜牧模范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二)畜牧模范的群体特征 |
| (三)畜牧模范群体的社会活动 |
| (四)畜牧模范群体的社会影响 |
| (五)认识与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唐代疫疾流行与社会主要应对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理论 |
| 第一章 唐代疫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疫疾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疫疾的流行特征 |
| 一、发生频率高 |
| 二、持续时间长 |
| 三、传播地域广 |
| 四、疫疾种类多 |
| 五、破坏程度剧烈 |
| 第三节 疫疾流行的原因 |
| 一、疫疾流行的自然原因 |
| 二、疫疾流行的社会原因 |
| 第二章 唐代疫疾流行的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疫疾流行对政局的影响 |
| 一、人口流失 |
| 二、社会恐慌 |
| 三、人才流失 |
| 第二节 疫疾流行对经济的影响 |
| 一、农业疲敝 |
| 二、手工业萎缩 |
| 三、商业受挫 |
| 第三节 疫疾流行对军事的影响 |
| 一、兵源减损 |
| 二、军粮供给不畅 |
| 三、战斗力削弱 |
| 第四节 疫疾流行对世风的影响 |
| 一、“疫岁之巫”的盛行 |
| 二、人伦道德的陨丧 |
| 三、颓靡世风的流露 |
| 第三章 唐代社会的主要应对机制 |
| 第一节 唐代官方医事 |
| 一、医政机构的建立 |
| 二、医事活动的开展 |
| 三、政府干预下的药材市场 |
| 四、政府主导下的医籍整理 |
| 第二节 唐代佛教团体的医事 |
| 一、佛教团体医事组织 |
| 二、佛教医学的发展 |
| 三、消灾避难经文的流播 |
| 第三节 道教团体的医事 |
| 一、道教团体医事组织 |
| 二、道教医学的发展 |
| 三、道教“人命至重”思想的弘扬 |
| 第四章 唐代治疫机制的嬗变与启示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的“三教融合”治疫机制 |
| 第二节 社会医事水平的整体提升 |
| 第三节 统治阶层对疫疾问题的重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洼村：一个西北贫困村落的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视野与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洼村:一个贫困山区村落 |
| 第一节 脆弱的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空间的生态环境适应 |
| 第三章 洼村生计与扶贫实践 |
| 第一节 农业生计的时间与空间 |
| 第二节 贫困生计中的决策与平衡 |
| 第三节 扶贫项目中的发展话语与隐藏文本 |
| 第四节 扶贫场域的媒介话语力量 |
| 第四章 教育选择的困境与社会底层再生产 |
| 第一节 洼村小学教育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的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成为农村子弟” |
| 第五章 婚姻与家庭结构 |
| 第一节 洼村的性别分工与生育制度 |
| 第二节 婚姻与亲属关系 |
| 第三节 家庭结构变迁 |
| 第六章 贫困与疾病治疗 |
| 第一节 “病患”的行为与地方性知识 |
| 第二节 “病患”在治疗环境中的叙事 |
| 第三节 疾病治疗的恶性循环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博士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8）伊犁维吾尔族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相关综述 |
| 1.国外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状况 |
| 2.国内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方法 |
| 一、伊犁维吾尔族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的概述 |
| (一) 维吾尔族本土生态知识中的生态观 |
| (二) 维吾尔族本土生态知识中的节气节历 |
| 二、伊犁维吾尔族农业生计策略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一) 伊犁苏布台乡的概况 |
| 1.地理位置 |
| 2.历史沿革 |
| (二) 伊犁苏布台乡生计策略中的生态知识 |
| 1.生计行为中的生态知识 |
| 2.生计安全中的生态知识 |
| (三) 苏布台乡文化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1.常态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2.抗风险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3.补救性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三、伊犁维吾尔族林果业生计策略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一) 伊犁吐鲁番吁孜乡的概况 |
| 1.地理位置 |
| 2.历史沿革 |
| (二) 吐鲁番于孜乡生计策略中的生态知识 |
| 1.生计行为中的生态知识 |
| 2.生计安全中的生态知识 |
| (三) 吐鲁番于孜乡文化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1.常态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2.抗风险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3.补救性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四、伊犁维吾尔族牧业生计策略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一) 巴彦岱历史概况 |
| 1.地理位置 |
| 2.民族构成 |
| (二) 巴彦岱生计策略中的生态文化 |
| 1.生计行为中的生态知识 |
| 2.生计安全中的生态知识 |
| (三) 巴彦岱文化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1.常态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2.抗风险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3.补救性适应中的本土生态知识 |
| 五、伊犁维吾尔族传统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的传承与保护 |
| (一) 维吾尔族传统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的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
| (二) 维吾尔族传统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保护与传承的相关建议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9）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情缘(上、下集)（论文提纲范文）
| 上集 |
| 序幕 |
| 1.12号车厢 |
| 2.10号车厢 |
| 3.12号车厢 |
| 4.12号车厢 |
| 5.伊河市街头 (回忆) |
| 6.赵冬梅家 |
| 7.居委会 |
| 8.赵冬梅家 |
| 9.医院化验室外 |
| 10.化验室内 |
| 11.12号车厢 |
| 12.赵冬梅家 (回忆) |
| 13.下班路上 |
| 14.赵冬梅家 |
| 15.赵冬梅家 |
| 16.新疆某劳改农场 |
| 17.村委会办公室 |
| 18.伊河市长途汽车站 |
| 19.顺天楼雅座包厢 |
| 20.赵冬梅家 |
| 21.赵家另一房间 |
| 22.赵冬梅家 |
| 23.一间库房 |
| 24.赵冬梅家 |
| 25.赵冬梅家 |
| 26.一个货栈 |
| 27.汽车站 |
| 28.货栈 |
| 29.12号车厢 |
| 30.二道桥 (回忆) |
| 31.干果店 |
| 32.乌鲁木齐二道桥 |
| 33.干果店 |
| 34.干果店 |
| 35.干果店 |
| 36.赵冬梅家 |
| 37.12号车厢 |
| 38.火车站站台 |
| 39.酒店 |
| 40.酒店包厢 |
| 41.向阳牧场组织部办公室 |
| 42.张干事家 |
| 43.张干事家 |
| 44.向阳农牧场组织部办公室 |
| 45.老干活动室 |
| 46.张干事家 |
| 47.向阳第十农牧场 |
| 48.老干活动室 |
| 下集 |
| 49.伊河市街头 |
| 50.绿洲宾馆 |
| 51.农牧场礼堂 (回忆) |
| 52.赵德光家 |
| 53.畜牧处会议室 |
| 54.大街 |
| 55.赵德光家客厅 |
| 56.畜牧处处长办公室 |
| 57.十里岗某放牧点 |
| 58.牧场上 |
| 59.调研组办公室 |
| 60.畜牧处办公室 |
| 61.绿洲宾馆 |
| 62.李疆花阿妈家 |
| 63.李春生家 (回忆) |
| 64.李春生家 |
| 65.李春生家 |
| 66.李春生坟前 |
| 67.西行路上 |
| 68.星星峡 |
| 69.路上 |
| 70.树林外 |
| 71.小集镇 |
| 72.阿依努尔大婶家 |
| 73.小镇 |
| 74.铁门关军营 |
| 75.二营三连连部办公室 |
| 76.大梅住所 |
| 77.汽车上 |
| 78.买吾兰家 |
| 79.买吾兰家 |
| 80.李疆花阿妈家 |
| 81.红旗牧场革委会办公室 (回忆) |
| 82.革委会办公室内 |
| 83.革委会办公室 |
| 84.牧场兽医站 |
| 85.哈斯木家牛棚 |
| 86.红旗牧场革委会办公室 |
| 87.八里坡疫情现场 |
| 88.疫情救护指挥部 |
| 89.公路上 |
| 90.红旗牧场办公室 |
| 91.公路上 |
| 92.医院病房 |
| 93.李疆花阿妈家 |
| 94.大梅家 (回忆) |
| 95.县医院 |
| 96.医生办公室 |
| 97.新疆医学院病房 |
| 98.医学院病房 |
| 99.医学院病房 |
| 100.医学院病房 |
| 101.李疆花阿妈家 |
| 102.州医院抢救室 (回忆) |
| 103.抢救室 |
| 104.李疆花阿妈家 |
| 105.李疆花阿妈家 |
| 106.客厅 |
四、耕牛冬季常见病的发生与防治（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近代山西城市公共卫生研究（1909-1937）[D]. 张政.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民国至集体化时代山西畜牧业与乡村社会研究（1917-1976）[D]. 焦帅帅. 山西大学, 2019(02)
- [6]唐代疫疾流行与社会主要应对机制研究[D]. 高云波.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洼村：一个西北贫困村落的民族志[D]. 王宏涛. 厦门大学, 2018(06)
- [8]伊犁维吾尔族生计策略中本土生态知识的研究[D]. 麦地乃·阿不都克力木. 新疆大学, 2018(12)
- [9]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10]情缘(上、下集)[J]. 李国有. 电影文学, 20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