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与琴瑟之喻（论文文献综述）
梁嘉芮[1]（2021）在《《诗经·关雎》的英译传播与文化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代表中国传统文学精粹远播海外,并经过传教士和翻译家们的传播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以22个英译本为基础,梳理西方《关雎》研究的基本知识,着重分析《关雎》英译本的传播情况和文化意蕴,以期为诗经学的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路径与方向。第一章梳理《关雎》在西方的传播情况。《关雎》的英译本主要是随着《诗经》的英译本一起传播的。译本的传播主要包含四个阶段:传教士宣扬经学阶段、译介传播阶段、文学研究阶段、跨学科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至十七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秉承宣扬基督教的目的来到中国,带来先进的西方学科知识,也吸收东方文明的精粹。第二个阶段是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此阶段中,孙璋整理了第一个完整的《诗经》译本,此后随着译本的增多,译介传播发展迅速。第三个阶段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者们将视线聚焦到《诗经》这一文学作品本身,着眼于《诗经》各篇意象、语言、结构、韵律、主题等方面的研究,为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第四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中下半叶,西方出现了许多《诗经》研究的范本,如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宇文所安的《<诗经>的繁殖与再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远古中国的社会面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第二章整理22个英译本中《关雎》的文化内涵。英译本中主要涉及到意象、主旨和文化的三个部分的研究。在意象方面,雎鸠有水鸟、鱼鹰、鸳鸯等多种解释,荇菜有观赏植物、常见植物、药用植物、水生植物、食用植物等多种解释,内涵丰富。在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上,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译者们认为君子和淑女既可能是贵族,也可能是平民。在主旨方面,译者们认为《关雎》是爱情诗、贵族或平民子弟的婚歌、文王祝婚诗等。西方存在与《关雎》相似语境,即典雅爱情的文学形式,体现出女性道德教化的崇高地位。在文化阐释方面,西方译者们借用“卡塔西斯说”、悲剧理论、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等理论。他们认为极端情感可以锻炼观众的忍耐力,从而使情感达到适度。这与《关雎》所蕴含的中正之美的审美价值有一定联系,展示出深远的文化图景。第三章探究中西《关雎》解读之差异的原因。首先是意象中体现出的社会宗教差异:雎鸠所蕴含的生殖崇拜、荇菜中蕴含的水崇拜等思想与西方不同。其次是中西婚恋观的差异。中国古代婚姻作为维系家族统治或繁衍子嗣的重要方式,因此诗中的窈窕淑女很有可能是被后妃献给君子的。而西方主张一夫一妻制,不认同后妃之德的题旨。最后是阐释视野视角下文学和经学意义的差异。《关雎》在中国既具有根基深厚的经学地位,又具有文学价值。而西方则始终将《关雎》作为一部情韵兼备的文学作品来研究。西方对于《关雎》文本的研究呈现出多层级、多元化、多角度的特点,还原了文学的本来面目,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给我国的诗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域外诗经传播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马子月[2]（2021）在《先秦两汉琴瑟的礼乐功能与文学意义》文中指出先秦时期礼乐文化与器乐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器乐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且二者的演变发展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及社会思想紧密相关,并影响着早期的文学形态。各类论着虽然对先秦礼乐文化以及考古乐器的发现做了大量的考证与研究,但对于琴瑟二器及其所涉礼乐与文学的具体情况仍处于较为模糊的阶段,缺乏专门的整理研究。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琴瑟的讨论限定在先秦两汉时代,主要解决下述几个问题:第一,琴瑟源流考辨。琴瑟在字形、形制与文献记载中均有很多相似之处,或为同源,但“瑟”应早于“琴”。尽管关于琴瑟的传说有一定的材料基础,但材料的来源与记载都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因此很难得出可信度较高的结论。此外,由于琴瑟乐器的材质为丝木,极不易保存,也加剧了对其起源研究的困难。尽管文献中有琴瑟混用现象,但据出土文物可知,东周时琴瑟已然为不同二器,往前追溯至西周,琴瑟已经相互区别亦不难佐证,故在文献和考古中都可以推测出琴瑟并非同物。第二,先秦重要文献中的琴瑟。以《仪礼》《诗经》《论语》《礼记》《左传》为代表,琴瑟在不同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存在差异,大致以琴或瑟是否独奏可以将上述文献分为两类。这可能与流传地域有关,如楚国出土文物以“瑟”为主;但也可能与文献的时代早晚有关,如战国晚期以后“琴”成为弦乐的主体。在先秦文献之中,对瑟的记载主要留存于《仪礼》《诗经》《论语》中,这三种文献中凡提及琴瑟二器,均是以瑟为主,瑟既可以独奏,又可以与琴合奏,但却没有琴独奏之记载。而以琴为主的文献,则主要是《礼记》《左传》,这两种文献中均以琴为主,琴既可以独奏亦可与瑟合奏,但却没有瑟独奏之记载。其他先秦史料中既有琴瑟并称之文,亦有单独称瑟或单独称琴之例,或条目较为零散,或于琴、瑟之称尚有含混之处,或有传抄缮改之嫌,故仅做简要说明。第三,琴瑟的礼乐功能。琴瑟作为礼乐社会的主要功能乐器,既发挥着礼乐场合表演的作用,也承载着“乐教”的文化意义。这种“乐教”囊括了非常广的文化范围,不仅仅体现在器乐与《诗经》的学习中,在仪容、养性、政治等各个层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教化作用,而儒家对礼乐的继承和发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琴瑟的文化地位。对于文人士族而言,不仅听琴瑟之音要有所思,甚至需要常御琴瑟以比德。第四,琴瑟的文学意义。琴瑟的创制与神农、伏羲、舜等圣人传说关联度较高,尽管记载较为模糊,但后世却不断对其进行引用与阐释,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学典故。而《诗经》中琴瑟意象逐渐发展,在后代文学中常常被称引化用。因此本章即以《诗经》为线索,兼论《楚辞》《礼记》《琴操》等古籍中琴瑟的具体文学意涵。第五,琴瑟地位的演变。汉代以降,琴逐渐成为雅乐的代表,一度跃升至“乐之统”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后代琴学与文学的发展,甚至乐官中亦出现了琴待诏之职位。然而,瑟却在历史中逐渐消失没落,这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而雅乐、俗乐的分流与筝、箜篌等其他弦乐器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瑟的乐器地位。本文从先秦整体的时代背景切入,将琴瑟两种乐器置入大历史语境中,涉及音乐、文化与文学各个层面。因此,对先秦两汉时期的琴瑟进行研究,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的礼乐环境,而且对更好地认知先秦两汉时期的音乐、文化、文学等也有助益。
王玉静[3]（2021）在《唐代墓志中的女性典故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研读大量唐代墓志铭的基础上,择取其中与女性相关的典故进行综合考释,并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内容来厘清每条典故的文献出处,进而分析唐代墓志铭所引用典故的深层含义。将析出的典故按照其相似的特点、作用等划分类别,由於墓志女主人大都已经婚嫁,故用於修饰其德行等方面的典故基本固定,不外乎孟母陶母之慈教,莱妇鸿妻之柔顺,张箴荀诫之妇礼、萍藻絺綌之妇职、螽斯芣苡之孝养等方面。唐志中引用的女性典故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期许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即容貌娇艳,身姿绰约;饱读诗书、识礼明义;德行卓越,相夫教子;繁衍子嗣,勤俭持家等。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女性在社会上始终处於“第二性”上,她们始终秉承着“夫为妻纲”的社会理念,即:夫在,女子当不妒专一,与其“琴瑟谐和”;夫死,女子应高洁守志,誓无再醮。虽有研究表明唐代的女性地位较之前代有所提升,但透过本文对女性典故使用情况的分析可知,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弱性”以及对男子的“依附性”依然存在。唐志中引用的女性典故内容正向,对当时社会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且大多含义丰富,同一个典故在不同墓志条例中代表不同含义;另外,唐志撰写者在择取与美貌相关的女性典故时,奉行“德貌双馨”者为上的标准。
袁琳琳[4]（2020）在《《诗经》诗乐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古老的艺术,不仅是文明艺术的起点,还是上古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诗经》多为乐歌,生动全面地记载了原始先民的生活。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偏重于《诗经》文学与音乐文化之互动研究。第一章探讨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一体的文化背景,并说明《诗经》与音乐之互动关系。首先,探寻早期音乐的起源。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典籍,认为音乐之起源有二,其一,为对自然声音的模仿;其二,对人之自然语言的模仿。其次,简要讨论诗、乐二者的起源,认为诗歌与音乐在起源之际便相伴而生。此外,本文以原始时期诗乐舞之具体关系为前提,在综合考察先秦两汉音乐文献的基础上,从宏观的层面对两周时期诗乐舞关系进行阐述分析,就内在渊源、三者关系等问题进行论述。认为在先秦文化背景下,诗乐同源。第二章对《诗经》诗歌中的具体配器进行考察与探析,分析《诗经》音乐诗歌中所体现的诗、乐思想。首先,通过讨论《诗经》与乐歌之关系、《诗经》入乐与不入乐之争等问题,对《诗经》音乐材料进行界定,否定了礼乐制度制约下的《诗》入正乐说,同时认为,在大的文化背景中,《诗经》三百弦皆可入乐。并以此为前提,以诗三百为主要选取对象进行探析,包括后世逸诗。其次,就《诗经》中与音乐有关的诗歌进行汇总与分类,将《诗经》文本中出现的声、音、乐等文本片段提炼出来,并就其进行讨论分析。此外,以《诗经》乐器为讨论对象,就诗歌具体配器的内容与形式、具体表达方式等方面,探究乐器对诗歌的能动作用。最后,立足于音乐兴象,进一步发掘《诗经》及具体配器对诗歌内容的研究、诗旨的推断,还原诗歌的思想主旨与表达艺术。第三章从诗歌创作阶段与诗乐合一阶段两方面出发,对《诗经》的诗乐关系进行考察。结合《诗经》文本,并在宏观的礼乐文化下,探寻《诗经》中诗乐关系以及文化角色的演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诗乐互动的第一阶段,即早期诗乐创作阶段,诗乐自由生长,没有社会制度的规范及政治功利性的引导,是清新率直的自然之乐;在艺术表达形式上,诗与乐相互独立,但在思想表达上二者轨迹趋同。第二阶段伴随文饰乐器的发明与介入,诗与乐的内部联系加强,诗歌内容与应用更为多样。第三阶段为礼乐文化鼎盛时期,受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诗乐成为礼乐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礼是《诗经》时代生产生活的中心,诗、乐一同为礼服务。礼乐文化影响下的《诗经》诗乐关系遭到破坏,诗与乐的情感与内容发生背离,诗乐关系不复早期自然和谐之美,维护政治秩序的礼超越了诗、乐的精神文化,乐超越诗从而成为主要表达工具。
吕靖雪[5]（2020）在《马融咏物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咏物赋,尤其是东汉咏物赋是中国咏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融“学穷道奥,文为辞宗”,是东汉时期咏物赋存世较多的文学家。本文以马融咏物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赋作的多维度研究,探讨其赋作的艺术特色、思想内蕴、流传变化,总结马融咏物赋在汉魏之际咏物赋发展史上的作用。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对马融生平及着述情况的介绍出发,总结马融咏物赋的创作背景。第二章是对乐器赋的研究,马融乐器赋在继承前人创作程式的同时,结合音乐自身规律,多有创新。在创作对象的选取上,不囿于传统文人乐器,首次引进西域羌笛;在艺术技巧上,熔铸经传,典雅精工,行文诗赋结合,语辞有骈俪化趋势。首次提出并实践“听声类形”、“协比其象”的艺术手法,将音乐与有形之物和无形的思想相联系,实现了文学对于无形之声音的描绘;在美学倾向上,以“悲”、“中和”、“自然”为美,但又能不落窠臼,采儒道两家于一体。第三章是对棋类赋的研究。两篇赋在题材上都属于开山之作;在艺术技巧上,《围棋赋》亦诗亦赋,风格豪健。《樗蒲赋》则具有更多的骈俪化特征。两篇赋作对棋类话语体系的引用使得文章言简义丰;在思想内蕴上,建立在以兵家论棋局的大的譬喻下的棋类赋,主要通过马融在棋盘上对兵家理论的实践,展示了马融独到的军事眼光。第四章通过梳理唐前马融同题咏物赋的创作,展现了马融同题咏物赋在创作手法、风格特征、思想内涵上对马融的继承,以及所体现的时代文学特征。
庄娜[6]（2020）在《《诗经》首句起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赋、比、兴”作为《诗经》中的重要表现手法,一直备受学界广泛关注,而“兴”作为其中最具争议性、最富有艺术魅力的手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目前专门针对首句起兴进行分析论述的成果依然较少。本选题从首句起兴入手,在探究“兴”的起源和含义的基础上,厘清首句“兴”与“兴”的关系,同时重点剖析首句“兴”中的“象”与下文抒发的“情”之间的联系,体现首句“兴”在增进诗歌主题情感表达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揭示出其对诗歌艺术境界创造、艺术风格形成以及艺术效果实现方面所体现的艺术功能。作为“兴”法诞生之初的主要起兴方式,首句起兴以首句“先言他物”的方式,引发下文的“所咏之词”,通过“他物”与“所咏之词”的联系既可以发现原始思维在《诗经》中残存的痕迹,也可印证朱熹关于“兴”的定义的正确性。由此概括出首句“兴”的核心要义为“以象兴情”,根据“象”的不同,又可细分为“物象兴情”和“事象兴情”两种情况。具体而言,即通过首句对“物象”或“事象”的形态、动作、特点、习性及其所暗示出的道理等方面的描摹,提前为下文做好内容铺垫和情感连接,进而引发作者内心的真情。通常来讲,首句描摹的“象”与下文抒发的“情”之间都体现着一定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也并不绝对,因为除了与“象”自身的特点有关以外,也受诗人当时创作心境的影响。《诗经》普遍运用首句起兴,主要是因为其在诗歌创作和欣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体现出强大的艺术功能。通过对具体诗歌的研读分析发现,首句起兴从结构、内容、情感等多方面关照全诗,或点题,或引题,对于增强诗歌表达效果、升华诗歌主题情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烘托气氛,奠定全诗情感总基调;二是点明时、地,为引出下文作铺垫;三是运用反衬,反面突出所言之意、所传之情;四是暗示象征,以简单的形象事理启人联想、发人深思。而首句“兴”的艺术功能也很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开启情景交融之境,二是形成含蓄中和之美,三是达致兴发感动之效。《诗经》首句起兴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其对后世诗歌以及其他文艺活动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希望首句“兴”的价值能够得到更深入的认同和挖掘。
龙文玲[7]（2019）在《和谐精神:《诗经》的琴瑟合奏及其乐教意义》文中研究说明《诗经》琴瑟合奏生动诠释了周人对乐教意义的理解。先秦的重乐传统,人为赋予琴瑟乐以闲静和合、和谐社会、沟通天人的乐教内涵。琴瑟声音相和,是这两种乐器合奏的音乐基础。不同场合弹奏的琴瑟在宽度与长度,因演奏场合不同而有所区别。通过《诗经》的吟咏,可知周人在婚礼、日常生活、朝廷宴饮、祭祀农神仪式等场合都会使用瑟琴合奏之乐。《诗经》的琴瑟合奏,展现了周人追寻家国天下和谐社会的乐教精神,对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具有深刻影响,对当下精神文明建设亦有启示意义。
赵科[8]（2019）在《晚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祖饯活动源于先秦,最初是为送人远行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及至晚唐,作于祖饯场合表达离别之情的别情诗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本文立足于晚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旨在探究晚唐时期祖饯活动与别情诗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别情诗受祖饯活动影响而形成的新特点。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共三章:第一部分即绪论,分别对晚唐以前和晚唐时期的别情诗以及祖饯活动与别情诗关系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并对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做出简要说明。第二部分即第一章,主要从官方与私人两个层面,对晚唐及之前的祖饯活动进行探究,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祖饯活动的赋诗情况,从整体上把握晚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的关系。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考察晚唐祖饯活动对别情诗内容上的影响。从三个角度入手,考察祖饯缘由、祖饯时间、祖饯规模三要素对别情诗主题情感的表达、节令风物的描写、送别场景的刻画三个方面的影响。从而更加深入地把握晚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创作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探讨晚唐祖饯活动对别情诗艺术特色的影响。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分析祖饯活动时限对别情诗创作模式的影响;二是分析祖饯情感对别情诗意象选择的影响;三是探讨祖饯感伤情怀对别情诗诗歌风格的影响,分为苦吟诗风和绮艳诗风两种,并具体分析两大别情诗风各自的艺术特征。
郑志强[9]（2018）在《《诗经》中的成熟“修辞格”》文中指出"修辞格"这一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本词条的解释是:"各种修辞方式,如比喻、对偶、排比等。"中国现代修辞学家唐钺（1891-1987）首先将中国修辞学与西方修辞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融会贯通,于1923年出版《修辞格》一书。从而提出了贯通中西的"修辞格"这一概念。鉴于当前学术界对"修辞格"尚无完全统一的定义,我们在此认同陈光磊《修辞论稿》中的定义:"修辞格,作为
荣国庆[10]（2017）在《《诗经》诠释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代《诗经》注释文本都是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影响下对《诗经》文本的诠释。在特定语境关照下的文人试图理解《诗经》文本呈现出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其持续涌现出的新意义,发现其作为经典的恒常存在。正如洪汉鼎在《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总序》中说“经典的真理和意义的发生及展开是一个密切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永不止息,永不封闭的过程”,这就是经典诠释的价值和意义。《诗经》诠释史的研究就是以《诗经》诠释文本为对象,探究不同时代诠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方法和路径。《诗经》文本同其他经学文本一样,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既有儒家学说的前理解的规定性,又受到参与者所处社会话语体系的影响,是特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儒家学说的限定下,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这个体系,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形成了两种关系模式:从儒家学说的实践来看,儒家学说影响着《诗经》诠释者的思想,并限定着其对《诗经》解释的方法,因此诠释意义的发生呈现出“儒家学说——《诗经》——参与者——《诗经》新诠释的生成”模式,故《四库全书总目》以汉学、宋学两分法来勾勒其发展历程;从“说话人”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视角去理解《诗经》,从中发现富有创新性的新学说,进而以此学说构建新的《诗经》诠释体系,表现为“说话人——《诗经》——儒家新学说——《诗经》新诠释”,《毛诗序》、郑玄《毛诗笺》、朱熹《诗集传》都属于这种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诗经》所充当的角色完全不同,前者是儒学意义传承者,后者是新意义的创造者。说话人、儒家学说的演变、《诗经》文本的变迁就成为研究诠释史的基本因素,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也推动了《诗经》诠释史的四次大转折。一是由《诗》到《诗经》的转折。春秋时代是《诗经》诠释的萌芽阶段,孔子提出“诗教”说,把“诗三百”看成是“礼崩乐坏”的反动,是上古三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因此断章取义,借片语而言政,言简意远,成为政治、礼仪正统性的标志,因此以“兴、观、群、怨”解诗,归之于“思无邪”,演义出儒家文化追求和人格品性。朱熹《诗经集传序》说:“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诗教”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诗经》也完成了儒学化的进程,确定经学之首的位置。二是从“诗教”到“诗政”的转折。汉代经学诠释以“天人相应”立论,正如陆贾所说,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五经要达到承天统地的作用,要施之于人,加之于政事,就必须从经书中发现至高无上的先知般的意义,《诗经》诠释理论的核心是寓意的解释,儒学各家也注重这种意义的发现,并且最终把发现的寓意上升到独立的富有意味的社会精神价值的高度,高悬于时代的上空,成为汉室政权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经,几乎与天道同一。由“诗教”而“诗政”,这一阶段《诗经》对于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力达到最大。汉末,政教离散,郑玄以“复礼而归仁”为理论,取《毛诗》为底本,集汉代诠释方法于一家,构建了一个隐喻结构的《诗经》解释体系,完成了《诗经》汉学的华丽转身。三是“诗政”的失落和“诗理”的生成。“宋代士大夫的‘创造少数’从一开始便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理学”就是这一时期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产物,以“理”释《诗经》,讲究涵泳,达于“性情之正”。《诗经》成为知识分子强化个人修养、施教化,实现普世价值的工具。朱熹《诗集传序》说:“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朱熹以“理”释《诗》,以《诗经》为物象,构建了一个以“天命”为最高道德模式的“理学”世界,涵咏其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新诠释的第三次大转折由此开始。四是“诗理”的衰落和回归文本的追求。清代初期,出于调和文化、政治冲突的需要,康熙、乾隆两帝先后放弃了独尊朱子,独尊汉学的坚持,提出“折衷”理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类》小序说“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提法。“消融数百年门户之见”、“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具体来说,就是以历代《诗经》注疏文本为研究对象,抛弃门户之见,以“实证”为前提,通过对历时性注疏文本的再理解、再评价,廓清《诗经》学思路,指导《诗经》学实践。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清初四库学者提出了《诗经》解释的新任务,就是超越历史语境限制,寻求解决历时性注疏作品冲突的解释策略。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也力倡“经世”“求是”之学,试图以经学整理研究而达于“道”。也就是要剥离前人层层叠加在《诗经》上的诠释意义,回归文本。文献学、语言学诠释方法受到普遍关注,《诗经》诠释学进入了第四次大转折时期,朴学大兴,训诂、考据、辑佚、辨伪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诗经》文献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诗经》诠释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诗经》诠释的四次大转折,使得《诗经》文本呈现出多角度、多元化的意义表达。考察诠释史,可以知见各种意义生成的过程、方法和路径,使今人不必食古不化,泥于是非之间,也可以借《诗经》个案的研究,尝试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文化视野下的诠释学体系。
二、《诗经》与琴瑟之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经》与琴瑟之喻（论文提纲范文）
（1）《诗经·关雎》的英译传播与文化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诗经·关雎》的22 个英译本 |
| 第一章 《关雎》及《诗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情况 |
| 1.1 明至十七世纪中——以传教士的活动为主 |
| 1.2 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以译介传播为主 |
| 1.3 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文学研究为主 |
| 1.4 二十世纪中下半叶——以跨学科研究为主 |
| 第二章 英译本与《关雎》文化阐释 |
| 2.1 《关雎》意象阐释 |
| 2.1.1 雎鸠 |
| 2.1.2 君子和淑女 |
| 2.1.3 荇菜 |
| 2.1.4 琴瑟、钟鼓 |
| 2.2 《关雎》诗旨阐释 |
| 2.2.1 爱情诗 |
| 2.2.2 贵族或平民子弟的婚歌 |
| 2.2.3 文王祝婚诗 |
| 2.2.4 多种经义观点的融合对照 |
| 2.3 关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美学伦理 |
| 第三章 中西《关雎》文化差异成因 |
| 3.1 社会宗教内涵的差异 |
| 3.1.1 雎鸠 |
| 3.1.2 荇菜 |
| 3.1.3 琴瑟、钟鼓 |
| 3.2 中西婚恋观差异 |
| 3.3 阐释视野与话语范式差异 |
| 余论西方《诗经》研究对我国诗经学研究的启示 |
| 附录 《关雎》对外汉语教学案例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先秦两汉琴瑟的礼乐功能与文学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源起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音乐史研究专着 |
| 二、琴瑟研究专着 |
| 三、琴瑟研究论文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琴瑟源流考辨 |
| 第一节 琴瑟释义 |
| 第二节 瑟早于琴 |
| 一、琴瑟起源传说与出土情况梳理 |
| 二、琴瑟在文献中比重不同 |
| 第三节 琴瑟不分 |
| 第二章 先秦重要文献中的琴瑟 |
| 第一节 以瑟为主的先秦文献 |
| 一、《仪礼》 |
| 二、《诗经》 |
| 三、《论语》 |
| 第二节 以琴为主的先秦文献 |
| 一、《礼记》 |
| 二、《左传》 |
| 第三节 其他先秦文献 |
| 第三章 琴瑟的礼乐功能 |
| 第一节 琴瑟的演奏场合 |
| 第二节 琴瑟演奏篇目及其用意 |
| 第三节 礼乐社会中琴瑟与理想人格的生成 |
| 第四章 琴瑟的文学意义 |
| 第一节 琴瑟的神话意味 |
| 第二节 琴瑟的情思寄寓 |
| 第三节 琴瑟与文人志趣 |
| 第五章 琴瑟地位的演变 |
| 第一节 琴地位的上升与琴学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汉代琴待诏考辨 |
| 一、《雅琴》三氏之辨析 |
| 二、琴待诏之产生条件 |
| 第三节 瑟的隐退与筝的崛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唐代墓志中的女性典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价值 |
| 二、女性典故的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行文说明 |
| 第一章 德行相关的女性典故 |
| 第一节 贤明相夫之贤妻 |
| 第二节 清贞守节之寡妇 |
| 第三节 持家有度之妇女 |
| 第二章 教育相关的女性典故 |
| 第一节 慈母教子之家庭教育 |
| 第二节 箴诫教女之社会教育 |
| 第三节 繁衍後代昌盛子孙 |
| 第三章 才貌相关的女性典故 |
| 第一节 博学之才属文之能 |
| 第二节 倾城之姿沉鱼之貌 |
| 第四章 婚姻观念与女性地位 |
| 第一节 由典故所见的婚嫁习俗 |
| 第二节 由典故所见的夫妻关系 |
| 第三节 由典故所见的女性地位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亡故类女性典故 |
| 附录2 文中所用唐志录文)误补正 |
| 附录3“女性典故”释义比较及补充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诗经》诗乐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重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诗经》诗乐关系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诗、乐文化溯源 |
| 第二节 早期诗歌的音乐性研究 |
| 第三节 先秦文献中的诗、乐思想之关系考论 |
| 第二章 《诗经》中的诗乐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诗经》音乐材料的界定 |
| 第二节 《诗经》诗歌的具体配器及阐释 |
| 第三节 《诗经》乐器的比兴与诗乐功能 |
| 第四节 《诗经》的音乐兴象 |
| 第三章 《诗经》诗乐思想与周代礼乐制度 |
| 第一节 《诗经》创作中的诗、乐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诗经》乡党与乡饮乐仪 |
| 第三节 《诗经》之诗乐关系及文化角色的演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倩况表 |
（5）马融咏物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融生平及着述 |
| 第一节 马融生平概况 |
| 一、受业游学 |
| 二、出仕为官 |
| 三、绛帐传薪 |
| 第二节 马融经学概说 |
| 一、经学着述 |
| 二、经学成就 |
| 三、经学与咏物赋 |
| 第三节 马融文学创作 |
| 一、马融赋作渊源 |
| 二、马融咏物赋概况 |
| 三、马融的其他作品 |
| 第二章 马融乐器赋 |
| 第一节 《长笛赋》与《琴赋》 |
| 一、通灵感物的《长笛赋》 |
| 二、借琴代言的《琴赋》 |
| 第二节 马融乐器赋的艺术技巧 |
| 一、听声类形,协比其象 |
| 二、援引典故,典雅精工 |
| 三、诗赋结合,语转骈俪 |
| 第三节 马融乐器赋的美学倾向 |
| 一、以悲为美 |
| 二、中和之美 |
| 三、自然之美 |
| 第三章 马融棋类赋 |
| 第一节 棋赋与棋道 |
| 一、《围棋赋》与围棋战术 |
| 二、《樗蒲赋》与心理战术 |
| 第二节 马融棋类赋的艺术技巧 |
| 一、四言为主,诗赋交融 |
| 二、平易晓畅,言简意丰 |
| 三、巧用比喻,修辞多方 |
| 第三节 马融棋类赋的文化内涵 |
| 一、棋类赋与竞技精神 |
| 二、棋类赋与兵法理论 |
| 三、棋类赋与人生哲理 |
| 第四章 唐前马融同题咏物赋的流变 |
| 第一节 创作手法的变革与创新 |
| 一、棋类赋创作的多维视角 |
| 二、以人衬物的创作手法 |
| 第二节 典雅骈丽的语言风格 |
| 一、典故运用的精雅化 |
| 二、句式辞藻的骈丽化 |
| 第三节 儒道结合与审美新风 |
| 一、儒道思想的结合与消长 |
| 二、由“悲”到“和”的审美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诗经》首句起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内容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首句“兴”概述 |
| 2.1 “兴”的起源和含义 |
| 2.1.1 “兴”的起源 |
| 2.1.2 “兴”的含义 |
| 2.2 首句“兴”与“兴”的关系 |
| 2.3 首句起兴的意义 |
| 第三章 首句“兴”的核心要义:以象兴情 |
| 3.1 物象兴情 |
| 3.1.1 动物兴象兴情 |
| 3.1.2 植物兴象兴情 |
| 3.1.3 其他物象兴情 |
| 3.2 事象兴情 |
| 3.2.1 描写社会劳动场景兴情 |
| 3.2.2 修辞手法描摹事物兴情 |
| 第四章 首句“兴”的艺术功能 |
| 4.1 开启情景交融之境 |
| 4.1.1 景语与情语 |
| 4.1.2 生成“共举”境域 |
| 4.2 形成含蓄中和之美 |
| 4.2.1 含蓄隽永思无邪 |
| 4.2.2 温柔敦厚致中和 |
| 4.3 达致兴发感动之效 |
| 4.3.1 “兴”之共感 |
| 4.3.2 “兴”之共鸣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7）和谐精神:《诗经》的琴瑟合奏及其乐教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先秦重乐传统及琴瑟乐的乐教内涵 |
| 二、《诗经》琴瑟齐奏的应用场合 |
| 三、《诗经》琴瑟合奏的乐教意义及其启示 |
（8）晚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唐代别情诗的综合研究 |
| 二、关于晚唐别情诗的研究 |
| 三、关于祖饯活动及其与别情诗关系的研究 |
| 四、本文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晚唐祖饯活动考论 |
| 第一节 晚唐以前祖饯活动概述 |
| 第二节 晚唐祖饯活动考 |
| 一、晚唐官方祖饯活动与赋诗情况考 |
| 二、晚唐私人祖饯活动与赋诗情况考 |
| 第二章 晚唐祖饯活动对别情诗内容的影响 |
| 第一节 祖饯缘由与别情诗主题 |
| 第二节 祖饯时间与节令风物 |
| 第三节 祖饯规模与送别场景 |
| 第三章 晚唐祖饯活动对别情诗艺术特色的影响 |
| 第一节 祖饯时限与创作模式 |
| 第二节 祖饯情感与意象选择 |
| 第三节 感伤情怀与别情诗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诗经》诠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先秦时代——《诗经》诠释的发生 |
| 1.1 先秦《诗经》相关文献与研究 |
| 1.1.1 史部文献 |
| 1.1.2 子部文献 |
| 1.1.3 经部文献 |
| 1.1.4 出土文献 |
| 1.2 先秦文献引《诗》研究成果 |
| 1.3 先秦《诗经》诠释前提 |
| 1.4 从“场景释义”到“言语释义”——春秋《诗》学诠释的开端 |
| 1.5 儒家的《诗》论和《诗》用 |
| 第二章 汉代《诗经》诠释思想 |
| 2.1 汉代《诗经》诠释史料整理与研究 |
| 2.2 史料所见《诗经》诠释思想的变迁 |
| 2.3 汉代《诗经》学派概述——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描述为中心 |
| 2.4 汉代鲁诗学派内部有分歧 |
| 2.5 汉代《诗经》诠释与政治的结合与疏离——《诗经》经学化路径考论 |
| 2.6 郑玄《毛诗笺》诠释思想研究 |
| 第三章 魏晋——唐《诗经》诠释的转折 |
| 3.1 魏晋南北朝《诗经》文献史料 |
| 3.2 魏晋南北朝文化话语重构《诗经》文化地位的下行 |
| 3.3 魏晋南北朝古学复兴与《毛诗》中心化 |
| 3.4 儒、释、道、玄影响下《毛诗》诠释新义的发生 |
| 3.5 《毛诗正义》与唐初文化建设 |
| 3.6 《毛诗正义》诠释学思想研究 |
| 第四章 宋代《诗经》诠释思想研究 |
| 4.1 宋代《诗经》文献史料 |
| 4.2 宋代《诗经》诠释思想的变迁——政治哲学、审美经验到形而上的追求 |
| 4.3 朱熹《诗集传》诠释思想研究 |
| 4.3.1 《诗经》诠释体系的构建 |
| 4.3.2 朱熹《诗经》诠释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
| 第五章 元代《诗经》诠释研究 |
| 5.1 元代《诗经》文献研究 |
| 5.2 明、清两代对元代《诗经》文献的评价 |
| 5.3 元代《诗经》诠释研究 |
| 第六章 明代《诗经》诠释研究 |
| 6.1 明代《诗经》文献述要 |
| 6.2 明代《诗经》诠释研究 |
| 第七章 清代《诗经》诠释思想的新突破 |
| 7.1 清代《诗经》文献研究 |
| 7.2 清初汉学的追求与清代学术品格的确立 |
| 7.3 清代“折衷”诠释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以《四库全书总目·诗经》为例 |
| 7.4 附论：纳兰容若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 |
| 7.5 后四库时代《诗经》诠释的路径与方法 |
| 7.5.1 《诗经》文献学诠释的实践——以段玉裁《毛诗诂训传定本》,阮元《毛诗校勘记》为例 |
| 7.5.2 阮元《诗经注疏校勘记》诠释方法与条例 |
| 7.6 语文学诠释方法实践 |
| 7.6.1 语文诠释学方法论的理论准备 |
| 7.6.2 语文学诠释方法的实践 |
| 7.7 语文学诠释方法的反正与今文诗学的发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诗经》与琴瑟之喻（论文参考文献）
- [1]《诗经·关雎》的英译传播与文化接受[D]. 梁嘉芮. 山西大学, 2021
- [2]先秦两汉琴瑟的礼乐功能与文学意义[D]. 马子月. 山东大学, 2021
- [3]唐代墓志中的女性典故研究[D]. 王玉静. 兰州大学, 2021(12)
- [4]《诗经》诗乐互动关系研究[D]. 袁琳琳. 山东大学, 2020(11)
- [5]马融咏物赋研究[D]. 吕靖雪. 青岛大学, 2020(02)
- [6]《诗经》首句起兴研究[D]. 庄娜. 延边大学, 2020(05)
- [7]和谐精神:《诗经》的琴瑟合奏及其乐教意义[J]. 龙文玲. 学术论坛, 2019(04)
- [8]晚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研究[D]. 赵科. 青岛大学, 2019(02)
- [9]《诗经》中的成熟“修辞格”[J]. 郑志强. 诗经研究丛刊, 2018(03)
- [10]《诗经》诠释史研究[D]. 荣国庆. 山西大学, 2017(04)
标签：诗经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文化论文;