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贝尔斯托夫新产品（论文文献综述）
张若凡[1]（2020）在《公共艺术创作中非物质化倾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物质”这一概念,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非物质》一文中,更多地倾向于科技对人类的思想、认识、精神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正如物质是控制物质的主体为了达到自身的特殊目的而需要的补充一样,“非物质”也不例外,其矛盾的概念而言,“非物质”对一个规划来说意指一种不再是实物的物质（不管“野蛮”与否）;对“人”来说,它揭示了一种可与自身的分解相比较的分解。当然,非物质与物质的对立性是不言而喻的。以物质化存在的传统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后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的出现,开始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呈现方式的固有概念。与后现代艺术同时代的现代公共艺术,在经历了以壁画、雕塑、装置等物质性呈现的初始阶段后,大量以影像、互动、音效、灯光的“非物质化”形式呈现的公共艺术品,逐渐拓展了艺术的内涵与外延。而对公共艺术中“非物质化”趋势的研究,则试图从全新的视角来剖析公共艺术与当代艺术的相互关系以及创作方法。
唐超[2]（2020）在《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是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学校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普及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个人实验到政府主导的转变,奠定了现代英国幼儿教育的基础。19世纪也是英国社会剧变的时期。经过工业革命,英国从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英国最早实现了城市化,伴随而来的是持续的教派冲突和阶级斗争。经济的腾飞与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的改革进程。幼儿学校的迅猛发展与社会剧变在历史时空上的重叠,赋予了本研究独特的意义。研究这一时期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可以深化我们对英国幼儿教育史的认识,理清教育发展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为对象,在宏观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助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等,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段教育史,本研究在纵向维度以幼儿学校的办学主体为切入点,将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1800-1823）;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1824-1838）;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的推进（1839-1869）及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的普及（1870-1900）。在横向维度主要考察了不同阶段幼儿学校的教学实践及其发展特点。通过分析发现:幼儿学校从个人实验走向政府主导,是英国为解决学校数量不足问题的必然之路。这条道路符合英国人的文化传统和英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条自下而上、荆棘丛生、充满斗争的道路,带有明显的中产阶级特性。中上层社会对幼儿学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保障是推动幼儿学校普及的主要原因。在幼儿学校体系方面,英国幼儿学校呈现出一种“进化”而非“进步”模式。怀尔德斯平的体系很好地应对了各种挑战,最终发展成为国家幼儿学校体系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幼儿教育观的转变和幼儿学校事业的发展相互影响,致使幼儿学校的性质实现了从民间慈善到国家福利的转变,教育场所经历了从家庭、教会到社会的转移,教育的内容也逐渐世俗化。论文共7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研究的缘起,明晰研究意义,厘清研究对象的内涵,以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内容,确定研究思路,选择适合本研究的方法。第一章追溯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渊源,重点阐述济贫院、育婴堂、主日学校等慈善机构中的贫困幼儿教育。通过对这些机构创办宗旨、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内容等方面的分析发现:这些慈善机构主要致力于保育而非教育;由于缺乏成熟的模式和专业的教师,教学质量也比较低下。第二章考察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幼儿学校实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欧文所生活的环境出发,描述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二是阐述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实验的创办宗旨、理论基础、教学与管理;三是分析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实验的影响。第三章探讨英国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幼儿学校运动期间,民间成立了一些幼儿学校组织,它们推动了幼儿学校在英国的传播,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怀尔德斯平作为幼儿学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完整地阐述了幼儿学校的理念,创造性地改进了幼儿学校的环境,并在全国建立了幼儿学校网络,奠定了英国幼儿学校体系的基础。第四章研究民办公助下英国幼儿学校的推进。本章从国家资助幼儿学校的方式出发,把幼儿学校发展分为“申请资助”和“结果支付”两部分,分析了不同资助制度的产生、内容及其对幼儿学校的影响。在“申请资助”制度下,幼儿学校的补助金逐年上升,国教派开始主导幼儿学校,幼儿学校的数量得到提升,教学条件获得改善,幼儿学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得到提升。在“结果支付”下,幼儿学校的补助金急剧缩减,入学率逐渐提升,教学内容向读、写、算倾斜。第五章论述一系列教育法案影响下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本章选取1870年、1876年、1891年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法案,论述了英国政府是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推动幼儿学校的普及;同时探讨了在幼儿学校普及的过程中学校规模及其内部体系的变化。第六章对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动因、特征与影响。结语部分对绪论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褚军棠[3]（2020）在《绝望与希望 ——加缪荒诞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为基础,结合加缪其他文学作品探讨希望和绝望在加缪荒诞哲学中的地位并且阐释希望和绝望在荒诞哲学当中所独有的意义,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和维度对于绝望与希望进行不同阐释,最后在加缪文学作品当中主要通过《鼠疫》中鼠疫灾难代指荒诞对人的影响研究与《局外人》中具体对荒诞的人的研究并通过对比分析绝望与希望在作品中的不同体现,区分两部作品中加缪思想随着时间不同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并进行比较。得到实际上的体现。本论文除绪论之外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加缪荒诞哲学中所涉及的希望与绝望进行区别分类,从加缪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中分析希望与绝望在加缪荒诞哲学中的含义及对荒诞产生及发展的影响。使两者字面含义与荒诞形成过程相结合,以此证明希望与绝望在对比过程中形成荒诞,并在荒诞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相互转变的发展方式。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也是本论文的创新部分。以《西西弗神话》中的绝望和希望为出发点,从多维视域下的不同角度对于绝望和希望进行分析,将加缪荒诞哲学中对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思考与绝望和希望相结合。使绝望与希望在荒诞哲学中表现得更为全面丰富。第三部分重点是希望和绝望在加缪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加缪不同时期的作品探讨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通过《鼠疫》分析荒诞在社会层面中对人的影响和应对方式以及《局外人》中荒诞对个体的人的影响及面对方式从而印证绝望和希望对于人转变为荒诞的人以及荒诞的产生以及解决办法所起到的重要性。
张金艳[4]（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马蒙[5]（2019）在《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获得胜利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带领人民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苏联民主政治模式。从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现实后果来看,总体上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苏联模式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为关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人们提供了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问题的样本和对象。论文从逻辑与历史统一出发,在文本研究中历史梳理了各具代表性的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中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托派最早作为党内反对派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批判党的官僚化和民主发展不平衡。指出苏联社会是过渡社会,国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苏联社会性质上主要有官僚集体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种看法。第四国际正统派政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发展和恢复工人民主和苏维埃民主。当代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提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需要不断革命完成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三大任务以推动国家消亡。总之,托派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苏联官僚统治,否则苏联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西方马克思主义于20年代初在批判苏联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厂委员会的自治社会主义直接民主模式。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并列展开批判,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国家,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斯大林逝世及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全面系统展开,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缺乏自由,苏联党的统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统治,在消灭私有制后产生了新的新的独裁,只有专政没有民主。还批评赫鲁晓夫和斯大林一样都没有发展好社会主义民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批判的哲学依据,批判苏联专制,政治异化。70年代左右相关流派批判苏联是党专政,不是解放的社会。批评苏联强国家的政治异化以及苏维埃式的直接民主制会导致专制。除了少数流派反对人道主义批判外,总体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两种批判进路和社会主义道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从诞生起就紧跟苏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了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民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进行批判。批评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不是工人民主国家。批判苏联官僚阶层凌驾于社会之上,认为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诞生的制度并没有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落后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具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前提。根本摈弃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恢复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取代苏维埃模式的委员会民主制,实行多党制,继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指出苏联解体是因为民主发展的失败,致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优势未能发挥。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另一个国家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批判的吸收一切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在中国得以不断发挥。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新时代,对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比较,可以认识到,批判总体上是有问题意识的,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一定借鉴价值。同时批判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有极端化和片面化问题。在批判的批判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和规律:民主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常生活批判与民主习惯的养成;发展民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的魅力在于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民主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论文紧扣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民主消亡理论主题,试图突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张力,从三个流派的批判研究入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展开比较研究和总体评价,以期从批判的批判中探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使理论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实践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王芹[6]（2019）在《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演变的整个学术思想版图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南斯拉夫实践派（以下简称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闻名于世。实践派在“复兴马克思”的旗帜下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深刻反思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足,并对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了有益探索,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线索,对实践派的理论进行全面阐发,分析其贡献,反思其不足。从总体上看,实践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其根本方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基本原则是总体性、历史性、自决、矛盾和超越。在亚里士多德、阿伦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实践哲学基础上,实践派对实践概念做了新的阐释,将之理解为人所特有的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革命的活动。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上,实践派把人看成是实践存在物,批判了“经济人”假设、“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和“人是经济动物”等社会中流行的错误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常见的经济因素决定论进行了反思。实践派对人的概念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缺陷,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双重维度（描述性和规范性）,在理论上坚持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实践派全面阐释了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就人道主义而言,他们反对一切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坚持具体的、战斗的、实践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就革命而言,他们反对一切唯暴力论（单一的政治革命）,主张将革命扩展至人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践派主张辩证地理解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互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而缺少了人道主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实践派将理论的出发点设定为现实的人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其核心理论关切是现实社会如何阻碍了人的发展以及具体的社会条件可以为人的需要和发展提供哪些可能性。实践派深刻反思了社会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区分了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图式和弱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图式,并认为后者更能体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批判精神。实践派批判了社会决定论的内在机制和片面观点,在承认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前提下强调偶然性和可能性。实践派反对把自由看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自由的核心是自决。他们区分了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强调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必须同时得到关注。与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片面强调消极自由不同,实践派主张在不放弃消极自由的同时实现积极自由。他们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本对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实践派认为苏联是一个官僚制的、国家主义的社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异化,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是走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让工人自己管理企业和国家。在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勇于探索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立足点。实践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尽管实践派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某些方面也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但仍存在片面性,如其实践概念和自治社会主义理论便带有乌托邦色彩。实践派还未能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其批判话语仍是一种宏大叙事和哲学思辨,因而无法揭示那些阻碍人道主义实现的社会机制和因素,更无法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象。
周杰[7]（2019）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极少主义艺术的仪式特征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探究极少主义艺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一方面在对收集到的美国东西海岸极少主义艺术作品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针对以往的极少主义艺术研究中审美体验的缺失,从材料的表现性入手,分析材料对于时代知觉特征的反映;同时,针对以往的研究对作品社会文化部分的忽视,从极少主义作品形状的组织秩序所呈现出社会组织特征出发,分析研究两者所象征的工业时代社会和文化特征。首先论文在论述了极少主义艺术的时代文化背景、艺术环境、学术脉络和梳理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摒弃了以往沿着形式主义的道路,以迈克·弗雷德的剧场理论和罗莎琳·克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等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确定了人类学仪式理论和形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作品中的材料的象征性、组织秩序的象征性和观众的参与性等仪式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点明了对以往研究的质疑和论文的创新点。第一章通过对极少主义起源的追溯,探讨了极少主义对于至上主义、构成主义、风格派、包豪斯、达达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发展与反思。并以围绕极少主义的相关争论作为线索,论述了极少主义与仪式在其场所、各部分组成结构、重复、象征意义、内部矛盾与参与性等方面的共同点,极少主义作品虽然不再以仪式为基础,但它具有仪式特征。同时,从观众的角度进行考量,极少主义作品也并非只具有表演的特征。接下来,第二章从东西海岸极少主义美学特征的差异出发,引发对于东西海岸极少主义作品中的材料和加工技术的分析,明晰了东海岸作品主要以现成的工业、建筑材料和工业产品为材料,它们象征着基本的建筑构件,也概括了基本的对建筑的知觉经验;西海岸作品则采用了新兴的有机材料和加工技术来制作作品的基底和进行着色,以此不断唤起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轻工业制品、汽车、城市灯光等的回忆。第三章对极少主义作品中形状组织的秩序进行探究,提出作品中多个形状之间的组织关系主要呈现为:数列性秩序、系列性秩序和构建性秩序。两种组织秩序是对社会生产和建筑构建秩序的象征,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只是在部分作品中,某一类秩序发挥着主宰性的作用。第四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不同类型极少主义作品中观众的参与方式的分析,明晰了极少主义作品从有序地进行空间组织到逐步消解了视角和空间结构,将参与者带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使作品与参与者之间在身体和感知上紧密联系起来。第五章对于作品材料的象征性、组织秩序的象征性和观众的参与性等仪式特征进行总体性地讨论。极少主义作品的象征指涉不仅反映社会和时代的知觉特征,还从艺术家的主观性和人与物的交融角度将对社会生产的模拟上升到社会组织层面。同时通过观众的参与,作品为艺术接受者提供了一个具有文化认同感和合法性的模型。极少主义作品抽象的形式就通过其仪式性的象征和参与性,与人、经验、秩序和历史结合了起来,具有了社会性与文化性。总的来看,极少主义艺术作品中,形式的极少带来的是外沿的极大拓展,极少主义就是一个集工业生产秩序、构建、互动、直观知觉经验为一体的社会文化万花筒。也正是因为艺术家们对“极少”的追求,带来了作品外延意义上的极大丰富。
邓小华[8]（2018）在《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资格框架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基础性制度,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分级和融通构成它的“结构—功能”体系。资格分级是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起点,从技术复杂性的视角探讨国家资格分级的内在逻辑是保证资格等级体系合理性与贯通性的理论前提。本研究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以及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复杂性范式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哲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首先,通过经验归纳、批判反思和理论演绎相结合的方式论证技术逻辑作为国家资格分级内在根据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其次,分别探讨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分级所遵循的技术逻辑;最后,分析技术逻辑规制下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的中介与条件,提出基于技术逻辑的国家资格等级描述标准。规律是从经验和历史之中构建的。通过对国内外资格分级经验的比较与个案剖析,发现我国国家资格分级存在经验主义路径依赖现象,具体表现在国际资格分级经验的简单借鉴、国家教育体系等级的简单移植和国家职业资格分级的简单代入等三个方面。对经验依赖现象的全面审视促使国家资格分级内在逻辑研究的理论自觉。技术逻辑作为国家资格分级的内在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具有同质性,其本源在于两类资格共同的技术本体。在大技术观的前提下,本研究探讨了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中技术图景展现的逻辑范畴: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的整合,通用技术与专用技术的贯通,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的互动。与国家资格层级的相对恒定、技术复杂性的三维向度以及国家资格融通的技能中介等三个理论预设一起,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教育资格分级遵循技术知识复杂性逻辑。技术知识是由技术原理知识、技术事理知识和技术伦理知识构成的开放自组织系统,它既与技术活动相互作用,也与纯粹科学知识相联系,其复杂性沿着“通用—专用”、“成熟—创新”相互交织的路径演化。普通教育资格分级体现技术原理知识逻辑、职业教育资格分级体现技术事理知识逻辑,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资格分级则取决于碎片化技术知识的结构化程度。在技术知识逻辑支配下,初中教育资格应成为教育资格分级的起点,职业教育资格等级的拓展遵循与普通教育资格相衔接的串行路径,教育资格等级描述可采用技术知识标准的“4x2”框架。职业资格分级遵循技术活动复杂性逻辑。专业性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知识的创新导致了技术活动的复杂性,其复杂性程度可以用“递进—并行”模型来表达。生产、服务、维护、开发、设计、创新和管理等技术活动既是递进的,也是并行的,而且各技术活动自身还有从生疏到熟练的层级变化,它们与技术知识、工作情境和信息共享等条件性要素一起,构成了具有层次性、回归性、联通性和统一性特点的复杂系统。遵循技术活动复杂性逻辑,应把先前工作经历纳入职业资格分级,旨在贯通职业技术实践和工程技术实践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要对接职业资格分级,而职业资格等级标准的描述也应围绕技术活动复杂性展开。在技术逻辑规制下,以具身认知为取向的技能积累是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的逻辑中介。资格融通作为国家资格框架的功能负载决定了资格分级的目标和方向,也决定了国家资格等级描述标准。以技能为核心要素,融合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等级描述标准,国家资格等级描述标准可标识为技术知识、技能和技术活动三个维度,它们相互影响,使国家资格分级充分体现技术复杂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与国际资格等级描述标准接轨。
刘城晨[9]（2017）在《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基于联盟问题的研究》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的发展催生了制度变迁研究对行动者作用的关注。在这些研究中,行动者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逐渐得到论证。但是在实际分析中,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及其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仍然有待明确。本文以国际安全治理为经验研究对象,考察政策主体通过外交政策推动联盟变迁的行为逻辑,进而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在运用（外交）政策手段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策主体会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在这些限制下,政策主体如何影响和推动制度（联盟）的变迁?为解答上述问题,文章以政策学习为切入点,尝试解析制度变迁过程中行动者的作用。文章首先选择詹姆斯·马洪尼和凯瑟琳·瑟伦建立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政策环境通常作为客观条件限制政策主体推动目标制度变迁的策略空间。这一变量同时包括国际体系结构以及目标联盟凝聚力两个维度,前者决定政策主体在政策运行中受到的抑制程度,后者决定政策主体能够对目标制度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作者加入了政策学习能力作为第二个解释变量,这一变量作为主观因素限制着政策主体的政策学习过程。政策学习能力包含决策体制以及精英凝聚力两个具体维度,决策体制决定政策的灵活性,精英凝聚力则决定政策的稳定性。此外,借助政策学习理论以及组织研究中的组织学习理论,本文建立起政策学习与调适机制,用以解释政策的变化。通过过程追踪法、系统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本文对魏玛德国时期的德国与反德同盟,20世纪初的美国与英日同盟,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威廉德国时期的德国与反德同盟等六个具体案例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第一,政策环境通常形塑政策主体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策略空间,这一因素的影响受到政策学习能力的抑制;第二,政策学习能力是政策主体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影响政策调适的效果;第三,政策主体通过学习与调适不断调整自身的政策,这引发了政策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首先,改善了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问题时忽视外部能动性的问题;其次,补充了政策主体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的限制条件;最后,明确了政策学习影响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
玉努斯江·艾力[10]（2017）在《清代塔兰奇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塔兰奇”,是对中国新疆伊犁地区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境内维吾尔人的旧称。塔兰奇,又译为“塔里雅沁”,系古突厥语,其产生与当时新疆地区的土地制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50年代,但其作为特定人群身份的代称却出现较晚。清朝统一新疆后,在重新组织分散在阿克苏地区的伊犁原有居民的基础上,招募天山南路各地维吾尔人,把他们迁徙至伊犁河南北两岸各地从事农耕,保障了清军的粮食供应并让其上交赋税,按准噶尔旧例被冠以“塔兰奇”一词来称呼。1881年,伊犁维吾尔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后,塔兰奇一度成为中亚部分维吾尔人的民族称呼。1921年按照塔什干会议的精神,中亚维吾尔人放弃了这一名称,恢复原称——维吾尔。20世纪30年代,即民国新疆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塔兰奇”这一名称具有了民族的含义,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实体,一直延用到1950-1952年开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中才被禁止使用。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围绕塔兰奇人的名称、准噶尔割据政权与天山南北的农耕人口、清朝平定准噶尔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首先就有关塔兰奇名称的几种观点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以及“塔兰奇”一词的词源进行研究;其次,就准噶尔割据时期天山北部的“塔里雅沁”“布哈拉人”“伯德尔格、乌沙克”等农耕人群进行探讨。第二章主要从军府制和清朝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清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实施的管理和统治方法、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等三个方面,探讨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塔兰奇人的司法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而勾画出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的全貌。第三章分三个部分对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进行研究。首先从伊犁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陕甘回民起义对固勒扎事变的影响等方面,对事变爆发的原因进行剖析;其次探讨固勒扎事变后建立的塔兰奇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部分结合相关文献,对塔兰奇政权的内部斗争以及沙俄侵略伊犁等对塔兰奇政权的灭亡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对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的研究,阐述塔兰奇人被迫迁往七河省的过程以及迫迁对伊犁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分析塔兰奇人迁出伊犁后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等问题。为系统阐述清代塔兰奇人的历史,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历史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吸收宗教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口述访谈法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对清代塔兰奇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塔兰奇人最初发祥地并不在伊犁,而是在今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一带;“塔兰奇”一名是对历史上被准噶尔统治者强迫从事农耕的部分维吾尔人按照职业认同模式贴上的一种标识。回屯是清政府的一个创举,在清代伊犁的各类屯垦形式中成效最大。就目前而言,伊犁河两岸大部分村落是从清代回屯屯区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是其发展模式的延续。新疆伊犁农业的开发史事实上是各个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部历史。
二、贝尔斯托夫新产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贝尔斯托夫新产品（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艺术创作中非物质化倾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的确立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2.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2.1 美国——制度优先 |
| 2.2 法国——历久弥新 |
| 2.3 德国——不拘一格 |
| 2.4 日本——别具特色 |
| 3.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 |
| 1.1 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观 |
| 1.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 |
| 1.1.2 “非物质化”的界定 |
| 1.2 “非物质”作为问题的由来与产生 |
| 1.2.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化 |
| 1.2.2 “非物质化”的特点 |
| 1.2.2.1 精神创造的受动性 |
| 1.2.2.2 精神创造的实践性 |
| 1.2.2.3 精神创造的人文性 |
| 1.2.3 “非物质”在当下的社会泛化 |
| 1.3 物质的“非物质化” |
| 1.3.1 城市中的非物质化 |
| 1.3.2 从非物质到“气态” |
| 1.3.3 “贫穷”的艺术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艺术创作中的“非物质化”趋势 |
| 2.1 视频——从图像叙事到影像叙事 |
| 2.1.1 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的影像艺术 |
| 2.1.2 皮皮洛蒂·瑞斯特的影像与多媒体艺术 |
| 2.1.3 数字假象与感官真实——team Lab的美学野 |
| 2.2 表演——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
| 2.2.1 包豪斯之舞——奥斯卡·施莱默 |
| 2.2.2 超越舞台的行为艺术——快闪《夜巡》 |
| 2.2.3 逃离当下——谢德庆的《做一年》系列 |
| 2.2.4 诗意包裹现实——弗朗西斯·埃利斯 |
| 2.2.5 伊夫·克莱因——非物质绘画 |
| 2.3 烟火——将爆破玩成艺术 |
| 2.3.1 玛格达莲娜·耶特洛娃的红色烟幕 |
| 2.3.2 蔡国强的烟火艺术 |
| 2.4 灯光——艺术点亮城市 |
| 2.4.1 欧洲的城市灯光节与自贡灯会 |
| 2.4.2 玛格达莲娜·耶特洛娃的光束 |
| 2.4.3 用科技探索自然光影的无穷可能——拉里·贝尔 |
| 2.4.4 点亮泰晤士河——里奥·维拉瑞尔 |
| 2.5 地景——超越日常的尺度 |
| 2.5.1 克里斯托夫妇的包裹艺术 |
| 2.5.2 以自然为材的天然“雕塑” |
| 2.5.3 一方一处——理查德·朗 |
| 2.6 空间——红色的卡普尔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非物质化”形式拓展的公共艺术 |
| 3.1 艺术设计的“非物质化”转变 |
| 3.2 “非物质化”的公共艺术 |
| 3.2.1 “非物质化”公共艺术的创造规划原则与要求 |
| 3.2.2 “非物质化”公共艺术创造的空间分析方法 |
| 3.2.3 “非物质化”公共艺术的创造布局与控制 |
| 3.3 非物质化与现代创造 |
| 3.3.1 艺术的非物质化 |
| 3.3.2 创造与生活的融合 |
| 3.3.3 模糊公共与私人概念的界限 |
| 3.3.4 时间的“抽屉” |
| 3.4 “非物质化”在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辨 |
| 3.4.1 “非物质化”——以非传统媒介探索艺术与生活的界限 |
| 3.4.2 “非物质化”——瞬时,日常,与荒谬 |
| 3.4.3 “非物质化”——逐光绘影 |
| 3.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幼儿学校与幼儿园 |
| (二)幼儿教育与学前教育 |
| (三)英国与英格兰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关于19世纪英国幼儿教育研究 |
| (二)关于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研究 |
| (三)关于19世纪英国其他幼儿教育机构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五、研究问题与内容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内容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幼儿慈善机构发展的背景 |
| 一、中上层社会热衷于慈善事业 |
| 二、中上层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关注 |
| 三、中上层社会幼儿教育观的改变 |
| 第二节 济贫院中的幼儿教育 |
| 一、济贫院的生源 |
| 二、济贫院的管理 |
| 三、济贫院的教学 |
| 第三节 育婴堂中的幼儿教育 |
| 一、育婴堂的创办 |
| 二、育婴堂的生源 |
| 三、育婴堂的教学 |
| 四、育婴堂的经费 |
| 第四节 主日学校中的幼儿教育 |
| 一、主日学校的创办 |
| 二、主日学校的发展 |
| 三、主日学校的教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1800-1823) |
| 第一节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创办的背景 |
| 一、工人阶级生活悲惨 |
| 二、童工现象十分严重 |
| 三、贫困幼儿入学率很低 |
| 第二节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实验 |
| 一、幼儿学校的创办宗旨 |
| 二、幼儿学校的理论基础 |
| 三、幼儿学校的教学与管理 |
| 第三节 新拉纳克幼儿学校的影响 |
| 一、促进英国一批幼儿学校的诞生 |
| 二、推动其他国家幼儿学校的创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间幼儿学校运动的兴起(1824-1838) |
| 第一节 民间幼儿学校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一、贫困幼儿教育问题的凸显 |
| 二、政府对贫困幼儿教育的放任 |
| 三、国教派与非国教派冲突加剧 |
| 第二节 民间幼儿学校组织的成立 |
| 一、幼儿学校协会 |
| 二、格拉斯哥幼儿协会 |
| 三、本土及殖民地幼儿学校协会 |
| 第三节 怀尔德斯平对幼儿学校运动的贡献 |
| 一、创建幼儿学校体系 |
| 二、建立幼儿学校网络 |
| 三、改变社会幼儿教育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的推进(1839-1869) |
| 第一节 民办公助下幼儿学校推进的背景 |
| 一、英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
| 二、英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 |
| 三、福禄贝尔幼儿园在英国的传播 |
| 第二节 “申请资助”制度下的幼儿学校 |
| 一、“申请资助”制度的产生 |
| 二、政府对幼儿学校的督查 |
| 三、“申请资助”制度对幼儿学校的影响 |
| 第三节 “结果支付”制度下的幼儿学校 |
| 一、“结果支付”制度的产生 |
| 二、“结果支付”制度的内容 |
| 三、“结果支付”制度对幼儿学校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的普及(1870-1900) |
| 第一节 政府主导下幼儿学校普及的背景 |
| 一、基础教育的落后 |
| 二、政府政策的支持 |
| 三、社会财富的激增 |
| 第二节 法律推动下幼儿学校教育的普及 |
| 一、普及入学的启动:1870年《福斯特法案》 |
| 二、强制入学的推动:1876年《桑登法案》 |
| 三、免费入学的实现:1891年《免费初等教育法》 |
| 第三节 幼儿学校普及过程中学校的改革 |
| 一、大力开办婴幼儿班 |
| 二、逐渐去“国教化” |
| 三、借鉴福禄贝尔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历史反思 |
| 第一节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动因 |
| 一、上层社会需要推动幼儿学校发展 |
| 二、经济发展为幼儿学校提供了条件 |
| 三、法律为政府主导幼儿学校提供保障 |
| 第二节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特征 |
| 一、幼儿学校的发展历程跌宕起伏 |
| 二、幼儿学校的发展模式自下而上 |
| 三、幼儿学校发展带有明显的阶级特性 |
| 四、幼儿学校发展延续怀尔德斯平体系 |
| 第三节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发展的影响 |
| 一、促进了幼儿学校从慈善到福利的转变 |
| 二、推动了教育场所从家庭到社会的转移 |
| 三、实现了幼儿教育从宗教性走向世俗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绝望与希望 ——加缪荒诞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加缪荒诞哲学中的“绝望”与“希望” |
| 第一节 加缪荒诞哲学中的“绝望” |
| 一、运动的“绝望” |
| 二、异化的“绝望” |
| 三、幸福的“绝望” |
| 第二节 加缪荒诞哲学中的“希望” |
| 一、无知的“希望” |
| 二、“绝望”中的“希望” |
| 三、荒诞中的“希望” |
| 第二章 多维视域下的“绝望”与“希望” |
| 第一节 理性与非理性视域下的“绝望”与“希望” |
| 一、理性的“绝望” |
| 二、非理性的“希望” |
| 三、抗争性的“希望” |
| 第二节 “哲学的自杀” |
| 第三章 加缪文学作品中的“绝望”与“希望” |
| 第一节 《鼠疫》中的“绝望”与“希望” |
| 第二节 《局外人》中的“绝望”和“希望” |
| 结语 属于每一个人的荒诞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论文选题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逻辑结构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民主萌芽 |
|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历史逻辑 |
| 三、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论逻辑与核心要义 |
| 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
| 第二节 苏联民主政治模式的理论发展与历史实践 |
| 一、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初创 |
| 二、列宁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理论逻辑 |
| 三、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确立 |
| 四、苏联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发展与覆亡 |
| 第三节 苏联民主政治模式简单评价 |
| 一、辩证看待苏联民主政治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正确认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特点和性质 |
| 第二章 托洛茨基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第一节 基础与主导:托派创始人托洛茨基的批判 |
| 一、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看法 |
| 二、作为党内反对派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 |
| 三、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时期的批判:不断革命论与党的蜕化 |
| 四、筹建第四国际时期的批判:蜕化的工人国家与被背叛的革命 |
| 五、苏联政治制度的可能历史命运与不良后果 |
| 六、托洛茨基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理论小结 |
| 第二节 异端与正统派:托派及第四国际内部的不同批判 |
| 一、异端派的批判 |
| 二、正统派的批判 |
| 三、异端派和正统派苏联解体代表性观点简单比较 |
| 四、现代托派(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与社会主义民主观 |
| 第三节 集大成与高潮:曼德尔的批判及价值 |
| 一、苏联官僚政治产生的历史分析 |
| 二、苏维埃民主与先锋党的角色 |
| 三、苏联官僚阶层两面性矛盾的分析 |
| 四、苏维埃民主与社会主义自治民主 |
| 五、过渡社会国家消亡基础的初步分析 |
| 六、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及苏联解体的分析 |
| 七、曼德尔苏联民主政治批判理论小结 |
| 第四节 托派苏联官僚制批判总结及其历史意义 |
| 一、托洛茨基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理论逻辑 |
| 二、托派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几种看法 |
| 三、曼德尔对正统派批判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
| 四、托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意义 |
|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一、卢卡奇的总体革命观与无产阶级的组织方法论 |
| 二、葛兰西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及苏联民主政治批判 |
| 三、柯尔施的工厂委员会思想和对列宁国家与革命理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30 年代末至50 年代初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并列批判 |
|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批判 |
| 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赖希的极权主义心理学批判 |
| 第三节 斯大林逝世及苏共二十大之后全面系统批判的纵深展开 |
| 一、新实证主义德拉·沃尔佩对苏联民主模式缺乏自由的批判 |
| 二、马尔库塞政治学原理的批判分析 |
| 三、弗洛姆的批判:人道主义还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 |
| 四、存在主义萨特和梅洛·庞蒂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 |
| 五、卢卡奇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批判 |
|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 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到衰落时期的分析与批判 |
| 一、哈贝马斯对苏联模式政治民主的批判 |
| 二、结构主义阿尔都塞一种反人道主义的批判 |
| 三、存在主义列斐伏尔的强国家政治异化批判 |
| 四、普兰查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新战略的民主道路 |
| 五、生态马克思主义苏联官僚社会主义批判 |
| 第五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体性观点 |
| 一、四个历史时期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总体性观点概览 |
|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两种总体性核心观点 |
| 第四章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 |
| 第一节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及其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态度 |
| 一、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与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进程 |
| 二、亦步亦趋:苏联政治模式完全肯定的历史原因分析 |
| 三、逐步追求独立道路以及对苏联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转向 |
| 第二节 欧洲共产主义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批判 |
| 一、十月革命诞生的制度并没有开辟人类解放的道路 |
| 二、对列宁主义国家与民主观的质疑和批判 |
| 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批判 |
| 四、改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研究 |
| 五、欧共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
| 第三节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解体民主政治历史原因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与停滞 |
| 二、对苏联解体的主流新认识: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
| 三、以法共为代表的新共产主义对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彻底否定 |
| 第四节 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批判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
| 一、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逻辑 |
| 二、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理论逻辑 |
| 三、欧洲共产主义政党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历史影响 |
| 第五章 批判的批判——社会主义民主规律研究 |
| 第一节 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比较研究 |
| 一、托派与西马的政治革命与政治哲学 |
| 二、托派与欧共的左与右 |
| 三、西马与欧共的异与同 |
| 四、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简单分析与梳理 |
| 第二节 三个流派苏联模式民主政治批判的总体评价 |
| 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
| 二、辩证批判:“旁观者”清与“局外人”空 |
| 三、要客观评价苏联模式民主政治的实践、实验价值 |
| 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需要在历史实践中继续创新和发展 |
| 第三节 规律与启示 |
| 一、民主在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
| 二、日常生活批判与民主习惯的养成 |
| 三、发展民主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
| 四、加强党的领导与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
| 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民主理论 |
| 六、社会主义民主的魅力在于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
| 七、民主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实现和检验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6）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概述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基本框架 |
| 四、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实践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图绘 |
| 第一节 实践派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理解 |
| 一、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立 |
|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连续性 |
| 三、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马克思哲学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与辩证法的联姻 |
|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 |
| 二、实践派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
|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假定和基本原则 |
| 第二章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 |
| 第一节 对实践概念的厘定 |
| 一、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的实践概念 |
| 二、康德和黑格尔的实践概念 |
| 三、实践派对实践概念的阐释 |
| 第二节 实践派的人的概念 |
| 一、彼得洛维奇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理解 |
| 二、马尔科维奇对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 |
|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及其伦理学基础 |
|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涵 |
|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学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视域中的革命概念 |
| 一、实践派对革命概念的阐释与辩护 |
| 二、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再审视 |
| 第四章 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考辨 |
|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决定论 |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图式”及其内在张力 |
| 二、社会决定论的内在机制 |
| 三、社会决定论的片面观点 |
| 第二节 实践派的自由观 |
| 一、自由概念的内涵 |
| 二、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辩证关系 |
| 三、自由和平等的关系 |
| 第五章 实践派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异化问题 |
| 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之辨 |
| 二、自我异化与劳动异化 |
| 三、社会主义的异化 |
| 第二节 苏联官僚制与国家主义批判 |
| 一、实践派对官僚制的批判 |
| 二、打碎国家主义的神话 |
| 第三节 走向自治的社会主义 |
| 一、自治观念的内涵及其实现条件 |
| 二、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
| 第六章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陷 |
| 第一节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
| 一、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 |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 |
| 三、理论的独特性：与东欧(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 |
| 第二节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 |
| 一、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批判 |
| 二、陷入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 |
| 三、忽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思想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20世纪60年代美国极少主义艺术的仪式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来源/研究背景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极少主义艺术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
| (三)极少主义艺术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艺术生态 |
| 二、前期相关研究 |
| (一)极少主义艺术历史研究成果 |
| (二)美国西海岸的极少主义历史研究成果 |
| (三)极少主义艺术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
| (四)极少主义作品中材料和结构的研究成果 |
| (五)研究使用相关概念的研究成果 |
| 三、研究内容及范围的界定 |
| 四、问题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点 |
| (二)论文创新点 |
| 五、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六、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回顾与聚焦——极少主义的历史 |
| 1.1 起源——极少主义艺术诞生之前 |
| 1.1.1 简化与构成——至上主义、构成主义、风格派对于对极少主义的影响 |
| 1.1.2 工艺与社会——包豪斯与对极少主义的影响 |
| 1.1.3 反惯例与现成品——达达主义对极少主义的影响 |
| 1.1.4 表现与行动——抽象表现主义对东西海岸极少主义的影响 |
| 1.2 继承与重构——极少主义艺术的出现 |
| 1.2.1 直接的形状——东海岸极少主义艺术家与他们的极少主义实验 |
| 1.2.2 纯粹的感知——西海岸极少主义艺术家与他们的极少主义实验 |
| 1.3 差异与质疑——围绕极少主义的争论 |
| 1.3.1 美学争论——西海岸极少主义的命名与合法性 |
| 1.3.2 走向实体——绘画还是雕塑 |
| 1.3.3 各抒己见——对“极少”的不同理解 |
| 1.4 象征与参与——聚焦极少主义作品的仪式特征 |
| 1.4.1 社会性的追问——仪式概念的引用 |
| 1.4.2 从象征到仪式——使用仪式相关理论研究极少主义艺术的可行性 |
| 1.4.3 从观看到参与——极少主义作品中的观众参与 |
| 第二章 工业镜像与时代图景——极少主义作品中材料与加工技术的时代象征 |
| 2.1 束之高阁的材料——极少主义作品中的材料与技术 |
| 2.1.1 直观的差异——东西海岸的不同美学特征 |
| 2.1.2 重拾的关注——从实在的形状到材料与技术 |
| 2.2 平淡无奇的形状——极少主义作品中工业材料的应用 |
| 2.2.1 材料与现成品——东海岸极少主义作品中工业材料和产品的直接应用 |
| 2.2.2 高分子与透明介质——西海岸极少主义作品基底 |
| 2.2.3 有机与化合——西海岸极少主义作品涂料 |
| 2.3 近乎完美的表面——极少主义作品中工业技术的使用 |
| 2.3.1 机械与真空——西海岸极少主义作品的基底制作技术 |
| 2.3.2 喷涂与电镀——西海岸极少主义作品的表面处理技术 |
| 2.4 超越实在的时代象征——材料、技术与艺术的联姻 |
| 2.4.1 建筑的象征——材料的直接应用 |
| 2.4.2 消失的手工性——新技术的去手工化 |
| 2.4.3 时代的烙印——极少主义艺术的材料和技术的时代性 |
| 第三章 有序组织与建筑构建——极少主义作品结构的社会秩序象征 |
| 3.1 整体与部分——极少主义作品中形状的秩序 |
| 1'>3.1.1 有序的多个形状——极少主义作品形状的数量N>1 |
| 3.1.2 数学性的排列——极少主义作品数列性组织秩序 |
| 3.1.3 构建性的组合——极少主义作品形状的空间排列 |
| 3.2 排列与变化——极少主义作品中数列性与系列性的秩序 |
| 3.2.1 完全的重复——极少主义作品中简单的数列秩序 |
| 3.2.2 有序的变化——极少主义作品中复杂的数列秩序 |
| 3.2.3 多元的组合——极少主义作品中多种数列秩序并存 |
| 3.2.4 差异的复制——极少主义作品中的系列性 |
| 3.3 形状与位置——极少主义作品中构建性的秩序 |
| 3.3.1 铺砌与构建——建筑的构建方式 |
| 3.3.2 形态与组合——形状对建筑构件的模拟 |
| 3.3.3 框架与模块——空间上的自由重复 |
| 3.4 组织秩序与构建方式——极少主义作品结构所象征的社会秩序 |
| 3.4.1 无处不在的秩序——极少主义作品对社会生产的模拟 |
| 3.4.2 垂直与水平的构建——极少主义作品所象征的建筑构建方式 |
| 第四章 互动参与与仪式体验——观众对极少主义作品的参与和体验 |
| 4.1 内与外的浸润——极少主义作品内部空间的诱惑 |
| 4.1.1 模糊边界——内外空间之辩 |
| 4.1.2 步入作品——极少主义艺术家的预谋 |
| 4.2 身体与空间的对抗——极少主义作品与参与者身体的互动 |
| 4.2.1 限定与自由——“无序”的参与空间 |
| 4.2.2 循环与反省——有序的行动文化象征 |
| 4.3 身体与空间的交融——极少主义作品中的观看与互动 |
| 4.3.1 镜像与幻觉——参与者和反光材质作品的观看与互动 |
| 4.3.2 空间与感知——参与者和光与透明材质作品的观看与互动 |
| 4.4 游移的身体——参与性对于身体与形状关系的重构 |
| 4.4.1 从观看到体验——参与性对体验模式的重塑 |
| 4.4.2 从实在到知觉——反射、透明材质作品带来的体验范式的转变 |
| 4.4.3 从感知到对抗、交融——参与者身体与形状之间关系的重构 |
| 第五章 仪式与统一——极少主义作品的形式与社会文化的统一 |
| 5.1 物的礼赞——极少主义作品中物的象征意义 |
| 5.1.1 日常品与城市的经验——西海岸极少主义作品反映社会和时代的知觉特征 |
| 5.1.2 工业与建筑的印象——东海岸极少主义作品反映社会和时代的知觉特征 |
| 5.1.3 物品与构建——生产与建筑的秩序象征 |
| 5.2 人与物的交融——极少主义作品中人与形状的平等与统一 |
| 5.2.1 拟人与“表演”——极少主义作品中物的拟人化 |
| 5.2.2 物化与统一——极少主义作品中身体与物体的统一 |
| 5.2.3 平等与转化——人与物的统一 |
| 5.3 物与人的秩序——极少主义作品象征社会组织秩序 |
| 5.3.1 物与人的沉默——极少主义作品和社会劳动的匿名性 |
| 5.3.2 “睹物思人”——极少主义作品象征人的组织秩序 |
| 5.4 形与思的统一——极少主义作品实现的形式与社会、文化性的统一 |
| 5.4.1 人之所造与人之所思——潜藏于物品和艺术接受者的社会性、文化性 |
| 5.4.2 客观抑制与主观回归——艺术家创作过程与作品命名的主观性 |
| 5.4.3 仪式象征与观众参与——极少主义作品中形式与社会、文化性的统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重要极少主义艺术家简介 |
| 附录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极少主义艺术家 |
| 附录三 :中英文人名对照 |
| 附录四 :约翰·麦克拉肯的作品检测和材料鉴定 |
| 附录五 :西海岸极少主义采用的有机材料简介 |
| 附录六 :极少主义大事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分析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研究的政策引领 |
| 二、国家资格分级研究的实践驱动 |
| 三、国家资格分级研究的国际参照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问题提出的双重视角 |
| 二、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
| 三、问题的研究取向与价值 |
| 四、基于问题的研究内容框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逻辑关系 |
| 二、国家资格框架 |
| 三、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 |
| 四、国家资格分级 |
| 五、技术逻辑 |
| 六、技术及其复杂性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资格及其等级划分:国家资格框架的要素构成 |
| 二、多元化趋同:国家资格分级的特点与依据 |
| 三、技术复杂性: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的学理考察 |
| 四、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的复杂性:一种初步研究 |
| 五、已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理论空间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整体思路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三、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家资格分级的经验及其反思 |
| 第一节 国家资格分级的国际经验分析 |
| 一、域外国家资格框架发展的三种模式 |
| 二、社会性与历史性交织的资格分级特点 |
| 三、完全国家资格框架中分级的个案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资格分级的经验积累 |
| 一、聚焦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资格框架探索 |
| 二、政府推动、“开大”主导的资格分级实践 |
| 三、国际化与本土化紧密结合的资格分级特征 |
| 第三节 国家资格分级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消解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的经验主义路径依赖现象 |
| 二、全面反映国家资格分级经验的文化自觉 |
| 三、深层透视国家资格分级规律的理论自省 |
| 第三章 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证成 |
| 第一节 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同质性 |
| 一、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外在效用相当 |
| 二、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内在属性一致 |
| 三、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学习量可比 |
| 第二节 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技术本体 |
| 一、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同质性的技术本源 |
| 二、阐释两类资格技术本体的三项理论原则 |
| 三、两类资格技术本体展现的三对逻辑范畴 |
| 第三节 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复杂性逻辑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复杂性逻辑假设 |
| 二、基于技术复杂性逻辑假设的理论预设 |
| 三、规约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复杂性测度 |
| 第四章 教育资格分级的技术知识逻辑 |
| 第一节 教育资格的认识论根源 |
| 一、教育资格授予的教育课程依据 |
| 二、国家资格框架中教育课程的技术知识本质 |
| 三、技术知识复杂性的开放自组织模型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教育资格分级的技术知识向度 |
| 一、技术原理知识主导的普通教育资格分级 |
| 二、技术事理知识主导的职业教育资格分级 |
| 三、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资格分级的复杂性阐释 |
| 第三节 遵循技术知识逻辑的教育资格分级设想 |
| 一、国家资格框架中教育资格分级的开放性诉求 |
| 二、初中教育作为教育资格分级的起点 |
| 三、职业教育资格等级拓展的串行路径 |
| 四、教育资格等级描述的技术知识标准 |
| 第五章 职业资格分级的技术活动逻辑 |
| 第一节 职业资格的实践论视域 |
| 一、职业资格的技术实践论意蕴 |
| 二、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的实践形态 |
| 三、回归技术实践的职业资格制度改革 |
| 第二节 职业资格分级的技术活动向度 |
| 一、职业资格分级的技术活动复杂性依据 |
| 二、技术活动复杂性生成的分工与知识诱因 |
| 三、技术活动复杂性的“递进—并行”模型 |
| 第三节 遵循技术活动逻辑的职业资格分级原则 |
| 一、职业教育等级证书的分级逻辑及其局限 |
| 二、先前工作经历认定融入职业资格分级 |
| 三、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对接职业资格分级 |
| 四、职业资格等级描述的技术活动标准 |
| 第六章 技术逻辑规制的国家资格融通 |
| 第一节 资格分级与资格融通的“结构—功能”关系 |
| 一、国家资格分级的结构生成 |
| 二、国家资格融通的功能负载 |
| 三、资格分级与资格融通的相互规定 |
| 第二节 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的技能积累逻辑 |
| 一、“心智化”与“具身化”融合的技能本质观 |
| 二、技能横向与纵向积累遵循的技术复杂性逻辑 |
| 三、教育资格和职业资格中技能积累条件的相似性 |
| 第三节 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双向建构的技能积累机制 |
| 一、教育资格中技能积累的“实践性反思”机制 |
| 二、职业资格中技能积累的“反思性实践”机制 |
| 三、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中技能积累程度的等效性 |
| 四、整合技术知识与技术活动的国家资格等级描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图表 |
| 学习期间发表论文和参研课题情况 |
| 致谢 |
（9）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基于联盟问题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问题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现实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公共政策与政策学习 |
| 1.2.2 制度与制度变迁 |
| 1.2.3 联盟 |
| 1.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资料 |
| 1.4 研究设想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设想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
| 2.1.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
| 2.1.2 社会学制度主义 |
| 2.1.3 历史制度主义 |
| 2.2 联盟变迁的既有解释 |
| 2.2.1 功能论视角 |
| 2.2.2 结构论视角 |
| 2.2.3 行动者视角 |
| 2.3 影响联盟变迁的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政策学习影响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 |
| 3.1 政策环境 |
| 3.1.1 渐进制度变迁理论 |
| 3.1.2 政策环境的影响 |
| 3.2 政策主体能力 |
| 3.2.1 政策主体能力对政策的影响 |
| 3.2.2 政策学习能力 |
| 3.3 政策学习的影响 |
| 3.3.1 理解政策学习过程 |
| 3.3.2 政策学习机制 |
| 3.3.3 政策学习影响制度变迁的解释模型 |
| 3.4 案例选择 |
| 第四章 稳定的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
| 4.1 魏玛德国与反德同盟 |
| 4.1.1 竞争性解释 |
| 4.1.2 政策环境与制约 |
| 4.1.3 政策学习能力 |
| 4.1.4 政策学习与联盟变迁 |
| 4.2 美国与英日同盟 |
| 4.2.1 竞争性解释 |
| 4.2.2 政策环境与制约 |
| 4.2.3 政策学习能力 |
| 4.2.4 政策学习与联盟变迁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不稳定的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
| 5.1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 |
| 5.1.1 竞争性解释 |
| 5.1.2 政策环境与制约 |
| 5.1.3 政策学习能力 |
| 5.1.4 政策学习与联盟变迁 |
| 5.2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与北约 |
| 5.2.1 竞争性解释 |
| 5.2.2 政策环境与制约 |
| 5.2.3 政策学习能力 |
| 5.2.4 政策学习与联盟变迁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失衡下的制度变迁 |
| 6.1 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与反法同盟 |
| 6.1.1 竞争性解释 |
| 6.1.2 政策环境与制约 |
| 6.1.3 政策学习能力 |
| 6.1.4 政策学习与联盟变迁 |
| 6.2 威廉德国与反德同盟 |
| 6.2.1 竞争性解释 |
| 6.2.2 政策环境与制约 |
| 6.2.3 政策学习能力 |
| 6.2.4 政策学习与联盟变迁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1.1 政策环境的限制及其影响 |
| 7.1.2 政策学习能力与制度变迁 |
| 7.1.3 小结 |
| 7.2 理论探讨 |
| 7.2.1 重思渐进制度变迁理论 |
| 7.2.2 政策学习研究的问题 |
| 7.2.3 联盟问题与国际安全治理 |
| 7.3 政策建议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科研活动与成果 |
（10）清代塔兰奇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史料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塔兰奇人 |
| 第一节 论塔兰奇名称 |
| 一、塔兰奇名称的由来 |
| 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解读 |
| 三、塔兰奇一名的语源及含义 |
| 第二节 准噶尔汗国与天山北部的劳动群体 |
| 一、塔里雅沁 |
| 二、布哈拉人 |
| 三、伯德尔格、乌沙克、萨尔特卡尔梅克人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 |
| 一、准噶尔汗国内部矛盾及其对塔兰奇社会的影响 |
| 二、清朝政府征讨达瓦齐和塔兰奇人的归附 |
| 三、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及塔兰奇人的逃亡 |
| 第二章 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的塔兰奇人 |
| 第一节 军府制与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 |
| 一、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 |
| 二、大规模的移民与发展农业生产 |
| 三、伊犁农业发展史的“窗口”—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 |
| 第二节 清朝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的管理 |
| 一、清代伊犁伯克制度及各级伯克的职掌 |
| 二、清代塔兰奇人的司法体系 |
| 三、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 |
| 一、在伊犁河南岸建立的玉孜村 |
| 二、在伊犁河北岸建立的玉孜村 |
| 三、伊犁河上游南岸的土地开发及塔兰奇村落 |
| 第三章 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伊犁塔兰奇割据政权 |
| 第一节 固勒扎事变的爆发原因 |
| 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 |
| 二、陕甘回民起义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东干人的影响 |
| 三、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的建立 |
| 第二节 塔兰奇割据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 一、塔兰奇割据政权体制 |
| 二、塔兰奇割据政权与乌鲁木齐和库车的关系 |
| 三、塔兰奇割据政权与阿古柏和沙俄的关系 |
| 第三节 塔兰奇割据政权的灭亡 |
| 一、政权内部斗争与托古斯塔拉事件 |
| 二、塔兰奇人和东干人的冲突 |
| 三、沙俄入侵伊犁与塔兰奇政权的灭亡 |
| 第四章 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 |
| 第一节 清朝政府收回伊犁与中俄伊犁条约 |
| 一、沙俄侵占伊犁期间对塔兰奇人的统治 |
| 二、《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主要内容 |
| 三、伊犁危机中的谣言与恐慌 |
| 第二节 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七河省及其对伊犁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一、被划归俄属七河省的塔兰奇村落 |
| 二、伊犁塔兰奇人迁移俄属七河省之因及过程 |
| 三、迁移对伊犁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迁出之后的安置与七河省塔兰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塔兰奇人在俄属七河省建立的村落 |
| 二、迁至土库曼斯坦的塔兰奇人及其对异地生活的适应 |
| 三、七河省塔兰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贝尔斯托夫新产品（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艺术创作中非物质化倾向研究[D]. 张若凡.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2]从个人实验到国家主导 ——19世纪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研究[D]. 唐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绝望与希望 ——加缪荒诞美学思想研究[D]. 褚军棠. 喀什大学, 2020(07)
- [4]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5]新马克思主义苏联民主批判研究[D]. 马蒙.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王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20世纪60年代美国极少主义艺术的仪式特征研究[D]. 周杰. 上海大学, 2019(02)
- [8]国家资格分级的技术逻辑研究[D]. 邓小华. 天津大学, 2018(06)
- [9]政策学习与制度变迁 ——基于联盟问题的研究[D]. 刘城晨.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10]清代塔兰奇人研究[D]. 玉努斯江·艾力. 兰州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