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MS)及其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论文文献综述）
江帆[1]（2021）在《山东省冠县听障老年人抑郁现状调查与基于助听器的干预效果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水平提高,人口快速老龄化已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严峻问题。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面临着健康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中听力健康状况更是不容忽视。听力障碍不仅是自身功能减退的重要表现,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沟通和交往能力,导致老年人社会功能弱化、人际交往减少,极易引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抑郁是老年人常患的心理疾病之一,更是造成老年自杀的最主要原因。听力障碍作为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之一,两者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有数据显示,高达1/5的听障老年人报告过抑郁症状,另外有22%的听障老年人有过抑郁患病经历,如何改善听障老年人抑郁状况显得尤为迫切。随着听觉辅助治疗技术的发展,听力障碍防治进入了全新时代。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善听力状况进一步干预老年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成为新的研究议题。目前国内外围绕听障老年人抑郁状况的研究数量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日趋成熟,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国内针对听障老年人抑郁流行现状的研究主要以医院患者为研究对象,缺乏代表性人群研究;其次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再次,国内目前针对听障老年人抑郁的干预研究较为局限,既往以护理干预为主的研究不仅存在干预时间短（<1个月）、证据质量等级低等问题,对于大范围的老年听障人群也不具备可操作性。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健康老龄化的目标,以山东省冠县为样本地区,将听障老年人抑郁的现状和干预研究作为博士选题。通过探索听障老年人抑郁的流行现状、作用机制和干预措施,旨在为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实践提供研究指导,为积极应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目标:采用现场调查数据,分析听障老年人抑郁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在厘清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干预试验,为进一步提高听障老年人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1）明确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与抑郁的关系;（2）探讨听障老年人抑郁流行现状;（3）厘清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4）构建干预试验并评价干预效果;（5）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本研究数据包括两部分:一是“山东省冠县老年听力障碍调查”数据,二是“山东省冠县老年听力障碍干预研究”数据。研究对象为山东省冠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研究内容与方法（1）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与老年听力障碍和抑郁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筛选整理符合要求的文献资料进行综述,初步了解和总结目前听障老年人抑郁研究进展及面临的主要问题。（2）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利用Meta分析法对有关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与抑郁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评价,通过综合大量相关研究结果,对两者关系进行更为合理、精准、严密和客观的分析。（3）采用现场调查数据了解听障老年人抑郁流行现状。运用纯音测听法和老年抑郁量表（GDS-15）评估老年人听力及抑郁状况,采用Mantel-Haenszel χ2检验分析不同听力状况老年人抑郁检出率的变化趋势,利用方差分析、t检验等统计推断方法对不同特征老年人的抑郁状况进行比较,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抑郁影响因素。（4）基于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对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现场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分析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5）基于听力障碍对抑郁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以听力障碍合并抑郁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开展为期6个月的干预试验,探究以助听器为手段的听力干预措施能否有效改善听障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在持续收集试验对象抑郁、社会参与、社会隔离、孤独感等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Mann-Whitney U检验、配对符号秩和检验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评价干预试验效果。研究结果（1）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与抑郁关系分析根据系统评价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共筛选出22篇文献纳入分析,其中14篇研究结果显示听力障碍显着增加了老年人的抑郁风险,另外8篇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关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Meta分析结果显示,听障老年人抑郁的患病风险是非听障老年人的1.26倍（OR=1.26,95%CI:1.18,1.33）,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根据研究方法分类,横断面研究中听障老年人抑郁的患病风险是非听障老年人的1.28倍（OR=1.28,95%CI:1.18,1.39）,队列研究中为1.23 倍（OR=1.23,95%CI:1.11,1.34）,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2）听障老年人抑郁检出状况和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在山东省冠县8个乡镇（街道）23个村庄（居委会）中抽取了 4111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量3769例,其中听障老年人1648人（43.37%）。抑郁在老年人中的检出率为10.93%（GDS-15≥5分）。按照听力状况分类,抑郁在正常听力和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听障老年人中的检出率分别为5.23%、16.89%、18.21%、28.45%和34.78%,随着听力水平下降,抑郁检出率呈现递增趋势,Mantel-Haenszel χ2检验显示不同听力状况老年人抑郁检出率变化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 1）。对老年人（n=3769）抑郁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听力正常的老年人,患有轻度（β=0.16,P=0.04）,中度（β=0.33,P=0.02）,重度（β=1.23,P<0.001）和极重度（β=1.74,P<0.001）听力障碍的老年人抑郁得分更高,听力障碍显着加重了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对听障老年人（n=1648）抑郁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听力障碍等级、职业状态、慢性病、基本活动能力障碍、社会参与、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是抑郁的影响因素:相比患有轻度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度（β=0.16,P=0.02）,重度（β=1.20,P<0.001）和极重度（β=1.81,P<0.001）的老年人抑郁得分更高,听力障碍越严重,抑郁症状越明显;从职业状态上看,退休（β=0.08,P=0.047）和无业（β=0.09,P<0.001）的听障老年人抑郁程度比在业的听障老年人高。从健康状况看,有慢性病（β=0.06,P=0.001）与基本活动能力障碍（β=0.11,P<0.001）的听障老年人抑郁症状更明显。对比距离调查时间一个月内无社会参与的听障老年人,有社会参与的听障老年人抑郁程度更低（β=-0.01,P<0.001）。听障老年人社会隔离越严重（β=-0.08,P<0.001）、孤独感越强烈（β=0.11,P<0.001）,抑郁症状更明显。（3）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分析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①相对于听力正常的老年人,患有轻度（OR=0.17,P<0.001）、中度（OR=0.14,P<0.001）、重度（OR=0.10,P<0.001）和极重度听力障碍（OR=0.08,P<0.001）的老年人社会参与度更低,且听力障碍等级越高,社会参与可能性越小;②相对于听力正常的老年人,患有轻度（β=-4.60,P<0.001）、中度（β=-6.29,P<0.001）、重度（β=-6.59,P<0.001）和极重度听力障碍（β=-8.53,P<0.001）的老年人社会隔离程度更高,且听力障碍等级越高,社会隔离越严重;③相对于听力正常的老年人,患有轻度（β=14.32,P<0.001）、中度（β=16.56,P<0.001）、重度（β=16.86,P<0.001）和极重度（β=17.97,P<0.001）听力障碍的老年人孤独感更强烈,且听力障碍等级越高,孤独感越强烈;④相对于过去一个月内无社会参与的老年人,有社会参与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更明显（β=-0.33,P<0.001）。社会隔离严重程度和孤独感强度与抑郁呈正相关关系,社会隔离越严重（β=-0.03,P<0.001）、孤独感越强烈（β=0.04,P<0.001）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更明显。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准化路径系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听力障碍和抑郁间的标准化直接效应值为0.25,标准化总间接效应值为0.16,其中听力障碍通过社会隔离、社会参与和孤独感影响抑郁的标准化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3、0.02和0.11。Bootstrap区间估计结果显示:听力障碍和抑郁间的直接效应Bootstrap 95%CI 为（0.19,0.33）,直接效应显着;总间接效应 Bootstrap 95%CI为（0.15,0.24）,总间接效应也显着。（4）听障老年人抑郁干预效果评价研究本研究招募了山东省冠县老年听力障碍调查中听力障碍合并抑郁的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加入试验的老年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接受助听器干预）和对照组（无干预措施）,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干预试验,共收集到有效资料215份（干预组107份,对照组108份）。试验结果显示:①干预组研究对象在佩戴助听器1个月及6个月后,平均听阈值从佩戴前的52.07±12.79dBHL分别降为36.91±4.71dBHL和34.53±3.36dBHL;对照组平均听阈值无明显变化。②在利用助听器进行听力干预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后,干预组研究对象的抑郁得分从基线的7（6,9）分分别下降到6（5,8）分、5（4,7）分和4（4,6）分,对照组基本保持不变。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显示干预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后两组研究对象的抑郁得分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③配对符号秩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研究对象抑郁得分在每个测量时间点间的组内比较,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照组干预3个月后的抑郁得分与干预1个月后的抑郁得分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其他测量时间点间抑郁得分的组内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④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研究对象抑郁得分的组间因素（F组间=27.49,P<0.001）、组内因素（F时间=270.54,P<0.001）和交互作用（F交互=214.66,P<0.001）均显着。干预组研究对象的抑郁程度随时间变化而逐渐降低,而对照组研究对象的抑郁程度基本保持不变。⑤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研究对象社会参与的组间因素（F组间=13.56,P<0.001）、组内因素（F时间=11.50,P<0.001）和交互作用（F交互=7.41,P<0.001）均显着。干预组研究对象在佩戴助听器一个月后,社会参与情况得到显着改善,之后趋于平稳。对照组研究对象的社会参与情况基本不变。⑥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研究对象社会隔离得分的组间因素（F组间=11.34,P<0.001）、组内因素（F时间=13.92,P=0.001）和交互作用（F交互=27.85,P<0.001）均显着。干预组研究对象社会隔离程度随时间变化而逐渐下降,对照组研究对象的社会隔离情况无明显变化。⑦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研究对象孤独感得分的组间因素（F 组间=6.30,P=0.01）、组内因素（F 时间=15.93,P<0.001）和交互作用（F交互=16.44,P<0.001）均显着。干预组研究对象的孤独感随时间变化而逐渐降低,而对照组研究对象的孤独感情况基本不变。结论与建议主要结论:（1）山东省冠县听障老年人抑郁检出率为18.29%,明显高于听力正常的老年人,随着听力水平下降,不同听力等级老年人的抑郁检出率呈现递增趋势,听力障碍显着增加了老年人抑郁程度。听力障碍等级和职业状态、慢性病、基本活动能力障碍、社会参与、孤独感、社会隔离是听障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2）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不仅直接影响抑郁,还通过社会参与、社会隔离和孤独感对抑郁产生间接影响。比较听力障碍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可以发现,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不仅大于每个中介因素代表的间接影响,同时也大于总的间接影响。（3）佩戴助听器后老年人听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抑郁程度随助听器佩戴时间延长而持续降低,社会参与度显着提升,社会隔离和孤独感明显下降。这表明良好的听力能改善老年人社会参与,维护老年人社会网络,有效减轻老年人孤独感和抑郁程度。对策建议:（1）加强听障老年人抑郁筛查力度,将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作为老年人健康的关注重点,增强听障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的易获得性和专业性,实现抑郁的早发现和早治疗。（2）提高听障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完善其社会网络。通过促进社交活动、提供网络支持、加强家庭照顾等多种方式帮助听障老年人维持和发展社会资源,建立和维系满意的社会网络,以保持和促进其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3）健全听力干预措施,根据不同老年人的特征制定更为细化、差异化的听力干预策略。通过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层面的干预来促进听力健康,进而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实现积极老龄化。研究创新与不足主要创新点:（1）本研究采用现场调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填补了国内该方面的研究空白,为针对性的干预和改善听障老年人抑郁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2）本研究首次采用区别于临床样本的社区调查数据探索了针对听障老年人的人群干预方案。该方案整合了听力障碍和抑郁两种广泛存在的老年慢性病,为我国残疾老年人心理健康管理做出了新尝试。不足与展望:（1）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实证研究部分仅在山东省冠县进行了横断面调查,建议未来研究扩大抽样范围,开展大样本队列调查。（2）本次干预研究仅进行了 6个月,对长期干预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对助听器长期佩戴效果的研究。
柯丽,刘冰,徐曼,林紫,徐祥雷[2]（2017）在《老年人躯体疾病与抑郁症生活事件的中介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老年人躯体疾病对抑郁症患病的影响以及生活事件的中介效应。方法分层和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十堰市白浪开发区4个社区的501名老年人,采用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MS）和老年健康状况和相关因素调查量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低[OR=0.157,95%CI(0.0280.873]、脑卒中或身体部分偏瘫[OR=0.164,95%CI（0.0490.549）]是老年抑郁症患病的危险因素。老年人躯体疾病个数、生活事件个数和是否患抑郁症任意两者之间都呈正相关,生活事件在躯体疾病和抑郁症患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4.87%。结论需要及时评估老年躯体疾病患者的生活事件,采取多方面措施减少抑郁症的患病率。
潘欣欣,李萍[3]（2016）在《维吾尔文版老年精神状况量表社区简版的信效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翻译并评价维吾尔文版老年精神状况量表社区简版（GMSA）的信效度。[方法]翻译并修订GMSA,采用维吾尔文版GMSA在门诊和社区对294例60岁以上的维吾尔族老年人进行调查评价其信效度,并对100例老年人进行拟合诊断。[结果]维吾尔文版GMSA的总Cronbach’sα系数为0.963;评定者间信度为0.930;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70。专家内容效度（CVI）为0.856;以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医生诊断为标准测定校标效度,老年抑郁症的诊断符合率为84.00%,灵敏度为85.42%,特异度为82.69%,阳性预测值为82.00%,阴性预测值为86.00%,Kappa=0.680（P<0.01）。[结论]维吾尔文版GMSA具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诊断效能较好,可以在新疆社区维吾尔族老年人群中筛查老年抑郁症状。
潘欣欣[4]（2016）在《社区汉族老年抑郁症现患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调查乌鲁木齐市社区60岁以上汉族老年抑郁症的患病情况,分析老年抑郁症发生的可能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针对老年人的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乌鲁木齐市分层随机整群抽取两个行政区共计8个社区的汉族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流行病学方法,应用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 hedule,GMS）,由统一培训的6名调查员对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并运用GMS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the Automated Geriatric Examination for computer as sisted Taxonommy,AGECAT）对调查的老年人群进行病例诊断,最终由精神科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在此基础上对可能影响老年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在课题设计、调查、数据录入三个阶段采用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混杂因素对研究准确性的影响作用。结果:1.本次共计调查801名乌鲁木齐市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为5.6%,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3%,其中女性老年抑郁患病率为7.8%,男性老年抑郁患病率为3.0%,男性、女性老年抑郁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性别、宗教信仰等进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共有8个变量与老年抑郁的发生相关,其中有宗教信仰（OR=11.961,95%CI=1.633-27.624）、负性事件数量（OR=10.389,95%CI=1.805-29.786）、自评健康状况差（OR=21.270,95%CI=1.687-48.234）、癌症（OR=14.111,95%CI=4.636-36.164）、视力受损（OR=8.309,95%CI=4.314-18.324）为老年抑郁的危险因素,而性别（OR=0.105,95%CI=0.013-0.867）、健康改变（OR=0.030,95%CI=0.002-0.450）、自评乐观（OR=0.105,95%CI=0.018-0.603）为保护因素。结论:1.乌鲁木齐市汉族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较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2.老年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有宗教信仰、负性事件数量、自评健康状况差、癌症、视力受损是老年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而性别（男性）、健康改变和自评乐观为保护因素。
冯蕾,王喜华,李萍,侯铭,王发省[5]（2014）在《新疆维汉民族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研究现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上1/3的国家和地区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第6次人口普查统计,2010年新疆总人口为2181.3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214.69万人,占总人口的60.42%,维吾尔族约占总人口的45.94%;汉族约占总人口的39.58%,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0.93%[1]。这一数据标志着新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健康老龄化发展系必经之路。老年抑郁症泛指存在于老年期（≥60岁）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包括原发性抑郁（含青年或成年期发病,老年期复发）和见于老年期的各种继发性抑郁,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迟滞和躯
冯蕾,王艳梅,王喜华[6]（2014）在《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与躯体疾病关系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疆老龄化具有少数民族老龄人口数量高于汉族老龄人口的特征[1],且有研究显示和田维吾尔族老年人寿命较长。维吾尔族老年人口数量较多,寿命较长,但患老年抑郁症的比率较高,目前,专门针对维吾尔族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的研究在新疆社区开展较少,而且老年人躯体疾病较多,有些抑郁症状归因于躯体疾病所致而未暴露,造成虽有较高的患病率,但主动接受心理治疗的比率却较低[2]。社区简版GMS目前应用最广,检测条目反
聂晓璐,王红英,孙凤,杨智荣,唐少文,陶庆梅,王华丽,吕晓珍,于欣,詹思延[7]（2013）在《2000-2012年中国社区人群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系统综述和更新的meta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2000-2012年中国社区60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的时间、地区和人群分布特征。方法:通过系统检索CBM、CMCC、CNKI、VIP、万方、PubMed、MEDLINE、EMBASE、Cochrane图书馆等中英文数据库,在张玲等已发表2000-2010中国老年人抑郁检出率的meta分析基础上,纳入2011-2012年有关中国老年期抑郁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提取meta分析原有结果和2011-2012纳入研究的原始数据,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数据进行合并分析。结果:研究补充纳入2011-2012年文献15篇。2000-2012年中国社区人群中,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的合并值为22.8%（95%CI:19.5%26.2%）,2000-2012老年期抑郁障碍患病率为17.2%（95%CI:10.6%23.8%）。13年间,抑郁情绪检出率缓慢上升,中间略有波动。在纳入研究的18个省份中,我国西部地区高于中、东部地区,农村高于城市;女性高于男性;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不随年龄增长而升高、文盲高于受教育者、独身高于在婚人群;不同量表结果有所不同。结论:在过去13年里,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较高。地处西部地区或农村地区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高,女性检出率可能高于男性。
冯蕾[8]（2013）在《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现况调查及危险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老年抑郁症的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迟滞和躯体不适等,它不能简单归同于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病变,近年发病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老年抑郁症可导致老年人精神残疾和自杀行为,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极大的负担。国内外已对老年抑郁症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新疆针对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现状研究较少。新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0.93%,标志着新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新疆老龄化具有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少数民族老龄人口数量高于汉族老龄人口,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较差的特点。维吾尔族老年人聚居地--和田曾经是世界长寿地区之一。维吾尔族老年人群的心身健康状况如何值得关注。老年人较少会主动咨询心理医生来解决貌似躯体疾病的心身问题,导致老年抑郁症漏诊现象严重。社区筛查可以使维吾尔族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得到初步保障。目前尚无专门应用维吾尔族语言筛查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等精神状况的评定量表,借鉴国内外经验开发一套维文版量表在维吾尔族老年人群中使用,对健康老龄化发展意义重大。老年抑郁症病因复杂,它包含了社会、心理、免疫等多重作用的结果。对于社区首发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病例对照研究可以避免受医院药物和各种人为干扰因素的影响,较为客观的探索各种社会影响因素及生化、免疫学指标对该疾病的影响作用,为探讨病因研究奠定基础。目的（1）验证维文版GMS量表的使用效能,评价该量表的可行性、信度、效度等指标。（2）在社区筛查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了解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及社会影响因素。（3）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比较躯体机能指标和血脂、细胞因子在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和正常对照组之间的差别,为老年抑郁症的病因学研究奠定基础。方法本课题包含三部分内容：（1）第一部分：研究工具的选择和应用：运用量表翻译、回译和文化调试方法翻译GMS量表为维文版,在社区和医院门诊进行维文版GMS量表信度和效度的考核。（2）第二部分：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现况调查：采取两阶段随机分层抽样在新疆维吾尔族人群较为集中的南疆、北疆和东疆各随机抽取一个城市和农村,再次随机抽取该地区的社区或村,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在维吾尔族老年人群中运用维文版GMS量表开展老年抑郁症问卷调查,调查内容还包含各种社会影响因素如：自评生活和健康的满意现状,社会支持现状,自述躯体疾病的种类及数量,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相关社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3）第三部分：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病例对照研究：在前期现况调查的基础上,经精神科医生根据CCMD-3诊断标准确诊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随机抽取病例54例,并在同样地区进行配对健康对照48例,测量体重、身高等躯体机能指标,检测血脂系列、血清细胞因子IL-1β、IL、IL-6、TNF-α等指标在病例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明确这些指标与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关系。结果（1）维文版GMS量表在新疆维吾尔族老年人中可行性较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维语版GMS量表的总Cronbach’a系数为0.963；评定者问一致系数为0.930；全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70。专家内容效度（CVI值）为0.856；以CCMD3医生诊断为标准测定校标效度,老年抑郁症的诊断符合率为84.00%,灵敏度为85.42%（41/48）,特异度为82.69%（43/52）,阳性预测值为82.00%（41/50）,阴性预测值为86.00%（43/50）,Kappa=0.68（P=0.00）。（2）本次调查城乡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0.60%,城市社区患病率为2.80%,农村患病率为23.60%；男性患病率为5.91%,女性患病率为14.58%,女性是男性患病率的2.717倍（χ2=24.572,95%的可信区间：1.830-4.035）；（3）本次调查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单因素分析显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发生在婚姻状况（χ2=1.853,P=0.603）、年龄（χ2=0.304,P=0.959）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文化程度（χ2=17.548,P=0.002）、职业（χ2=31.366,P=0.000）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吸烟（χ2=0.700,P=0.403）饮酒（χ2=0.082,P=0.775）的生活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发生与是否参加集体旅游（x2=10.137,P=0.001）、是否参加社区活动（χ2=11.087,P=0.001）、是否打牌（χ2=18.071,P=0.000）、是否打麻将（χ2=5.021,P=0.025）、是否下棋（χ2=6.349,P=0.011）、是否经常散步（χ2=7.676,P=0.006）有相关性,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者在自评健康状况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604,P=0.000）；患有一种以上躯体疾病的维族老年人所占比例占总人数的61.93%,3种以上躯体疾病人数占总人数的28.37%,患抑郁症的比率高达22.02%；维吾尔族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损害率为3.83%；维吾尔族老年人与家人相处不融洽患抑郁症的比率是相处融洽的2.184倍（χ2=4.840,95%的可信区间：1.089-4.382）；维族老年人负性生活事件数量中,3件以上发生抑郁症的几率是20.43%,负性生活事件中经济困难（χ2=13.559,95%的可信区间：1.449-3.518）和亲人去世（χ2=10.695,95%的可信区间：1.289-2.828）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发生经济困难引发老年抑郁症的几率是没有经济困难老年人的2.258倍。日常活动能力正常的老年人对抑郁症的发生是一种保护因素,其OR值为0.217（χ2=14.709,95%的可信区间：0.099-0.474）,经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本次调查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老年抑郁症的发生与女性、自评健康状况差、有痴呆病史、患有中风或部分瘫痪以及躯体疾病的数量、不同区域与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有关联；城乡分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维吾尔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差,患有身体中风和部分瘫痪,偏头痛,参加宗教组织活动,负性生活事件等与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有关联；农村维吾尔族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差,女性,有抑郁症病史、痴呆症病史以及躯体疾病数量对老年抑郁症有影响。自评健康状况的好坏和躯体疾病数量与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有关联。（5）病例对照研究发现：病例组与对照组的收缩压（t=2.697,P=0.008）、体重（t=2.153,P=-0.034）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的时测收缩压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对照组130.611±14.215,抑郁组137±8.693）；病例组甘油三脂高于对照组,经检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84,P=-0.04,其余血脂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TNF-a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经检验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75,P=0.001）,而IL-1β、IL-6、IL-2指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维文版GMS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诊断效能较好,可以在新疆社区维吾尔族老年人群中筛查老年抑郁症。（2）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较高,与自评健康状况差和躯体疾病数量较多有密切的关系,应引起社会重视。城市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与内地城市相当,但农村老年抑郁症患病率明显高于内地,与农村维吾尔族老年人躯体疾病较多,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女性社会地位较低,中风或偏瘫的病史有关。维吾尔族老年人忌烟限酒、大家庭聚居、与周围邻居相处融洽是其心身健康的保护因素,但较少参与传统的智力游戏活动,自评经济困难,自评健康状况差,躯体疾病数量增加,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多对维吾尔族老年人心身健康有负面影响。（3）血压、体重以及甘油三脂的升高进一步增加了维吾尔族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血清细胞因子TNF-a对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有影响。鉴于本研究针对维吾尔人群,样本来自社区人群且各种干扰因素较少,今后需进一步增加病例对照研究的样本量论证血清细胞因子在老年抑郁症中的作用和相关性。
樊清华[9]（2012）在《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影响因素分析及卫生服务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老年痴呆是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之后引起老年人死亡的第四大病因。全世界目前约有3600万人正在遭受老年痴呆疾病的折磨,并且以每7秒钟新增—名患者的速度递增。中国现有老年痴呆患者约600-800万人,约占世界老年痴呆疾病患者总数的1/4。老年痴呆疾病的经济负担在过去的25年中增长了76%。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老年痴呆疾病患者不断增加,给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患者家庭、本人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目前大多数人仍然把老年痴呆疾病的最初症状认为是衰老的必然表现,缺乏对老年痴呆疾病的认识和重视；社会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医护人员和研究人员很少；针对老年痴呆疾病的相关教育、研究、卫生服务的资金投入比例低；针对老年痴呆疾病的卫生服务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本课题调查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流行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老年痴呆疾病卫生服务政策提出可行性建议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1.初步了解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经济负担情况；2.进行老年痴呆流行病学调查,并探索可能的危险因素,建立基础本地资料；3.分析空巢期老年人与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的关系；4.分析老年痴呆疾病与老年人死亡原因的关系；5.为政府规划老年精神卫生服务和制定城乡社区干预和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可行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老年痴呆疾病经济负担研究对象为太原市中心医院2009年～2010年精神卫生科住院AD病例共29例,其中女22例,男7例；随机选取精神卫生科非AD老年病例共10例,其中男4例,女6例。老年痴呆流行病学调查分别在2008年8月、2009年5月、2011年7月进行。研究对象为山西省晋中市康乐社区和晋中市庄子乡60岁以上老年人（1948年6月30日前出生）。2008年8月为老年痴呆疾病患者筛查；2009年第一次回访,做老年痴呆疾病影响因素调查,共调查1124例,获有效例数1029例。2011年7月,进行第二次回访,在原调查人群中进行老年人死因分析,获得有效问卷909份。自制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患者经济负担调查问卷；用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来初步测算老年痴呆疾病的经济负担。使用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hedule, GMS）、老年健康状况MDS （Minimum Data Set）和相关因素调查量表、老年健康状况认知测验调查表、老年躯体和神经系统检查表、知情人问卷,利用规范的整群抽样方法,在自然人群中获取研究样本,对调查对象以及其“知情人”的情况进行系统地、全面地调查分析。使用与GMS相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Automated Geriatric Examination for Computer Assisted Taxonomy AGECAT）作为老年痴呆诊断工具；运用EpiData3.1录入MDS危险因素调查表数据；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分析,主要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等方法,了解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与疾病的关系；躯体疾病、兴趣爱好等与老年痴呆的关系,进行老年痴呆疾病危险因素探讨。老年痴呆疾病患者的死亡分析部分由调查者利用VA （Verbal Autopsy）量表入户对死者临终患病情况的知情人进行访谈。结果与讨论：1.老年痴呆疾病经济负担：老年痴呆患者的治疗过程中的直接费用比对照组高出近3倍,且损失的伤残调整寿命年要高于对照组,提示山西省的老年痴呆疾病经济负担较高。2.老年痴呆患病率：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的患病率为3.7%（城市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为1.6%,农村老年痴呆患病率为5.8%）,农村老年人口的痴呆患病率显着高于城市老年人,约是城市老年人白痴呆患病率的3倍。3.老年痴呆疾病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基本特征力方面,不同年龄、地区、职业、文化程度的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有统计学差异。其中:60-69岁年龄段痴呆患病率为2.0%,70-79岁年龄段为2.5%,而大于等于80岁年龄段的患病率为13.6%,经趋势χ2检验,随着年龄升高,老年痴呆的患病率越来越高（χ2=20.671,P<0.001）；从地域来看,农村患病率（5.8%）要显着高于城市（1.6%）（χ2=12.743,P<0.001）；从职业分布角度分析,农民和家庭主妇的痴呆患病率较高,分别为4.9%和6.8%（Fisher确切概率P=0.003）；从文化程度看,痴呆患者主要分布在文盲、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其患病率分别为8.2%,1.6%和1.7%（Fisher确切概率P=0.000）。女性的患病率虽然高于男性,但是统计学检验并没有发现有意义,分析原因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如女性人群平均寿命较长,文盲比例相对较高等。不吸烟组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高于吸烟组老人（不吸烟4.8%,吸烟2.4%,χ2=4.203,P=0.040）,说明吸烟是老年痴呆疾病的保护因素,饮酒和不饮酒组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兴趣爱好方面,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人痴呆的患病率（0.5%）低于不常锻炼的老人（4.1%）,提示体育锻炼是老年痴呆患病率的保护因素（z2=6.676,P=0.010）。本研究结果显示,听力有问题的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为7.1%,听力正常者的患病率为2.9%,提示听力可能与老年痴呆患病率有关（校症χ2=4.764,P=0.029）；有肾脏病的老年痴呆患病率为12.5%,没有肾脏病的患病率为3.2%,肾脏病与老年痴呆患病率有关（Fisher确切概率法P=0.02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患有高血压与老年痴呆疾病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产生的可能原因有：在目前中国农村社区,老年人连最基本的血压控制都没有,许多人患高血压而未被发现、治疗。另外如现场测量的血压也不是非常准确,调查过程中老人可能会因为面对陌生人而血压升高,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从而使得所测的血压不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来发现高血压和其他的一些心血管疾病患病的情况与老年痴呆疾病的关系。在本次研究中,运用ADL量表对老年人进行生活自理能力评分,根据综合得分划分为三个等级：无依赖、部分依赖和完全依赖。经单因素分析发现,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与与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之间关系显着,并且随着老年人生活依赖性的增强,老年痴呆患病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提示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的高低对老年痴呆疾病有一定影响,但是亦不排除老年痴呆患者山于痴呆疾病而导致生活自理能力退化这一现象对数据信息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影响可能是相互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70-79岁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与60-69岁组相比尚不能认为有差别,而80岁以上老年人患痴呆的风险显着增加。在其它变量固定的条件下,80岁以上组患痴呆的概率是60-69岁组的8.17倍；在其它变量固定情况下,农村老年人患痴呆的风险要比城市老年人患痴呆的概率高4.833倍；生活自理能力也影响老年人痴呆症的患病率,研究发现不能独立生活的老人患痴呆症的危险性是能够独立生活的老人的2.058倍,由于样本量的限制,未对生活自理能力设置哑变量,因此,无法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等级生活自理能力对老年痴呆患病率的影响；听力障碍是老年痴呆疾病的危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听力障碍老人,痴呆疾病的患病率是无听力障碍老人的2.568倍；邻居朋友的支持是老年痴呆疾病的保护因素,经常与邻居朋友交往的老年人痴呆疾病患病率比不经常交流的老人低0.738倍。4.空巢期老年人与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的关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处于空巢期的老人有624人,占调查总人数的60.7%,其中女性317人,占59.6%；男性307人,占61.9%。城市处于空巢期的老年人占73.5%,农村处于空巢期的老年人占48.2%,处于空巢期的城市老年人多于农村老年人。在四种生活状态的研究中得到：处于鳏寡期（独居）的城市老年人占9.6%,农村老年人占11.9%,农村的鳏寡期老人更多；相比城市,单纯与配偶居住的农村老人较少,为36.3%,与配偶和子女共同居住的农村老人更多,占36.2%。丧偶或离异后与子女居住的农村老人较城市多。处于鳏寡期（独居）的老人痴呆疾病患病率为4.6%,高于非鳏寡期老人的痴呆疾病患病率（3.6%）。通过对四种生活状态的老年痴呆患病率比较发现：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和与配偶和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的痴呆患病率要低于鳏寡期（独居）的老人和与子女居住的老人,说明配偶这一因素是老年痴呆患病率的保护因素。而本研究表明：空巢不仅会引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下降,自理能力降低,甚至会带来孤寂、抑郁等问题,同时也是引发老年痴呆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要进行老年痴呆疾病的预防干预工作,解决老年人空巢问题及空巢带来的一系列精神、生活和社会问题则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5.老年痴呆患者死亡分析本次调查发现,老年痴呆患者的死亡率（42.1%）远远高于非痴呆老年人（8.6%）,提示痴呆是加速老年人死亡进程的危险因素。对痴呆患者进行死因分析,并结合访谈记录,得出如下结论：（1）由于痴呆疾病的疾病经济负担较高,导致照顾者经济、精神、身体的三重疲惫,出现对痴呆老人照顾不周的情况而使老人意外死亡；（2）痴呆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减退,活动范围日渐缩小,逐渐导致身体器官功能退化甚至病变；（3）10%的痴呆疾病患者是由抑郁症患者转化而来的,可能在患抑郁症期间,由于其精神状态的影响,健康状况已经受到侵蚀,再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进而甚至因该疾病而死亡。综上所述,老年痴呆疾病所带来社会、家庭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要想有效预防老年痴呆,必须找到关键的影响因素对其干预,方可见成效。
雷冬兰[10]（2011）在《长治某社区老年抑郁症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每3个中国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1]。因此,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也成为医疗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抑郁症是老年人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的精神疾患,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通过对长治某社区老年抑郁症的横断面调查,了解长治某社区老年抑郁症的人群分布特征,比较不同性别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水平,探索老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探索积极有效的社区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长治某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配有计算机自动诊断系统的（AGECAT）的老年精神健康状况量表（GMS）和自行设计的影响因素量表,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并由临床医生参考CCMD-3和DSM-IV对量表筛查出的可疑抑郁症病例做出拟合诊断。所有资料利用Excel软件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结果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X。检验、单因素Logistic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果：本次调查长治市某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856人中,其中165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故实际研究人数为691人。691人中55.9%为男性,44.1%为女性。年龄分布中：60-70岁为206人,占29.8%,71到80岁的为403人,占58.3%,81岁以上的为82人,占11.7%。单身者160人,占23.2%,在婚者521人,占75.4%。干部／商人448人,占64.8%,工人138人,占20%,农民9人,占1.3%,其他86人,占12.4%。文化程度中文盲76人占11%,小学89人占12.9%,初中180人,占26.05%,高中279人,占40.4%,大专以上133人,占19.2%。男性抑郁症有20人,女性抑郁症37人。卡方检验示：性别、婚姻、职业、文化程度、户外活动、生活满意情况、健康状况、心脏病、糖尿病、视力问题、居住模式、朋友交流、邻居交流、健康改变、经济困难、亲人去世、被盗、亲朋间冲突、害怕经历、负性事件数量、日常活动能力等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该社区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患病率,文化程度越高,抑郁症患病率要低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2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外活动、担心子女、生活满意自评、经济收入自评、和健康状况自评、心脏病、糖尿病、偏头疼、癫痫、癌症、听力问题、躯体疾病数量、宗教信仰、居住模式、得到帮助、信赖朋友、朋友交流、邻居交流、健康改变、经济困难、亲人去世、不愉快/伤心、负性事件数量、日常生活能力均对老年抑郁症有影响。3多因素显示：担心子女、自评健康差、听力问从不与亲人交流、与朋友每月交流一次,经济困难和负性事件数量均是老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4该诊断系统用于老年抑郁症的诊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二、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MS)及其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MS)及其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论文提纲范文）
（1）山东省冠县听障老年人抑郁现状调查与基于助听器的干预效果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阐释 |
| 2.1.1 听力障碍 |
| 2.1.2 抑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
| 2.2.2 社会支持理论 |
| 2.2.3 社会排斥理论 |
| 2.2.4 活动理论 |
| 2.2.5 躯体症状—情绪困扰模型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听障老年人抑郁流行现状研究 |
| 2.3.2 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
| 2.3.3 老年人群中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研究 |
| 2.3.4 听障老年人抑郁干预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听力障碍与抑郁关系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
| 3.1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3.1.1 文献检索策略 |
| 3.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3.1.3 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 |
| 3.1.4 质量控制 |
| 3.1.5 统计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文献检索结果 |
| 3.2.2 纳入文献一般特征 |
| 3.2.3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
| 3.2.4 Meta分析结果 |
| 3.2.5 异质性检验 |
| 3.2.6 敏感性分析 |
| 3.2.7 发表偏倚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抑郁流行现状研究 |
| 4.1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4.1.1 研究对象 |
| 4.1.2 研究指标 |
| 4.1.3 统计分析 |
| 4.2 研究结果 |
| 4.2.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4.2.2 不同听力状况老年人抑郁检出情况 |
| 4.2.3 不同特征老年人抑郁状况分析 |
| 4.2.4 抑郁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
| 4.3 讨论 |
| 4.3.1 抑郁检出状况分析 |
| 4.3.2 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研究 |
| 5.1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5.1.1 研究对象 |
| 5.1.2 研究指标 |
| 5.1.3 统计分析 |
| 5.2 研究结果 |
| 5.2.1 回归分析 |
| 5.2.2 作用机制分析 |
| 5.3 讨论 |
| 5.3.1 听力障碍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2 听力障碍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比较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听障老年人抑郁干预效果评价研究 |
| 6.1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6.1.1 研究对象 |
| 6.1.2 干预内容与方法 |
| 6.1.3 研究指标 |
| 6.1.4 质量控制 |
| 6.1.5 统计分析 |
| 6.2 研究结果 |
| 6.2.1 基线数据 |
| 6.2.2 助听器干预情况 |
| 6.2.3 干预效果评价 |
| 6.3 讨论 |
| 6.3.1 助听器对抑郁的干预效果分析 |
| 6.3.2 助听器对社会参与、社会隔离与孤独感的干预效果分析 |
| 6.3.3 听障老年人助听器的选配与使用状况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创新与不足 |
| 7.3.1 创新 |
| 7.3.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老年人躯体疾病与抑郁症生活事件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对象 |
| 1.2 方法 |
| 1.2.1 研究工具 |
| 1.2.2 调查方法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老年抑郁症患病情况与背景资料的关系 |
| 2.2 躯体疾病个数、生活事件个数与抑郁症患病情况的关系 |
| 2.3 老年人躯体疾病对抑郁症患病的影响 |
| 2.4 生活事件中介效应检验 |
| 3 讨论 |
（3）维吾尔文版老年精神状况量表社区简版的信效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工具 |
| 1.2.2 量表的翻译 |
| 1.2.3 诊断效能的评价 |
| 1.2.4 调查方法 |
| 1.2.5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维吾尔文版GMSA的可行性 |
| 2.2 维吾尔文版GMSA信度的分析 |
| 2.2.1 同质信度 |
| 2.2.2 评定者间信度[5] |
| 2.2.3 重测信度 |
| 2.3 维吾尔文版GMSA效度的分析 |
| 2.3.1 专家内容效度 |
| 2.3.2效标效度 |
| 3 讨论 |
| 3.1 维吾尔文版GMSA的可行性评价 |
| 3.2 维吾尔文版GMSA的信度评价 |
| 3.3 维吾尔文版GMSA的效度评价 |
| 3.4 GMSA-AGECAT计算机诊断系统适合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的筛查 |
（4）社区汉族老年抑郁症现患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1.1 抽样方法 |
| 1.2 调查汉族老年人纳入排除标准 |
| 1.3 样本含量估计 |
| 2 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类型 |
| 2.2 研究工具 |
| 3 质量控制 |
| 4 统计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6）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与躯体疾病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调查工具: |
| 1.2.2 诊断工具: |
| 1.2.3 调查方法: |
| 1.2.4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 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情况 |
| 2.2 维吾尔族老年人躯体疾病患病情况 |
| 2.3 躯体疾病对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的影响 |
| 3 讨论 |
| 3.1 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城乡患病率 |
| 3.2 躯体疾病影响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 |
（7）2000-2012年中国社区人群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系统综述和更新的meta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文献检索 |
| 1.2 纳入、排除标准 |
| 1.3 文献质量评价和信息提取 |
| 1.4 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2.1 文献检索结果 (图1) |
|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 |
| 2.3 文献质量评价 |
| 2.4 社区人群老年期抑郁总体检出率和患病率的meta分析 |
| 2.4.1 抑郁情绪检出率 |
| 2.4.2 抑郁障碍患病率 |
| 2.5 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三间分布特征 |
| 2.5.1 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的时间趋势 |
| 2.5.2 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的地区分布 |
| 2.5.3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比较 |
| 2.5.4 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在不同量表间的差异 |
| 2.6 敏感性分析 |
| 3 讨论 |
| 4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1纳入文献基本信息表 |
| 附录2文献质量评价表 |
（8）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现况调查及危险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参考文献 |
| 研究之一 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现况调查工具的选择和应用 |
| 1 引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量表的翻译 |
| 2.2 测定GMS维文量表诊断效能的评价工具 |
| 2.3 对象与方法 |
| 2.4 调查员培训及预实验 |
| 2.5 现场调查方法 |
| 2.6 GMS维文版本量表现场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
| 2.7 质量控制 |
| 2.8 技术路线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研究之二 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
| 1 引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与工具 |
| 2.3 质量控制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研究之三 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躯体机能指标、血脂及细胞因子的病例对照研究 |
| 1 引言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数据分析 |
| 2.4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综述 新疆维汉民族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9）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影响因素分析及卫生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山西省城乡社区老年痴呆疾病经济负担研究 |
| 2.1 对象与方法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山西省城乡社区老年痴呆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 3.1 对象和方法 |
| 3.2 主要工具 |
| 3.3 技术路线图 |
| 3.4 资料处理和分析方法 |
| 3.5 研究程序 |
| 3.6 结果 |
| 3.7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山西省城乡社区老年痴呆疾病影响因素研究 |
| 4.1 对象与方法 |
| 4.2 质量控制 |
| 4.3. 统计分析 |
| 4.4. 统计分析结果 |
| 4.5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老年人空巢期与老年痴呆疾病患病率的关联性研究 |
| 5.1 对象与方法 |
| 5.2 质量控制 |
| 5.3. 统计分析 |
| 5.4. 统计分析结果 |
| 5.5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老年痴呆疾病患者的死亡分析 |
| 6.1 对象与方法 |
| 6.2 质量控制 |
| 6.3 统计分析 |
| 6.4 统计分析结果 |
| 6.5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卫生服务研究 |
| 7.1 对象与方法 |
| 7.2 结果 |
| 7.3 讨论及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 |
| 8.3 不足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因涉及版权问题未附全部调查表) |
| 1. 老年健康状况MDS和相关因素调查量表(表二) |
| 2. 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经济负担研究调查问卷(表六)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10）长治某社区老年抑郁症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四、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MS)及其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省冠县听障老年人抑郁现状调查与基于助听器的干预效果评价研究[D]. 江帆. 山东大学, 2021(10)
- [2]老年人躯体疾病与抑郁症生活事件的中介效应[J]. 柯丽,刘冰,徐曼,林紫,徐祥雷.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14)
- [3]维吾尔文版老年精神状况量表社区简版的信效度研究[J]. 潘欣欣,李萍. 护理研究, 2016(34)
- [4]社区汉族老年抑郁症现患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D]. 潘欣欣. 新疆医科大学, 2016(10)
- [5]新疆维汉民族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研究现状[J]. 冯蕾,王喜华,李萍,侯铭,王发省.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4(28)
- [6]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与躯体疾病关系分析[J]. 冯蕾,王艳梅,王喜华. 新疆医学, 2014(06)
- [7]2000-2012年中国社区人群老年期抑郁情绪检出率——系统综述和更新的meta分析[J]. 聂晓璐,王红英,孙凤,杨智荣,唐少文,陶庆梅,王华丽,吕晓珍,于欣,詹思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11)
- [8]社区维吾尔族老年抑郁症现况调查及危险因素研究[D]. 冯蕾. 安徽医科大学, 2013(01)
- [9]山西省老年痴呆疾病影响因素分析及卫生服务研究[D]. 樊清华. 山西医科大学, 2012(10)
- [10]长治某社区老年抑郁症影响因素分析[D]. 雷冬兰. 山西医科大学,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