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前10个月中国有色金属外贸出现高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唐叶[2]（2020）在《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指出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中国制造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成为束缚中国经济转型和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桎梏,而产能过剩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抑制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对过剩产能进行消化、整合或淘汰,并且更加重视推动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将过剩的优势产品和优势产能转移到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体制背景下,我国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真正有效地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如果能够化解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并未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程度呢?首先,论述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与发展现状。第一,按照时间轴总结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规模较大的产能过剩,分别是1995—2001年的第一轮产能过剩、2003—2006年的第二轮产能过剩以及2007年至今的第三轮产能过剩;第二,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的变化,文章指出当前的第三轮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性、结构性、周期性过剩,更多地呈现出持续性、全面性、体制性特征,并且渐由内需型产能过剩向外需型产能过剩拓展;第三,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外部需求、技术水平、外资比重、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均有影响;第四,以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对我国2007—2016年间的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7—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整体保持波浪式上升趋势,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去产能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分规模看,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除东部地区外,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民营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高,而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其次,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与可能风险:一是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文章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一方面使产能国际转移成为中国拓展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的的适时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过剩产能的国际转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二是采用现实数据和案例,从政治环境、工业经济实力、产业技术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企业竞争力这六个方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基础优势;三是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分析我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再次,在系统梳理经典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产能国际转移思想以及对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行路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展开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实证分析:第一,分析了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以2008-2016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出口贸易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时间持续性,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出口行为有利于提高其产能利用率,但持续性有限。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出口贸易的“产能利用率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贸易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的情形下,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第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现状,并采用2008-2015年的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PSM-DID估计方法所得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经历一年的时滞后,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有递增的趋势,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递增性。进一步的分样本考察表明,与非产能过剩行业相比,产能过剩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更为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越深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可能更低。然后,总结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着重突出对我国转移过剩产能的有益启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通过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两种路径促进产能国际转移,并借此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产能过剩。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实证检验,并综合考虑我国的体制机制与产能转移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郝宇,巴宁,盖志强,晏国耀[3]（2020）在《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以此为背景阐述能源经济发展现状,分析重点行业发展前景,通过不同情景下的预测分析,探讨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趋势。根据预测结果,经济承压对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存在普遍影响,尤其是煤炭、黑色金属冶炼和汽车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呈下降趋势;在基准情形下,预计到2030年,中国GDP将达到171.97万亿元（2018年不变价水平）,能源消费总量约57.09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占比将不断下降,清洁能源占比预计达到41.7%。根据预测结果,有针对性地在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率和能源合作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那振芳[4]（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赵渊博[5]（2019）在《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和欧洲地区出现了中等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下降、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就业极化现象。以受教育年限和工资收入为技能划分标准下的就业结构分析均得出一致结果。就业极化现象导致的中等技能就业比重下降是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后就业复苏困难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而言,就业市场出现了“技工荒”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了就业极化现象?就业极化对“技工荒”和收入差距扩大是否与就业极化有关?就业极化的产生机制和其影响就业与收入不平等的过程是本文回答的问题。现有研究认为,美国和欧洲就业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均受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使得高技能劳动相对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工资不平等也不断扩大。然而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就业极化现象开始显现。由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就业极化产生的机制或许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础上,对中国就业结构是否呈现就业极化特征进行验证,并分析中国就业极化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2008-2017年间,中国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就业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章对中国是否存在就业极化现象进行特征事实验证。首先从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和工作任务三个角度对技能进行划分,对每种技能划分下的就业结构情况进行分析,观察不同产业、部门和细分行业在某些年份是否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其次从技能溢价变化情况对工资不平等进行分析。第二章分析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第三章首先分析国际贸易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其次结合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特征分析国际贸易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第四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分析就业极化产生的机制,并结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特征从就业弹性、就业偏离度和要素投入三个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最后一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中国在2008-2017年间已经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在受教育水平、平均工资和工作任务性质三种技能分类标准下,中国就业市场在2008-2017年间呈现轻微的就业极化现象。对产业部门内部的技能结构变化分析发现,农业就业结构呈现就业升级特征,制造业内部呈现了就业极化特征,而服务业中多数低技术行业呈现就业升级特征,高技术行业呈现就业极化特征。其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常规化假设引起了我国就业极化现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互补、与非技能劳动替代。随着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技术进步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完成中等技能劳动从事的重复性工作,从而对中等技能劳动产生了替代。对中国而言,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企业对中等技能劳动的需求不断下降。另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的生产率差异扩大,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第三,国际贸易下的技术引进引起了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了各类技能劳动就业比重的变化。中国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引起了中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另外,软件服务业在离岸外包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增加了中国高技能劳动需求。第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过快增长的资本投入引起了中等技术行业的从业者就业下降。一方面,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较低,制造业中等技术行业的就业结构偏离度最大,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和带动作用最小;另一方面,制造业资本投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速在放缓。因此,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过程中,快速增长的资本投入对中等技术行业从业者产生了替代作用,促进了就业极化的形成。降低就业极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快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职业教育培训质量,提升整体高中低技能劳动生产率,并扩大各类技能劳动供给;第二,利用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加快中国技术进步进程;第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让各类技能劳动配置在生产率各异的行业中;第四,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各类技能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自由流动的限制;第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和福利制度来缩小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工资差距。
张居营[6]（2019）在《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调控,在苏联“劳动分工”桎梏下,中亚国家形成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依附型强的发展特征。自上世纪90年代初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纷纷开始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过10余年的转型与探索,21世纪中亚各国开始步入复苏之路,市场化改革初具成效,各国经济进入稳定发展轨道,且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特色发展模式。由于转型初始条件以及各国所选择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同,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国家凭借本国相对丰富的油气等资源出口,形成了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部分非资源型国家则依靠内在消费等需求推动形成了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些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既导致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结构的不同,又使各国在其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各为不一。从中亚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内部经济风险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脆弱性风险与失衡性风险,前者主要表现在相关国家经济基础较差,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等方面不是很发达,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较低。后者表现为部分国家过度依赖本国丰富的油气或矿产资源,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且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使得各国极易遭受财政危机、高通胀、高失业率等方面风险的冲击。就中亚各国而言,由于产业结构、市场自由化程度、增长模式以及不同时期经济风险的表现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各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状况来看,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博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等。外部风险使得中亚国家在对外经济上呈现出一定的依赖性风险特征,这种依赖性来自两个层次:一是对部分大国经济贸易的依赖性,二是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依赖性,这些依赖性通过贸易、投资、侨汇等传导渠道表现出来。由于其经济对能源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侨汇收入的依赖度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与此同时,在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中亚国家还面临创新经济所带来的新兴经济风险。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代表,依靠人才、知识、创新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创新经济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动力,且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中亚国家由于自身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创新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其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严重不足,在未来经济发展、区域地缘竞争中都会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在中国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创新经济领域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中亚国家应对新型风险带来更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中亚各国也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产能、金融等多个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但是,中亚国家自身面临的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包括双边贸易过度集中于能源领域、项目投融资环境不佳、双边金融合作严重不足、项目推进受到地缘因素干扰等等,而中亚各国摆脱经济落后局面、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诉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理念则为中国与其的合作带来了更多机会。在创新经济层面,中亚国家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又恰好与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实现了完美对接,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带来新机遇。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一带一路”建设已跨越夯实基础,迈入了持久发展的阶段,中国与中亚各国各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日益增多。作为与中国毗邻且具有重要支点作用的区域,中亚国家的积极参与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开展。由此,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的内外部经济风险、新型风险,深入地提炼总结各国与整个地区经济风险的特征,探讨各种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内外经济理论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手段,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风险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深刻剖析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根源。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由于其自身要素禀赋与经济规划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与动力也各不相同。本部分通过对中亚各国经济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对外经济状况等进行分析,并基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对GDP的贡献程度,从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市场自由化与政府指导型等视角总结各国的增长模式,探寻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根源与现实背景。二、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相互毗邻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等,以及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性,导致各国的经济风险有共同之处却又存在个性化差异。本部分基于中亚各国自身情况,从经济的内部脆弱性、失衡性等角度,以相关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采用风险指标评价方法对各国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估,从中亚各国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国家经济风险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创新经济内涵及发展状况的描述,分析中亚国家的创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面临的内部新型风险。三、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国际能源价格冲击等外部风险,这些外部经济风险导致中亚国家在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本部分结合经济协同性、经济依赖性等理论,通过对中亚各国的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指标的外部依赖性分析,剖析各国外部经济风险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与评估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四、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区域的战略地位凸显,中亚国家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均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较大影响。本部分基于“一带一路”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探寻内外部经济风险对中亚与中国合作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亚国家内外部经济风险、创新经济风险的影响效应,全面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五、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中亚国家面临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中亚国家的各类经济风险。另外,由于中亚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风险特征差异性,也使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应注重不同国家的特点,实施差异性合作路径,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机会。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中国自身应对等层次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脆弱性、失衡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为“高失衡性、低脆弱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失衡性、高脆弱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失衡性、低脆弱性”;（2）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对外依赖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能源贸易、外资依赖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为“高侨汇收入依赖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对外依赖性”;（3）中亚国家在创新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创新经济基础条件薄弱、未来经济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区域地缘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等新型风险,但在中亚国家数字发展规划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对接下,新型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机遇;（4）中亚国家经济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带来相应机会和挑战,机会包括各国为改变经济落后现状,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会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挑战包括“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运行障碍较多、投融资环境较差、合作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以及应对外部经济形势波动、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等因素;（5）“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的落实需要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等三个层次进行积极的风险应对,包括夯实互联互通基础、改善投融资环境、选择差异化合作路径、加强双边金融与创新领域合作、推动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对接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等,结合国家经济风险评价理论、经济协同性、经济相互依赖性等理论,对中亚各国的经济状况、内外部经济风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从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角度,提炼总结了中亚国家经济风险的特征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三个层次,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宽泛性与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在中亚各国具体情况、“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具体问题等难以兼顾且缺乏深入研究,这是未来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方向。
定律,杨翼[7]（2015）在《铜工业中速发展时代以质先行》文中认为2014年，中国精铜产量642万多吨，消费量预计为460万多吨，铜加工材产量1435万多吨，消费量预计达到1380万多吨。总体来看，2014年，国内精铜供求依然呈现为过剩局面，虽然进口量环比减少，但由于产量增幅高于消费增幅，抵消进口下滑影响，供应仍趋于过剩。中国铜工业的发展，?
黄聪英[8]（2014）在《论实体经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世界各国曾经十分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积累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宝贵经验。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来,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逐渐忽视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萎缩,虚拟经济日益膨胀,最终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洗礼之后,世界各国重新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苗头初显,引起了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重振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梳理了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界定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中国、德国实体经济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和复苏成效,探讨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研究了中国省域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状况,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王祥[9]（2012）在《中国能耗强度影响因素分析与节能目标实现》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并迅速进入到工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但是,伴随着社会物质水平和国民收入及福利的稳步提升,我国能源消耗也迅速增加且资源瓶颈也逐步显现。我国作为一个资源大国,当前石油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并且自2007年开始成为煤炭的净进口国。能源消耗的迅速增加,在导致能源产品安全供应压力日趋增强的同时,也衍生了日益严峻的碳排放及生态环境压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物质基础开始动摇,能源要素已经从一个极富竞争力的资源类产品,转移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素瓶颈。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国自2006年起首次将节能降耗纳入到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在“十一五”发展纲要中确定了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并且在顺利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的基础上,继续将节能工作作为“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并制定了16%的降耗任务。不过考虑到短时期内,重工业高速发展仍将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也存在对高能耗行业的偏好,技术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也还是以低效高污染的煤炭消耗为主,同时人均收入水平突破1000美元大关也将产生更多的居民能源消费需求,这些中国经济的现实特征无疑将不同程度上加大节能目标实现的困难和复杂性。如何顺利完成“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实现增长方式向集约化增长转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奇迹得以维持的关键和基础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耗强度的变化轨迹,尝试通过对能耗强度演化机制的模拟和重现,实证分析技术、价格、结构、体制等多种因素对能耗强度变化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强度,并将之印证于“十一五”时期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而从节能政策的长效性视角出发,对符合我国增长特征和体制背景的节能政策设计提出建议和参考。文章首先借助于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能源消费强度的演化机制,考察了政府投资偏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固定资产投资、体制、能源价格等多种相关因素对能耗强度的作用机理,并且在省际、区域、城市经济体、产业和工业行业五个不同的样本纬度条件下,进行了能耗影响路径分析,从而刻画了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对能耗水平演化轨迹的微妙影响,同时在多样本的比较分析基础上,形成了能耗影响机制的交叉论证。根据实证结论,在省际能耗强度变化中,政府投资偏好的存在确实对能耗降低具有不利影响,而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对能耗强度的降低则存在显着而积极的影响。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能源效率改善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作为节能减排的核心因素,投资、技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化主导了中国能耗水平的波动。结构的重型化是能耗强度阶段性上升的主因,但是,要素价格、FDI、所有制变化等因素对能耗强度的影响路径,却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动力源、产业结构等区域样本经济之间的差异。在将样本拓展到产业和行业层面时,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即投资、技术、结构和能源间替代的影响依然是相对稳定和持续的,但关联到要素配置等微观环节的影响变量,其影响轨迹则呈现出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如价格变动和电能的更多使用确实显着地降低了能耗水平,但资本形成加速和产业发展中的资本密集化趋势也部分地将这种影响抵消了。或者说,资本与劳动间互补关系被再一次印证。此外,FDI对能耗强度的影响也出现了差异性的结果。总体看来,在不同维度样本下,政府投资偏好、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确实对能耗强度存在稳定且一致的影响,但其余相关变量,如固定资产投资、能源价格、FDI、所有制变革以及贸易结构等变量的影响则对样本较为敏感,其实际作用机制反映着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部门属性的差异。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开始将重心集中于节能政策和降耗规制的实施与路径选择上。首先分析了“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目标约束体系的形成与分解过程,文章认为平均的节能目标分解思路,无法体现对节能工作有显着影响的区域特征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需要,并且进一步加大了最终目标完成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科学的节能分解应该沿着“先东、再中、后西”的次序逐步推进。接下来,利用有限的数据资料,本文分析和回顾了“十一五”期间能耗指标的相关变化轨迹,在前文实证分析结论基础上,比较分析了节能约束的政策途径选择,论证了这种选择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基于规模改善的“关、停、并、转”和严苛的高能耗项目投资抑制政策,其管制途径在具有便于操作、便于监督和较低管制成本的特点同时,有效地弱化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差异,从而出现了两级利益主体一致性的政策取向与行政激励。也因此实现了能耗强度在规划期内的持续下降。文章进一步从节能机制长效性的角度出发,对“十一五”期间节能政策的设计思路进行了分析,剖析和阐述了节能减排的推进对结构调整产生的细微影响。结论认为,以规模整合为主要手段的管制体系,将强化高能耗行业的技术能力,加剧工业部门的偏重化发展趋势。这种试图避开结构影响而直接作用于效率改善的管制思路,以规模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强制政策,对市场化调节手段的忽视,可能会由于规模整合的效应在短时期内被迅速释放而无以为继,其将动摇当前节能约束的长效性基础。而深层次结构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势必会在规模管制达到一定峰值而难以推进时,使得增长与节能成为零和博弈。最后,文章在前述分析基础上,对我国节能减排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一个具有长效性,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和体制背景的节能政策体系设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然而,加快推进能耗领域数据统计体系的完备,细化能耗监测指标,调整总量检测的思路和方法,科学、合理的分解和制定区域节能目标,结合区域特征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通道,加快高耗能行业管控思路的扭转,创造和培育管制主体从横向向纵向转移的体制环境以及推进生态和环境成本价格化的改革步伐,势必在“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符合市场化原则的节能约束体系建立和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提供长久的帮助。
贾鲁生[10]（2011）在《理想祖国——后改革30年全记录》文中研究表明"没有什么能够比信念更能产生梦想,也没有什么比梦想更能孕育未来。今天的乌托邦,明天的肉和骨。"——雨果前言60个春天的故事2039年,春天,北京。中国改革开放60年辉煌成就展。《春天的故事》抒情的曲调在展览大厅里轻轻地回响着,令人想起了"1979年那是一个
二、2003年前10个月中国有色金属外贸出现高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前10个月中国有色金属外贸出现高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产能过剩问题: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能过剩内涵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产能过剩成因的研究 |
| 一、从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二、从非市场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产能过剩测度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我国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研究 |
| 一、出口贸易与产能过剩 |
| 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产能过剩 |
| 第五节 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演变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演变历程 |
| 一、第一轮产能过剩 |
| 二、第二轮产能过剩 |
| 三、第三轮产能过剩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变化特征 |
| 一、由阶段性向持续性发展 |
| 二、由结构性向全面性蔓延 |
| 三、由周期性向体制性转变 |
| 四、由内需型向外需型拓展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 |
| 一、外部需求 |
| 二、外资比重 |
| 三、技术水平 |
| 四、市场集中度 |
| 第四节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 |
| 一、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 |
|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三、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四、绝对σ收敛性检验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背景、基础与风险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时代背景 |
| 一、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产业格局加速调整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现实基础 |
| 一、政治环境持续稳定 |
| 二、工业经济实力显着增强 |
| 三、产业技术水平有效提高 |
| 四、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深化 |
| 五、金融支持体系逐渐完善 |
| 六、企业竞争力日渐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的可能风险 |
| 一、宏观环境层面 |
| 二、行业环境层面 |
| 三、企业内部层面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理论基础与可行路径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三、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可行路径 |
| 一、出口贸易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波动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主要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一、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经验 |
| 二、日本产能转移经验 |
| 三、德国产能转移经验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9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与新国际贸易形势 |
| （一）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
| （二）国际贸易新形势 |
| （三）机遇与挑战并存 |
| 二、经济承压背景下对中国主要能源相关行业的影响 |
| （一）煤炭行业 |
| （二）石油与天然气行业 |
| （三）清洁能源行业 |
| （四）钢铁行业 |
| （五）汽车行业 |
| （六）有色金属行业 |
| （七）电力设备行业 |
| 三、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及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
| （一）全国能源消费预测 |
| （二）基准情景下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预测 |
| （三）乐观情景下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预测 |
| （四）悲观情景下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预测 |
| （五）结论 |
| 四、政策建议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就业极化发展现状的研究 |
| 二、关于就业极化产生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问题、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论文的研究问题 |
| 二、论文的分析框架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技能劳动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 |
| 第一节 总体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一、基于受教育水平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二、基于平均工资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三、基于工作任务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产业层面的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一、农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二、工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三、服务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工资不平等的演变特征 |
| 一、实际工资变化特征 |
| 二、技能溢价的变化特征 |
| 第二章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现实 |
| 一、技术进步的发展现状 |
| 二、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 |
| 三、技术进步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三、常规化假设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
| 一、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供给 |
| 二、技术进步与劳动需求结构 |
| 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 |
| 第三章 国际贸易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现实 |
| 一、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贸易的发展阶段 |
| 三、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企业出口对各类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二、离岸外包对各类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国际贸易的就业效应 |
| 一、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 |
| 二、国际贸易对高、中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三、离岸外包对高、低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四、逆向外包促进了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事实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
|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资本积累对不同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三、人口增长对不同技能劳动供给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 |
| 一、产业层面就业结构的变化特征 |
| 二、产业要素投入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快提升教育质量,提升高中低技能劳动技能和供给 |
| 二、深化国际贸易,加快技术进步进程 |
|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
| 四、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
|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技能间的收入差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国家经济风险 |
| 二、新型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倡议 |
| 四、中亚国家与中亚地区 |
| 第二节 国家经济风险评价方法体系 |
| 一、国家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 |
| 二、国家信用风险评估理论体系 |
| 三、国家风险评估的中国探索 |
| 第三节 经济波动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一、关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理论 |
| 二、关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理论 |
| 第四节 经济相互依赖性相关理论 |
| 一、经济相互依赖的内涵 |
| 二、经济相互依赖的衡量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单一的产业结构 |
| 二、依附型经济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一、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
| 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
| 三、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 |
| 四、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
| 五、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
| 一、中亚各国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分析 |
| 二、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经验判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风险分析与评估 |
| 第一节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内部风险 |
| 一、中亚国家内部经济的脆弱性风险 |
| 二、中亚国家内部经济的失衡性风险 |
| 第二节 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因素与指标体系选择 |
| 二、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之指标权重的确定 |
| 一、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
| 二、风险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
| 第四节 基于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的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 |
| 一、数据的处理与指标的综合加权 |
| 二、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水平的综合评价 |
| 三、中亚各国内部经济风险的特征分析 |
| 第五节 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的内部新型风险分析 |
| 一、创新经济的内涵及发展状况 |
| 二、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面临的新型风险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分析与评估 |
| 第一节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 |
| 一、影响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博弈因素 |
| 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 |
| 第二节 基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评估 |
| 一、中亚各国经济与外部因素波动的协同性测度 |
| 二、基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中亚各国外部经济风险评估 |
| 第三节 基于经济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分析 |
| 一、基于贸易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外部风险分析 |
| 二、基于外资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外部风险分析 |
| 第四节 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的综合分析与研判 |
| 一、中亚各国外部经济风险的特征分析 |
| 二、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的综合研判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分析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 |
|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引进中国投资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产能合作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金融合作 |
| 五、“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创新经济合作 |
| 第二节 中亚国家内外部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二、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脆弱性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二、经济失衡性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三、对外依赖性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四、创新经济新型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中亚各国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综合分析 |
| 一、中亚五国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
| 二、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综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落实的风险应对 |
| 第一节 在项目实施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风险应对 |
| 一、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夯实中亚各国互联互通基础 |
| 二、创新项目合作模式以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 |
| 三、拓宽行业合作领域以推动中亚国家产业升级 |
| 四、推进海外产业园区建设来增强企业整体协同能力 |
| 第二节 在双边合作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风险应对 |
| 一、根据中亚各国的风险特征选择差异化合作路径 |
| 二、加强制度性建设来促进双边合作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
| 三、加强双边金融合作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 |
| 四、积极开展创新经济领域合作,实现双边合作转型升级 |
| 第三节 在区域互利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风险应对 |
| 一、加强大国战略关系协调,谋求区域互利共赢 |
| 二、深化区域能源合作,提升与中亚能源合作的竞争力 |
| 三、积极推动区域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 |
| 四、对接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对中亚国家经济风险的策略 |
| 一、建立风险评估保障机制,应对项目损失风险 |
| 二、整合内部资源,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 三、加强中亚民间互信程度,体现利益合理共享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论实体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金融危机暴露虚拟经济过度的弊端 |
| 二、脱实向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 |
| 三、复苏实体经济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动态 |
| 一、实体经济的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实体经济的国内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四节 实体经济的研究方案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处 |
| 第一章 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三、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内生技术变化理论 |
|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 |
| 四、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简要评论 |
| 第二章 实体经济的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实体经济的概念、特点与功能 |
|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
|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
| 三、实体经济的功能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
|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 |
|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联系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一、第三产业的范畴界定 |
| 二、实体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分析 |
| 一、德国道路 |
| 二、美国道路 |
| 三、日本道路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创新制造技术 |
| 二、培养优质人力资源 |
| 三、拓宽国际销售市场 |
|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
| 一、要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
| 二、要培育国际高端品牌 |
| 三、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
| 四、要保持健康的产业结构 |
| 五、要科学应对产能过剩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的回归 |
| 第一节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
|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德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战略举措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后美中德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一、美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二、中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三、德国复苏实体经济的成效评价 |
| 第五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SWOT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优势分析(Strength) |
| 一、实体经济发展成就辉煌 |
| 二、技术创新体系稳步形成 |
| 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 |
| 四、产业链成熟劳动力丰富 |
| 第二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劣势分析(Weakness) |
| 一、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
| 二、科技创新体制尚不健全 |
|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 四、职业技术教育不够发达 |
| 第三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 |
| 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机遇 |
|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
| 第四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挑战分析(Threat) |
| 一、产业空心化趋势 |
| 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
| 三、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
| 第六章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省域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一、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二、福建省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实体经济产业的实证分析 |
| 一、传统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纺织服装业为例 |
| 二、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
| 第三节 实体经济企业的实证分析 |
| 一、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上汽集团为例 |
|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福耀玻璃为例 |
| 第七章 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 |
| 第二节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实力 |
| 一、着力化解产能过剩 |
|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 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 第三节 激发企业活力，坚守实体经济 |
| 一、重振企业家精神 |
| 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
| 三、培育国际知名品牌 |
| 四、加大人才建设力度 |
| 第四节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实体经济 |
| 一、制订发展规划，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
| 二、优化社会氛围，营造勤劳创业的外部环境 |
| 三、坚持扩大内需，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
| 四、强化楼市调控，坚定不移遏制投机炒作 |
| 第五节 深化体制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
| 一、完善科技体制，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 二、深化金融改革，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三、加强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
| 四、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能耗强度影响因素分析与节能目标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增长模型中稀缺性资源要素的导入及可持续增长路径分析 |
| 1.3.2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 |
| 1.3.3 能源消费的影响体系分析 |
| 1.4 研究的框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的框架和逻辑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2 中国能源消费的特征描述和分析 |
| 2.1 能源消费的数据特征描述 |
| 2.1.1 能源消费的总量特征 |
| 2.1.2 能源消费的结构特征 |
| 2.2 中国能耗强度的历史演化与特征 |
| 2.2.1 能源消费强度的总体变动趋势分析 |
| 2.2.2 能源消费强度的区域特征分析 |
| 2.2.3 能源消费强度的产业特征分析 |
| 2.2.4 业部门的行业能耗差异分析 |
| 2.3 中国能源消费的矛盾分析与瓶颈作用的解读 |
| 2.3.1 能源消费总量缺口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压力 |
| 2.3.2 能源消费结构特征形成巨大的生态压力 |
| 2.3.3 能源消耗过分集中于工业部门 |
| 2.3.4 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将加大节能降耗的难度 |
| 2.4 本章小结 3 不同区域发展模式下能耗强度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 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1 研究对象的选择：能源总量还是能耗强度 |
| 3.1.2 研究维度的比较：省际和产业维度的差异 |
| 3.1.3 实证模型的确定：影响因素选择 |
| 3.2 省际能源消费强度影响因素的面板模型分析 |
| 3.2.1 面板模型简介(Panel Data Model) |
| 3.2.2 变量及样本说明 |
| 3.2.3 省际能耗强度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3.2.4 省际能耗强度变动的影响分析 |
| 3.3 进一步的研究：结合区域特征的分析 |
| 3.3.1 区域划分：传统划分、高低能耗强度划分与城市样本的特殊考察 |
| 3.3.2 样本、模型与估计 |
| 3.3.3 地域特征与能耗强度变动：一个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4 不同产业特征条件下能耗强度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我国产业能耗强度的差异化表现分析 |
| 4.1.1 样本维度拓展：能耗变动微观特征的进一步考察 |
| 4.1.2 产业能耗强度变动的能源消费特征分析 |
| 4.2 产业能源消费强度影响因素的面板模型分析 |
| 4.2.1 变量及样本说明 |
| 4.2.2 产业能耗强度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4.2.3 产业能耗强度变动的影响分析 |
| 4.3 能耗强度变动机制在工业行业层面的考察 |
| 4.3.1 变量及样本说明 |
| 4.3.2 工业部门行业能耗强度面板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
| 4.3.3 行业不同要素形态条件下的能耗强度影响机制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5 节能约束的管制途径分析：对节能制度设计的思考 |
| 5.1 节能约束体系的形成 |
| 5.1.1 节能约束主体的确定与目标分解 |
| 5.1.2 保增长与降能耗的矛盾 |
| 5.2 节能管制的政策选择及效应分析 |
| 5.3 节能政策基于长效性视角的重新审视 |
| 5.3.1 约束分解体系的不合理 |
| 5.3.2 对当前节能政策途径长效性的思考 |
| 5.4 本章小结 6 结论与建议 |
| 6.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6.2 政策蕴意与启示：基于节能长效机制的思考 |
| 6.2.1 加快推进能耗领域数据统计体系的完备 |
| 6.2.2 细化能耗监测指标,调整总量监测思路 |
| 6.2.3 科学、合理的分解和制定区域节能目标 |
| 6.2.4 结合区域特征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通道 |
| 6.2.5 加快高耗能行业管控思路的扭转 |
| 6.2.6 引导政府投资偏好向有利于节能的方向改进 |
| 6.2.7 创造和培育管制主体从横向向纵向转移的体制环境 |
| 6.2.8 推进生态和环境成本价格化的改革步伐 |
| 6.3 本文的创新 |
| 6.4 本文的不足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后记 |
（10）理想祖国——后改革30年全记录（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60个春天的故事 |
| 民生展 |
| 上让另一部分人后富起来 |
| 中发展方式里的原动力 |
| 下一位90后省长的为官之本 |
| 民企展 |
| 上对内开放 |
| 中朝阳向晚霞表示的敬意 |
| 下野百合的阳光 |
| 乡村展 |
| 上“一号文件” |
| 下对总理的严厉批评 |
| 教育展 |
| 上希望工程最后的孩子 |
| 下“钱学森之问”和“温家宝内疚” |
| 文化展 |
| 上星辰杂技与太阳马戏 |
| 中《熊猫》与《猫》 |
| 下《温柔白头海雕》与《功夫熊猫》 |
| 医疗展 |
| 上终成正果 |
| 中中国超级细菌的终结 |
| 下谁是最可爱的人 |
| 环境展 |
| 上重整河山在今生 |
| 廉政展 |
| 上终极反腐 |
| 中腐败分子哪儿去了 |
| 下被遗忘的包公 |
| 结束语国家主席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
四、2003年前10个月中国有色金属外贸出现高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国际转移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唐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J]. 郝宇,巴宁,盖志强,晏国耀.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2)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5]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D]. 赵渊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D]. 张居营.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铜工业中速发展时代以质先行[N]. 定律,杨翼. 中国有色金属报, 2015
- [8]论实体经济[D]. 黄聪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9]中国能耗强度影响因素分析与节能目标实现[D]. 王祥.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10]理想祖国——后改革30年全记录[J]. 贾鲁生. 中国作家, 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